德国公务员制度

第一篇：德国公务员制度

德国公务员制度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邦联制国家，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国家的权力属于联邦和州，货币、海关、铁路、航空、优点、国防以及外交属于联邦管理，其余由联邦和州共同管理或州自治。国家政体为议会共和制，联邦议院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权利。

一、德国公务员制度的起源以及现代公务员制度的确立

（一）德国公务员制度的起源

德国公务员制度起源于19世纪晚期，稍晚于英国和法国。其经历颇为曲折。从总体上看，德国公务员制度对于德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德国的公务员制度最初叫官员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历史上，德国长期处于封建割据局面，在官员的任用上也长期保持着“恩赐官职”制的传统。

在第一帝国时期，普鲁士政权刚刚巩固，过去的各诸侯国急需管理人才，于是形成了原始的行政管理。行政长官由皇帝任命，他们就是刚开始的官员，分为文官和武官，只要他们为国家效忠尽义务，就可以从国家得到俸禄。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到19世纪晚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改制度已经暴露出不适应时代的诸多缺点：

1.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扩张，行政内容日趋复杂，而呆板迟缓的文官制度已经难以胜任

2.法国大革命后，尤其是拿破仑占领莱因地区后，法国人权平等的思想波及德国，因而，当时的文官制度渐渐遭到批评和怀疑。

3.当时德国公务员的考试重视法律知识和司法经验，但是在民主共和制国家政府重视为民众服务的年代，其知识与能力逐渐感到不足。

由于德国文官制度的缺点，因此，当时社会有志之士如政治学家斯坦因等人则明确提出政府的责任，不在于消极的统治民众而在于积极地为民众社会服务，提倡专家政治，主张行政人员应该健全，工作应该有效率。由于斯坦因的倡导以及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大力推行，终于使得吏治改革向前进步。威廉二世与1873年颁布了德国历史上的第一步《官员法》和《资历条例》，这标志着德国官僚制的公务员制度的建立。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魏玛宪法》明确规定了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即“公

开、平等、竞争录用人员，全心全意服务于公众。”这位德国公务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但到了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实行专制和独裁统治，德国的文官制度毁于一旦。

（二）德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者沿用并发展了原有的公务员制度。但是并无统一的集中公务员管理机构，直到1953年颁布的《德国联邦公务员法》以及配套的法规体系后，才成立联邦文官委员会，进行统一管理。

1990年，两德在分裂了45年之后实现了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承认联邦宪法《基本法》并实行联邦德国的公务员制度。

二、德国公务员制度的系统结构、管理体制、运作机制

（一）德国公务员制度的系统结构

德国公务员系统属于有共同管等职务的品味分类系统，公务员的分类既考虑职务的俸给等级，又反映工作于职务的特点。它在传统品味分类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职位分类的长处，因而其系统结构是兼顾品味分类与职位分类的混合型态。德国现行的公务员职位分为两大类，每一大类再依据使用的法律与教育程度的不同，又分为若干小职类。

1.依据适用的法律不同，可分为特别类和一般类。前者不适用《德国联邦公务员法》，后者适用。

2.依据所需要的资格不同，划分为不同的职等。如高级职，上级职，中级职，初级职。

（二）德国公务员的管理体制

如前所述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没有统一而集中的公务员管理机构的。不过就其传统而言，在公务员规章制度方面归内政部管理，在工资预算方面归财政部管。二者各就其主管职权范围内实施对公务员的管理。二战后，联邦共和国制定《联邦文官法》，设立联邦委员会，从此有了法律依据，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而负责的行使职权。属于部内制的管理体制。

（三）德国公务员制度的运作机制

德国公务员制度的运作机制 其自身的特点，概括起来是：重视人才主义及考

试用人；重视人事管理运作机制的立法；强调统一的法制，实行分权管理；重视协商机制。这些特点，与其公务员制度的传有关，也是在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变革中逐步积淀下来的1.德国公务员制度的更新机制

（1）公务员的录用。即“非公务员”录用为公务员，取得公务员身份；而是给公务员授予某种职位。录用方式有选任制、考任职、聘任制以及委任制

（2）公务员的任用资格与试用。德国对公务员的任用资格要求很严格。一般来说，公务员的任用资格有积极资格和消极资格。没有积极资格就不能充任公务员，有了消极资格就要被取消公务员资格

（3）公务员的任免

（4）公务员的调动。公务员的调动指公务员职级的单位或地点，或者狼这兼有的跨职系、不跨职系的横向变动。这种变动遵循三项原则：保证工作需要、尊重个人的意愿、不降低公务员的职级和收入。

（5）公务员的退休和福利

2.德国公务员制度的培训机制

公务员的培训属于素质更新的重要机制。而素质更新机制的通畅与否直接决定着行政管理的质量。为此，德国历来高度重视对公务员的培训，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培训体系，形成了自己的培训特点即致力于把培训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3.德国公务员制度的激励机制

（1）公务员的考核。德国公务员的考核采用“臆断考绩法”有主管行政长官给下属写鉴定。联邦政府认为这种考级方法比其他国家的因素分析法更为可靠。

（2）公务员的晋升。德国公务员晋升的基本原则有两条，即择优原则和资历原则。前者是功绩原则的核心，根据公务员的能力、业务水平、工作成绩来决定晋升。资历原则主要体现为根据有没有在职服务的资历、服务的年限来决定晋升。

德国公务员的晋升一般可分为三种情况(a)职等内的晋级。德国公务员呢为为16个职等，每一职等内有设置9-15级的俸级。公务员在一般情况下每两年晋升一级（b）同级职内升职等。如前所述德国公务员分为四个职级，每个职级内部都有若干职等（c）级职间的升职级。这个过程必须经过专门学校的教育，再经过升级考试，方有升职级的资格。（d）高级职公务员的晋升。高级职公务员不但在同

级职内晋升职等，而且可以晋升到政务性职位或专任公营企业的高级主管职位。

（3）公务员的工资。由基础工资和其他津贴组成。

4.德国公务员制度的调控机制

该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公务员呢的权利和义务

(2)公务员的惩戒

(3)公务员的申诉途径和法律保障

(4)公职人员委员会的监控机制。其监控方式主要有两种即参与决策和参与人事管理

三、德国公务员制度的基本特点

德国是欧洲大陆的古国，其地理位置紧邻法国，在过去与法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加上日耳曼民族尚严肃、重秩序、守纪律的特性，所以德国的官僚制度就一直带有军事化的色彩，在历史上出现的众多君主，以铁腕建立官僚专制制度。德国受罗马法的影响很深，历来主张国家至上，实行中央集权。德国人民头脑身为冷静，故而，其公务员制度表现有高度理性化的精神，而不像法国人那样带有重感情的气氛在内。德国人重制度、守纪法、讲求效率、顾全大局、轻视自由与放任的个人主义。这些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念造就了德国公务员制度的诸多方面的特点。具体如下：

1.历史传统悠久。德国公务员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呈现出一定的连续性。公务员制度最早在军队管理中萌芽，渐次扩展到法官和所有政府公务员。其间，政府对加强公务员管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公务员制度本身不断得到改善和发展。

2.重视永业化、专业化、科学化。德国实行永业化、专业化和科学化的公务员制度，保证公务员在政治上验收中立，在素质上有保障，在工作中有效率。为此，特别强调专业人士的训练与培训，加强专业基础知识和技术能力，逐步使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通才与专才的相互交流。

3.非常重视资历。德国公务员制度的各个环节无不和资历联系在一起。所谓资历就是公务员的资格，胜任工作的能力以及工作成就。从公务员的录用、任用、受职、提升、晋升到公务员的调动、退休及其退休金等，都要由资历来决定。

4.重视对公务员的考试。德国从官员任用制度产生之日起，就注意考试。录用军官、法官和行政人员呢，无不付之于考试。一般来说，考任职不仅能保证公平，也能保证质量。

5.德国属于“部内制”的管理体制。联邦政府对全国公务员有着管理约束的权利。内政部主管公务员管理。德国虽设有联邦文官委员会，但在实际公务员管理工作中内政部富有大部分的决策、监督、协调职能。

6.公务员具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可以自由参加工会，但禁止罢工。公职人员委员会的设置，使公务员可以监控人事行政的运作；而公务员权利义务关系法规的拟定，有助于调节政府于公务员双方利益获得平衡，保证了人事制度民主化的导向。

7、重视高级公务与的地位，德国高等文官管理体制具有考选严格，俸禄优厚，训练严谨，地位优越的特点

8.退休金计算基础较宽。

四、德国20世纪90年代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掀起了新一轮的行政现代化改革浪潮，主要目的是为了削减行政管理成本，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核心之一是建立一支高素质、精简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其具体策略是从政府职能范围调整、压缩公务员规模、改善绩效、选择评估等几方面着手。德国行政改革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够按照本国实际“量体裁衣”。例如西方单一制国家改革的重点是分权与中央各部权利的非集中化，然而，这两点对于联邦政府而言早就是其政治与行政的基本特点。因此，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除东部地区需要进行这种体制结构的变革外，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只是根据国家所面临的新状况，在保存传统结构的基础上，作出适应性调整。所以，有人认为，想对英国和其他但一直国家来说，德国走了一条更具有选择性的发展路径。其公务员改革也是遵循这一思路展开的。

1.本着节约、高效的原则压缩公共事业服务中的人事开支和人员规模。其途径是把许多公共事业项目分给自治实体或者是交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解决。这一改革举措在德国东部地区的力度特别大，到1993年，东德的政府职员从210万降至130万，减少了37%。

2.引入先进的管理办法与技术，改善绩效评估以及重估工资等级和工作需求之间的合适程度。各部门根据既定的目标配置财力资源，即所有的行政活动的目标均

被具体化，所有的行政活动均有绩效措施，并确定单位产出成本以计算公共服务的费用。同时在公共服务窗口推出“公民是消费者”的行动口号。

3.重视公务员人才资源的开发，加大公务员的培训力度。大学文化程度一下的联邦和州高级公务员任命之前必须经过专门内部培训学校的教育，并且所有级别的高级公务员可以参与联邦文官学院继续教育课程的学习，或者参加设在斯佩耶尔的行政学研究院“领导学”课程的学习。

4.子1987年以来，波恩和其他一些地方倡导对妇女的机会平等政策，采取特别措施改变妇女在公共职业特别是在高级公务员职业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周和地方政府再次成为改革的先驱，政府的诶一个主要部门都设有机会平等政策或妇女事务监督专员。

对于我国来说，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务员队伍，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我们要借鉴德国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特别是两德统一后德国联邦政府对原东德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在不是简单的转型以适应西德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政府行政体制和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方针，值得我们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公务员制度具体操作中拿来借鉴。

第二篇：基于德国公务员制度的思考

选修课期末结课论文

论文题目 ：基于德国公务员制度的思考

系 别 机电工程系

专业班级 09级测控技术与仪器2班

姓 名 李金胤

学 号 0906054208

2012年6月

基于德国公务员制度的思考

【摘要】公务员制度建设是整个社会制度完善建设的关键。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公务员制度建设，是理论和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德国作为一个较早建立公务员制度的国家，其在多方面的探索和成功方案对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公务员制度；德国；中国；

行政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直接运用权力干预社会生活的过程，公务员的管理也泛属于这一管理范畴，由于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设起步较晚,目前我国公务员道制度并不完善,因此像其他的公务员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学习就变得很有必要。

众所周知的，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公务员范畴十分广泛，包括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外交官、教师等职业。德国对公务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形式多样，已经形成一套较严密、成熟的体系，对于公务员更好地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作，保持清正廉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

德国公务员机制包括了很多种类，体制相对成熟，下面一一介绍。

1、公务员管理机制

德国将公务员分为一般服务事业类、中等服务事业类、高等服务事业类和特级服务事业类，实行分类管理。除司法机关、监狱的公务员需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任职资格外，其他公务员一般根据教育背景和个人能力划入相应的类别。政府机关采取面向社会甚至在欧盟范围内公开招聘的方式录用公务员。公务员一经录用，就按照条件划入相应的类别，并根据本人情况确定级别。公务员职务采用任命制，一般由上级或政府任命。对公务员工作的评价，通过工作检查进行，每四年进行一

次，重点评价公务员的工作成绩优劣，书面评价结果归入本人档案，作为公务员晋升的依据。德国公务员的工资福利由联邦议会制定法律决定，工资标准全国统一，公务员工资划分为不同的级别，同一级别划分12个工资档次。

2、公务员监督机制

德国重视对政府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公务员在工作中违背了规定的义务，除因腐败问题受刑事处罚外，还会受到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分为严重警告、罚金、降低工资、降级、开除公职五类。前三种处罚由机关负责人决定，后两种须由机关负责人通过公务员惩处办公室向法院书面申请，由法院判决。（1）在内部监督方面，一是明确公务人员行为规范并严格执行；德国基本法、公务员法和公务员惩处法等法律以及各级政府制定的许多公务员行为规范，对包括收受礼物、接受宴请等在内的具体行为规范都做出了明确、严密而详尽的规定。（2）设立内审或检查小组；小组负责对本机关各部门发生腐败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明确预防腐败的重点环节。对确定的重点部门，定期进行抽查，以发现可能发生的问题。（3）建立联系人制度。政府各部门确定一位反腐败工作联系人，帮助本部门负责人发现、抵制腐败现象。联系人负责接受对腐败问题的举报和反映，向部门负责人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内政部定期召开联系人会议，研究和改进反腐败工作。（4）实行岗位定期轮换。经常更换具体负责办理政府审核事项的工作人员，一般一两年换一次，至多四年必须更换。对资金使用审批遵循“四只眼睛”的原则(即两人共同审批)；涉及政府补贴和其他小额资金使用，至少要有两人审批，以互相监督。【2】

3、有效的教育机制

德国把遵守行为规范，公正、诚实，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国家和社会负起责任等列为教育重点。每个公务员都要接受培训，审计局、警察局定期给公务员上课，进行案例教育，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3】

4、预防腐败机制

德国议会设立反腐败工作小组，由国家检察院和司法、内政、财政、城建等部门的代表组成，主要负责分析国家机关内部的薄弱环节，并制定相应的措施。检察

院设立反腐败中心，具体负责对政府部门内审或检查小组进行工作指导。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企业可以向反腐败机构举报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政府机关内部工作人员也可以向本机关的内部监督机构举报。德国规定，欠债的或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公务员，不允许安排到容易发生腐败问题的部门工作，尽量选择素质高、遵纪守法的人到易发腐败问题的岗位工作；要求部门领导要亲自对新录用人员进行廉政教育，指出易发生腐败的环节，提醒他们注意预防；新录用的公务员必须熟记有关规定，并签字确认遵守。此外，形成公务员轮换制度，对那些在容易发生腐败岗位工作的公务员定期轮换。

5、舆论监督机制

德国的舆论媒体大都是独资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依法享有相对的自由。德国实行新闻自由，报刊、电台、电视台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而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对消息来源进行调查。法律鼓励新闻媒体发挥这方面的监督作用。检察院对涉及腐败问题的报道，有义务进行调查。【4】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腐败丑闻和绯闻一旦曝光，一般就要引咎辞职并受到相应惩处。

6、法制保障机制

德国在反腐败方面有一套比较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刑法》中有关于惩治腐败的具体规定。在公务员管理方面，有《联邦官员纪律惩戒条例》《廉洁从政规定》和《公务员守则》。在廉洁自律方面，有关于政府接受私人赞助的具体规定、关于防止公务员接受小恩小惠的规定，等等。各级议会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依法进行，公务员在公职范围内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如政府部门或公务员不依法行政，行政相对人可以起诉，行政法院独立审判。联邦、州和地方都设有独立的审计机构，审计员独立做出审计报告，不受任何人干扰。

7、以人为本机制

德国宪法规定，人权是宪法的第一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政府机构大都采取接近生活的服务方式，如上门服务；市政大厅周围允许摆摊设店；政府机构领导人的姓名、职责、电话向社会公开，公民有事可以约见；行政服务中心台面低矮、装饰简约，体现职能部门的亲民意识与平等观念。

8、严格的惩处机制

德国规定，一旦发现腐败问题，就要启动调查程序，涉及刑法的由检察院和警察部门依法调查，经查情况属实，由法院依法审判;违反公职人员守则和行为规范的，无论涉及什么人，一律迅速立案调查，查清事实后依法处理，并公之于众；法官、检察官等代表社会正义的公职人员发生受贿行为，依法从重处理。对行贿的企业，无论其所谋取的利益是否合法都依法严惩，并列入“黑名单”，排除在政府项目招标竞标企业范围之外。德国把处罚受贿的金额起点定为5欧元，连续三次受贿5欧元就要开除公职；行贿与受贿同罪；如公务员犯错误，对其主管领导要追究责任。

中德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因此，在公务员监督和廉政建设方面的做法也各有不同。尽管德国对公务员的监督管理方式不能照搬照套，但他们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与我们却也有共通之处。比如，德国重视国民思想道德教育，以抵制腐败思想的滋长。事实上，在我国许多地方已在尝试结合公民道德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廉洁教育的内容纳入国民教育的教学课程，进行系统灌输；建立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及个体私营企业管理者的廉洁教育培训机制；在全社会形成崇廉尚廉的浓厚氛围，打牢反腐败的社会思想基础。

德国各个反腐败机构的监督力度很大。一位授课的德国官员说，列宁曾经讲过，信任是好的，但监督更重要。他们信奉“四只眼睛”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贯彻到行政权力行使的整个过程，做任何事情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正是基于同样理念，我们不断健全监督体系，突出监督重点，强化内部监控机制，努力把腐败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德国官员说:放纵一个腐败分子，就会使一千个人产生侥幸心理。因此，和我国一样，他们始终对腐败分子保持高压态势，从严惩处。同时，德国反腐败实行严格的责任分工，联邦、州和地方既各负其责，又注意配合，特别重视发挥基层组织在反腐败中的作用。这对我们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不无借鉴意义，因为一些发生在基

层的问题，比如解决房屋拆迁中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土地批租、出租过程中侵犯农民利益的问题等，都需要依靠基层组织来解决。

当然，对公务员有效监管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把好公务员的入口关。这些年来，我们不断提高进入公务员队伍的门槛，改革和创新公务员的晋升机制，从完善法律法规入手，加大对公务人员的监督力度，改进公务员的绩效考核等做法，也已取得了明显成效。

综上所述,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应重视加强公务员体制的建设，更要加强执法监督体制建设,通过严格执法,做到褒贬清楚,赏罚分明。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公务员的道德意识和判断是非、明辨善恶、区分美丑的能力,正确引导公务员的道德价值选择,从而提高公务员的整体道德素质，加快完善公务员制度的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与社会，服务与国家。

【参考文献】

[1]《联邦德国的现代公务员制度 》[J].《世界知识》1989年第07期 作者：金灿荣;[2]《德国公务员监督与管理制度一瞥》[J].《四川监察》1999年第04期 作者：土土;[3]《引入竞争机制 优化组合公务员教育培训资源》[J].《经济师》2010年第1期 作者：王雯静 吴政；

[4]《若有所思话德国》[M].作者： 张刚 著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5-01

第三篇：德国不当得利制度简介

内容摘要：

一、《德国民法典》不当得利制度概述

德国的不当得利制度包括两大部分，即《德国民法典》第二编“债法”第七章第二十四节与第一编“总则”中的有关条款。其中第二编第七章第二十四节是其核心部分，这一部分体例上相对独立地处于合同与侵权行为之间。该部分共11个条文，即第812条至第822条。从内容上看，第二十四节又可分为两部分，第812条至第817条为第一部分，规定不当得利的成立；余下部分则规定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

一、《德国民法典》不当得利制度概述

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如果一方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方财产（给付），但无法律上的原因，根据第812条第1款第1项，受领方负返还不当得利之义务。但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领人得抗辩该不当得利请求权：（1）因清偿债务而为给付，于给付时明知无给付义务者。（2）给付系道德上之义务者。（3）给付目的之订立，如使受领人因受领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善良风俗的，且给付人就该项违反亦应负责者。另外，如果收益因给付外事由而产生，则受损人得依第812条第1款第2项主张非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

二、不当得利的种类

《德国民法典》区分因给付而受利益和因给付外事由而受利益两种情形，将不当得利分为给付不当得利（leistungskondiktion）与非给付不当得利两种类型。

（一）给付不当得利

1.给付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

给付不当得利，指无法律上原因，因他人之给付而受有利益者，应负返还义务。其构成要件有三：（1）因给付而受有利益；（2）致他人受到损害；（3）无法律上的原因。[1]分述如下：

（1）因给付而受有利益

给付，指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的财产。所谓“有意识地”，是指给付须基于给付者的意思，若受领人得利非基于给付者的意思，则不成立给付不当得利。“基于一定目的”，指给付者在给付时须有明确的目的性。给付概念所强调的“有意识地”和“基于一定目的”这两点，在学理上称为“双重目的性”，其功能有二：（1）可依此决定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当事人；（2）以当事人所欲实现目的是否达成，来认定法律上原因之有无，并由此划分给付不当得利的类型。[2]

所谓受有利益，通说认为以财产上利益为限，即须以客观的、经济的标准予以衡量。财产上的增加，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积极而言，指财产总额增加而生之积极的得利；消极乃指财产总额应减少而未减少所生之消极的得利。

（2）致他人受到损害

如前所述，给付是一方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方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给付方必然会在财产上、劳务上，或其他方面有所损失。换言之，因给付而生之不当得利，受领人所得之利益即为给付人所受之损害。[3]

（3）无法律上的原因

《德国民法典》第812条明确以“无法律上原因”作为不当得利的要件，换言之，如果有法律上的原因，原则上不构成不当得利。判断当事人之间的财产转移是否正当，无须再借助“正义”等抽象概念，而由其他部门法，尤其是合同法来确定。所以，在给付不当得利类型内，如果给付方根据合同法，无给付义务（如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而为给付，则可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受领人返还其所得利益。

2.基于给付的几种具体返还请求权

在基本条款之外，《德国民法典》还规定了几种基于给付的具体返还请求权，即：目的不达之返还诉权（condictio ob rem，condictio cuasa data causa non secuta）、目的嗣后消失之返还诉权（condictio ob causam finitam）、因给付原因不法之诉权（condictio ex injusta causa）和污染行为之诉权（condicto ob turpem vel iniustam causam）。

“目的不达之返还诉权”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812条第1款：依律行为之内容，给付所欲达成之结果，不为发生者，亦应负返还之义务。“目的不达之返还诉权”仅适用于以下这种情况，即一方当事人向他人给付，并非为得到对方的对待给付，而是出于其他目的，且该目的不能作为债的标的。“目的嗣后消失之返还诉权”规定于第812条第1款有规定，法律上之原因，嗣后归于消失者，亦应负返还义务。

这几种基于给付的具体返还请求权在《德国民法典》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很少有适用机会。

3.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排除

《德国民法典》设有数款例外规定排除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适用。其一，因清偿而为给付，在给付时明知无给付之义务者，不得请求返还；其二，给付所欲达成之结果如自始不能发生，且为给付人所明知，或给付人违反诚信原则妨碍结果发生者不得请求返还；其三，给付系履行道德上义务，或基于礼仪上原因者，不得请求返还。此外，第817条还设有一条倍受争议的规定，以抗辩“因给付原因不法之诉权”和“污染行为之诉权”，即给付人与受领人都对违反法律之禁止性规定或善良风俗应负责者，不得请求返还。

（二）非给付不当得利

在这三种非给付不当得利中，以权益侵害不当得利最为重要。当事人之间财产（尤其是物权）发生变动，有的系直接基于法律规定。按不当得利的一般理论，财产转移有法律依据的，不应成立不当得利。但有时当事人之间发生财产变动，法律规定的目的乃在于保护交易安全，或谋求法律技术上的方便，不过形式上使该权利先归属于受益人，而实质上并非使其终局性地受益。在这种情形下，受益人获益虽基于法律规定，但若保有利益，仍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应构成权益侵害不当得利。这主要包括因添附而生不当得利和因无权处分而生不当得利。

值得注意的是，此三种基本类型并没有穷尽所有类型的非给付不当得利。随着相关部门法尤其是侵权法的发展，必然会不断出现新的非给付不当得利之类型。

（三）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与非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关系

在二人关系的不当得利，若认定当事人之间有给付关系，就构成要件而言，当然排除非给付关系；只有在当事人间没有给付关系时，才可能发生非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但在第三人介入损益变动过程而与受益人或受损人具有给付关系的时候，就涉及到如何处理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与非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关系，以及由此如何判断当事人的问题。对此问题，德国实务界合理论界一致认为，应优先适用给付不当得利原则。该原则被称为“非给付不当得利辅助性理论”。

第四篇：德国的订婚制度

德国的订婚制度：婚约

一、概念和历史发展

1．概念。婚约是婚姻的准备阶段。法律意义上的婚约可以理解为：（1）男女互相作出的、将来缔结婚姻的承诺；（2）婚约当事人基于此种承诺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共同结婚意图，或者他们在社会上以未婚夫妻身份出双入对的事实，都只是婚约存在的外在表现，其本身尚不构成婚约：当事人必须互相承诺结婚，并且有受此承诺约束的意愿。只要能从当事人的行为中推断出有约束力的、在将来结婚的意愿，也可以根据他们的行为推定婚约成立。

2．历史。德国《民法典》采取了和传统罗马法一样的态度，对婚约（sponsalia）只规定了有限的法律效果。在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的法律中，婚约有较强的法律效果，并且和结婚密切关联。日耳曼法将“婚约”视为未婚夫和未婚妻家庭之间有约束力的契约，未婚夫在迎娶新娘时必须支付嫁资（Brautpreise）。中世纪的教会法将婚约视为未婚夫妻之间的结婚承诺，根据此种承诺可以提出要求结婚的诉讼；若已经发生了性行为，婚约本身就可以视为结婚。新教的教会法强调婚约的法律约束力，认为无保留的婚姻承诺会产生结婚请求权，对该请求权可以提出诉讼，还可以强制执行获得的裁判（强制结婚，Trauzwang）。直到18世纪晚期，德国法中婚约的可执行性（Vollstreckbarkeit）和可诉性（Klagbarkeit）才逐渐消失。

3．婚约的现实意义。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婚约在民法中的意义大为降低。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妇女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实际上，以前的民法之所以要制裁无故解除婚约的行为，主要是为了保护妇女利益。因为在以前的社会中，多数妇女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取决于对婚姻和配偶的选择，而“品行端正”又是找到“好对象”的前提，所以男方的结婚承诺对女方的生活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若订婚后最终没有结婚，女方对婚姻信赖的失望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在现代社会，由于妇女的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以及性道德的转变，妇女的保护需要也随之降低

有关婚约的参考文献：卡纳里斯（C.-W.Canaris）文章，载《民法实务档案》，1965年第1页；拜茨克（G.Beitzke）文章，载《Ficker纪念文集》，1967年第78页；施特拉茨（H.-W.Strätz）：《订婚之吻及其法律上的后果：法史视角》，1979年。

二、法律效果

1.基于婚约的信赖保护关系。德国《民法典》深受现代发展之影响，在“婚约”一节作了如下规定：

（1）当事人不得根据婚约而诉请缔结婚姻（第1297条第1款），也不能做出缔结婚姻的判决。即使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当事人负有结婚义务，该判决也无法执行（《关于家庭事件和非诉事件的程序的法律》第120条第3款）。但婚约是否可以产生（不可诉的）结婚义务，则付诸阙如。

（2）当事人就不履行婚姻承诺的情形约定了违约金的（第339条），该约定无效（第1297条第2款）。

（3）订婚人无重大理由而解除婚约的，在满足第1298条规定的条件时，必须向另一方订婚人及其父母和代替其父母实施行为的第三人赔偿信赖损害。如果解除婚约的重大理由是订婚人一方的过错引起，有过错一方应当对解除婚约的订婚人承担损害赔偿义务（第1299条）。

（4）若没有缔结婚姻，订婚人任何一方可以依照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另一方请求返还所赠与的物品或作为婚约标志而给予的物品（第1301条第1句，法律后果指引向第812条以下）。婚约因订婚人一方死亡而解除的，有疑义时，必须认为返还请求权已经被排除（第1301条第2句）。

根据旧《民法典》第1300条的规定，若品行端正的订婚者和另一方发生了性关系，同时满足第1298和第1299条的条件，可以就其遭受的非财产损害请求适当的金钱补偿（“Kranzgeld”）。1998年7月1日生效的《重新规定结婚法的法律》取消了这一日趋不合时宜的规定。

2．其它的法律效果。婚约的法律效果并不限于第1298-第1302条规定的信赖损害。虽然婚约没有产生法定继承权，但继承合同法的某些规定也适用于订婚人（例如第2275条3款、第2279条2款、第2290条第3款第2句和第2276条第2款）。订婚者还可以签订夫妻财产合同（Ehevertrag）。虽然婚约并不产生法定的扶养义务，但订婚人之间为满足生活需要的给付，属于符合道德义务的给付（这对于第534条和第814条有重要意义）。刑事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订婚人（《刑诉法》第52条第1款第1项）和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订婚人（《民事诉讼法》第383条第1款第1项）享有免予出庭作证的权利（Zeugnisverweigerungsrecht）。另外，订婚者还可以作为“家属”（《刑法典》第11条第1款第1a项）在某些犯罪行为中享有特权（例如针对伴侣的盗窃行为，参看《刑法典》第247条）。这些规定的出发点在于，虽然婚约可以解除，但是订婚人之间毕竟产生了某种类似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律应当承认此种家庭法上的身份（familienrechtlichen Status），并赋予他们相应的特权。

三、法律性质

1．理论分歧。对婚约之法律性质的争论，反映了法律传统和新发展之间的冲突。

（1）传统观点认为订婚源于双方的契约（Vertrag），因此应适用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契约的主要内容是双方互相承担在未来缔结婚姻的义务，虽然该义务不具有可诉性，但仍是真正的法律义务。

（2）“事实论”（Tatsächlichkeitstheorie）认为，婚约并不是通过法律行为意义上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事实行为）。因此对婚约不能适用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

（3）还有人认为婚约是“合同准备阶段的法定法律关系”（gesetzliches Rechtsverhältnis der Vertragsvorbereitung），婚约不产生缔结婚姻的法律义务，但在当事人之间形成了法定的信赖保护；第1298条-第1301条规定了先合同信赖责任（缔约过失，culpa in contrahendo）。

2.个人观点。根据现代的理解，当事人互相作出的结婚意愿并不产生缔结婚姻的法律义务。此种意愿表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意思表示，因为订婚的法律效果（例如信赖保护和拒绝出庭作证义务）是根据法律规定直接产生的，并不考虑当事人是否期望这种效果。所以这种意愿表达属于准法律行为，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适用有关意思表示的规定。

3.未成年人的婚约。上述理论争议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婚约影响尤甚。一般认为，法定代理人不能以未成年人的名义缔结婚约。因为婚姻承诺具有高度的人身属性，必须由订婚人自己作出。问题是，未成年人缔结婚约时是否需要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例如：17岁的女儿未经父母同意和一个20岁的小伙子订婚。后来男方无故解除婚约， 例如第814条：履行给付的人知道自己并无给付义务，或给付合于道德上的义务或礼仪上所作考虑的，不得请求返还以履行债务为目的所给付的一切。女方根据第1298条要求损害赔偿。根据第一种理论，婚约并未有效成立，所以无法求偿。根据第二种和第三种理论，女方可以根据第1298条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

我认为，婚约必须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才能产生相关的义务。但对于未经父母同意而订婚的未成年人，仍可以适用有关婚约保护效力的规定。成年的订婚人一方不能主张婚约无效，而逃避对未成年订婚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第242条；也有人认为应当类推适用第109条第2款）。未成年的婚约没有获得父母同意的，不影响其在程序法上的拒绝作证权和刑法上的特权（《帝国法院民事裁判集》，第38卷，第242页）。

4.法律行为理论的可适用性。存在争议的是，法律行为理论的其它规定在何种程度上可以适用于婚约。我认为有些规定可以类推适用于婚约（例如第105条，第116-118条）。例如，订婚人一方在内心做出保留，而另一方并不知晓此种保留的，婚约仍然有效（第116条）；做出内心保留的订婚人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主张婚约地位和婚约的保护效力（权利滥用，参看《联邦普通法院刑事裁判集》，第3卷，第215页）。因为婚约可以任意解除，所以对其不适用有关意思表示撤销的规定（第119条以下），只能适用第1298和第1299条的规定。婚约具有高度人身属性，当事人不得通过代理人缔结婚约（但可以通过使者订婚）。

5.已婚者的订婚。订婚人一方或双方（仍）为已婚人士的，他们的婚约是否根据《民法典》第138条而无效？这里必须区分婚约的身份效果和信赖保护效果。原则上，已婚者的婚约无效（联邦普通法院裁判，载《家庭法大全杂志》，1984年，第386页；但也有判决认为，该婚约在特殊情形下可以有效），即使婚姻已经破裂或离婚程序已经启动（参看巴伐利亚州最高法院裁判，载《家庭法大全杂志》，1983年，第277页；卡尔斯鲁尔地方高级法院裁判，载《新法律周刊》，1988年，第3023页）。

但如果婚约一方不知晓另一方已经结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适用有关信赖保护效果的规定，以保护诚实订婚人的信赖利益（例如适用第1301条。参看联邦普通法院裁判，载《家庭法大全杂志》，1964年，第474页）。在此种情形下，还可以考虑侵权请求权。

订婚双方均知其中一方已经结婚的，不能适用第1298条-1301条，但仍可以考虑侵权请求权，比如已婚男子故意欺骗女方说自己马上会离婚。(哈姆地方高级法院裁判，载《新法律周刊》，1983年，第1436页：被欺骗女方认为男方侵害了自己的结婚自由权和一般人格权，提出疼痛费请求权（Schmerzensgeldanspruch）；但萨尔布吕肯地方法院在类似案件中拒绝了这种请求权，参看《新法律周刊》，第1987年，第2241页；帕沃夫斯基（H.-M.Pawlowski）文章，载《新法律周刊》，第1983年，第2809页。

四、《德国民法典》第1298条和第1299条规定的请求权。

1.概述。（1）在两种情况下，订婚人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Schadensersatzpflichtig）：一是订婚人无重大理由而解除婚约（第1298条第1款，第2款），二是订婚人的过错造成解除婚约的重大原因，从而导致另一方解除婚约（第1299条）。

（2）赔偿权利人（Ersatzberechtigte）包括另一方订婚人及其父母，以及代替父母实施行为的第三人。

（3）赔偿的范围（zu ersatzen）是赔偿权利人基于对婚姻的期待而支出的  第242条：债务人有义务根据交易习惯，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给付。

第109条（2）：另一方知道未成年事实的，仅在未成年人违背实情而声称已得到代理人允许的时候，另一方才能撤回；另一方在合同订立时知道欠缺允许人的，即使未成年人违背实情，声称已得到代理人的允许的情况下，另一方也不得撤回。费用或承担的债务。若另一方订婚人（不包括其父母和第三人）因为对婚姻的期待而采取了其它影响财产或职业地位的措施，还要赔偿其因此遭受的损害（第1298条第1款第2句）。

（4）损害赔偿责任限于（begrenzt）那些根据具体情况而言为适当的措施（第1298条第2款）。

2.解除。无论是否存在重大原因，婚约均可通过单方的、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而解除。不能通过代理人做出解除婚约的意思表示；限制行为能力人作出此种意思表示的，无需获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参见《帝国法院民事裁判集》，第98卷，第13、15页；该判决正确的指出，未成年订婚人在人身自由领域有完整的权利）。

3.重大原因。重大原因的存在与否，对婚约撤销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1299条）。实际上，若不存在重大原因，当事人一般也不会去解除婚约。从伦理角度而言，若订婚人一方对其伴侣已经没有好感，就属于不能结婚的重大原因，甚至可以说其有义务不结婚。但这并非法律中所称的“重大原因”，在法律看来，订婚人一方对另一方的主观态度的变化，并不足以构成重大原因。第1298条第3款的目的在于限制风险，防止解除婚约造成的信赖损害过大。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根据信赖关系的类型判断，解除婚约的原因属于受损害方还是另一方的风险范围。通常出现的解除原因包括订婚人自身的原因、订婚人的行为或个人状况（例如不忠诚、严重的不当行为、对结婚有影响的疾病、订婚时不知晓的不良习惯等）。

4．需要赔偿的费用。（1）需要补偿的是订婚人基于对婚姻的预期（in Erwartung der künftigen Eheschließung）而支出的费用（如购置共同的家庭用品、向旅行社预订蜜月旅行、订婚仪式的费用、租用房屋等）和采取的措施。若费用支出和婚姻预期无关，则不能要求赔偿。当事人订婚后共同生活的，双方为维持共同生活需要而支出的费用，也不属于赔偿范围，因为这些费用针对的是现实的共同生活需要，而不是将来的婚姻（参看法兰克福地方高级法院裁判，载《新法律周刊》，1971年，第470页；杜塞尔多夫地方高级法院裁判，载《家庭法大全杂志》，1981年，第770页）。解除婚约引起的健康损害不属于赔偿范围；但当事人可以就此另行提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过法院在这一点上相当谨慎（参看杜塞尔多夫地方高级法院裁判，载《家庭法大全杂志》，1962年，第429页）。

第1298条第1款第2句规定的措施（Maßnahmen）一般指的是放弃工作岗位、抛售财产或放弃小型工商企业。法院在计算损害赔偿数额时，有时会相当宽松（帝国法院裁判，载《帝国法院民事裁判集》，1918年第76号：女裁缝订婚后停止工作，请求赔偿订婚期间的工资损失；《帝国法院民事裁判集》，1925年第132号：订婚后解散了商店，请求赔偿重新开业必须的资金；出售不动产的，请求赔偿在此期间由于货币贬值遭受的损失）。

5.赔偿义务的限制。损害赔偿责任限于在具体情况下为适当的措施（第1298条第2款），从而对信赖保护设立了必要的限制。婚约并不是对未来结婚的绝对保证。若订婚人一方采取的财务措施或支出的费用超出正常限度，就不能将此种风险转嫁给另一方。特别是当订婚人一方在没有和另一方商议的情况下就辞掉工作时，对适当性的判断尤其要谨慎（联邦普通法院裁判，载《家庭法大全杂志》，1961年，第424页：订婚后为了腾出时间打理未婚夫的财产，关闭了经营良好的企业咨询事务所）。基于共同生活规划而采取的措施，一般均属于“适当的”措施。

程序：和婚约解除相关的请求权属于“其他家庭事件”（《关于家庭事件和非诉事件的程序的法律》第266条第1款第1项），由家庭法院管辖。6.请求权的竞合。第1298条以下的规定属于特别法（Spezialregelungen），可以排除关于给付障碍（将婚约视为有约束力的契约）和缔约过失责任的一般规定。这里也有可能涉及侵权请求权，但侵权请求权一般以法律保护的权利受到损害为前提；而破坏婚约忠诚本身尚不构成侵权的条件（杜塞尔多夫地方高级法院裁判，载《家庭法大全杂志》，1981年，第355页）。若涉及到婚约当事人在婚约存续期间的给付的财产补偿，不适用第1298条和第1299条的特殊规定。

例如：汉斯（Hans）和格蕾特（Grete）订婚时拥有一处建设用地。订婚后他们在这块地上修建住宅。格蕾特为此贡献出自己的积蓄并且付出大量劳动。两人后来结婚，但婚姻并不美满，几年后两人离婚。格蕾特要求对她为建造房屋付出的劳动和资金予以适当的补偿。

由于当事人没有解除婚约，而是缔结了婚姻，所以这里不适用第1298和第1299条。这种情况应根据交易基础丧失理论处理（联邦普通法院裁判，载《新法律周刊》，1992年，第427页）。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基于目的落空（Zweckverfehlung）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第812条第1款第2句，第2种情况）。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的企业中提供了大量协作劳动的，可以认为他们构成合伙关系，解除合伙关系的会产生第730条以下规定的补偿请求权（参看第207段）。

第五篇：德国公务员管理和反腐败特点

德国公务员管理和反腐败特点

发布人： 李英娜

发布时间： 2010-11-25 20:40:00 阅读次数： 70 次 网友跟帖 0 条

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公务员范畴十分广泛，包括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外交官、教师等职业，总人数为600多万人。德国对公务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形式多样，已经形成一套严密、成熟的体系，对于更好地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作，保持清正廉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公务员管理法制化程度高，管理有方。

为了保障公务员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作的廉洁，维护政府的信誉，建立了严格的惩戒和监督机制。德国虽然没有专门的反腐败法，但在1997年对刑法有关反贪污腐败的规定进行了修改，提高了贿赂罪的量刑幅度，对公职贿赂罪则规定了从重处理的情况，明确了四种腐败行为为犯罪行为，并将家庭成员也纳入监管范围。2004年联邦内政部颁布了新的《联邦政府关于在联邦行政机构防范腐败行为的条例》；还颁布了《反贿赂法》，对受贿、索贿和行贿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受贿行为一旦查实，将受到严厉的处罚。重则受到刑事处罚，轻则受到行政处分。其中行政处分包括严重警告、罚金、降低工资、降级、开除公职五类，前三种处罚机关负责人可以决定，后两种则须通过法院判决。同时，对受贿和行贿行为同等力度的处罚，有效地杜绝了腐败行为的发生。

2、不断完善各种管理方式和手段，预防有措。

一是对公务员行为约束的条规比较细致，所有行为要公开透明。德国在公务员权力领域防止腐败上，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规范。第一，办事“四个眼睛”的原则。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财政资金支出、警察执行公务都必须至少两个人共同审批和执法，以强化相互监督，避免个人决定而导致暗箱操作甚至出现腐败。第二，岗位轮换原则。对容易滋生腐败的建设、规划、医药、税务、社会保险等权力部门或重要岗位的公务员实行定期轮岗，一般为3年，目的是使他们建立不起根基。第三，对于接受礼物、宴请和其它好处，各州政府都颁布行政管理条例来约束公务员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如公务员接收礼品不能超过20欧元，否则就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纪律处分。第四，坚持报告制度，公务员参加一些重要公务活动都必须向组织报告。如参加建筑市场开张典礼要报告，参加与利益相关单位的会议也要报告，等等。

二是注重行政管理过程的监督。如黑森州南部行署制定了廉政提醒书，明确公务员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通过上级与下级谈话，让他们在廉政提醒书上签字。对一些程序性的规定，如招标、发标不能由一人承担，标书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书写等，并实行严格检查。建立腐败档案，设立违规企业黑名单，凡有贿赂行为的公司，在3年内不得参与竞标政府部门的项目。同时，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接受对腐败问题的举报和反映，向部门负责人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

三是注重对私营经济领域腐败的治理。十年前，在私营经济领域，海外企业为获取订单、工程和服务，给所在国或地区的政府官员或其他企业的主管回扣、好处等，都视为合法并被纳入成本。但这往往会损害政府机关的廉洁性和国家的信誉，也会对没有中标企业的第三方不公平，破坏已有的市场经济规则。为此，德国除加强立法、规范官员行为等措施外，还加强对企业审计监督。审计工作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不受行政和司法干扰，不服从任何上级指令，不受任何诉讼程序的限制，可以随时进行审计。审计人员不能公开审计结果，但必须在审计报告中列明“异常”账目；鼓励对贿赂现象的举报，规定不能公开举报人和证人的姓名，同时允许通过电子邮件或者其他匿名方式进行举报，而匿名举报往往被认为是行贿者或受贿者的同事，是最了解内情人的举报，具有可查性。在实际操作上，如果企业主管或经理级的人物因为犯了受贿罪，不论你给企业做了多大贡献，企业往往为保住名声而将他辞退，并要求赔偿损失，再加上坐几年牢，这对想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当利益的人来讲成本太大，得不偿失。

3、职能部门通力配合，查处有力。

德国没有统一的反腐败机构。各州的检察院、警察署、审计署、税务局等部门都根据各自职能，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共同打击各种腐败行为。随着反腐败任务的加重，各州、市对职能部门进行了加强。法兰克福检察院有20个部门、115名检察官，其中有9 个部门、近50人负责受理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案件的举报、转办与侦查起诉工作：一是与直接隶属州议会的审计署联系，负责经过审计发现的违法贪污受贿案件的起诉；二是将涉及公务员的部分腐败案件移交警察署侦查；三是将自办和审计署、警察署移送的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四是加强同政府各部门的联系，负责公务员队伍的预防违法犯罪教育和监督。德国的刑法对涉及腐败行为的制裁有两个：有期徒刑和罚金。有期徒刑最短3个月，最长10年。看似量刑不重，但如果公务员因受贿、贪污或接受非物质利益而被揭发，那他将被判刑并清除公务员队伍，名誉扫地，没有医疗和退休金保障，生活会陷入困境，这使绝大部分公务员不敢越雷池一步。

4、发挥新闻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监督有效。

舆论监督是防止腐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德国的舆论监督力量非常大，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根据法律规定，检察院发现有腐败方面的报道，有义务进行调查。据介绍，德国拥有100多家电台、25家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德国的舆论媒体大都是独资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为了占有读者，它们一般都雇有耳目，专门收集政府要员和公务员的政治丑闻和绯闻，揭露腐败现象。德国实行新闻自由，德国政府原则上不能干预新闻媒体的活动，并鼓励媒体发挥监督作用。报刊、电台、电视台可以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而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对消息来源进行调查，即使出现报道不实，一般也不追究法律责任。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的腐败丑闻和绯闻一旦曝光，往往被迫引咎辞职。近几年，一些政客被新闻媒体曝光而被迫下台的例子屡见不鲜。

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透明国际组织、经合组织成为反腐败的重要力量。如黑森州纳税人协会，其主要任务是代表纳税人利益，促进政府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反对财政浪费。它针对某些费用过高和失职行为进行调查，通过媒体发表意见，进行抨击。同时每年还出版黑皮书，选择100个公共服务部门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典型案例，给政府施加压力。透明国际组织主要致力于从国际、国内两条战线联合打击行贿、受贿行为，总部设在柏林。目前，该组织已在80多个国家设有分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球反腐败会议。透明国际组织在德国设有分部，主要任务是防止德国对外经贸活动中腐败问题的出现。例如，让通过腐败、行贿得到的合同不受保险公司的保护；让德国议会通过法律，使公司行贿的钱不可打进成本；通过与税务、财政等部门的合作，随时对可能发生的腐败案件进行报告；与银行合作，防止国际间的洗黑钱活动，将某些国家的官员通过腐败得来的钱物归原主；采取措施保护举报人；通过每年公布腐败指数，敦促各国政府加大反腐败力度等等。

遏制腐败关键在于机制——来自德国廉政建设的考察报告

作者：《监察哨„

文章来源：《监察哨》

点击数：1055 更新时间：2006-5-18 17:07:12

腐败问题是当今一个世界性难题。为遏制腐败、肃贪倡廉，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浪潮。基于学习借鉴他国廉政建设的经验，深圳市纪委组织市区纪检监察干部对德国的反腐败工作进行了学习考察。德国总面积36万平方公里，16个联邦州，8200万人口，近些年来，国民经济以3%的速度递增，1998年GDP38000亿马克，人均GDP28000马克，居全球第二，德国不仅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且拥有一支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特别是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统一后，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廉政建设呈现出“注重人格力量，突出权力重点，坚持法制原则，强化舆论监督”的特色。

一、主要特点

德国尽管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政府十分重视廉政建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廉政建设的特点，归纳起来是五个“机制”：

（一）以人格力量为基础的自律机制。德国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长期以来，德国受古典哲学的熏陶和教化，越来越壮大的精神氛围就是启蒙与理性，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加之德国人信奉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和天主教，要求人人做好事，做善事。因此，德国人十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养成了严肃认真、遵守纪律、善于服从和不感情用事的传统美德。德国政府机关录用公务员，坚持忠实可靠、待人诚实、勤劳认真的标准。除政府不断加强对公务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外，公务员本身也做到了严格自律，遵守职业道德，崇尚敬业精神，讲究绅士风度，注重洁身自爱，注意公私分明。比如德国有4200万辆小汽车，不到两个人一辆车，但绝对没有公车私用现象。出现这种浓厚的廉洁自律氛围，从根本上讲，就是公务员自身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严格自律的廉政理念。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务人员有稳定的相当社会中等水平的收入和社会保险，没有后顾之忧，只要不犯错误，可以终身干下去，而且政界精英分子会受到社会尊重和称羡，因此，在公务员队伍中违纪违法者的比例很小。勃兰登堡州每年处理腐败案50件左右，其中有大部分是交通违例后企图行贿逃避处罚的案子。

（二）以规范公务员行为为重点的权力约束机制。加大对权力的分解和约束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措施。德国在公务员权力领域防止腐败上，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规范。第一，办事“四个眼睛”的原则。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财政相关的支出、警察执行公务都必须坚持两个人以上把关和同行，不能个人单独行动，暗箱操作。第二，岗位轮流的原则。对容易滋生腐败的建设、规划、医药部门、财政（税务）、社会保险等权力部门的公务员实行定期轮岗，一般为3年，如发现违规的行为立即调离现岗位。第三，限制第二职业。《公务员行为守则》明确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从事第二职业，如果工作需要从事第二职业的，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否则，必须责令辞去公职。第四，接受礼物和好处的规定。各联邦州都对公务收受礼品作了严格规定，部长、国务秘书一级的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不能接受任何礼品礼金，部门的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可接受价值50马克《相当于230元人民币）以内的礼物，但必须向上司报告，绝对不准收受现金。对圣诞等重大节日，公务员收到邀请函，是否出席，也作了规定，必须经过上司批准，而且只能收印有该公司名称作广告的小礼品，否则，将会受到查处。为了落实上述四条措施，各部门内部都有相关的人员负责与公务员管理部门联络对话，确保廉政规定和措施落到实处。

（三）以法制健全为保障的惩治机制。严厉惩治是清除腐败的重要手段。德国惩治腐败体现了三个并重的原则。一是精神处罚和经济处罚并重。法律明确规定对贪污受贿和渎职的腐败者可以判1天至10年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款或赔偿经济损失；对公务员违反纪律的处分，既给予行政警告或开除处分，也给予罚款和赔偿经济损失的处理。二是对受贿者处罚和行贿者处罚并重。不仅强调对受贿者严惩，对行贿者也给予严厉惩处。三是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和违法中介组织的处罚并重。只要违反了法律都要严肃处理，企业的行贿行为或者中介组织违法行为，除了追究法人代表的刑事责任外，还要将该企业或中介组织上黑名单公布于众，通过行业公会，对违纪违规者在行业中给予限期停止业务活动和罚款处理。

（四）以舆论媒体为主导的全社会参与的监督机制。舆论媒体监督是防止腐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德国是一个信息社会，有100多个电台、25个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德国的舆论媒体不是掌握在政府手里，而是独资和合资的股份制企业，都以盈利为目的，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为了占有读者，一般都雇有耳目，专门收集政府要员和公务员的政治丑闻和绯闻。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一旦腐败丑闻和绯闻曝光，就得引咎辞职。与此同时，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政党监督、社会公众监督、司法监督和上司对部下的监督体系也是相当完备的，形成了全社会多视角监督的网络。

（五）以案件清理中心为主轴的反腐败工作机制。随着反腐败任务的加重，1993年德国的各联邦州成立了反腐败工作机构，腐败案件清理中心，这个机构是检察院的一个部门，隶属于司法部。我们访问的勃兰登堡州反腐败案件清理中心有4名国家级主检控官，40名检控官，其工作职能是受理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案件的举报、转办与侦查起诉，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一是与直接隶属联邦州议会的审计署联系，负责经过审计发现的违法贪污受贿案件的起诉；二是将涉及公务员的部分腐败案件移交警察署侦查，三是将自办和审计署、警察署移送的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四是加强同政府各部门的联系，负责公务员队伍的预防违法犯罪教育和监督。每年由负责案件清理中心的主检控官向司法部报告工作，对全州的反腐败案件查处工作负责。公务员违纪违规的处理由各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负责。

二、有益启示

我国与德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有根本的差异，但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廉政建设，建立高效的政府是相同的任务。德国加强廉政建设的作法和经验，充分证明了我市建立和完善反腐保廉预防体系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的，必将收到良好的效果。通过学习考察，我们有以下四点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强化廉洁自律意识。从我们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公务员都把廉洁自律和勤政廉政作为一种内在的自觉行为。在德国，法律要求公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公务员行为守则》，而且每一位新加入公务员队伍的公民都要举行宣誓仪式，保证严格遵守公务员守则，若违反誓言愿意接受处罚。同时，每年公务员要与所在单位领导签订一份廉政合约，承诺廉洁奉公。在学习考察中，我们得到了这么一种信息对绝大多数德国公务员来说，利用徇私舞弊的手段贪污公款或收受贿赂，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联系我们的实际看，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形成不想腐败的态势，的确任重道玩。因此，必须加大理想信念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的力度，形成“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环境氛围，使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塑造完美的高尚的人格。

启示之二，必须完善法制建设。德国是法制国家。这次通过访问和了解，法制建设上也有可借鉴之处。德国没有单独的《反腐败法》，对腐败案件的处理视同其它刑事案件一样依照法律处理。廉政建设并非作为一项单一的工作体现出来，而是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犹如编织了一道覆盖所有公共权力运作系统的极为严密、具体、全面、细致，可操作性强的法治之网。近些年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就廉政建设而言，也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但与德国相比，法律法规还缺乏操作性，一般来讲规定了不能为，而没规定违了怎么办，对不这样办的也没有强制约束力。因此，从依法治国的要求看，一方面廉政法制建设必须纳入整个国家的立法体系，全面通盘考虑；另一方面立法必须严密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德国对贪污受贿者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要给予经济处罚，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必须负赔偿责任。这样对腐败分子不仅在政治上、精神上搞垮，而且在经济上搞垮，通过提高腐败成本，震慑腐败分子，解决“苦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问题。同时，党政机关要结合实际，从源头上抓起，建立切实可行与工作相配套的廉政制度，形成完备的内部管理机制。深圳要充分利用享有的立法权，加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廉政法制建设，把经济赔偿纳入廉政法规的内容，通过完善法制，率先走上依靠法制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新路子。

启示之三，必须树立责任意识。德国虽然没有独立的反腐败机构，但反腐败案件清理中心的检察官们胸怀大局、尽职尽责，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在指导思想上不是以查案多少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而是以查清问题，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保证社会的公平为宗旨，在调查案件时，他们首先考虑挽回经济损失，再考虑如何处理违法者。近三年巴伐利亚州案件清理中心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亿多马克。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千方百计保护国家财产免受损失。比如，德国统一之后，联邦政府于1994年决定将首都从波恩迁往柏林。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柏林有一大批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高达800亿马克（约合3300亿元人民币）。柏林市内政部和司法部等相关部门不是等事情发生了才去处理，而是都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积极去做好防范工作，并成立了多少检查小组，对政府投资的在建项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抽查。通过监督检查，保证政府这笔特别巨大的建设投资在使用中不发生腐败问题。在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历史和现实都要求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树立全局观念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都不能离开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特别是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纪检监察干部，必须更加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市委、市纪委的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预防为主，教育为主，扎实工作，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大环境。

启示之四，必须加强舆论监督。德国实行新闻自由，报刊、电台、电视台可以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而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对消息来源进行调查，这种舆论监督是行之有效的。那怕是促成德国统一的前总理科尔也因政治献金案曝光，而未幸免被迫下台。前不久，运输部长赖因哈德·克利母特因涉嫌经济丑闻而被迫辞职。我们的舆论媒体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工具，不可能完全照搬德国这种监督形式，但借鉴这种形式，在加大舆论媒体正面宣传力度的同时，对查清事实的某些腐败现象进行公开曝光，把权力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相得益彰，这样的路子是可以探索的，相信一定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几点建议

学习考察的根本目的在于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用于指导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也算为建立和完善我市反腐保廉预防体系献计献策。

第一，制定《深圳市国家公务员行为守则》。明确规定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哪些事必须做，哪些事必须请示、报告，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经授权可以酌情处置，哪些事不能做或必须回避，哪些事绝对禁止做，等等；并明确，如果违反有关规定，应该受到何种经济处罚和精神处罚，以及引咎辞职等处罚，等等。同时，对于每一位新加入的公务员和每次晋升职务的公务员，必须履行一次严格遵守《深圳市国家公务员行为守则》的宣誓议式；每年公务员要层层签订廉政公约，作出庄严承诺，并将有其本人亲笔签名的公约放入档案袋中，让他时刻牢记自己的承诺，作为对自己的一种约束。

第二，严格规范行业管理。加强对行业的监督和管理是遏制腐败的一项有效措施。每个行业都必须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公约，约束行业的行为。如企业、中介组织都必须用法律和法规规范行为，对违法的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理，对违规的行为要列出黑名单公布，不仅给予刑事处罚，而且要给予行政和经济处罚以及赔偿经济损失，确保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第三，加快舆论监督的试点工作。要敢于并善于运用舆论监督改进和推进工作，充分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可在某一媒体上先行试点，针对某个行业和某时期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舆论监督，实行“公开曝光、正面引导、跟踪整改、促进工作”的措施。同时，把舆论监督转化为权力监督，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

第四，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对外交往工作。这次考察我们接触了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反腐败国际透明组织。尽管这个属于民间性质的反腐败国际组织，每年都通过民间调查，对各国腐败状况打分排队，但从交流中发现，他们对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并不了解，或者说知之甚少。为了加强交流，我们可以以深圳市纪检学会或监察学会的名义，加强同他们以及国外其它廉政或反腐败机构的交往，便于宣传我们反腐保廉的主张与成效，扩大深圳经济特区的国际影响。

德国的反腐败机制

杨解朴

2004年“透明国际”公布的德国廉政指数为8.2，在146个国家中名列第15位。

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

德国人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严谨、守法，这一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对德国的反腐机制有着重要影响。它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其中包括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宗教的影响和历史的因素。

学校和家庭教育

德国教育理论认为，德育的目标不是教给学生现成的东西，而是塑造品格。品格是支配人的行为和态度的内在精神统一体，它是在后天的环境和教育中形成的。德国各州的学校法中关于德育的规定，都将遵守行为规范，做到公正、诚实、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具有群体精神、承认并且运用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条例、展行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列为重点。这种教育有助于培养未成年人今后自觉远离腐败，自觉抵制腐败。

德国人重视宗教道德和宗教对人格的完善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强调个人品质的塑造和个人的自我完善。在德国学校中，宗教课程实际上承担的就是专门德育课程的任务。宗教课由教师和教士进行讲解。一般每周2—4课时，因州而异。除了正式的宗教课，学校也还开展宗教仪式活动，如集体祷告等等。通过宗教教义来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的心灵中正直善良的一面。

在德国的家庭教育中则强调培养子女的生活能力、履行义务的能力、行动的能力以及批判能力。要求孩子们具有知识、诚实、勤奋、秩序、公正、正直、团结、容忍、认真等品格,这些后天的塑造对德国人形成了民族整体上严谨、认真、守法的性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腐败思想的滋长。

宗教和历史影响

德国有近三分之二的人信仰基督教。尽管宗教组织的影响在近一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不断衰退之中，但是基督教精神依然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日常观念和行为之中。从历史上看，德国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勤俭、简朴的精神对德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到宗教意识影响的人会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和腐败行为产生愧疚和负罪感，这也是宗教对社会稳定有利的一方面。

在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德国的历史发展，使德国人在处理政治机构和机制、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问题时格外谨慎，以防止悲剧重演。纳粹统治时期是德国历史上最为黑暗，最为专制的时期，也是腐败横行的时期，对德国人的精神世界、民族传统造成了深刻的伤害。因此战后德国的重建和反思是全方位的，其中也包括对自身和传统的重新认识。战后德国追求政治生活的朴素和务实，对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权制度的建设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不仅使德国的政治多年来比较稳定，同时也形成比较廉洁的政治社会风气。

反腐败的法律基础

德国反腐败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德国刑法典》，其中有关贿赂罪的条款是确定腐败行为法律后果的主要依据。1997年8月13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反腐败法》。其中提高了贿赂罪的量刑幅度；对公职贿赂罪则规定了从重处理的情况等。

通常情况下，刑法对贿赂等涉及腐败行为的制裁有两个：有期徒刑和罚金。有期徒刑最短3个月，最长10年。对法官的处罚重于对一般公务员的处罚。对于罚金的规定更体现了可操作性的特点。如把受贿处罚金额定为5欧元，连续三次受贿5欧元就要开除公职，并且对行贿与受贿者的处罚是对等的。公务员法律专门规定，任何公务员接受礼品包括公务礼品都必须申报上交，征得上级同意才能留给个人。如果不是礼品而是金钱，50至80欧元之内，交机关内部处理，超过这一限额的交上级机关组织和人事部门处理。

1998年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联邦政府关于联邦管理部门反腐败的行政条例》，对联邦公务部门制定反腐败措施进行了指导性的规定。2004年联邦内政部颁布了新的《联邦政府关于在联邦行政机构防范腐败行为的条例》。在条例的附件中将可能发生腐败的迹象概括为中性迹象和报警性迹象两类。中性迹象包括：公务员有不合理的高水准生活；对变换职务或者调动工作表示出令人费解的抵制；在未获得批准或未进行说明的情况下从事其他兼职工作；出现酗酒吸毒或赌博等社会问题；同一些企业之间有不同寻常的私人交往；特别夸奖和照顾一些企业以及获得企业方面的慷慨赞助等现象。报警性迹象包括：公务员无视有关规定；不断发生“小过错”；做出不同寻常且令人费解的决定；滥用裁量空间；有意回避检查；隐瞒某些事件和情况；试图对不属于自己管辖范畴的决策施加影响；以沉默的方式容忍违法行为；对可疑的现象或事件没有反应等现象。

反腐败机制

联邦议院是在联邦重要的反腐败机构，联邦议院不但有立法权和重大决策的审批权，还对政府和官员有监督的职能。

联邦议院

德国联邦议院通过行使其监督职能，对政府官员、行政机构进行制衡和监督来防止权力被滥用，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

联邦议院中如果有1/4的议员要求对联邦政府在行政管理中产生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或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进行调查，联邦议院有权利和义务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由专家组成。调查委员会可以利用刑事诉讼的规定，传唤证人，通过公开和秘密的途径搜集必要的证据。它可以就议员们对政府工作中存在怀疑的问题展开调查、进行澄清。委员会要向联邦议院报告其调查结果，联邦议院将根据报告考虑是否形成决议。调查委员会一直是监督政府工作的一个“锐利的武器”。

另外调查委员会还负责处理官员受贿案。调查委员会与联邦检察院共同调查和审理这类案件。调查委员会经过长期、周密的调查后，写出报告，上报联邦议院，议院经过辩论最后交法院处理。

政府各部门和各州的反腐败机构

德国各级政府部门都设有内部监督机构并设立防腐联系人，如果发现腐败现象，就向上级报告，封存计算机以及工作档案，然后转交检察院。

审计机构是德国反腐败的一个重要力量。德国审计机构分三级, 联邦、州和市均设有审计局。审计工作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不服从任何上级指令，不受任何诉讼程序的限制，可以随时进行审计。

作为联邦制国家，德国没有统一的反腐败机构，16个联邦自治州在反腐败上有充分的自主权。有的州设置反贪中心，如柏林市(州)，属市议会领导；有的设监察专员，如北威州，属内政部国务秘书(副部长)领导。还有些联邦州成立腐败案件清理中心，作为州检察院的一个部门，隶属州司法部。

公务员制度

德国公务员制度相对完善，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务员实行公开招聘。第二，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和廉洁培训制度化。第三，实行轮岗制度和权利约束机制。政府规定：5年必须轮岗交流。对于容易滋长腐败的部门，则规定一般3年必须轮岗；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财政相关支出、警察执行公务等必须坚持两个人以上把关和同行，不能个人单独行动。第四，实行高薪养廉和公务员终身制，原则上禁止公务员从事第二职业；同时严厉惩治违反纪律的公务员。第五，详细的有关法律条文、行政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第六，行为决策公开透明，接受多层监督。

透明国际

德国透明国际组织于1995年成立，有300多位成员，在柏林和慕尼黑各设一个小组，主要任务是防止德国对外经贸活动中腐败问题的出现。

德国的透明国际组织提出了类似于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叫做反腐败的“机能整合系统”，认为仅靠立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而应建立一种有效遏制腐败发生的社会机制，在立法和行政总体权能指引下，通过媒体的力量，借助于审计署的监督职责、司法部的反腐败职能，并动员个人的和社会组织的力量，编织一张反腐败的大网。这种综合治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公共权力的反腐败不可靠。例如德国透明国际就认为，在有些国家，政党、司法部和警察是“最腐败”“的公共机关。

舆论监督

舆论媒体监督是防止腐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德国的舆论监督力量非常大，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根据法律规定，检察院发现有腐败方面的报道，有义务进行调查。

德国拥有100多家电台、25家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德国的舆论媒体大都是独资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 以盈利为目的，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为了占有读者，它们一般都雇有耳目，专门收集政府要员和公务员的政治丑闻和绯闻。德国实行新闻自由，报刊、电台、电视台可以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而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对消息来源进行调查。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腐败丑闻和绯闻一旦曝光, 就要引咎辞职。原则上，德国政府不能干预新闻媒体的活动，因而一些新闻媒体依法对政府实施监督。

德国的反腐败机制

杨解朴

2004年“透明国际”公布的德国廉政指数为8.2，在146个国家中名列第15位。

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

德国人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严谨、守法，这一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对德国的反腐机制有着重要影响。它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其中包括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宗教的影响和历史的因素。

学校和家庭教育

德国教育理论认为，德育的目标不是教给学生现成的东西，而是塑造品格。品格是支配人的行为和态度的内在精神统一体，它是在后天的环境和教育中形成的。德国各州的学校法中关于德育的规定，都将遵守行为规范，做到公正、诚实、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具有群体精神、承认并且运用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条例、展行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列为重点。这种教育有助于培养未成年人今后自觉远离腐败，自觉抵制腐败。

德国人重视宗教道德和宗教对人格的完善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强调个人品质的塑造和个人的自我完善。在德国学校中，宗教课程实际上承担的就是专门德育课程的任务。宗教课由教师和教士进行讲解。一般每周2—4课时，因州而异。除了正式的宗教课，学校也还开展宗教仪式活动，如集体祷告等等。通过宗教教义来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的心灵中正直善良的一面。

在德国的家庭教育中则强调培养子女的生活能力、履行义务的能力、行动的能力以及批判能力。要求孩子们具有知识、诚实、勤奋、秩序、公正、正直、团结、容忍、认真等品格,这些后天的塑造对德国人形成了民族整体上严谨、认真、守法的性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腐败思想的滋长。

宗教和历史影响

德国有近三分之二的人信仰基督教。尽管宗教组织的影响在近一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不断衰退之中，但是基督教精神依然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日常观念和行为之中。从历史上看，德国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勤俭、简朴的精神对德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到宗教意识影响的人会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和腐败行为产生愧疚和负罪感，这也是宗教对社会稳定有利的一方面。

在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德国的历史发展，使德国人在处理政治机构和机制、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问题时格外谨慎，以防止悲剧重演。纳粹统治时期是德国历史上最为黑暗，最为专制的时期，也是腐败横行的时期，对德国人的精神世界、民族传统造成了深刻的伤害。因此战后德国的重建和反思是全方位的，其中也包括对自身和传统的重新认识。战后德国追求政治生活的朴素和务实，对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权制度的建设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不仅使德国的政治多年来比较稳定，同时也形成比较廉洁的政治社会风气。

反腐败的法律基础

德国反腐败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德国刑法典》，其中有关贿赂罪的条款是确定腐败行为法律后果的主要依据。1997年8月13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反腐败法》。其中提高了贿赂罪的量刑幅度；对公职贿赂罪则规定了从重处理的情况等。

通常情况下，刑法对贿赂等涉及腐败行为的制裁有两个：有期徒刑和罚金。有期徒刑最短3个月，最长10年。对法官的处罚重于对一般公务员的处罚。对于罚金的规定更体现了可操作性的特点。如把受贿处罚金额定为5欧元，连续三次受贿5欧元就要开除公职，并且对行贿与受贿者的处罚是对等的。公务员法律专门规定，任何公务员接受礼品包括公务礼品都必须申报上交，征得上级同意才能留给个人。如果不是礼品而是金钱，50至80欧元之内，交机关内部处理，超过这一限额的交上级机关组织和人事部门处理。

1998年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联邦政府关于联邦管理部门反腐败的行政条例》，对联邦公务部门制定反腐败措施进行了指导性的规定。2004年联邦内政部颁布了新的《联邦政府关于在联邦行政机构防范腐败行为的条例》。在条例的附件中将可能发生腐败的迹象概括为中性迹象和报警性迹象两类。中性迹象包括：公务员有不合理的高水准生活；对变换职务或者调动工作表示出令人费解的抵制；在未获得批准或未进行说明的情况下从事其他兼职工作；出现酗酒吸毒或赌博等社会问题；同一些企业之间有不同寻常的私人交往；特别夸奖和照顾一些企业以及获得企业方面的慷慨赞助等现象。报警性迹象包括：公务员无视有关规定；不断发生“小过错”；做出不同寻常且令人费解的决定；滥用裁量空间；有意回避检查；隐瞒某些事件和情况；试图对不属于自己管辖范畴的决策施加影响；以沉默的方式容忍违法行为；对可疑的现象或事件没有反应等现象。

反腐败机制

联邦议院是在联邦重要的反腐败机构，联邦议院不但有立法权和重大决策的审批权，还对政府和官员有监督的职能。

联邦议院

德国联邦议院通过行使其监督职能，对政府官员、行政机构进行制衡和监督来防止权力被滥用，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

联邦议院中如果有1/4的议员要求对联邦政府在行政管理中产生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或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进行调查，联邦议院有权利和义务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由专家组成。调查委员会可以利用刑事诉讼的规定，传唤证人，通过公开和秘密的途径搜集必要的证据。它可以就议员们对政府工作中存在怀疑的问题展开调查、进行澄清。委员会要向联邦议院报告其调查结果，联邦议院将根据报告考虑是否形成决议。调查委员会一直是监督政府工作的一个“锐利的武器”。

另外调查委员会还负责处理官员受贿案。调查委员会与联邦检察院共同调查和审理这类案件。调查委员会经过长期、周密的调查后，写出报告，上报联邦议院，议院经过辩论最后交法院处理。

政府各部门和各州的反腐败机构

德国各级政府部门都设有内部监督机构并设立防腐联系人，如果发现腐败现象，就向上级报告，封存计算机以及工作档案，然后转交检察院。

审计机构是德国反腐败的一个重要力量。德国审计机构分三级, 联邦、州和市均设有审计局。审计工作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不服从任何上级指令，不受任何诉讼程序的限制，可以随时进行审计。

作为联邦制国家，德国没有统一的反腐败机构，16个联邦自治州在反腐败上有充分的自主权。有的州设置反贪中心，如柏林市(州)，属市议会领导；有的设监察专员，如北威州，属内政部国务秘书(副部长)领导。还有些联邦州成立腐败案件清理中心，作为州检察院的一个部门，隶属州司法部。

公务员制度

德国公务员制度相对完善，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务员实行公开招聘。第二，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和廉洁培训制度化。第三，实行轮岗制度和权利约束机制。政府规定：5年必须轮岗交流。对于容易滋长腐败的部门，则规定一般3年必须轮岗；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财政相关支出、警察执行公务等必须坚持两个人以上把关和同行，不能个人单独行动。第四，实行高薪养廉和公务员终身制，原则上禁止公务员从事第二职业；同时严厉惩治违反纪律的公务员。第五，详细的有关法律条文、行政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第六，行为决策公开透明，接受多层监督。

透明国际

德国透明国际组织于1995年成立，有300多位成员，在柏林和慕尼黑各设一个小组，主要任务是防止德国对外经贸活动中腐败问题的出现。

德国的透明国际组织提出了类似于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叫做反腐败的“机能整合系统”，认为仅靠立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而应建立一种有效遏制腐败发生的社会机制，在立法和行政总体权能指引下，通过媒体的力量，借助于审计署的监督职责、司法部的反腐败职能，并动员个人的和社会组织的力量，编织一张反腐败的大网。这种综合治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公共权力的反腐败不可靠。例如德国透明国际就认为，在有些国家，政党、司法部和警察是“最腐败””的公共机关。

舆论监督

舆论媒体监督是防止腐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德国的舆论监督力量非常大，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根据法律规定，检察院发现有腐败方面的报道，有义务进行调查。

德国拥有100多家电台、25家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德国的舆论媒体大都是独资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 以盈利为目的，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为了占有读者，它们一般都雇有耳目，专门收集政府要员和公务员的政治丑闻和绯闻。德国实行新闻自由，报刊、电台、电视台可以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而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对消息来源进行调查。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腐败丑闻和绯闻一旦曝光, 就要引咎辞职。原则上，德国政府不能干预新闻媒体的活动，因而一些新闻媒体依法对政府实施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