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地区办公家具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调查报告

第一篇：中国大陆地区办公家具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调查报告

中国大陆地区办公家具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调查报告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办公家具行业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广。同时，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办公家具行业注入了活力。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办公家具企业多为国营和集体所有。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办公家具企业在体制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体和国营为主的格局逐步改制和退出，民营企业取代其成为主体。港台和外资企业向中国内地的转移，推动了中国大陆地区办公家具生产的发展和出口的高速增长。

一直以来，庞大笨重的大写字台是国内办公家具的主要形象，其暗红色的主调和深胡桃木色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被视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随着人们审美倾向的变化、视野的不断开阔以及工作观念和方式的转变，办公家具设计显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以不断地适应人们新的需求和时代的步伐。中国大陆地区的办公家具的发展历史还得从海派家具说起。海派家具，俗称上海老家具。特指在1843年后到1949年间上海出现和生产的西式、中西合璧式家具，包括泊来上海的西洋家具，20~30年代上海生产的摩登家具，30~40年代的上海阿蒂克风格的家具，不包括苏做中式老家具。因此，海派家具在许多方面都流露出中国传统家具的“影子”。

海派家具，继承了中国传统家具以名贵的红木作为主材的特点。产于南亚的黑酸枝老红木是海派家具首选的材种。其次是结构严密，依然保存着传统的榫卯结构和心板攒边的做法。西式家具的面板好用实木板，却被认为不及攒边工艺的精巧而往往得不到推广。这类传统工艺的采用使海派家具显示出与西方家具各有千秋的风貌，同时也保存了中国传统红木家具固有的高品位，始终得到上流社会的青睐。在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在红木原材料短缺的情况下，海派家具工艺有所改革，发明了在白木内芯外镶包红木薄板的技术。这样做法同时降低了产品成本，销售面得以扩大，使“好面子”的上海普通家庭也有能力购买而增辉居室。在雕刻装饰方面，海派家具大大简化了清式红木家具过于繁复的雕琢，使材质的自然美得到充分显现。点缀性的二方连续带状雕饰和角隅纹样广为使用，使家具的外观新异大方而又不失精致。有趣的是中西纹样糅合而成的果子花雕刻：洋味十足的大叶纹和中式象征富贵的牡丹花组合成画面主纹，花叶的空间挤满了上海人喜闻乐见的寿桃、葡萄、石榴等具有美好寓意的底纹，最有海派味，至今还在被广为运用。

海派红木家具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不但风靡于上海，而且引领中国家具的时尚潮流，实现了传统家具的现代化变革。当年海派红木家具创制的品种款式，至今仍然是中国红木家具生产的主流，并对中国现代白木家具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一代海派文化的物质载体，海派红木家具风格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经受商业化、现代化洗礼的过程。研究海派红木家具的设计思想，很容易找出其三大海派特点：其一，敢于标新立异突破传统程式的创新精神；其二，大胆吸纳外来文化为己所用的开放心态；其三，精打细算谋取最佳效果的实利原则。对于正在致力于发展新海派的上海红木家具业来说，这些思想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之后的一些年，中国办公家具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大量进口木工机械设备、原辅材料和五金配件，吸纳了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办公家具业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成果，提高了中国办公家具制造业的机械化程度和产品质量，同时也推动了全球相关产业的发展。“十五期间”，中国木工机械进口年均增长19.72%%，2006年达到14.19亿美元。世界先进办公家

具生产设备中国都有，有些设备已开始在中国生产。大量进口木工机械设备、原辅材料、五金配件，提高了中国办公家具制造业的机械化程度和产品质量。吸引了国外设计、管理、营销、科技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中国办公家具行业在高速发展中，吸引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业人士。他们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工作室的形式加盟中国办公家具生产企业的设计与管理环节，或以企业对企业的方式开展多种合作。据中国办公家具协会最近对14个重点企业的调查，共有50名来自意大利、丹麦、瑞典、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设计师直接在中国办公家具企业中担纲设计工作，为促进办公家具设计创新和整体水平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如今中国大陆地区家具的发展已经具有向大大的规模，就现在的状况而言，中国大陆的市场状况还是比较可观的：1)目前我国家具企业及从业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有五万多家企业和500多万从业人员。2)从1995年家具工业产值为29亿元，至2004年全行业产值达到2730亿元，平均每年家具产值增长速度不低于15％，相对我国国民生产值7％左右的增长率来说，家具产业比整体经济的发展要快出许多。3)2004年我国家具出口额已经突破了100亿美元，达到103.53亿美元，同比增长39.3％，出口量首次跃居世界首位。4)香港家具企业从80年代起，已有100多家迁内地设厂。其进口来源主要是中国大陆，出口国主要是美国。

5)至2004年末，至少有200家台湾制造商或家具五金制造商在大陆建立了生产厂，台湾家具的出口额接近产值的50％，主要目的地是美国和日本，而进口额相对比较低，主要来源于中国大陆和越南。6)办公家具占整体家具30％左右，2004年办公家具产值约为819亿元，2005年估计为980亿元。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大陆的办公家具的也展现出自己所特有的特点：

一、造型趋于简洁，整体结构模块化。“简洁”一词在设计的相关领域已风靡一时，尤其受到年轻人和白领一族的喜爱，对于办公家具而言也毫无例外。它舍弃了诸如巴洛克和洛可可等风格的繁杂与重复，给人以理性的感觉，更加注重点、线、面和力量与柔性的结合，追求“简洁而不简单”的艺术效果，简单中注入了更多审美和细部的考虑。从现在各大展会上来看，办公家具已往厚重、沉稳的造型已开始慢慢隐退，而呈现出简洁、轻便和灵活的特点。在形体方面，规则的正方形和长方形逐渐取代了各种自由形体，整体造型趋于简洁。这种造型方式适应家具发展的未来方向，因结构简化而操作起来更加方便，生产投资也得到优化，从而降低了成本。从这一点来说，简洁的造型和模块化设计就有异曲同工之妙。模块化设计属于设计方法论的范畴，是指在对家具进行功能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划分并设计出一系列家具功能模块并通过功能模块的选择与组合构成不同家具的一种设计方法。模块化设计突出的特点就是标准性和通用性，它能够增加材料的利用率，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运营成本。因此，对于现在已进入微利时代的家具行业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大型企业都在实施。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家居行业巨头宜家，其研发体制就是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宜家家具都是自由拆分的组装件，产品分成不同模块，这就意味着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和物流，为平板包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节约了大量的运输成本。由于我国家具企业良莠不齐，管理较为松散，模块化设计的实施还不理想，但这将成为我国未来办公家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色彩不再单一，五彩纷呈。一提起办公家具的色彩，我们习惯性地会联想到深红色和黑胡桃木色等一些我国传统办公家具的色彩,这些黑暗的色彩和厚重的造型一直是我国办公家具的常用形态，这可能与我国文化背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觉得只有庄重、沉稳的颜色和造型才可以与办公环境相协调，使工作与生活的概念完全分开，从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互需性和共同性。随着人们视野的开阔以及信息化、知识化和服务化社会的到来，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家庭办公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与以往办公家具相比，现在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办公环境的灵活性和舒适性等人性化因素，以便使自己在紧张的工作氛围中身心尽可能地放松，以提高工作的热情和效率。鉴于这些变化，近几年办公家具的色彩开始活跃起来，以冷色为主的办公家具中慢慢地融入了越来越多的暖色，如橙色系、红色系和黄色系等以及各种冷暖色系相搭配的色彩。这些色彩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办公空间的层次，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些跳跃的色彩也有利于工作人员保持思维的活跃，使整个工作过程在舒适、自然和轻松的氛围中完成。另外，透明和半透明的玻璃在办公家具的色彩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在高隔段和屏风的设计上应用最多，这就满足了在开放式和半开放式办公空间中其私密性的需求。

三、“人性化设计”逐渐加强。“人性化设计”突出的是“以人为本”的概念，即强调外观的形态美，也重视家具本身内在的舒适性、功能性和环保性，是对人们心理和生理的一种人本关怀。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周围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性化”一词逐渐成为设计师和消费者不断追求的目标，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从心理角度而言，现在办公家具设计，具有优美的外在形态，其运用的材料在质感和色彩方面也越来越丰富，环保性也在不断的加强，给人以愉悦的心理感受。例如，厚重且色彩单一的写字台已经逐渐被简洁且色彩丰富的现代写字台所取代，一些转椅的靠背则采用网格材料，有良好的透气性，等等。从生理角度而言，人性化的设计保障了办公家具的舒适性，尤其在办公椅和沙发等座具的设计上体现更加明显，如有的椅子从头枕、靠背、扶手到座面都可以随意调节高度。舒适性是以人体工程学为基础的设计，必须建立在对人体尺寸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并应对产品所针对的人群和地域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化。另外，功能性的逐渐细化和拓展，也是现在办公家具人性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如一些带有滑轮的沙发，其一边的扶手设有一圆木盘，既能放文件、书本、笔记本又可放咖啡饮料等，同时带有折叠功能，色彩也比较丰富，非常具有亲和力；又如现在开放式或半开放式办公空间中的一些屏风设计，在满足个人私密性的基础上，活动式的隔板还可根据需要而移动，组成不同的隔断空间。许多屏风的设计都带有折叠和延伸功能，可随时满足临时的小型会议，实现了办公空间灵活高效的需要。

四、拆装组合的灵活性增强。自由拆装组合的家具在如今社会中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并成为人们对时尚追求的一种标志，很多商家提出了“只要想得到，就可以随意拆装和组合”的口号，更大程度上丰富了拆装组合办公家具的市场。如现在大部分的转椅，可根据需要用现有的配件直接组装而成，拆装和组合都十分方便；文件柜的储存空间和储存方式能够进行自行调整，可大可小，可高可低；一些会议桌和电脑桌也可以随意调整高度，这些无疑不充分体现了其“自由”的特点。瑞典的宜家家居和英国翠丰集团的百安居家居都非常重视此类家具的研发工作，可见其市场的广阔性。拆装组合家具强调的是产品的“标准化”和“模块化”理念。一方面，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通过购买不同的零部件，经调整组合形成不同款式的家具，从而打破了以往传统家具的固定形式，这不但满足了多样化的需求，还呼应了人们讲求个性和实用性的家居生活理念。另一方面，自由拆装组合的家具一般都可以自由移动，能很方便的重新部署和重新组合，十分方便员工进行不同方式的沟通，其有效的灵活性和沟通性能够为工作人员提供便利，提高工作效率。另外，自由拆装组合的家具相对整个系统而言，不论是作为整体还是个体都能够成为独立的家具形式，方便而实用，不但有效的节约了空间还能比较方便的满足实际空间的需要。与此同时，它还能够使人们充分享受到了DIY的乐趣，赋予了现代办公家具新的活力，让人们真切的体会到了一种变化的生活方式。因其拆装和包装的方便，所以可以有效地降低维护和运营成本。

五、智能化的不断融入。家具的智能化就是采用现代数字信息处理通信技术，将各种不同类型的信号进行实时采集，并由控制器对所采集的信号按预定程序进行记录、判断和反馈等处理，并将处理后的信息及时上报至信息管理平台。因此，家具的智能化与现在数字信息技术发展密不可分，其对办公空间环境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科技的进步，“智能化”必然将会成为未来办公家具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如办公椅能够根据所承载的重量与位置辨别不同的使用者并调整相应的高度和角度；办公桌能够记住不同使用者的工作习惯，有一些还采用了指纹锁和密码锁；办公灯能提供日光灯一样的照明等，这些都证明了“智能化”正在慢慢融入办公家具的设计中。

现在的中国办公家具业的高速发展中，同样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面对着激烈的竞争挑战，主要表现为：

1、劳动力成本加大，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曾经是中国办公家具物美价廉的“独门秘籍”，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更兼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也与国际市场同步上升，几大因素加剧了企业的成本负担。因此，中国办公家具企业必须通过加强企业管理来消化成本的增加，方能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

2、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品以中低档为主，同质化竞争激烈。虽然近年来很多企业强化了自主创新意识，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也进行了积极引导，但由于设计人才特别是高端设计人才短缺、企业设计力量薄弱、创新动能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由此形成的同质化竞争已成为影响中国办公家具整体水平提升的瓶颈；

3、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最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新的因素，政府主管部门为保持经济的稳步协调发展，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对于中国制造能力的客观要求，频频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给企业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以及出口退税率的降低、限制加工贸易等等，给出口企业带来很大压力；

4、粗放的经营方式依旧存在，劳动生产率偏低。从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工业的嬗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统乃至陈旧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的束缚。因此，在中国办公家具生产企业包括流通企业中，仍然有不少属于粗放式经营方式，管理水平落后，导致劳动生产率偏低，特别是同发达国家的办公家具工业相比，更须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加倍努力。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们的工作方式将会发生改变。千篇一律的整齐格子布局、灰色办公桌、黑色滑轮办公椅的办公室格局将被开放灵活的新式场所取代。著名的家具制造商Steelcase曾设计出没有桌子、没有柜子的先锋办公室，一经推出便受到了热烈追捧。“有没有桌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真正成为一个舒适、休闲、能激发员工工作热情的场所。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它并不昂贵，而且不需要占用很多空间，这对于落户在寸土寸金的写字楼里的公司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几十年来，办公家具有着从完全封闭到

半封闭，再到开放的演变过程。“上世纪50年代赫曼米勒率先设计出„隔断式‟的组合家具，推倒了办公室里的水泥墙，当今应用最广泛的„格子间‟办公布局就是那时延续下来的传统。如今，屏风变得越来越矮，越来越薄，有些企业甚至去掉屏风，摆上一排直线的独立桌，位子不固定，谁来了谁坐。这些开放的办公区间令企业员工更具灵感。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员工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灵活、自由度越来越大，办公随时随地都可以展开。“许多的大企业将办公回归到高效的创造与大量的人际沟通上，员工见面只是为了交流，或者对一些业务指标进行交代。因此，未来办公室在设计上，沟通交流的空间会增多，办公家具也会因此发生改变。

第二篇：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现在——“未来”

绍兴，是个风情万种的文化古城。绍兴，是著名的鱼米桥乡、酒乡。绍兴更是生养我、孕育我的母亲。我爱我的家乡——绍兴。

我爱绍兴，爱她的人杰地灵，爱她的青山绿水。看，点缀在城市中央的府山公园、绿意盎然、仿古圆林西园、鹿湖园、百花园等等亭台楼阁荡漾其中，更不用说环城河公园，整齐的河道，平整的草坪，高大的树木，在阳光照耀下生气勃勃。太阳的光芒慢慢地东面跳下来，河面上的雾气顿时被驱散得无影无踪。清晰一片，那来回穿梭的渔船，那立在船尾的渔夫，还有在水边洗衣服的媳妇和姑娘……一切都充满了朝气。夜晚，在月光、景观灯饰的相映下，环城河波光粼粼，耀耀生辉，仿佛置身于梦幻般的童话世界„„

假期的某天，久违的阳光再次露出了笑脸，我和爸爸、妈妈又一次来的我们常来的环城河公园，在阳光白云下，别提有多写意，但，就在这时，我发现了环城河面上铺满了油污。啊！环城河在哭泣！望着眼前被污染的河水，它仿佛在诉说：“由于人们不珍惜我，在我身上洗衣物，把废水排在我身体里，甚至往我身上扔垃圾，才使我变成了这样„„”是呀！人们的不珍惜已使环城河这位秀美的姑娘失去了原本的风貌：到处散落着烂菜心，零食包装，以及白色污染—塑料袋，有时还能看见一两条死鱼„„

我想，绍兴一定还有许多类似的“环城河”，我爱绍兴，我爱青山绿水，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它们恢复容貌吧！

第三篇：过去、现在和未来

~过去、现在和未来~

轻轻的我来了，跟随你的脚步，感受你的心灵，聆听你的伤感...过去、现在、未来.....这三者谁会先出现呢？呵呵....我们应活在当下，赢在未来。过去像是一张过期的车票，无论如何都很难等上已经离开的火车。

现在像是你等到的计程车，你已经坐上车准备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未来像是坐的临时公交车，也许会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

当我们不要等到火车已经离开了，发现手里原来还有可以上车的车票，这是无法挽留的过去，当我们已经知道了想去的地方时，应该及时的留意来来往往的计程车，这是可以抓住的现在，当我们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时，看看手里的车票和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是可以预知的未来。没有谁对谁错，只有谁不珍惜谁，仅此而已。

呵呵....人家说过;一切都是为最好而准备的...请相信。。

~恋上^晴空~

第四篇：过去 现在 未来 ! （推荐）

转眼望去，人生已过了十八年，突然觉得自己活得好失败，还不是一般的失败！活了十八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没有才艺，没有文化，没有经济，没有稳定的工作，过去 现在 未来!。仔细想想玩了怎么多年的网游，得到些什么，失去了什么。得到的东西太少少。无非就挥霍了怎么多年的青春、而失去的太多太多。失去了家人对自己的信任，失去了与朋友更多的接触。使自己的交际圈变得狭小。这一辈子又有多少个十八年够我挥霍。又有多少个青春够我洒脱，唯一的一个年少轻狂就被我这样挥霍掉了。以后想现在我用什么当着怀念，当着记忆，用什么给自己的子女讲解自己的十八岁前，难道给他们诉说自己当初是如何的玩游戏，如何的不听话!现在想想都是一阵苦笑。有点不甘心。没读上大学，不可以和寝室的哥们儿聊天打屁。不可以和哥们儿一起欣赏校园里面一颗颗水灵灵的小白菜。有点不甘心，自己不能拱上一颗！有点不甘心，违背了当初自己最初的梦想，做个办公室的小白领。每天朝九晚五，为着自己的家庭，为着自己的她。努力的奋斗。只为了让她的化妆品多一点香奈儿。让她的包，多一点的LV。让自己的子女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儿时的梦想早已忘掉不知所终！

现在，我又该做什么，还是想以前那样游戏人生嘛，想想不是。现在的我有自己新的奋斗目标。网络不说告别，每天也要约束自己的时间吧。每天上网最多两个小时，也不能只游戏、放松心情是可以，但是沉迷于此就错误了，读后感《过去 现在 未来!》。每个月发了工资，多买几本想样的书。别是什么言情小说。现实没有那么狗血的剧情，看得在多也无济于事。哪怕自己在没有文化，多读一点现代各位作家写的书，也会沾上一点文艺范儿的。不要光只读国内的，还要读国外的，并不是国内的就不好，只是国外的写得更加深刻，不想国内的写得太过悲情，不是什么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就是如果我爱一个人,我可以为他舍弃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不想国外写的 识自己的无知是认识世界的最可靠的方法。或者 以为我穷。不漂亮，就没有感情吗？如果上帝赐给我美貌和财富，我也会让你难于离开我的！就象我现在难于离开你一样！读书不是读完就忘，还有时常告诫自己用比画画圈圈！读完后，写下读后感，可以不限字数，但必须告诫自己必须深刻。给自己五年的时间，将前半生的十八年，该补上的补上。不要让自己的未来留下遗憾。给自己五年的时间，让自己的身上多充满点优点，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无可是处，而只是为了让自己觉得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给自己五年的时间，让自己充满自己的独特魅力。并不是什么传说中的王八之气，那个不实际，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那种气质。只需要让自己不是那么市井，不会让人家一眼看来觉得没有任何可以继续交往下去的闪光点！

未来，开一家自己的酒吧，可以小一点但是必须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个性，不能随大流！钱可以少赚一点，但是人必须要开心一点。朋友要多一点。可以一起玩玩，爬爬山，看看大海。休息的时候各个地方旅游一下。至于爱情，就随遇而安吧，不强求，不急迫。相信该来的自然会来！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

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

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

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

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