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复习思考题

第一篇：中国法制史复习思考题

思考题

1．清政府立宪举措及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意义?

答：清政府立宪举措：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01年，清政府面临列强蚕食中国的局面，于1905年清廷派大臣考察列国宪政，以期仿效谋富强国家，其目的有三：一是皇位永固；二是抵御外侮；三是兼有削藩统权。实施预备立宪是清廷不得巳而为之的结果。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此后，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一是设立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二是制定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于1908年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大纲的精义有：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独揽统治权；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的权利义务。清末钦定宪法大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皇帝专权，人民无权，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愤，同时也让立宪派大失所望。三是《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则是在武昌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为了渡过危机而临时炮制的“宪法”。其采用责任内阁制，在形式上限制了君权，扩大了国会和总理的权力，但用君主立宪的形式保持皇帝的统治地位，对人民民主权利只字未提，暴露了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意义：认识晚清预备立宪的保守性和欺骗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正确看待它的积极意义：一是加速了清朝的灭亡。预备立宪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加速了它的覆灭。二是清政

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它缩小了皇帝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比例，调整和改造了君主专制制度，直接冲击了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拉开了封建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序幕。三是预备立宪传播了宪政知识，进行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识分子，为我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四是《钦定宪法大纲》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宪政制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失民主政治的成分，客观上对当时人们思想起到了不小的冲击作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有其值得肯定的价值。五是《钦定宪法大纲》它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但毕竟同旧有的传统封建法典不同，它打破了传统中华法系的传统结构，使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独立于刑法、民法等普通法之外，全面、集中地规定了国家与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六是《钦定宪法大纲》的结构比较完整。具备了名称、正文、附录、实施日期。

2．中华法系“诸法合体”是如何走向“诸法分立”的？

答：中国的法制历史源远流长，从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一部粗具体系的封建法典《法经》，到秦朝在《法经》的基础上制定《秦律》、汉朝《九章律》，隋朝《开皇律》、《大业律》，唐朝《永徽律疏》，宋朝《宋刑统》，明朝《大明律》，直到清朝《大清律例》，一脉相承，形成以中华法系，中华法系在结构上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内容于一体，用刑罚方法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在这样的法律架构中，实体法和程序法完全融合，刑事法律规范异常发达，民事法律规范则处于从属地位，形成了“重刑轻民”的规范格局。清末变法修律导致中华法系走向解体。随着修律过程中一系列新的法典法规的出现，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传统格局开始被打破，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传统的中华法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典的“诸法合体，以刑为主”体例被西方式的由多个部门法共同组成的体系所取代；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一本于礼”、“家族本位”为基本特征的法律文化受到了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制原则的巨大冲击，形成中西法律文化汇合的新特征。晚清政府新制定的法律，均参照了西方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结构模式，从而彻底改造了传统中华法系的法律结构。如在修律中产生了中国首部宪法性文件，规定了中国法律史上从未有过的国会权力、权利义务等概念和内容。从1902年到1911年，通过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初步形成了以公法与私法为主体的新的法律架构，迈出了与世界法律接轨的第一步，为我国最终融入传统大陆法系奠定了形式和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清廷的法制改革不了了之。但是，中国法制“诸法分立”的进程没有停止。民国时期，中国法制“大陆法系化”的进一步发展，基本形成了 “大陆法系化”的“六法全书”。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有两大源头：一是革命根据地法，二是苏联法。革命根据地法一方面受苏联法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当时国统区法律的影响。不过前者是公开的，后者是潜在的。苏

联法的前身是作为大陆法系成员的俄国法；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则自清末以来一直以大陆法系为师，内容上虽然不断有变化，但形式、风格、组织、程序上自有难以逃脱的习性或胎记。因此，新中国法的两个源头都是大陆法系的，而大陆法系的一个特点就是“诸法分立”。

3．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在法制建设上的建树。

答：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建设建树颇多：

一是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具有宪法性质的政府组织法。《组织大纲》，共4章21条。其特点主要是：（1）受美国宪法影响，基本上采用总统制共和政体；（2）中央国家机关权力分配实行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3）采取一院制的议会政制体制，参议院是国家立法机关。其历史意义在于，作为政府组织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使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第一届政府得以依法成立，树立起法治的良好开端。

二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也是当时国内资产阶革命党人、立宪派袁世凯为首的大地主买办阶级等各派政治势力，在列强暗中干预下，相互斗争妥协的产物。制定《临时约法》的目的在力图用法律制约袁氏，防范其专权，用以保卫尊重的民国政体。《临时约法》共7章56条。根据孙中山民权主义为理论基础，吸收吸收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平等自由”等宪法原则而制定，集中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精神。其主要内容：（1）《临时约法》确认中华民国是民主共和国。它以根本法形式宣告朕及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诞生；（2）仿效欧美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防止个人独裁，彻底否定了君主集权专制政体；（3）具体规定了人民权利和义务和保有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临时约法》的特点：

（1）规定的政权形式和权利关系是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独裁；

（2）规定了修改《临时约法》的严格的程序。规定了严格的修改修改宪法的程序，只能由2/3以上的参议院议员或临时大总统提出，并经参议员4/5以上出席，出席议员3/4同意后，才能进行。《临时约法》的历史意义：（1）它首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封建帝制和等级特权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首次将人民渴望的民主、平等、自由赋予法律效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它确认了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唤起了民主意识，为以后反对帝制复辟奠定了思想基础。（2）它确立的民主法制原则，在中国法制史上也是创举，在维护民主权利，一切依法办事，彻底否定了封建法统。

三是颁布了其他革命法令。（1）保障人权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如解除“贱民”身分，禁止买卖人口；提高女权；取消官僚特权与革除官厅陋习。（2）发扬“国魂”革除封建陋习。禁烟禁赌；劝禁缠足；发布《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3）整饬吏治任人唯贤。四是建立了新型的司法制度。（1）建立新型的司法机关。为贯彻

三权分立，实现司法独立的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中央设“临时中央裁判所”，后改称“法院”；地方审判机构称作“审判厅”，实行四级三审制。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干涉。（2）改革审判制度。仿效西方文明的审判方式，颁布《禁止刑讯文》、《禁止体罚文》，废除封建的刑讯体罚制度。（3）采用律师制度。为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草拟《律师法草案》，实行律师辩护制度、公审制度、陪审制度。

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建设，临时政府法制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进步性，给几千年封建法制笼罩下的中国带来了一线新的曙光，民主共和、主权在民、平等自由、保障人权、司法独立、法制原则等等开始深入人心，体现了民主思想和法律观，对提高人民民主觉悟，争取人权，维护国家尊严，具有很大启蒙作用，意义深远。

第二篇：《中国法制史》课后思考题参考答案

高等学校法学核心课程教材系列

《中国法制史》课后思考题参考答案

第一章

夏商西周的法律制度

一、关键词解释

以德配天：周族推翻商王朝定都镐京后提出的政治思想。简言之，即认为“天”不是一个部族的专有祖先，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哪个部族有“德”，哪个部族就能获得“天”的佑护，强调不能仅仅对“天”负责，更要关注人世民心，这一政治思想鲜明的体现了西周时期由“重神”到“重人”的转变历程。

明德慎罚：“明德慎罚”是“以德配天”政治思想的自然延伸，“以德配天”主张“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也就是说“民心”即“天意”。“明德”就是提倡“德治”，注重教化的作用；“慎罚”就是指立法、司法、刑罚处罚要宽缓、慎重。此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的“重德”、“仁政”传统。

出礼入刑：礼与刑是夏商西周三代法律体系的两个基本方面，其本质是相同的，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入刑”正指出了“礼”、“刑”评价标准相同这一特点，对于人们的行为，凡是“礼”所允许的，“刑”也不加以禁止，而凡是“刑”所禁止的，那么“礼”肯定也对此予以否定。

五

刑：指夏商西周时期常用的刑法体系，即三代的主要刑罚。包括“墨、劓、膑、宫、大辟”五种刑罚。“墨”又称为“黥”，是指在脸上刺字；“劓”指割去鼻子；“膑”又称“刖”，指砍脚、砍腿或剜去膝盖；“宫”指破坏罪犯的生殖器官，男子去势，女子闭幽；“大辟”指死刑，执行方式有斩、杀、焚、磬、埋、弃市等。

傅

别：指西周时期民事法律制度中的借贷契约。具体来讲即将债劵剖为两半，合劵称为“傅”，分劵称为“别”，债权人执右劵，债务人执左劵。

质

剂：指西周时期民事法律制度中的买卖契约。具体来讲即将买卖贸易分为大小两类，大型买卖例如奴隶、牛羊等用长，即“质”；小型买卖如兵器、珍奇用短劵，即“剂”。

六

礼：指西周时期婚姻缔结程序。西周时期婚姻关系的合法成立除了遵循婚姻缔结的各种条件外，还必须以一定程序形式完成，这一程序即简称“六礼”。包括“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步骤：“纳彩”即男方托媒人向女方提亲；“问名”即男方请媒人问女方的生辰、姓名、生父母的姓氏；“纳吉”即男方占卜得吉兆后将结果告知女方，决定结婚；“纳征”又称“纳币”，即由媒人代男方向女方缴纳聘金，此后婚约成立；“亲迎”即男方新郎亲自到女方家迎娶新娘。

同姓不婚：指西周时期结婚缔结的禁止性要件。该原则的确立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优生方面的考虑，周人已经意识到近亲婚配不利于后代的繁衍，即“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二是政治上的考虑，即通过婚姻关系的缔结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并且维护宗族内部的伦常，所谓“娶于异姓，附远厚别也”。

五过之疵：指西周时期规定的法官责任。“五过”具体指“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就是说，如果法官“倚仗权势、挟嫌报复、庇护亲属、收受贿赂、受人请托”而枉法裁判，导致断案错误就要以错判之罪予以追究。

五声听狱讼：指西周时期的案件审训方法。“五声”具体指“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要求司法官从言辞、神情、呼吸、听觉、目光五方面去了解当时人的心理活动。如果一个人心虚理亏，就会在语言、神态、表情、气息、眼神等方面表现出来，司法官可以据此对其口供的真实性作出判断，以辅助断案。尽管略显简陋、粗糙，但其是长期审判实践的总结，蕴含了生理学、心理学方面的原理，有一定的合理性，相较于神明裁判是重大的进步，为后世所采用。

二、问答题

1、简述西周礼与刑的关系

答：礼与刑是三代法律体系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其本质是相同的，都是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民行为；但两者的作用又各有侧重，即有共同性，又有区别，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

礼与刑的共同点在于：一、评价标准相同。对于人们行为的态度，凡是礼所允许的，刑也不加以禁止；而凡是礼所禁止的，必然也为刑所不容；二、紧密依存，缺一不可。礼是行为规范，告诉人们做什么，不做什么，刑是制裁手段，对违反礼的行为进行惩罚；如果只有礼没有刑，礼就无法获得威慑力，如果只有刑没有礼，刑则要么因没有准确的适用对象而变得无用武之地，要么成为没有精神指导的杀人机器。

礼与刑的不同点在于：一、作用不同。“礼”是积极的规范，着重于教化和预防，可以治本，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事前；而“刑”是消极的制裁，着重于处治和惩罚，只能治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事后。二、适用对象有侧重。“礼”主要是调整贵族内部关系的准则，贵族从“礼”那里得到的主要是特权，尽管庶人也有“礼”，但庶人从“礼”那里得到的主要是义务；“刑”的锋芒主要是针对庶民，奴隶和异族，当然不是说贵族就不受“刑”的制裁，只是说针对“刑”的制裁，贵族有一定的特权。

2、怎样理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答：“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并不是指“庶人无礼，贵族无刑”。夏商西周三代的庶人也有需要遵循的礼，而贵族也并非不受刑的制裁。

“礼不下庶人”是指庶民不能享有只赋予贵族以特权的那些高贵的，用以区别贵贱等级的“礼”，他们只能遵守那些与其日常生活相关的礼，如婚礼、丧礼、祭礼等。

“刑不上大夫”不是说贵族犯有严重危害宗法等级秩序的罪行而不以刑惩，而是指贵族犯罪后，在审判和执行方式上享有不受肉刑处罚的特权，比如可以法外施恩，享受诉讼上的特权和执行方式方面的优待等等。

3、简述西周的婚姻制度

答：西周的婚姻制度规定比较详细，成熟。

在婚姻形式上，实行一夫一妻制，但由于贵族可以纳妾，实际上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与妾之间界限严格，真正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实际上是平民。

在婚姻条件上，西周规定婚姻成立需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奉父母之命，没有媒证的婚姻，社会不予承认。此外，从婚姻缔结的禁止性规定来看，主要是“同姓不婚”。此举一是基于优生学角度的考虑，周人已认识到近亲结婚不利于后代的繁衍，二是基于政治和伦理角度的考虑，即所谓“附远厚别”，通过婚姻关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扩大政治势力并维护宗族内部的伦常关系。

在婚姻程序上，凡正式婚姻的成立，除了符合婚姻缔结的条件外，还需经过严格的程序，即“六礼”，也就是西周时期婚姻缔结程序。西周时期婚姻关系的合法成立除了遵循婚姻缔结的各种条件外，还必须以一定程序形式完成，包括“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步骤即“六礼”：“纳彩”即男方托媒人向女方提亲；“问名”即南方请媒人问女方的生辰、姓名、生父母的姓氏；“纳吉”即男方占卜得吉兆后将结果告知女方，决定结婚；“纳征”又称“纳币”，即由媒人代男方向女方缴纳聘金，此后婚约成立；“亲迎”即男方新郎亲自到女方家迎娶新娘。

4、简述西周的继承制度

答：西周的继承制度主要是宗祧继承制度。为防止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确保贵族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维护宗法等级制度，西周于建国之初就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也称为宗祧继承制度。

该制度规定，王位或爵位的继承必须是妻生的第一个儿子，而不管他是否贤能，如果妻没有儿子，则立最贵的妾的第一个儿子，而不论其年龄如何。由于王位或爵位的继承者同时也享有祭祀祖先的权利。因此该制度也被称为宗祧继承制度。

这一制度规定了谁是祖先的嫡系后嗣，谁就拥有主祭权，谁也就是王位或爵位的继承者；而财产继承则要从属于王位或爵位的继承，即庶子只能由嫡长子分给其部分财产，这种制度下面妇女没有独立地位，也没有继承权。

5、简述西周诉讼审判制度的主要变化

答：关于西周的诉讼审判制度，史料记载比较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其主要变化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告诉。西周时期将案件分为“狱”和“讼”两类，“狱”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要缴纳“钧金”（三十斤铜）作为诉讼费；“讼”大致相当于现代的民事案件，当事人要缴纳“束矢”（一百支箭）作为诉讼费。告诉时严禁卑幼告尊长，如坚持告诉则告者有罪。

审理。首先是要求当事人双方都要到庭，坐地对质，当然贵族可以派臣属为代表参加诉讼。其次是非常重视口供，为此创制了“五声听狱讼”的审判方式，要求法官从“辞、色、气、耳、目”五个方面判断当事人口供的真实性；西周时期还允许刑讯，并采用“盟诅”、“盟誓”的方式确保口供的真实性；再次，从证据方面来看，证据种类包括了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结论等等，可以说较为全面。

判决。西周判决时候要求法官必须不偏不倚、不纵不枉，法律无明文规定时可以类推，比附定罪。另外，还规定了司法官的责任，即“五过之疵”，即指西周时期规定的法官责任，“五过”具体指“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就是说，如果法官“倚仗权势、挟嫌报复、庇护亲属、收受贿赂、受人请托”而枉法裁判，导致断案错误就要以错判之罪予以追究。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一、关键词解释

铸

刑

书：春秋末期，公布成文法的运动首先发生于郑国。公元前536年，为巩固“作封恤”、“作丘甲”等改革成果，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刑书铸于彝器上，公之于众，作为国家的常法，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公布法律，次举遭到了晋国大夫叔向的强烈反对。

铸

刑

鼎：公元前513年，晋国大臣赵鞅和荀寅领兵在汝滨筑城时，征收了民众一鼓铁，用以筑成铁鼎，将范宣子执政时期修订的刑书铸于鼎上，公布于众，史称“铸刑鼎”。这是新兴势力在晋国取得政权后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但遭到了孔子的反对。

竹

刑：公元前501年，郑国执政驷颛杀邓析而用其所著之“竹刑”。邓析是比郑国执政子产思想更为激进的郑国大夫，因其对子产公布的刑书不满，而私自编写了一部法律，并将其刻之于竹简之上，史称“竹刑”。“竹刑”开始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其后经过国家的认可并向全国公布，便具备了法律效力。

守法守吏十三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了战国时期齐国的部分法律史料，共十三篇，整理小组将其定名为《守法守吏十三篇》，有《守法》、《要言》、《库法》、《王兵》、《市法》、《守吏》、《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法》、《上扁（篇）》、《下扁（篇）》，内容涉及刑事、经济、军事诸法，是战国时期齐国的法律。

法

经：战国初期魏国臣相李悝总结春秋末期以来各诸侯国立法司法的经验，结合魏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法经》。《法经》共有《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为立法宗旨，将《盗法》、《贼法》置于篇首，劾捕盗贼的《囚法》、《捕法》其次，整治其他犯罪行为的《杂法》再次，最后以《具法》对刑惩予以加、减。从整体上看，《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典。《法经》贯彻了法家“重刑轻罪”的法制原则，主要维护新兴地主阶级权利和新的封建等级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的法律，其编撰体例、罪名、刑制等对秦汉以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之一。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锐意进行法制改革，前后近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战国时期法家变法中最具成效的一次。商鞅变法一方面清除了秦国旧贵族的政治经济势力，另一方面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其他法家变法，使秦国一跃而成为令其它六国畏惧的强国，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商鞅变法提出了一系列

“法治”理论和“法治”施行方法，在法律上确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封建等级制度等，为对秦及后世的法制的统一和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影响。

分

户

令：分户令是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时制定的法律之一，其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要求家里有成年男子二人以上者，需要另立户籍，使每个劳动力都能发挥其劳动潜力，以此增加户税来源，进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二、问答题

1、试述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及意义

答：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是时代的要求，是新的法观念、法律意识影响的结果，也是时代的必然趋势。

春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礼法”进行社会控制的社会，“礼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临事制刑”，贵族既是立法权的拥有者，也是司法权的行使者，存在司法专横的情况，“礼法”制度也缺乏一个客观公正的法律标准。春秋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社会的日益变迁和进步，要求一种新的，适应生产力水平发展和时代要求的规范体系替代以前的礼法体系，以确认新的社会秩序。于是，法从礼中分离出来，成为客观和相对公正的规范体系就有了必要。可以说，成文法的公布正适应了这样的时代要求。

成文法的公布最早发生在郑国和晋国。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将刑书铸在彝器上，公之于众，成为国家常法，史称“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和荀寅将范宣子执政时期修订的刑书铸于鼎上，公布于众，史称“铸刑鼎”；公元前501年，郑国执政驷颛杀邓析而用其所著的“竹刑”为国家常法；这些都是这一时期成文法公布的典型代表。

成文法的公布有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首先宣布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奴隶制法律形态的结束和成文法的诞生，使客观的以罪统刑的刑法规范开始出现，从此封建制法律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其次，成文法的公布也拉开了春秋战国时期成文法运动的帷幕，春秋末期一直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进行变法改革，公布法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成文法运动；最后，成文法的公布对维护新的社会秩序、推进法制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它拉开了中华法系的序幕，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法制发展奠定了基础。

2、试述《法经》的结构和内容

答：战国初期魏国臣相李悝总结春秋末期以来各诸侯国立法司法的经验，结合魏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法经》。

从体例来看，《法经》共有《盗法》（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方面的法律）、《贼法》（主要是关于政权稳定与人身安全方面的法律）、《囚法》（涉及审判、断狱方面的法律）、《捕法》（关于追捕罪犯方面的法律）、《杂法》（对狡诈、越城、贪污、赌博、淫乱等行为惩治的法律）、《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六篇，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为立法宗旨，将《盗法》、《贼法》置于篇首，劾捕盗贼的《囚法》、《捕法》其次，整治其他犯罪行为的《杂法》再次，最后以《具法》对刑惩予以加、减。

其内容根据明董说《七国考》中所载，主要有：“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日萌盗心焉。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妻氏；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博戏罚金三布，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夫有一妻二妾，其刑馘；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群相居，一日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则族。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罪人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

从整体上看，《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典。《法经》贯彻了法家“重刑轻罪”的法制原则，主要维护新兴地主阶级权利和新的封建等级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的法律，其编撰体例、罪名、刑制等对秦汉以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试述商鞅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答：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之一。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锐意进行法制改革，前后近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战国时期法家变法中最具成效的一次。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剥夺旧贵族特权。

首先是废除奴隶制的“世卿世禄”，规定除国君嫡系以外的宗室贵族，若无军功，就撤销其爵禄和贵族身份，有功的人才能享受尊荣，没有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不能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其次是取消“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商鞅建议秦孝公施行“刑无等级”，不论谁触犯了了国家法律，统一按法律规定治罪，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再次是奖励军功，规定不论贵族或是平民，只要有军功，就能按照军功大小获得爵位、田宅和官职，打破了“贵贱不愆”的原则，使得广大中下层民众能够通过为国立功的方式获得政治地位和经济财物，激发了社会活力，扩大了新兴地主的社会基础。

第二、发展农业耕织。

首先是奖励农耕，先后颁布《废井田》、《垦草令》、《为田开阡陌令》等法令，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业进步；其次是奖励纺织，对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布帛生产多的农户免除徭役，进行奖励；再次是加强赋税，颁布《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要求家里有成年男子二人以上者，需要另立户籍，使每个劳动力都能发挥其劳动潜力，以此增加户税来源，进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第三、强化中央集权和基层控制。

一是推行郡县制，在地方进一步完善郡县制度，设郡首、县令为长官，由君主直接任免，进而由国王控制全国的行政权、军事权；二是推行基层连坐制，从法律上将民户之间建立起连带责任，户与户之间有罪要相互纠举，奖励告奸，惩罚隐匿者，一户犯罪，同一什伍里的民户皆要承担责任，以此来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

商鞅变法一方面清除了秦国旧贵族的政治经济势力，另一方面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其他法家变法，使秦国一跃而成为令其它六国畏惧的强国，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商鞅变法提出了一系列

“法治”理论和“法治”施行方法，在法律上确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封建等级制度等，为对秦及后世的法制的统一和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影响。

第三章

秦朝的法律制度

一、关键词解释

云梦秦简：云梦秦简反映的是秦始皇三十年以前的秦国的立法成就，于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城关睡虎地十一号墓中发掘出。墓主人叫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死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在秦始皇时期担任与司法有关的工作，云梦秦简所载主要是墓主生前根据工作需要抄录的战国末期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法令文书等。云梦秦简总计一千八百多支，分为四类，包括：一、秦律十八种，是较为完整的律文，如《田律》、《徭律》、《工律》、《军爵律》等；二、《秦律杂抄》，是对律文的抄录，如《除吏律》、《游士律》、《捕盗律》、《戍律》等；三、《法律答问》，即对律文的解释；四、《封诊式》，是关于审判原则、诉讼程序和案例等的法律文书。云梦秦简所载内容并非秦律的全部，且所载大部分法律令文制定于秦统一之前，但这些法律、令、文在秦国统一中国后仍然继续沿用。

法律答问：法律答问是秦官方对法律所做的疏释，其以问答的方式，对秦律某些条文、术语及律文意图做了明确的解释，内容涉及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的范围，可能是秦代司法官吏对律文做出的统一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廷

行

事：廷行事即官府成例，司法人员可以以此作为审判时定罪量刑的依据。廷行事的出现说明秦代已经把判例作为司法实践中除律令外可以援引的审判依据了。

焚

书

令：令是国家针对一时之事而发布的政策、命令，其往往是以国君的名义发布的，有时也由中央高级官员代表国家发布。《焚书令》是秦始皇用法令进行文化专制控制的表现之一，具体内容是：“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亲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保任连坐：秦代规定任用官吏必须有现任官吏保荐，保荐人对被保荐人的不胜任和犯罪要负一定责任，这一制度即保任连坐制度。

上计制度：即每年年初由地方官郡守、县令制定工作计划，内容包括土地的开垦、人口的增长、赋役的征发、司法治安状况等方面，并将计划上报中央，年终中央有关部门根据改官吏的计划对其工作进行考核，评出优劣，并给予奖惩。

公室告与非公室告：“告”即向官府告发犯罪。公室告与非公室告是秦代根据案件性质和当事人的身份所做的划分。“公室告”即向“公室”（官府）检举揭发“贼杀伤，盗他人”之类的形式犯罪的诉讼行为，告发人可以是知情人、受害人，也可以是官方代表，受害人告发犯罪，类似今天的“自诉”，官方的代表纠举犯罪，类似今天的“公诉”，公室告属于强制告奸的范围；“非公室告”是“公室”（官府）不予受理的案件，一般来讲，“子告父母”和“臣妾告主”之类的以低卑告贵尊的案件属于非公室告，非公室告属于一种限制亲属相告，侧重保护父权家长制的诉讼制度。

二、问答题

1、试述秦代的刑罚体系

答：秦代的刑罚体系主要由死刑、身体刑、徒刑、经济刑、流放刑、耻辱刑、族诛连坐刑、资格刑等刑罚种类构成，下面分述如下：

死刑，秦代的死刑执行方式众多，手段残酷，有腰斩、枭首、弃市、磔、生戮、定杀、坑、车裂、抽胁、绞、具五刑等，反映出早期封建法律的不成熟悉性，也是法家重刑主义，重刑轻罪的体现。

身体刑，也称肉刑，以人的肢体、器官、肌肤等为惩罚对象的刑罚，秦大量继承奴隶时代的身体刑，并且适用范围广泛，常同徒刑复合使用，主要包括黥、劓、刖、膑、宫、笞、榜掠、髡、鋈足等。

徒刑，在秦代使用非常广泛，是一种在官府的拘押下进行劳作的惩罚，根据劳作方式和强度的不同，秦代的徒刑可分为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等等，这些徒刑又会根据受刑者罪行轻重，附加肉刑或耻辱刑。

经济刑，秦代的经济刑主要有“赀”与“赎”两类，“赀”是对较为轻微的刑事犯罪直接给予“赀甲”、“赀盾”等具有经济处罚性质的处罚；“赎”是由犯人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以替代其当被判处的其他刑罚。

流放刑，主要是“迁”和“谪”两类，“迁”是将犯罪人及其家属流放到边远、艰苦的地方；“谪”的含义和“迁”大致相同，不但将犯人或身份地委较低的特殊人群流放到边远地方，还要参加当地的戍边。

耻辱刑，即剪去或剪短受刑者的头发、胡须、鬓毛等，具有耻辱的性质，多与徒刑复合使用。

族刑，即一人犯罪而连带其家人、族人、同宗，甚至同里处以死刑的惩罚；连坐刑，即一人犯罪连带其同事、邻居、家人等都要受到刑罚处罚，连坐方式主要有什伍连坐、家人连坐、邻里连坐、职务连坐（保任连坐）等。

资格刑，即剥夺犯罪者的任官资格，爵位以及某种政治上的资格的处罚方法。主要有废、籍、没、除官爵、削爵等。废，即是废除犯罪者任官资格永不叙用；籍，即将犯罪者一门籍没为奴隶；徒，就是将犯罪者家资没收于官，人口迁徙。

2、试述秦代强化吏治的主要措施

答：秦代强化吏治的主要措施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对官吏的选任有严格的要求。一是用“能”作为考察官吏的基本要求，具体来讲即要求为官者做到“五善”，也就是指“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二是对任官资格作了种种限制，如要求官吏必须年满三十，明法，不得任用被撤职或是有犯罪记录的人，官吏升迁后不能任用旧部署为下属等；三是规定“保任连坐”制度，即规定任用官吏必须有现任官吏保荐，保荐人对被保荐人的不胜任和犯罪要负一定责任，以防止官吏的营私舞弊和官吏质量。

其次是对官吏进行考核奖惩。考核方式包括了平时的考课和每年的“上计”。例如平时的考察，如正月大考查，就要对成绩优秀的官吏要奖以酒肉，对成绩低劣的官吏要进行训诫，即“谇”；而每年还有“上计”，具体是指每年年初由地方官郡守、县令制定工作计划，内容包括土地的开垦、人口的增长、赋役的征发、司法治安状况等方面，并将计划上报中央，年终中央有关部门根据改官吏的计划对其工作进行考核，评出优劣，并给予奖惩。

再次是对官吏执行职务过程中的严重违法失职进行刑事处罚。秦代对官吏的职务犯罪规定从传世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主要有不直、失刑、纵囚、不胜任、不廉、吏见之不举等，对官吏重罪轻判、轻罪重判、枉法裁判、过失裁判、不能及时发现犯罪行为，发现犯罪而不惩罚、知道有人犯罪而不纠举等等渎职犯罪都做了详细规定并予以相应惩罚。

3、试述秦律维护皇权的主要规定

答：秦律维护皇权的规定主要：一、谋反罪，即阴谋政变或造反，推翻皇帝或现有政权的行为，除参与者都要被处以死刑外，还往往要株连家族或邻里，是性质最为严重的犯罪。二、不道罪，即操纵国家政务大权，发动政变及其他一些倒行逆施的行为，属于政治性犯罪。三、不忠罪，即对皇帝不忠心。四、不行君令罪，这主要是针对官吏而言，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犯令”、“废令”，即“令曰勿为而为之，令曰为之而弗为”的行为，如犯此罪官吏要被免职或调任其他工作，同时被追究刑事责任；另一种是“伪听命书而弗行”，就对命令阳奉阴违，也要追究官吏的责任。五、妖言诽谤罪，诽谤就是对皇帝和朝政进行批评指责，妖言则是以自然界的特别现象制造奇谈怪论，惑乱人心。六、泄漏皇帝行止罪，即透露了皇帝的住所或行动，也要进行严厉的刑事制裁。

4、简述秦律有关思想言辞犯罪的主要规定

答：秦律对思想言辞犯罪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一、偶语诗书、以古非今罪，偶语诗书即聚众谈论古代经典的行为，以古非今即是以古代的事例为标注来议论当代皇帝和政治方的行为，这两种行为都要被处以非常严厉的刑事制裁。二、妄言罪，即煽动反对、推翻秦始皇或秦王朝政权的言论，对这种犯罪秦律规定要族诛。三、非所宜言罪，即说了不该说的话，这种不该说的话当然是对统治者不利或是统治者不爱听的话，为统治者任意出入人罪提供了便利；四、投书罪，即投匿名信，如秦律载：“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赏臣妾二人，系投书者鞫审谳之。”

5、试析秦朝法制的主要特点

秦朝法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律庞杂繁密，解释清晰明确

秦统治者为了使人们从生产到生活各方面一切“皆有法式”，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秦律中各部法律法规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体系，如关于手工业的法律就有《工律》《工人律》《均工律》，这三部法律之间不知是何关系，且三者可以合并到一起，这样不仅使法律更为简明，而且也能避免相互之间的矛盾。

秦律的条文也极为细密，如《牛羊课》规定，饲养10头成年母牛如果有6头未生小牛或者饲养10头成年母羊有4头未生小羊的，饲养员要被处以罚一盾的处罚。秦律在概括性和法典化程度上都很低，这与立法和编撰法典的经验还不多，以及秦律是从商鞅变法以来陆续制定都有极大的关系。

另外，秦统治者很重视对法律的律意解释和适用的指导，如云梦秦简中的《法律答问》就是秦官方对法律的正式有效解释和批示，说明以法律解释为主的律学研究在秦代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二）刑种繁杂，手段残酷

秦律规定的刑罚种类就有八种，而每种又可以分为几等或不同的执行方法。而且在处刑上往往还几种刑罚并处；另外秦律还大量适用死刑，且执行方式残酷，加上秦律的繁密，秦人动辄就触犯了刑律，所以秦的犯罪特别多。

秦律刑罚残酷，究其原因，一是秦王朝刚从奴隶社会演变而来，必然会保留一些奴隶社会的残余；二是受法家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三则与秦王朝面临的地主阶级与奴隶主旧贵族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秦国贵族与六国贵族的矛盾等众多矛盾相关，这些矛盾都非常尖锐，因此，秦统治者不得不用严刑予以镇压。

（三）注重证据，不倡刑讯

秦律规定为追求案件真实情况，必须进行反复询问、诘问，只有在询问、诘问仍不能得到真实情况的时候才能进行刑讯，而且尽管秦律规定可以刑讯，但是却不提倡刑讯，认为通过刑讯、笞掠得到证言是属于下策；另外，在司法中，秦律要求重视现场勘验何法医检查的结论及其他证据的作用，《封诊式》中就有大量的记载，说明秦的法医检验水平已经达到相当水平，检验制度也初步形成了。

6、秦律如何调整封建经济关系

答：秦律调整经济关系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首先是对户籍的管理，因为户籍关系到国家的赋税和徭役，进而会影响经济关系，所以秦律对户籍有严格的规定。对严重违反国家户籍管理的行为主要有匿户（不到官府登记的行为）、弗傅（满十七岁不登记成为成年户籍的行为）、匿田（基层税收官员征收田租隐瞒不报的行为）、逋事（接到官府征发服徭役的命令却逃走不报到的行为）、乏徭（到达服役地点又逃跑的行为）、乏弗行（不服徭役）、失期（服役者不能按时到达制定地点或者不能按时完成某项工作任务），不遗程败程租（田租缴纳不足额或者缴租质量达不到要求）等罪名。

其次是对土地所有权进行保护，秦律规定了“盗徙封”之罪，即私自移动田界、侵占田间沟埂及铲平田畴等行为要分别处以罚金或耻辱刑，伪造房屋和土地证书要按照“盗”罪处理。

再次是对货币金融等进行管理，秦代非常重视对货币的管理，其货币分为钱、金、布三种，不合格的钱币不允许流通，同时严厉打击伪造货币、私造货币的行为。

7、试析秦律的时代特点

答：秦律的时代特点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法令统一，决于君主。秦王朝是在消灭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过了战国时代血腥的征伐和战争，所以当秦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有组织且能有效管理的王朝的时候，必须要求有与统一的帝国相适应的法律进行控制。全国地域得到统一后，秦进一步统一了包括度量衡在内的各种社会规范，法律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工作就是一方面将秦国以前的法律推行到其控制的统一的地域中，另一方面就是对秦国旧有法律进行整理和修订，从这两个方面实现对全国法制的统一。当然，在法制统一的过程中，秦始皇牢牢掌握着国家权力，包括立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无论行政或是法律上的问题，最终的决定权都掌握在君主手中。

法网严密，重刑轻罪。秦王朝是在结束战国纷繁的战事基础上建立的，法家思想和商鞅的变法对秦的崛起和统一有深刻的影响，所以统一后的秦王朝继续实行了法家的政策、思想，对社会进行严密的控制，法家“重刑轻罪”、“事皆决于法”的思想贯穿于秦律中。在有统一法律、法令的基础上要求大至国家活动，小至个人言行、穿着都要以法律规定办理，一切活动都要有法定模式，另外对犯罪行为（特别是危害皇权和政权统一的行为）要进行严厉甚至是残酷的打击，即“以刑去刑”，“轻罪重罚”，用统一的、严厉的法律体系和刑罚制度对社会进行控制。

刑惩残酷、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秦王朝是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阶段，所以法律中的刑罚手段和执行方式多有沿习奴隶时代的特点，即肉刑处罚多，刑罚执行手段残酷、威慑恐吓作用强的特点。另外由于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处于逐步巩固和发展的时期，法律对封建制经济的规范和力度也还不多，尽管法律有经济、刑事、行政等多方面的调整对象，但主要还是以刑事法律调整为主，手段也重要采用刑罚惩罚为主。

第四章

汉朝的法律制度

一、关键词解释

约法三章：这是刘邦率军破秦入关至初，为争取民心，以废除秦朝苛繁严法为号召，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与秦的法律相比，的确大大地简省了，使得“兆民大悦”，是两汉的立法开端。

九

章

律：随着汉朝政权在全国的确立，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使汉朝统治者意识到汉初的“约法三章”不足以御奸治国，因此，丞相萧何受命制定新的法典，这部法典即是著名的《九章律》。《九章律》参照、借鉴了李悝的《法经》和秦律，并在它们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和扩充。《九章律》在继承《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篇外，又增加了《户律》（有关户籍、婚姻、赋税方面的规定）、《兴律》（有关徭役、防备方面的规定）、《厩律》（有关畜牧、驿传方面的规定）三篇，合为九篇，故称为《九章律》。《九章律》是汉代的基本律典，汉代法律体系的主干，不仅两汉承用，而且对后世王朝也影响巨大。

傍

章

律：《傍章律》是叔孙通受汉高祖刘邦的命令制定的，是就《九章律》未涉及的问题而制定的十八篇有关礼仪制度方面的专门法律，因为其“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司法官）”，有依傍于律令之意，故而称为《傍章》。

二年律令：《二年律令》是刘邦去世不久的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通行的律令，共二十八种，《二年律令》是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的竹简自名，包括二十七篇律合一篇令，分别是《盗律》《贼律》《具律》《告律》《亡律》《捕律》《收律》《襍律》《钱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田律》《□市律》《行书律》《復律》《赐律》《户律》《效律》《傅律》《置后律》《爵律》《兴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津关令》。与《秦律》相比，相同的有《置吏律》《田律》《效律》《金布律》，相似的有《爵律》《关律》，清晰地反映了法律领域汉承秦制的轨迹，也有未见于《秦律》的新律，如《均输律》《告律》《钱律》等，清晰地说明了汉律的发展和更新。

决

事

比：又称“比”，“已行故事曰比”，因此，“比”是经中央政府确认，可以用作断案量刑根据的典型案例，也就是判例。“决事比”源于秦代的“廷行事”，其形成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由特殊案件的审理和判决而来；二是由官府汇编整理的判例集或含有案例的召令册而来。汉代“比”的数量很多，由于其形式灵活，又能阐发律令精神，随时修正和充实律令，因此为汉司法官所乐用，“比”对促进汉代法律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诸儒章句：诸儒章句是汉代法律注疏的一种，如东汉的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就等引用儒家经典注释汉律，这些主要是学理上注疏，即所谓章句。在儒家思想成为汉代法律主要指导思想的情况下，各家对法律的注疏可谓汗牛充栋，这些注疏原本没有法律效力，但是经过皇帝的确认便具有了法律效力，可以作为判案的依据。

箠

令：令即“王者之命”，是皇帝在律之外，应时随变而发布的召令，属于变通性的法律形式。《箠令》是汉景帝元年，针对笞刑过重且不统一、不规范的弊端（“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而定的法令。《箠令》对笞刑的刑具“箠”的规格以及笞刑的执行方式等作了限制性规定，更加强调“笞刑”的教化功能，提高了受笞者的存活率。《箠令》的颁布是景帝刑制改革深入的表现之一，使得汉代的刑制向文明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上

请：又称先请，是赋予一定范围内的贵族官僚的法律特权，他们犯罪后法、司不得擅拘、擅决，而必须奏“请”皇帝裁断，以维护官僚贵族的特权，也是对儒家提倡的宗法道德的一种维护。上请制度始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经宣帝、平帝、东汉光武皇帝等，将范围逐步扩大到县长、郡首、皇帝宗室、王公、列候及其子嗣、廉吏等等，不遵循上请原则的司法官吏要承担刑事责任。

阿党附益之罪：阿党是指“诸侯有罪，傅相（朝廷指派监督诸侯的官吏）不举奏”，后引申为与诸侯结党营私；附益是指在朝的官员“阿媚诸侯”，“欲增益诸侯王”，帮助其获得非法利益。犯此罪者，一般重处死刑，余者或减死刑一等，或免除官爵。

亲亲得相首匿：亲亲得相首匿是汉代随着儒家经学正统地位的确立而逐步得到承认和确立的一种制度，简而言之就是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互相包庇犯罪是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汉宣帝时期以诏令的形式对此予以正式确定，其认为亲属之间（祖孙三代亲属和夫妻之间）互相隐瞒犯罪行为，是合乎父子之亲、夫妇之道的，对这重行为，法律不应该追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亲亲得相首匿是对儒家提倡的家族道德的一种维护，是孔子“亲亲相隐，直在其中”的伦理观念在法律令文中的直接体现，其意义在于维护父权和夫权为中心的封建国家的家庭伦常关系，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该原则被唐律所吸收，进一步发展成为了“同居相为隐”的律条。

疑狱奏谳：奏谳是汉代创制的疑狱逐级上报复审制度，“谳”即评议刑罪，早在秦代的时候就有萌芽，疑狱奏谳到汉代得到了系统化、制度化，疑罪奏谳制度要求对于疑狱，地方官吏不能确定的必须逐级上报，直到皇帝，当然也有出土文献中记录越级上报的案例的。疑狱奏谳制度对于统一适用法律，慎重处理案件，减少冤狱具有重要作用，对整顿司法秩序也有积极的效果，但该制度到东汉时期逐步有名无实，流于形式。

春秋决狱：《春秋》决狱也就是引用儒家《春秋》等经典的精神原则或事例作为判案的依据，是汉代出现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司法实践中用于定罪量刑的还有《诗》、《书》、《礼》、《易》等经典，所以也称为“引经决狱”或“经义”决狱。春秋决狱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汉初，到汉武帝时期，由于儒术的独尊地位和统治者的提倡，《春秋决狱》开始盛行，大儒董仲舒将任职诸侯王相时期引经断罪的案例二百三十二事编成《春秋决事比》，对当时的司法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即根据案件的事实探究行为人的动机，实际上更侧重于“论心定罪”，即主要依据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来判案：动机善良而违法的，可以减免责任，动机邪恶即使行为合法，也要予以处罚。《春秋》决狱与承袭秦律而制定的《九章律》相比较而言，量刑相对宽缓，对调节社会矛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随意性，对司法也肯定有负面的影响。《春秋》决狱与据律断案并存于司法活动中，是“礼法并用”的早期表现之一，在《春秋》决狱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符合儒家礼制精神的法律观念，如“原心定罪”、“父子相隐”等，为后世的封建法典所吸收，从而促进了中国封建法律的礼法结合。

录

囚：录囚是皇帝或上级长官直接详审罪囚，平反冤狱的制度，为汉代所首创。西汉时期就有州太守与郡太守定期巡视辖区录囚的制度，皇帝录囚始于东汉，汉明帝、和帝等都在京城洛阳诸狱录囚，有时平冤后还会追究当事法官的刑事责任。录囚制度是受儒家“天人感应”、“仁政恤刑”等学说影响的后果，对于及早发现冤案，改善司法状况，稳定社会秩序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后世所沿袭。

矜

恤：即对老幼废疾者或妇女犯罪，可以在量刑和监禁方面给予优待的原则。该原则从汉初、汉惠帝、汉景帝至汉宣帝甚至到东汉光武帝几个时期，经历了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该原则使得老幼废残和妇女等弱势群体在一定范围内的犯罪得到减免，这既不会对封建统治造成重大的危害，又可以标榜统治者的仁慈，缓和社会矛盾，是我过古代法律文化和精神进步的表现，对减少滥杀，培养尊老爱幼，怜恤残弱的社会风气有一定作用。

二、问答题：

1、试析汉初文景帝的刑制改革

答：汉朝立国之初，天下凋敝，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人民四处流亡，无以为生，因此，弃乱思治成为了时代的要求，而秦帝国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也促使统治者必须适应社会发展寻找新的统治方略，因此，“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顺应了此时的时代和统治要求成为汉初的治国方略，文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汉文帝即位后，黄老思想得到了更好的贯彻，社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社会稳定，风气良好，为汉文帝的刑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其改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废肉刑，定刑期。将黥改为髡钳城旦舂，劓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即将黥、劓、刖刑改为了笞、徒、死刑；其次是规定了岁刑刑期。规定了髡钳城旦舂为五岁刑，完城旦舂为四岁刑，鬼薪白粲为三岁刑，司寇为二岁刑，隶臣妾分别为一岁刑和二岁刑，复作（女犯）与罚作（男犯）为一岁刑。

汉景帝在汉文帝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了刑制改革，其于汉景帝元年颁布《箠令》，针对笞刑过重且不统一、不规范的弊端（“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继续改革，《箠令》对笞刑的刑具“箠”的规格以及笞刑的执行方式等作了限制性规定，更加强调“笞刑”的教化功能，提高了受笞者的存活率。

文景帝改革刑制后，汉代的刑罚体系主要变化在于身体刑和徒刑，肉刑在很大程度和范围上得到了废除，徒刑的使用逐步占据了重要地位，另外赎刑的使用也规范扩大起来。总的来讲，汉文、景两帝的刑制改革，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保存了劳动力，适应了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为封建五刑制度（笞、杖、徒、流、死）奠定了基础，使汉代的刑制向文明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2、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汉代法制有哪些变化

答：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汉代的法制法律原则、审判制度、司法领域方面出现了新原则、新制度，这些制度是儒家思想的直接体现或者就是儒家经典在法律中的引申。从下面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法律原则方面。（1）上请原则。又称先请，是赋予一定范围内的贵族官僚的法律特权，他们犯罪后，司法官不得擅拘、擅决，而必须奏“请”皇帝裁断，以维护官僚贵族的特权，是对儒家提倡的宗法道德的一种维护，也是儒家经典思想中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和特权的精神的直接反映。（2）矜恤原则。即对老幼废疾者或妇女犯罪，可以在量刑和监禁方面给予优待的原则。该原则使得老幼废残和妇女等弱势群体在一定范围内的犯罪得到减免，这既不会对封建统治造成重大的危害，又可以标榜统治者的仁慈，缓和社会矛盾，是儒家“仁政”思想原则在汉律中的直接体现。（3）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简而言之就是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互相包庇犯罪可以减免刑事责任。其实质是对儒家提倡的家族道德的一种维护，是孔子“亲亲相隐，直在其中”的伦理观念在法律令文中的引申，其意义在于维护父权和夫权为中心的封建国家的家庭伦常关系，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

审判制度方面。最主要的体现就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也就是引用儒家《春秋》等经典的精神原则或事例作为判案的依据，是汉代出现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审判制度；司法实践中用于定罪量刑的还有《诗》、《书》、《礼》、《易》等经典，所以也称为“引经决狱”或“经义”决狱。《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即根据案件的事实探究行为人的动机，实际上更侧重于“论心定罪”，即主要依据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来判案：动机善良而违法的，可以减免责任，动机邪恶即使行为合法，也要予以处罚。《春秋》决狱与据律断案并存于司法活动中，是“礼法并用”的早期表现之一，在《春秋》决狱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符合儒家礼制精神的法律观念，如“原心定罪”、“父子相隐”，反过来又促进了法律的更进一步的儒家化。

司法领域方面。（1）录囚。录囚是皇帝或上级长官直接详审罪囚，平反冤狱的制度，为汉代所首创。录囚制度是受儒家“天人感应”、“仁政恤刑”等学说影响的后果，对于及早发现冤案，改善司法状况，稳定社会秩序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后世所沿袭。（2）大赦。这是体现封建国家对犯罪进行普遍宽赦的制度，赦前之罪，不论举发与否，都一律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西汉时期受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将赦免制度化、规范化，凡登基、册后、灾异等凶吉之事，皇帝都会颁布大赦令，而且赦免对象广泛且频繁。大赦制度对缓解社会矛盾有一定的作用。（3）秋冬行刑。汉代形成了秋冬行刑制度，即除了对罪大恶极者处决决不待时外，死刑的执行均在立秋之后，冬至之前这段时间。这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特殊的司法制度。秋冬行刑发端于阴阳思想的则时说，董仲舒将其充实、发展，认为其是顺天行诛、天人感应的重要体现，且能增强司法领域的威慑力。

3、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汉代法律原则有哪些发展变化

答：汉代早期法律原则主要有特权原则、自首减罪原则、诬告反坐原则等，但在随着儒家法律思想对法律影响的逐渐加深，汉代的法律原则还形成了一系列体现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新刑法原则，主要有：

上请原则。又称先请，是赋予一定范围内的贵族官僚的法律特权，他们犯罪后，司法官不得擅拘、擅决，而必须奏“请”皇帝裁断，以维护官僚贵族的特权，是对儒家提倡的宗法道德的一种维护，也是儒家经典思想中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和特权的精神的直接反映。上请制度始于汉高祖七年，经宣帝、平帝、东汉光武皇帝等，将范围逐步扩大到县长、郡首、皇帝宗室、王公、列候及其子嗣、廉吏等等，不遵循上请原则的司法官吏要承担刑事责任。

矜恤原则。即对老幼废疾者或妇女犯罪，可以在量刑和监禁方面给予优待的原则。该原则从汉初、汉惠帝、汉景帝至汉宣帝甚至到东汉光武帝几个时期，经历了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该原则使得老幼废残和妇女等弱势群体在一定范围内的犯罪得到减免，这既不会对封建统治造成重大的危害，又可以标榜统治者的仁慈，缓和社会矛盾，对减少滥杀，培养尊老爱幼，怜恤残弱的社会风气有一定作用。这是儒家“仁政”思想原则在汉律中的直接体现。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亲亲得相首匿是汉代随着儒家经学正统地位的确立而逐步得到承认和确立的一种制度，简而言之就是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互相包庇犯罪可以减免刑事责任。汉宣帝时期以诏令的形式对此予以正式确定，其认为亲属之间（祖孙三代亲属和夫妻之间）互相隐瞒犯罪行为，是合乎父子之亲、夫妇之道的，对这重行为，法律不应该追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亲亲得相首匿是对儒家提倡的家族道德的一种维护，是孔子“亲亲相隐，直在其中”的伦理观念在法律令文中的直接体现，其意义在于维护父权和夫权为中心的封建国家的家庭伦常关系，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

4、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汉代诉讼审判制度有哪些变化

答：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汉代的审判制度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儒家的经典精神或原则设立司法审判的制度。汉代诉讼审判制度主要有以下的发展和变化：

春秋决狱。《春秋》决狱也就是引用儒家《春秋》等经典的精神原则或事例作为判案的依据，是汉代出现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审判制度；司法实践中用于定罪量刑的还有《诗》、《书》、《礼》、《易》等经典，所以也称为“引经决狱”或“经义”决狱。春秋决狱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汉初，到汉武帝时期，由于儒术的独尊地位和统治者的提倡，《春秋决狱》开始盛行，大儒董仲舒将任职诸侯王相时期引经断罪的案例二百三十二事编成《春秋决事比》，对当时的司法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即根据案件的事实探究行为人的动机，实际上更侧重于“论心定罪”，即主要依据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来判案：动机善良而违法的，可以减免责任，动机邪恶即使行为合法，也要予以处罚。《春秋》决狱与承袭秦律而制定的《九章律》相比较而言，量刑相对宽缓，对调节社会矛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随意性，对司法也肯定有负面的影响。《春秋》决狱与据律断案并存于司法活动中，是“礼法并用”的早期表现之一，在《春秋》决狱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符合儒家礼制精神的法律观念，如“原心定罪”、“父子相隐”等，为后世的封建法典所吸收，从而促进了中国封建法律的礼法结合。

录囚。录囚是皇帝或上级长官直接详审罪囚，平反冤狱的制度，为汉代所首创。西汉时期就有州太守与郡太守定期巡视辖区录囚的制度，皇帝录囚始于东汉，汉明帝、和帝等都在京城洛阳诸狱录囚，有时平冤后还会追究当事法官的刑事责任。录囚制度是受儒家“天人感应”、“仁政恤刑”等学说影响的后果，对于及早发现冤案，改善司法状况，稳定社会秩序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后世所沿袭。

大赦。这是体现封建国家对犯罪进行普遍宽赦的制度，赦前之罪，不论举发与否，都一律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赦免古已有之，但偶尔一用，且适用范围有限制。西汉时期受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将赦免制度化、规范化，凡登基、册后、灾异等凶吉之事，皇帝都会颁布大赦令，而且赦免对象广泛且频繁。大赦制度对缓解社会矛盾有一定的作用。

秋冬行刑。汉代形成了秋冬行刑制度，即除了对罪大恶极者处决决不待时外，死刑的执行均在立秋之后，冬至之前这段时间。这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特殊的司法制度。秋冬行刑发端于阴阳思想的则时说，董仲舒将其充实、发展，认为其是顺天行诛、天人感应的重要体现，且能增强司法领域的威慑力。

5、试析春秋决狱

答：《春秋》决狱也就是引用儒家《春秋》等经典的精神原则或事例作为判案的依据，是汉代出现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司法实践中用于定罪量刑的还有《诗》、《书》、《礼》、《易》等经典，所以也称为“引经决狱”或“经义”决狱。《春秋》决狱反映了儒家伦理思想对汉代司法领域的渗透，汉儒通过皇权力量要求法官断案时遇到律无正条或不合乎儒家道德的案件时根据《春秋》经义断案，实际上赋予了《春秋》经义极高的法律效力，使其成为了凌驾于其他法律之上的一种法律形式。

春秋决狱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汉初，到汉武帝时期，由于儒术的独尊地位和统治者的提倡，《春秋决狱》开始盛行，大儒董仲舒将任职诸侯王相时期引经断罪的案例二百三十二事，编成《春秋决事比》，对当时的司法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春秋》决狱与承袭秦律而制定的《九章律》相比较而言，量刑相对宽缓，对调节社会矛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即根据案件的事实探究行为人的动机，实际上更侧重于“论心定罪”，即主要依据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来判案：动机善良而违法的，可以减免责任，动机邪恶即使行为合法，也要予以处罚。“论心定罪”这种审判原则是从道德立场出发，过分强调了主观动机而相对忽视了犯罪的客观事实，为司法官任意出入人罪打开了方便之门。

《春秋》决狱与据律断案并存于司法活动中，是“礼法并用”的早期表现之一，在《春秋》决狱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符合儒家礼制精神的法律观念，如“原心定罪”、“父子相隐”等，为后世的封建法典所吸收，从而促进了中国封建法律的礼法结合。

6、试析汉代法制的特点

答：汉代法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一、开始了“礼法结合”的进程

首先，在表现形式上，使礼仪制度载典入律。确立《傍章》、《朝律》等重要法律规范的同时，又确认经学大师门引经注律的“诸儒章句”，使其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司礼法结合的早期表现；其次，在内容精神上，开始引礼入法。受儒家三纲五常、亲亲、尊尊、天人感应、仁政恤刑、父子相隐等理论的影响，创设了新的罪名和制度；为维护君权，设立了大不敬、大逆无道、腹诽等罪名，为夫权，夫妻同罪而异罚，采取“七出三不去”的离婚原则，为维护父权，制定不孝为重罪，制定《轻侮法》允许为父报仇；再次，在刑法适用上，首创上请制度和亲亲得相首匿、矜恤老弱等原则；最后，在司法上方面创设了《春秋》决狱、录囚、大赦、秋冬行刑等制度。

二、体系庞杂，律条繁杂

汉朝居于封建社会前期，在法律体系和法典编纂方面有明显的不足。一是律条结构较为混乱，二是律文和各种法律规范形式繁多，尤其是汉武帝以后，法网繁密，东汉时律令更是繁多，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具有法律效力的“诸儒章句”，相互抵牾，各类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有二万多条，七百多万字，为法律的适用带来了不少困难。

第五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

一、关键词解释

泰

始

律：《泰始律》制定于曹魏末年，前后历经四年，是司马昭为晋王时，因感到前代法令繁杂，而命令贾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重新制定的律典。他们以汉《九章律》和魏《新律》为基础，于晋武帝泰始三年完成并于次年公布，称为《泰始律》或《晋律》。《泰始律》完成后，著名律学家张斐、杜预为之注释，以统一对法律的解释，经晋武帝批准一并颁行，注解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因此，后人把张、杜的注解与《泰始律》视为一体，称为“张杜律”。《泰始律》与前代法典相比，有了重大的进步，表现在：（1）法典编纂更为合理，其就汉《九章律》新增十一篇，并改魏《新律》“刑名”为“刑名、法例”，仍置于篇首，并对篇章设置进行了调整，使得体例更加合理；（2）删繁就简，《泰始律》仅有620条，比汉律、魏律显得更为“宽简周备”；（3）减少了重法条款，废除了汉以来贵族官僚犯罪不许出仕的禁锢之法及军士逃亡妻子收孥等规定；（4）引礼入律，形成了一些体现儒家思想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则；（5）增加律疏注释，明确概念名词。《晋律》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惟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和南朝所沿用，是这一时期承用时间最长的一部法典，另外，《泰始律》以宽简著称，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

北

齐

律：《北齐律》的制定前后经历15年的时间，于武成帝河清三年完成。《北齐律》共949条，其立法成就主要表现在：（1）合晋律刑名两篇为名例篇，置于律首，封建律典的总则至此确立；（2）归并篇目，确定12篇的法典编纂体例，12篇篇名依次为：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3）确立“重罪十条”制度，惩罚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大犯罪；（4）设立了“权令”、“别格”，与律并行，开隋唐律、令、格、式并行的先河。《北齐律》集中总结了汉魏晋以来封建立法经验，使得封建法典的体系合内容进一步完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对后代封建法制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一部法典，名

例

律：这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大立法成就，确定了后世封建律典的第一篇为《名例律》。《名例律》由《法经》的《具律》，经过魏《新律》的《刑名》发展而为《泰始律》、《北魏律》的《刑名》、《法例》，至《北齐律》确定魏《名例律》，《名例律》作为封建律典的第一篇，规定了罪名、刑名，定罪量刑及轻重加减的基本原则，从而在整部律典中居于提纲挈领的重要地位，增强了中国古代律典在体例上的科学性。

重罪十条：重罪十条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夏朝就有“不孝”最的记载，代皆有沿习，秦律有谋反、诽谤、犯上等罪名；汉律出现了大逆无道、大不敬、恶逆等罪名。《北齐律》将历代重大犯罪归纳为十种，即重罪十条：“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如果犯此十项重罪，不在赎议之列。“重罪十条”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侵犯皇权的尊严及危害封建政权的犯罪；二是侵犯父母尊长，破坏家族伦常关系的犯罪，后来为隋《开皇律》所继承，形成“十恶”制度，并未唐、宋、元、明、清刑律所沿袭。

准五服以治罪：五服制度即中国古代丧服制度，即以父系宗亲为例，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按丧服质地、样式及服丧期限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故称五服、五服制度原属礼治内容，晋律将其纳入法律，作为确定亲属之间立嗣、继承、赡养等民事关系及亲属相犯定罪量刑的依据，形成“准五服以治罪”制度，其使用原则是：尊长杀卑幼，服制愈重，处刑愈轻，服制愈轻，处刑愈重；卑幼杀尊长，服制愈重，处刑愈重，服制愈轻，处刑愈轻。若为侵犯财产的犯罪，则服制愈重，处刑愈轻，服制愈轻，处刑愈重。“准五服以治罪”的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被隋唐继承，延续至明清。

登

闻

鼓：一般情况下，封建法律都不允许越级上诉，只能逐级陈告，但为了避免因审级限制而可能使重大冤屈得不到洗雪，统治阶级总结了以往的法制经验，在诉讼制度方面建立了一些新制度。西晋武帝时期就仿古制，在朝廷正门外置一“登闻鼓”，由冤屈者可以击鼓伸冤，官府闻声录状，奏报皇帝，这就是所谓的“登闻鼓”直诉制度，即受冤者不服判决，可以不受诉讼审级的限制，直接诉冤情于皇帝或钦差大臣。这种制度有助于弥补绝对禁止越级上诉的不足，加强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客观上有利于老百姓冤情的表达，为封建后世所沿袭。

测

立：这是南朝陈施行的刑讯制度的一种，对不招供者先鞭二十，笞三十，然后身戴刑具，在“高一尺、上圆、劣容囚立两足”的土垛上站立约一个半小时。若仍不招供，则反复拷打站垛，其结果是“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枉则多”。这种刑讯制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合司法状况的混乱。

二、问答题

1、试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典编纂的变化

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编纂的变化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一、法律形式日渐规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包括律、令、科、比、格、式等，科、格、式上升为独立的法律形式，同时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日趋明确，这样使得各种法律形式能够各司其职，发挥作用。

二、律典编纂由繁入简，趋于定型。

秦汉时期由于立法经验和技术的缺乏，律典的体系庞杂，内容繁多，法典化程度较低，不便于法律的掌握和适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律典的制定方面，比较注重简明扼要，注意律典的规范性和概况性，因而比较重视篇目的辨析、归并，罪名、刑名概念的确定，从而使封建法律的律典由繁入简，趋于定型，显现新的面貌。主要表现为：（一）法典体例上的变化，形成了总则在前，分则在后的模式。自魏《新律》开始，则将总则性质的“具律”改为“刑名”，并提前至律典之首，统领分则各篇，这种体例确定后，经晋以后各朝至《北齐律》，最终将总则性质的内容定为“名例”，从此，总则的名称及总则与其他各分则篇的关系固定下来。（二）经魏《新律》、晋律、北魏律的不断变革，至北齐律，最终确定了律典十二篇的编纂体例。（三）开创了法律注释附律的新体例。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位律学家为之做注，合为一书附于律后，同样具有法律效力，这种以注附律的新体例，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引礼入律，儒家思想逐步法典化。

汉代的立法结合主要司通过司法及对法律的注释的渠道进行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开始直接引礼入律，将儒家思想作为立法的精神基础并直接将礼分内容规定为法。主要表现为：（一）封建特权制度法律化。例如“八议制度”、“官当制度”直接体现了封建特权的法律化结果；（二）罪行的确定以礼制为标准。“准五服以治罪”制度体现了儒家倡导的亲亲之意及纲常礼教，而“存留养亲”制度体现了儒家提倡的孝道，仁恕观念，“重罪十条”的内容主要包括侵犯皇权的尊严及危害封建政权的犯罪；和侵犯父母尊长，破坏家族伦常关系的犯罪，作为封建社会打击的重点，亦体现了儒家的国家观，法律观和家族观。

2、南朝之法制有哪些建树？南北朝法制“北优于南”之说评析

答：南朝法制的建树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南齐于永明九年（公元491年）由王植、宋躬等以《晋律》为蓝本删定法律，制定《永明律》，但未公布实施。其次是梁朝由蔡法度、沈约等在《晋律》基础上撰成《梁律》20篇，《梁令》、《梁科》各30条。最后是陈朝范泉、徐陵修订律令，最后成律30卷，令30卷，科30卷，但内容基本沿袭梁律。

南北朝时期法制，北朝立法频繁，创制较多，而南朝因循守旧，立法沉寂，建树不多，形成了“北优于南”的局面。造成这一情况总的原因在于北朝统治者积极学习汉法，吸收魏晋律学的成果，多次修改，积极创新；而南朝政权多以北方南逃士族为代表，不思进取，日趋腐朽，律学也呈现衰落趋势。

西晋以后，北方政权大多由少数民族建立，进入中原地区后，为适应行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很多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都积极学习汉族地主阶级的先进统治经验，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在学习过程中，大量进行修律活动，并积极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和律学家参与，所以北朝的法制更多得继承了魏晋以来律学的发展，北朝的法制也出现繁荣的景象。而南朝政权多是以难逃贵族为代表建立的争取，偏安一隅，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恰又盛行佛教和玄学，这一社会风气和南朝政治统治者的身份一经结合，即导致了南朝统治者普遍轻视名法，士大夫阶层形成了以清谈为高逸，法理为俗务的风气，导致南朝的律学衰落，立法沉寂。

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礼法结合进一步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礼法结合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封建特权制度法律化。

表现在如下制度中：

首先是八议制度。八议制度是指八类权贵人物犯罪后“大罪必议，小罪必赦”，享受特殊优待，司法机关不得擅做处理的制度。这八类人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议制度的直接渊源是《周礼》中的“以八辟丽邦法”，自曹魏《新律》开始正式载于律文，“八议”制度的出现是封建礼法结合的产物，是“刑不上大夫”礼制原则的具体体现。

其次是官当制度。官当制度即以官品或爵位抵罪，是贵族官僚犯罪后享受的一种特权。以官抵罪始于西晋；《北魏律》对官当做了进一步的规定；《陈律》正式使用“官当”这一名称，隋唐时期继承了官当制度。

二、罪行的确定以礼制为标准。

表现在如下制度中：

首先是“准五服以治罪”制度。五服制度即中国古代丧服制度，即以父系宗亲为例，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按丧服质地、样式及服丧期限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故称五服、五服制度原属礼治内容，晋律将其纳入法律，作为确定亲属之间立嗣、继承、赡养等民事关系及亲属相犯定罪量刑的依据，形成“准五服以治罪”制度，体现了儒家倡导的亲亲之意及纲常礼教。再则如“存留养亲”制度。即对犯死罪者，因其为家中独子孙，若将其处死，家中年迈之父母、祖父母将无人奉养，经奏请皇帝法外开恩，可将改罪犯免死，待其为家中老人养老送终后再对其执行流刑的制度。也体现了儒家提倡的孝道，仁恕观念。

其次是“重罪十条”制度。《北齐律》将历代重大犯罪归纳为十种，即重罪十条：“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如果犯此十项重罪，不在赎议之列。“重罪十条”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侵犯皇权的尊严及危害封建政权的犯罪；二是侵犯父母尊长，破坏家族伦常关系的犯罪。作为封建社会打击的重点，体现了儒家的国家观，法律观和家族观。

第六章

隋唐五代的法律制度

一、关键词解释

开

皇

律：隋开皇元年，隋文帝杨坚命高颎、郑译、杨素等人制定刑律，他们总结三国两晋南北朝刑典的经验和成果，制定了《新律》；开皇三年，隋文帝审阅刑部的奏报，发现年断狱至万数，认为律文还是太过繁密，又令苏威、牛弘修订刑律，削除死罪81条，流罪154条，杖罪1000多条，定名为《开皇律》。《开皇律》确立了12篇500条的律典体系，创立了“十恶”制度，确立封建五刑制度，继承并发展了汉魏以来法律赋予贵族关了得特权制度等，是隋朝法制成就的集中体现。

贞

观

律：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大臣，对唐高祖时期的《武德律》进行了全面修订，从公元627年至公元637年，历时11年完成，定名《贞观律》。《贞观律》对旧律的变更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废“兄弟分居，连坐俱死”之法，以配官为奴或者流配的形式取代了以往族刑连坐的处死范围，反映了当时的封建法制较以往的显著进步；二是创设加役流刑，取代断右趾作为减死之罚；三是规定了比附类推的法律原则，同时还规定了法官断案失误所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贞观律》使唐律基本定型，以后各朝对唐律虽有修改，但删改幅度不大。

永徽律疏：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唐朝编成《永徽律》，其内容基本沿袭《贞观律》，仅增加了禁止买卖口分田的规定，并将《贞观律》《名例律》“十恶·大不敬”条文中的“言理切害”改为“情理切害”。同时鉴于当时中央和地方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也缺乏统一标准的情况，唐高宗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阐明《永徽律》的精神实质，重要原则制度的源流演变和立法意图，并设答问，解决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这些内容称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经皇帝批准，于永徽四年（公元654年）颁行天下，律文与律疏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这部法典当时称为《永徽律疏》，元代以后称为《唐律疏议》。《永徽律疏》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封建法典。《唐律疏议》总结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立法和注律的经验，继承了汉代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和礼法结合的传统，使中国封建法律至此发展到最成熟、最完备的阶段，标志着中国封建立法技术达到最高水平，《永徽律疏》以其丰富的内容、高超的技术和鲜明的特色而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并对当时周围其他亚洲国家和后世王朝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整个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十

恶：隋《开皇律》首创“十恶”制度，严惩危机封建皇权、政权和违反伦理纲常的十种重罪的制度。唐律予以继承，并加以完善。根据《唐律疏议·名例律》的规定，十恶分别是：（1）“谋反”即“谋危社稷”，即意图推翻皇帝的统治；（2）“谋大逆”即“谋毁宗庙、山陵即官阙”，即图谋毁坏皇帝祖庙、皇陵和宫殿；（3）“谋叛”即“背国从伪”，即图谋被判国家，投降敌国或伪政权；（4）“恶逆”，即殴打、谋杀尊长亲属；（5）“不道”，即适用凶暴手段致人死亡，或蓄养毒虫、使用邪术害人，简言之即恶性杀人行为；（6）“大不敬”，即指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和尊严的一切言行；（7）“不孝”，即告、骂祖父母、父母，或供养有缺，或别立户籍存私钱，私自婚娶，父母去世，匿不举哀等行为；（8）“不睦”，即家族成员之间的侵犯行为；（9）“不义”，即侵犯非血缘尊长的行为；（10）“内乱”，即家族内部的乱伦行为。“十恶”主要是两个方面的犯罪，一是威胁、损害皇权和危害封建政权的犯罪；一是破坏社会秩序和封建伦常关系的犯罪。唐律把“十恶”列于篇首，作为刑事打击的重点，予以严惩，其具体规定，一是量刑从重，二是常赦不原，三是决不待时，四是不得享受特权。

八

议：“八议”制度是指八类特权人物犯死罪，司法机关不得擅断，需将所犯罪行及应议理由奏请皇帝裁决的制度，“八议”特权的主体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亲”即皇亲国戚；“故”即皇帝的故旧，多指布衣之交；“贤”指大德行的人士；“能”指有治国安邦大才干的人；“功”即曾经为国家立过大功劳者；“贵”即大贵族，大官僚，指三品以上的官或公爵以上的爵位的人；“勤”即为国家勤勤恳恳工作且经涉艰难的人；“宾”即指前朝皇帝及其后代别尊为国宾者。上述八类人犯死罪，司法官吏交由皇帝后，皇帝将其交中央司法机关集体评议，列具应适用的法条，再交由皇帝裁断，按照通例，一般死罪均可降为流罪，但若犯“十恶”罪的，不得享受八议特权。

官

当：指官吏犯徒流罪可以以官品抵当刑罪。唐代的官当制度非常完善，其规定，五品以上官犯私罪，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犯公罪则各当一年。若犯流罪可折成徒刑，唐律还将赎刑作为官当的补充，即若罪大官小，不尽其罪，余罪收赎，若官大罪小，则流官收赎；官吏以官当罪后，一段时间后仍可以当官。

同居相为隐：即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互相窝藏罪犯，可以减免刑罚。唐律规定，同居共财之人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之间，互相窝藏犯罪或通风报信，还有奴婢窝藏主任皆不追究刑事责任；小功以下的亲属之间相为隐，可以减轻处罚；但对于十恶罪的前三恶，不得容隐。同居相为隐是汉“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继承和发展，但同居相为隐更为完备，表现在：其一，它按亲等规定了减免刑事责任的范围，体现了亲亲原则，其二，规定对前三恶不得容隐，较好地处理了犯罪容隐问题上国家和家族利益的冲突，既维护了伦常，又有利于巩固封建政权。

轻重相举：即类推原则，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如何处罚，唐律规定按“轻重相举”的原则处理，即对于应当从轻处理的罪，法律列举重条款以类推其罪；对于应当从重处理的罪，法律列举轻条款以类推其罪，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唐“轻重相举”的类推原则使得法网更为严密，也反映了当时立法技术的发达。

六

杀：唐律根据杀人的情节将杀人区分为“六杀”：即“谋杀”（预谋杀人，尚未实施）、“故杀”（事先无预谋的故意杀人）、“斗杀”（在斗殴中将人杀死）、“误杀”（错认了对象而将他认杀死）、“过失杀”（意外事件而致他人死亡）、“戏杀”（以力共戏，如比武中导致杀人）。根据“六杀”的危害性规定了不同的处罚：故意杀人，一般处以斩刑，误杀、斗杀减故杀罪一等处罚，戏杀减斗杀罪二等处罚，谋杀一般减故杀罪数等处罚，过失杀可以收赎。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刑法的完备与立法技术的发展。

六

赃：唐律将以非法手段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规定为“六赃”罪，即受财枉法（官吏收受贿赂而为他人枉法裁判的行为，常赦不原）、受财不枉法（“虽受有事人财，判断不为曲法”的受贿行为）、受所监临（官吏私受部民财物的行为）、坐赃（官吏得了不该得的财物，适用范围极广）强盗、窃盗、其中前四项与官吏有关。

保

辜：即对伤害结果不能马上确定的，先设定一个期限，名曰“辜限”，在“辜限”内受伤者死去，加害人承担杀人的责任，限外死去或者限内因他故死亡者，加害人只承担伤人的责任，唐律以这种方式来确定伤人者的刑事责任，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化外人相犯：所谓“化外人”，按《疏议》的解释即外国人。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上述规定的意思是，同属一国的外国人之间在中国犯罪，由唐政府按照该两个外国人所属国国家的法律处断；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之间在中国犯罪，由唐政府按照唐律处理。这是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相结合的一个法律原则，在当时世界各国也是罕见的，既维护了国家主权，也能尊重外国人的法律和习俗。

三司推事：唐朝中央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合称为“三司”。唐朝对特别重大的案件，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叫“三司推事”。对地方不方便解京的重案，则由皇帝指派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前往鞫审，称为“小三司”。三司推事司明清会审制度的起源。唐三大司法机构既有分工，又有监督制约，有效地加强了封建司法统治及皇帝对中央司法机关的控制。

仇嫌回避制度：为防止司法官吏因亲属、师生、或仇隙关系故意出入人罪，唐律规定凡有上述情况的，当事人可以申请该司法官回避。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对法官回避问题进行规范，这一制度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审理。

死刑复核制度：唐律规定，死刑判决，均需报刑部复核，经中书门下省详议，并奏报皇帝后才具有法律效力，这即是死刑复核制度；死刑判决生效后，执行前都必须向皇帝再做请示后才能执行，以让皇帝再作最后思考，这是死刑复奏制度。死刑的复核、复奏制度对于防止重大冤假错案有一定积极意义。

二、问答题

1、试述《唐律疏议·名例律》的主要内容

答：唐律的基本制度和原则集中在《名例律》中，其各项制度并非唐律所首创，而是对前代制度的借鉴、继承和发展，唐律对前代的立法经验进行总结和提高，使得封建法律制度体系更加系统、科学和完备。《唐律疏议•名例律》的主要内容可以从下面几方面来看：

五刑。唐律继承了隋五刑制度，仍然以笞、杖、徒、流、死为法定五刑，其他还有连坐、缘坐和籍没等。笞刑是主要用荆条抽打犯人的腿、臀部的刑罚，从10下到50下，分为五等，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等刑罚，有耻辱和教育结合使用的性质；杖刑是用竹木击打犯人的背、腿、臀部的刑罚，从60下到100下分为五等；徒刑一种让犯人戴枷或束钳，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其自由，强制服劳役的刑罚，分为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五等；流刑是将罪犯押送到边远地方，并强制其戴枷或束钳服苦役的刑罚，分为三流、加役流、长流等三种；死刑，分为绞、斩两种。唐律也规定了五刑的收赎制度，即疑罪、官僚贵族及其亲属，以及老、幼、废犯罪的特殊情况，除“十恶”和少数犯罪外，均可以收赎，自笞10到斩，分别收赎铜1斤到120斤不等。

十恶。唐律继承了隋的十恶制度，并使其更加完善。“十恶”分别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种。十恶主要打击两个方面的犯罪，一是威胁、损害皇权及封建政权的犯罪，一是破坏社会秩序和封建伦常关系的犯罪。十恶制度为于篇首，是刑事打击的重点，要予以严惩，主要是从量刑从重、常赦不原、决不待时、不得享受特权这四个方面体现的。

官僚贵族享受的特权。唐律规定，官僚贵族按照品级地位享受八议、上请、例减、收赎、官当等特权。“八议”是指指八类特权人物犯死罪，司法机关不得擅断，需将所犯罪行及应议理由奏请皇帝裁决的制度，“八议”特权的主体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上请”与八议制度相同点较多，区别主要在“上请”适用对象的品级比“八议”略低，而且司法机关在上请的奏报中可以明言依律处斩或绞；“例减”适用的对象比上请制度适用对象的品级又要低一些，适用七品以上官员及其近亲属；“收赎”适用的对象比“例减”更低，适用于九品以上官员及其近亲属；“官当”指官吏犯徒流罪可以以官品抵当刑罪。唐代的官当制度非常完善，并将赎刑作为官当的补充。

主要刑法原则。唐律规定的刑法原则借鉴了前代的成果，而且更为完备，主要有以下原则：贵、良、贱同罪异罚；共同犯罪，区分首从；自首减免；累犯加重；数罪并罚、类推原则、划分公罪与私罪、准五服以治罪、老少废疾犯罪减免等原则。

2、简述唐律五刑制度的主要内容

答：唐律继承了隋五刑制度，仍然以笞、杖、徒、流、死为法定五刑，其他还有连坐、缘坐和籍没等。

笞刑是主要用荆条抽打犯人的腿、臀部的刑罚，从10下到50下，分为五等，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等刑罚，有耻辱和教育结合使用的性质；

杖刑是用竹木击打犯人的背、腿、臀部的刑罚，分为五等，从60下到100下；

徒刑一种让犯人戴枷或束钳，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其自由，强制服劳役的刑罚，分为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五等；

流刑是将罪犯押送到边远地方，并强制其戴枷或束钳服苦役的刑罚，分为三流、加役流、长流等三种。三流即普通流行，也称为“常流”，分为流2000里、2500里、3000里三等，服役期均为1年；加役流即流3000里并服劳役3年；长流即是无期流放，罪犯非经特赦，不得返回原地。

死刑，分为绞、斩两种。绞是用绳索将罪犯勒死，斩是用斧钺将罪犯的头斩断，因绞可以保全尸，故比斩刑轻一等。

另外，唐律也规定了五刑的收赎制度，即疑罪、官僚贵族及其亲属，以及老、幼、废犯罪的特殊情况，除“十恶”和少数犯罪外，均可以收赎，自笞10到斩，分别收赎铜1斤到120斤不等。

3、简述唐律十恶制度的主要内容

答：隋《开皇律》首创“十恶”制度，严惩危机封建皇权、政权和违反伦理纲常的十种重罪的制度。唐律予以继承，并加以完善。根据《唐律疏议·名例律》的规定，十恶分别是：（1）“谋反”即“谋危社稷”，即意图推翻皇帝的统治；（2）“谋大逆”即“谋毁宗庙、山陵即官阙”，即图谋毁坏皇帝祖庙、皇陵和宫殿；（3）“谋叛”即“背国从伪”，即图谋被判国家，投降敌国或伪政权；（4）“恶逆”，即殴打、谋杀尊长亲属；（5）“不道”，即适用凶暴手段致人死亡，或蓄养毒虫、使用邪术害人，简言之即恶性杀人行为；（6）“大不敬”，即指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和尊严的一切言行；（7）“不孝”，即告、骂祖父母、父母，或供养有缺，或别立户籍存私钱，私自婚娶，父母去世，匿不举哀等行为；（8）“不睦”，即家族成员之间的侵犯行为；（9）“不义”，即侵犯非血缘尊长的行为；（10）“内乱”，即家族内部的乱伦行为。

“十恶”主要是两个方面的犯罪，一是威胁、损害皇权和危害封建政权的犯罪；一是破坏社会秩序和封建伦常关系的犯罪。唐律把“十恶”列于篇首，作为刑事打击的重点，予以严惩，按照唐律的规定，“十恶”的十个罪名均可以判处死刑，特别是谋反和谋大逆，不仅本人处死，还要累及家属。对十恶的严厉惩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的规定：一是量刑从重，二是常赦不原，三是处刑决不待时，四是不得享受特权。

4、简述唐律八议制度的主要内容

答：“八议”制度是指八类特权人物犯死罪，司法机关不得擅断，需将所犯罪行及应议理由奏请皇帝裁决的制度，“八议”特权的主体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

“亲”即皇亲国戚，包括皇帝袒免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皇太后缌麻以上亲；“故”即皇帝的故旧，多指布衣之交；“贤”指大德行的人士；“能”指有治国安邦大才干的人；“功”即曾经为国家立过大功劳者；“贵”即大贵族，大官僚，指三品以上的官或公爵以上的爵位的人；“勤”即为国家勤勤恳恳工作且经涉艰难的人；“宾”即指前朝皇帝及其后代别尊为国宾者。

上述八类人犯死罪，司法官吏不得擅自处理，必须奏请皇帝裁决，司法官吏交由皇帝后，皇帝将其交中央司法机关集体评议，列具应适用的法条，再交由皇帝裁断，按照通例，一般死罪均可降为流罪，但若犯“十恶”罪的，不得享受八议特权。

5、试析唐律的主要刑法原则

答：唐律的刑法原则对分则各篇的定罪量刑具有指导作用，这些原则是对前代立法经验的全面总结，主要有以下几项：

贵、贱、良同罪异罚。唐将居民分为特权者、良人、贱民三等，特权者包括皇帝、贵族官僚及其家属，享有法律特权；良人主要是农民、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无特权但也不受歧视；贱民分为官贱民和私贱民，官贱民主要有官奴婢、杂户等，私贱民主要有私奴婢、部曲等，贱民地位低下。三个等级的人犯同样的罪，处刑可能相差二到四等，差异非常大。

区分公、私罪。公罪是执行公务中发生的差错或失误而构成的犯罪，公罪一般由过错而构成，处罚上较轻；私罪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与执行公务无关，如盗窃、强奸等，二是虽与执行公务有关，但却是故意欺骗皇帝或利用职务的犯罪行为，如受贿、牟取私利等，私罪一般由故意构成，处罚从重。对公罪和死罪的区分，并在处刑上进行区别，有利于调动官吏工作的积极性，抑制以权谋私的行为。

共犯区分首从。分为两种，一是普通共同犯罪，以“倡首先言”的“造意者”为首犯，其余犯罪者不管起到什么作用，都认为是从犯，表现了封建法律重惩犯意的特征；二是在家人共同犯罪和上下级官吏共同犯罪的情况下，无论谁为造意者，都是以家长和长官为首犯。但唐律对特别严重的犯罪，特别是十恶中的前三恶，不分首从，均严厉惩罚。

自首减免。唐律自首的定义为“犯罪未被告发而主动到官府交代的行为”。对不能挽回犯罪后果的犯罪，尽管自首也不能减免；对犯赃罪，必须如数返还赃物的自首行为才能减罪；自首还必须彻底，不彻底的自首不尽之罪还是要依律处理。另外唐律还规定，审问轻罪时，自首重罪的，免其重罪；审问一罪时能自首他罪的，免其余罪。唐律对自首的规定非常完备和系统，对后世乃至当今都有借鉴作用。

累犯加重。唐律规定对三次犯盗窃罪的判处流行的累犯加重处罚，多次犯同类罪的惯犯；另一种是“更犯重其后犯之事”，即前罪已经判刑，而又犯各刑以上的罪。这两种累犯都反映了罪犯的恶性较大，故社会危害性较大，唐律予以重惩。

二罪从重。即数罪并罚原则，唐律对“二罪以上俱发”采取“以重者论”类似现代刑法中的“吸收原则”。具体规定如下：某人同时犯两个以上罪，只对重罪处罚，余罪不论；数罪相等，取一罪处理，余罪不论；一罪已经论决，余罪后发，其刑若与已判罪相等，不再追究；如后罪重于已判之罪，则以后罪的刑差加于前罪之上。

准五服以治罪。五服制度即中国古代丧服制度，即以父系宗亲为例，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按丧服质地、样式及服丧期限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故称五服、五服制度原属礼治内容。唐律继承晋律的“准五服以治罪”，其使用原则是：尊长杀卑幼，服制愈重，处刑愈轻，服制愈轻，处刑愈重；卑幼杀尊长，服制愈重，处刑愈重，服制愈轻，处刑愈轻。若为侵犯财产的犯罪，则服制愈重，处刑愈轻，服制愈轻，处刑愈重。

老、幼、废、疾犯罪减免，又称为矜恤原则。唐律规定：年70以上，15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年80以上，10以下及废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年90以上，7以下，即便犯死罪亦不加刑。对老少废疾减免刑罚是儒家“仁政”思想的体现，这些人一般不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危害，对他们进行刑罚减免以来可以为统治者博取仁政的美名，对统治秩序也不会造成影响。

同居相为隐。即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互相窝藏罪犯，可以减免刑罚。唐律规定，同居共财之人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之间，互相窝藏犯罪或通风报信，还有奴婢窝藏主任皆不追究刑事责任；小功以下的亲属之间相为隐，可以减轻处罚；但对于十恶罪的前三恶，不得容隐。同居相为隐是汉“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继承和发展，但同居相为隐更为完备，表现在：其一，它按亲等规定了减免刑事责任的范围，体现了亲亲原则，其二，规定对前三恶不得容隐，较好地处理了犯罪容隐问题上国家和家族利益的冲突，既维护了伦常，又有利于巩固封建政权。

轻重相举，即类推原则。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如何处罚，唐律规定按“轻重相举”的原则处理，即对于应当从轻处理的罪，法律列举重条款以类推其罪；对于应当从重处理的罪，法律列举轻条款以类推其罪，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唐“轻重相举”的类推原则使得法网更为严密，也反映了当时立法技术的发达。

化外人相犯。所谓“化外人”，按《疏议》的解释即外国人。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上述规定的意思是，同属一国的外国人之间在中国犯罪，由唐政府按照该两个外国人所属国国家的法律处断；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之间在中国犯罪，由唐政府按照唐律处理。这是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相结合的一个法律原则，在当时世界各国也是罕见的，既维护了国家主权，也能尊重外国人的法律和习俗。

6、试析唐律的特点

答：唐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制臻于完备

首先，法律形式的体系化。律、令、格、式在唐朝有明确的界定，且四种法律形式是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有机整体，封建法律由庞杂、界限不明到唐朝发展为完备周密的体系。其次，法律内容空前完备。唐朝的法律内容包括了刑事、民事、行政、经济、诉讼审判等各个方面，且各方面的制度规定也比较完善全面。再次，法律解释的精当。《永徽律疏》中对律文的解释分为“注”、“疏”、“议”和“问答”几个层次，分别对律文进行解释、补充、阐释、答疑，对律文采用限制、扩张、类推、举例、辨析、创新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引用大量的儒家经典令、格、式，协调律文间的关系，言简意赅，逻辑性强，表现了极高的律学水平。

（二）礼法合一

所谓礼法合一是指儒家的精神原则已经完全融合到法律中，两者水乳交融，合而为一。唐律主要通过以下方面表现了这点。

首先，唐律中的制度原则不少是从儒家经典中直接照搬或演绎而来。如八议制度，准五服以治罪，矜恤原则等等。其次，唐律的修订一准乎礼；再次，唐律的疏议都以儒家的理论为标准，疏议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共有十多种；最后，唐律中的罪名和量刑也深受儒家精神影响。

（三）刑罚最为宽平

唐律对犯罪的处罚最为宽大，表现如下：

第一，重罪条款大为减少；第二，废除了酷刑、肉刑，无论和秦汉相比还是和明清相比，都显得最为平允；第三，株连范围最窄。

7、试析唐朝法制与中华法系的关系

答：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核心，在中华法系中处以绝对的主要地位，它对中华法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当时的世界上，强盛的唐王朝是亚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东、南亚各封建国家仰慕唐朝先进的文化包括法律，纷纷来唐朝交流学习，不仅使得唐律的影响远远传播到国外，而且唐律的内容成为了这些国家修订法律时的参照典范，有些国家甚至直接照搬唐律中的大部分内容，仅做小的修改。这样，在唐律的影响下，在亚洲东部和东南部先后建立的以唐律为母法和标准的许多子法系统，进而形成了中华法系。

朝鲜受的影响最大，《高丽史·刑法志》载：“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日本也深受唐律影响，日本进行的“大化革新”即模仿唐朝制度，其《近江令》即仿《贞观律》，其刑法典《大宝律令》在篇目和顺序上完全同《永徽律疏》相同，导致日本对法律形式及相互关系的认识完全沿袭唐朝。越南李氏王朝的《刑书》，陈氏王朝的《国朝刑律》内容大都沿用唐律。

8、试析唐律在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的地位

答：唐朝在继承前代法制的基础上又做了变革，终使其法制集秦汉以来立法的大成，而成为封建法典的典型代表，它不仅对唐朝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后世立法的蓝本；另外，唐律还传到东南亚各地，对中华法系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唐朝法律是后世立法的楷模

唐以后的几代立法都深受唐律的影响，其主要刑法典都是以唐律为蓝本制定的。宋最主要的刑法典《宋刑统》对唐律律文和疏议进行了全部抄录；金《泰和律义》的篇章结构和唐律相同；元、明、清三代的法制尽管与唐律有一定的差异，但内容变动不大。因此，唐朝的法制是中国封建法典的典型代表，在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唐法制是中华法系的核心

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核心，在中华法系中处以绝对的主要地位，它对中华法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强盛的唐王朝是亚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东、南亚各封建国家仰慕唐朝先进的文化包括法律，纷纷来唐朝交流学习，不仅使得唐律的影响远远传播到国外，在唐律的影响下，在亚洲东部和东南部先后建立的以唐律为母法和标准的许多子法系统，进而形成了中华法系。

第三篇：中国法制史复习笔记

中国法制史复习笔记（全）

中国法制史复习笔记

（一）一、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

（一）内容：

1、背景：

（1）为谋求长治久安，继承了夏商以来的神权政治学说；

（2）为了修补神权政治学说中的缺漏，确定周王朝新的统治策略，进一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主张。

2、“天”涵义：

（1）夏商以来的一直奉的“上天”；

（2）周初统治者的新认识：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

3、“德”的要求：三个基本方面：敬天，敬祖，保民。

——具体要求：统治者要恭行天命，尊崇天帝与祖宗的教诲，爱护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

4、“明德慎罚”：

（1）在“以德配天”基本政治观之下，周初统治者提出的具体法律主张。

（2）要点：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使天下人民臣服；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用严刑峻罚来迫使臣民服从。——具体要求：“实施德教，用刑宽缓”。注意：“实施德教”是前提，是第一位的。

（3）“德教”的具体内容：“礼治”——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的秩序去生活，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长治久安。

（二）影响：

1、代表了西周初期统治的基本政治和基本的治国方针；

2、解决了为什么商汤可以伐桀、武王可以代商的理论问题，为西周社会的发展确定了基本的方向；

3、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在政治上已趋成熟。

4、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把道德教化即“礼治”与刑罚镇压相结合，形成了西周时期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和“礼”、“刑”结合的宏观法制特色。

5、深深扎根于中国政治理论中，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理想的原则与标本——汉代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从而为以“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出礼入刑的礼刑关系

（一）礼的内容与性质：

1、礼：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总称。

2、礼的起源：原始社会祭祀鬼神时所举行的仪式；

3、礼的发展：商、周两朝在前代礼制的基础上，都有所补充和发展。尤其周朝，礼制的内容和规模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调整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4、礼的含义：

（1）是抽象的精神原则。

可归纳为：（A）“亲亲”——即要求在家族范围内，按自己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压亲。而且“亲亲父为首”，全体亲族成员都应以父家长为中心；

（B）“尊尊”，即要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都应恪守名分。而且“尊尊君为首”，一切臣民都有应以君主为中心。

————在“亲亲”、“尊尊”两大原则下，又形成了“忠”、“孝”、“义”等具体精神规范。来源：学法网XueFa.com（2）是具体的礼仪形式。

西周时期主要有五个方面，通称“五礼”：吉礼（祭祀之礼）、凶礼（丧葬之礼）、军礼（行兵仗之礼）、宾礼（迎宾待客之礼）、嘉礼（冠婚之礼）。注意：西周时期的礼已具备法的性质。——具体表现：

（1）周礼完全具有法的三个基本特性，即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

（2）其次，周礼在当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实际的调整作用。

（二）“礼”与“刑”的关系：

1、“出礼入刑”：

（1）“刑”：多指刑法和刑罚，对一切违法背礼的行为进行处罚；（2）“礼”：正面、积极规范人们的言行。

（3）两者的关系：——《汉书·陈宠传》：“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二者共同构成西周法律的完整体系。

2、“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它强调平民百姓与贵族的法律特权。

（1）“礼不下庶人”强调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强调礼有等级差别，禁止任何越礼的行为；（2）“刑不上大夫”强调贵族官僚在适用刑罚上的特权。

三、西周的契约与婚姻继承法律

（一）契约法规。

1、买卖契约。西周的买卖契约称为“质剂”。这种契约写在简牍上，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份。

（1）注意：“质”、“剂”有别——“质”，是买卖奴隶、牛马所使用的较长的契券； “剂”，是买卖兵器，珍异等小件物品使用的较短契券；（2）“质”、“剂”由官府制作，并由“质人”专门管理。

2、借贷契约。西周的借贷契约称为“傅别”-——为了保证债的履行，要求当事人订立的契约；（1）“傅”，是把债的标的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写在契券上；

（2）“别”，是在简札中间写字，然后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札上的字为半文。

（二）婚姻制度

1、婚姻缔结的三大原则：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凡不合此三者的婚姻即属非礼非法；注意：

（1）男子可以有妾有婢，但法定的妻子只能有一个；

（2）只有正妻所生的子女为嫡系，其他皆为庶出，在家庭关系中处于比较低的地位；

2、婚姻“六礼”——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1）纳采：男家请媒人向女方提亲；

（2）问名：女方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人问女子名字、生辰等，并卜于祖庙以定凶吉；（3）纳吉：卜得吉兆后即与女家定婚；（4）纳征：男方送聘礼至女家，故又称纳币；（5）请期：男方携礼至女家商定婚期；

（6）亲迎：婚期之日男方迎娶女子至家——婚姻最终成立。

3、婚姻关系的解除——“七出”（又称“七去”）：指女子若有下列七项情形之一的，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之：

——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其中：

（1）不顺父母（公婆）是“逆德”；（2）无子是绝嗣不孝；（3）淫是乱族；（4）妒是乱家，（5）有恶疾不能共祭祖先；（6）口多言会离间亲属；（7）盗窃则是反义。

注意：夫家不能离异休弃的情形：女子若有“三不去”的理由，夫家既不能离异休弃——有所娶而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其中：

（1）“有岁娶而无岁归”是指女子出嫁时有娘家可依，但休骑时已无本家亲人可靠，若此时休妻则置女子与无家可归之地，故不能休妻；

（2）“与更三年丧”是指女子入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过三年孝，如此已尽子媳之道，不能休妻；

（3）“前贫贱后富贵”是指娶妻时贫贱，但以后变的富裕。按礼制夫妻应为一体。贫贱时娶之，富贵时休之，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

——“七出”、“三不去”制度是宗法制度下夫权专制的典型反映。西周婚烟立法的原则和制度多为后世法律岁继承和采用，成为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继承制度：“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1）王位的继承必须是妻所生长子，无论其贤与否；（2）如妻无子，则不得不立贵妾之子，不管其年龄如何。

注意：这种继承主要是王、贵族政治身份的继承，土地、财产的继承是其次。

中国法制史复习笔记

（二）一、铸刑书与铸刑鼎——春秋中期后，在一些诸侯国中出现的打破旧传统、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一）原因：随着社会关系的变迁，传统的法律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不合理性

1、不公开、不成文的法律体制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

2、形式上保守，内容上陈旧，已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无法满足适应新的社会关系发展要求；

（二）具体活动

1、铸刑书。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2、竹刑。邓析是郑国大夫，与子产同时代的思想活跃的人物。公元前530年，综合当时邓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成刑书，刻在竹简上，称为“竹刑”。

注意：邓析的“竹刑”属私人著作，但在当时有很大影响。

3、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于鼎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活动。

（三）意义

1、对旧贵族操纵和使用法律的特权是严重的冲击，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一次重大

胜利。

2、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传统，明确了“法律分开”这一新兴地主阶级的立法原则，对于后世封建法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法经》与商鞅变法

（一）《法经》——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由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在总结春秋以来各国公布成文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

1、主要内容——共六篇：《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

其中：

（1）《盗法》、《贼法》——惩罚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产的法律规定；

——注意：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此两篇列为法典之首。

（2）《网法》（又称《囚法》）——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

（3）《捕法》——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

（4）《杂法》——“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嬉禁、金禁等；

（5）《具法》——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法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的作用，相当于近代刑法典中的总则部分；

总之，《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

2、基本特征：

（1）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奴隶制残余；

（2）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法治理论；

（3）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3、历史地位

（1）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和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

（2）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

（3）其主要内容大都为后世封建法典继承与发展；

因此，无论从其历史作用还是对后世的影响来看，《法经》都是中国法制史上一部为极为重要的法典。

（二）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法家著名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改革，是战国时期封建法制发展过程中又一次意义重大的法制改革。

1、商鞅的变法主张——运用法律手段达到建立强大封建政权的目的，把自己的思想主张与秦国“富国强兵”的要求结合起来；

2、基本情况：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先后过两次；基本手段是法律、法令，贯彻到了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领域。

3、主要内容。

（1）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使之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

注意：“改法为律”，是在法律观念上又一进步。

（2）颁布系列法令。

A：奖励耕织——凡悉心耕织，多打粮食、多织布者，免除其劳役或奴隶身；自己追求末利、投机经商以及怠于农事而致穷困的人，则要将其子儿女一起没收为官奴婢；

B：鼓励发展小农经济，扩大户赋的来源——颁布《分户令》；

C：奖励军功——颁布《军爵律》，规定有军功者按其功劳大小赐爵，设置了从公士到彻侯等二十一级爵位，凡斩敌首者按级晋爵，投降敌人及反叛国者处以重刑。

注意：运用法律手段推行“富国强兵”是变法的终极目的。

（3）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实行按军功授爵，规定除国君的嫡系以外的宗室贵族，没有军功即取消其爵禄和贵族身份；取消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

（4）是全面贯彻法家“以法治国”和“明法重刑”的主张。

A——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全体臣民特别是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B——“轻罪重刑”。尽力贯彻重刑原则，加重量刑幅度，对轻罪也施以重刑；

C——不赦不宥。强调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反对赦宥，凡有罪者皆应受罚；

D——鼓励告奸。鼓励臣民相互告发奸谋，规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

E——实行连坐，以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之间相互有告奸、举盗的责任；

F——行军事连坐、家庭连坐；

4、历史意义

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这一时期其他诸侯国的改革。

中国法制史复习笔记

（三）一、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一）罪名

1、危害皇权罪

（1）谋反——最严重的犯罪；

（2）操国事不道——操纵国家政务大权，发动政变以及其他倒行逆施的行为；

（3）其他——泄露皇帝行踪、住所、言行机密；偶语诗书、以古代非今；诽谤、妖言；诅咒、妄言；非所宜言；投书，即投寄匿名信；不行君令等。

2、侵犯财产和人身罪

（1）侵犯财产方面——主要是“盗”，被列为重罚，按盗窃数额量刑；

A：一般意义上的盗

B：共盗、群盗

共盗——五人以上共同盗窃

群盗——聚众反抗统治秩序，属于危害皇权的重大政治犯罪。

（2）侵犯人身方面——主要是贼杀、伤人

注意：这里的“贼”与今义不同，而是荀子和西晋张斐所说的“害良日贼”、“无变斩击谓之贼”，即杀死、伤害好人，以及在未发生变故的正常情况下杀人、伤人。此外，斗伤、斗伤、斗杀在秦代亦属于侵犯人身罪。

3、渎职罪

（1）官吏失职造成经济损失的犯罪

（2）军职罪

（3）司法官吏渎职的犯罪

主要有：

①“见知不举”罪

②“不直”罪和“纵囚”罪——前者指罪应重而故意轻叛，应轻而故意重判；后者指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罪，以及设法减轻案情，故意使案犯达不到定罪标准，从而判其无罪

③“失刑”罪——指因过失而量刑不当（若系故意，则构成“不直”罪）

4、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1）违令卖洒罪——在《田律》中规定；

（2）逃避徭役——在《法律答问》中，包括“琢事”与“乏徭”；

“琢事”——已下达征发徭役命令而逃走不报到；

“乏徭”——到达服徭地点又逃走；

注意：《徭律》还规定，主管官吏征发徭役延的，也要加以处罚；

（3）逃避赋税——为防止逃避口赋即人口税，规定隐匿成年男子，以及申报废、疾不实，里典、伍老要被处刑（《秦律杂抄》）；

4、破坏婚姻家庭秩序罪

（1）关于婚姻关系的，包括夫殴妻、夫通奸、妻私逃等等；

（2）关于家庭秩序的，包括擅杀子、子不孝、子女控告父母、卑幼殴尊长、乱伦等等；

——注意：

（1）秦律禁止杀子，特别是禁止杀嗣子。秦律对家庭内部乱伦行为的惩罚同样十分严厉——《法律答问》中说：“同母异父相与奸，何论？弃市”

（2）秦代法律所规定的罪名极为繁多，且尚无系统分类，更未形成较为科学的罪名体系。但大致而言，可以分为以上五类

（二）刑罚。主要包括8大类——笞刑、徒刑、流放刑、肉刑、死刑、羞辱刑、经济刑、株连刑；

其中：前5类相当于现代的主刑，后3类相当于现代的附加刑。

注意：秦尚未形成完整的刑罚

1、笞刑——以竹、木板责打犯人背部的轻刑，针对轻微犯罪而设，或作为减刑后的刑罚；

2、徒刑——剥夺罪犯人身自由，强制其服劳役；

包括：

①城旦、舂，男犯筑城，女犯舂米：

②鬼薪、白粲，男犯祠祀鬼神伐薪，女犯为祠祀择米，但实际劳役也决不止于为宗庙取薪择米；

③隶臣妾，将罪犯及其家属罚为官奴婢，男为隶臣，女为隶妾，其轻于鬼薪、白粲；

④司寇，即伺寇，意为伺察寇盗，其刑轻于隶臣妾；

⑤候，即发往边地充当斥候，是最轻等级；

3、流放刑——包括迁刑和谪刑，将犯人迁往边远地区的刑罚，其中谪刑适用于犯罪的官吏，但两者都比后世的流刑要轻。

4、肉刑——黥（或墨）、劓、刖（或斩趾）、宫等四种残害肢体的刑罚，源于奴隶制时代，秦时沿用且十分广泛；大多与城旦春等较重的徒刑使用；

5、死刑，主要有：

①弃市——杀之于市，与众弃之；

②戮——先对犯人使用痛苦难堪的羞辱刑，然后斩杀；

③磔——裂其肝休而杀之；

④腰斩；

⑤车裂；

⑥阮，又作坑，即活埋；

⑦定杀——将患疾疫的罪人抛入水中或生埋处死；

⑧枭首——处死后悬其首级于木上；

⑨族刑——夷三族或灭三族；

⑩具五刑——《汉书·刑法志》所说：“当夷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

6、羞辱刑，徒刑的附加刑

（1）“髡”——剃光犯人头发和胡须、鬓毛；

（2）“耐”与“完”——一刑二称，仅剃去胡须和鬓毛，而保留犯人的头发；

注意：死刑中的“戮”刑也含有羞辱之意。

7、经济刑——“赀”，对轻微罪适用的强制缴纳定财物的刑罚，包括：

（1）纯属罚金性质的“赀甲”、“赀盾”；

（2）“赀戌”，即发往边地作戌卒；

（3）“赀徭”，即罚服劳役。

注意：赎刑也可归入这一范畴，但它不是独立刑种，而是一种允许已被判刑的犯人用缴纳一定金钱或服一定劳役来赎免刑罚的办法。从“赎耐”、“赎黥”、“赎迁”，到“赎宫”、“赎死”，均可赎免。

8、株连刑——主要是族刑和“收”

收——亦称收孥、籍家，就是在犯人判处某种刑罚是，还同时将其妻子，儿女等家属没收为官奴婢。

二、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秦统治经长期的司法实践，总结前代的经验，根据犯罪主体、客体、动机和后果以及其它因素所形成的一些刑罚适用原则

1．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凡属未成年犯罪，不负刑责任或减轻刑事处罚；以身高判成年定是否成年，约六尺五寸为成年身高标准，低于六尺五寸的为未成年。

2．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原则——故意诬告者，实行反坐，主观上没有故意的，按告不审从轻处理。

3．盗窃按赃值定罪的原则——把赃值划分为一百一十钱、二百二十钱与六百六十钱三等，依据不同等级的赃值，分别定罪。

4．共犯罪与集团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在处罚侵犯财产罪上共犯罪较个体犯罪处罚从重，集团（5人以上）较一般犯罪处罚从重。

5．累犯加重原则——本身已犯罪，再犯诬告他人罪，加重处罚，除耐为隶臣外，还要判处城旦苦役6年。

6．教唆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者加重处罚。教唆未满15岁的人抢劫杀人，虽分赃仅为十文钱，教唆者也要处以碎尸刑。

7．自首减轻处罚的原则——凡携带所借公物外逃，主动自首者，不以盗窃论处，而以逃亡论处。如隶臣妾在服刑期间逃亡后又自首，只笞五十，补足期限。若犯罪后能主动消除犯罪后果，可以减免处罚。

8．诬告反坐原则——故意捏造事实与罪名诬告他人，即构成诬告罪。诬告者实行反坐原则，即以被诬告人所受的处罚，反过来制裁诬告者。

三、汉代文帝、景帝废肉刑

背景：（1）西汉建立后，重视总结秦亡教训；

（2）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为改革刑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直接起因：——在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获罪当施黥刑，其小女缇萦上书请求将

自己没官为奴，替父赎罪，并指出肉刑制度继绝犯人自新之路的严重问题。文帝为之所动，下令废除肉刑。

1、刑制改革的内容

（1）把黥刑（黑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去发颈部系铁圈服苦役五年）；

（2）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砍左脚）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

以上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也有由轻重的现象——因笞刑数太多，使受刑之人难保活命。景帝继位后，作进一步改革，重定律令：

（1）将劓刑笞三百，改为笞二百；

（2）斩左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

（3）颁布《笙令》，规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节，行刑不得换人；

2、刑制改革的意义——顺应了历史发展，为结束奴隶制肉刑制度，建立封建刑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汉律的儒家化

1．上请与恤刑。

（1）汉高祖刘邦七年下诏：“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通过请示皇帝给有罪贵族官僚某些优待；

（2）宣帝、平帝相继续定上请制度，凡百石以上官吏、公侯及子孙犯罪，均可以享受“上请”优待。

（3）东汉时“上请”适用面越来越宽，遂成为官贵的一项普遍特权，从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适用。为官僚贵族犯罪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使他们免受应有的惩罚；

——以“为政以仁”相标榜，强调贯彻儒家矜老恤幼刑思想：

（1）年80岁以上的老人，8岁以下的幼童，以及怀孕未产妇女、老师、侏儒等，在有罪监禁期间，给予不戴刑具的优待

（2）老人幼童及连坐妇女，除犯大逆不道诏书指明追捕的犯罪外，一律不再拘捕监禁

注意：给老幼以优待，以不危害统治阶级的利益为限。

2．亲亲得相首匿——汉宣帝时期确立，主张亲属间首谋藏匿犯罪可以有负刑事责任

（1）来源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理论，对卑幼亲属首匿

尊长亲属的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

（2）尊长亲属首匿卑幼亲属，罪应处死的，可上请皇帝宽贷

注意：反映出汉律的儒家化，并且一直影响后世封建立法。中国法制史复习笔记

（四）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制的发展变化

（一）法典结构与法律形式

1、《魏律》——鉴于汉代律令繁杂，魏明帝下诏改定刑制，作新律18篇，（后人称为《魏律》或《曹魏律》）

（1）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型名”置于律首；

（2）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

（3）进一步调整法典的结构与内容；

注意：此举使中国封建法典在系统和科学上进了一大步。

2、《晋律》颁发行与张杜注律——西晋泰始三年，晋武帝诏颁《晋律》（又称《秦始律），对汉魏法律继续改革

（1）精减法律条文，行成20篇602条的格局

（2）在刑名律后增加法例律，丰富了刑法总则的内容

（3）对刑律分则部分重新编排，向着“刑宽”、“禁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注意：在《晋律》颁布的同时，律学家张斐杜预为之作注，总结了历代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经验，经晋武帝批准颁行，与《晋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晋律》亦称“张杜律”。

3、《北魏律》的制颁——吸收汉晋立法成果，采诸家法典之长，“取精用宏”，修成《北魏律》20篇；

4、《北齐律》的制定——全面总结历代立法经验，历经十余年修成，共12篇

（1）将刑名与法例律合为名例律一篇，充实了刑法总则；

（2）精炼了刑法分则，使其成为11篇——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

注意：《北齐律》在中国封建法律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封建后世的立法影响深远。

5、法律形式的变化——形成了律、令、科、比、格、式相互为用的立法格局

（1）科——起着补充与变通律、令的作用

（2）格——与令相同，起着补充律的作用（注意：它带有刑事法律性质，不同于隋唐时期具有行政法律性质的格）

（3）比——比附或类推，即比照典型判例或相近律文处理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

（4）式——公文程式。

（二）法典内容的变化——礼法结合进一步发展，礼、法更大程度上实现了融合1、“八议”入律与“官当”制度确立

（1）“八议”——魏明帝在制定《魏律》时，以《周礼》“八辟”为依据，正式规定了此制度，主要是对封建特权人物犯罪实行减免处罚的法律规定，包括：

A——议亲（皇帝亲戚）

B——议故（皇帝故旧）

C——议贤（有传统德行与影响的人）

D——议能（有大才能）

E——议功（有大功勋）

F——议贵（贵族官僚）

G——议勤（为朝廷勤劳服务）

F——议宾（前代皇室宗亲）

注意：从此此后，“八议”成为各代刑律的重要内容，唐律中的名例律在五刑、十恶之后即规定了八议制度。

（2）“官当”——允许官吏以官职爵位折抵徒罪的特权制度，它正式出现在《北魏律》与《陈律》中

A——《北魏律·法例篇》规定：每一爵级抵当徒罪2年

B——南朝《陈律》规定更细，凡以官抵折徒刑，同赎刑结合使用。

注意：这表明当时封建特权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来源：学法网XueFa.com

2、“重罪十条”的产生——北齐在《北齐律》中首次规定的十种重罪的总称，分别为：

（1）反逆（造反）；

（2）大逆（毁坏皇帝宗庙、山陵与宫殿）；

（3）判（判变）；

（4）降（投降）；

（5）恶逆（殴打谋杀尊亲属）；

（6）不道（凶残杀人）；

（7）不敬（盗用皇室器物及对皇帝不尊重）；

（8）不孝（不待奉父母，不按礼制服丧）；

（9）不义（杀本府长官与授业老师）；

（10）内乱（亲属间的乱伦行为）；

——《北齐律》规定：“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注意：把“重罪十条”置于律首，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增加了法律的威慑力量。

3、刑罚制度改革

（1）规定绞、斩等死刑制度

（2）规定流刑——死刑的一种宽贷措施，分5等，每等以500里为基数，以距都城2500里为第一等，至4500里为限，同时还要施加鞭刑；

（3）规定鞭刑与杖刑——改革以往五刑制度，增加鞭刑与杖刑（后北齐、北周相继采用）；

（4）废除宫刑制度——北朝与南朝相继宣布废除宫刑，自此结束了使用宫刑的历史。

4、“准五服制罪”的确立——《晋律》与《北齐律》中相继确立的制度。以丧服为标志，区分亲属的范围和等级

——按服制依亲属远近关系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1）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

（2）亲属相犯时确定刑罚轻重的依据——斩衰亲服制最高，尊长犯卑幼减免处罚，卑幼犯尊长加重处罚。袒免亲为服外远亲，尊长犯卑幼处罚相对从重，卑幼犯尊长处罚相对从轻。

注意：依五服制罪成为封建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影响广泛，直到明清。

5、死刑复奏制度——奏皇帝批准执行死刑判的制度，北魏太武帝时正式确立，为唐代的列刑三复奏，打下了基础。既加强了皇帝对司法审判的控制，又体现了皇帝对民众的体恤。

三、西周至秦汉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1、从司寇、廷尉到大理寺。

（1）西周时期的司冠——最高裁判者：周天子

A——中央设大司寇，负责实施法律法令，辅佐周王行使司法权

B——大司寇下设小司寇，辅佐大司寇审理具体案件

C——大、小司寇下设专门的司法属吏

D——基层设有士师、乡士、遂士等负责处理具体司法事宜。

（2）秦汉时期的廷尉——最高审判权掌握者：皇帝

A——廷尉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审理全国案件；

B——郡守为地方行政长官也是当地司法长官，负责全郡案件审理，C——县令兼理本县司法，负责全县审判工作；

D——基层设乡里组织，负责本地治安与调解工作。

（3）北齐的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进一步提高尚书台的地位（其中的“三公曹”与“二千石曹”执掌司法审判，同时掌囚帐，为隋唐时期刑部尚书执掌审判复核提供了前提）。

2、御史制度

（1）秦代御史大夫与监察御史，对全国进行法律监督

（2）汉代时期御史大夫（西汉）、御史中丞（东汉），负责法律监督；

（3）西汉武帝以后设立司隶校尉，监督中央百官与京师地方司法官吏；刺史，专司各地行政与法律监督之职；

（4）魏晋以降，为抑制割据势力，御史监督职能有明显加强——晋以御史台主监察，权能极广，受命于皇帝，有权纠举一切不法行为。

（二）诉讼制度

1、狱讼、“五听”、“五过”、“三刺”与公室告。

（1）西周时期的“狱”与“讼”——民事案件称为“讼”，刑事案件称为“狱”，审理民事案件称为“听讼”，审理刑事案件叫做“断狱”；

（2）西周时期的“五听”、“五过”与“三刺”制度。

①“五听”——指判案时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五种方式，具体内容：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言语表达、面部表情、呼吸、听觉、眼睛与视觉确定其陈述真假；

②“五过”——西周有关法官责任的法律规定，具体内容：惟官，畏权势而枉法；惟反，抱私怨而枉法；惟内，为亲属裙带而徇私；惟货，贪赃受贿而枉法；惟来，受私人请托而枉法。凡以次五者出入人罪，皆以其罪罪之。

③“三刺”制度——西周时凡遇重大疑难案件，应先交群臣讨论，群臣不能决断时，再交官吏们讨论，还不能决断的，叫给所有国人商讨决定。

（3）秦律中的“公室告”与“公室告”

A——把杀伤人、偷盗等危害封建统治的犯罪，列为严惩对象，称为“公室告”，官府对此必须受理。

B——把“子盗父母，父母擅刑、髡子及奴妾”等引起的诉讼，称为非“公室告”，官府不予受理，子女强行告诉的，还要给予处罚。

3、春秋决狱与秋冬行刑。

（1）汉代的《春秋》决狱——依据儒家经典《春秋》等著作中提倡的精神原则审判案件，而不是仅仅依据汉律审案。其要旨：

——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

——强调审断时应重视行为人在案情中的主观动机，在着重考察动机的同时，还要依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来源：学法网XueFa.com

（2）汉代的“秋冬行刑”——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春、夏不得执行死刑

——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唐律规定“立春后不决死刑”，明清律中的“秋审”制度亦溯源于此。

中国法制史复习笔记

（五）唐律与中华法系

（一）《唐律疏议》——礼法统一的法典

1、《唐律》的修订过程——从《武德律》到《永徽律疏》

（1）唐高祖李渊奏上《武德律》——唐代首部法典；

（2）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此基础上，参照隋《开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称为《贞观律》；

两者均为12篇500条。《贞观律》增设加役流，缩小连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等原则与制度，基本上确定了唐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对《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响。

2、《永徽律疏》（《唐律疏议》）的颁行

（1）高宗永徽二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

（2）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师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撰《律疏》30卷，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称为《永徽律疏》；

（3）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日”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

注意：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因此其作用至重。

3、《永徽律疏》的历史地位：

（1）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

（2）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几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3）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

（二）十恶——隋唐以后历代法律中规定的严重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

1、从“重罪十条”到“十恶”——渊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

（1）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

（2）唐律承袭此制，将“十恶”列入名例律之中。

2、具体内容：

（1）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

（2）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殿的行为；

（3）谋判：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

（4）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的行为。

（5）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为。

（6）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节器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

（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如礼等不孝行为；

（8）不睦：指谋杀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

（9）不义：指杀本管上司、受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

（10）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乱伦行为。

唐律中“十恶”制度所规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侵犯皇权与特权的犯罪；

其二、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

这些犯罪集中规定在名例律之首，并在分则各篇中对这些犯罪相应了最严厉的刑罚，而且，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

（三）六杀、六赃与保辜

1、六杀——（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谓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

（1）“谋杀”指预谋杀人；

（2）“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

（3）“斗杀”指在斗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

（4）“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

（5）“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即出于过失杀人；

（6）“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

——基于上述区别，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

（1）谋杀人，一般杀人罪数等处罚，但奴婢谋杀主，子孙谋杀尊亲则处于死刑，体现了对传统礼教原则的维护；

（2）故意杀人，一般处斩刑；

（3）误杀、斗杀，减杀人罪一等处罚；

（4）戏杀则减斗罪二等处罚；

（5）过失杀，一般“以赎论”，即允许以铜赎罪。

注意：“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律对传统杀人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2、六赃——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1）“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未枉法裁判的行为；

（2）“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担未枉法裁判行为；

（3）“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

（4）“强盗”——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5）“窃盗”——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

（6）“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授受财物的行为。

注意：六赃的分类与按赃值定罪的原则为后世所继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赃图》的配附。

3、保辜——指对伤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内对被害方伤情变化负责的一项特别制度：在限定的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刑责；限外死去或限内以他故死亡者，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

注意：唐代确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够科学，但较之以往却是一个进步。

（四）五刑与刑罚原则

1、唐律中的五刑——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格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1）笞刑，为五刑中最轻一级刑罚，分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

（3）徒刑，分为五等，自徒一年至语三年，以半年为等差；

（4）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

（5）死刑，分崭、绞二等。

2、唐律中的刑罚原则。

（1）区分公、私罪的原则——公罪从轻，私罪从重

A——公罪：是指在执行公务中，由于公务上的关系造成某些失误或差错，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处罚从轻；

B——私罪，包括两种：

其一是所犯之罪与公事无关，如盗窃、强奸等；

其二是利用职权，徇私枉法，如受人嘱托，枉法裁判等，虽因公事，也以私罪论处。

注意：适用官当时，也要区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当1年徒刑。

（2）自首原则

A——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称作自新。

（注意：自新是被迫的，与自首性质不同，对自新采取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

B——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后果危害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首；

C——规定自首者可以免罪，但赃物必须按法律规定如数偿还；

D——自首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待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尽”。

注意：《名例律》规定：“自首不实及自首不尽者”，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至于如实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

E——其他规定：轻罪已发，能首重罪，免其重罪；审问它罪而能自首余罪的，免其死罪。

注意：出于分化打击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统地发展了传统刑法的自首原则；影响到了后世。

（3）类推原则——即对律文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轻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重案；

注意：唐代类推原则的完善反映了当时立法技术的发达。

（4）化外人原则——同国籍外国侨民在中国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属本国法律处理，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罪者，按唐律处罚，实行属地主义原则；

（五）唐律的特点与中华法系

1、“礼法合一”——承袭和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使得法律统治“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

2、条简要与宽简适中——立法科条简要，宽简适中；

3、立法技术完善——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平；

——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具有封建法律的典型性，对宋元明清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律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高丽律》；日本的《大宝律令》；越南的《刑书》。

注意：唐律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法制史复习笔记

（六）宋元时期的法律

（一）《宋刑统》与编敕

1、《宋刑统》——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全称《宋建隆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

（1）编纂体例可追溯至唐宣宗时颁行的《大中刑律统类》；

（2）和《唐律疏议》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

A——与《唐》的篇目、内容大体相同

B——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的敕、令、格、式、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

C——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

D——删去《唐律疏议》每篇前的历史渊源部分，因避讳对个别字也有改动，如将“大不敬”的“敬”字改为“恭”等。

2、编敕

敕——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

（注意：依宋代成法，皇帝的这种临时命令须经过中书省“制论”和门下省“封驳”，才被赋予通行全国的“敕”的法律效力。）

编敕——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式的一种立法过程，是宋代一项重要和频繁的立法活动。其特点是：

（1）仁宗前基本是“敕律并行”，编敕一般依律的体例分类，但独立于《宋刑统》之外。

（2）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

（3）敕主要是关于犯罪与刑罚方面的规定，所谓“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

（二）刑罚的变化

1、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规定：处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

2、配役——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和折杖后的诸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3、凌迟——死刑的一种，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三）契约与婚姻法规

1、契约立法。

（1）债的发生——所生之债占多数，还有其他形式引发的债权，在买卖之债的发生的法律规定上，强调双方的“合意”性，维护家长的财产支配权；

（2）买卖契约——分为绝卖、活卖与赊卖三种

A——绝卖：一般买卖

B——活卖：附条件的买卖，当所附条件完成，买卖才算最终成立

C——赊卖：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法，而后收取出卖的价金

注意：这些重要的交易活动，都须订立书面契约，取得官府承认，才能视为合法

有效。

（3）租赁契约——对房宅的租赁称为“租”、“赁”或“借”；——对人畜车马的租赁称为庸、雇

（4）租佃契约——地主与佃农签定租佃土地契约中，必须明定纳租与纳税的条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实行定额租。地主同时要向国家缴纳田赋。若佃农过期不交地租，地主可与每年10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代为索取。

（5）典卖契约（又称“活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赌权的一种交易方式

（6）借贷契约——因袭唐制，对借与贷做了区分

借——指使用借贷

贷——指消费借贷：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贷称为负债，把付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并规定：“（出举者）不得还利为本，”不得超过规定实行高利贷盘剥。

2、婚姻法规

（1）“男年十八，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

（2）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但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并不禁止

（3）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

（注意：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4）离婚方面，仍实行唐制“七出”与“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许变通

（四）户绝与继承——有较大灵活性

1、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外，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权；

2、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

注意：南宋又规定了绝户继承的办法：

（1）“立继”——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

（2）“命继”——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

（五）四等人——元代法律的主要特点：以法律维护民族间的不平等

1、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2、定罪量刑的差别：

（1）宗室及蒙古人的案件，中央大宗正府专门负责

（2）汉人、南人诉案归刑部，审判机关的正官由蒙古人担任

（3）蒙古人与汉人犯罪同罪异罚

中国法制史复习笔记

（七）明清时期的法律

（一）律例与大诰、会典

1、明律与明大诰

（1）《大明律》——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于洪武三十年完成并颁布天下的法典

A：特点：一改传统刑律体例，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其律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

B：历史地位：为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

C：其制定经过了四个阶段：吴元年草创——洪武六年详定——洪武二十二年更定——洪武三十年完成①吴元年左相国李善长等草创，律文按唐律取舍编订，依《元典章》体例按六部顺序编定；

②洪武六年详定，仿唐律12篇体例，经朱元璋“亲加裁酌”后颁布；

（特点：名例律置于最后，内容繁于唐律。）

③洪武二十二年更定，以后例一篇冠首，其下仿《元典章》编纂体例，按六部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

（特点：法典结构至此一变，基本条款仍同唐律，但“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立法技术也更为精细，体例更趋完备、科学。）

——注意：以后又将洪武十八年和二十年的《大诰》，选出147条附于律后

④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2）《明大诰》——明初的一种特别刑事法规，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时，为防止“法外遗奸”，手订的四编《大诰》，集中体现了他“重典治世”的思想。

A——大诰：原为周公东征殷民时对臣民的训诫；

B——明大诰：明太祖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

特点：

①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处罚；

②滥用法外之刑——如族诛、瘃首、断手、斩趾等等，都是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

③“重典治吏”，其中大多数条文专为惩治贪官污吏而定，以此强化统治效能。

注意：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明太祖死后，被束之高阁，不具法律效力。

2、清代律例的编撰。

（1）《大清律例》：于乾隆元年开始制定。乾隆即位之初，命律令总裁官对原有

律例进行逐条考证，重加编辑，于乾隆五年完成，颁行天下。

——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成文法典，中国传统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汉唐以来确立的封建法律的基本精神、主要制度，在此都得到充分体现

（2）清代的例——条例、则例、事例、成例

条例——专指刑事单行法规，是由刑部或其他行政部门就一些相似的案例先提出一项立法建议，经皇帝批准后成为一项事例，指导类似案件的审理判决；

则例——某一行政部门或某项专门事务方面的单行法规汇编。它是针对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

事例——皇帝就某项事物发布的“上谕”或经皇帝批准的政府部门提出的建议，一般不自动具有永久的、普遍的效力，但可以作为处理该事务的指导原则。

成例（“定例”）——经过整理编订的事例，是一项单行法规。

3、明清会典。

（1）《大明法典》：行政法典，起着调整国家行政法律关系的作用。

（2）《大清会典》与清代行政法：仿效《明会典》编定，记述各朝主要国家机关的职掌、事例、活动规则与有关制度。计有康煦、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部会典，合称“五朝会典”，统称《大清会典》。

（二）罪名、刑罚与刑罚原则

1、奸党罪与充军罪。

（1）“奸党”罪的创设。朱元璋洪武年间创设，用以惩办官吏结党危害皇权统治的犯罪。

（注意：“奸党”罪无确定内容，实际是为皇帝任意杀戮功臣宿将提供合法依据。）

（2）在流刑外增加充军刑，即强迫犯人到边远地区服苦役

2、从重从新与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

（1）实行刑罚从重从新原则

（2）“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对于贼盗及有关钱粮等事，不分情节，一律处以重刑且扩大株连范围；对于“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一般性犯罪，从轻处罚.中国法制史复习笔记

（八）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1、唐宋时期的司法机关：唐沿袭隋制，宋沿唐制，在皇帝以下（中央）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审判职权。

（1）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为下副长官，审理中央百官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流徒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具有重审权。

（2）刑部与审刑院

唐代——以尚书、待朗为正副长官，下设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门等四司刑部有权参与重大复核权。并有权受理在押犯申诉案件；

宋代——负责大理寺详断的全国死刑已决案件的复核及官员叙复、昭雪等事。

注意：神宗后，刑部分设左右曹，左曹负责死刑案件复核，右曹负责官吏犯罪案件的审核。其职能有所扩大，处理有关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等事。

——宋审刑院是太祖时为加强对中央司法机关的控制设立的，使大理寺降为慎刑机关，地方上报案件必先送审刑院备案，后移送大理寺、刑部复审，再经审刑院详议，交由皇帝裁决。神宗时裁撤，恢复刑部与大理寺的原有职能。

（3）御史台。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下设台、殿、察三院，是中央监察机构，皇帝的“耳目之司”。有权监督大理寺、刑部的审判工作，同时参与疑难案件的审判，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分设台院、殿院、察院，统辖下属的诸御史；

台院——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的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会的重大案件；

殿院——执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违反朝仪的失礼行为，并巡视京城及其他朝会、郊祀等；

察院——执掌纠察州县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

（4）唐代的“三司推事”——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待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

（5）地方司法机关，唐代地方司法机关由行政长官兼理，宋代地方州县仍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之制。但从太宗时起加强地方司法监督；

2、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中央司法机构为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体系。

（1）明代刑部增设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强对地方司法控制。主要负责：一是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二是审核地方上报的重案（死刑应交大理寺复核）；四是处理地方上诉案及秋审事宜；五是主持司法行政与律例修订事宜；

——清代刑部是清朝的主审机关；

（2）明代大理寺掌复核驳正，发现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驳回刑部改判，并再行复核；如此三改不当者，奏请皇帝裁决；

依清律规定，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复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狱，同时参与秋审、热审等会审，如发现刑部定罪量刑有误，可提出封驳；

（3）明代都查院掌纠察--纠察百司，司法活动仅限于会审及审理官吏犯罪案件，并无监督法律执行的原则；清承明制，都查院是全国最高监察机关；

注意：对重大疑难案件三法司共同会审，称“三司会审”。

（4）地方司法机关。明朝地方司法机关分为省、府（直隶州）、县三级，沿宋制，省设提刑按察司，有权判处徒刑及以下案件清朝，地方司法分州县、府省按察司、总督（及巡抚）四级，其中州或县为第一审级，有权决定笞杖刑，徒以上案件上报；

3、管辖制度。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辖上，继承了唐律“以轻就重，以少就多，以后就先”的原则，实行被告原则和军民分诉辖制；

4、延杖与厂卫。

（1）延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的制度；

（2）“厂”、“卫”特务司法机关--明代司法的一大特点和一大弊政。

“厂”--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

“卫”--皇帝任命亲信“提督”厂卫干预司法

注意：到明后期，厂卫特务多达十佘万，严重地干扰了司法工作。其一，奉旨行事，厂卫作出的裁决，三法司无权更改，有时还得执行。其二，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约束。

（二）诉讼制度

1、刑讯与仇嫌回避原则

（1）刑讯的条件与证据

唐——拷讯之前，必须先先审核口供的真实性，然后反复查验证据，未经法定程序，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经拷讯拒不认罪的，可根据证据定罪；

（2）刑讯的方法

A——必须符合标准规格的常行杖，以杖外其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

B——拷囚数额的限制（三次、20天、200）

C——反拷、查明诬告

（3）禁止使用刑讯的两类人：特权身份之人、老幼废疾之人；

（4）《唐六律》：第一次以法典形式肯定了法官的回避制度；

2、宋代的翻异别勘制度与证据勘验制度——诉讼中，人犯否认口供、事关重大案情的，由另一法官或别一司法机关重审

3、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

（1）明代：九卿会审、朝审、大审

（2）清代：

A、秋审：最重要的死刑复审制度

B、朝审：对刑部判决的重案及京师附近绞、斩监侯案件进行的复审，其审判组织、方式与秋审大体相同，每年霜降后十日举行

——经过秋审和朝审后，分四种情况：

情实——奏请执行；

案情属实、危害不大——减为流放、或充军、或再押监侯；

可矜——免于死刑，减为徒、流刑；

留养承嗣——案情属实、罪名恰当、但有亲老丁单情形，合乎留养条件者按留养奏请皇帝裁决；

C、热审：对发生在京师的苔杖刑案件进行重审的制度中国法制史复习笔记

（九）一、清末“预备立宪”

（一）清末变法修律--鸦片战争以后，在内外各种压力之下，于20世纪初对原有法律制度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改革

主要特点：

1、指导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固守中国封建法制传统”的方针；

2、内容--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

（1）坚行君主专制体制及封建伦理纲常；

（2）大量引用西方法律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

3、改变“诸法合体”形式，明确实体法、程序法之间的差别，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

4、即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

（二）清末变法修律的主要影响

1、标志着中华法系开始解体

2、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3、引进、传播、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普及近代法律知识，促进法治观念；

--注意：清末变法修律活动在主观上讲是一种被动的、被迫进行的立法活动，本身也存在根本的缺陷和局限性，但在客观上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钦定宪法大纲》与“十九信条”

1、“预备立宪”主要活动：新政--仿行宪政（赴日本考察，设考察政治馆，后改为宪政编查馆）--预备立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各省设立谘议局--成立资政院--发布《重大信条十九条》

注意：最重要的活动：谘议局与资政院的设立，《钦定宪法大纲》和《重大信条十九条》的颁布

2、《钦定宪法大纲》

（1）性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2）结构：正文--“君主大权”；附录--臣民权利义务：（3）特点：皇帝专权，人民无权；

（4）实质：确认君主绝对权力，体现满族贵族维护专制统治的意志及愿望；

3、“十九信条”

（1）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抛出的又一个宪法性文件（2）背景：迫于武昌革命风暴

（3）内容：形式上缩小了皇帝的权力，相对扩大了议会和总理的权力，仍然强调皇权至上，对人民权利只字未提；

（四）谘议局与资政院

1、谘议局

（1）“预备立宪”时期设立的地方咨询机关；

（2）实质：各省巡抚的附属机构；

（3）宗旨--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

2、资政院

（1）“预备立宪”时期设立的中央咨询机关；

（2）御用机构，与现代社会的国家议会有根本的不同；

（3）一切决议须报请皇帝定夺，皇帝有权谕令停会或解散及指定钦选议员；

二、清末主要修律内容

（一）《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

1、《大清现行刑律》

（1）公布的原因及过程：在《大清律例》的基础上稍加修改，作为《大清新刑律》完成前的过渡性法典；

（2）主要内容及变化：

A--改律名为“刑律”；

B--取消六律总目；

C--对纯属民事性质的条款不再科刑；

D--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罚手段（如凌迟）；

E--增加了一些新的罪名（如妨害国交罪等）

注意：它不是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

2、《大清新刑律》

（1）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但仍保持着维护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的

传统；

（2）制定中曾引发了礼教派的攻击和争议，结构上分总则、分则两篇；（3）主要内容及发展变化：

专属刑法范畴的条文；

总则、分则；主刑、从刑；

近代刑法原则和制度（罪刑法定、缓刑制度）

（二）《大清商律草案》与《大清民律草案》

1、清末的商事立法--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03-1907）：主要由新设立的商部负责，第一部商律：《钦定大清商律》；

（2）第二阶段（1907-1911）：主要商事法典由修订法律馆主持起草，单行法规仍由各有关机关拟订，经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审议后请旨颁行。1911年：《大清商律草案》；

2、《大清民律草案》——主持修订：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

（1）结构：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其中：

A——总则、债、物权三编由松冈正义等仿照德国、日民法典的体例和内容草拟而成，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民法理论、制度和原则；

B——亲属、继承两编由修订法律馆会同保守的礼学馆起草，其制度、风格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保留了许多封建法的精神；

（2）编辑之旨——（俞廉三：奏进民律前三编草案折）

A：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 B：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

C：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 D：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

——注意：基本思路仍没有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格局。

（三）诉讼法律与法院编制法

1、《大清刑事诉讼律案》六编与《大清民事诉讼律案》四编：沈家本在《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遭否决后起草，仿照德国诉讼法而成；

2、《大理院编制法》：配合官制改革，关于大理院和京师审判组织的单行法规；

3、《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审级、管辖、审判制度，过渡性法典；

4、《法院编制法》：仿效日本制定，吸收了公开审判等原则；中国法制史复习笔记

（十）一、清末司法体制的变化

（一）司法体制的变革与四级三审制——对旧的诉讼体制和审判制度的改革，流于形式：

1．改刑部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刑政事务；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实行审检合署。

2．实行四级三审制。确立一系列近代意义上的诉讼制度，实行四级三审制，制定了刑事案件公诉制度.证据.保释制度；审判制度社会实行公开.回避等制度。

初步规定了法官及检察官考试任用制度；改良监狱及狱政管理制度。

（二）领事裁判权与审判和会审公廨

1．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只由该国的领事或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依其本国法律裁判。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1834年7月22日，香港）；《虎门条约》；其他条的扩充

（1）内容：

A——中国人与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间的诉讼：依被告原则；

B——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之间的诉讼：由所属国审理；

C——不同国家的侨民之间的诉讼：适用被告主义原则：

D——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与非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之间的争讼：前者是被告则适用于被告主义原则，后者是被告，则由中国法院管辖。

（2）审理机构：

A一审——由在华领事法院或法庭审理；

B：二审上诉案件——由各国建立的上诉法院审理；

C：终审案件——由本国最高审判机关受理。

（3）后果：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2．观审制度——强行干预中国审判的制度：即外国人是被告的案件，其所属国领事官员也有权前往观审，如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可以提出新证据等。

注意：这种制度是原有领事裁判权扩充。

3．会审公廨。1864年清廷与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内设立的特殊审判机关。

A——凡涉及外国人案件，必须有领事官员参加会审；

B——凡中国人内与外国人诉公案，由本国领事裁判或陪审，甚至租界内纯属中国人之间的诉工也由外国领事审判并操纵判决。

注意：这是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扩充和延伸。

四、民国时期的宪法

（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历史上最初的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具有中华民国临时宪法的性质，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革命性、民主性

1．内容、特点及意义：

（1）辛亥革命的产物，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使民权主义所确立的政治方案和原则通过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具体化。

（2）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更广泛的宣传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

（3）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组织原则，依照三权分立原则，采用责任内阁制，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和国务院行使行政权力，参议院是立法机关，法院是司法机关，并规定了其他相应的组织与制度。

（4）体现了资产阶级宪法中一般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了人民享有人身、财产、居住、信教等项自由和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诉公等权力；

（5）确认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

——主要特点：设定条款，对袁世凯加以限制和防范；

（1）在国家政权体制问题上，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2）在权力关系规定上，扩大参议院的权力以抗衡袁世凯；

（参议院拥有立法权，对总统决定重大时间的同意权和对总统、副总统弹劾权；临时大总统对参议院决事项咨院复议时，如有2/3参议员仍坚持原议，大总统必须公布施行。）

（3）规定特别修改程序以制约袁世凯；

（约法的增修修改，须由参议院议员2/3以上或临时大总统之提议，经参议员4/5以上之出席，出席议员3/4以上之通过方可进行。）

2、意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文件，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否定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

（二）“天坛宪草”与“袁记约法”

1、“天坛宪法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北洋政府时期的第一部宪法法草案。采用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宪法原则，确认民主共和制度。体现了国民党通过制宪限制袁世凯权力的意图；

（肯定上了责任内阁制；规定国会对总统使重大权力的牵制权；限总统任期限--这些规定使袁世凯解散国会，使“天坛宪草”遂成废纸。）

2、“袁记约法”：北洋政府于1914年5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

--与《临时约法》有根本性差别：

（1）彻底否定民主共和制度，代之经个人独裁；

（2）用总统独裁否定了责任内阁制；

（3）用有名无实的立法院取消了国会制；

（4）为限制、否定《临时约法》规定的人民基本权利提供了宪法根据。

注意：它是对《临时约法》的反动，是军阀专制全面确立的标志。

（三）“贿选宪法”：北洋政府1923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国近代史上首部正式颂行的宪法。特点：

1、用漂亮的词藻和虚伪的民主形式掩盖军阀专制的本质；

2、为平衡各派大小军阀的关系，巩固中央大权，对“国权”和“地方制度”作了专门规定。

（四）《中华民国宪法（1947）》

1、南京国民政府立法特点--法律制度的“二重性”：

（1）内容：继受法与固有法的混合；

A--大量采用、引进、吸收西方近代经来的法律学说、法律原则与法律制度，以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为基本蓝本，并采英美法系法律制度的一些内容；

B--继续保持、廷续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法律制度的一些特性。

（2）立法：普通法与特别法并存，而且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数量亦多于普通法；

在法律的制定与适用上采用“双重标准”：

A--用基本的普通法作为“常态”法律，规范普通、正常的法律关系；

来源：学法网XueFa.com

B--制定大量针对特定对象、在特定时空适用的特别法，超出普通法的限制，加强对危害其统治行为镇压；

（注意：特别的法优于普通法这一特征在国民政府法律体系中表现的极为明显。）

（3）立法与司法：表面上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体现了一些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却完全是赤裸裸的野蛮、专制；立法与司法的脱节；

2、《中华民国宪法》的结构特点：

（1）条文：总则、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总统、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地方制度、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基本国策和宪法之施行及修改；

（2）基本精神：与《训政时期约法》和“五五宪草”一脉相承；

注意：碍于政协通过的“宪法修改原则”12条的重大影响，即实行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司法独立、保护人民权利等，又不得不在具体条文上有所变动。

3、《中华民国宪法》内容的主要特点：

（1）表面上的“民有、民治、民享”和实际上的个人独裁。即人民无权，独夫集权；

（1948年颁布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这一特点更形具体和法律化。）

（2）政权体制不伦不类。既非国会制、内阁制，又非总统制。实际上用不完全责任内阁制与实质的总统制的矛盾条文，掩盖总统即蒋介石的个人专制统治的本质；

（3）罗列人民各项民主自由权利，比以往任何宪法性文件都充分；但《维持社会秩序的临时办法》、《戒严法》、《紧急治罪法》等，又把宪法抽象的民主自由条款加以具体切实的否定。

（4）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名，行保护封建剥削、加强官僚垄断经济之实。

第四篇：暨南大学中国法制史复习范文

一、夏商西周时期

1、简述夏商的王位继承制度。

在古代，政治身份的继承意义远远超过财产的继承。在夏商，王位继承制度是兄终弟接与父死子继并行。即，兄死后，其王位和财产由其弟继承；若无弟，则传给其子。商代末期，父死子继基本上代替了兄终弟及，但也出现了嫡长子继承的现象。这一制度影响西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成。

2、简述西周时期的礼的主要内容。

在西周时期，周礼实际上对社会起着一种法律的调节作用，完全具备法的性质。西周的“礼”大体上可以分为精神原则和礼仪形式两个方面：

作为抽象的精神原则，“宗”、“孝”、“节”、“义”、“仁”、“恕”等都是“礼”的基本内容。

从精神原则上看，“礼”的核心在于“亲亲”和“尊尊”，强调等级、名份差别；从具体的礼仪形式上看，“礼”通常有“五礼”、“六礼”、和“九礼”之说。“五礼”是指吉、嘉、宾、军、凶等五个方面的礼仪；“六礼”是指冠、婚、丧、祭、乡饮酒、相见等六个方面的礼仪。

3、简述西周时期“五刑”制度及“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

西周时期的“五刑”制度沿袭了夏、商以来的主要内容。所谓“五刑”，即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这五种刑罚。前四者为肉刑，大辟为死刑。墨刑，指的是在罪人面部或额头刺字并染上墨，作为受刑人的标志；劓刑，指割去受刑人的鼻子；剕刑，指砍去受刑人的脚；宫刑，指破坏受刑人的生殖器；大辟，指死刑。五刑由轻至重，构成了中国早期比较完备的刑罚体系。

“明德慎罚”是西周统治者的法律主张。所谓“明德”，指主张崇尚德治，提倡德教；所谓“慎罚”，指主张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要审慎、宽缓。明德慎罚的观点实际上是强调教化与刑罚相结合。西周统治者以此观点作为处理立法和司法事务的指导理论。

4、简述《吕刑》的主要内容。《吕刑》也成为《甫刑》，是西周时期吕侯所作。其主要内容是：记录了“五刑”、“五罚”、“五过”的有关内容。所谓“五刑”，即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这五种刑罚。前四者为肉刑，大辟为死刑。《吕刑》关于“五刑”的规定很多，达三千多条。“五罚”即赎刑。如以“五刑”定罪量刑有疑问时，就罚罪犯出铜赎刑。“五过”，即赦免，以“五罚”惩处仍有疑问者，又是过失犯罪，因此可以赦免。

5、简述西周时期的礼刑关系。

礼和刑是西周法的两个基本方面。从宏观上看，西周时期的“礼”与西周时期的“刑”都是当时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规则。两者相互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西周社会完整的社会法律体系。其中，以礼为主，以刑为辅。“礼”是积极的、主动的典范，是禁止恶于未然的预防；“刑”是消极的处罚，是罚恶于已然的制裁。也就是说，“礼”总是从正面主动地提出要求，其功能重在“教化”；“刑”相对处于被动状态，对一切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刑法处罚。凡是“礼”所禁止的行为，亦必然为“刑”所不容。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刑”的功能，重在制裁。

6、论述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西周时期主要的法律思想表现在“以德配天”和“明德慎罚”两个方面。

“以德配天”说是西周君权神授说的具体表现。西周统治者继承和发展了商代的神权法思想，认为“天”或“上帝”是天下各族共有的神，“天命”属于谁，要看谁能拥有使人民归顺的“德”。

其历史意义表现在：“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影响深远。它不仅在西周各种具体法律制度以及宏观法制特色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指导作用，而且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之中，被后世各朝统治者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原则和正统标本。西汉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学派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法律思想和法制方针，成为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法律观念。

二、春秋战国

1、简述李悝及其《法经》。

李悝，魏国人，是法家学派的鼻祖。公元前五世纪，魏文侯重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改革。李悝在总结春秋以来各国公布的成文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魏国的情况制定了《法经》。《法经》共有六篇，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简述邓析及其《竹刑》。

邓析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大夫，是一位与子产同时代的思想政治人物。他曾在郑国办私学传授法律知识，并经常帮助他人进行诉讼。公元前530年，邓析综合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成刑书，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后来邓析因政治纷争而被当政者杀害，但“竹刑”在社会流转后最终被官方接受，成为郑国的正式法律。

3、简述《法经》的结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

结构：《法经》共有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李悝将《盗法》、《贼法》立于篇首，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从整体上看，《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一”而以刑为主的法典。

主要内容：《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则和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历史地位：首先，《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其次，《法经》的立法技巧已经走向成熟，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法典。它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帅，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六篇的主要内容大都为后世封建法典所继承。

4、论述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活动的情况及其历史意义。

春秋时期的法制变革，主要体现在公布成文法活动方面。是中国法律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其中最著名的是郑国的“铸刑书”、郑国邓析的“竹刑”和晋国的“铸刑鼎”等事件。

（1）郑国的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向全社会公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史称“铸刑书”。

（2）郑国的邓析综合了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成刑书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竹刑流传社会后最终被官方接受，成为郑国的正式法律。

（3）晋国的赵鞅将刑书刻在鼎上，公布了晋国的成文法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正

式公布成文法活动，史称“铸刑鼎”。

春秋时期的公布成文法活动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第一，公布成文法活动是对奴隶制法律观念、法律制度以及传统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第二，公布成文法活动客观上为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第三，成文法的公布，标志着法律观念和法律技术的进步；第四，春秋时期的公布成文法活动，为战国时期及以后的封建成文法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了经验，并标志着以封建社会关系为内容的成文法律体系开始走向中国法律的历史舞台。

三、秦朝

1、简述秦律的“公告室”及“非公告室”的规定。

“公告室”及“非公告室”的划分是秦代的两种诉讼形式。秦代的诉讼形式已有明确的划分，依据诉讼主体的地位，一般可以分成两种：一是官吏代表官府对罪犯提起公诉，相当于今天的公诉；二是当事人直接对罪犯起诉，相当于今天的自诉。所谓“公告室”及“非公告室”的划分，是指秦朝根据告诉状的不同，把犯罪分为“公告室”和“非公告室”犯罪两类。“公告室”是指“贼杀伤、盗他人”等危害国家、社会利益的犯罪。对于此类犯罪，任何人都有权力和义务向官府告发；所谓“非公告室”是指家庭内部的侵害行为，凡是犯“非公告室”的犯罪，受害者本人无权提出控告，官府也不受理。

四、汉朝

1、简述汉代的主要法律形式。

两汉时期，主要的法律形式有律、令、科、比等。

（1）律。自商鞅改法为律后，刑律一直为秦汉时最基本的法律形式。（2）令。是皇帝针对特定事件特定对象临时发布的诏令。（3）科。是一种针对特定犯罪而设的单行的刑事条例。

（4）比。又称决事比。是汉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与近代的类推相似。

2、简述文景帝刑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汉初基本上沿用了秦的死刑及肉刑制度。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时代，社会矛盾已趋于缓和，为刑制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而缇萦上书更是促进了刑制改革。

汉文帝下令废除肉刑。把黥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

汉景帝继位后，在文帝的基础上对刑罚制度作了进一步的改革。将文帝时劓刑的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斩左趾的笞五百改为笞三百；后又改笞三百为笞二百，笞二百为笞一百。并规定笞杖的长宽及厚度以及行刑不得换人等。这使得刑制改革迈进了一大步。

3、试述汉代司法“儒家化”的情况及其影响。

在汉代司法的儒家化的过程中，所起作用最大的是董仲舒及其“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是指司法官在遇到律无正文或虽有条文但不符合儒家道德的案件时，根据《春秋》经义断案，实际上赋予《春秋》经义极高的法律效力。它的触角首先伸向司法领域，后又通过“决事比”的方式渗入立法领域。经过皇帝的认可，《春秋决狱》成为司法实践的依据，它起到了一种“判例法”的作用，而体现在该书中的儒家道德原则变成了法律原则。春秋决狱成为汉代的一种司法制度，其实质是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这实际上是汉代儒

家依凭皇权的力量在法制领域进行的一场扭转乾坤的变革。

事实上，汉代儒家士大夫不仅根据《春秋》之经义断狱，而且用儒家经典解释律典，使律典中的条文符合儒家的经义。这样，当律学著作得到统治者的确认后，法律也就儒家化了，当时的《大杜律》、《小杜律》成为了司法实践的依据。

从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看，无论是引经决狱还是引经注律都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步骤。它们为后世的“纳礼入律”即直接把儒家道德纳入封建法典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从此，儒家思想开始全面登上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舞台。

4、论述西汉前期的法制指导思想的变化。

汉代法律指导思想的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过程。

一是汉初的政治形势与黄老学派“无为而治”的思想。汉朝建立后，统治者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认识到轻徭薄赋、省减刑罚、让人民休养生息乃是争取民心，使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汉初所推崇地道家学派是黄老之学。黄老学派在思想上兼综道家与法家学说，主张治国应德刑并用，但须以德为主，先德后刑，刑罚要轻缓，法令要省减，反映了一种重德轻刑的主张。“重德轻刑”是“无为而治”的一种表现，汉初统治者采取这一治国主张，为当时的政权稳定、经济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独尊儒术”的原因与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景之后的统治者放弃了“无为而治”的政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种政策与当时统治者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愿望相悖。而儒家学说对有关加强中央集权、抑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倾向、巩固社会程序等非常有利，故儒家学说取代黄老学说被汉朝统治者采纳成为历史的必然。董仲舒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影响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

三是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法律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法律化，它开始于汉初。在汉代司法的儒家化的过程中，所起作用最大的是董仲舒及其“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成为汉代的一种司法制度，其实质是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事实上，汉代儒家士大夫不仅根据《春秋》之经义断狱，而且还扩大范围，根据其它的儒家经典断狱。从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看，无论是引经决狱还是引经注律都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步骤。它们为后世的“纳礼入律”即直接把儒家道德纳入封建法典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从此，儒家思想开始全面登上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舞台。五、三国两晋南北朝

1、简述从“具法”到“名例律”的演变。

“具法”首先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法经》中，位于篇末，具有现代法典总则的功能。《法经》中其余五篇为分则。《法经》确立了当时的法典的体例结构为：总则在后，分则在前。中国的封建法典以《法经》为源头，比如秦律就继承了这种体例。到了汉代，《九章律》又在继承《法经》六篇的基础上与六篇之后增加了三篇，但这种结构使“具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显得不尽合理。三国时期，《曹魏律》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仍具有总则的性质，并将其提前至首篇，其后依次排列所统帅的分则各篇。《晋律》在其基础上增加了“法例”一篇。到了北齐定律时，《北齐律》最终将总则性质的“刑名”及“法例”合为一篇，称之为“名例”，仍置于首篇作为总则统帅其余各篇。“名例律”的确立，在法典结构上最终形成了总则在前分则在后的模式。从此，总则名称及总则与其它各篇的关系被固定下来，为后世历代的封建立法所继承，使法典结构更加完善。

2、简述《北齐律》的法典特点。

《北齐律》共12篇949条。《北齐律》的主要特点表现在：

一是在体例上将“刑名”、“法例”合为一篇，称为“名例”，置于全律之首，作为总则统帅其余11篇。这种体例为隋唐及明清封建法典所相沿不改。12篇的规模及篇名也基本上为隋唐宋代法典所继承；

二是在内容上，首次将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大犯罪归纳为“重罪十条”，至隋唐被确立为“十恶”，成为封建法典中一项核心内容，直至明清相沿不改；

三是在封建刑罚体系的确立上，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基本确立了封建制五刑。《北齐律》集中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的封建立法经验，使封建法典的体例和内容进一步完善，在中国法制史上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而著称，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水平，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对后世封建法典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法典。

3、简述死刑复奏制度的形成。

死刑是各种刑罚中最重的一种。因此，决定是否适用死刑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权力。秦汉时期，对于死刑复奏制度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郡主即有权决定判处死刑而无须奏请皇帝事先批准。

至三国时期，这一行为开始受到限制。为了减少错杀无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将死刑权收归中央。魏明帝曾规定，除谋反、杀人罪外，其余死刑案件必须上奏皇帝。南朝自宋开始，死刑奏报皇帝批准已经渐成惯例。至北魏时，法律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从此，地方的死刑决定大权控制在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死刑奏报制度正式形成。它规定，凡属死刑必须奏报中央批准。否则，违反者，以杀人罪论处。这一制度为后世各封建王朝所继承。

4、简述“十恶”、“八议”及“官当”制度。

隋朝在《开皇律》中正式形成了“十恶”制度。所谓“十恶”是：谋反、某大逆、谋叛、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作为封建法律集中打击的对象。“十恶”集中概况了严重侵犯国家根本利益、危害封建统治秩序重点打击的十种重大犯罪。规定，凡犯此“十恶”者，不仅对本人施以最重的刑罚予以严厉制裁，而且要株连家族，没收财产。即使是贵族官僚，也不能享受“八议”和赎刑的优待。

《魏律》正式规定了“八议”制度，史称“八议”入律。所谓“八议”是指法律规定的以下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这八种人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制度起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在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至此以后，“八议”成为各代刑律的主要内容，历经1600余年而相延不改。

“官当”是封建社会允许官吏以官职爵位折抵徒刑的一种特权制度。它正式出现在《北魏律》与《陈律》中。《北魏律》规定，每一爵位可抵当徒罪二年；《陈律》规定，凡以官爵抵折徒刑，同赎刑结合使用。准许以官当徒两年，其余年限服劳役等等。这表明当时封建特权法有了进一步发展。

5、论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典内容的变化。

该时期法典内容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八议”入律与“官当”制度的确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表现出封建特权法的鲜明特征，其突出代表就是曹魏《新律》中的“八议”制度以及《北魏律》和《陈律》中的“官当”制度的确立。“八议”制度规定8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不得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官当”制度是封建社会允许官吏以官爵折抵徒刑的特权制度。这表明了当时封建特权有了进一步发展。二是“重罪十条”的产生。《北齐律》首次规定了“重罪十条”，并置于篇首，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所谓“重罪十条”，是指危害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十种重罪的总称。三是刑罚制度的改革。该时期的刑罚制度规定了绞刑、斩刑等死刑制度；规定了流刑、鞭刑、杖刑等制度；并废除了宫刑制度。

四是“准五服制罪”制度的确立。《晋律》与《北齐律》相继确立了“准五服制罪”的制度。规定根据服制将亲属按远近分为五等，以此确定继承与瞻养等权利义务关系，并据此确定亲属间是否犯罪及犯罪时的定罪量刑标准。

六、隋唐

1、简述《永徽律》的主要篇目。《永徽律》12篇，502条。包括：（1）《名例》相当于现在的刑法总则篇，集中体现了唐初的法律指导思想，体现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原则；（2）《卫禁》维护皇帝安全和国家主权的内容；（3）《职制》规定官吏职守，惩治官吏贪赃；（4）《户婚》保证国家徭役来源，维护封建家庭婚姻关系；（5）《厩库》维护官有财产不受侵害；（6）《擅兴》军队征调、指挥、军需供给和兴造工程，保证皇帝控制军队；（7）《贼盗》严刑镇压谋反、谋大逆、恶性杀人、害人罪，打击各类盗罪；（8）《斗讼》包括斗殴和诉讼两方面；（9）《诈伪》惩治欺诈和伪造行为；（10）《杂律》不便列入其他分则的统归本篇，拾遗补缺；（11）《捕亡》追捕逃犯、逃兵、逃丁、逃奴婢的法律；（12）《断狱》关于审判、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方面的法律。

2、唐律中关于处理涉外案件的原则。

唐朝中的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也就是“化外人”原则。唐律中的“化外人”就是外国人。“化外人”原则规定，“诸化外人有犯，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凡属一个国家的外国人互相侵犯，依照该国的法律处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互相侵犯，则适用唐朝的法律。这一规定既维护了唐王朝的国家主权，又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尊重外国习俗和法律的大国风度。

3、简述《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和历史地位。《唐律疏议》简称《唐律》，是中国封建时代最有代表性与典型性的封建法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礼法合一”。唐律把封建伦理道德力量与政权法律统治力量结合起来，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约束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加了法的威慑力量，真正做到了礼与法的统一，有力地维护了唐代统治。

二是科条简要。唐代沿袭隋制，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2条，并为后世所继承。因此，唐代立法具备了科条简要、宽简适中的特点。

三是语义精确、立法技术高超。唐律在律文内容上，所涉广泛，但多而不乱，文字简约，却保证疏而不漏，法律概念和术语的使用准确而规范。在体例篇目上，结构严谨，排立有序，篇目之间联系清晰。其语言之精确，结构之严谨，立法技术之高超为举世公认。

唐律的历史地位及影响表现在：唐律是我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唐代承袭秦汉立法成果，吸收汉晋律学成就，使唐律表现出了高度的成熟性，对宋元明清法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律的影响超越了国界，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朝鲜的《高丽律》的篇章内容取法于唐律；日本的《大宝律令》大都参用唐律。可见，唐律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4、论述《唐律》中规定的定罪量刑原则。

一是区分公罪、私罪原则。唐律规定，官员犯罪首先要区分是属于公罪还是私罪，然后根据犯罪性质及主观恶性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刑罚，原则是公罪从重，私罪从轻。

二是老幼废疾减免刑罚刑原则。唐律中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刑事责任年龄”的概念，但提出了四个年龄段分别承担不同刑事责任的原则，同时还规定，犯罪时虽未老疾，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

三是同居相隐不为罪原则。唐律规定，大功以上的直属亲属可以互相包庇隐瞒；下人也可为主人隐瞒罪情，并可通风报信；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处罚。

四是自首减免原则。唐律规定，如果犯罪行为尚未被发现，主动自首，可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如果犯罪也被告发才去自首，只能减轻刑事处罚。

五是再犯累犯加重原则。唐律中的再犯是指犯罪已被告发或已被决配而又犯新罪者；累犯是指构成三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唐律规定，对再犯采取加重处罚，对累犯采取比再犯更重可以加重至死刑的原则。

六是共犯区分首从的原则。唐律规定，两人以上犯罪称为共犯，提议者为首犯，其余为从犯。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区分首从的标准不一样。若家长与家人共犯，不管家长是否为提议者，均以首犯论处。对于共犯的处理原则是，提议者依律断处，随从者减一等处罚。七是类推原则。唐朝规定可以适用类推原则。其具体办法是：对那些应当减轻或免除的犯罪，可举出重罪条款以比较轻罪，使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得以减轻；对那些应当加重处罚的犯罪，则可以举出轻罪条款比较重罪，使犯人受到较重的刑罚处罚。

八是化外人处罚原则。唐律中的“化外人”就是外国人。它规定凡属一个国家的外国人互相侵犯，依照该国的法律处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互相侵犯，则适用唐朝的法律。

七、宋、元

1、简述《宋刑统》在体例上的变化。

《宋刑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在具体编纂上，仍以传统的刑律为主，同时将有关敕、令、格、式等条文都分类编附于后，使其成为一部具有概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典。与唐律相比，其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其篇目、内容与《唐律》大体相同，也是12篇502条；

二是在12篇的502条中又分213门，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的敕、令、格、式等条文作为一门；

三是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

四是《宋刑统》删去了《唐律》每篇前的历史渊源部分。因避讳，对个别字也有改动。

2、简述元代“四等人”制度。

关于元代“四等人”制度。元代统治者怀有强烈的民族偏见，公开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使法律带有民族压迫的显著特征。他们依据不同民族的社会地位划分为四等：蒙古人社会政治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汉人再次之；南人（指原南宋统治的民众）最低。元代还规定，国家机构的主要职务必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

3、宋代刑罚制度的变化及对后世的影响。

宋代的刑罚改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颁布了折杖法。即除死刑外，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包括加役流）均可折杖行刑，分别折换为臀杖和脊杖。二是规定了刺配刑。“刺配刑”目的在于宽贷死刑之制。但被后代滥用，既复活了肉刑，又没有发配地近远之限，造成了恶劣地影响。

三是确定了凌迟刑。凌迟是以利刃残害犯人肢体，然后缓慢至死的残酷刑罚。宋仁宗时增加的凌迟刑，用以惩治荆湖地区以妖术杀人祭鬼的犯罪。从北宋至南宋，适用愈益广泛，后将凌迟与绞、斩并列，至清末才被废除。

对后世的影响：宋代的刑罚制度对后世影响极坏，如，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遭非议；凌迟自宋广泛使用后，一直为后世统治者所沿用，至清末才被废除。这些刑罚制度对后世王朝复活非法死刑起到了恶劣的推动作用。

八、明朝

1、明代“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含义。

“重其所重”、“轻其所轻”是明代刑罚适用原则的一个特点。这是用明律比较唐律得出的结论。

所谓“重其所重”指的是明律在唐律规定的重罪量刑上加重了处罚。如对谋反、大逆、谋叛、劫囚、强盗等之类直接危及专制统治的重大犯罪量刑重于唐律。特别对“盗贼”、“乱臣贼子”不仅据律加诛，且大量法外用刑，可谓枉诛滥罚。可见，明代明显加重了对危害统治阶级政权犯罪处的罚。

轻其所轻，是指明律在对有关礼教风化之类的犯罪较唐律都减轻了处罚。如对“事关典礼及风俭教化”一类非直接侵犯君主政权等方面的犯罪，唐律对“凡属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列为不孝，判徒刑三年，而明律仅杖八十。这就明显体现出了明律为突出“重其所重”，而对某些危害不大的“轻罪”从轻处罚的意图。

2、明代司法机构的变化。

明代司法机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中央司法机关的变化。明代中央司法机关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一改隋唐以来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体系。（1）刑部增设13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强对地方司法控制；（2）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扩大了监察组织和职权，犯罪纠举弹劾全国上下官吏的违法犯罪。

二是地方司法机构的变化。地方设三级司法机构，分为省、府、县三级。省级有专门司法机关“提刑按察使司”。府县仍是知府、知州、知县兼理司法。三是厂卫特务司法机关。厂卫之制是皇权高度集中的产物，它几乎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其机构先后有锦衣卫、东厂、西厂等。其司法特权主要有：一是侦察缉捕权。二是监督审判之权。三是法外施刑之权。对厂卫的行为，司法机关一般不敢过问。

九、清朝

1、清朝的会审制度。

清代的会审制度在明代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形成了秋审、朝审等比较规范的会审体制。主要有①九卿会审；②秋审；③朝审；④热审四种制度。

九卿会审：清律规定，凡全国性重大案件，由六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吏，通政司通政使等九个重要官员组成全审机构合同审理并奏请皇帝裁决。

热审：热审是清前期对发生在京师的笞杖刑案件进行重审的制度。于每年夏天小满后十日至立秋前一日，由大理寺官员会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办司共同进行，快速快放在监笞杖“轻刑”案犯，以体现所谓“恤刑”。

秋审：秋审是清代最重要的死刑复奏制度，号称“秋审大典”。因在每年秋天举行而得名。被看成是“国家大典”。秋审的对象是全国上报的斩、绞监候案件。由九卿、詹事、科道及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重要官员共同审理。

朝审：朝审是清朝对刑部判决的重案及京师附近绞、斩监候案件进行的复审，其审判的组织方式大体与秋审相同，时间晚于秋审。

2、简述清朝少数民族立法及其意义。清代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强中央对民族聚居区的行政与司法管辖，从立国伊始，就在政治上、法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审慎自理民族问题。

在政治上，根据需要，对各民族采取不同的下策对蒙古、西藏等民族上层实行拉拢下策对汉族实行安抚与镇压，对其它弱小民族以武力压服为主，安辅怀柔为辅。

配合其政治上的需要，清朝还制定了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法律，如《蒙古律例》、《回疆则例》《钦定西藏章程》等单行法规。此外，还颁布了《理落院则例》，规定了对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制度。同时，中央理藩院还专门设有理刑司，专管各族地区司法机关上报案件和审查少数民族死刑案件。

从清朝《理藩院则例》等法规所反映的情况看，清朝政论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下策是明智而有成效的。就民族立法的深入性、广泛性而言，清朝的成就确实超过前代许多。

从历史上看，这些民族性的立法在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发展和进步，也为治理多民族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十、清末

1、论述清末变法修律的内容、特点、影响。清末变法修律的主要内容：一是制定了《大清现行刑律》。这是清政府于1910年颁行的一部过度性法典。在《大清律例》上稍作修改而成；

二是制定了《大清新刑律》。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罚典。1911年正式公布，预定宣统五年正式实施，但未正式实施；三是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民法草案，未正式实施；四是制定了一些主要的商事立法。颁布了《钦定大清商律》等法规；五是修订了主要的诉讼法规。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等；六是诉讼体制发生了变化。调整了司法机关，改革了诉讼制度等。清末变法修律的特点：

一是在立法上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同时又固守中国封建法制传统。即“参酌各国法律”进行变法修律，但又不能违背“中国数千年相传之礼教民情”。这是清朝变法修律的基本特点；

二是在内容上表现出封建专制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混合。即大量使用了西方法律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使得保守落后的封建法律内容与先进的近代法律形式同时存在；

三是在法典编纂上，改变了“诸法合一”的传统形式，明确了各部门之间、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的差别，分别制定或起草了有关宪法、刑法、民法、商法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

四是清末变法是清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在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被迫进行的。因而根本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

清末变法的影响：一是导致了中华法系的解体；二是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三是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代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四是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十、民国

1、论述民国北京政府的制宪活动。

北京政府的制宪活动及主要的宪法文件的制定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流产阶段。袁世凯于1912年制定《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组成国会并组织起草宪法草案，史称《天坛草案》。后为了限制袁世凯当上大总统的权力，国会于1913年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11章。但由于袁世凯的破坏，国会解散，《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未及公布便成了废纸。

二是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的出台。袁世凯组织了“中央政治会议”作为立法机关，后又组织了“约法会议”这个机构，修改《临时约法》。制定出了《中华民国约法》。时称“袁记约法”。共11章61条。这部约法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附加了种种限制条件，但却为袁世凯实行独裁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是曹锟的《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1922年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曹锟为达到当上总统的目的与国会议员之间达成丑恶交易，在“天坛宪法”的基础上仅用一周时间便制定完成的宪法，称为《中华民国宪法》。共13章141条。是中国近代史上首部颁行的宪法。其特点是，以资产阶级共和国粉饰军阀独裁，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掩盖独裁统治。

2、论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特点、历史意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南京政府于912年公布的一部带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共7章，56条。规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权利义务。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带有民主共和性质的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

其主要内容：一是《临时约法》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使民权主义确立的政治方案和原则通过法律的形式进一步集体化；二是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三是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原则；四是体现了资产阶级宪法中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了人民享有的多项自由和权利；五是确认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

其特点：《临时约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从各方面设定条款，对袁世凯加以限制和防范。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国家政权体制问题上，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二是在权力关系问题上，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以抗衡袁世凯；三是在程序性条款上，规定了特别修改程序以制约袁世凯。其历史意义：它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彻底否定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和资产阶级民族自由原则，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民主”、“共和”的形象。它所反映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和意志，在当时，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

第五篇：中国法制史复习总结

中国法制史复习总结

一、名词解释：

1、“六礼”[P29] “六礼”是西周婚姻成立的条件，依次包括纳采（男方请媒人向女方送礼品求婚）、问名（男方请媒人问女子名字、生辰，卜于宗庙，请示吉凶）、纳吉（卜得吉兆后即定婚期）、纳征（又称纳币，男方使人送聘礼到女方）、请期（商请女方择定婚期）、亲迎（男子奉父命亲去女家迎接，男先归，候于门外）。

2、“七出”[P29] 在西周时期，婚姻解除的过程中，公婆和丈夫有种种理由迫使妇女陷于被遗弃的悲惨境地是为“七出”，所谓“七出者：无子，一也；淫佚，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

3、“五听”[P30] 西周时期法官审讯的一种方法，通过察言观色，以注意当事人表情，分为“辞听”（理屈则言语错乱）、“色听”（理屈则面红）、“气听”（无理则喘息）、“耳听”（理亏则法官话听不清）、“目听”（无理则双目失神）五种，故称之为“五听”。

4、《法经》[P51] 《法经》共有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是当时最完备的封建成文法典，也是秦、汉律的蓝本。

5、“廷行事”[P71] “廷行事”即法庭成例，实际上为判例法，既可补法律文件之不足，又可修改法律规定，是秦朝的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

6、乞鞫[P88] 乞鞫即要求重新审判，当事人不服判决的，可在法定时间内请求复审，起源于秦，继承与汉的案件复审制度，汉代以三月为限。

7、“亲亲得相首匿”[P116] “亲亲的相首匿”是指在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外，均可相互隐匿犯罪行为，而且可以减免刑罚。

8、《张杜律》[P124]《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之为《张杜律》。

9、“准五服以制罪”[P128]即对于亲属之间的相互犯罪，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量刑定罪。即服制愈近，对以尊犯卑者处罚愈轻，对以卑犯尊者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则与此相反。

10、“翻异别勘”[P194]是指罪犯翻供时，该案即不得再由原审法官审理，而必须更换法官。不仅如此，回避的范围不仅限于法官，原审官署亦必须回避，甚至原羁押场所也要回避。

11、《大诰》[P220] 《大诰》是一部以惩治官吏犯罪和豪强犯罪为主要内容的刑事特别法，是朱元璋“重典治世”的产物。朱元璋在位期间，坚持律、诰并行的方针，后又将《大诰》重要条目载入律中，使《大明律》的处刑明显加重。直到明中叶，才将律后附诰废而不用。

12、“秋审制度”[P251] 秋审是复审各省死刑案件的一种会审制度，因在每年的秋季举行而得名。有《秋审条例》

为规范，是一种体现统治阶级重视人命，恤刑执法的审判制度，是封建统治经验成熟的一种

体现。

13、“朝审制度”[P251]

除秋审外，对刑部判决的案件或京城附近的斩监候或绞监候案件进行的复审叫朝审。朝

审由中央各部院长官负责进行，时间略迟于秋审，于每年霜降后十日进行，冬至前复审完毕。

14、“贿选宪法”[P312]“猪仔国会”为掩盖接受贿赂的劣迹，炮制出了《中华民国宪法》于1923年10月10

日公布，共13章141条，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宪法”，被讥为“贿选宪法”。是以民主的词

藻掩盖军阀专政的实质，并以中央与地方分权为借口，平衡军阀之间的关系。

15、平政院[P314]

大总统之下设平政院，为北洋政府设置的行政法院，审理行政官吏之违法或不正当行为，就行政诉讼法及纠弹事件行使审判权，设院长1人，评事15人，不设地方相应机构。

16、六法体系[P321]

六法体系是国民党政府的法律体系，由它在各个时期颁布的各种基本法律、单行法和判

例、解释例构成，“六法”包括宪法、民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及

中国法制史复习思考题

第一篇：中国法制史复习思考题

第二篇：《中国法制史》课后思考题参考答案

第三篇：中国法制史复习笔记

第四篇：暨南大学中国法制史复习范文

第五篇：中国法制史复习总结

相关范文推荐

2018中国法制史复习要点

中国法制史

中国当代文学课复习思考题

复习思考题★

中国法制史（合集5篇）

中国法制史复习资料

中国法制史复习资料

《中国法制史》复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