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现在的中国进入了对家庭教育非常复杂的时代
现在的中国进入了对家庭教育非常复杂的时代，社会里面有标准，家庭里面有标准，而且，这些标准还有可能是错误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的标准是要求孩子在班里进前5名，孩子只要能考上北大、清华就算成功，到哈佛、耶鲁就更加成功。这虽然是标准，但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标准。为什么错误，因为它最后变成了家庭的惟一标准。而孩子的成长有很多标准，比如说人品是否高洁是一个标准，个性是否健康是一个标准，做事是否有创造力、想象力是一个标准，有没有吃苦精神、有没有勤奋精神是一个标准，有没有摔倒在地上敢于爬起来的精神也是一个标准。中国现在的社会，把成功限定在一个特别狭小的范围之内，对孩子们来说考高分，成绩好就是标准；孩子五六岁会弹钢琴，就会得到奖赏。我们中国的成人世界里从不以一个人拥有多少真心朋友作为成功的一个标准，我们成人世界里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有钱，有地位，有财富。
从我的经历我想告诉父母，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教育好，在外惹是生非，别人指责你的孩子时就会说：“这个孩子家教不好！”他们不会说老师没教好，新东方外语没教好，叔叔阿姨没教好，人家会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你的孩子没出息，问题一定出在家庭教育上。孩子长大后出问题，一定是父母种下的根源。孩子的成功与否，与父母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是否正确息息相关。我们教孩子教的是人品和道德，是否把孩子的人品和道德教育好，是孩子一辈子成功与否的关键。只要他是被尊重的人物，他的一辈子就会活得特别顺利。父母亲可以想一下，你们是想做一个倍受欢迎的人，还是一个处处被防范的人？好多家长无形中都在教孩子小家子气，教孩子占便宜，教孩子怎样想办法超过别人，把别人踩在脚下，最后的结果是，孩子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怎样生存。你给孩子什么东西，孩子未来就是什么样的人。
我女儿学习水平现在处于中等，但我从来不以此作为女儿是否要努力的标准。我和我老婆的教育理念相反。我老婆是女儿不进前5名就会生气，而我刚刚相反，我女儿第15名我很高兴，我每次都会对女儿说：“你看你们班40个同学，你15
名，后面还有25个人，你多厉害！”从孩子一辈子的角度来说，你的孩子分数是好是坏，进北大还是进普通大学，没有任何的本质区别。真正能把孩子一辈子距离拉大的，是与他为人处事有关系的人品问题。人品的树立来自于榜样的力量，父母作为孩子的榜样是不能逃避的。我们要求孩子的东西没有效果，是因为父母没有做到。比如说，家长一边打麻将，一边呵斥孩子去学习，孩子当然不愿意学习。当父亲说：“老子没出息，你也想跟老子一样没出息吗？”孩子就会想，你说你没出息，那打麻将时我看你也挺开心，你没上大学也挺开心，为什么非要我上大学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但是我在树立榜样方面遇到很多问题，我的工作是要用电脑的，但是我打开电脑，我女儿就会以为我在做其他的事情。虽然我对女儿讲我是在工作，但是我女儿不相信。没办法，后来只要我女儿学习，我就拿一本书在我女儿旁边看，这样一来，就有一个规矩感在里面，榜样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要想一想，我有没有伤害别人。比如说，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喜欢在背后说邻居和同事的坏话，而且说的时候不回避孩子。我跟我老婆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议论东家长西家短，哪个人人品好，哪个人人品不好，哪个人小气，哪个人不小气。结果有一次我女儿从学校回来，跟我讲她们班哪个同学好，哪个同学不好，哪个同学小气，哪个同学势利眼。我跟女儿说不能说同学的坏话，同学天天跟你在一起，她们身上如果有你认为的缺点，你放在心里，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习同学们的优点。我女儿立刻反问一句:“你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不也议论很多叔叔阿姨吗？我为什么不能说同学的坏话？”一句话让我无言以对。从此以后我就跟老婆定了一个规矩，在孩子面前不能议论别人的缺点，一定要说对方的好话。
现在家庭教育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教育孩子有良好的人品，第二就是要进行心情教育。我女儿天生就比较内向，是一个很文静的孩子，我儿子就很外向，每天都
要爬上爬下好几次，我女儿做事情慢条斯理，我儿子就比较急躁，这些都是天生的不同。除此之外，孩子的智商也不同，我目前还没有看出我女儿和儿子智商上有什么不同之处，因为他们年龄差距比较小。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在一个班里，有的孩子永远是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他智商确实高。而我们的孩子不管怎么努力都在中间，甚至后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们应该怎么办？孩子是有区别的，但是只要你的孩子没到白痴水平，只要孩子能正常的走进教室上课，就能够做出重要的大事来。比如胡雪岩只上了两个月的学，但最后变成了最厉害的商人，而且还心怀大志，这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是中国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这个协会有一千多个企业家，北大清华复旦毕业的还不到二十个，剩下的全是普通高校毕业的，甚至还有的是农民、工人、大专生、中专生等等，但他们都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所以教育只能决定人生的一部分，不能决定一切。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的孩子是全班最后一名，你怎么对待你的孩子呢？大部分家长的反应都是打一顿或者骂一顿。孩子明明知道自己错了，但是没有办法，他就考了0分你怎么办呢？你还不断的伤害他，到最后他可能就不学了。我建议家长朋友们站在长远的角度上去想一想，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到底有多少差距。难道没上大学孩子一辈子就没出息了吗？绝对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只要把孩子教育好了，不管做什么都是有出息的。我可以举自己的例子。在高考的时候，我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没考上，第三年才考上了。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和我的同学拼了一年，我在北大毕业的时候，我们全班50个同学，我是全班倒数第五名，但成绩并没有阻碍我做成自己的事业。
人的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绝对不是你在小学、大学所得的分数决定的。分数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但是不能因为孩子分数低就认为孩子没出息。请家长一
定要改一改判断成功的标准。孩子分数高是成功的标准之一，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必然的标准，更不能当做是惟一的标准。否则你的孩子就会受到无数的伤害，因为任何一次考试只有一个第一名。如果一个班里有40名学生，难道除了第一名，其余的39个孩子都是笨蛋吗？都是失败者吗？绝对不是！所以我有一种自我解嘲说法：其实当第一名也确实不容易，因为他走得很辛苦，往前面一看，一个追赶的人都没有，往后面一看，全班都在追自己，追的自己半死不活，所以第一名没有什么好当的。当最后一名多幸福呀，往前一看，都是被自己追的半死不活的人，往后一看，一个追自己的人都没有，你想这种生活多潇洒呀！
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人品教育，其次是心情教育，第三是鼓励教育。最后一点，家长要让孩子学会吃苦。
第二篇：全球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
全球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正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科技、全球经济和教育改革，高等教育不能错过数字化这个新的战略机遇，更不能错过数字化的时代。由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国科学报社联合主办，信息数字化领域专家参与的“创新 联盟 应用大数据高峰论坛”于10月20日在西南交通大学举行。本论坛深度聚焦数字化革命浪潮下，创新、联盟、应用大数据的前瞻性思维、战略主旨、方略与举措，旨在对数字化战略实施作出积极贡献。本报刊登论坛上的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
数字化是世界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
数字化正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科技、人类生存方式和全球经济变革，强力实施数字化战略，持续将学校改革与发展推向纵深，这里提出三方面意见。
一是充分认识数字化是世界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第一，数字化引发了技术范式的革新。数字化的本质是数字化技术，是一种技术范式的创新革命，为通信、计算和存储等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科学问题解决路径，为信息化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第二，数字化带来了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引发一场范围广泛的产品革命，数字产品正在主导着人类的生活。第三，数字化推进了经济的大转型，数字化使信息不仅是通信联络的纽带，而且已经成为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大转型。第四，数字化颠覆了传统教育的发展模式，以慕课（MOOCs）为代表的新兴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井喷式爆发，为高等教育带来了一场革命风暴，颠覆了传统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手段，实现了在线学习与课堂讨论的有效融合；数字化教育兼顾了班级制教学和个性化教学，最大限度地促进个性化学习；数字化技术使大学治理层级更加扁平，促进教育管理方式的再造和优化。
二是推进数字化战略是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举措。数字化时代所有高校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学校要勇于抢抓数字化战略机遇，科学谋划，力争实现非线性、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同时，致力于大学的根本使命——人才培养，探索建立数字化育人模式，切实提高育人质量。数字化战略作为以知识生产、价值发现、文明融合展示学术竞争力、科技创新力和思想影响力的重要抓手，是学校实现弯道超车、跨越发展的重要举措。
三是强力推动数字化战略。第一，正确认识学校推动数字化的战略意图和战略意志，数字化战略不是贴标签、赶时髦，是学校追赶世界科技前沿的必然选择，与师生学习、生活、工作、科研、教学息息相关，且人人可为；数字化除了投入，更重要的是谋划好、实施好，使投入能产生溢出效应。第二，实施数字化育人，切实肩负大学人才培养的根本使命。实施数字化育人，核心是探索建立数字化育人新模式。要改革教学方式，加大推进学校MOOCs课程建设力度，逐步试点推进“翻转课堂”及“混合式教学”模式；要注重人才培养过程，利用分析大数据，开展全过程、全方位、全员育人。建立学生从入学、学习、生活、就业与职业发展等数据档案，助力教育教学改革。第三，利用数字化实现学科交叉、融合与再造，持续提升学术竞争力。结合学校学科特色与竞争优势，深度推进理工交叉、文理渗透、医工结合、四位一体协调发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地进行学科交叉、融合与再造，衍生或派生新的学科方向，增强现有学科发展能力与活力，持续提升学校的学术竞争力。第四，开展大数据研究，大力提升学校科技创新力。通过大数据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使学校成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数据研究重镇。要加强计算机科学、数理统计学、图形设计学、人机交互学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培养数据科学家。开展大数据基础理论、前沿技术与核心装备研究与研制，引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要主动与政府、行业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合作，建立战略联盟。要凝练应用研究方向，尤其需要注意立足学校特色，占领轨道交通领域制高点。第五，实施数字化战略，不断提升学校思想影响力。深化和优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激励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通过大数据挖掘，使人文社科的研究成果更加直接地服务国家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思想价值的有力传播和文化力量的大力彰显。第六，加强支撑保障，奠定数字化战略实施的坚实基础。一是加强硬支撑，完善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强软支撑，实现学校内部所有数据的共享，这些数据是巨大的无形资产，可直接服务教学、科研。三是顺应数字化技术浪潮，实现管理数字化和管理再造，提高管理效能。
科技部原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原社长张景安：
创新驱动战略与大数据
第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虽然我们创造了30年高速发展的奇迹，但目前我国高端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与日本和韩国等邻国相比，世界级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性大企业仍不够多，世界知名品牌也不够多。只有通过创新驱动战略才能改变这一现状，从而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提升，从大国向强国过渡。
目前我国创新中有三个难点，即垄断、融资难和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在创新过程中还存在“四多四少”，即面向国内的多，面向国际的少；考虑眼前的多，考虑长远的少；模仿山寨多，独创少；创业多，创新少。第二，自主创新不仅要尊重其规律和特点，还需要一个文化建设过程，进一步加强创新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推进自主创新战略的当务之急，主要包括：弘扬创新文化要增强原创意识；处理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协同创新的关系；正确看待技术溢出问题和低收入陷阱问题；增强危机意识，鼓励开放意识；培养创新人才是关键，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世界的力量，同时还要面向世界文化，大学生是创新人才的后辈，因此，我们必须培养懂得中西方文化与思想的人才，涌现和凝聚一批科学巨人和世界级科学大师，这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
大数据驱动产业创新，影响世界。2012年，联合国公布了大数据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大数据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大数据将成为重要的数据资产，分析数据的能力将成为企业最为核心的竞争力。数据渗透到每个行业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未来对数据的占有和控制将成为陆权、海权、空权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
同时，大数据也存在三点缺点：一是数据孤岛，标准不一，信息系统数据无法兼存；二是安全，尤其是能源、金融、电信的核心安全；三是所有权，社会行为的数字化、消费的数字化以及对人的分析，都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因此，我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大大提高数据的存储、整合与处理能力，使数据库、数据挖掘、云计算的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第二，完善数据安全隐私，对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知情权采用法律界定；第三，推进应用，使得大数据的价值在应用中得以实现；第四，培养引领世界的大数据创新与发展一流人才和团队。
国家“千人计划”学者、西南交通大学金融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李维萍：
数据科学的利用
2009年，美国开放Data.gov网站，所有美国公民可以查到政府在财经、安全、能源、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数据。两年后达沃斯发布“大数据，大影响”，包括正负两方面，负面则是数据安全问题。数据安全是目前颇受关注的问题，或许会成为以后十大重要专业之一。
2012年3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提出大数据的研发对强化美国国土安全，转变教育学习方式，加快科学工程领域的创新和对社会的日常生活改变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针对此计划，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防部（DOD）、能源部（DOE）、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地质勘探局（USGS）6个联邦机构共同提高收集、存储、保留、管理、分析和共享数据的核心技术，支撑大数据开发和应用所需的人才和经费。2012年，联合国发布了《大数据政务白皮书》，指出大数据对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来说是个历史性的机遇，人们可以使用极为丰富的数据资源，对社会经济进行前所未有的实时分析，帮助政府更好地响应社会和经济运行。2012年中国工信部发布《互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同年9月18日，中国科技部印发《中国云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都把大数据技术作为一项重点予以支持。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将金融体制改革定为未来十年发展的重中之重，未来中国的金融业将依赖智慧数据分析，开发金融业务与金融服务创新。2013年12月1日，中国计算机学会发布《中国大数据技术与产业发展白皮书》，旨在推动学术界和业界的大数据发展。2014年5月1日，美国白宫发布《2014大数据白皮书》，大数据为美国经济、健康卫生、教育、国土安全、能源开发利用提供难得机遇。
大数据的新特性在哪里？按结构上的特性，大数据可分为结构化数据（海量查找、统计与更新）、非结构化数据（图片、视频、符号、邮件、文档等）、半结构化数据（变为结构化数据，依照非结构化数据存储）。大数据不是随机抽样而是全部样本，从统计走向概率；不问因果而看相关。大数据还具有“4V”特性，即：量大（Volume，存储大、计算量大）、繁杂（Variety，来源多、格式多)、高速（Velocity，增长速度快、处理速度要求快）、价值（Value，海里捞针、全新方法)。大数据是资产，最早来源于电话、网络、信用卡，汇集数据对科学发展与进步至关重要。资本市场的tick数据的急剧增长，使得原有数据管理、统计方法和金融机制不能适用。
在寻找新方法和待解之谜的新发现时，数据扮演着重要角色。即使是解释乱作一团的数据失败，也对科学发现有重要意义。不受规划的数据带来巨大的好处，连企业也常常青睐。有耐心有远见，不为大数据而大数据，要切记大数据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里不得不提到一本书《计算机方法简述》，Naur在里面首次提到数据科学，他提出从不可能处获得数据是未来科学发展的一个部分。
数据科学与金融有什么关系？中国有6.32亿互联网用户，全球有20亿人生活在数字世界。扎克伯格，也就是Facebook的CEO，他今年推出一个全球合作计划，寻求更新更廉价的电脑、更高效的数据软件和全新的商业模式。只有6000Facebook市值为1900亿元，名员工，他们没有固定资产，有的只是拥有的用户数据。怎么给数据估值？这是对现代数据金融一个巨大的挑战。大数据市场今年已创造51亿美元，估计到2015年将达到321亿美元，2017年将达到534亿美元。国际发展高级委员会呼吁进行“数据革命”，增加数据的数量与质量的可获得性和可使用性，倡导政府、统计部门、全球和地方非政府组织、学术和研究机构、私企通过新形式合作，使数据更易管理和使用。西南交通大学金融与大数据研究院的成立是在各方努力下促成的，希望能够整合资源、协同科研、分享方法、多方位合作。在此也呼吁政府成立大数据研发协调中心，建立大数据风险管理机制，每年发布与大数据相关的年报（白皮书）。
IBM 大中国区政府与公共事业部技术总监文金言：
大数据社会的前瞻性思考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大数据仍处在初始阶段。尽管企业和媒体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但科技和社会学者应当对此保持清醒，并对已经面临的和将会出现的问题有所准备。
今天数据积累的速度远远超过数据能被处理和能被利用的速度。2013年产生的数据中只有约22%有可能被用作分析，但结果只有5%实际被分析。照目前数据产生的速度，预计到2017年，全球又会积累超过四倍于今天的数据量。结果导致存储设备、数据中心快速膨胀。纵向累积的、缺乏多维度关联的数据的确越来越大，但这并不是“大数据”，而只不过是“数据大”而已。
在我们刚刚步入大数据社会时，应当对大数据作一些前瞻性思考。这些思考应当以数据为源头、以人类为终点。
当人类让数字讲话、把决策权更多地移交给“大数据”时，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数据的质量。“垃圾进、垃圾出”这句话早在50年前就被用来描述自动化处理数据时的质量问题，今天此话依然有效。研究表明，知识工作者平均花近一半的时间在寻找数据、验明数据、修正数据、剔除不靠谱的数据。数据质量问题可能发生在收集、存储、处理、传输和分享整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但第一个关口仍是数据录入端（记录或采集口）。大多数情况下，数据输入端很少知道数据使用端为什么需要这种数据，用这些数据做什么。当使用端发现问题时，除非是系统性问题，大多被随手解决，少有追根溯源，从源头纠正问题。
那么数据的质量如何保证，谁应对质量负责呢？解决数据质量的问题，更多的是在管理不在技术。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把数据质量的管控权更多地转给使用端（业务条块），建立数据“原料方”和“生产方”之间的直接的客服关系，形成制度和方法从数据源头和元数据层面控制质量。大数据社会要求人们学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打量这个世界，工具、技术、技能和人才缺一不可。要及早部署和投资在以下方面：
数据分析工具和软件平台：人工智能（AI）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模式识别、机器学习、预测分析、数据熔炼、信号处理和元数据管理等等；大数据要求同时在数
十、数百，甚至数千台服务器中进行大规模并行运算的软件，目前使用的大多数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桌面数据库和可视化软件包已很难满足需求，因此仍需关注MPP数据库、分布式文件及分布式数据库的发展。
数据分析人才和算法模型：培养训练会使用大数据分析语言工具，如ECL、Cassandra、Hadoop、Hive、MongoDB等的人才只是整个需求的表层。再深入一层，要让大数据发挥作用，跨行业顾问、分析师和有行业经验的编程人员缺一不可。图形及视觉表展现在人机对话和数据表达层作用极大，但融合技术和艺术、能将抽象形象化的语言、工具及人才尚不多见。没有数学模型很难想象如何“大”数据，数据只有通过算法模型才能被电脑解读，但数学模型只能逼近现实，无法百分之百与现实重合。对于解读数据关联的隐喻而言，这些模式非常有用，但必有局限性。所以如何建立能精准模拟世间万物的数学模型，是集理论研究与应用开发的重要地带。
进入大数据时代，一个“大”字很容易掩盖一切。现实情况是，我们可用的数据越来越多样化，但其中大部分的数据是人们在只知其来源不知其如何产生、质量被如何管控的情况下而使用。因此，要想让人们信赖基于大数据的决策，对所有数据源提前测试和试验必不可少。不管数据是大是小，真实可靠最重要。只有逼真的模型、精准的分析，才能体现大数据的价值。过去没有数据是瞎子摸象，现在数据太多是大海捞针，瞎子摸象和大海捞针的结果相差无几。大数据容易使人们的关注点从因果关系移动到相关关系。它的结果常常能帮助人们回答“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肤浅的使用大数据，有可能引导人们止步于探究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满足于了解现象之间的联系，并利用这种联系得出是对非对的解读。综观世界所有政府，他们既是最大的数据收集使用者，又是保护隐私的最高管理者。实现真正的数据共享是大数据腾飞的基础，主管部门应该多多关注数据开放和共享的规则、公民信息安全和隐私的保护。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面临诸多挑战：技术挑战会出现在从信息搜索、数据捕捉、存储、传输、共享、分析直到可视化全过程。另外，必须面对大数据对社会人文的挑战。法律层面，更开放的网络会带来更多的数据窃用、滥用和非法监控。一旦强大的新型数学数据工具出现，如何控制它不会被用在恶意方面。人文伦理层面，在数据越来越多地获得否决权的数字社会，如何对待人的经验积累和直觉判断？大数据技术日新月异，我很高兴看到西南交大已不失时机地建立中心开设课程，联合院校精英迎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4-10-30 第7版 专题)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4/10/293481.shtm
第三篇：5、专家讲座整理 《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学习心得
5、专家讲座整理 《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学习心得
2010年10月13日下午，我在理教113教室聆听了苏培成先生关于汉字简化的讲座，之后又学习了人民网上发布的苏先生的文章《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获益匪浅，感想良多。我的专业是古典文献，理论上说古文字学应该是我的基础课程，但这门功课我学得并不好，而“现代汉字学”更是完全不懂。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于汉语言文字学的兴趣，尽管只是在很浅的层面上，达不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近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了一些高中语文教学的实践活动，常常涉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自己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浅层次的思考。此处结合苏先生的文章写成札记若干。
一、关于汉字的性质及其优缺点
苏先生的文章一开始先讨论了“汉字的性质”：“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字形包含有字义的信息，便于传递丰富的汉文化。可是汉字字数繁多、结构复杂，给学习和使用带来不便。”这句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汉字的性质以及优缺点。
关于这个问题，尤其是汉字的优点和缺点，苏先生的文章讲得很清楚，此外很多专家学者也都有专门的论述，我没有什么新的见解，此处就不赘述了。这里主要想说说自己在教学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感受。
我在教学中常跟学生们说，虽然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都用电脑输入了，但大家还是要尽可能多动笔写字。在电脑上输入英文和输入汉字不同：英文只有26个字母，只要经过简单的学习，你在动笔时就不大可能忘记其中的一个字母怎么写。同时，英文是表音文字，会读，基本就会写。但汉字不同，我们现在输入汉字采取的主要是拼音输入法（因为它比五笔输入法更容易掌握，这可以作为拼音文字比汉字容易掌握的佐证），但会读远远不意味着会写。因为汉语基本音节数量少，同音字多，而且汉字字形比较复杂，形近字多，这也增加了识记的难度。
关于汉语里同音字的统计，我查到了几组数据：一个是吕叔湘先生《语文常谈》中提到的：“现代汉语里同音字特别多。普通话里有字的音节大约1200多个，一般字典、词典收字大约8000～10000个，平均一个音节负担七八个字。当然不可能„平均‟，有许多音节只有一个字，有不少音节有十五六个字，《新华字典》（1962年版）里zhì这个章节有38个字，外加9个异体字。”（1）新课标语文选修教材《语言文字运用》里的说法和吕先生比较接近：“普通话中一共有1200多个音节（算上不同声调的区别）。但是汉语里的字却要比这个数量多得多。如果按1万个汉字计算，那么每个音节平均也要负载8.3个汉字。这说明汉语中的同音现象是无法避免的，是一种正常的语言现象。”（2）另一个是在网上查到的，文章的作者称“以《新华字典》第10版所收汉字为调查对象，以EXCEL电子表格为统计工具，对字典中所收的汉字进行了一网打尽式的统计”。统计的结果：汉语共有基本音节（不含声调的音节）415个。这415个基本音节共拥有8684个汉字（多音字重复统计），平均每个基本音节拥有汉字20.9个。此外，汉语共有标准音节（带声调的音节）1319个。这1319个标准音节共拥有8684个汉字（多音字重复统计），平均每个标准音节拥有6.58个汉字。其中有50个以上汉字的标准音节共有4个，分别是yì，72；xī，67；bì，52；yù，51，占所有音节的1.25%；只有1个汉字的标准音节共有248个，占所有音节的18.8%。（3）两组数据，前者为估算，后者为精确统计，结果有一定差别，但所反映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汉语里的同音现象。
由于同音或者音近而写别字，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常犯的错误。比如一次课堂练习，我的一些学生就在崭露头jiǎo（）、谈笑风shēng（）、鸠占què（）巢等题目上“一chóu（）莫展”。如果再碰上音近又形近的来凑热闹，比如“好高wù（）远”和“趋之若wù（）”，到底哪个是“骛”哪个是“鹜”，区分起来就更是头疼。（这两个字不仅现代人头疼，古人也分不清楚，两个字在时代稍晚古书中有通用的现象，但从两个字的形符来看，说是通用，其实应该是误用。）
写别字的原因，刨掉偶然因素之外，我认为主要有两条：第一是没有意识到“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确切地说是忽略了不同字形区别意义的功能，对于很多同音字，我们是可以做到“据形辨义”“据义推形”的。第二，学习语文时只满足于会读，懒得动笔，以至于常常提笔忘字。甚至有些学生学语文就只是默看，感觉差不多眼熟了就行，读都懒得读，于是连很多字念什么都不明确，一下笔更是错得不着边际。2009、2010两年，我都参加了北京市的高考阅卷，阅的都是主观题，在我看过的试卷中，一眼看不出错别字来的大约不足三成。比如非常简单的“贡献”二字，有把“贡”写成“供”的，有把“献”写成“现”的，还有两个字一起错的。再如“伏笔”的“伏”，有写“辅”的，有写“浮”的，有写“佛”的，有写“俘”的；“铺垫”的“铺”，有写“扑”的，有写“辅”的，有写“捕”的，“垫”，有写“店”的，有写“甸”的，有写“堑”的，有写“塾”的。至于“线所”“报达”“潜服”“借荐”“吊鱼”“竖敌”“高瞻远嘱”“一世同仁”“不则手段”“呈上启下”等，更是让人看得哭笑不得。
值得注意的是，同音字多，字形复杂又常常被作为汉字的“罪状”提出来，以至于有人认为拼音文字的优越性要远远高于汉字，甚至主张走汉字拼音化的道路。这种说法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的，最初坚持这一说法的人，到后来观点上也有一些变化。以吕叔湘先生为例。吕先生在1946年发表过《汉字与拼音字的比较》一文，以主客谈话的方式阐述了自己对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极力赞成拼音字，措辞也很激烈。这可以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中鲁迅、钱玄同等人激进思想的延续。而在1983年这篇文章收入《吕叔湘语文论集》时，吕先生补记道：“校对时重读这一篇，觉得如果现在来写这个题目，论点不会有大改变，但是措辞会两样些。”（4）实际上吕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写成的《语文常谈》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语气已经不那么激烈了，比如涉及汉字的缺陷，只是说“汉字为汉语服务也并不那么尽善尽美”（5）之类，但在谈到汉字改革时仍然认为“简化汉字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得搞拼音文字”（6）。而再看吕先生1987年1月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与30年前的文章讨论的是同样的问题，甚至连标题都基本相同，篇幅短小得多，观点也显得十分平和：“汉字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拼音字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其实无论是汉字还是拼音字，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分不开，有这么个优点，就不免有那么个缺点。而且，汉字的优点恰好是拼音字的缺点，汉字的缺点也就是拼音字的优点。”下文又分别罗列了汉字与拼音字的优点和缺点，最后在文章末尾总结道：“我把汉字和拼音字的利弊得失做了一番比较。算起总账来，究竟哪个合算？这可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也不作结论。我本来就没有这个打算。”（7）我在课后也向苏先生提出过关于汉字拼音化的问题，苏先生的回答很含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是大不可能的，但以后的事情不好说。”我基本认同吕叔湘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的意见：“语言文字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任何优缺点都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字可以尽善尽美，至于同音字多、字形复杂，这是汉字固有的特点，如果非说是缺点的话，那也是与汉语的超越时空和区分同音语素的优点相伴生的。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因为无法量化，也没有哪个部门敢打保票，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国民生产总值就一定能上涨多少多少。我们现在所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加强学习，正确、规范地使用汉字。”
二、汉字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
苏先生的文章里又谈到了“汉字发展中的新旧交替”，其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这一点可以有力地驳斥近年来甚嚣尘上的主张“恢复繁体字”的论调。持此论调者认为繁体字更能反映汉字表意的特点，如果照这么说，最能反映汉字表意特点的当然是甲骨文和金文，那我们为什么不恢复到甲骨文和金文去而仅仅止步于繁体字呢？文字是语言的载体，它的功能是记录和传播语言，在其功能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书写简易应该是其最重要的需求。
从汉字的发展历程来看，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象形程度不断降低，而书写则基本上是越来越简易的。裘锡圭先生在总结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变化时说：“古文字所使用的字符，本来大都很像图形。古人为了书写的方便，把它们逐渐变成用比较平直的线条构成的、象形程度较低的符号……隶书写起来，要比古文字方便得多。由古文字变为隶书，应该看作汉字形体上最重要的一次简化。从表面上看，楷书对隶书的改变似乎不大。但是楷书的笔画书写起来比隶书更加方便，所以由隶变楷也是一次重要的简化。”（8）裘老在这一段话中多次使用了“简化”“方便”这样的词，非常明确地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为书写方便而进行的简化是汉字发展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皆如此。裘老是古文字学界的泰斗，通过对汉字发展变化规律的总结，明确指出“汉字形体上的变化主要是简化”（9），同时也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改革工作。（10）而《文字学概要》整本书的书稿，除了因为解释字形的需要所必须使用繁体字的地方之外，都用简化字抄写而成，也可以看作是裘老支持文字改革的身体力行。由此看来，提倡“恢复繁体字”的人，不是有文化，而是书读的少却愣充有文化罢了。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简化字，其实绝大多数是古已有之。我在阅读古籍时就常常看见一些原以为是当代才出现的简化字形，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看多了才释然。有些学者为了探究现行简化字的来龙去脉，以1986年新版《简化字总表》为准，从《总表》的第一表、第二表中选取388个字头（含简化偏旁）进行了现行简化字的溯源研究。这项研究所得出的数据如下：现行简化字始见于先秦的共49字，占所选388个字头的12.63%；始见于秦汉的共62字，占15.98%；始见于魏晋南北朝的共24字，占6.18%；始见于隋唐的共31字，占7.99%；始见于宋（金）的共29字，占7.47%；始见于元朝的共72字，占18.56%；始见于明清的共74字，占19.07%；始见于民国的共46字，占11.86%；始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截至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的1个字，占0.26%。研究结果令人信服地证实：现行简化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历代的“俗字”和“手头字”，即历代简体字；有一些来自草书和行书；还有一些竟还是“古本字”，比它们的繁体的历史或“资格”还要老得多。（11）由此也可以看出，删繁就简是历朝历代对于文字的一致追求。
关于汉字变化发展的趋势，还要附带说到另外两个问题。
第一，汉字总体来说是按照由繁到简的趋势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偶有繁化的现象。裘老指出：“字形繁化可以分成两类。一类纯粹是外形上的繁化，一类是文字结构上的变化造成的繁化。”（12）当然，后一类主要是加旁字，有人认为加旁字的出现是顺应汉字发展的“区别律”（13），但裘老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种加旁字的出现解释为文字的分化或汉字字数的增加，而不应该解释为字形的繁化”（14）。我认为裘老的观点更有道理。裘老又把纯粹外形上的繁化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明确字形以避免混淆，如古文字中的“肉”和“月”、“上”和“二”、“玉”和“王”的书写形式太过接近，容易混淆，因此要繁化加以区别；一种是书写习惯上的变化，但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都被淘汰。这里还应该补充一种，就是周有光先生所说的“主要是由于美化作用，在看来太朴素的符号上面加一些装饰线条，例如印章文字之类”（15）。6年前我修沈培老师的“文字学”课程时，沈老师就举过一个金文中“用”的例子，“用”字的上方加了一个鸟形，但除了装饰之外并无意义。我们当时戏称之为“有个鸟用”或“有鸟无用”。
第二，汉字是否应该继续简化？苏先生的文章指出：“我们说„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并不意味着今后要大量简化汉字。汉字的形体应保持稳定，正在使用中的简化字也要保持稳定。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至于要不要继续简化汉字？如果要简，什么时候简？怎么简？都要考虑实际有没有需要，并且经过认真的研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现在确实有一种图省事、胡乱生造简易字的风气。李家浩老师在开设“《说文解字》导读”课程时就举过一些例子（恕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这些都是文字使用中的不规范行为，应该予以纠正。但其中某些简化会不会在将来成为正体字，用苏先生的话，“以后的事情不好说”。
三、推行简化字是一种现实关怀
苏先生讨论简化字的合理性，是从两个角度入手的，一是汉字演变的规律，二是现实使用的考虑。汉字演变规律的问题上面已经谈过，而“简化字易学便用，有利于普及教育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这一点，更是可以从现实的角度驳斥“恢复繁体字”的论调。
苏先生在文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了简化字的合理性和优越性。首先引用了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的话：“方案公布后，两年来，简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称便，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河南一位老师向小学生介绍简字，说„豐收‟的„豐‟字今后可以简写成三横一竖的„丰‟字，孩子们高兴得鼓掌欢呼。天津一个工人说，„盡、邊、辦‟这三字学了半年了，总记不住，这回简化成„尽、边、办‟，一下就记住了。李凤莲同志有个弟弟，在家乡种地，写信给李凤莲同志诉苦，说农民普遍感到汉字难学。农民常用的一些字，像„農民‟的„農‟，„穀子‟的„穀‟，„麵粉‟的„麵‟，„麥子‟的„麥‟，还有„雜糧‟这两个字，这一类字都不好写。李凤莲同志给他弟弟寄了一本简化汉字的书去，他弟弟高兴极了，回信说„这些新字好学得多‟，还埋怨他姐姐为什么不早些给他寄去。简体字是要比繁体字好学好写，因此包括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简字，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应该从六亿人口出发来考虑文字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从个人的习惯和一时的方便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此外，苏先生也谈到了繁体字在扫盲运动中的具体功绩：“解放初期，我国的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用繁体字扫盲十分困难，学来学去，认识的还是那几个笔画少的字。农民说：„政府年年办冬学，我们年年从头学。‟这种现象直到推行简化字后才有了改变。1964年，我国在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3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32%。汉字简化对扫除文盲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简化字与繁体字的问题，而是学者的现实关怀问题。有人认为，学术不能完全为现实尤其是现实政治服务，这是有道理的，学术应该有它独立的、超脱的一面，但学术也不能完全脱离现实，脱离人民，尤其是语言文字这种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际工具，对于它的研究如果脱离了人民的生活，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汉字的简化正是站在人民大众的角度来考虑的。那些叫嚣着“恢复繁体字”的人，真正考虑过中国十几亿人的识字问题吗？
当然，近年来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也讨论过繁体字的问题，比如苏先生文章中引用的《季羡林老人谈国学》一文。又如我前两年听过一次吴小如先生的题为“学习古典文学应该懂点文字学”的讲座。吴先生指出了很多涉及古代文史方面的文章由于不通繁体字而闹的笑话，后来竟把矛头直指简化字，当时不觉得有什么，事后想想，有些过激了。专家学者们所讨论的，其实就是吕叔湘先生讨论过的“识繁写简”的问题。吕先生在《简论“识繁写简”》一文中说：“已经会使用简体字的人，再认识几个繁体字，是好事，是锦上添花。但是如果说织锦必须把花也织进去，不能有素锦，那是没有道理的。”（16）苏先生的文章也说：“推行简化字，并不是说要废止繁体字。在中国繁体字使用了上千年，有大量的传世文献，这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不能轻言废止……小学生中只有极少数人长大以后会去从事文史哲考古等需要使用繁体字的工作。至于哪些人将来会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在小学阶段是无法预知的。让小学生在学习规范汉字以外去学习繁体字，是把极少数人将来的需要扩大到全体小学生，必然会加大小学生学习的负担，加大社会的负担。对于那极少数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确定专业方向以后再去学繁体字也不迟。”这种说法是很合理的。专家学者们在提倡繁体字的时候实际上只是针对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而更为广大的社会群体尤其是中小学生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或者只是鼓励部分人去学习一下相关知识，而不是要把繁体字推行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至于那些认识几个繁体字就觉得自己特有文化，于是提倡大家都来使用繁体字的人，则是彻头彻尾的不靠谱，无须理会。
这里也谈一点我的个人经验。从我个人的教学经验出发，引入一些关于繁体字形的讲解（实际上最终引入的是甲骨文、金文、小篆的讲解，而不是繁体楷书，不过繁体楷书有时可以作为过渡。），尤其是象形字和会意字，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使学生开阔眼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这是语文教育工作者了解一些文字学常识的必要性。但要说到让学生们把繁体字当作日常的交际工具来掌握，那就是大可不必的了。周有光先生说：“中国大陆推行的识字方法是：以„简体‟为„正体‟，以„繁体‟为„旧体‟。小学生只学„简体‟，不学„繁体‟。中学以上可以根据需要，学习或多或少的繁体字。大陆的经验是：识字由简而繁、由易而难、由少而多、由今而古，是利多而弊少的渐进方法。„删繁就简‟是人类一切文字的共同发展趋向。”（17）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史课程的老师都对繁体字的学习提出了要求，不仅要会认，而且要会写。这个要求我是能够理解的，会写实际上是对会认的加强和巩固，而并不是要求我们真正把它使用到交际中去，正如现在有些钻研古代文史的人也喜欢写旧体诗和文言文，实际上都是为更深入地阅读和理解古人的作品服务的。繁体字难认难写，这是对于一般人来说的，即便对于专业人士，就算写起来没有什么难度，但比写简化字浪费时间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学习了繁体字之后，也尝试着使用繁体字做课堂笔记、读书笔记以及眉批，后来发现实在太慢，有时候甚至会不自觉地改回简化字来。不仅是我自己，我身边不少古典文献、汉语史专业的同学也有过类似的经验。这也证明了汉字简化是大势所趋。
四、关于繁体字和异体字的问题
我是古典文献专业的，平时的专业阅读是以繁体文献为主的，自己也写一些繁体字，有时候由于课程作业和文章发表的需要，也会在电脑里录入一些繁体字，有时候不记得切换回来，就会无意中使用繁体字和他人在网络上交流。比如北大未名BBS，在我之前，似乎没怎么见过有人用繁体字发帖的，但是由于那段时间我在BBS上比较活跃，很多人看了觉得新鲜，甚至说“好看”，于是也用繁体字发帖，一时间成为一种时尚。我是这种风气的始作俑者，应该检讨。最糟糕的还不是打繁体字，而是胡打繁体字。有些同学对于繁体字没有什么认识，只是觉得新鲜、好玩，使用的输入法的繁简转换功能又很低级，所以会出现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错误。比如“鬆樹”“皇後”“中文係”“古人雲”“嶽飛”“餘秋雨”等。吕叔湘先生也曾说到类似的问题，举出了不少有趣的例子。（18）其实这种事情在今天实在是层出不穷。我这里也举一件我遇到的事情。北大有个社团叫“国学社”，有一次该社的社长大人在未名BBS上发了个帖子，原文如下：
大傢好！
本週六，我們很榮倖聯繫到著名的國學大師，人大國學院名譽院長、中國紅學會會長、原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馮其庸蒞臨，為我們座談國學。馮老先生享譽海內外，學識淵博，這次光臨北大，為我們國學社同學講學，非常難得。希望大傢珍惜，屆時踴躍參加。
時間：本週六 上午10：00－12：00
地點：北大南门东150米，资源东楼地下一层，走廊尽头，010房间
人員：歡迎國學社同學及其他北大感興趣同學參加，由于受場地侷限，人數不能超過30人。非國學社同學慾參加，請報名到……謝謝！
这个帖子也集中反映了现在网络上某些人胡乱用字的问题，简单地说，问题有三个：
第一，繁简混用。主要内容是繁体字，而“地点”一栏冒号之后用的都是简化字。
第二，异体字的使用。文中的 “週”“蒞”“屆”“侷”都是《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删汰的字，应该写成“周”“莅”“届”“局”。
第三，繁体字的误用。“傢”“倖”和“慾”的使用简直让人笑掉大牙。这三个字现在分别被简化成“家”“幸”和“欲”，但不是所有的“家”“幸”和“欲”都得还原成“傢”“倖”和“慾”。“傢”只用于“傢具”“傢伙”这样的词里；“倖”一般用于“僥倖”“寵倖”这样的词里，“荣幸”无论如何都不能写成“荣倖”；“慾”则是嗜欲、欲望的意思，表达“意图、想要”的意思只能用“欲”。如果把这三个字的意思落实，这个帖子里简直充斥着不恭敬甚至是色情的内容。
这就是所谓的“热爱国学”？字都没认全呢。其实，全写简体字有什么不好吗？难道全写简体字就显得“没文化”了吗？由此可见，汉字的规范化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第四篇：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以文化为核心的时代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以文化为核心的时代。就农村合作银行来说，在硬件和产品趋于同化的今天，同业的竞争已不只是效益规模的竞争、资产质量的竞争，更是战略思维、经营理念、管理文化的竞争，而这种竞争的核心就是企业文化建设。如果一个金融企业没有自己的强势企业文化，必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地位。农村合作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实质是一种独特的竞争优势，是企业不断创造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想获得核心竞争力，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我认为其结果的实现关健离不开一个“软环境”——企业文化。就像植物离不开土壤一样，农村合作银行的发展离不开企业文化的建设。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而使命目标、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在我们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迈进中，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与活力的新型企业文化，重塑价值理念，实现共同愿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激烈变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企业文化必须强化市场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人才观念、信誉观念、服务观念、使之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相适应。善于吸纳合理的营养，优势互补，为我所用，相互融合，不断创新，建设“合金”型的企业文化，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建设与股份合作制改革相适应的农村合作银行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形神合一”，企业的“形”包括一切外在的东西，包括企业制度、流程、策略、组织结构、责权体系、领导风格、产品等，而“神”则是指愿景、价值观、使命、精神、经营理念等这些指导企业发展的思想。
农村合作银行所有的管理人员，既要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也要加强对企业文化的管理。应当懂得如何影响企业文化，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员工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的最终目标相一致，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思维能力，建立起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横向网络式的、符合人情的，能持续创新发展的企业文化，推动股份合作制改革顺利进行，以达到使农村合作银行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的目标。一是以政策舆论、理论、价值、生活方式等全方位导向来提高员工的思想素质，引导员工认同企业价值观、企业伦理道德和企业风尚。二是灵活运用、灌输引导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思想教育与行为规范约束相结合、情与理相结合、社会塑造与自我塑造相结合等激励方式，把企业信念、企业精神传递给员工，升华员工情操、提高员工素质，从而实现农村合作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建设的的途径和方法是多种多样。农村合作银行在打造企业文化时，要同企业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围绕打造“一流队伍、一流管理、一流服务、一流效益”这个主题，定期对企业文化进行审视、分析、再造和提高，并根据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和新的目标，以指导企
业文化的创建，使企业文化建设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从而保证企业具备持久的竞争力，真正提高农村合作银行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第五篇：对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的一点看法
对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的一点看法 作家韩寒的出现和走红无疑是对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的一种极大 的讽刺！应试教育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摧毁了多少幼苗。虽然现在 在大力推广素质教育，但是真正认真去做的学校有多少呢？升学率仍 是学校考虑的首位目标，为读书而读书仍是学生不得不做的事。可以 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教育已经变质！学校培养的不再是人才，而是 一批批的考试机器而且综合素质越来越差！中国的教育应该借鉴美国 的一些方法，注重培养能力而不是分数！更重要的是要从人才的录取 方式入手来改革！不是一味的看文凭、看学位，应当看专业能力，个 人的特殊才能。中国的教育界人士该清醒了！特别是那些手握大权的 “教育名人”和名校校长们该清醒了！别再光说不练了，这关系到中 国的未来啊！
“减负”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字眼，其原本的目的无疑是好的，但最近似乎有点“变质”了！看看开学的时候“书城”的火暴生意就
可以知道了，原因很简单：学校响应教委的号召，为了减轻学生的负 担而少买了一些辅导书，而相对的考试题目却一年比一年难、一次比 一次刁，造成了学生不得不自己挤出时间去购置辅导书。这种“减负” 实在是太可笑了！好象减去的是学校的负。真不知道那些所谓的教育 家和考试命题者是否“脑袋里有些贵恙”！？
为什么现在申请出国读书的人那么多、并且越来越低龄化？原因
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教育制度的极不合理！！知识内容的陈旧、教学方式的落后都是这“极不合理”的体现方式。比如：现在已经是
21世纪了，不懂电脑知识可以说是“半文盲”，于是各中小学都纷纷 开出了电脑课程。可是再看看教材，教的是“DOS ”“WINDOWS3.1” “WINDOWS95 ”！天哪，在IT的发展速度以六个月更新一次（有可 能更快）的时代还在教5-10年以前的东西！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这样一来人才外流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人历来有“浪费”的陋习，（虽然我们常口口声声说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才浪费、资源浪费、时间浪费的情形几乎处处可见。现在的教育制 度也可以说是在浪费，它浪费的是国家的资金和青少年的宝贵青春！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并且不是象“变质”了的“减负” 那样的形式主义！再次重申：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以上是鄙人对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的一点看法，有意见者欢迎相 互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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