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4期《半月谈》半月评论

第一篇：2009年1—24期《半月谈》半月评论

《半月谈》2009年第14期【半月评论】筑牢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铜墙铁壁

新疆是个美丽的地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安居乐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各项事业在改革开放中蓬勃发展。然而，乌鲁木齐“7•5”事件，打破了天山脚下的和谐宁静，给乌鲁木齐市各族群众造成了深重伤害。它以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告诉我们，任何破坏新疆社会稳定的违法犯罪活动，都为新疆各族群众所不容。

境内外“三股势力”不愿意看见新疆繁荣发展，不愿意看见民族团结和睦。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给新疆各族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严重破坏了当地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在此次事件中，“三股势力”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三股势力”，是对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简称。他们主要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国际上民族分裂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三股势力“各自的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本质并无根本不同。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幌子，一方面制造舆论，蛊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动，破坏社会安定。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新疆搞乱，把新疆分裂出去，企图实现新疆“独立”。

乌鲁木齐“7•5”事件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心、高度重视。提前结束欧洲之行从意大利返回北京的胡锦涛总书记，7月8日晚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工作。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新疆局势和人民利益的高度关切，体现了党中央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坚强决心。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政府迅速果断地处置了这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有力地控制了局势；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和武警部队，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新疆各族群众人心思稳、人心思定。乌鲁木齐的生产、生活、市场、交通秩序逐步恢复，商场开门营业，公共汽车恢复营运。但是，境内外“三股势力”不会因此而罢手。他们还会伺机反扑，利用一切可能、寻找一切借口制造事端，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因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长期斗争准备，筑牢“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国家的基本方略。乌鲁木齐“7•5”事件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是对国家法律的严重践踏。一些暴徒袭击无辜群众，打砸公共设施，哄抢店铺商场，破坏社会秩序，行为之恶劣、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要求每个公民都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哪个民族，都必须遵纪守法，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动。任何人践踏国家的法律、破坏社会秩序、侵害人民生命财产，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放任不法行为，就会令法律失去尊严、陷社会于混乱，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漠视，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努力建设法治社会的国家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中华民族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民族团结是平安，是幸福，是生命。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族人民的团结友爱尤其珍贵。乌鲁木齐“7•5”事件中，各族干部群众携手抵制不法分子的暴行，相互救助民族兄弟，医护人员夜以继日抢救各族受伤民众，广大市民踊跃献血挽救伤者生命，涌现出了一批不同民族的群众患难与共、互相帮助、同仇敌忾的感人事迹，体现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优秀品质。

透视乌鲁木齐“7•5”事件，其背后黑手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民族团结，挑起民族对立，策动民族分裂，这是一场关系捍卫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激烈斗争。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国破家亡、人民遭殃。坚决反对一切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坚决维护国家的利益、尊严和荣誉，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光荣使命。

《半月谈》2009年第15期【半月评论】：让党内民主的步伐迈得更快些

将于9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一项主要议程是，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发扬党内民主是党建的重要主城部分。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实践表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关键问题。实践表明，发展党内民主是党心所向。经过上至党中央领导，下到基层广大党员的不懈努力，党内民主建设正呈现出步子扎实、成效显著、发展势头良好的局面。但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党内民主还只是刚刚起步，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多的艰苦努力。

要把党内民主从一些做法推进到制度建设上。近年来，各地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发展党内民主上创造了许多好的做法，但做法毕竟是不定型的，而且极易为人的意志所改变，要把发展党内民主已经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并防止倒退和回潮，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因此，党内民主建设不能只停留在做法上，而要把实践中形成的并且被证明是好的、比较成功的经验上升为制度。

党的十七大在深入总结近年来党内民主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一系列任务：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推行重大问题票决制；建立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会、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要真正落实好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这些制度建设任务，还需要我们大胆改革、积极创新，使制度要求进一步具体化，展开成为可以实际操作并且确有实效的程序。

发展党内民主，实质是对党内关系的深刻调整。这种深刻调整的内涵是高度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以改变党内权力过度集中、党员权利相对弱势的状况。党员是党的事业的主人，实现党在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目标，要依靠全体党员的同心同德、精诚奋斗。党内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以“志同道合”为内涵、以权利一律平等为基础，为着共同的理想目标而自愿团结奋斗的关系。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充分民主与组织行动中的集中统一的有机结合，是全党同志团结奋斗关系的基本形态。党员主体地位是通过党员权利的行使和保障而体现的，没有党员权利的切实行使和保障就谈不上党员主体地位。因此，充分实现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监督制约党内权力的民主权利，是党内民主的本质与核心。

发展党内民主，最基本的是要实现党员的选择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党员的选择权是以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保障为体现的。党员是党内权力的主人，党员通过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定期地对党内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授权和收权，使党内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明确权力来源，搞清楚向谁负责。知情权是党员参与党内事务，实现选择权、参与权与监督权的前提，是党员不可忽视的基本民主权利。党员参与党内事务权利的重要体现之一是在党内充分而自由地发表意见。党员的主体地位还必须在充分行使监督权方面体现出来。从党员民主监督的实际状况看，我们需要进一步制定具体而明确的操作性程序，以使党员不仅可以切实行使各项党内监督权利，而且可以得到强力有效的党内权利救济，防止和纠正党员遭受严重侵权的各种问题。

党内民主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和制度运转。党内民主的探索实践显示，仅仅推进“单项”制度改革，很容易受到党内其他相关制度的牵制，结果党内民主或者举步维艰，或者扭曲走样、流于形式，甚至有少数干部打着发展党内民主的旗号而玩弄党内民主。这表明，发展党内民主必须考虑一整套制度安排。在党员民主制度的安排中，最为关键的是合理构架党内的权力结构。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初的中央纪委全会上就指出:要完善监督机制，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利结构。解决好这个问题，是能否顺利推进党内民主、真正实现党员权利的关键。

党内民主还要能形成对党内权力活动实现必要控制的民主控权机制。这种控制权机制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杜绝暗箱操作；二是有限权力在一定轨道上运行，防止权力运用无边界、无规矩；三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必须具有高度的刚性权威，使制度权威高于人的权威，防止制度的弹性化。为此，党内民主的制度安排，不仅仅是根据党内民主的政治理念，而且要遵循党内权力运行的特点与规律，根据党内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来设计一整套制度链，使各项制度之间有机结合、环环相扣、相互补充、配套衔接，以机制的力量来调整党内关系、配置党内权力、规范党内生活、管住党内权力，并指导约束全体党员的行为。

《半月谈》2009年第16期【半月评论】：正视官德缺失之痛 即将于9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干部的作风问题是党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建的一项长期任务。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加大对官员道德修养的教育、培训、约束力度，使其真正做到“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

做人要讲道德，做官要讲官德。对领导干部而言，道德门槛应该比普通百姓更高一些。然而，时下一些为官者的行为举止，不仅脱离了官德的水准，而且连做人的道德底线也屡屡突破。官德缺失之痛，在撕扯着公众敏感神经的同时，也在考验着执政党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勇气和智慧。

官德与官相连，官与权相连。所以，官德的核心，就是如何用权的问题，就是权为谁用的问题。权为谁用？作为官员肯定能张口就来。然而现实又是怎样呢？

抛却我们习以为常的“权为己用”的贪污腐败案不说，请看看某些失德官员的言行：近年来披露的案件一再证明，玩弄女性已经成为堕落者的一种生存状态，贪官们不以为耻，反而把情人的姿色和数量当做炫耀的资本；原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11岁女孩，还大骂群众“算个屁”，“你知道我是谁吗？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面对陷入尘肺病痛苦之中的农民工，某些官员面无表情，推三阻四，不理不睬。无奈之下，病人只好“开胸验肺”。古人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如今，某些“父母官”的心肠却比石头还硬，有人将之称为官场“心硬化”。

我国是一个具有德治传统的国家，官德建设作为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受到重视和强调。《论语》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荀子》中说，“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一言一行都受人关注，一举一动都有导向作用。

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官德建设始终与政权安乱、国运兴衰、百姓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官德兴，政权安，国运旺，百姓幸福；官德衰，政权乱，国消亡，百姓遭殃。

官德的基础是信仰的确立。一个随时准备用生命去殉共产主义信仰的党员领导干部，必定能够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必定能够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相反，一个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处世哲学的领导干部，也必定视民众为草芥，视公利为私利，专权跋扈、践踏法纪，最终官德尽丧，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常见这样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本来信仰缺失、道德败坏，却大言不惭地说什么“社会变了”，自己不变就“跟不上潮流了”；本来作风霸道、横行乡里，却巧舌如簧地说什么“如今的老百姓难管了、不听话了”，全然不把群众放在眼里；本来作风腐化、挥霍

无度，却牵强附会地说什么“大环境如此，只好随波逐流”，不顾

羞耻为自己的恶行开脱；本来拜金主义、私欲膨胀，却颠倒黑白地说什么“市场经济就是要开放搞活”。这些事实说明，在时代发展、社会转型和改革攻坚的大背景下，党员领导干部更要头脑清醒、谨言慎行，坚定政治信念，坚守政治操守，绝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丧失基本的党性立场和道德规范。

为官之道，在于恤民；尊道贵德，在于气正。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为民、务实、清廉”，实际上，这正是官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一个领导干部只有体恤民情，才能体察民意、集中民智，做到“以人为本”，真正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谋福祉上来；只有风清气正，才能严于律己、防微杜渐，不为名利所惑，不为声色所迷。

实际生活中，不少领导干部嘴上挂着“以德治国”，但常常忽略了“治国”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自己的官德修养。“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不难设想，如果依靠一个官德失范的领导干部当权理政、号令百姓，民何以堪？德才兼备是我们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但在一些地方，提拔使用干部往往看重的还是“高学历”“高智商”，却忘记了做官“德”为先的根本要求，这些年个别地方重用的“学高德寡”干部祸国殃民，就是值得记取的教训。

官德正则吏治清。眼下，各地都在认真贯彻落实“行政问责制”，旨在严格监督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确保政令畅通、责任到位，这固然是整肃吏治的有效方法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把官德教育、党风建设、政务公开、评价机制和监督体系等行之有效的干部管理方式结合起来。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干部言行是否一致，权力是否滥用，道德修养如何，是否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把“考核表”交由民意来填写。这样，官员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就不会乱来，官德缺失现象也会一天天好转起来。《半月谈》2009年第17期【半月评论】：企业改制必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企业改制时经济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强国富民的大好事。但在这些年的企业改制过程中却不断出现损害企业职工权益的显现，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全国总工会于今日发出通知，要求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全总的态度是坚决的，汲取这些年来企业改制中的经验教训，全总的这种强势态度有着充分的当然和深刻的必然。——在企业改制中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既是中国社会性质的当然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目的的直接体现。

这种当然首先是制度的当然。不论是企业如何改制，都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大的适度背景下改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的坚实基础和推进改革，发展经济、保持稳定的依靠力量。尊重和保障职工基本权益，是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要求。如果因为企业改革而使得工人的地位与权益丧失，这种改制就走到倾路上去了。

这种当然也是由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事实决定的。新中国的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无一不是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产业工人的劳动、奉献乃至牺牲。在现有的国有资产中，相当多数量的财富是应该给企业工人，但由于当年的制度安排和初始的发展压力没能够足额给予工人，最终这么几十年积累下来凝结在企业资产中。因此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时，当然应将转让国有产权的价款优先用于支付职工的紧急补偿金、偿还拖欠职工工资、补齐欠缴职工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过河拆桥。

这种当然更是由改革发展的最终目标所决定的。不论改改也好，发展也罢，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前提。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职工权益的内容也不断丰富，我们不仅要维护职工劳动权益，还要维护包括职工享有的人生权利、民主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利，资产收益等更为广泛、更为全面的权益。

——在企业改制中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及时体现企业改制合理性的必然，也是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的必然。

我们之所以要纪念性企业改制，之所以认可企业改制的合理性，就在于企业改制时通过改变企业的产权体制，转换企业的运行机制，以新的制度框架激发活力，注入动力，使得企业可以活得新的收益、更大的效益。再者一过程中企业蛋糕做大了，利益相关的各方都能多分到一些，企业职工的权益自然也相应增进。但现实中的一些企业改制确实通过削减、剥夺职工的合法权益来获得所谓效益。所谓企业改制就是盯着企业职工的那块利益，总是想取而分之。可是如果企业改制只是让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权益，是吧职工即有权益转移给新的企业产权所有者，并没有把企业做得更大更强，并没有新的收益产生，这样的改制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改制合理性又何在？

更进一步看，任何改革，包括企业改制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改革，必须依法改革。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是企业改制的合法性所在。目前我国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和关闭破产法规政策和措施比较完备，涉及员工切身利益方面政策和操作程序方面的规定也比较明确。侵犯职工权益，不尊重职工民主权利的改制时严重违犯国家法律法规的。

——在企业改制中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不仅是实现企业改制顺利实施的保证，也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任何侵犯职工权益的改革行为不仅行不通，还会引发重大的社会问题。道理是如此，事实同样也是如此。今年以来，先有吉林通钢改制，以发生总经理死亡而宣告失败；后有河南林钢改制，以政府官员被围困而暂时终止。仅仅一个月内就因企业改制发生两起重大群体事件，这值得我们深思。

企业背后连着社会，连着政治。企业改制时整个经济改革乃至社会改革中的一个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一叶障目。企业按照市场今年估计法则减员增效没错，但无视社会背景、无视历史事实、无视公平正义的做法不仅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效率，反而会引火烧身。而且这火不仅会烧掉企业，甚至会引发更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维护职工权益的责任都推给企业。企业改制既然是整体改革中的一个环节，就需要相关改革配套于跟进。有些问题单靠企业是解决不了的，政府、社会等相关层面必须相应跟得上。比如说，政府化解制度壁垒为职工接续各项社会保险关系，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帮助职工再就业等等。这对于在企业改制中切实维护职工权益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必要的。

《半月谈》2009 年第 18 期

祝福人民

准备隆重的庆祝大典，展开联翩的纪念活动，涌动热烈的欢乐氛围„„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我们满腔激情，讴歌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辉煌业绩，传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铭记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祝福伟大祖国的昌盛繁荣。我们还应该为普通的人民群众，为每一个新中国的劳动者、建设者，去讴歌，传扬，铭记和

祝福。

这是人民的节日，这是人民的六十年。

人民的奉献，举托起国家的天空。无数普通的劳动者、平凡的建设者，在新中国的红旗招展中，在现代化的高歌猛进中，默默地坚守着，奋斗着，奉献着，把自己虔诚的理想托付于宏大的蓝图，融注于工作的日常。

众多经历六十年巨变的前行者，虽也曾遭遇历史的震荡、命运的不公和际遇的荒凉，但在人性的坚忍、顽强和宽容中，他们坦然面对世事沧桑，心中依然一片清亮。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普通劳动大众在现代化事业中作出的巨大牺牲。新中国建设初期，正是在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的特定框架中，中国农民为工业化 的原始积累，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正是在国家以“公益”名义强制的征地制度和集体与农民模糊的

权益关系的特定背景中，中国农民为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支付了高昂的成本。

人民的创造，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新中国的起步，是无数民众迸发出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破解这世界难题谁来养活中国，用占世界 7%的耕地去解决占世界 22%人口的温饱？

新中国的跨越，是无数民众以当家作主的姿态，去选择自己的道路，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们看到了安徽小岗村农民“大包干”的伟大实验，广西合寨村村民自治的最早起步，看到了乡镇企业在希望田野上的异军突起，农民进城冲击城乡二元体制的澎湃潮流，还有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所昭示的“协商民主”的崭新路径，四川遂宁的“乡镇直选”带来的“选举民主”的勇敢实验„„

人民的成长，凝聚着社会的希望。

我们不能淡忘，“文革”时期的运动狂热，“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非理性激情，助推了一场社会危机。在全民族深刻的反思中，人民从对权威的膜拜、盲从中逃逸出来，从传统的禁锢、束缚中解救出来。思想在敞开门户，人民在自主求索。

《半月谈》2009 年第 19 期

力戒“口惠民生”

“民生”这几年已经成了社会生活中分外响亮的“主题词”。政府出台“民生政策”之密集，媒体推出“民生话题”之深入，百姓关注“民生热点”之强烈，可谓前所未有。如何使每一级政府的惠民之举，托起每一个百姓的幸福生活？显然，我们还有许多的结

待解。走进基层，常常遇到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

民生是个“筐”。看一看各地在抵抗金融危机中，接连推出的刺激内需的大手笔，看一看基层在跟进产业转移中，争相展示的招商引资的新路数，其中究竟有多少真正是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惠民工程，有多少是紧密呼应民众迫切需求的民生项目？生活保障、教育医疗、社会建设等投资究竟占了多少比重？一些地方向上汇报、对外宣传时，为了标榜自己的“高度重视”，竟然把“高速公路”、城市广场等基础设施投资都算作了民生工程。笔者记得当年采访过的南昌一位老市长讲过：现在的城市建设，一谈民生就是大广场、大戏院、大运动场，其实，平头百姓一年能进去几次？而背街小巷的路道，市民上班，上学，买菜，一天就得走几个来回，又有多少官员放在心上？ 民生是个“秀”。“有粉搽在脸上”，这是许多官员的共通心态。就谈新农村建设，不少地方忙于撤并村庄，洗脚上楼，简单地将城市样式照搬进来，靠近路边的建筑，还要涂脂抹粉，配上白墙红顶。老百姓的谋生之道、生产方式还没有改变，就急于要在一个早上颠覆农民既有的居住文明和生活方式。于此，官员们有了迎接上级领导检查时差的“盆景”，有了自己表功炫耀的“面子”，甚至还有了其中房地产开发的“实惠”，老百姓却尝到了难言的苦果。

多少惠农工程，因为作秀，最后成了浪费工程、瞎折腾工程。

民生是个“痛”。一些地方政府或盲目追求跨越发展，或急于拉动投资需求，或企图摆脱财政困境，提出加速城市化，让更多的百姓以承包土地换一纸户籍，尽快过上城市生活，享受公共服务，沐浴现代文明。但是，他们并没有换位思考：农民到城里买不起房怎么办？

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子女就学遇到困难怎么办？农村融入城市，应当是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分享城市化发展成果的难得的机会，如何使这一机会变为现实？还有最近接连发生的凤翔、浏阳和武冈等地重金属污染、中毒事件，致使当地老百姓水不敢喝，粮食蔬菜不敢吃，村庄陷入恐慌之中。想当初，村民们一再向政府反映问题，不断将污染企业抵制，当地政府官员，哪一个不是信誓旦旦拍着胸脯，对这些关乎子孙后代的民

生需求做过坚定的承诺？ 民生是什么？不是口号，不是标榜，它是百姓的切身利益，是人民的幸福生活民生建设是什么？不是政绩工程，不是权宜之计，它是一种执政理念，一种发展方式，一种社会文明。

有人说：保民生还是要看发展，没有财力保障民生都是空谈。有道理，但未必尽然。财力固然重要，但比财力更重要的是理念，是一个地方坚守的发展基点。行政架构越来越庞大，政府大楼越来越气派，官员出行越来越高标，为什么就不能压缩下来用之于民生？一些地方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方面付出的经济和行政成本不断攀高，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根源于漠视民生诉求、激化社会矛盾。为什么不能从改善民生入手，去赢得更丰厚的和谐红利和更可持续的内需拉动？中央三令五申刺激增长的投资要向民生倾斜，向社会保障、百姓就业等倾斜，可是，在不少地方还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有人说：保民生还是要重考核，没有硬性指标民生很难落实。有道理，也未必尽然。考核不可或缺，但比考核更重要的是情怀，是共产党人执政的价值取向。现在列入政府部门考核的指标不断加码，“一票否决”的项目也过多过滥，逼得基层干部不堪重负，疲于应付，衍生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种种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显然，考核硬化还不是治本良方。

民生深处是民权。我以为，保民生最关键的，还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民本位，坚持老百姓当家做主。尤其是针对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基层政府出台的重大决策、财政预算和惠民工程，务须让百姓有信息知情权、利益表达权和决策监督权。民生工程，最后竟成了领导的政绩工程，地方的形象工程，能不跑偏、变形吗？我们总是抱着良好的意愿，想着去代替百姓，去包办民生，总是一味以政府的取向去代表百姓的需求，甚至以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去代表百姓的利益，能保证得到民众的充分认可吗？

当然，更具意义的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素质的提升，是主体力量的成长，民主路径的拓展。只有在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中，在权利与权力的法治契合中，政府的民生关怀才有更为深广的内容，社会的民生进步才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各级政府要将“民生”真正落到实处，还是要更多一些民众情怀，更多一些民生导向，更多一些民主保障。

《半月谈》2009 年第 20 期

社会责任的守望者

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人民的知情权因科技的进步而成倍放大。

这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人民的参与权与表达权因民主的发展备受关注。

这是一个法治的时代，人民的监督权在法治的轨道上日益发挥规范公权、镜鉴政府的作 用。

媒体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在保障人民享有和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还没来得及为权利的到 来欢呼，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常常在真假难辨的信息中迷失了自我，在娱乐化、低俗化的 新闻中痛苦挣扎。

一则“香蕉致癌”的传言，在部分媒体以讹传讹的推波助澜下，致使海南的蕉农损失惨 重，消费者也陷于恐慌之中；一则“纸馅包子”的虚假新闻，更是在社会上掀起了巨大波澜。一条假新闻，对媒体人而言，也许只需敲几下键盘，却会在一瞬间造成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恶果。

在市场经济和现存的媒体经营管理体制下, 媒体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本无可厚 非，但这绝不能成为媒体忽视自身社会责任建设的理由。我们不能让经济利益腐蚀媒体的 “话语权”，那是自掘坟墓！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说过，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

那么，中国媒体该担当怎样的社会责任？

前不久，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为媒体的

未来指明了方向：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

一个睿智且负责任的媒体，总会体察民意、顺应潮流，总会善于把握社会脉搏、研判时局走势，总会提出关键命题、做出核心引领。

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必然反映公众心声，代表公众良知，引领社会风尚，维护社会秩序，滋润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是媒体的生存之道，也是媒体长远发展之道。

媒体应是公众的代言人和社会良知的守护者。作为社会公器，它反映民意，传达民众声音，为公众提供话语平台。作为“一种社会舆论的载体”，媒体绝非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家和人民。媒体的生存依赖公众的支持。因此，不管媒体发展到哪个层次，其核心都应是民本取向，是民生情怀，是民权代言。媒体同时也是社会“良心”所在，它应该向公众传递民主、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理念。

媒体应是舆论的引导者。信息的狂轰滥炸、信息意义的消解、文化的娱乐性包装，时常让受众掉入柯勒律治（英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所说的“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汪洋大海，人们不知该游向何方。新闻媒体不仅应以其特有的视角和特定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报道、解释和分析, 还应以其正确价值观影响和引导社会及公众。应该正确传递各方声音，起到公众与政府互动的桥梁作用；应该传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承者的功效；应该继承、扬弃、整合和创造文化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社会大众的精神操守，提升民族文化的层次和品位。

媒体的舆论引导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更是媒体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重要体现。我们需要智慧的、合情理的舆论引导，更要合法和合乎真民意的舆论引导。

媒体也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媒体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促成了我国收容制度的废除；

对黑砖窑事件的揭露，促使全国范围内掀起整治非法用工风暴„„这一切充分显示了舆论监督的功效。媒体监督也推动了政府的制度建设不断向良性发展。与此同时，媒体监督还是反腐的利剑。抽天价烟的房产局长从网民予以曝光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只用了短短 11 天，政府官员公款出国游、被停职的过错官员低调复出等问题经媒体披露后，最终在公众的关注下得以查处。

社会的发展需要媒体的参与和建构。媒体是号，为社会的发展凝聚力量；媒体是剑，为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媒体是手术刀，割除社会毒瘤、医治社会痼疾。新媒体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个人成为具有媒体性质的发布者，这就需要更多具有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人参与到媒体建设中来，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我们坚决反对以反“媒体审判”之名，行抵制舆论监督之实的行为。从法律上保障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正当权力，无疑将对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法治进程，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媒体自身更要做好自律。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媒体未来和国家未来。

《半月谈》2009 年第 21 期

呵护善良

宝塔湾的江淮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荆州城的街头依然是昔日的繁华，长江大学三位营救落水少年英勇献身的英雄，在隆重的送行中走完了人生短暂而璀璨的最后历程。

但是，英雄的壮举引发的社会动荡，不应就此终结。

我们痛惜年轻生命的逝去，我们惊叹 90 后一代青春的光芒，我们反思其中遮蔽着人性的冷漠和公共服务的缺失。面对见义勇为的大学生群体，我们更当努力去珍惜他们年轻的奉献，呵护他们纯真的善良。

善良，需要价值的滋润和光照。

当英雄的事迹传开，我们从网络上又一次读到了“值与不值”的争论。什么时候，在生命的急危关头，在道义的取舍时刻，我们开始学会用如此工具的理性去权衡？以如此功利的心态去抉择？这是对英雄壮举的亵渎，也是对人性善良的漠视。

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利益需求，开阔者我们的视野，解放着我们的欲望，也消解着生命的真谛，流失着生活的意义。曾经神圣的意识形态在世俗化的潮流中经受冲击，曾经普遍的社会认同在多元化的解构中日渐疏离，一些曾是大众生活道德标杆的人物被肆意质疑、嘲弄，一些冲击道德底线背离责任伦理的言行被片面同情、辩护。金钱的逻辑，正无情地挤压着我们的生活，颠覆着原有的价值观和对共同体的归属感。

重建社会，应当从重建价值着力。

传统美德，是一片丰饶的土壤，生长着本真的人生体验，孕育出鲜活的道德追求。“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不仅是儒家文人士大夫的道德理想，也是中国普通民众生活日常的道德实践。人伦亲情，生命热爱，诚信意识，道义情怀，奉献品格，中国特色的道德建设正是从这里衍生、拓展。

公民精神，是最为坚实的支柱。它映照的不仅是权利意识、自主意识，还有责任伦理，人格力量，社会关怀，志愿者精神。忘不了汶川抗震救灾，那是一次公民精神的充分释放和蓬勃生长，四面八方的人为遇难者默哀，为求援者捐赠，为抢救危困中的同胞毅然奔赴灾区一线，这种感同身受的心情、冒险相助的担当，表达着悲悯，传递着温暖，弘扬者坚强。

现代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识。恪守法治精神，尊重他人的权利，倡导宽容情怀，追求和谐理念，自由全面地发展、丰富、张扬普通的人性、平凡的人格。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去寻找、去开拓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路径和空间。

善良，也需要社会的呼应和支持。

当长江大学的学生跪求现场的船主挽救同学的生命，却遭到冷漠拒绝，这“黑了良心”的丑陋一幕，深深伤害着青年学子的心灵，也深深刺痛着社会大众的良知。

几年前南京“彭宇案”发生后，有人便得出结论： “老人倒地不要去扶” ；最近上海的几起“钓鱼执法”案曝光后，有人就开始学乖： “本车拒绝搭载救助”。在相似的困境中，我们是否也有意无意地附和、接受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维？是否已经养成一种对他人生存状态的习惯性冷漠？

善良，还需要制度的激励和关怀。

我们呼唤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这是向着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前进；

我们推进人性关怀的法制建设，这是将社会的底线伦理、基本的道德规范有机地融入法治的建设；我们加快公平正义的制度创新，这是使制度公正和个人诚信、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的

结合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德基础。

我们反思现存的应试教育，有关生命价值的教育几成空白；我们求解城乡的二元僵局，一道看不见的鸿沟破灭着多少乡村青年一生的希冀；我们抵制畸形的财富配置，资本和权力的苟合放大着令人震惊的贫富分化； 我们警惕社会的结构固化，防止过早定型的财富格局和代际锁定，流行的“拼爹游戏”和“二代现象”，迷失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伤害青年真诚的理

想追求，以激励公民更多的责任承担，呵护大众朴素的人性关怀。

呵护善良，就是关怀我们的生活，就是提升人们的幸福，就是缔造社会的前景。

其实，每一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份善良，潜藏着，萌动着，生长着。看一看参与救人的同学吧，他们同样是英雄。深藏着失去同窗好友的悲痛，他们相约，一起照顾英雄何东旭的父母；他们宣誓，要把舍己救人的精神延续下去，勇敢地扛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看一看英雄大学生追悼会上送行的潮涌人流、听一听他们发自肺腑的赞叹吧，“这是新时代大学生的楷模”，“这是年轻生命谱写出的壮美的仁爱之歌！”每一个英雄的壮举，每一次沉重的感动，都是一束薪火，将我们点燃，都是一声鼓点，将我们惊醒。

《半月谈》2009 年第 22 期

从何处拉动消费

高增长出口风光不再，大规模投资不可持续，如何重振经济，转型升级？政府把殷切的 目光、热切的期望寄予最具潜力也最为疲弱的“一驾马车” ：中国老百姓的消费。

当我们从严冬走进暖冬，已经从统计数据中读到了令人欣喜的早春的气息： 居民消费出现明显回升势头。

可是，我们有没有冷静地思考，这回升的是什么样的消费？这一势头对经济的持续稳定

增长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今年的节假日消费分外看好。但这还是常规性消费，其中亦有危机应对中的 “口红效应”、“土豆效应”。因生活的沉重，人们需要增加轻松的消费如文化娱乐和户外活动来自我调节。

因经济的趋紧，百姓更加青睐那些廉价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和打折式购物活动。

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农机下乡，还有农房改造，也是社会看好的消费复苏。每当经济增长出现难题、工业产品开始滞销，政府首先想到的便是农民，虽然农村更需要拉动的是投资而非消费。对于亿万农民来说，政府补贴消费，这是一个惊喜，自然是件好事。只是由于农民的攀比心理，一些地方的“钓鱼工程”，也刺激了部分农户的一些非理性消费。

这种补贴性消费，是艰难时刻的救急之举，十分必要。但是，政策的拉动，有效亦有限。它取决于政府的财力和意愿，是不稳定的，也是不均衡的。住房消费强劲，是被相关部门津津乐道的。今年 1~10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66369万平方米，已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火爆的 2007年销售面积的 136%。

社会的高通胀预期、少投资渠道、强政府顶托，开发商的争抢地王、捂盘惜售、囤地倒地，投机者的暴富冲动、“炒房团”的轮番热炒，开发商、地方政府、银行三位一体利益链的强力驱动，使得房价从原来卖方市场的强势定价，逐步演变为 “人有多大胆，房有多高价”的“喊价”。中国老百姓在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住房租售比面前，一再迷失方向。听一听那些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沉痛的叹息： “买房愁，不买更愁”，“进城容易，落脚太难”，“租房没啥，可孩子不能总是‘黑户’吧？再说，今后孩子怎么上幼儿园、怎么上学？”

高房价压力，使他们个人、家庭的发展空间倍受挤压，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最大障碍。

再听一听 80后青年辛酸的自嘲： “因为房子，我们害怕事业；因为房子，我们不敢创业；因为房子，我们被迫啃老；因为房子，我们不敢养育下一代！”

住房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自是功不可没。但是，房价的恶性疯长，诱导出的是许多普通消费者的恐慌性消费。它是对民众未来消费能力的过度透支，是对社会潜在消费资源的巨大破坏，是对经济发展良性运行的潜藏隐患。

消费给广大民众带来的，本应是快乐，享受，幸福。可是，我们在这种“被消费”的生活境遇中所能咀嚼到的又是什么滋味？

能不能换一个视角思考，老百姓更需要、更盼望的是什么？是自主性消费，是建立在消费能力不断提升基础上的合理消费欲望的自由释放，是建立在稳定社会保障环境中的生活丰富需求的自主选择。

为什么这些年来消费年均增长低于GDP平均增速？为什么消费率自上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 2000 年后急速下降？为什么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马车”多年疲弱乏力？

最根本的，是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孱弱。看一看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居民消费率。2008 国居民消费率为35.3%，是改革开放 30年来的最低点，比发达国家更是低了 30 个百分点。还有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已由 1997 年的 53.4%下降到 2007 年的39.74%，而同期的企业资本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都是持续上升。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利益的分配失衡和收入的贫富悬殊，导致居民消费的阶层分化和城乡分裂，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邪恶泡沫和普通消费者的生存困境。

要强化消费拉动、实现经济转型，不可盲目乐观，还需从长计议，不可饮鸩止渴，还需固本培元。治本之策，还在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重构群体利益格局，在于遏制暴富机制作用下的财富积累不公和社会急剧分化，阻止特殊利益集团生成中的公共资源占有和增长成果攫取，在于强化政府调控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于赋予人民更大的财富支配能力，为消费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让全体民众共同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和真正的社会公

平，实现民众消费能力的稳步提升。

我们欣喜地看到，保民生、调结构、促消费已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政策取向已然明晰，重大举措接连出台。关键在于各项宣示如何落实到位，各级政府如何及时跟进。时下社会热议“神木现象” ：短短几年间，陕北神木县在全国率先推出城乡居民综合养老保险，实施包括高中在内的 12 年免费教育，推出全民免费医疗。放眼全国，经济发展、财政收入超过神木县的地方不知多少，问一问每个地方的执政者：我们在解决贫富分化、建立民生保障方面有过多大作为，在提高居民收入、培育消费能力方面做出多少业绩？

拉动消费，当从这里起步。

《半月谈》2009 年第 23 期

共同拯救我们的家园月 7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童话王国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旨在为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开出“降温”良方。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成为人类面临的生死攸关的挑战。

气候变化超越国界。人类化解安全危机，应对金融危机，未来更大的挑战来自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正危及我们共同的家园。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显示，1998 年至 2007 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 10 年；近百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 摄氏度，地球在“发热”。

随着全球变暖，通过动物传播的传染性疾病将不断滋生蔓延，极地冰雪融化也会释放史前病毒；物种变化加剧，生物物种活动范围的迁移将导致生物链混乱；岛国马尔代夫不得不斥巨资买地整体搬迁，纽约、东京等也将不得不花费数百亿巨资建拦海大坝„„

生态危机产生了“蝴蝶效应”，资源争夺战随之而来，我们的家园将不得安宁。

一个更危险却往往被人忽视的事实是，全球变暖如果进入恶性循环，如果跨越了自然界大规模碳排放的临界门槛，人类将难有生存的空间。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变化，看到了艰辛的努力。我国政府 11月 26 日宣布，决定到 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到 45%。这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国际社会也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要求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但面对哥本哈根大会两大“拦路虎”，即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问题和资金问题，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必须拿出最大的诚意，共同拯救人类的家园。

必须指出的是，在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下，发达国家的减排是公约规定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措施是自主行动。对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应予限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和“发展排放”应予保障。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减排。面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人能够幸免其害。

发达国家应该正视其历史累积排放的责任和当前高于世界人均排放的现实，率先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切实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承诺；发展中国家也应在可持续发展

框架下，根据本国国情，积极采取适当的减排措施。国际社会只有

携手合作，方可有效应对这一事关全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挑战，实现互利共赢。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各国决策者和人民的共识。节能减排，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成为救治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性方案。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低碳不等于低质，不等于贫困，发展低碳经济应为了增进人类的福祉；低碳经济不是烧钱机器，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减少排放，降低成本；低碳不应成为“壁垒”，要警惕少数国家借此向我们套上“绞索” ；发展低碳经济要有科学规划，应制定明晰的“路线图”。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尽管面临发展经济的头等需求，但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从未动摇，行动也从未松懈。我国政府通过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植树造林等领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 2009 年上半年，我国单位 GDP 能耗已在 2005年基础上累计降低 13%，有望实现到 2010 年单位 GDP 能耗在 2005 年基础上降低 20%左右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国 5 年内少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将达到 15 亿吨以上。

发展低碳经济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我们要将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战略选择，作为转变发展模式的“杠杆”，抢占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制高点。拿就业来说，从风能和太阳能利用人员、城市废弃物管理技术人员、碳捕获和储存技术人员，到能效技术工程师、碳排放交易员、生态投资银行家„„在与绿色技术应用直接关联的领域中，就业机会正迅速增长。这是发展低碳经济带给我们的惊喜。应对全球变暖，关乎地球上每个国家和地区，关乎每一个人。全社会都应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加快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随手关灯、步行上班、减少电梯使

用、购买小排量汽车、使用环保购物袋、教材循环利用、废物再利用等行为应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地球不是我们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我们从自己的后代那儿借来的。”温家宝总理在出席第五届中欧工商峰会的闭幕式时引述《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的话，为我们提出了警示，更昭示着未来的责任——共同拯救我们的家园。

《半月谈》2009 年第 24 期

直面非理性维权之痛

一个民主法治不断进步的时代，必定是一个权利高扬的时代。权利只有得到维护，才能显示其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指出，权利只有在持续不断地与否认、侵害权利的力量进行斗争中才彰显其存在，为权利而斗争是每个人的神圣义务。

观察中国当下之情形，在社会变革的猛烈冲击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中，公民的权利意识快速地觉醒并茁壮地生长着。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一系列非理性维权事件却给世人敲响了警钟。为了证明自己身患尘肺职业病，河南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不惜“开胸验

肺”；在上海打工的孙中界为证明自己不是“黑车”司机，一怒之下自断手指以示清白；成都市民唐福珍因抵制房屋拆迁而自焚身亡；宁夏农民工王斌余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还遭到打骂，在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连杀 4 人，重伤1 人。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

一桩桩带有悲剧色彩的维权案件，牵涉对象无一不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最终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无一不是由于舆论的介入，或者推动了问题的解决，或者引发了全社会的深思。不过，如果将目光投向这些“小人物”因维权而付出的昂贵代价，难免让人感到苦涩和悲壮：他们有的已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有的以自残等极端的方式，让身体永远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痛和疤痕。维护权利的最好方式，是每一个人都能点点滴滴、持之以恒地对个人权利反复坚持。作为一个受害者，谁都有权维护自己的权利，但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尤其不应该用 暴力来反对不公正，不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自己也因此付出了极大代价。生命或已逝，权利何所归？一件件非理性维权的悲剧告诉我们，无论是个体性的暴力还是群体性的激烈行为，都早已被证明不是最好的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方式，只有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维权行为，才更容易得到更多的人理解、支持和响应，有理有利有节的维权更有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

当然，面对诸多的非理性维权导致的悲剧，有关政府部门必须深刻反思。事实告诉我们：在一些地方，理性维权已成为弱势群体享受不起的“奢侈行为”，因此，理性维权，不仅是公民所要学习的，相关部门更要为其创造好的条件。公民理性维权的成本必须降低。毋庸讳言，当前过高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让许多维权者在依法维权的道路上望而却步。

以工伤维权为例，有专家计算过，将所有的程序走一遍大概需要3 年 9 个月左右，大多数受伤农民工无法及时得到赔偿，而且很多农民工因为自身法律知识欠缺，导致法律维权难上加难。再比如民工讨薪，要经过多道程序，时间长还未必有效，因此，一些农民工干脆放弃通过正常渠道讨薪，而采取跳桥、跳楼、绑架等极端手段来讨公道。当维权的成本超过了维权者可承受的能力时，一些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自我救济的表达就在所难免。因此如何简化程序，降低维权门槛，降低维权成本，是政府部门当下必须要做的事情。

必须建构弱势群体维权的“绿色通道”。现实生活中，不少地方官员常常把直接向上反映问题的群众视为“刁民”。事实上，这在理念上已经堵死了普通民众的理性维权的通道。

因此，如何让广大百姓更为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心声诉求，如何更为实在地让他们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利，如何避免制度救济通道的失灵，这对于化解非理性维权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必须首先为维权群众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一条明路，解决维权方式、维权思路上的信息不对称；其次，要畅通理顺已有的公共维权的渠道和机制，加大监督问责力度，让相关责任部门在面对群众维权时，不能也不敢推三阻

四、冷漠无情；再次，从体制上找症结。时下，由非法、暴力拆迁所引发的暴力维权事件接二连三。野蛮拆迁方往往是拥有权力和资本的强大团体，遭受损失的一般是普通百姓，而此过程中大多是“开发商在前”、“政府在后”，老百姓处于弱势。这一切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从根本上修改或废除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对于化解非理性维权现象将会起到重要功效。令我们欣喜的是，在民主法治进程中，政府依法行政正大踏步前进。越

来越多的施政者明白了公权力的运行规则——“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知悉了公权力是有边界的，而非“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式的为所欲为。同时，当为打造法治政府而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开始运作，当“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成为头顶利剑时，政府的行为日渐变得规范，“决策前拍脑袋、决策中拍胸脯、出了问题拍屁股”的“三拍决策”行为，正逐渐被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和听取民意制度所取代。

依法行政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和谐。近年来，一些地方屡屡发生因污染项目引发的环境维权事件，从 2008 年厦门 PX 项目引发的“散步”，到 2009 年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市民理性维权前听取民意等等，都表现出公民对国家权力机构的信任，也表现出政府部门对民意的尊重。

我们更愿意看到这样的场景：在理性维权面前，公民与政府实现双赢！

第二篇：《半月谈》半月评论2008——2009

2008 ~2009【半月评论】

大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半月谈》2008年第1期 【半月评论】

200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的农业农村工作，重点研究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安排部署2008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显然，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基本方向，当务之急是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关键之举是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根本之策是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立足当前，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是突出亮点；长远来看，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始终是“三农”工作主调。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看，过去几年成为农业发展最好、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实惠最多、干群心气最顺的时期之一。但农村与城市相比发展滞后，农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效益偏低，农民与市民相比收入偏低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不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一段时期农产品价格受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持续出现结构性上涨。为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全面通货膨胀，必须稳定农产品生产，稳定农产品价格，稳定农产品市场，进而稳定人心、稳定社会。中央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强调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表明中央切实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农业自身发展来看，现代农业是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必须强化基础建设，发展现代化装备的生态农业；现代农业是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必须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成为高效农业；现代农业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必须保障13亿以上人口的粮食安全，并成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途径。我国农业面临资源约束越来越大、质量建设，狠抓农业机械化发展，狠抓生态保护和建设。不仅指明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抓什么，而且指出了应该怎么抓。中央强调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具体措施是“五个加大力度”，即加大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实施力度，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持力度，加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力度，加大国家扶贫开发力度，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既讲明了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方向，又讲明了投入的要求。

———完善新农村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配套政策。中央继续强调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深化农村改革；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人才支撑，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等；特别强调切实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在工作安排、财力分配和干部配备等方面体现重中之重的要求。

干部换届要树正气刹歪风

《半月谈》2008年第2期 【半月评论】

按照中央的部署，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副省级城市的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在今年上半年将换届完毕。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在开展市、县人大、政府、政协换届工作。为保证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央新近印发《关于认真做好2008年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的通知》，对换届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还联合召开严明换届纪律做好选举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了“十个严禁”的要求。包括严禁采取打电话、发短信、请客、送礼等方式拉选票；严禁托人说情、打招呼，搞串联、做工作；严禁私自散发各种宣传材料，赠送纪念品；严禁以同学、同乡、同事、战友等联谊活动的名义，搞拉帮结伙；

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模范执行党的纪律，严格贯彻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以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各级组织也要切实负起责任来，“禁令”一旦定出来，就要坚决、严格执行，做到“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不能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各地在执行中央规定时，不妨再规定得更详细、具体一些，比如说，什么叫“跑官要官”、什么叫“拉票贿选”，查出来“跑官要官”、“拉票贿选”应如何处理等等，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规范。

做好这次换届工作，最为重要的是，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惨痛经验的总结。在封建社会中，权力被少数人所垄断，要想在用人上不腐败也是不可能的。而今，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谋幸福，用人腐败与共产党的宗旨水火不容。

从根本上说，要使这次换届真正做到树正气刹歪风，提高人民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满意度，提高社会对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把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交给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实现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的常态化。

冰雪无情人有情

《半月谈》2008年第3期【半月评论】

暴雪、冻雨、低温„„连日来，近50年最严重的雪灾席卷我国南方诸省，受灾人

中的大救援在不断上演，乘车返乡的旅客邓坚一家被冰雪封堵，这时孩子突发重症，一辆正在巡查的警车马上将孩子紧急送往湖南省儿童医院救治，在许多好心人的关照下，孩子得救了；湖南省公安厅与湖南省通信管理局协调，每天定时向全省100多万台大客车、大货车的驾驶员免费发送路况信息，省公安交警总队还紧急制作30多万份《恶劣天气安全行车手册》，发放给各个服务区、收费站、执勤岗亭，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

“爬冰卧雪，为的是万家灯火”。在千里铁道线上，在条条公路上，在崇山峻岭间高高的塔架上，在漫天风雪中，战斗在抗灾第一线的干部职工和解放军、武警、民兵预备役官兵，为了每一个旅客的安全，为了千家万户的温暖，不畏困难，不怕吃苦，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乐章。

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批批支援人员从全国各地赶赴灾区，一车车抗灾物资驰援灾区，特别是有的受灾省份和地区，在自身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以大局为重，把电力和大批物资输送到更困难的省份和地区，书写出团结协作的动人篇章。

危难之中有真情，大灾面前见精神。当危难来临的关键时刻，我们总是有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众志成城、团结奋战的精神；总是迸发出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种顽强拼搏、勇于奉献的精神；总是洋溢着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高扬起互助友爱的精神。这一切，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当前抗击冰雪灾害、夺取救灾全面胜利的信心所在。

随着灾情的发展，已经在抗灾一线奋战多日的干部群众依然需要发扬顽强拼搏、勇于奉献的精神，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打好抗灾救灾的攻坚战。

“雪凝血热”、“抗凝冻、保民生”、“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冻了我一个，温暖千万人”———这样一些豪迈口号，响彻在风雪严寒中。在巨大的自然

心态会严重影响领导干部的执政绩效，进而损害我们的事业。

那么，什么样的执政心态才是我们事业所需要的、领导干部应该去努力培养和保持的呢？

首先，良好的执政心态应该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

我国社会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发展的关键时期，所处的环境很复杂，担负的任务很艰巨，面临的问题也很棘手，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此起彼伏，要想实现改革的深化，发展的健康，事业的拓展，领导干部一定要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不因循守旧，不固步自封。像广东、山西等省的领导干部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向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越来越影响科学发展、越来越阻碍事业进步、越来越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一些观念、做法、行为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与强烈的抨击。这充分反映了积极进取的执政心态。

其次，良好的执政心态应该是一种清醒稳健的心态。中国社会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开始进入了盘点调整期。我们固然希望还能一如既往地快速发展，但面对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我们必须意识到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没有经济结构的根本调整，发展最终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出现停滞乃至倒退；面对日益凸现的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没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相应跟进，经济建设不可能永远一枝独秀。对此，领导干部一定要养成并保持清醒稳健的心态，不急于求成，更不好大喜功。前一段时间，云南省省长提出，宁可牺牲一点发展速度，也要守护好云南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江西省省长强调，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否则百姓健康都不保，还谈啥为民造福？这反映的就是清醒稳健的执政心态。

再次，良好的执政心态还应该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心态。我们的事业就像一场接 的老“毛病”依然相当严重，而且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逐渐发作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和谐、不安全的新“毛病”也日益严重。其次是这种粗放而失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全面遭遇环境承载能力下降、自然资源严重不足、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社会冲突增加等生态环境、贸易环境和社会环境恶化的阻碍。因此，经济发展方式非转不可。

客观地说，过去我国经济发展患的这些老“毛病”，跟过去我们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技术水平低下、经济总量小、经济社会长期“紧运行”和人们对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忽视有关系。在一个温饱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的人口大国，不可能不要高速度，在技术水平不高、环境意识不强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不靠高投入、高消耗进而也难免高污染。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经济总量的扩大，中国进入了经济宽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这些老“毛病”就必须要改了。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也做过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通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换取高增长的发展惯性依然严重，从思想上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忽视生态环境成本的倾向还相当严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过度依赖物质投入的问题还十分突出。从投入和消耗来看，投入大、消耗多仍是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例如，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5%，而消耗的资源总量却达到了15%以上。特别是由于我们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名牌，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大量低价开发自然资源甚至严重的环境污染来换取微薄的加工利润，进而成为任发达国家“剥削和无理指责”的低端产品“加工厂”。美国《商业周刊》和国际品牌公司2006年公布的全球100个著名品牌中，美国拥有50个，欧洲拥有38个，亚洲占有11个，而我国却没有一个。我国彩电、手机、台式计算机、DVD等产品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但芯片大都依赖进口。我们不得不把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

1价的核算体系来衡量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只有这“四个关键”一起抓，才有利于解决部分地区发展方式转而不变的问题。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是一场革命

《半月谈》2008年第6期 【半月评论】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获高票通过，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越来越清楚，这就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关键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之所以把转变政府职能提到如此的高度，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建设人民满意政府的现实需要。

政府只有转变职能，才能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我们谈政府职能转变，并不是否认现有一些政府职能的历史合法性与历史必要性。只是政府职能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必然对应着不同的政府职能与职能的侧重点。

以经济建设为例，在全社会经济发展意识不强、发展手段不多、发展主体缺乏的情况下，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集中精力做大GDP，为之去招商引资，去争取项目，是必须做的工作。这也是对社会、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随着市场主体的发育与壮大，政府如果还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搞经济建设，直接参与微观经济运行，就会产生与民争利的现象，就会“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这时，就要求政府把主要精力用到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上去，把主要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尤其是重点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这并不是说政府就完全不关注经济发展，只是不要再去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更不要代替企业决策招商引资上项目，而是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引导和调控经

3坚决不去管，不能因为有利益就去与民争利。值得指出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已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当政府把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要求满足了，在城乡范围内、在全体群众中逐步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自然会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

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讲，相当于政府自身的一场革命，革根植于政府工作人员头脑中不合时宜的思维观念的命；革依附于政府工作人员身上多少年来习惯了的行为模式的命；革虽是不自觉形成但已经让政府工作人员不当受惠的利益格局与利益框架的命。这就势必会有阻力，有障碍乃至有交锋。要化解这些矛盾，除了靠提高认识，提高觉悟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法律保障。我们要通过法律的建设，让政府不能发生“错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缺位”———有什么不想干的就不去干；更不能“越位”———为部门利益和官员利益所驱使。这就是为什么服务型政府、人民满意的政府同时也是法治政府的原因所在。新时期领导干部要有新作风

《半月谈》2008年第7期 【半月评论】2008年04月10日

在3月18日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坦言：“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难在哪儿？难在国际、国内不可测的因素增多，难在物价上涨过快、通胀压力增大，难在如何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胀之间寻找平衡点„„面对经济运行中的多重困难和突出矛盾，中央近一个时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大，政策、措施更加灵活、有效。尤其针对南方冰冻灾害和华北、东北干旱对当前春耕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及时出台了一项项惠农政策，无疑会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农业增收发挥重要作用。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中央的各项精神、任务、要求已十分明确，5的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学习新理论、新经验、新知识，并转化为行动力，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促进事业的发展。

第三，树立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的良好工作作风。领导干部不仅要当运筹帷幄的指挥者，还要当身先士卒的实干家。新时期改革发展建设任务繁重，尤其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控制物价上涨，要破解一系列民生难题，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要促进社会和谐，等等。这些工作中央有明确的要求和部署，领导干部必须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不能让既定目标只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而要扎扎实实地落到实际工作中。

第四，树立民主、亲民的领导作风。领导干部是决策者，要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就必须虚心听取下属和群众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刚愎自用、妄自尊大，只会祸害工作。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干部的领导权是人民赋予的，所以必须亲民、爱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只有这样才能凝聚人心，带领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第五，树立艰苦朴素、情趣健康的生活作风。一个人的生活作风是其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反映，生活作风与其他作风密切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说，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已不是个人的私事。领导干部是社会的骨干力量，是现代化建设的领头人，领导干部的行为举止在社会上具有示范带头作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这16个字，应成为我们领导干部生活作风的行为准则。

总之，领导干部的作风不仅关系到干部自身的形象，还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领导干部只有具备良好的作风，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才能营造和谐的干群关系，形成共建和谐的强大力量；才能增强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推进各项工作，完成目标任务。

7展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

当然，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又是一项承受着自然灾害与市场双重风险的弱质产业。从世界范围看，农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扶持。要提高中国农业“见风使舵”的能力，在中国的现阶段，既要靠农民自身，靠合作社与协会，也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引导。

美国农业生产者今年对种大豆、小麦“感冒”，是因为去年下半年以来，期货市场这两项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期货具有规避风险与发现价格的功能，是农产品市场变化的“风向标”，对改变中国农民“去年什么涨今年种什么”的传统习惯为“未来什么涨种什么”将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已初步形成了小麦、大豆等大宗农产品期货交易体系，让农民得了实惠，但生猪等大宗农产品的期货交易还未正式推出，不利于避免生猪市场大起大落。因此，加速健全农产品期货市场刻不容缓。

即使知道种什么、养什么赚钱，一些农民还是顾虑重重。见了“风”不敢使“舵”，是怕风险太大容易翻船。例如生猪养殖，前年价格大跌，去年大涨，但是很多农民不敢养，担心价格跌，担心猪瘟，担心饲料涨得没边，忙乎一场后大亏。我国政府从2004年开始向农民发放多种种粮补贴，今年更是大幅度提高，而且坚持出台粮食收购最低价，对化解农民的种粮风险、稳定农民种粮积极性功不可没。然而，这和欧美国家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强力培育发达的农业保险相对照，还有很大差距。

提高农民“见风使舵”的能力，仅仅靠他们自身是不够的。今年南方发生冰冻灾害，交通堵塞，贩运户没法进出，导致湘西农民近来调整结构、大栽特栽的椪柑大面积滞销。尽管当地政府在找市场方面想了很多办法，但相当多的椪柑无法采摘，眼看着烂在地里，农民损失惨重。湘西农民的痛楚，实际上是当地椪柑加工能力弱、产业链短酿成的苦果，9表达的是对于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有如儿子对于母亲的那种发自心灵深处的热爱和依恋之情。如今，这种强烈的感情喷涌而出，并赋予了新时期爱国主义精神新的内涵，新的活力。

———爱国主义不再是弱者的抗争，而是一个站立起来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宣示。

翻开中国近代史，经济落后、国力衰微，中国始终处于一种落后挨打的屈辱地位。这使得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始终是一种以弱抗强的态势。而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空前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面对一个欣欣向荣、和平发展的祖国，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因此，当 “藏独”分子和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奥运“圣火”传递之机侮蔑中国时，就从根本上伤害了中华儿女的感情，进而引发了一波波强大的爱国浪潮。

正如一位在伦敦亲历圣火传递的中国留学生的表述：“我们挥舞着国旗，内心从未像今天一样骄傲；高唱着国歌，声音从未像今天一样响亮。想到这里，又想到温家宝总理讲的那句话‘你们在外面记挂着祖国，祖国也记挂着你们’，就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很值得。”

———爱国主义不只是一种激情，也是一种清醒的责任和理性。

经济全球化时代，爱国热情如何表达？中国走向世界的同时，爱国主义如何更有力？热情与理性怎样结合对国家更有利？我们欣喜地看到，海外华人华侨和留学生自发的爱国行动，是那么的睿智、那么的清醒、那么的理性和务实。他们的行动给人鼓舞、令人赞叹。

在护卫“圣火”、与“藏独”分子抗争的过程中，海外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并未诉诸暴力或卷入冲突，而是通过“旗海”和辩论等和平方式表达对北京奥运的支持，对干扰

《半月谈》2008年第10期 【半月评论】 天灾无情人有情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这一刻，北纬31.0度、东经103.4度，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大地震。这一刻，以汶川为中心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栋栋房屋被夷为平地，一个个城镇村庄成为废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这次大地震灾害,其破坏之严重、人员伤亡之多、救灾难度之大都是历史上罕见的。

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吞没了数以万计的生命，毁坏了无数家园。但是，它摧不垮中华民族凝聚不屈的力量与勇气，摧不垮中国人民不畏艰险战胜灾难的斗志与精神。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立即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国务院迅速成立了以总理温家宝为总指挥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并设立由有关部门、军队、武警部队和地方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救援组、预报监测组、医疗卫生组、生活安置组、基础设施组、生产恢复组、治安组、宣传组等8个抗震救灾工作组，其后又根据新情况成立了水利组。

地震发生后不到5小时，温家宝总理就抵达灾区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当天晚上，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号召大家“紧急行动起来，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国家有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抗震救灾工作迅速在灾区展开，近两万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当天到达灾区开展救援，多支专业救援队和医疗队也同时赶到了灾区。

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抢险救灾的重大决策，在最短的时间内调动全国各方的救援力量奔赴第一线，在最短的时间内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地展开了。这表明，我国自施行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后，快速应对突发灾难的机制和能力空前加强。

3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感天动地的举国驰援中，从爱心涌动的无私奉献中，我们看到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灾难使人悲痛，灾难也能激发民族精神，凝聚人民力量。一位网友说得好：“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全世界华人都心系灾区。大家的心在一起跳动、泪在一同流淌。来自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的捐赠款物，其数字每天都在刷新。救灾还在进行，捐赠还在继续„„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在艰难困苦面前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光荣传统。我们坚信，有党中央沉着冷静、卓有成效的坚强领导，有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同舟共济的顽强拼搏，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夺取这场抗震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这场硬仗一定能打赢 《半月谈》2008年第11期

废墟中，又见炊烟袅袅升起；道路旁，晾晒着刚下场的金黄麦粒；田野中，新栽插的秧苗透出一片生命的绿意。劫难过后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区，历经生离死别的父老乡亲，一双双曾经大悲大难的眼睛里透出的是坚毅，是信念：迎接新的一天，重建美好家园。

在刚刚过去的20余天里，面对一场罕见的地震灾害，中华民族进行了一场感天动地的生命大营救。世界见证了中国党和政府以人为本、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守望相助、血浓于水的殷殷深情，见证了灾区人民面对灾难的坚忍、镇定和勇气。“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抗震救灾中迸发出的精神，已经成为全民族永恒的记忆，永远的精神财富。这是支撑我们重建家园、争取一个更好明天的信心所在。

如果说，地震灾难的生命救援是一场速决战，那么，涉及约十万平方公里土地、5望。损失严重的东方汽轮机厂复产了，从废墟中站起的东汽人，新接收了100亿元的订单，向世人昭示了灾区人的责任和力量。北川县曲山镇大水村妇女吴红，这位失去了至亲的丈夫和儿子、失去了家园的坚强农妇说得好：“我现在只想多做事，咱将来的大水村，一定要建得比从前更美、更富裕。”有这样自立自强的人民，什么样的灾难不能克服呢？

有对灾区重建的科学评估、科学规划、合理运筹、精心建设，这场硬仗一定能打赢。人们相信，震后的灾区，必将如浴火凤凰，在重建中新生，人们期待一个更加安全、更有活力、更富生态文明的新汶川、新北川、新青川„„而这一切，有赖于灾后重建的科学规划、合理选址、统筹安排。现在，国家对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已经展开，将按照统筹规划、科学评估、分步实施的原则，在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编制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灾后重建的主要任务。人们希望，这样的规划和重建，要充分汲取汶川地震的惨痛教训，要充分采纳民众的智慧和建议，走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有公开透明的全程监督，阳光赈灾，阳光重建，这场硬仗一定能打赢。这场抗震救灾全程的公开和透明，尊重了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稳定了人心，凝聚了力量，彰显了中国党和政府的自信和坦诚。在今后的重建中，这种公开和透明，也是救灾资金安全有效运用、保证灾后重建干净进行的最有力保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胡锦涛总书记，在灾区一所小学的小黑板上，写给孩子们的这16个字，正是灾区重建家园的要旨所在。有全国人民的爱心和支援，有灾区人民艰苦奋斗、自立自强，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必将变成美好现实。

什邡市蓥华镇镇长梁忠平失去3位亲人，但面对全镇95%的居民房垮塌，近万名群众受灾的重大灾情，他心里最先想到的是群众，始终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

地震发生后，正在上课的什邡龙居小学党员教师刘继军从容面对，沉着指挥，使全班80%的学生得以安全撤离，最后刘继军和几名学生被压在了废墟下，3名被刘继军以身护卫的学生得救了，可他却永远离开了„„

这一组组镜头，令心灵震撼；这一幕幕场景，让泪眼模糊。地震中的每一处废墟上，鲜红的党旗为什么能够高高飘扬？共产党人的臂膀为什么能够力挽抗争？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着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坚强信念。抗震救灾战斗中，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中央领导的亲临前线，体现着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深情。在抗震救灾这一特殊战场上，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他们始终站在抗震救灾的最前列，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群众，真正在抗震救灾中成为排危除险的先锋队。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四川全省各级党组织先后组建各类支援抗震救灾队2.68万个，其中受灾地区1.82万个、总人数151.9万人（党员118.3万人）；非受灾地区组织各类支援抗震救灾队0.86万个、总人数56.3万人（党员52.8万人）。在受灾地区抗震救灾一线的党员干部176.59万人，其中副县级以上干部8.29万人，普通党员干部168.3万人。

这就是我们的共产党人，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先锋，这就是我们的民族脊梁。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哪里最危险，他们就冲在最前面；哪里有困难，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出现，以坚强的党性、崇高的品质，诠释着舍生忘死的共产主义精神和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对党的无限忠诚，书写下无愧历史的合格答卷。87年岁月如歌、信念如山；87载英雄辈出、风范永存。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只有五十几名党员的党发展为今天拥有7000多万

9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建设创新型国家，真正掌握核心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奋力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切实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要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快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激发创新活力，增强创新动力，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创造一批具有核心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的国际著名品牌。要坚持把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作为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科技进步和创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

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迫切需要体制机制创新。要以服务国家目标、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出发点，以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为重点，以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以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重要目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各项配套改革，形成有利于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有利于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既体现中国特色又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要建立健全国家科技决策机制和宏观协调机制，加强对重大科技政策制定、重大科技计划实施、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加快科研布局和结构调整，改革科技成果评价和奖励制度，促进科技资源有效配置。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培养造就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要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关键是人才。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把优

目前，尽管我国的农业科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已达到48%左右，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美国高达81%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85%的成果转化率，相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和广大农民对科技的迫切需要，我国的农业科技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目前，我国每年登记的农业科技新成果有3000余项，但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目前制约我国粮食生产的旱育稀植、平衡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和节水灌溉四大关键农业技术，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诞生并开始在全国农村推广，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关系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技术推广了20多年居然还迟迟没有到位，结果形成了一种农民求之若渴、新技术却始终无法落地的奇怪现象。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不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技推广体系出现了问题。

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类。一是体制性的。一些地方在对原有的农技推广体制进行改革时，使得农技推广体系在一些基层地方“线断、网破、人散”，服务功能被削弱，有的甚至已经名存实亡。体制改革目标不清，使得农技推广的主干力量受损，直接造成了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困难。二是结构性的。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经济走向多元化，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也趋于多元化，由政府主导的单一农技推广方式已经很难适应这一现状。因此，构建适应农民需求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已成为科技兴农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从完善原有的农技推广网络出发，突出农技推广的公益性职能。即便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也都有自己的农技推广队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户以分散经营为主、农民科技素质不高的农业大国来说，建设具有公益性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更是必不可少。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要加大投入，把已经断的“线”接起来，已经破的“网”修补好。当然，这不是简单的接与补，而是要与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联系在一起，3实现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推广形式，建立起一张适应农村实际的农技推广新

奥运见证中国

《半月谈》2008年第15期【半月评论】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主火炬在“鸟巢”点燃。这一刻，熊熊燃烧的奥林匹克圣火照亮了北京的夜空；这一刻，东方古都吸引了来自全世界惊叹的目光。从刘长春孤独一人跑进奥林匹克赛场，到今天中国组成639人的庞大军团参赛；从1908年《天津青年》提出“奥运三问”，到今天中国人真正实现百年梦圆，奥运见证着中国一步步由弱变强，从闭关锁国到全面改革开放，从彷徨失措到坚定自信的整个过程。

“国运衰则体育衰，国运兴则体育兴。”虽然体育运动成绩并不能和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直接画等号，但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人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精神面貌。在中国百年奥运史上，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奥运见证了中国的觉醒和崛起。

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全面走向世界的起点。从那时起，几乎在所有领域，世界都能看到年轻而富有朝气的东方面孔，人们惊呼“中国人来了”！

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重返奥运赛场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甫一登场便显示出新兴体育强国的风采。许海峰手起枪落，获得那届奥运会第一块金牌，实现了中国在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一雪百余年来“东亚病夫”的耻辱。奥运见证了中国融入世界的决心和努力。

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以来，举办奥运会,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竞赛，给各国人民提供了体育、文化、不同思想和观点、不同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交流机

5曾遭遇过不解和疑虑。面对抢夺火炬的暴力行为，美丽的中国女孩金晶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护佑圣火，表现出过人的勇气和力量，也传递出我们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

在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灾难和不幸。5月12日中国汶川发生8级强烈地震，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5月19日至21日，奥运火炬暂停传递，举国哀悼。3分钟的默哀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上，无数国旗在人们手中飞舞，汇成红色的海洋，“中国加油”的声音连绵不绝。“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迅速转化为筹办奥运的实际行动。

奥运也见证了中国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丰富与贡献。

在中国举办奥运会，不仅使奥林匹克精神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得到空前普及，也为当代奥林匹克运动增添了新的内涵。

从“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口号；从奥林匹克教育“同心结”交流活动，到“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大众参与，人们都能看到奥林匹克精神闪耀光芒，深入人心。

2001年北京申奥时，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申奥报告的评语是，“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将为中国和体育运动留下一笔独特的遗产，国际奥委会也相信北京能组织一次出色的比赛”。而现在，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北京奥运会为中国留下一笔巨大遗产的同时，也为奥林匹克精神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兑现了庄严的承诺

《半月谈》2008年第16期【半月评论】

经过百年期待、7年艰苦筹办，8月8日～24日，第29届奥运会在中国北京和6个协办城市成功举行。在中华大地上，中华文明和奥林匹克文明令人瞩目地“握手”，7开放包容中不断接纳西方文化的先进因子，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人在精神面貌、思想观念上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北京奥运会能够成功举办的内在动力。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还是中国文化魅力的充分体现。北京奥运会是体育的盛会，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会。经济全球化令资本和技术在全世界的空前自由流动逐渐成为现实，让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经济上形成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世界正在成为“地球村”。然而同经济因素相比，文化交流更会让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变得活跃、持久和有效。古老的东方文化在盛会中大步走向世界：历史悠久的都城、幽静的四合院、蜿蜒的长城，令人震撼的开幕式———四大发明、五音中国古乐甚至《论语》，中国的民族音乐、戏曲、饮食、建筑、绘画„„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现，不仅让全世界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而且用传统文化追求身心和谐、人际和谐、世界和谐的价值观，给这届奥运会打上了鲜明的“中国印”。

北京奥运会精彩落幕，“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一奥运口号已深入人心，中国通过了“世界大考”，奥林匹克精神广泛传播，东西方文化广泛交流。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的激情相拥，让世界对北京和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筹备和举办过程中，北京奥运会形成了“五种精神”：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这些精神保证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必将促进全国人民今后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丰厚的“奥运遗产”，不仅造福中国，也造福世界。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奥运会在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举办，是世界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奉献。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荣誉属于国际奥

9就提出了要“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大同”思想。这一传统美德，深深蕴藏于民族精神之中，虽历经岁月沧桑而薪火不绝。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高度重视人权保障事业，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进程中，为残疾人提供生活保障和制度安排，致力于维护残疾人的各项权益，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鼓励、帮助、组织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就是中国改善、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的一个有效途径，既能帮助他们康复，也给了他们向社会展示自身才能、促进交流与理解的机会。

残疾人体育，无疑是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一个“坐标”。自1984年以来，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先后举办了7届，并已正式列入国务院审批的大型运动会系列。在国际赛场上，自1982年起，我国组团参加了6届夏季残奥会、2届冬季残奥会、7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6届夏季特奥运动会、4届冬季特奥运动会、4届夏季聋奥会和多项世界锦标赛。中国残疾人运动员不畏困难、奋勇拼搏，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

与此同时，作为全民健身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残疾人群众体育活动也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目前，我国残疾人业余运动员超过200万人，其中参加残奥运动的有150万人，参加特奥运动的有70万人，参加聋奥运动的有60万人。

包括大力发展残疾人体育在内，国家为改善残疾人状况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通过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摸清了基本情况；颁布了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和残疾人就业条例，制定实施残疾人事业的5个五年规划和残疾人扶贫攻坚计划；设立政府残疾人工作机构；建立新型、统一的残疾人组织；进行宣传和公众教育，发展残

1长预计将受到一定影响，进而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经济趋冷的苗头，可能会从多方面影响到居民的消费信心，改变居民的消费预期。考虑到目前买房需求的变化，油价提高和用车条件的变化对家庭买车需求的影响等，应该注意未来消费需求增长放缓、消费结构升级步伐放缓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旦发生，其影响链条很长，会从终端需求逐步向上游产业传递，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比较长时间的调整。

在重视需求总量的同时，还要重视需求的结构，这对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要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可以提高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冲击的能力，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当然也要看到，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是经济市场化、国际化背景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国际分工的客观表现之一。我国当前正处于加快推进工业化的发展阶段，还要高度重视外需的作用，充分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要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投资形成生产能力，提供就业机会，形成收入；消费则形成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二者之间能否保持动态协调，对于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非常重要。

近年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2000年为61.1％，2007年降低到50％。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共同演变规律之一是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双加速的发展阶段，投资率提高，消费率降低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要注意到，我国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中，投资增长率一直很高，2003年至2007年年均增长25.8％。

在资金流动性过剩、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热情十分高涨的情况下，投资扩张的冲动十分强烈。加之财税体制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投资反弹的压力始终很大。在较高的增长水平上，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投资增长高位攀升，引起总需求加速扩张、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就会出现经济过热。还要注意到，历史上多次投资扩张的结果，往往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和产业发展出现严重困难，社会资源大量浪费。因此，对脱离消费支持、导致经济较大波动的投资反弹，必须始终予以高度警惕。

目前，扩大消费的重点首先是保持必要的就业和收入增长。要注意把握好总量政策的力度，针对出口增长的回落，要注意适时调节投资增长速度，稳定总需求增长；要注意企业困难的发展，努力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以及其创新升级的政策、市场和体制条件，注意稳定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另外，要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控，抑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加快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和各类社会公共事业，构建基本生活保障线，减少后顾之忧，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

总而言之，消费、投资和出口是社会再生产活动中互为条件、紧密联系的几个方面，其比例必须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考虑，当前的重点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进而提高我国经济抵御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进一步理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中国农业迎接“资本时代”

《半月谈》2008年第19期【半月评论】

在粮食主产区并购粮食加工企业，与农民合股建立柑橘果园基地、兴建农场、收购养猪场„„近期以来，国际资本在中国农业领域的一系列动作，引起了国内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3产业，控制重要农产品定价权。近几年，跨国公司已掌握我国植物油定价权，教训深刻；下一步，在粮食流通流域也有类似风险，必须及时制定相关的法律，比如规定其股份份额、进入领域等多种办法，防患于未然。

30年来，我们在土地经营制度、农业税费制度、乡镇机构制度、财政补贴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形成了稳定的基本农村制度；今后，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研究农业如何开放，向资本开放、向人才开放、向管理开放„„向一切有利于中国农业发展的要素开放，则是一篇值得认真探索的大文章！三看新一轮农村改革

《半月谈》2008年第20期【半月评论】

2008年金秋10月，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嘹亮号角，随着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吹响，给广袤的田野带来希望，给亿万农民和全体国人带来憧憬。

和30年前的农村改革相同的是，这一轮改革将进一步释放农村生产力，施惠广大农民；所不同的是，改革目标已经从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上升为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使农民真正享受国民待遇并全面维护其各种权益。

推进这场改革，对于执政党而言，既是实践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兑现其实现全面小康，将中国带入现代化的执政诺言。尽管这场改革充满艰难险阻，但中国展现了自信姿态，因为30年农村改革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因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国家财力来支付改革成本。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这一轮改革的目标、原则、关键所在，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部署。古人云“上下同欲者胜”。现在，国家层面的改革蓝图已定，人们非常关心、期待的是实践中各方如何参与、探索，可概括为“三看”：

——新一轮农村改革能否大力推进，要看各级地方政府如何落实中央改革要求。

农村改革初期流行一句话，“上通下通中不通，中间有个顶门杠”，意思是说在中央支持、农民拥护的情况下，“中间”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脑海里“姓社姓资”的筋没转过弯来，惧怕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成为改革的绊脚石。现在，少数地方政府有没有可能再度扮演“顶门杠”的角色呢？人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这是改革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可是有的地方政府认为粮食安全是中央的事，总是琢磨着把耕地腾出来办工厂、搞地产。据国土资源部调查，近年来非法批地案件中，地方政府和涉及政府为违法主体的案件占80%。

比如，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已是人心所向的改革共识，但是有的地方领导还只是专注于城市如何靓化，有钱往城市堆，贪大求洋。有的地方全市一年投入农村公路建设的资金还不及市区一条大马路多。

——新一轮农村改革能否大力推进，要看社会各界是否充分动员起来。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各群体利益平衡而不是巨大失衡的社会。农村改革之初，主要是农民和政府在唱戏。现在的有利条件在于，经过30年改革发展，“三农”问题的化解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和城乡各阶层的利益紧密联系，而农民之外社会各阶层的财富、智力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为社会各界参与这场需要足够资源的改革提供了机会与基础。

在这场改革面前，社会各界都可扪心一问。我们的大中小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可自问，是否为农村履行了培养合格劳动力和人才的职责？我们的媒体可自问，是否把版面、镜头、页面更多地对准了“三农”？ 我们的金融部门可自问，是否按照国家要求创新农村金融，改变过去从农村“抽血”的做法？

5不重走东部地区的弯路，在高水平、高起点上承接产业转移，同样是坚持科学发展，对产业在转移中实现提升这一发展规律的尊重。

———因地制宜，走科学发展之路，这是检视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

其实这些年来，我国很多地区已经因地制宜，走出了适合本地区、本部门科学发展的好路子。去年以来，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国18个地区进行调研。结果表明，这18个地方之所以能取得突出的科学发展的成果，就在于所走的发展路子都有各自鲜明特色。他们有的率先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有的发挥后发优势、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快速崛起，还有的发扬艰苦奋斗精神、通过埋头苦干实现脱贫致富，也有的以新型工业化道路突出重围、实现经济振兴等等。我们仅举两个例子：

浙江省温州市，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以市场取向改革激活发展动力，以促进就业推动全民创业，以商贸兴盛带动工业繁荣，以产业集聚支撑城镇崛起，以构建营销网络创新经济业态，以差异化经营打造品牌经济，以文化创新推动实践创新，从贫穷落后的海港小城发展成为富裕发达的沿海大市，形成了独特的温州发展模式。

山东省寿光市，发挥初始的农业比较优势，由农业起步，创新农业生产方式，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提升经济，靠农业富民，靠工业强市，实现工农互助、城乡互动、工业和农业共同繁荣、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

上述两地的做法可以说是迥然不同，但说明的就是一个道理，反映的就是一个事实，这就是科学发展可以通过因地制宜来实现，科学发展也只能通过因地制宜来实现。

———因地制宜，走科学发展之路，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现在全党正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中央提出这次活动关键在于突出实践特色。如何突出，就是要动脑筋、想办法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在发展的实践中。人云亦云，照抄照搬是对实践科学发展观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偷懒的行为。我们鼓励党员干部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把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因地制宜地体现出来。

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是看把中央文件的条文背得有多清楚不拗口，也不是看对典型地区的做法模仿得有多逼真不走样，而是看是否真正吃透了本地区的特有情况，找准了本地区的特殊问题，用足了本地区的特别优势，顺应了本地区的特定需要。而所有这些“特”，同样需要因地制宜去实现、去解决。

所以，能否因地制宜走科学发展之路，是检验党员干部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是否真正动了脑筋、真正见实效的试金石。

《半月谈》2008年第22期 【半月评论】 坚定信心保增长

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出现大起大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实现这个目标，是贯彻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保障，既是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7百分点。如次集中、大规模，以政府投资作引导和示范，无疑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一记重拳，向世界发出应对挑战、战胜困难、力保增长的强烈信号。

“准”就是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加快扩大投资的同时，还必须在好中求快，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做到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要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上述7个建设重点，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重要领域。加快和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入，对于改善民生、拉动消费、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都具有重大意义。

“实”就是要抓好落实。

抓好落实需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国内外经济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以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

抓好落实还要加强协调。把中央确定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尽快落实到位，建立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形成合力，加强督查，切实抓出成效。要加强投资项目和资金的监督管理，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保证资金用好，发挥效益。

抓好落实更要转变工作作风，真抓实干。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敏锐地发现和把握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关注热点、难点问题，及时研究解决。

第三篇：半月谈1-5月半月评论

一、倾出“洪荒之力”，减贫1000万人

文/李松

2016年是我国向绝对贫困发起攻坚的开局之年，从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相继传来佳音：全年1000万人的脱贫任务超额完成！

这一年，从“深山老林人未识”到“畅通公路达农家”，举国上下立下愚公移山之志，绘制反击贫困画卷。

这一年，从“沟壑纵横穷根难除”到“金山银山天地更宽”，各地干部群众在精准扶贫道路上，信心越来越足、路子越迈越宽。

2016年，扶贫攻坚的首战告捷，成绩得来着实不易。全国为此使出“洪荒之力”。

这“洪荒之力”如此大气磅礴，首先离不开投入力度空前的巨大财力、物力。2016年，我国中央、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首次突破1000亿元。依托水利扶贫，地处三峡库区的重庆锦屏村，山坪塘得到整修，柑橘、龙眼等支柱产业前景看好；靠着高山扶贫搬迁，家住甘肃元山村的董爱娃，告别祖辈居住的破旧农舍，下山办起顾客盈门的“农家乐”，开启一段新生活……

这“洪荒之力”如此所向披靡，离不开社会各界献计献策的“脑力”。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引领下，各地不断拓展脱贫新思维，探索扶贫新路径：打破部门分割，统一“打捆”使用涉农资金；谋划产业化发展，让普通农户不再是市场中随波逐流的一叶“孤舟”；免除抵押物限制，发展小微信用金融，让庄稼人首次享受到金融产品的“雨露滋养”……

这“洪荒之力”如此气壮山河，离不开各级扶贫干部的“脚力”。扶贫就是一道动员令，一声冲锋号。它让全国54万余干部收拾起行囊，重拾优良作风，把脱贫责任扛在肩上；它让各级干部成为扶贫攻坚的实干者、领路人。12.8万个驻村工作队播撒脱贫致富火种，李保国、姜仕坤等大批扶贫先进典型生动演绎当代“新愚公”……

这“洪荒之力”如此生生不息，更离不开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的激发。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贫困群众也在主动参与、努力作为。秦巴山脉深处梨坪村的农民，主动请来高校规划专家为他们设计农房外墙、环村步道，把乡村旅游搞得红红火火；武陵山区花田乡的上千农户抱团取暖，打造有机“花田贡米”品牌，特色效益农业在崛起……

正是各种力量综合发力，最终汇聚成为闯越贫困线的“洪荒之力”！

2016，倾全国之力的脱贫壮举成绩可嘉；2017，扶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诸多“拦路虎”亟待狙击——

一些地方保障兜底能力不足、产业帮扶力度尚弱。在全国现存贫困户中，四成以上属于因

病致贫。不仅如此，因灾、因学、因婚、因房返贫情况也时有发生，新的贫困人口仍在不断出现；

部分地方产业扶贫趋同严重，很多扶贫项目只重视生产环节，对产品深加工、营销、市场信息预警等环节建设“缺课”严重，结果是投入越多、产量越大、风险越高，“头年一哄而上，来年一拍两散”；

尤为严峻的是，一些地方的扶贫工作流于形式和虚浮，造盆景、堆数据、被脱贫频频曝光。随着扶贫政策含金量提高，有的地方还出现了贫困人口“抢贫困帽”的现象；

现在的扶贫攻坚，早已超越单纯解决“有饭吃、有衣穿”的温饱阶段，也不能以人均年收入3000元的贫困线简单衡量，而是要更好地解决贫困人口上得起学、喝得上干净水、住得上安全房屋，甚至是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一系列新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7年扶贫攻坚怎样补齐旧短板，延续好势头？

在宏观政策上，须进一步建立大扶贫格局，将扶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战略，从政绩考核导向、产业功能定位、资源开发利用、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贡献补偿、人才培育发展等各个重点环节发力。

从扶贫操作层面来说，要做到“保障政策要兜底、产业政策要夯实、基础设施发展政策要更给力”，还要聚焦深层次扶贫矛盾，关注精神扶贫、生活习惯扶贫，让贫困群众告别心理贫困、意志贫困。

客观来看，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扶贫攻坚依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最难，难就难在任务重、时间紧迫，必须在既定有限时间内完成规模巨大的人口脱贫；难就难在剩下的人口贫困程度更深，稳定脱贫能力更弱，减贫的成本更高；难就难在贫困问题与发展、生态、社会保障问题相互交织，需要通盘谋划、统筹解决。

在2017年的新年贺词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民之所望，即是施政所向。面向2020年，让汹涌于扶贫攻坚主战场上的“洪荒之力”来得更持久，更猛烈些吧！

二、驰而不息纠正“四风”

文/郭奔胜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党从抓作风切入，以最鲜明的态度、最强烈的意识、最严厉的措施整饬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而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简称“四风”），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反“四风”从思想教育、制度建设、执纪问责等多个方面抓实抓细，取得了明显成效，赢得了社会和群众的广泛赞誉。

但是，“四风”的顽固性和变异性告诉我们，反对“四风”、塑造新风是一场没有时间表的战斗，“四风”与反“四风”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正如中央要求的那样，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必须成为作风建设的常态。当前正值一年初始、春节期间，“四风”问题、节日腐败病易发、多发，各个监督主体更要睁大眼睛、高举戒尺、严防严守，绝不让“四风”问题乘节日之机大行其道。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着一贯的清醒，在纠正“四风”问题上，中央强调要始终立足常、长，始终着眼严、实，始终抓住深、细。

实际上，中央要求全党充分认识到作风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完全是有事实依据的。“四风”问题非一日形成，祛除“四风”更非一日之功。从当前的情况看，大家普遍认同的是，反“四风”问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滋生“四风”的土壤还没有完全铲除，“四风”病症还不同程度存在复发的可能，其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容易不知不觉回潮，而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容易“穿马甲”变异。特别在岁末年初、节日期间，“四风”变异、复发问题尤其需要高度重视。

就形式主义而言，岁末年初各种会议汇报、各种达标评比、各种报表汇总、各种突击检查接二连三地出现。对基层而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一些同志感觉形式主义的东西还是存在；就官僚主义而言，年初正是谋划开局的关键时期，按道理，这个时期各级决策者应多一些下访、多一些调研，但是一些领导干部仍然习惯于会议室里拍板决策、凭经验下达指标，分析问题、了解情况常常靠报表、靠书面材料、靠汇报，机关意识、长官意志占了上风；就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而言，虽然大张旗鼓地享乐和奢靡已经不具备条件，各个监督主体也是火眼金睛，发现了绝对不会放过，但是，节日期间容易在喜庆的氛围中、在互相拜访中、在各种慰问中放松本该有的警惕，明的不敢，就来暗的，大范围的不敢，就来小范围的，会所酒店不敢，就到机关食堂，甚至搞所谓的家庭式聚会，有的把名烟、名酒换个包装照样摆到公务餐桌上，有的搞起了小吃喝、大玩耍，到所谓的联系点去彻夜打牌、消遣，等等。

直面“四风”问题，驰而不息抓下去。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的要求

和毫不动摇的决心。从最近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不难发现，党中央把作风建设始终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突出位臵。《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用专门的段落一一列举了反“四风”重点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明确指出，坚持抓常、抓细、抓长，特别是要防范和查处各种隐性、变异的“四风”问题。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也要求，把纠正“四风”往深里抓、实里做，紧盯老问题，关注新动向，坚决防止反弹回潮。对执纪审查对象存在“四风”问题的，要先于其他问题查处和通报。这些都深刻表明了中央坚决打赢作风建设这场硬仗的巨大决心。

当前，反对“四风”正向纵深推进，关键要抓好落实、巩固成效、扩大战果。发力点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在重要节点上盯紧，比如节假日、岁末年初、黄金周等时段，要找出这个节点上易发多发的问题，早打招呼、早做防范，确保在敏感时点上守住作风建设成果；二是揪住新问题不放，“四风”变异问题时常发生，有关部门要总结典型案例予以警示，同时，通过明察暗访走在“四风”变异的前头，发现一起打击一起，遏制变异势头；三是从体制机制改革着力，继续深化公务接待改革、财经制度改革，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顺机关与基层的关系，从体制上减少形式主义等问题的发生；四是常用执纪问责之剑，用问责来倒逼干部远离“四风”，挤压“四风”存在空间，引导干部从内心深处生长出远离“四风”、抵御“四风”的认识和自觉；五是把作风建设融入各项工作中，一同部署、一同检查、一同监督，让好作风蔚然成风，让“四风”无处遁形。

当然，纠正“四风”要注意区分正常消费和“四风”的界限，在强力反对“四风”的同时，要保护合法合情合理的职工福利和社会交往自由，要把正常的人情往来与“四风”区别开来，防止越界过头，防止生搬硬套。

三、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文/许中科

国内“三期叠加”，全球经济低迷，“黑天鹅”事件频发。中国经济何处去？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次将人们的目光锁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关键词上。

剑指结构性之“危”。

产品供给与消费需求错位。当日益富裕的国人的消费外流，无论“扫货”高档奢侈品，还是性价比高的普通日用品，一些人惊呼：“中国人暴买！”当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面临传统产品需求下降，创新、优质产品供给不足时，企业家直言：从“有没有”到“优不优”，国内消费需求已经升级，但本土企业有效供给相对不足。

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失联”。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部分小微企业遭遇金融机构“雨中收伞”，融资难、融资贵让成长型企业感叹：“有技术、有市场、有前景，就是缺钱。”一些地方实体经济虽苦撑已久，但金融活水可望而不可即。

房地产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失衡。当制造业谋求转型升级，却面临需求下滑、成本上涨两头“挤压”，一些业主转战暴利市场，“干实体，不如赚快钱”。当一些三四线城市楼市库存难去，北上广深等热点城市泡沫难消，“鬼城”与“蜗居”尖锐对比。“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来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声音，引发全社会共鸣。

解决结构性之“危”，我们在“去”与“稳”、“实”与“虚”、“短”和“长”之间，不断寻找新的平衡点。

聚焦结构性之“变”。

曾经，颇具“比较优势”的中国制造驱动经济快速增长。如今，资源、环境约束加大，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后发优势”日趋减少。曾经，一度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一些地方创出经济“奇迹”。如今，此路再也不通，中国经济正进入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的发展阶段。

远离“雾霾灰”，呼唤“天空蓝”，PM2.5的数值牵动人心。如何既要发展，也要生态？一年间，中国依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提高，继续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压舱石”。

一年间，发射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神威〃太湖之光”夺得全球超级计算机排行榜冠军、上海磁悬浮列车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商用高速列车……科技创新“飞天潜海”。一年间，“互联网+”不断刷新人们想象力，电商2.0让“剁手族”乐此不疲；“共享经济”新体验渗入生活，带来多元个性化服务；“知乎”“分答”“喜马拉雅”把知识付费、知识变现玩成了“夏日狂欢”……经济升级亮点频频。

然而，“僵尸企业”僵而不死；“过剩产能”死灰复燃；企业杠杆率过高，政府举债行为亟待规范……从生产到消费，从企业到政府，结构性失衡顽疾让市场资源错配仍时有发生，让转型升级受到制约。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确已成为中国经济巨轮再次扬帆远航的现实羁绊和痛点根源。中央提出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无疑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面向更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深化改革。此次，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重要表述，国企国资、财税、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重要议题，凸显改革统筹推进、重点突破。

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应对新情况的有效办法，抓住了经济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问题交织的“衣领子”“牛鼻子”。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供给侧改革是扩大内需的核心途径。新技术产生新供给，新供给刺激新需求，新需求拉动新供给。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需求升级和供给能力。唯有依靠创新，才能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唯有激励创新，才能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

改革举措“蹄疾而步稳”，改革信号明晰而感奋人心。

满足需求是最终目的。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现今，产品“生命周期”变得越来越短，企业家决不能自豪于曾经辉煌的产品和服务，一定要勇立于产品创新的潮头。

提高质量是主攻方向。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 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我们必须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

深化改革是根本途径。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臵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臵。化解当前制度供给不足，才能获得持续新动能。

四、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文/王建

春节刚过，《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新世纪第14个关注“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立足“三农”发展新形势，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工作主线，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新思路，为做好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2016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持续向好，在较大幅度调整结构和部分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2万亿斤以上。但不可否认的是，农业仍是经济社会发展突出短板，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不减。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4年关注“三农”，释放出了明确的政策信号，那就是“三农”问题仍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仍会毫不动摇地坚持重农、强农、惠农的政策。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和矛盾。过去几年，我国粮食产量不断增长，但与此同时，粮食进口量也不断增长，不少国产粮食积压在库，导致粮食库存量不断增长。这种“三量齐增”的局面，反映了当前我国农业品种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竞争力不强等突出问题。

此外，我国农业还面临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生产成本“地板”抬升、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等新挑战。过去，我国农业发展比较注重数量增长，过度消耗土壤肥力和地下淡水资源、滥用化肥农药来追求增产。农业资源长期透支、过度开发，资源、环境两道“紧箍咒”

越绷越紧，拼资源拼投入的传统老路已经难以持续。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挑战，中央一号文件坚持问题导向，调整工作重心，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的历史时期农业农村工作主线，抓住了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牛鼻子。

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增加有效供给。当前我国农产品供给大路货多，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从供给侧的角度看，就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更加突出的位臵。加快调优产品结构、调精品质结构、调高产业结构，促进农产品供给由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质”的需求转变，以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提高我国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结构调整，并不是简单的少种点什么、多种点什么，或寻求总量平衡，而是涵盖范围广、触及层次深的一场全方位变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调整结构、调整布局，又要转变方式、创新机制；既突出发展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是破解当前农业供需结构失衡的必然选择，又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正如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改革的核心，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业农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等。总的取向，就是在“三农”领域充分发挥市场配臵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近些年，我国已经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相关改革尝试。2014年，国家启动了新疆棉花、东北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2015年，国家又取消了油菜籽的临储政策；2016年，玉米临 储政策也不再实行，采取“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新机制。这些改革成效初显，增强了人们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信心。

农业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虽然开了头，但需要在发展目标上再聚焦，在工作路数上再理清，在政策举措上再加力。为此，中央一号文件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面发力：优化产品产业结构；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壮大新产业新业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只有在牢牢守住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题这三条底线的前提下，做好迎接阵痛、攻坚克难的准备，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整个供给侧改革当好先锋、提供支撑，才能开辟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境界！

五、稳中求进开好局

文/郭奔胜

一年之计在于春。伴随着春天的脚步，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正迎来谋篇布局、抓好落实的重要时刻。尤其是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事关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重要指标、重要安排、重要措施将密集出台，这必然会清晰地勾画出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间表、线路图和任务书，更加精准地指导全国各族人民，按照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各项工作取得良好开局。

形势是最好的教科书，任务是最响的冲锋号。任何工作都需要从形势和任务上找到对应点、找准发力点。

今年是极其重要的年份，我们党将召开十九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十三五”规划进入关键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入深化之年，我国还将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重要国际会议。

可以说，今年大事盛事要事喜事多多，当然，风险点敏感源复杂性也会多多。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处在特殊的年份，越是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形势，越是肩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越需要“稳”字当头，沉着应对，谋定而后动。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足够的清醒认识、足够的能力储备、足够的耐心毅力去迎接更大的挑战，取得更大的成绩。

处在开局之际，我们对做好全年工作怀有无比坚定的信心。这个信心来源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来源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巨大牵引，来源于全面从严治党所带来的崭新的党风政风，来源于全国各族人民努力拼搏的坚强意志，来源于两会共商国是所凝聚起的磅礴力量，来源于稳中求进开好局的高度自觉。

稳中求进开好局，形成共识是前提。

针对可能存在的各种矛盾和挑战，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把握什么样的节奏，实现什么样的应对预期，这些都需要各方面形成坚固的共识。这个共识既包含着稳中求进的方向，也包含着攻坚克难的办法，更包含着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这个共识既要体现在“稳”上，即在稳政策、稳方向、稳节奏、稳预期等方面步调一致，也要体现在“进”上，即在抓好落实、提升效益、提高质量、开拓创新等方面实招迭出。

稳中求进开好局，凝神聚力是基础。

在复杂条件下，“稳”得住和“进”得了，既需要定力，更需要能力。要实现全年工作的稳中有进，单靠哪一个方面、哪一个环节、哪一个层级是很难完成的，需要千方百计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激发起全社会干事创业的激情。人民的智慧既需要伟大目标来凝聚和激发，更需要通过各种制度设计来源源不断地汇聚，代表委员齐聚一堂、共商国是是如此，各级党委政府在决策中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也是如此，各种探索和总结推广更是如此。

稳中求进开好局，沉着应对是关键。

开局决定全局，起步决定全年。从今年开年的国内外环境来看，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年可能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挑战。但是，只要我们牢牢抓住“稳中求进”这个原则，时刻把住“沉着应对”这个关键，那么就一定能够取得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良好效果。

稳中求进开好局，深化改革是重点。

深化改革是解决重大问题的金钥匙。今年的工作无论是实现“稳”，还是实现“进”，都必须把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做实。按照中央的统筹部署，这几年推出了不少改革任务，有些改革已见到实效，人民群众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有些改革已挺进深水区，正面临关键一役；有些改革刚刚破题，还需要持续深化推进。事实上，深化改革既是开局的任务，也是实现良好开局的路径。开局好不好，重点要看改革抓得好不好。开局如此，全年工作也是如此。

稳中求进开好局，良好作风是保障

所有工作都是实干出来的，开局工作也不例外。在稳中求进中为全年工作打好基础、迈好步伐、谋好全局，良好的工作作风是保障、是条件。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四风”的深入人心，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持续带动社会风气好转，“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康营商环境不断形成，民心民意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党心民心得到了极大的凝聚，这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支撑。我们要紧紧抓住作风建设这个牛鼻子，用实干的精神、实在的措施、实际的行动来落实好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扎稳打，开创新局。

当然，稳中求进开好局，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带个好头，做出示范，尤其在实干精神、科学判断、执行政策等方面，领导干部要不断调优精神状态，不断提高预见能力，不断增强法治意识，全力当好稳中求进开好局的“火车头”“领头羊”！

六、脱贫攻坚一定要扎扎实实

文/杨玉华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这一庄严承诺，再次向世界传递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坚定决心。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2016年脱贫攻坚再传捷报，全国又有1240万人告别贫困。从2013年到2016年，我国连续4年每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超过1000万。

数字背后是巨大的努力。2015年底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来自中西部22个省区市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与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超过200万人参与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超过50万名各级干部进驻贫困村；发达省市对口帮扶、企业社会携手努力，“众人拾柴”“聚沙成塔”，汇成一股股扶贫攻坚的“巨能量”，交出一份份脱贫摘帽的成绩单。

然而，决战脱贫攻坚非一时之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脱贫工作还不同程度存在着形式主义和作风漂浮的现象。有的地方热衷纸上扶贫、嘴上扶贫、电话扶贫，写在纸上、念在嘴上的扶贫办法“无数条”，落在实处的举措没几条。有的地方患有脱贫急躁症，盲目追求扶贫政绩，搞注水脱贫。还有的地方胸中无数，一味埋怨扶贫对象，仍然习惯大水漫灌、“手榴弹炸

跳蚤”。

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辽宁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脱贫攻坚一定要扎扎实实，我们的时间表就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几年时间，不要脱离实际随意提前，这样的提前就容易掺水。

这是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最新精神，极有针对性、指导性。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深水区”和“关键期”。随着脱贫攻坚不断深入，扶贫工作剩下的往往是“硬骨头”“老大难”。这需要我们拿出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和超常规的力度，扎扎实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扎扎实实脱贫攻坚，就是要下“绣花”功夫。脱贫攻坚等不得，也急不得，要克服急躁症，摒弃盲目求快和提前脱贫的冲动，防止萝卜快了不洗泥，出现扶贫造假，经不住历史检验。“绣花”讲究针脚细密平整，脱贫攻坚同样需要精准精细，扶持谁、谁来扶、如何退，全过程都要精准。特别是对一些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户，传统的扶贫方式未必有效，须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的“靶向治疗”，方能拔掉穷根。只有扶贫的“针脚”缝得准、织得密，脱贫攻坚才能不留空白点，绣出全面小康社会的美好蓝图。

扎扎实实脱贫攻坚，必须正视贫困发生的反复性，防止边脱贫边返贫。事实上，脱贫后返贫的现象并不少见。面对疾病、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贫困的乌云可能随时会卷土重来。因此，在脱贫减贫之后，如何“扶上马送一程”，如何变输血为造血，是防止返贫的当务之急，也是确保如期完成减贫目标的关键所在。目前国家政策已经明确，脱贫不脱政策，对于2020年实现脱贫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现有的国家政策仍可享受，防止返贫。一些地方在传统的产业扶贫之外，还探索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等新模式，重在激发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也取得了不错效果。

扎扎实实脱贫攻坚，各级干部要把责任担当扛在肩上。过去一年的脱贫成绩单，正是全国各地各级干部冲在一线、干在实处的成果。可以说，脱贫攻坚是对各级党员干部的一场大考，考出党性也考出忠诚与担当。进一步增强各级党员干部脱贫攻坚的信念，稳定和充实贫困地区党员干部队伍，是决战脱贫攻坚的重要保证。要选派好驻村干部，保持基层扶贫干部相对稳定，保持工作连续性和有效性。现在所有扶贫地区的领导干部都要坚守岗位，要保证人员的稳定。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如今，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生态扶贫、电商扶贫等一系列脱贫攻坚新探索、新实践正在各地涌现，取得了巨大成效。现在，我们需要把相关工作做得更细致一点、更扎实一点，使脱贫攻坚之路走得更稳更好。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定 能攀越决战贫困的高山，一定能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七、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文/郑汉根

4月6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友好、长时间的会晤，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就中美双边重要领域务实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是积极和富有成果的。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扩大互利合作领域，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

加强合作，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习近平指出，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特朗普表示，美方将同中方开展合作，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和问题，使美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美中关系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回首中美关系，合作居于主流。

中美关系正常化45年来，两国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得到了历史性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实际利益。中美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截至2016年底，中美双方贸易额已增长到5196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700亿美元。中美已经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两国人民都从中受益良多。

迄今，两国已建立起涉及多领域的90多个政府间对话合作机制。两国关系的民意和社会基础也越来越深厚。中美目前有47对友好省州和215对友好城市,平均每天有1.4万人次来往于太平洋两岸。

当前中美关系，合作贵在尊重。

由于中美在制度、文化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两国关系在发展进程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此次海湖庄园会晤，习近平再次强调相互尊重：“我们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拓展贸易投资、外交安全、执法网络、人文交流等广泛领域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让两国人民从中美关系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中美元首这次会晤进行了长时间深入沟通，加深了彼此了解，增进了相互信任，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建立起良好工作关系。

展望中美关系，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扩大内需，中国经济将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美加强经贸合作前景广阔，双方要抓住这个机遇，推动双向贸易和投资健康发展，探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

除了经贸合作，双方要共同努力，不断增进两军互信和合作。双方要保持两军各级别交往，继续发挥好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亚太安全对话等对话磋商机制作用，用好将建立的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新平台，落实好双方已经商定的交流合作项目，用好并不断完善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大互信机制。

执法合作也是未来重要合作领域。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美方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贩毒、拐卖儿童、洗钱、网络犯罪、有组织犯罪等各种形式的跨国犯罪。中美在维护网络安全方面拥有重要共同利益。双方要利用好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机制，共同推动和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中国正在全力反对腐败，希望美方在追逃追赃方面给予中方更多配合。

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地基。双方应该加强人文交流，扩大两国人民友好往来，推动校际合作，促进旅游业合作，拓展艺术交流，加强体育合作，开展医疗卫生合作，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给中美关系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更多正能量。

深化以上各领域友好合作，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将发挥作用。要充分用好新建立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4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要做大合作蛋糕，制定重点合作清单，争取多些早期收获。

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要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共同推动有关地区热点问题妥善处理和解决，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可以相信，“和而不同”“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等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的理念，将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产生越来越积极的影响。有理由相信，只要中美双方拿出历史担当，增进相互信任，深化友好合作，就能把中美关系的大厦一层一层建设好，使之更牢、更高、更美！

八、治政务失信须法律亮剑

文／郭奔胜

最近，有媒体报道有地方政府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引起舆论哗然。从有关部门披露的情况看，基层县区政府被列入黑名单并非孤例。而除了司法部门公开披露的“黑名单”外，老百姓心中也有一个“黑名单”，这个名单还包括那些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中不讲道理、不讲诚信、不讲法治的政府部门。

这种政务失信现象亟须引起高度重视，而治理之道关键在亮出法律之剑。

不可否认，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意识大大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扎实成效。

但在具体行政管理过程中，还是有部分地方政府未能时时、事事、处处做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履职，而是习惯于拍脑袋、以言代法、以红头文件代替法律、越界行政等等。

有的地方在拆迁征地过程中，常常因政策不透明、评估不公正、补偿不到位，导致一系列矛盾纠纷。更有甚者，少数地方政府不拿信用当回事、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政策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决策主观随意、因人而异，新官不理旧账。少数地方政府不顾财力，盲目铺摊子，在企业垫资施工后，却以种种理由欠钱不还。

政务失信现象背后，究其根源，一方面是政府组成人员的法治意识还不够强，以权压法、选择性执法时有发生，没有从源头上做到依法行政；另一方面，监督公权力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政府的权力存在跑出法律轨道的偏门、暗门。另外，一些地方政府管理的事情仍然过多，职能边界模糊不清，一些非法定职责常常成为政府行为失信、失范的重灾区。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和重要环节。个人看社会，社会看政府，社会诚信大厦和法治大厦能否真正建立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政府诚信程度和法治意识。

政府与社会、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政府承担着行政管理、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服务等基本职责，政府对待法律的态度直接影响着社会对待法治的态度。

一个地方，如果政府在守法、敬法、护法上做出表率，那么这个地方的法治环境建设就有了方向标，相反，如果政府在行政行为中带头违法、越法、乱法，那么这个地方的法治环境就会遭受严重污染，社会诚信体系也就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那些因失信、乱法而被司法部门列入“黑名单”的地方政府，是“强势”破坏法治的恶例。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进程中，政务失信与时代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其行为让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对当地的法治建设也会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在诚信和法治建设上，个人、政府、社会需要同向发力。就政府而言，这个发力不仅体现在主动带头建设好诚信和法治上，也体现在主动接受监督，尤其在失信、乱法后必须依法接受惩戒。

我国法律提供了“民告官”的法治渠道，这为公民和社会监督政府提供了法律途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政府负责人也主动应诉，这充分表明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政府的法治意识同向成长。

现在，有法院依法公开监督政府履行法律义务，其意义不限于曝光了一个地方政府，更是向全社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社会各方面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谁违反了法律，谁就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少数地方政府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导致受到失信惩处，带来一系列法律后果，这充分彰显了法律的权威、法治的力量。在法治时代，这样的依法监督政府现象应成为一种常态。

大量事实表明，把政府的施政行为持续规范在法治的轨道，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首先，要不断教育各级政府公务员，依法行政是做好政府工作的基本要求，必须自觉抵制乱作为、滥作为；

其次，加大司法介入惩戒政务失信行为的力度，像对待自然人或企业那样，让那些地方政府“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第三，加大对政务失信行为或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强化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第四，把政府的失信行为或违法行为与具体的决策者、管理者的去留得失挂起钩来，无论是集体决策还是个人拍板，都要对结果负责，一旦发生失信、违法问题，必须担法律责任。

总之，要千方百计让法治思维、法治意识从行政决策源头、从每一位公职人员的心中生长起来，确保法律为守信者撑腰，向失信者挥剑！

第四篇：2010半月谈1-8期半月评论01

《半月谈》2010年第1期 【半月评论】拒绝“城市二元化

城市化，在当下中国人的脑海中，有着特别丰富的想象。

它是引领现代化巨轮远航的飘扬的旗帜，它是撬动全球化大国崛起的神奇的支点，它是普通中国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一个璀璨的梦想。

在中国应对后危机时代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际，城市化又被赋予特殊的使命。

可是，当我们激情澎湃地去鼓呼、去追赶、去推进的时候，有没有思索过、诘问过：城市化的真谛、城市化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城市化、为谁的城市化?

聆听各级政府宏大叙事中的城市化构想，投身今日中国呼啸前进的城市化浪潮，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应当警惕的，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指数，而是城市化的内质和价值。

许多地方正铺开改天换地的“新造城运动”。乡村城镇化、郊区城市化、县城城区化，由此引发了紧锣密鼓的“圈地运动”，更有暗潮汹涌的“圈县运动”。可是，如果脱离制造业服务业的支撑，仅仅靠爆炒房市股市做大资产泡沫就能举托新城崛起?在城市空心化的格局中，新市民生存发展、就业谋生的机会在哪里?

许多地方正热衷经济增长的“新城市拉动”。意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进城打工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消费升级，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创新。可是，在城市GDP化的偏向中，百姓消费的基础是什么?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建制的扩大、土地的圈占和人口的膨胀，城市功能的开发，公共空间的拓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福利的普及与提高，如何及时跟进?

许多地方正推进城市经营的“新地标活动”。政府一味追求“现代城市形象”：更高的楼房，更豪华的商务区，更宏大的花园广场，更具动感的都是韵律……令人目眩的种种商业地标、产业地标、文化地标，往往变成造价惊人的工程，变成财富和技术的炫耀。可是，在城市化泡沫化的幻象中，普通人的地位和尊严如何提升?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是一种新的发展，人的创造力量的解放和财富源泉的涌流；是一种新的生活，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是一种新的文明，人的道德精神的进步和人文价值的升华。

城市化的灵魂应是以人为本。践行以人为本的重心在哪里?在于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于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我们的城市化除了要努力开掘“管理者的财源”、打造“投资者的乐园”，更当努力建设“劳动者的家园”。

看一看身边的城市化浪潮，我们应当警惕：不少城市借助于区区一纸户口登记的户籍改革，借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便拥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失地农民。当城市化难以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有效的福利保障时，“失地”和“变市民”更可能换来的仅仅是无业市民的身份。

还有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者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

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们亦当清醒：交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机动车对路道资源的一再扩张，是自行车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挤占、被压缩，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断然取缔。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是一个恰逢低碳社会到来、无法重复美国消费故事的国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仍是我国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还难以进入“有车一族”，他们日常的出路又在哪里?他们行走的路权如何保障?

房地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热，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房价对普通百姓的重压和裹挟。有业内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问题。当时希望通过经济适用房既解决百姓住房，又拉动经济增长，却出现了有钱人买了多套经济适用房，有的城市还没有廉租房的政策。后来，国家下达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结果也基本踩空，从而造成民生住房体系的严重缺位。于是，我们在一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社区围墙，成了贫富的“楚河汉界”。

还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和地产与名校牟利的“勾兑”，文化设施建设中竞相攀比的豪华和风格样式的崇洋，道路环境整治中对马路摊点的清理和对“美丽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剧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艰辛。

当我们还在问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艰难求解之时，一个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图像又已隐约浮现。

这里，有城市的财力问题，有发展的阶段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径选择。

人民城市，应当人民做主，人民创建，人民共享。

《半月谈》2010年第2期 【半月评论】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坚持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党中央前不久颁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专门就扩大干部提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民主程序是干部工作的生命，缺失民主程序的干部选拔工作不仅是没有群众基础，而且贻害无穷。任何事物在发展进程中，都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近年来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随之却出现了一些“拉票”现象。“拉票”行为破坏了干部选拔工作的正常秩序和民主的真实性，影响极坏。因此，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这个毒瘤，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干部工作的重点。

所谓“拉票”就是在干部推荐过程中，打招呼或者暗示具有推荐资格的一些同志投票推荐自己，从而使自己达到升迁的目的。这种靠“拉”，不靠“干”的行为，不符合党的干部任用工作原则。如果纵容这种行为，就会形成一种误导：“干得好”不如“拉得好”。有些人平时不是把心思用在干好工作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关系上。整天吃吃喝喝，工作上马马虎虎，关系方面却是左右逢源。随着打击和查处“拉票”行为力度的加大，“拉票”行为从原来的赤裸裸地进行，转变成了悄悄地进行。拉票者把工夫用在了“诗外”，用在了平时。

变换花样的“拉票”行为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是在日常工作中送人情。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公权私用，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做老好人，搭顺水人情。甚至，明明是正常的工作，也要暗示对方对自己心存感激，让对方背上人情债。这种人对上如此，对同级、下级也是如此。可

以想象，以这样的态度和工作出发点，能不耽误工作和事业！当然，在这种人看来，耽误工作和事业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的选票不能丢！他们认为，坚持原则，不光得罪人，还丢了选票，没有群众基础，你干得再好也是白搭。更何况，评价有些工作好与不好没有硬性指标，对这种人来说，上下拥护，大家“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依靠手下亲信帮忙。手下培植几个信得过的人，平时在有意无意间帮自己鼓与呼，往自己脸上烫金。这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有一条共同的“利益链”。这些“抬轿子”的人，一般都是领导干部的亲信，都是靠依附某位领导受提拔重用的，平时领导信任，关键时刻为领导挺身而出。这些亲信们时时处处维护领导权威，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方方面面搞好关系。这种行为看起来是无可厚非，实际上在拿组织原则做交易，他们是在用公权为上司争取“票仓”。

三是在亲朋好友中搞感情投资。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它对权力起到了约束和反制作用。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有些人为了职务升迁，总往领导家里跑。如今，情况有点变化，他们的亲朋好友们平时也会主动“出访”，走家串户送出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事实上，对于这种感情投资，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去的人家，一定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手中有选举权的人，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自然不会享受到如此待遇。

四是“大款朋友们”出面保驾护航。这些年，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屡禁不止。在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往往是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出了事，自己也被牵扯出来。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往往神通广大，凭借手头阔绰，他们结交了方方面面的“朋友”，结成了一张张的关系网。到了关键时刻，没有这些大款摆不平的事。领导干部平时结交大款朋友，认真经营关系，关键时刻大款们会异常活跃，到处游说，为他们的领导朋友卖力地争取每一张选票。

上述种种行为，比干部自己直接“拉票”危害更大，这些手段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必须加大力度予以根治。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要防止简单的以票取人。首先，要认真分析、比对，把干部平时的表现和考核获得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科学论证，防止工作简单化、公式化和理想化。其次，要早预防，要建立起防止和杜绝“拉票”行为的相关工作机制，让那些“拉票”者无可乘之机，无可钻之空，无生存的土壤。第三，要加大查处力度，要有钢性的措施，对“拉票”行为决不手软。

铲除毒瘤要下猛药。要从舆论上形成声势，在举措上形成机制，让“拉票”行为无处藏身，没有市场，没有机会。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让被查实的“拉票”者受到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半月谈2010年第3期【半月评论】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

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

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迎接他们，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政府的治理要创新，民间的力量要参与。

迎接他们，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迎接他们，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迎接他们，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但是一个正常、健

康的社会，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企业家、官员、教授——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迎接他们，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他们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舆论场里，他们如同隐士，社会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户籍在乡村，但是很多人没有回乡参加村委会主任“海选”，而在城里他们又往往难以参与政治选举与公共生活。他们应该尽可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来，从而能够理性、大声地表达利益诉求。

第五篇：半月谈2013年第20期 半月评论

不能用形式主义反“四风”

“向我看齐，对我开炮！…„不遮不掩，真刀真枪”。民众从新闻媒体上看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领导带头示范，亲自督导，各地官员高调宣示，自我解剖，推动反“四风”不断深入。

然而，也见也闻一些地方别出心裁，推出种种新招，惹来社会诸多热议——

有群众大会隆重举行，但见主席台上每位预上矿泉水一瓶。领导登台后大手一挥：全部撤下，改以服务员用暖瓶一一倒水；有行政大楼早已落成，一旁闲置，却将人员及时安排挤进别处临时办公场所，以保证合乎标准。

与一些媒体披露的只见程序不见行动的走过场相比，这些地方领导还是不一样，可谓雷厉风行，高调跟进。但就其实质而言，还是抛不掉形式主义，只不过是换了一副马甲而已。这些做法能否真正收到整改成效，赢得民众认可？令人生疑。

这是一种作秀。大概是平时做表面文章做多了，已经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每有机会，便故态复萌，忍不住秀上一把。近些年来，“三公”消费讲排场，比阔气，老百姓多有怨言，自然应该从严治理。但是，这并非是要取消正常的公务经费开支。会场不摆鲜花、不打横幅，这都正常。但让人费解的是，摆上几瓶普通的矿泉水与让服务员倒白开水之间，是否就有一条衡量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界线呢？这让人回忆起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始，就有地方干部在公开场合只喝白开水、只吃自馒头的事情。当然，这类作秀的社会效果并不好，群众背后议论纷纷，最终成为一种笑谈。现在经济发展了，生活提高了，也不必只喝自水吃馒头，让人感觉很不真实。转变作风，还是应该把心思放在如何密切联系群众上。

在不少官员心中，反“四风”被想象成了一次运动。在他们自己总结的“小聪明”中，所谓运动，就是刮一场大风，下一阵急雨，风来草自偃，雨过地皮湿。谁顶风作案，谁自然要冒被拿下的风险：谁真的深挖痛整，谁保不住过后后悔“吃亏”。于是，他们自认为最实惠的选择是搞形式主义，暂时摆出一些花样以图蒙混过关。拿办公用房来说，不少地方是一个局一座楼，而且外表都造型各异，气象非凡。有的领导办公室里还要带上卧室、卫生间，究竟这是办公场所还是豪华宾馆？你是来工作的还是来享受的？前不久，中央下文要求全国党政机关严格清退超标办公用房。他们便临时找个地方回避一下等风头过后再搬回来。如果真的是落实中央规定，那么你搬出的那座大楼为什么宁可一直闲置浪费也不改他用？而且，中央的相关规定几年前便已施行，是否应该过问一下当初超标建设者和审批者的责任？

形式主义顽症难治，主要是因为一些为官者善于把上面布置的各种工作转换成自己的政绩工程。看起来工作力度很大，实际上都是在做表面文章；落实要求表现得雷厉风行，实际上避重就轻。甚至把小题目无限拔高，对小毛病猛药施治，而对一些太阳底下、马路边上的积弊则视而不见，一些举手之劳、吹灰之力的施政也议而不行。这与党一贯倡扬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道而驰，与党的政策规范相去甚远，也直接违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宗旨和要求。

出现这些另类的形式主义，说明有的干部至今对反“四风”认识有偏差，态度不端正。中央要求的是坚持把“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贯穿全过程，是边学边改，边查边改，边整边改，是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行动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用形式主义反“四风”，按照老百姓通俗的但也很精准的说法，就是中央给出的是本好经，可惜被歪嘴和尚们念歪了。

自然，我们不应指望通过一次活动解决所有问题。从眼前看，首要的还是各级干部能不能深刻地去触及感情，触及心态，触及信念，深刻地审视自己，在感情上对百姓的牵挂还在不在，深不深？在内心中所思所谋的是百姓的利益多，还是自家的私利多？在头脑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还有没有，牢不牢？若从长远计，那还得在加强民主监督、构筑制度保障和推进法治建设方面，迈开更大的改革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