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思想的形成20131210

第一篇：官僚主义思想的形成20131210

官僚主义思想的形成首先，什么叫“官僚”？不去查字典，地方语：“僚”就是“凶恶、凶狠”的意思，那么所谓“官僚”就是当官的很“凶恶、凶狠”，用现代语来说就是很“霸道”，也就是现代流行行话叫“我说了算”。这种思相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允许产生的，因为它的出现对社会、对动物界和植物界也就是整个地球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实际上只要是有思想的动物都具有这种思相，都相“我说了算”，但又为什么只叫“官僚”？不叫什么“民僚、众僚”？甚至叫“动物僚”？因为只有当官的才能“僚”得起来，其它的根本就无法“僚”得起来。因为除了当官之外的（这里不包含有钱的人，因为有钱的能在限定范围内“僚”得起来）人没有“僚”的资本，资本就是“经济权力—通常是指货币”和“武装力量”。国家为了“我说了算”，养有大量的军队、武警、警察等，过去的地主富豪同样是这样做的。所以“我说了算”的这种思想和作风就只能叫“官僚”。

“官僚”这种思想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下面说的意见不一定全对，我的想法就是对的”；第二“我都听下面的没有威信、没有成就感”，第三“如果我的想法没有全面执行，没人听、没人落实就没有面子，手中的‘权力’就没有人知道”。

先谈第一“下面说的意见不一定全对，我的想法就是对的”。针对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思想，“下面”就是除自己之外的人，每一个人的想法与其知识的多少、社会与生活的阅历丰富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其想法在没有得到证实前肯定是不一定全对，但自己肯定认为自己这时候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如果是错的，我早就改了，更不会说出来。所以不管手中有没有“权力”的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但最终这一思想只有在手中有了“权力”时才得到充分的实现，不能实现的只能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

第二“我都听下面的没有威信、没有成就感”。从两方面来说：

一、都听下面的，意见太多，到底听谁的，谁的才是真正正确的？

二、都听下面的剩下的我做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得拿主意，不要吵，都听我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当官几载，总要留下我的丰功伟杰，就好比“孙悟空到此一游”，诸如此类现象比比皆是，况且这还是我上升的资本。

第三“如果我的想法没有全面执行，没人听、没人落实就没有面子，手中的‘权力’就没有人知道”。“好面子”这一点是整个人类的特点，现餐桌上的浪费同样是“好面子”造成。只是在“官族”中表现最为突出，试想“十年心血、用尽手腕”，终于有了出头之目，那样的心可想而知，不能说变态，因为它实在是太变态。所以此时拿着指挥棒要干什么，不说都知道。

最后说一句：听下面的、听别人的、甚至于听上面的，都不是盲目的去听，由如改革开放的“全盘西化”，而是通过收集来的建议，筛选其中有益于公司、企事业和社会发展的意见去执行，筛选的正确性——这就是当官的眼光和能力，一个领导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这一点就是为公司、企事业或社会的发展甚至整个人类作出最巨大的贡献了；而不是拿着指挥棒去培养官二代，甚至是祸害别人，丰富自己„„

第二篇：国家官僚主义的形成

国家官僚主义的形成

组结成群体社会的好处很明显：调谐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满足人们群体交娱需求，还使人性中恶的一面受到监督，得以抑制。然而，社会生活的弊端也是一目了然：它使得一些有能力逃脱监控的人，获得了用欺骗手段以损害公益来作恶谋私的机会，还有奴役民众的权力。

经过连年征战，血火吞并后生存下来的国家，相对稳固和强大。作为国家行政和文化中心的城市，人口免不了集中和扩大化起来。要保卫住疆域城池，维护正常的次序，解决许多人的生活及劳动环境问题，就要常年驻养军队，要搞公共管理和城市建设，还要建立起相应的司法、警狱制度。增设机构，添置雇员，办公用品及相应的工具设施，都必不可少。为保证部门运作的经费来源，税收、立法，执法，行政调理„„事情越来越多，政府机构也就日益庞大和复杂化起来。

在民众权利意识模糊甚至淡薄几无的时代，国家就是国王独拥，皇帝所有。他分配给你管的一片就暂时属于你，高兴时赏赐赠予的领地，从此就属于某个王公贵族。作为城市管理部分，在立国初期，权力分配时设立的职位，大多由自恃有功者占据或支配。毕竟，强者为王，谁争来的江山谁坐，掌权者将权力亲自执撑，或是想托付给谁就托付给谁，人们都认为天经地义。一方面，立国安居后各种事务日益增多是事实，公民大众需要国家作为强有力的保护者，作为社会仲裁力量来镇慑和维护社会次序，这些

都需要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为满足复杂的人事安置及其某类虚荣心，也需增设一些并不需要的权门官职。另方面，由于渐渐怕麻烦想推卸杂事（为民服务可不是件轻松事），也为了扩充自已管辖的机构阵容，增强权势，官员们总是利用手中权力，千方百计找寻借口，不断在权限可及范围内添设新机构，增加新的人员、部门。总之，每个人都追求着有一块自己亲管自操有希望收获更多利益的资源性领地。门门机构一旦设立，进驻其间大大小小的主管人，为了表明自己的重要和不可或缺性，为了扩充实力谋求长远发展，会进一步设法在原有的基础上增项立目，使行政机构不断分枝和扩展。反正上司们大多没时间也没有精力来一项项亲身检验，经费又是国家开支。尤其是容易累集起大量人际矛盾的和平年代多持续些年，各种利害关系经历长时期的交错盘结，在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掩护之下，国家机构就更是容易膨胀难止，愈加扩大化和臃肿化。

官位难于额定，也无所谓任期，因此，每个具备一定实力的官员，都会钻国家管理体制中直到现代也依然存在的权责难分的空子，充填实力，拓展地盘。他们当然也不时尽力干着份内正经事，有时甚至成绩卓著，十分卖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皇帝而起，有乐可享的人们开始日渐懒散、松懈和减少了督查。任人唯亲、唯利慢慢成势，机遇总是不公的前途渺茫感下，渐渐意冷的官员们心思和精力的重心，也就越来越发生偏移，开始冷待那些看上去不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民间繁事，朝以渔利谋私为

先导，职责份内事为辅助或为掩护的方向发展。反正在经手各种名目涓涓汇集而来的钱物时，随便动点儿脑筋，便半江肥水唾手归已，又何必去为那出力不讨好且没完没了的公益之事呕气费心。在竭力不得罪上司和只要能够勉强维持职责范围内次序的前提下（后来常常连这个前提也顾不上，开始用假数字来欺骗蒙混）使所辖部门越来越开始围绕着官僚群体或高官个人的利益转。他们渐渐习以为常地假公济私，虚报冒支，对平民百姓苛捐杂税，不客气了起来。多争多捞一点资金，花销起来痛快，便于谋取私利；物多气派，排场，显出权势，带来荣耀（耀武扬威让人求，绝对是一种高级享受）；部下多则前呼后拥壮声威衬地位。钱是国家的也好，皇帝的也罢，到头来都是出自百姓，花起来自在，不心疼。只管在肆意的奢侈中展示权威、炫耀财富，寻找高人一等的享受„„谅那理想天堂人生仙境也不过如此。

为了把持权力，独占先机，作为统治者阶级的官僚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人民获得太多信息，还有动脑筋思索和变得聪明起来。他们常常利用民众懒散和缺乏组织的弱点，垄断舆论，蒙蔽人们的思想，阻碍在百姓当中普及文化知识，使人民总是处于信息不灵的状态。不准人民过问政事，经常制造些紧张空气，巧立各种“保卫国家机密，谨防阴谋破坏，安定团结”的名目，限制跨地域的民间往来，严密控制信息交流，禁止任何形式非官方的结社和集会。为了保持其生活特权，不使那些勤劳致富的人在物质占有、继而在权势上获得优势，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在维护

公共次序，为人民谋取最大利益的口号掩护下，巧立名目，限制和垄断重要物资的集散和流通，把持和主宰重要利益的分配及再分配。他们常常为所欲为，玩忽职守，有意无意地从根本上，破坏着古老的自由经济原则。及至后来，简直就是凡事都要强行纳入计划，经由官方的控制和许可。为了所谓的“统一管理”，不惜公开地阻挠、压制甚至窒息经济活动。

无疑问的是，在各式各样“谁对社会贡献最大，因而理当获取最大报偿”的争议中，正当权位的官僚大员们最有发言权。可不，无论是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还是和平时期的管理，功劳最大的就是他们，因而理当是永远且根本的“贡献最大者”，所以理应获取最多的报酬，享有最大的特权。如果公开的薪俸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和贪婪，这些最有条件进行自我补偿的群类，就会利用手中权力，自己去寻求补偿。只是由于标准自订和操作隐蔽的缘故，他们往往忘乎所以地越权试胆，在利益的理应该得方面一再突破超标──只要可能又无人阻止，他们就是要这样永远“自我奖励”和“按劳取酬”下去。反正，无论什么样方式获得的利益，官僚们从心底里就是认为该得：本来嘛，劳苦功高之外，连国家都是我们的，自然爱怎样就怎样。

每个官僚都在最大限度地追求着权力扩张，然后尽可能地对势力范围实施垄断管理。国家机构日愈膨胀，权力却日愈集中化，为此许多社会环节渐而失去了支配人财物的权力，随之失去了作为积极性源泉之一的“自主权”。从下层普通官员到一般劳动者，他们都开始对本职工作失却兴趣，对上司和国家的依赖日渐严重。一方面是国家事务的日愈繁杂，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天比一天多，机构也在迅速膨胀化；另方面却是政府机构解决问题的能力日愈衰退递减，手段日愈简单化。这些，必然又一轮循环地导致更多的行政机构扩张和开支。因为为了“明确职责”，除了更加细化分工，又需要建立许多诸如“辅助、协调、监查、督促、整治”之类的机构，以鞭策官员们，维持社会运作。

这就是国家官僚机构的产生和形成。

第三篇：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

毛强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对官僚主义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并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他反复强调官僚主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灰尘”和“污毒”，是搞特权、脱离群众、贪污腐化等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治党治国治军必须常抓不懈和切实解决的大问题，并提出和实施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

官僚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

基于对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存在和蔓延深恶痛绝。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首次使用“官僚主义者”一词，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批评政府人员的弊端时，第一条就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群众有人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呢，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呢，理也不理，还要说他们‘吵乱子’”。1933年8月，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更是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官僚主义现象，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指出，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和领导上的老爷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政治病症。

工作上的形式主义，突出表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仅仅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接着进行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更是明确地指出，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克服“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由此不难看出，形式主义迎合、助长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捧出”“逼出”形式主义。二者如影相随，甚至可以说形式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一种，破除官僚主义就要反对工作上的形式主义。

领导上的老爷主义，突出表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不仅不关心群众疾苦，反而摆架子、摆资格，妄自尊大。他们自以为了不起，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毛泽东还指出，老爷主义与命令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如果不破除这些行为，党的群众路线就无从贯彻，党的群众基础也无法巩固。官僚主义的实质是脱离群众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石，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官僚主义的实质就是脱离群众，丢弃了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违背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问题。所以，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肃清官本位思想，明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把握自己的正确定位，真正摆正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始终坚持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党员干部必须打掉官风，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毛泽东指出，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交真心、讲实话、求真知、道真相、解难题，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共产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更是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党员干部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出发，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因此，每位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就是要勤勤恳恳地研究人民中间的生产生活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去解决这些问题，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从主客观两方面反对官僚主义

如何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思考。他认为，这既需要改造主观世界，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也需要完善客观条件，建立健全执政党监督体系和领导干部管理考核制度。

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首要前提。毛泽东认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反对官僚主义也不例外，需要不断加强群众观点教育，增强宗旨意识和执政为民的理念，克服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从根本上铲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此外，要经常以整风精神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要结合实际工作任务，有的放矢，治病救人。

强化人民监督权，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关键环节。只有让人民充分行使监督的权利，党员干部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才能真正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为此，他强调必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使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面接受群众监督。为了使人民监督落到实处，他提出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社员代表大会制，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等群众参加管理形式，同时还要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此外，他认为人民来信来访是人民监督的一种形式，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因此，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新闻媒体以其监督权力的及时性、广泛性、公开性，在社会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强调人民群众在报刊上公开地批评党员干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刊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非常必要。后来，他还对新闻出版界代表说，群众来信可以在报刊上登一些出来，“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

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措施。毛泽东认为，党员干部要学会领导工作的正确方法，尤其是把官僚主义习气的老爷架子、官架子收起来，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比如，党员干部进行工作要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具体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种基本方法；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将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两种方法相结合，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他更是多次强调检查工作的重要性，“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

完善党员干部管理考核制度，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途径。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此，毛泽东分析指出：“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可见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消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来源：《学习时报》2014年第3版 字数：3315

第四篇：孔子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孔子创立儒学的地域文化背景

地处泰山之阳、黄淮平原东部的邹鲁地区原属东夷，农耕文化和礼乐传统发达较早。大汶口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的考古成果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一点。商部族源出东夷，商王朝在盘庚迁殷以前，曾在这一带建都四十余年。西周建立后，周公父子受封建鲁，这里又成为周王朝控制东方的头号重镇与姬姓贵族推行“周礼”的示范性大国。鲁国初封时，因为周公的关系，在各大诸侯国中有着特别优越的地位，曾被赐以整套的祝宗卜史、文物典册、官司彝器，后来又被特许祭祀周公可用“天子礼乐”。鲁国宗法贵族也以恪守周公“遗训”为职责和荣耀，所以直到春秋时期，鲁国仍以完整保存“周礼”著称。

向来史家都称春秋社会的**导致“礼坏乐崩”。实际上，如果着眼于孔子学术的主要特点，则春秋时期无疑是西周礼制的“复述”期（包括改造和突破），郑重其事的礼学和后世儒家所推崇的理想“周礼”形态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发育和成熟起来的。广义的“周礼”涵盖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从较狭的意义上理解，它主要还是姬姓宗法贵族的礼制，并不能完全包括各地诸侯国独具特点的传统礼制和民间礼俗。《左传》襄公十年记晋人称道“诸侯宋、鲁，于是观礼”，是说宋存“殷礼”，鲁存“周礼”，各具典型。而与鲁国为近邻的小邦邾国、大邦齐国等，保存“夷礼”特多，仍与鲁国宗法贵族的独“秉周礼”大异。其实，即使在鲁国及鲁都城内部，“周礼”与“夷礼”、“殷礼”并存的局面也从未消失。鲁城内有“周社”、“毫社”，后者即是为土著的殷遗民专门设置的行礼场所。前些年在曲阜鲁故城内发掘出两组墓葬，葬式、葬俗和随葬风格都迥然不同。其中甲组墓属于土著墓，从西周初年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突出特征是盛行殉狗，随葬陶器组合规整，且流行簋、豆等圈足器，制作也较精致；乙组墓属于周人墓，有的下及战国早期，而绝不见殉狗，随葬陶器则制作较粗陋，组合亦凌乱，且完全不见簋、豆等圈足器。两组墓差别如此之大，可使人们获得对“周礼”的新认识。看来古籍所乐道的伯禽受封之鲁而“变其俗，革其礼”，即使确有其事，那实行的程度也相当有限。

“周礼”与民间礼俗的差异既包含了阶级对立的内容，也包含了国、野之别。所谓“礼坏乐崩”，主要是指周王室东迁后上层贵族社会礼制的混乱与多变，对民间礼俗未必有多大影响。据我们所考察，孔子早年习礼所接受的还是“殷礼”遗制。他是殷王室后裔，但自幼生活在鲁地，接触最多的还是东夷风俗。他“十有五而志于学”，由于家境贫困，曾做过仓吏、牧吏之类卑微差事，实际是通过“宦学事师”的途径求学的。起初他还不可能学习贵族礼制，《论语·八佾》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被时人讥笑为“邹人之子”不“知礼”，说明他那时对“周礼”还知之不多。《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朝鲁时，讲了一大篇“少昊氏鸟名官”的古史传说，孔子闻所未闻。他真正了解和研究东夷古史大约自此始，时年27岁。与当年郯子所说少昊兴起时的“凤鸟适至”恰成对照，他在36岁时“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说明他已开始自觉搜访古代文化遗产了。他对东夷文化始终不能忘怀，晚年还萌生过“欲居九夷”的念头（《子罕》），又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话（《公冶长》）。

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到鲁昭公二十四年，即他34岁时，鲁大夫孟僖子去世，临终立下遗嘱，令其二子（即南宫敬叔和孟懿子）师事“圣人之后”的“达者孔丘”学礼（见《左传》）。这表明孔子此时已经以办私学成名，他的贵族后裔身份也得到鲁国贵族的承认。《史记·孔子世家》说他稍后由南宫敬叔陪同，到东周王都洛阳“问礼”，并会见了做史官的老子。孔子真正得以系统地接触周官典籍，并全面检讨“周礼”，恐怕就始于此时。后来随着所办私学的扩大，他一面整理和传授《诗》、《书》、《礼》、《乐》等典籍，一面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学说体系，最终以一位古典王官文化继承者、传播者和集大成者的成就，成为鲁国的“国老”和儒学的开山。

孔子的学术以礼学为主干，在总体上表现为“述古”的形式，但基本精神还是“维新”的。他强调“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三代之礼皆相因而损益，“其或继周者”仍会有变化（《论语·为政》）。这观点可说是古礼学上的一大发明，也是他会通“殷礼”入“周礼”的纲领。他还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八佾》）这等于承认各国礼制自有其传承统系。所以，孔子所标榜的“周礼”实际只是他认为在春秋之世合理而适用的理想礼制形态，而决非是周公时代的礼制原形；否则，他也不会被称为“圣之时者”。

一、宏观背景分析

有关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学术界存有较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又是同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即中国到底是于何时脱离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相联系的。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种四种意见，即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其中影响最大的在“文革”前是西周封建说，“文革”后则是战国封建说。但是，很显然，不论人们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如何，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阶段乃是确定无疑的。

二、中观背景分析

对春秋之际社会状况所作的上述分析是我们了解孔子思想得以形成的宏观背景，但是，接下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同样的时代或同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家呢？面对春秋时代所提出的社会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诸子之学”的不同观点呢？或者更进一步问：即使是同为“礼学”，为什么在鲁国产生的礼学即孔子之学会别具一格呢？毫无疑问，这是由春秋之际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也是由孔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即鲁国的政治文化历史特点所决定的。

第五篇：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

通过学习，我觉得反对官僚主义，就要在工作中力戒以下几点：

一、戒浮而不实。

干部不能浮在上面，脱离群众，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抓具体中心工作的贯彻落实，不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切满足于过得去；干部不能下基层了解情况，走马观花，蜻蜒点水，既抓不住问题更解决不了问题，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经验、新情况、新事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麻木不仁；在工作上不能漫不经心、敷衍塞责。

二、戒官气十足。

有些同志“官”大脾气长，官气十足、官位十足、官瘾十足、官相十足，官气熏人，骄傲自满，盛气凌人，唯我独尊，常常用官话训人，用大话吓人，用假话哄人，把自己打扮成“了不起”、“管不起”、“惹不起”的特殊人物，使人望而生畏；不按民主制度办事，不愿接受群众监督，我行我素，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下半点异议，家长作风十足；一切凭个人意愿办事，作风不民主，爱搞“一言堂”，喜欢“一锤定音”，玩弄“一枝笔”，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听不得反面意见，谁批评一句就回敬一句，其行为是听到表扬眉开眼笑，遇到批评一触即跳；领导干部在克服官僚主义中的“官气十足”是非常必要的。“水唯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对我们来说，在岗位上要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但求事功，不事张扬”。锐锋产生于粗石，贵珠出乎贱蚌。要才高而不自满，德高而不自矜，功高而不自居，名高而不自誉，位高而不自傲，永远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些，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三戒浮夸虚绩。有些同志对上级领导“三分成绩讲七分，两成事情夸十成”，只讲“过五关斩六将”的功迹，不讲“走麦城”的教训，其结果“唇枪倒流三江水，舌剑独扫千人军”；贬低同事的作用，抬高自身的价值，把集体的智慧说成是个人的才干，把全体职功的功迹说成个人的功绩；有的人凡事为领导讳，把红肿当鲜桃，视溃烂为乳酪；在领导面前尽报“好事”，爱端“盆景”，展示“亮点”；对下兜圈子，捉迷藏，不讲原则，单位出了问题，靠送礼“灭灾”，靠贿赂打通，靠捧场掩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四戒结党营私。

为了个人利益，互相包庇，相互利用，重用会搞“关系学”者，埋没老实能干的人；不干事业，专门在背后议论、谈论、指责人，今天说姓赵的不是，明天讲姓王的不对；对靠成绩有进步的人，不是看人家的主流、本质，而是专找人家的缺点、毛病、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由此可见，官僚主义存在的普遍性、广泛性、严重性。在新形势下，官僚主义更是具有危害猛、大、广、毒、烈的特点，这些都会上我们的工作受到严重损失，也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以及落实科学发展观。因此，对于新形势下滋长的官僚主义，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每个党员都要认真学习，深刻剖析，查找自己的不足，痛下决心，力戒官僚主义。

2014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