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风的历史由来（样例5）

第一篇：四风的历史由来

原标题[“四风”的历史由来]

“总书记问了很多问题，但他最关心的，还是作风建设，尤其是领导干部作风。”张五普30多年前曾和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共事。上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正定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张五普认为，党的作风建设是习近平一直关心的问题。1984年，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便提出加强县领导班子作风建设的规定，包括不搞不正之风，改变衙门作风等。

上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对全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部署。习近平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党建学者认为，此次整治“四风”，立足于党内积弊思想的扫除，整个实践活动中一定会清除一批不合格、腐败的党员干部，以警示全党干部。

中央剑指“四风”大事记

2013年6月22日至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对照检查中央八项规定落实情况，讨论研究深化改进作风举措。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改进工作作风、推进党内相关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6月18日

习近平对全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部署。习近平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

4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会议指出，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

2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他强调，要把改进作风，切实体现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之中。

此次整治“四风”力度很大，肯定会清除有问题的官员，不排除会查出“大鱼”。教授谢春涛

【“四风”的历史与现实内涵】

形式主义 中国革命道路曾受其害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开创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曾多次受到形式主义的干扰与危害，也是他最先批判了形式主义。《毛泽东军事文集》中收入了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一文。文中批判了“远方”到来的“形式主义理论”。

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郭建宁看来，当前形式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名利思想，二是懒惰作风。

前者以“政绩工程”为代表，后者集中在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等行为上。不到灌溉时带群众浇地

本月初，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与基层干部群众座谈时，直言他遇到过的形式主义：不到灌溉时节，组织群众浇地；找来谈话的，不是真群众。

官僚主义 几代领导人重视的问题

在辞海中，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说它是一声不响„„十分无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觉得“泥塑的神像”比喻太笼统，专门写了一篇《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列举了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等等。

此后，党中央提及官僚主义时，往往伴随着形式主义。

1992年，邓小平视察时谈到，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随后，党中央下发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文件。

“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2001年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中的这段话，对全党同志发出重要警示。

2007年，十七大开幕当天，胡锦涛向大会作报告时表示，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新民称，当前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三种：权力崇拜，权力滥用，权力寻租。

高新民介绍，刘少奇曾讲过，官僚主义是反民主主义的，没有民主精神就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因为民主精神讲究的是平等，官僚主义则是官本位、等级制。没有平等的精神，没有民主的作风，官僚主义就容易产生。

高新民认为，克服官僚主义，要靠党内、群众、舆论的监督。

【画像】

镇干部对村民见死不救

今年6月21日，安徽省霍邱县孟集镇中心店村村民郭仁寇，为讨要家中4亩多地的粮食补贴，在镇政府大院里的农经站三楼坠楼身亡。郭仁寇坠楼后，在场的多名村镇干部无人施救。事发前半个小时左右，该镇刚刚开完密切联系群众的相关会议。

奢靡之风近年来多次被提及

近年来，党内提出反对享乐主义时，往往伴随着反对奢靡之风。

2002年，胡锦涛去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提出，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

2007年，胡锦涛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提出，领导干部要带头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奢靡之风是享乐主义的一个具体表现。”郭建宁称，极度的享乐主义就是奢靡之风。

郭建宁说，狠刹奢靡之风一定要最大限度公开“三公”，“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画像】

伏法前叹没喝过路易十三

广东省惠州市原公安局局长洪永林，因受贿罪被二审裁定死刑时还念念不忘如何享受，他后悔：“我什么东西都吃过了，可惜“路易十三”这种酒还没有喝过，今后也喝不到了。”

享乐主义 1929年已有的思想倾向

早在1929年，毛泽东针对红军队伍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指出享乐主义是党内个人主义的表现之一。“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是为了去享乐。”

2001年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江泽民提出四个坚持，四个反对。其中包括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

2006年，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教授谢春涛认为，目前享乐主义在党政内部主要表现为公款吃喝、旅游、娱乐等。惩治享乐主义须加强监督立法。如界定什么情况下可按挥霍国家资财论处。

【画像】

公款吃喝一年三千亿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列举了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

第二篇：时事政治：“四风”的历史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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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四风”的历史由来

此次整治“四风”力度很大，肯定会清除有问题的官员，不排除会查出“大鱼”。

——教授 谢春涛

“总书记问了很多问题，但他最关心的，还是作风建设，尤其是领导干部作风。”张五普30多年前曾和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共事。上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正定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张五普认为，党的作风建设是习近平一直关心的问题。1984年，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便提出加强县领导班子作风建设的规定，包括不搞不正之风，改变衙门作风等。

上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对全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部署。习近平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党建学者认为，此次整治“四风”，立足于党内积弊思想的扫除，整个实践活动中一定会清除一批不合格、腐败的党员干部，以警示全党干部。

【“四风”的历史与现实内涵】 形式主义 中国革命道路曾受其害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开创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曾多次受到形式主义的干扰与危害，也是他最先批判了形式主义。《毛泽东军事文集》中收入了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一文。文中批判了“远方”到来的“形式主义理论”。

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郭建宁看来，当前形式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名利思想，二是懒惰作风。

前者以“政绩工程”为代表，后者集中在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等行为上。不到灌溉时带群众浇地

本月初，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与基层干部群众座谈时，直言他遇到过的形式主义：不到灌溉时节，组织群众浇地;找来谈话的，不是真群众。

官僚主义 几代领导人重视的问题

在辞海中，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说它是一声不响„„十分无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觉得“泥塑的神像”比喻太笼统，专门写了一篇《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列举了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等等。

此后，党中央提及官僚主义时，往往伴随着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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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视察时谈到，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随后，党中央下发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文件。

“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2001年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中的这段话，对全党同志发出重要警示。

2007年，十七大开幕当天，胡锦涛向大会作报告时表示，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新民称，当前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三种：权力崇拜，权力滥用，权力寻租。

高新民介绍，刘少奇曾讲过，官僚主义是反民主主义的，没有民主精神就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因为民主精神讲究的是平等，官僚主义则是官本位、等级制。没有平等的精神，没有民主的作风，官僚主义就容易产生。

高新民认为，克服官僚主义，要靠党内、群众、舆论的监督。镇干部对村民见死不救

今年6月21日，安徽省霍邱县孟集镇中心店村村民郭仁寇，为讨要家中4亩多地的粮食补贴，在镇政府大院里的农经站三楼坠楼身亡。郭仁寇坠楼后，在场的多名村镇干部无人施救。事发前半个小时左右，该镇刚刚开完密切联系群众的相关会议。

奢靡之风近年来多次被提及

近年来，党内提出反对享乐主义时，往往伴随着反对奢靡之风。

2002年，胡锦涛去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提出，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

2007年，胡锦涛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提出，领导干部要带头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奢靡之风是享乐主义的一个具体表现。”郭建宁称，极度的享乐主义就是奢靡之风。郭建宁说，狠刹奢靡之风一定要最大限度公开“三公”，“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伏法前叹没喝过路易十三

广东省惠州市原公安局局长洪永林，因受贿罪被二审裁定死刑时还念念不忘如何享受，他后悔：“我什么东西都吃过了，可惜‘路易十三’这种酒还没有喝过，今后也喝不到了。”

享乐主义 1929年已有的思想倾向

早在1929年，毛泽东针对红军队伍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指出享乐主义是党内个人主义的表现之一。“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是为了去享乐。”

2001年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江泽民提出四个坚持，四个反对。其中包括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

2006年，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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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教授谢春涛认为，目前享乐主义在党政内部主要表现为公款吃喝、旅游、娱乐等。惩治享乐主义须加强监督立法。如界定什么情况下可按挥霍国家资财论处。

公款吃喝一年三千亿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列举了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

本文来源：天津公务员考试网http://tj.offcn.com/

第三篇：“四风”问题的由来、危害及治理

“四风”问题的由来、危害及治理

2013年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总书记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应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四风”是根本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为此，本文在梳理“四风”问题的由来和危害的基础上，找出治理“四风”问题的切入点，为治理“四风”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作风问题是执政党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党只有具备优良的作风才能把人民群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纵观党的历史，尽管作风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形式存在差异，但不管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作风问题最终都会危害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当前作风问题集中表现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本文试图准确把握“四风”问题的由来及危害，力求对症下药，开出治理“四风”问题的良方。

一、“四风”问题的由来。

1.“四风”问题的提出。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特别强调，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的条件。

2.“四风”问题的历史演变。

作风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形式存在差异。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告诫党员干部杜绝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同时还在有关著作中论述了干部特殊化和整治形式主义等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中指出，“形式主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是我们党的一大祸害。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必须狠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2001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指出“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2012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慵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

3.“四风”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是历史尘垢。

“四风”问题是人类历史上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留物。封建思想糟粕不仅使得家长制、官僚主义、独断专行根深蒂固。而且禁锢干部的头脑。助长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混日子、保帽子”等风气，与之对应的是经济取得上的不劳而获，表现在其生活上必然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

二是环境转换。

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一些领导干部容易放松警惕，居功自傲，不思进取，脱离群众，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诸多诱发享乐主义的因素。一些党员干部很容易被追求舒适、贪图享受的享乐主义腐朽思想所侵蚀。

三是改革滞后。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缓慢。致使少数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地位显赫。身价倍增，这就从体制上为“四风”问题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会产生无限制的公款消费。不正当的利益交换极容易造成“四风”问题的扩散。

四是党性不纯。

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长期以来，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对党性干扰较大。是“四风”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形式主义不分析事物的内在矛盾。官僚主义凭长官意志而不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一味追求个人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必然会陷入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泥潭之中。此外，“四风”问题的产生还与社会道德规范、组织文化和教育培训等多方面因素存在密切关联。

总而言之，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相辅相生的，凡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形式主义就必然泛滥盛行。两者往往形成助纣为虐的恶性循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互为表里的两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必然产生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反过来又会加剧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二、“四风”问题的危害。

“四风”问题往往表面“销声匿迹”，实则“暗藏杀机”。从现实情况看。有些党员干部已经对“四风”问题有点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足见问题已十分严重。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四风”问题的危害，认清作风建设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必须坚决予以解决。

1.腐化干部队伍。

形式主义表现为作风漂浮，脱离实际，沉溺于文山会海，习惯于官话套话，唯书唯上，照抄照搬，做表面文章。把一切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都变成了喊口号和走过场。官僚主义从根本上颠倒了主仆关系，使党员本色尽失，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本钱，处处以救世主自居。心安理得地当官做老爷。政治领域中的腐败现象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有着密切的联系，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腐败行为提供了价值支撑。如果党员干部头脑里塞满了享受主义和奢靡生活，那么他就会为了享乐不惜以权力为筹码，换取物质生活的丰裕与奢华。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说：“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

2.造成资源浪费。

由于受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一些干部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搞主观主义的瞎指挥，致使一些重大决策失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人力、物力以及宝贵时间付之东流，有限的社会资源被极大地浪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表现为思想空虚、精神萎靡，贪图安逸、不思进取，铺张浪费、花天酒地。党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一个干部自身的成长也不容易，一旦沾上享受和奢靡的风气，就会造成人才的浪费。此外，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本身也会带来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仅我国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就高达价值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所造成的浪费可见一斑。

3.败坏社会风气。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欺上瞒下、虚报、浮夸、说空话、打官腔；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守信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歪风使得一些党员干部争相效仿，这些都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仅关乎党风政风，更关乎社会风尚和民族精神，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一旦出现奢靡之风，必然危害社会风尚，动摇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进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4.激化社会矛盾。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往往把权力作为争名夺利、达成个人意愿的工具，既不思考“权”从何而来，也无法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更谈不上情为民所系，反而还滥用权力损害群众的权益，与民争利，引发党群干群矛盾。特别是在物质财富不够丰裕的情况下，一部分人的享乐必然导致另一部分人相对或绝对的贫困。从而拉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这种差距达到一定的水平，就可能使蕴藏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在引导不力或缺乏正当宣泄渠道的情况下，这种爆发往往会溢出制度的框架，影响政治稳定，造成社会动荡。亨廷顿认为，政党的稳定取决于政党与民众的联系和民众对政党的支持。他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程度。

5.引发民心背离。

由党员干部表现出的“四风”问题，会直接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最终会失掉民心。而一旦失去民心，党和政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毁掉了自己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在国外敌对分子的不断挑唆下，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往往会导致政党解体、政权倾覆。另外，一个党组织内部一旦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自然就会与普通群众在感情以及工作接触方面越来越疏远，干群关系越来越陌生、淡薄。而对于群众而言，那些只顾个人生活享受的党员干部、只顾小团体利益与享乐的党组织根本不能代表普通工农群众的利益，更谈不上什么“先锋队”或“先进性”。因此，“四风”问题在党内的滋生与蔓延，势必会损害党的群众基础，引发民心背离。直至危及党的生存。

三、“四风”问题的治理。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四风”问题的治理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在治理重点方面，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反对享乐主义要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奢靡之风要着重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在治理方法上，治理“四风”问题要多管齐下。以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为切入点，不仅要铲除产生“四风”问题的土壤，还要做到思想政治教育和制度建设齐头并进。

1.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增强道德自律。

毛泽东同志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靠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是共产党员的终身课题，是党的建设日新又新、常抓常新的任务。要以学习贯彻党章为抓手。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党性修养水平。治理“四风”问题，需要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加强精神自律。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离开了这种自律，“四风”问题虽能禁绝一时，却难免会死灰复燃。铲除“四风”问题，除了需要法律和制度建设。还需要将高尚的情操和朴素的道德植入人们的心底。但是，相比法律和制度建设，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建设更是任重而道远，更需要“百年树人”。

2.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

人民群众看我们的党风是好还是坏，看我们党是否代表他们的利益，最直观的就是看他们身边的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从领导干部的作风中作出判断和选择。在反对“四风”问题的战斗中。领导干部既要善于指挥，更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首先，领导干部要有健康、正派的生活作风。在生活作风上贪图享乐、腐化堕落，必然导致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走样。其次，领导干部要摒弃一切私心杂念。要带头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严格按制度和程序办事，严格管理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搞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使“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成为一种常态，为全党同志树立爱党爱民、勤政敬业、廉洁奉公的榜样。最后，领导干部要树立典型和示范效应。多树立在党的作风建设上涌现出来的正面典型，揭露反面典型，用这两个方面的典型来教育党员和干部，使他们从内心意识到在党的作风建设上要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看齐。对别人在作风上所犯的错误要引以为戒。

3.不断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

在社会发展史上，只有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的全体成员实现彼此平等的时候，广大普通民众才能实际参与掌握公共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民主权利才能充分实现。进而有效遏制“四风”的滋生和蔓延。首先，解决“四风”问题的真正力量是人民，是经济上富裕起来、物质生活上有保障的人民。当一个人在经济上、生活上不得不完全依附于具有“四风”问题者手中的权力时，他是没有力量反对“四风”问题的。因此，我们要善于创造一个真正能使人民群众创业致富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其次，不断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增强人民的参政意识，提高人民的政治地位。保证人民能够自由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由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并进行监督，是解决“四风”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此，必须切实加强和发展党内民主，并从制度上保障广大党员更多的权利，以制度建设来调动广大党员反对“四风”问题。最后，吸收群众加入监督机构。例如为了保证纪检机构本身的效力，可以考虑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聘请人民群众做兼职纪检员，协助纪检机构实施监督：二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半数或更多名额，要由纪检机构之外的群众兼任：三是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要聘请社会名流、专家学者等群众来兼任。

4.建设廉政文化。

不良作风是腐败的温床。遏制腐败在很大程度上能解决作风问题。“四风”问题出现在少数手中握有权力的公职人员身上，但根源在社会，在整个社会体制、机制和人的思想观念与风气上。尤其在廉政文化的构建上。假如“四风”问题被人们看作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成为社会理念、规范和风气等所能接受的行为及生活方式，甚至被一些人羡慕为“有能力、有本事”，被当成一种社会文化得到认可后。那么问题就十分严重了。一旦形成一种社会文化，则不论从治理时间上，还是从治理难度上，都会面临重重阻碍，并且会引发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滋生蔓延。建设廉政文化，要想尽办法治理这种腐败文化，即掌握权力的人掌握着很多资源。没有权力的人为了获得某一种资源“理应”给有权的人送钱。实践表明，只有在清正廉洁的文化中，才更容易营造出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和环境。

5.建立相关配套制度。第一，要完善干部的监督机制。要完善操作性强的干部监督制度，真正形成对各级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态势，用制度有效地规范干部的从政行为，并使这种制约和规范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重点做到“四个结合”，即对领导干部的任前、任期和离任监督结合：对领导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和社会圈监督结合：对领导干部的纠正、诫勉和查处结合：对一般领导干部的监督要和对“一把手”的监督结合。

第二，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正确认识和评价干部的政绩。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考核标准，让那些勤政为民、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人担当重任。

第三，要坚持调查研究制度。健全领导干部带着问题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制度。要坚持群众来访接待日制度，领导干部要亲自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及时了解并解决群众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第四，要改革创新行政和财经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行重大项目审批会审制度。清理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充分运用电子政务和电子监察等手段，对行政审批行为进行严格控制和监督。推进财政管理制度改革，深化部门预算和全面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进一步落实“收支两条线”各项规定，坚持把政府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扩大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范围。

第四篇：国庆节历史由来

10月1日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这里应该说明一点，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的10月l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那么10月1日的国庆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

第五篇：台湾问题历史由来

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

台湾问题一词及其相关概念，最早出现于当时寓居美国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的《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袭此词，并因强力宣传而通行于中国民间与国际社会迄今。但在台湾内部，此一词语反而从未存在；相关概念或者叫“台海问题”或者“两岸问题”。

今日的台湾问题，两岸的分离局面，无疑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内战的结果，然而始作俑者是美日，这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台湾岛、澎湖群岛、金马列岛、东沙群岛、以及南沙群岛的太平岛和中洲岛，构成现在的中华民国的有效统治领土的全部；这部份领土亦从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管辖。目前，台湾的主权事实上是由“中华民国有效行使”。同时，台湾问题也涉及到两个中国的问题，即控制台澎金马地区的中华民国与控制大陆地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与国际空间问题。

中华民国是于1912年在南京成立，但于1949年失去对大部份领土的实际控制，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北京成立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北。在此后几十年，中华民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台湾及大陆（包括外蒙古、唐努乌梁海、江心坡等地区）在内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一直宣称要收复大陆。时至今日，中华民国政府立场自1990年代开始已渐有所改变，中华民国不再否认中国共产党对大陆地区的实际统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并放弃以武力收复大陆。不过，中华民国政府并未正式放弃对大陆地区的主权。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起，就一直认为“旧中国”（中华民国）已经灭亡而被“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替代，并声称台湾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不可争议之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放弃在必要时以武力强取台湾；同时也表示，只要认同所谓“九二共识”（具高度争议性，在第二章中会提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谈”。

对于台湾问题，双方长期维持所谓的刻意“模糊”政策。对于海峡两岸的“现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与见解，甚至对历史本身也有不同的认知与解读。但是，此“现状”并未明确定义台湾的政治及法律地位或说明未来安排，因此这种模糊政策也被批评为危险的策略，任何冒险的擦边球或误算都可能导致冲突或全面战争。

台湾问题不仅仅是由国共内战所导致，台湾问题得以成形，实际上离不开文化间冲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冷战）、以及美国等列强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等原因。台湾问题在形成初期，海峡两岸纠结于“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方有“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法律模糊点；同时，中国国民党作为“台湾新的统治政权”及“旧中国的偏安政权”在台湾长期威权统治、中国共产党担忧被颠覆而长期闭锁中国边境并进行文化改造，从而使两岸隔阂、误解日益加深。90年代中华民国不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放弃武力反攻大陆。此后，台湾问题的症结已由“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转化为统一与独立之争、中国化与去中国化（台湾本土化）之争，并且外国势力的介入从未减轻。民调也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

1271年—1294年间，元朝于澎湖设澎湖寨巡检司，将澎湖列岛纳入元朝版图。1384年明朝废除澎湖巡检司后，又于1563年复设澎湖巡检司派兵驻守。17

世纪，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曾先后短暂占领过台湾部分地区。1662年2月3日，南明将领郑成功战胜荷兰人并在台湾建立对抗清朝的基地。但清朝政府派出由施琅率领的清军攻占澎湖与台湾，并于1683年使郑氏政权归降，首次将台湾本岛纳入中国版图。然不论是郑成功或清朝当时之统治皆未及台湾全岛。1887年，台湾建省，终于正式将台湾全岛纳入版图。

1894年7月25日，清朝与日本爆发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后，1895年4月7日李鸿章于日本山口县下关市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永久割让给日本。1943年12月1日，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于开罗发表《开罗宣言》，公布日本在中国所窃取的领土，如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26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邱吉尔于德国波茨坦发表《波茨坦宣言》，第八点中明白表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为日本投降的必须条件之一；8月15日，昭和天皇同意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署正式《降伏文书》。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后来国民党军节节败退；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蒋介石采被迫退居台湾，凭借海峡天险和海、空军力量，抗衡当时尚无海、空军的解放军，以期积聚力量，待国际形势发生于己有利的变化时，再反攻大陆。

1949年8月至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金门、马祖以外的台湾外围的主要岛屿，并开始正式准备发起渡海攻台。

美国总统杜鲁门一开始只是被动地支持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并计划听任中国共产党率领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台湾。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从其远东战略利益考虑，改变了对台政策。为了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美方派第七舰队出兵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面临来自东北和东南两方面的军事威胁。同时，美国还加强了对侵越法军的支持，向越南派出了军事顾问团，中国南部边疆的形势也骤然紧张。从当时中国的实力来看，要同时在三条战线与美国作战显然存在极大困难。而且当时人民解放军尚未有具有战斗力的海军和空军，要想短时间内突破美国第七舰队的封锁，进而解放台湾并不现实，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推迟渡海攻台。

从此台海两岸天各一方，一弯浅浅的海峡从此成为温总理口中道出的“最大的国殇，最深的乡愁”。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缔结同盟。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条约”中规定：一旦“缔约国之领土”受到“武装攻击”，应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这是美国明目张胆地以战争威胁手段阻挠我国的神圣统一事业，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大暴露。而且，通过非法的条约，使美国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正式取得了在台湾、澎湖及附近地区部署军队的“权力”。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台湾被正式纳入美国的“反共防御体系”之中，台湾被美国视为“反共前哨”；国民党政权也因此立住脚跟，得以偏安一隅。然而，美国深知国民党“反攻大陆”从军事上讲已无可能，因此对国民党军在大陆沿海地区的军事骚扰并不积极支持，而是希望国民党军队固守台湾，实现“划峡而治”，即确保台湾岛永远脱离中国而“独立”。因此，美国竭力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联合国托管台湾”、“台湾中立化”，意在混淆国际视听，使国

际社会不再视台湾为中国之一部分，也意在使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计划，专意守住台湾。对美国来说，“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而国民党集团也深知，若放弃“反攻大陆”，他们便不能自称是“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甚至也无理由在台湾立足。因此，他们必须坚守“一个中国”和“反攻大陆”的口号和目标，而反对“划峡而治”。而其中的关键是，是否守住金门、马祖等岛屿。

1895年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只是规定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而不包括金门，马祖。而国民党退踞台湾后又事实上占据着金马。因此，对美国来说，要通过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制造“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金门、马祖是累赘和障碍。同时，国民党军队继续占领金马与人民解放军近距离对峙并不断挑衅，只会促使解放军更早南渡攻打台湾。于是，美国政府多次劝说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所以在《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国也并未把金、马列入“共同防御”的保护范围之中，并想以此迫使蒋介石放弃金马。而对国民党来说，金马是他们“对大陆主权的象征”，是“反攻大陆”的桥梁或跳板，是军事反攻的“前沿阵地”，因而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为了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和武装挑衅，也为了击破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从1958年8月23日中午12时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等岛屿的蒋介石军队实行炮击，揭开了炮击金门的序幕。

在金门炮战中，中国政府采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策略。粉碎了美国“划峡而治”的“两个中国”的阴谋。1958年12月10日，美国宣布从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又一次较量宣告结束。

国共双方以一场奇特的炮战演绎了现代版的“周瑜打黄盖”，成功的化解了美国逼迫国民党从金门撤军从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因此，停止了收复金马的军事行动并断断续续炮击金门直到1978年。中国政府旨在以此沟通两岸政治信息，使中国保持内战状态，以阻止美国插手，让国共两党自己来解决统一问题。可以认为，中共在金门炮战后已改变了消灭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和平统一”的方针已开始酝酿。在国民党方面，经过此役，他们也感到“反攻大陆”从军事上希望不大，因而改提“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从”或“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后来更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壮大，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解冻的时机。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有人至今仍不愿看到中国统一，他们不断制造种种借口，施加种种影响，阻挠台湾问题的解决。

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失败后，两岸敌对多年，遂隔绝至今。蒋氏父子去世后，李登辉和陈水扁上台，大力推行台独政策，两岸关系恶化，渐行渐远。

从七十年代初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的中美接近到1979年的中美建交，随着中美关系的转变，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台湾，台湾已经没有能力与大陆继续对抗，而另一方面，随着台湾的蒋氏父子年事渐高，乡愁渐浓，也因为他们残存的民族大义，五六十年代一直剑拔弩张的台湾海峡渐渐平静下来，1974年台

湾当局默许大陆海军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前往南海增援与1978年大陆宣布终止炮击金门可算是台海结束紧张对峙局面，走向缓和的标志性事件。

进入八十年代后，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工作重点也转向了经济工作。在国际上，中美结成了冷战中事实上的同盟，中国的军事重点也集中在西南边境上苏联的小伙伴越南和支持阿富汗反苏游击战上。另一方面，已近暮年的台湾第二代领导人蒋经国在其晚年实行了一系列诸如开放赴大陆探亲、结束台湾戒严状态等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开明政策，打破了两岸长期隔绝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大陆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创造性的提出了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由此定下来以和平统一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

纵观这一阶段的台海局势的演化过程，前期由于统治台湾的蒋氏集团所采取的“汉贼不两立”的立场，虽然剑拔弩张，兵戎不断，台海两岸一直处于军事对抗的局面，但双方争夺的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正统地位，并不存在什么台湾独立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台独的潜流也在外部敌对势力的支持纵容下慢慢孳生。后期台海两岸对峙双方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的措施举动，大陆也制定了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公平的说，在当时中美关系是事实上的盟友关系、一国两制的政策又刚刚在港澳回归问题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以及年老思归的台湾领导人频频采取缓和姿态的内外条件下，制定这个政策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并不能因为后来台海局势的逆转而否定当初在内外条件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制定的政策，更何况即使在台海和风最盛的时候，我们的领导人也没有失去应有的冷静，并没有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否则我们将失去现在对台独最有力的制约武器。

九十年代风云突变的台海局势

无论如何，1988年蒋经国的遽然辞世和李登辉的上台，是台海局势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自李登辉上台之后，在前期虽出于自身地位尚不稳固及之前台海良好局势的惯性，尚没有太出轨的台独言行，在此期间尚有“汪辜会谈”等两岸良性互动行为。而大陆方面，由于国际局势的剧变和自身政局的动荡，也无心无力以更有力的举措来推进两岸的统一进程。

1995年，由于李登辉访美，引发了新一轮的台海危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了针对台湾的导弹试射。

1996年正值台湾大选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大规模的三军联合军事演习。

1999年，李登辉大放厥词，“两国论”出台，中国人民解放军调兵遣将，兵临台海，举行带有明显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台海局势一触即发，由于种种原因，两岸最终虽没有兵戎相见，但已裂痕尽显。

2000年，又值台湾大选年，大陆发表台湾问题白皮书，公布对台动武的三项条件。对于台湾领导人的挑衅，大陆则以低调的“听其言，观其行”回应。

陈水扁上台之初，表面上承诺“四不一没有”，不公开推进台独，实质上却加紧在台湾推进“去中国化”，实行“渐进台独”，抛出了改头换面的“两国论”——所谓的“一边一国论”。大陆则不为所动，静观待变，直至后来的“公投立法”，大陆才有比较强烈的反应。

2008年，马英就上台后，开始与大陆接触，目前两岸关系稍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