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考察材料（5篇）

第一篇：现实考察材料

现实考察材料主要内容

1．政治素质方面。（主要包括：人选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学习、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等方面的表现等。）

2．思想品行方面。（主要包括：人选的思想、作风、个人修养和道德品质等方面的素质，尤其要注重考察人选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家风建设与传承传统美德的情况。）

3．遵纪守法方面。（主要包括：人选的纪律规矩意识强不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党章党纪党规的情况，有无违纪违法记录，是否遵守职业纪律和与职业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4．履职能力方面。（主要包括：人选的事业心、责任感、改革创新意识如何；人选的理论政策水平、综合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文化专业水平、领导能力与表达能力如何；日常工作状态及工作实绩如何等。）

5．廉洁自律方面。（主要包括：人选是否廉洁奉公，忠于职守；是否严格遵守中央和省、市、区委廉洁自律有关规定；是否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否严格遵守组织人事纪律；本人生活圈和社交圈的情况等。）

6．群众基础方面。（主要包括：群众对人选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行、工作思路、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及社会形象的认可程度，对其担任党代表是否同意等。）

7．社会形象方面。（主要包括：人选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社会价值或社会影响力大小等。）

XX党组织 X年X月X日

第二篇：年干部考察材料,现实考察材料,

同志考察材料怎么写干部提拔任用需要用到考察材料。以下是为大家带来的干部考察材料 现实考察材料 3 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干部考察材料 现实考察材料·1

科级干部竞聘上岗考察材料和现实表现材料参考

格式

各学院(中心)、各部门、校属各单位

为顺利完成全校科级干部竞聘上岗有关工作，现将科级干部竞聘上岗考察材料和现实表现材料参考格式予以下发，请予参考。

特此通知

附件科级干部竞聘上岗考察材料和现实表现材料参考格式

2014 年 10 月 25 日

×××同志考察材料(700—1000 字)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清醒，态度鲜明，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反对邪教“法轮功”。

(第一部分写干部思想倾向、政治表现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

×××年×月于×××大学×××专业毕业。工作中，认真学习政策、法规和有关业务知识，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按时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优秀的工作业绩，在考核中多次被评为优秀等次。×××××××××(第二部分写干部学识水平、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

作风正派，团结同志，关心集体，为人诚实，待人谦和，爱岗敬业，廉洁自律，秉公办事，群众公认度高。××××××(第三部分写干部的工作作风、道德品质、组织纪律观念、廉洁自律等情况。)

主要缺点和不足×××(第四部分写干部的主要缺点和不足。)

在××单位组织民主推荐，××人参加会议投票推荐，××人推荐其为××职务人选，民主推荐成绩为××分(百分制)。经过××聘任小组组织面试，成绩为××分(百分制)。通

过组织考察，××聘任小组××位成员进行票决，××人同意××同志提任××职位正(副)科级干部。(第五部分写民主推荐、面试、组织考察和聘任小组票决情况。)

×××考察组组长(签字)×××

成员(签字)××× ××× ×××××××年××月××日

×××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700—1000 字)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清醒，态度鲜明，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反对邪教“法轮功”。

(第一部分写干部思想倾向、政治表现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

×××年×月于×××大学×××专业毕业。工作中，认真学习政策、法规和有关业务知识，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按时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优秀的工作业绩，在考核中多次被评为优秀等次。×××××××××(第二部分写干部学识水平、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

作风正派，团结同志，关心集体，为人诚实，待人谦和，爱岗敬业，廉洁自律，秉公办事，群众公认度高。××××××(第三部分写干部的工作作风、道德品质、组织纪律观念、廉洁自律等情况。)

主要缺点和不足×××(第四部分写干部的主要缺点和不足(请你继续关注好

在××单位组织民主测评，××人参加会议投票，所得称职票××票、基本称职票××票、不称职票××票，民主测评成绩为××分(百分制)。经过××聘任小组组织面试，成绩为××分(百分制)。(第五部分写民主测评、面试情况。)

×××聘任工作小组组长(签字)

成员(签字)××× ××× ××××

2020 年××月××日

干部考察材料 现实考察材料·2

按照县委安排，我们第 X 考察小组采取个别谈话、领导了解、查阅资料、摸底调查等方式，对 XX 同志在任 XXX 试用期期间的表现进行了考察，具体情景汇报如下

思想政治素质较好，党性观念较强。一年来，该同志十分注重政治理论的学习，不断加

强自身的党性修养。能够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学习和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用新时期党的理论武装头脑，政治理论基础较高。该同志旗帜鲜明的拥护党的领导，政治上始终与党中央坚持高度一致，政治敏感性较强。该同志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中，能够按照上级要求深入群众，时刻不忘时代职责，立足本职工作，自觉维护党的形象，时刻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善于学习各种知识，文字本事较强。该同志在工作之余始终不忘学习，不断丰富自身的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工作本事。在政治理论的学习上，能够深入的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当前政治理论和时事政治，工作中体现出了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素养。在专业知识学习上，能够认真学习林业理论知识、经济、法律、企业管理等专业知识，并能做到学以致用。该同志还能够向实践学习知识。经常深入工作一线和广大干部职工群众中，谦虚的学习各种业务知识，记录了工作笔记 2 万余字，撰写了企业职工就业探索、乡镇产业发展方向等调研文章 5 篇，进一步提高了自身工作的本事。

工作作风扎实有效，敬业精神较强。该同志工作作风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在单位各项工作中能够做到上级政策认真执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创新突破勇于担当，各项工作名列前茅。在单位转型产业发展上能够进取探索，认真研究本单位实际情景，突出打造了绿化苗木、绿色食品加工、特色种养等三大龙头产业，有效的推动了单位经济发展和职工就业。在为职工群众办实事上，能够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借助乡村振兴有力契机大搞环境建设，辖区环境大有改观;进取扶持下岗职工寻找致富产业，并做好了贫困人群的扶助救助工作，做到了在岗职工增收入，下岗职工有产业，贫困职工有救助。此外，该同志还进取推行了网格化管理，层层落实职责制，做到了条块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制度健全，使 X镇各项工作走向了规范化、制度化、职责化轨道。

工作生活严格要求，群众基础较好。一年来，该同志能够严格要求自我，为人谦虚谨慎，公道正派，团结同志，作风严谨，深得干部群众的信赖。该同志能够严格要求自我，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准则和中央八项规定，自觉抵制拜金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的侵蚀，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并能够经常深入群众，广泛听取各方面群众意见，体贴民情，进取解决干部群众生活和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具有较深厚扎实的群众基础。

根据 XX 同志在试用期期间的表现，考察小组认为，该同志贴合转正的条件。

2020 年**月**日

干部考察材料 现实考察材料·3

按照县委安排，我们第 X 考察小组采取个别谈话、领导了解、查阅资料、摸底调查等方式，对 XX 同志在任 XXX 试用期期间的表现进行了考察，具体情景汇报如下

思想政治素质较好，党性观念较强。一年来，该同志十分注重政治理论的学习，不断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能够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学习和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用新时期党的理论武装头脑，政治理论基础较高。

该同志旗帜鲜明的拥护党的领导，政治上始终与党中央坚持高度一致，政治敏感性较强。该同志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中，能够按照上级要求深入群众，时刻不忘时代职责，立足本职工作，自觉维护党的形象，时刻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善于学习各种知识，文字本事较强。该同志在工作之余始终不忘学习，不断丰富自身的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工作本事。在政治理论的学习上，能够深入的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当前政治理论和时事政治，工作中体现出了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素养。在专业知识学习上，能够认真学习林业理论知识、经济、法律、企业管理等专业知识，并能做到学以致用。该同志还能够向实践学习知识。经常深入工作一线和广大干部职工群众中，谦虚的学习各种业务知识，记录了工作笔记 2 万余字，撰写了企业职工就业探索、乡镇产业发展方向等调研文章 5 篇，进一步提高了自身工作的本事。

工作作风扎实有效，敬业精神较强。该同志工作作风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在单位各项工作中能够做到上级政策认真执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创新突破勇于担当，各项工作名列前茅。在单位转型产业发展上能够进取探索，认真研究本单位实际情景，突出打造了绿化苗木、绿色食品加工、特色种养等三大龙头产业，有效的推动了单位经济发展和职工就业。在为职工群众办实事上，能够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借助乡村振兴有力契机大搞环境建设，辖区环境大有改观;进取扶持下岗职工寻找致富产业，并做好了贫困人群的扶助救助工作，做到了在岗职工增收入，下岗职工有产业，贫困职工有救助。此外，该同志还进取推行了网格化管理，层层落实职责制，做到了条块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制度健全，使 X镇各项工作走向了规范化、制度化、职责化轨道。

工作生活严格要求，群众基础较好。一年来，该同志能够严格要求自我，为人谦虚谨慎，公道正派，团结同志，作风严谨，深得干部群众的信赖。该同志能够严格要求自我，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准则和中央八项规定，自觉抵制拜金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的侵蚀，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并能够经常深入群众，广泛听取各方面群众意见，体贴民情，进取解决干部群众生活和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具有较深厚扎实的群众基础。

根据 XX 同志在试用期期间的表现，考察小组认为，该同志贴合转正的条件。

2020 年**月**日

第三篇：党员干部个人现实考察材料

党员干部个人现实考察材料范文

XXX，女，汉族，19XX年XX月出生，大学学历，20XX年12月参加工作，2011年7月入党，现任XXX科员。

现实表现：

一是思想政治立场坚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能够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世界观，积极参加机关及党组织安排的理论学习活动，特别是结合今年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主动挤时间加强自学，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跟进学习了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XX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自觉把这一思想贯穿到工作的各环节。

二是勤奋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能够坚持把学习作为完善和提高自己的重要途径，谦虚谨慎，能够虚心向领导和同事请教。通过多听多看多想多问多做，努力使自己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熟悉新的工作环境和内容。适应能力强，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学xxx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了解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发展政策和我市工作总体安排部署，更新现有知识，为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打好基础。今年还参加了xxxxx组织的赴xx国家会计学院xxxx工作专题学习班和本级人大组织的xx全国人大培训中心的人大代表履职培训，通过认真学习，切实提高了自身业务能力和水平。

三是工作认真负责，责任心强。一年来，xxx同志始终坚持严格要求自己，对待工作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凡事积极主动，迎难而上。勤奋努力，时刻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协助主任为常委会会议和主任会议做好财经委相关议题的准备工作。协助主任组织委员开展调研、视察等工作。做好十八届人大四次会的筹备工作。领导交办的每一项工作，都能够分清轻重缓急，科学安排时间，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在同志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各项服务工作均取得了圆满完成任务的好成绩，得到领导和群众肯定。在脱贫攻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助力企业等工作中能够积极深入基层走访，了解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四是作风优良，组织纪律性强。能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工作作风上，能够严格遵守纪律规矩，时刻用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严格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刻牢记党的宗旨，严守党的纪律，坚决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在生活方面，生活简朴，勤俭节约，为人谦虚谨慎，尊重领导，团结同事，对人真诚，公道正派。

不足：思想解放的力度还不够大，工作争强当先的意识不强。全局观念不足，个人思想站位有待提高。

民主推荐和测评情况：

谈话调研推荐情况：xxx13人参加谈话调研推荐，13人推荐xxx同志，排序第一。

会议投票推荐情况：xxx14人参加民主推荐会，xxx同志获推荐票14张，排序第一。

民主测评情况：xxx参加民主测评14人，xxx同志获优秀票14张。

上述材料根据xxx领导班子成员、机关中层干部谈话，以及征询分管市级领导xx同志意见，并查阅有关资料，经过综合分析而成。

第四篇：困境与根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考察

困境与根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考察

2013年11月15日来源：《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0期作者：高志宏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实践及动因

从历史的维度看，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以及对行政行为的矫正自古有之，如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虽然我国古代社会行政权力监督制度已经蕴含现代行政的理念、渊源和形式，但囿于历史条件、政治体制等因素，并没有真正形成具有现代民主和法治意义的“责任政府”，作为现代吏治习惯的行政问责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

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建立健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度提供了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在重大责任事故和党风廉正建设方面建立了许多责任追究制度，如1989年3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特别重大事故的调查程序暂行规定》,1993年4月24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这些有关行政责任追究的规章制度对我国行政问责机制的建立起了重要探索作用。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意味着我国开始真正实施行政问责制度。2003年“非典”以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明显加快了步伐，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定。

就中央层面而言，2003年5月9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这两个文件中都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领导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职责、办事程序以及违反条例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04年3月29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该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作出了严格的规定。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更是对公务员的行为规范、法律责任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其中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这些关于行政首长负责制和公务人员承担责任方式的规定，为建立和实行行政问责制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4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6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又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按照权责一致、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2007年4月5日和29日，温家宝总理相继签署第492号和第495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将政府政务公开法律化，明确公务员违纪处分的种类和适用情况，为行政问责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法律支持。2008年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也明确指出要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努力建设责任政府。2008年4月30日，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廉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行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强调行政问责制度是强化行政监督的有效形式。2008年中央开始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

就地方层面而言，“非典”之后，随着中央加大行政问责的力度，各地也颁布了大量地方性规定，更加有针对性，大多直接冠少问责，之名。2003年8月15日，长沙市通过了《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该办法被视为我国第一部有关行政问责的地方性规定；2003年11月21日，四川省制定了《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2004年1月13日，天津市颁布了《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责任问责制试行办法》;2004年5月11日，重庆市通过了《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被视为国内首个省级行政首长问责办法；2004年11月23日，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规定了30种被问责的行为，在全国率先建立“庸官问责制”;2005年1月30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了《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已于2008年1月14日废止）;2005年4月，昆明市监察局制定了《昆明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不作为问责办法（试行）》等等。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都颁布了“问责办法”或“问责规定”。这些规范的出台，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作出了有益探索，标志着我国基本解决了自非典以来的“有问责之事，无问责之法”的尴尬问题。

行政问责制是西方国家比较成熟的政治法律制度，为什么能够在我国兴起呢？其现实依据又是什么呢？笔者将作出如下解释。

全球行政改革的浪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进步是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根本动因。从20世纪80年代起，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外部挑战，解决传统官僚体制低效的内部问题，提升国家的竞争能力，世界各国政府纷纷进行政府治理变革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对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变革，行政问责制应运而生。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政府，不仅需要优化管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更需要接受来自公众和社会的审视与监督，以保证其决策的科学合理。行政问责制的启动和推广是中国政府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和方式，探索行政管理的新方法和新模式，提高政府管理效能的必然抉择。

行政管理责任追究中存在的种种弊病是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直接动因。责任制度是保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合法合理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行政管理仍然存在个体责任主体缺位、责任内容模糊、责任承担流于形式等问题。最突出的是，我国现行的责任承担机制与行政领导体制不匹配、不吻合。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我国各级行政的领导体制，全局性、关键性重大问题需要全体行政组成人员的共同讨论通过，行政首长负责统揽协调并承担领导责任。行政首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应比一般政府官员承担更多的责任，即除了承担一般的法律责任外，还应当承担特定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和道义责任。但是，我国长期以来的责任制度中对行政首长责任规定几乎是空白，导致行政不作为与行政轻率行为不断发生，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和权威。行政问责制是改变行政主体职责不明、责任意识淡薄的内在需要，是改变行政监管不力、监督制度弱化的需要。

二、我国行政问责的执法实践及特征

2003年中央为应对“非典”危机，免去了张文康卫生部部长职务、孟学农北京市市长职务，被认为“开了中国问责制的先河”。随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问责风暴”，上千名各级政府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其不仅成为我国战胜“非典”危机的转折点，也标志着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全面推行。

战胜“非典”危机后，我国在实践中更广泛、更深层次地运用行政问责制，对失职官员的追究力度也不断加大。尤其是自2008年9月份以来，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问责风暴”。因重庆开县井喷事件、北京密云踩踏事件、吉林火灾事件、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龙岗火灾、黑龙江鹤岗市煤矿火灾、河南登封矿难等重大安全事故，一大批官员受到处罚。

回顾“非典”之后六年多来的一系列问责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是在实践中磨砺出来的，日益走向成熟。其作为一种初创的制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下列特点和发展趋势。

第一，行政问责逐渐由个案走向常态，公众参与的作用逐步提高。我国的行政问责首先发生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随后体现在处理重大恶性事故（如密云踩踏事件）、行政不作为(如阜阳奶粉事件)、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行为（如嘉禾非法拆迁事件）等之中，“审计风暴”更是将问责扩展到了对政府的财政监督领域。同时，随着社会公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政府行为，出现了媒体和社会合力监督推进问责制的趋势。在华南虎照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案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众的积极参与和媒体的苦苦追问最终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使案件的真相浮出水面，并得以解决。

第二，行政问责由中央层面向地方层面辐射，次第展开。我国行政问责从2003年“非典”时期的中央开始，随后在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和部署下，地方逐步开展了行政问责，不断追究在重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方面失职渎职或负有重要责任的行政官员。2008年中央又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推行行政问责制。

第三，行政问责由“权力问责”向“法制问责”转变，逐渐制度化。随着行政改革的深化，各级政府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和服务意识不断增强，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都陆续出台了行政问责的办法和规定，尽管这些法律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毕竟标志着我国行政问责制正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深入发展。

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成效及困境

从2003年行政问责制启动以来，行政问责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我国行政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有权无责、权责不一的现象有所好转；滥用行政权力、行政不作为的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重行政权力、轻政府责任的倾向已开始逐渐扭转；党和政府形象得到大幅提升，政府公信力大大增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逐步成熟，表明了“责任政府”理念在我国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决心。可以说，行政问责制从“非典”危机中的非常举措逐步走向理性建制，从个案整治走向制度规范，彰显了政治文明的进步，极大地推进了建立高效廉洁的服务型责任政府的进程，促进了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建立行政问责制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和政府管理改革的聚焦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各级政府在行政问责制的构建进程中还存在诸多困境，行政问责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行政问责制泛滥化与简单化倾向并存，甚至成为平息民愤的“遮羞布”。行政问责制不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而应当具有严格的独立空间，具有严格的内涵和外延。但是，目前我国对行政问责制认识混乱，在立法和执法中存在许多误区，比如把问责制混同于行政问责制，把行政问责制简单化为引咎辞职等。在西方国家，官员被问责后政治生命基本结束。而在我国，行政问责存在避重就轻的现象，即使是最严厉的方式—引咎辞职，其公务员身份不变、职级不变，待民怨消退后可能很快被易地再度任用，不免陷于“问而不责”、惩而不实的怪圈。近来发生的诸多“问题官员”的复出不仅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更严重的是导致民众对行政问责制的质疑。行政问责制泛滥化貌似对行政问责制价值的扩张，实则对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有害无益；行政问责的简单化更不利于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而且极有可能发生扭曲、变形，沦为替代更大范围内更严重法律责任的工具。所以，应严格将行政问责制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依法“行政问责”，避免泛滥化、简单化倾向。

第二，行政问责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过渡，还停留在“风暴式”、“运动式”的执法阶段。行政问责制作为制度创新在我国诞生，即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工具性和随意变动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为政者往往将其作为权宜之计，作为对原体制进行局部微调的工具，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这种“运动性问责”、“政策性问责”、“人治式问责”，虽然在一定的时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必然会直接影响行政问责制的社会效果。国家不能仅仅依靠“问责风暴”来进行问责，也不可能天天刮“风暴”。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种长效机制，即制度化、常态化、透明化的行政问责制。

第三，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各地发展不平衡。我国推行政问责制目前仍处于试点阶段，呈现出阶段性制度变迁的特征。有些地方，如海南省、山西省等，不仅省级政府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省属地市也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措施；而有些地方，行政问责立法和执法都还比较薄弱。总体看来，我国还没有形成良好的行政问责的惯例和传统。

正是上述问题的存在，使我国行政问责缺失还相当突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居高不下，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导致群体事件频发，政府信任危机严重。

四、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任何一项制度的建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若想构建良好的行政问责机制，就要对我国行政问责乏力的原因进行深入细致的解析，寻求和设计能有效加强政府责任性和建构问责机制的方式，为依法问责奠定坚实的基础。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问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主要包括文化原因，政治原因和制度原因。

在文化传统方面，“官本位”和权力崇拜是我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行政文化建设严重滞后，“一言堂”现象普遍存在；责任行政观念缺乏，官场“潜规则”盛行，官员责任意识缺失，道德自律意识弱化。“真正的„问责‟，既来自于制度的硬规定，也来自民众与舆论的软压力，还来自于官员自身的道德自觉，以及更为深厚的政治氛围。如果仍然是„组织安排‟，并不是人们期待的真正的„问责‟。可见，中国走向真正的„问责制‟，尚需时日。”可以说，传统政治文化是阻碍我国行政问责制建立健全的最根本原因。

在政治体制方面，权责不清，权责不平衡。由于缺乏科学职能划分与职位分类，我国党政之间、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正副职之间、不同行政机关之间职能交叉严重，导致行政人员职责不清，致使责任虚置或责任无法追究。出了问题无从确定责任人，或随便找个人充当“替罪羊”暂时平息民愤。其结果违背了行政问责制的本质和初衷，难以让受处罚的被问责人心服口服，也难以让民众信服，不能有力地促进问责制的推行。

在法律制度方面，“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我国原有的行政问责制度供给不健全且相对滞后，新的行政问责制建设还刚刚起步，缺乏整体系统的先进理念支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问责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当前我国行政问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存在严重的制度资源稀缺，行政问责制适用的规定散见于各种政策文件中，既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法规；既有中央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制定的：尚无全国统一的法律，各地标准不一。只有从国家意志的高度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制法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行政问责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第二，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缺陷。我国现行行政问责的规定比较笼统、抽象，不够具体、科学，对政府及其人员追究责任的程序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在问责事由的规定中，对于“重大损失”、“重大事故”，对引咎辞职中的“咎”的性质和轻重的程度，都没有统一、具体和明确的界定。甚至把日常行政管理中“机关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工作态度生硬”等应通过其他责任追究制度来处理的行政问题规定在行政问责之中。行政问责作为一个专门制度，应当具有严格的内涵，不应当“泛化”，其追责前提具有特殊性，应当是对法律没有规定的责任情形（法律真空）作出规定，应当是“非常”情况下时“常态”制度，不是一切公共领域的行政失责都应当通过行政问责来实现。行政问责重点应放在重大安全事故或者社会民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上。

第三，行政问责制度创新乏力。行政问责制度设计也需要创新，设计出科学合理、积极有效的制度。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路径依赖”，新旧体制转轨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摩擦和冲突，原有的制度设计不能有效满足现实行政生态的需要，亟需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来保障对政府行为的规范调控。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毕竟才刚刚起步，与之相配套的机制并不健全，如监督机制、救济制度、考核制度、政府绩效评估机制、信息公开制度、申诉机制等等，这也必然制约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创新。

五、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缺陷和矛盾

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行政问责制度效力的有效发挥和我国责任政府目标的实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保证。但是，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缺陷和矛盾。

第一，从法的形式来看，我国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没有统一立法。正如马怀德教授所言：“一个健全的制度体系，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不是旧有的运动和„风暴‟；而是一旦面对问题，法律可以自动运转来应对，从容而有序。”“建设„责任政府‟，需要制定更为规范、更加稳定、更有可预见性的法律制度，并严格予以执行。”虽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务员法》和地方行政问责规章的出台和实施，使我国的行政问责摆脱了“有问责之事，无问责之法”的尴尬处境，但是，我国现有行政问责制法律规定仍然比较零散、薄弱，没有一个科学性、规范性、操作性很强的问责法律体系，没有一套统一的行政问责制度，更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存在法律制度虚化的问题。就全国行政问责制度而言，行政问责制无法覆盖全部问责客体，使得行政问责制度无法具体详尽地落实。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两个中央文件均是针对执政党内成员及其党内领导者的，并不涉及党外成员及其领导者：《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的问责针对的是党政领导干部，不包括非党政领导干部；国务院出台的《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公共卫生突发条例》，问责的事项限定在特大安全事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范围比较窄；全国人大制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不专门对行政问责作出规定，前者主要涉及行政许可中的政府责任，后者则是全面规范公务员的一个总法。

第二，从法的效力看，我国已有的行政问责制主要体现在规章制度、政策层面，没有上升为法律，已有的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而不是全国性的法律或法规。我国涉及问责方面的制度不少，但就全国范围而言，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还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或是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是中央的政策而不是法律，无法发挥法律的效力。不可否认，推行行政问责制离不开中央和国家的政策指导，然而，要切实规范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违法、失职、渎职等行为，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作支撑，而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和命令，也许一时会奏效，但不能长远地根本地解决问题。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虽然许多地方发布了行政问责规章制度，但地方政府规章在法的效力上处于较低的地位，仅在本地区有效力，适用范围有限，更何况并不是所有的省市都已经制定了问责规章。另外，行政权力地方化、地方权力利益化、地方利益法制化使我国行政立法中“立法割据”现象严重。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政问责的规定和办法时照抄照搬，内容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往往流于形式。所以，完善行政问责制，统一的中央立法司法体制必须到位、有为，必须颁布统一的法律效力更高的法律法规。

第三，从法的内容看，现有的行政问责制度设计不完善，冲突严重，主要体现在问责不明、问责不公、问责不准、问责不全、问责不透明、救济途径不完善等方面。

（1）问责不明。拥有清晰的权、责、利是问责的前提。在我国的传统体制之下，政府、党组织、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第三部门的权力行为边界还不够清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存在重叠多变的现象；政府部门内部权力范围不明、正副职之间的责任模糊，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责权利不平衡，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难以界定。不清晰的权责关系常常使得问责主体出现权力冲突、利益冲突，给行政问责有效实施和发挥作用设置了体制性的障碍。有的地方规定行政问责是异体问责，如《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等：有的地方规定行政问责是同体问责，如《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等；有的地方规定行政问责则是双重问责，如《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等。

（2）问责不公。缺乏一个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的问责法律制度，而各地自行制定的行政问责规章、规定的内容又不尽相同，没有统一的问责标准，必然导致针对同一行为，是否问责以及问什么责，各地处理不一。有的地方规定行政问责制的对象限于行政首长(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如《哈尔滨市行政机关领导问责暂行办法》；有的地方则规定行政问责制的对象限于所有公务员，如《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首问责任制（试行）》等。没有明确责任体系的问责制度不仅是一种摆设，而且为权力斗争和铲除异己增加了新的工具。“问责对象局限于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会影响到体制内人员的公平，问责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势必导致某些官员为逃避问责而采取非法手段，跑官要官，调动职位，甚至不排除个别人欲借问责打击异己的可能。”所以，问责应当公平，即执行标准一视同仁，调查机构要具有公信力，要接受社会舆论和方方面面的监督，尽量做到不枉不纵。

（3）问责不准。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内容和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问责标准弹性较大，随意性和选择性较强。如果问责不准不公，那就没有说服力，也就不会有威慑力。如果标准定得很低则不免有作秀之嫌，过高又会成为一纸空文。所以，问责应当准确，也就是说，要在充分考虑我国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特殊性的情况下，制定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更加具有操作性的问责办法，实行起来可以对号入座，尽量排除人为因素。比如，《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南昌市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都把“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工作态度生硬”类似的规定作为问责事由，但什么是“效率低下”？如何判断“工作态度生硬”？诸如此类的规定都很抽象，不利于行政问责的有效实施。

（4）问责不全。就目前情况看，问责范围还较窄，问责事件仅限于重大公共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发生的过失责任追究，问责内容比较少、尚处于探索阶段。如决策失误、用人失察、领导过失等，至今尚未纳入问责范畴，或者说虽已纳入问责制规范的范围，但尚未有真正落实之举，这也是被学界广为诟病的原因之一。如《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中问责的范围也仅仅是针对特大安全事故，不包括一般的安全事故，更不包括不属于安全事故领域的其他可问责事项。

（5）问责不透明。行政问责程序的完善是行政问责从权力问责走向程序问责的根本和关键。“合法正当的程序是行政问责沿着法治的轨道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分野，也只有程序才能把内在扩张的行政权约束在法律架构中。问责之所以被称作„风暴‟，定然意在其严厉、果敢、迅猛，同时也反映了行政问责在程序设计上尚需完善。”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程序在操作层面上还存在诸多问题，缺乏法定操作性，没有形成完整的程序链条，如政府信息公开有限，公众缺乏知情权，启动程序不健全。如《公务员法》对引咎辞职的规定就一条，没有规定引咎辞职的具体程序，更谈不上对引咎辞职进行监督。对问责对象的处理程序缺失，无疑会影响行政问责效能的提升，导致行政问责实际效能偏低，造成了有法但无从适用的局面。

（6）救济制度不健全。被问责公职人员是“一棍子打死”、永不叙用，还是规定再用的时间和条件，允许“东山再起”，目前还没有相关规定可以遵循，被问责官员的抗辩申诉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的行政问责制，其主体应仅限于行政系统内部，客体应限于政府主要负责人，范围应重点放在社会领域、经济领域的重大安全事故或者社会民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程序应仅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责任追究程序，内容主要是指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同时，行政问责的后果不应是责任人承担责任的终结而应当是追究其他法律责任的开始，相关责任人员被行政问责后，应交相应部门追究其他责任，如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

注释：

[1]我国在夏商周时期已有监察活动，西周时期开始设立专职监察官员(称为小宰、宰大或御史），春秋战国时期的御史兼有监察的使命；秦汉时期，秦创建了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西汉则由御史中丞执掌监察职务，行政监察制度真正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唐宋元后，明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清朝以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构，负责监察各级官吏，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充分发挥监察机关对百官的威慑制约作用，都赋予了监察官广泛而充分的权力，如弹劾权、司法权、审计权、处置权等。

[2]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含有“问责”之名的各地方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就达近200件，如：《哈尔滨市行政机关领导问责暂行办法》、《海口市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大连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等；含有“执法责任”之名的各地方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也有近100件，如《辽宁省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江西省行政执法责任制办法》、《银川市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等。

[3]唐铁汉：《我国开展行政问责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1期。

[4]如重庆市在制定《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的同时，相继出台了《重庆市政务信息公开暂行办法》和《重庆市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等政府规章，使行政事务更加透明公开，便于公众了解信息、进行监督，也便于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进行问责。

[5]如因山西襄汾溃坝事故请辞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就曾经在2003年因处理SARS疫情不力被免职，其也成为公众视野中第一个两次请辞的省部级官员；因2003年处理SARS疫情不力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后转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任，并当选全国政协科文体委员会副主任；因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特大事故于2004年4月才提出引咎辞职的中石油老总马富才后复出任国家能源办副主任；因2005年11月13日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的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解振华的名字在2007年1月5日出现在国家发改委网站新领导名单中；2009年5月4日媒体报道因“华南虎照事件”，被撤职的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孙承骞官复原职，仍是厅党组成员，享受副厅级待遇；2009年5月6日媒体报道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国务院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已回京重新赴任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副司长，等。

[6]在西方成熟的制度下，官员引咎辞职多数并不是基于某项制度规定，而是根据政治惯例，是基于深厚的积淀多年的政治文化。就我国而言，由于对官员责任的划分不清、追究不够，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可问责政府”的官场文化和政治氛围。

[7]刘英丽：《从“问责运动”到“问责革命”》，《新闻周刊》2004年5月17日。

[8][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5-196页。

[9]黄健荣、梁莹：《建构问责制政府：我国政府创新必由之路》,《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

[10]、[12]刘厚金：《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多维困境及其路径选择》，《学术论坛》2005年第1期。

[11]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法学院

本文系南京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我国行政问责制:理论、实践及重构”(项目编号:2009CW01)的成果之一

第五篇：教师现实材料

一、德：

热爱党，热爱人民，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服从领导的工作安排，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把自己的精力、能力都用于学校的教学中，自觉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学生中树立了良好的教师形象。能够主动与同事研究业务，互相学习，配合默契，教学水平共同提高，能够顾全大局，团结协作，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使教学工作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

二、能：

积极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并认真反复学习“新课程”标准及有关课程改革的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并坚持认真写学习笔记，在教学中我认真钻研教材，探讨教法，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以对学生的学习行为指导为基础，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课内课外相结合，理论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探求新知，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和合作精神。并在课堂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课堂学习习惯。积极参加学校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主动承担外教研活动。重视教学经验积累，积极反思教学行为，撰写教学论文。

三、勤：

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不迟到、不早退、有事主动请假。在工作中，尊敬领导、团结同事，能正确处理好与领导同事之间的关系。平时，勤俭节约、任劳任怨、对人真诚、热爱学生、人际关系和谐融洽，从不闹无原则的纠纷，处处以一名人民教师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毫不松懈地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四、绩：

由于本人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多次被教育联校评为优秀教师：2002年被评为优秀班主任，2003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12年被评为优秀教师；2003年与2007年，带领学生参加岳阳县中学数学竞赛，由于成绩突出，两次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2004年论文《以人为本，关爱学生》获县三等奖，2009年论文《浅谈中学数学教学中学生自主参与学习能力的培养》获省三等奖。2006年被评为岳阳县优秀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