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惠诉龙海市民政局离婚行政登记案

第一篇：王丽惠诉龙海市民政局离婚行政登记案

王丽惠诉龙海市民政局离婚行政登记案

【裁判要旨】男女双方申请离婚登记时，一方患有精神类疾病的主张和证明材料。在此情况下，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在审查办理离婚登记时究竟负有何种义务以及如何审查离婚登记当事人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便成为确定被诉离婚登记行为是否合法的焦点问题。【案情】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潘建祝。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惠。法定代理人王亚聪。

原审被告福建省龙海市民政局。

2010年3月17日，被告龙海市民政局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惠和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潘建祝办理离婚登记并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惠和第三人潘建祝颁发L350681-2010-000098《离婚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惠的法定代理人王亚聪不服该离婚登记，向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颁发的《离婚证》。

原告王丽惠的法定代理人诉称，原告与第三人潘建祝于2001年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2002年1月23日生育女儿潘巧琪。2007年间原告流产引发精神分裂症，从2007年年底 原告多次在厦门市仙岳医院治疗，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原告于2009年3月12日至4月27日在厦门市仙岳医院住院治疗，疾病证明书中的检查：……妄想动摇、自知力未恢复，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出院后原告时常到厦门市仙岳医院治疗，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反映迟钝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属于重度的精神分裂症人。为此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多次到民政部门向婚姻登记员蓝辉生反映，特别是在2010年3月17日早上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还带上病历向蓝辉生反映，但蓝辉生却在当日下午，在明知原告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情况下，核发了离婚证。原告方认为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原告处于对其离婚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及离婚后对其生活带来的各种后果不能正常辨认的状况，被告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其管理、审核职能，为双方办理协议离婚手续，并核发离婚证，该行为违反《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等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撤销被告核发的《离婚证》。

被告龙海市民政局辩称，因原告有精神病史，原告王丽惠及第三人潘建祝申请办理协议离婚登记时，被告已进行了劝阻，并告知到法院诉讼离婚，但当事人坚持申请协议离婚。按照《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被告受理了当事人的申请。当事人提供了《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证件资料，且完整有 2 效。原告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被告办证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向原告王丽惠和第三人潘建祝颁发的《离婚证》。

第三人潘建祝述称，原告王丽惠在办理离婚登记时的意识是清醒的，是自愿离婚。

【审判】

一审龙海市人民法院审判决认为，被告龙海市民政局于2010年3月17日为原告王丽惠和第三人潘建祝办理离婚登记时已经知道原告王丽惠有精神病史，在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王丽惠的病情当时已属痊愈的情况下就为原告王丽惠与第三人潘建祝办理离婚登记，并颁发L350681-2010-000098《离婚证》。因原告王丽惠在办理离婚登记时系受精神病性症状支配下，丧失辨认能力，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龙海市民政局的该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四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原告王丽惠的法定代理人请求撤销被告龙海市民政局颁发的L350681-2010-000098《离婚证》，应予支持。被告龙海市民政局辩称办证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向原告王丽惠和第三人潘建祝颁发的《离婚证》，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3目的规定判决：撤销被告龙海市民政局于2010年3月17日向原告王丽惠和第三人潘建祝颁发的 L350681-2010-000098《离婚证》。本案受理费50元，鉴定费1939元，由被告龙海市民政局负担。

第三人潘建祝不服该判决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原告王丽惠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潘建祝上诉称

1、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直接根据龙岩市第三医院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上诉人在办理离婚登记时系受精神病性症状支配，丧失辨认能力，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院未尽审查义务，没有将被上诉人提交的本案的关键证据B5邮寄给上诉人。

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龙岩市第三医院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原告王丽惠办理离婚登记时系受精神病性症状支配下办理的，当时丧失辨认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意见是不客观的。一审法院以一份不客观的司法鉴定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其作出的事实认定不清楚。

3、原审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不能撤销。原审被告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已尽到法定的审查义务，程序合法，发给离婚证书完全合法，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被上诉人王丽惠答辩称：

1、原审判决不存在严重违反程序的情况。《司法鉴定意见书》是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内容客观真实，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对《司法鉴定意见书》 依法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无异议，不存在所谓未经质证的证据。一审法院依法送达了有关证据材料，庭审中上诉人对有关病历资料也无异议。

2、原审判决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司法鉴定意见书》是法院依法委托鉴定的，内容客观真实，上诉人在质证过程中也无要求补充鉴定或是重新鉴定。一审判决认定是能依法成立的。

3、原审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一审判决撤销是正确的。原审被告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其管理、审核职能，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提出的有关答辩人当时离婚登记时精神正常等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龙海市民政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是在庭审中称：如果《司法鉴定意见书》是正确的，则本案的离婚登记行为是错误的，其相信法院判决。

二审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明确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如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原审被告龙海市民政局在受理上诉人潘建祝与被上诉人王丽惠的离婚登记申请时已经知道被上诉人王丽惠有精神病史，且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A9，即厦门市仙岳医院于2010年3月16日出具的疾病证明书，明确写明对被上诉人王丽惠诊断的结果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检查结果及医师意见是：‚……以后在门诊取药维持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可见，原审被告在办理本案的离婚登记时是知道被上诉人目前仍需取药维持治疗。司法鉴定结论也证明被上诉人王丽惠于2010年3月17日办理离婚登记时无民事行为能力。故原审被告在办理本案的离婚登记时，明知被上诉人有精神病史且目前仍需‚取药维持治疗‛，在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已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前提下，便草率地为其办理离婚登记，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和谨慎义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法应予以撤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评析】

本案中，上诉人潘建祝与被上诉人王丽惠申请离婚登记时，提供一方患有精神类疾病等的证明材料，在此情况下，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在审查办理离婚登记时究竟负有何种审查义务便成为确定被诉离婚行政登记行为是否合法的焦点问题之一，及这种审查是形式审查或是实质审查。

一、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办理离婚登记的形式审查原则。这里的形式审查是指当事人提出申请,只要手续完备,材料齐全,符合登记的规定即可准予登记而不考察当事人提供的申报材料内容是否属实,有无瑕疵等。形式审查原则有两点基本要求，一是申请人应当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二是婚姻登记机关只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材料的合法性负有审查责任，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对其真实性负审查责任。因此，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在作出离婚登记之前，对于当事人提交的材料需要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对于符合法定的离婚条件的方可准许登记。当然，形式审查本身并不排斥对某些情形要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实质审查，如办理离婚登记时，当事人应出具双方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对离婚协议书是否为当事人本人的签名或签章；对子女和财产、债务等问题，要求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其真实性，以确保登记的合法性,有着较强的公信力。

二、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在进行离婚登记时的形式审查义务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

（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二）本人的结婚证；

（三）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和第十三条规定：‚婚姻登记管理机 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并按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四十九条关于 ‚婚姻登记员受理离婚登记申请，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查验本规范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证件和证明材料；

（二）向当事人讲明婚姻法关于登记离婚的条件；

（三）询问当事人的离婚意愿以及对离婚协议内容的意愿；

（四）双方自愿离婚且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双方填写《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中‘声明人’一栏的签名，必须由声明人在监誓人面前完成；

（五）夫妻双方亲自在离婚协议上签名；婚姻登记员作监誓人。协议书夫妻双方各一份，婚姻登记处存档一份。‛的规定，就应当依法当场办理离婚证，否则即构成行政作为。而这种审查只能是形式审查，至于离婚协议是否真实地体现双方的离婚意愿和一致协议，是否存在欺诈或者胁迫等行为，是否充分保护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甚至是否存在规避债务等‚假离婚‛行为，婚姻登记机关不必予以审查。

三、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审查职责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的离婚登记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的问题，行政机关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程序，是保证行政实体处理正确合法的重要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受理：

（一）未达成离婚协议的（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三）其结婚登记不是在中国内地办理的。‛根据上述第二项 ‚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的规定，因此这两类人办理离婚不宜适用行政程序，而应适用诉讼程序，在诉讼中必须由监护人代理诉讼。

本案中，被上诉人王丽惠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审人民法院依法委托龙岩市第三医院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也证明被上诉人王丽惠于2010年3月17日办理离婚登记时无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就应当对该特殊情况进行相应的审查，由于精神不正常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根据相关规定，对于离婚登记当事人中存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但是，原审被告龙海市民政局没有尽到审查被上诉人王丽惠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义务，并予办理了离婚登记，违反了法定程序，不符合申请登记离婚的法定条件，原审被告龙海市民政局的离婚登记具体行政行为明显违反了行政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因此其发出的离婚证无效，故对被上诉人王丽惠要求撤销原审被告龙海市民政局为其颁 发的离婚证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关于违反法定程序人民法院应当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作出撤销原审被告龙海市民政局对上诉人潘建祝与被上诉人王丽惠离婚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正确的。

本案还需提示是，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作为结婚和离婚的登记部门，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掌管着诸多家庭的幸福，因此对于登记工作也就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根据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十八条规定：‚婚姻登记员由本级民政部门考核、任命。婚姻登记员应当由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进行业务培训，经考试合格，取得婚姻登记员资格证书，方可办理婚姻登记。其他人员不得从事本规范第十九条规定的工作。‛被告龙海市民政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为被上诉人王丽惠和上诉人潘建祝办理离婚登记的婚姻登记员具有相应的资格，属违规行为并造成违法登记，导致了相关当事人的权益受损，这是行政机关要检讨的首要内容。

综上所述，按照《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的婚姻登记的职责、权利和义务规定得十分明确。本案中的婚姻登记行为如严格按法规审查办理，根本不会有这场官司。

(编写人: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建国 ***)

第二篇：王丽萍诉中牟县交通局行政赔偿纠纷案

王丽萍诉中牟县交通局行政赔偿纠纷案

（《公报》2003·03）

原告：王丽萍，女，44岁，下岗职工，住河南省开封市西郊乡。

被告：河南省中牟县交通局。

法定代表人：耿鲜明，该局局长。

原告王丽萍因与被告河南省中牟县交通局(以下简称县交通局)发生行政赔偿纠纷，向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原告诉称：2001年9月27日上午，我借用他人3台农用小四轮拖拉机，用拖带的两轮拖斗运送31头生猪。路上，被告的工作人员以这3台车没交养路费为由，提出扣车。尽管我声明车上装的货物不能停留，请求把生猪卸下后再扣车，被告的工作人员却置之不理，强行摘下拖斗后驾车离去，致使拖斗内的生猪因自然挤压和气候炎热中暑，共死亡15头，给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500元，其他损失1700元。我向被告申请赔偿，被告不予理睬。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我的一切经济损失。

原告王丽萍提交如下证据：

1.张军明、王老虎的证言，主要内容是：9月27日上午，王相林、王新春、张军明、王老虎四人驾驶3台农用小四轮拖拉机帮忙给王丽萍送猪。车走到西吴村南约一公里处，遇到中牟县交通局地方公路管理所的5名工作人员查养路费。我们说明是农用车，没有养路费。这些人坚持扣车。这时王丽萍说：“你们稍等一会儿，让我们把猪送到党庄村，回来就办理养路费手续。”这些人仍不同意，强行把车发动着开走，我们就在后面追。追到后黑訾村正东路口，我们又和他们协商，让他们开走两台车，给我们留下一台，等我们把猪盘到党庄村，他们再开走这一台。他们不同意，强行把3台小四轮主车从拖斗上摘下开走了。当时正值11时，天气很热，现场没有树荫，生猪在拖斗里挤成一团现场就死亡两头。

2.马书杰的证明，主要内容是：9月27日，开封实业公司来我的养猪场收猪。由于收猪大卡车不能开到小店村；收猪的人通知王丽萍，让她把猪送到我的养猪场。王丽萍送猪到了离我的养猪场二里多路时，3台小四轮车被中牟县交通局地方公路管理所的人开走，装猪的拖斗被摘下放在路边。拖斗一头着地，车身严重倾斜成45度角拖斗内的生猪挤成一团，加之当时气温高达30多度，现场没有树荫，没有水，猪受热严重，当场死亡两头。我叫来一辆农用车，帮助王丽萍先把剩下的猪抬上农用车，再从农用车上抬到两层高的收猪车上，这时又有十几头猪奄奄一息。收猪车开到开封生猪中转站卸车时，13头猪死亡。其余16头猪因受惊吓严重，浑身充血，上海客户看了后拒收，只好在开封市贱卖处理。

3.霍小换的证明，主要内容是：那一天上午十点多，马书杰让我去帮忙往收猪车上盘猪。我开车去了那里，才知道是小店村一个女人的猪。当时天气比较热，我看到有的猪身上都热红了，就赶紧把猪从小四轮拖斗上倒在我的车上，然后再倒装到收猪大卡车上。装车时，我就看到有一头猪死了，被扔在地上。有些猪快死了，我们把它装上了收猪车。

4.开封市郊区动物检疫站证明，主要内容是：9月27日下午3点40分，我站接到开封市西货场中转站张宝红的报检电话，就派吕合星、刘献忠二人到场检疫，发现中牟县王丽萍拉来的29头猪里，有13头已经死亡。经询问和检疫，认定这13头猪是热死的。我站随即给其他猪出具了检疫合格准予运出的证明。

5.开封贸易实业公司张宝红的证明，主要内容是：9月27日，王丽萍卖给我公司活大猪16头1777公斤，每公斤价格是6.60元，卖猪款共计11720.20元，当时付清。

6.刘毅写下的欠条，内容是：收到王丽萍死猪13头，每头死猪30元，共欠390元。

7.收条，内容是：2001年9月27日，王丽萍收到卖猪款11720元。

8.何东刚的证明，内容是：从2001年10月15日至12月27日，王丽萍租用我的出租1

车到中牟县办事往返20趟有余，每趟费用80元，共计费用1700元左右。

9.2001年9月27日的《郑州晚报》，其上刊登当日白天郑州地区最高温度是24℃。

10.王丽萍的赔偿申请书以及中牟县交通局收到该申请书的收条。

被告辩称：(1)我局工作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三十六条、《河南省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查扣了行政相对人王书田、王老虎、张军民驾驶的3台没有养路费缴纳凭证的小四轮拖拉机，同时为三人出具了《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和《暂扣车辆凭证》。我局工作人员是依法行政，行为并无不当。(2)原告雇用小四轮拖拉机运送生猪，与小四轮车主之间形成合同关系，小四轮车主有义务把原告的生猪安全运抵目的地。小四轮未交养路费上公路行驶被查扣，如果因此使原告受到损害，那是车主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原告应当向车主要求赔偿。原告起诉的损害结果与被告的依法行政行为没有直接关系，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理中被告的代理律师又提出：(3)原告用狭窄的小四轮拖斗运猪，每个拖斗内装生猪10-11头，运输途中肯定会挤压，不是拖斗倾斜才造成挤压。扣车时正值秋高气爽，气温不足24℃，扣车地点是通风透光的旷野。在这样的环境下，原告说生猪因中暑死亡，证据不足。再有，扣车地点离原告要去的生猪收购点不足200米，原告本应能设法把生猪送到收购点，却在3个小时以内不采取任何措施，眼睁睁地看着生猪死去，坐视损失扩大，不可思议。(4)原告在党庄村把生猪卖给开封贸易实业公司，所有权已经转移。运抵开封后的生猪死亡，与原告无关，原告不能就此请求赔偿。

被告提交如下证据和执法依据：1.1997年7月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内容是：“燃油附加费征收办法施行前，仍实行现行的公路养路费征收办法。公路养路费必须用于公路的养护和改建。拥有车辆的单位和个人缴纳公路养路费的，由交通主管部门发给公路养路费收讫标志；公路养路费收讫标志应当放置在车辆的明显位置。没有公路养路费收讫标志的车辆不得在公路上行驶。”

2.1995年9月6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的《河南省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内容是：“不按规定缴纳或逃缴、拒缴公路养路费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扣车辆，待其接受处理后，立即放行车辆。”

3.1994年6月6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河南省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内容是：“对漏、拖欠、拒缴、抗缴养路费及未审验的车辆，现场不能及时处理的，养路费征稽机构可以暂扣车辆及牌证，签发《公路养路费违章车辆(证)暂扣凭证》及《交通行政现场处罚决定书》，责令其自被扣之日起7日内到指定的养路费征稽机构接受处理。”

4.《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征通字第16-18号)。

5.《暂扣车辆凭证》(扣字第16-18号)。

6.询问王书田、张军民、王老虎等人的笔录。

7.《交通行政处罚结案报告》(结字第16-18号)。

8.张春香、张秀菊、杜秀花的证明，内容是：9月27日下午，第二稽查队外勤李庆伟送来征收半年养路费的3张单子，每张720元，让我们内勤人员开票。次日下午来了几个人，他们把每车720元的养路费交了，当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我们随即给他们办理了车辆放行手续。

9.胡广玉的证明，内容是：9月27日，中牟县农用车养路费征收站暂扣的3台小四轮，停在我负责的停车场，次日这3台车放行。

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中牟县人民法院调查询问了马书杰、张军明、王老虎、王相林、王新春、吕合星、刘毅、张宝红等证人，各制作调查笔录一份。各证人讲述的内容，与他们给原告出具的证明内容一致。证人刘毅证明，其以每头30元的价格买下13头因受热而死的猪，是用于喂养自己的十几条狗。经庭审质证、认证，中牟县人民法院认为以上证据内容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足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根据以上证据认定的本案事实如下：原告王丽萍是开封市金属回收公司下岗工人，现在中牟县东漳乡小店村开办一个养猪场。2001年9月27日上午，王丽萍借用小店村村民张军明、王老虎、王书田的小四轮拖拉机，装载31头生猪，准备到开封贸易实业公司所设的收猪点销售。路上，遇被告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查车。经检查，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以没有交纳养路费为由，向张军明、王老虎、王书田3人送达了《暂扣车辆凭证》，然后将装生猪的3辆两轮拖斗摘下放在仓寨乡黑寨村村南，驾驶3台小四轮车离去。卸下的两轮拖斗失去车头支撑后，成45度角倾斜。拖斗内的生猪站立不住，往一侧挤压，当场因挤压受热死亡两头。王丽萍通过仓寨乡党庄村马书杰的帮助，才将剩下的29头生猪转移到收猪车上。29头生猪运抵开封时，又死亡13头。王丽萍将13头死猪以每头30元的价格，卖给了开封市个体工商户刘毅。同年11月22日，王丽萍向县交通局申请赔偿，遭县交通局拒绝，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县交通局赔偿生猪死亡损失10500元、交通费损失1700元。

原告王丽萍此次销售的生猪，平均每头重110公斤，每公斤价值6.6元。

中牟县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王丽萍认为被告县交通局的扣车行为给其财产造成损害，在向县交通局申请赔偿无果后，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应当受理。

行政赔偿是一种国家赔偿，只有在符合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前提下，国家才会对行政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行政赔偿诉讼中，解决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是首要问题。

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

一、侵权行为主体，是指谁实施的行为有可能引起行政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规定，能够成为行政侵权行为主体的主要有：1.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2.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3.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4.受行政机关委托的个人。

原告王丽萍指控被告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扣车使其遭受财产损失。县交通局是行政机关其工作人员是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的规定，县交通局符合侵权行为主体这一要件。

二、行政违法行为，是指什么性质的行为有可能导致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以及第五条第(1)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有“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国家才负责赔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仅包括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还包括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领域合理使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明显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构成滥用职权。

张军明、王老虎、王书田驾驶的小四轮拖拉机未交养路费而在公路上行驶，被告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据此事实作出暂扣车辆的决定。由于行政相对人张军明、王老虎、王书田或者本案原告王丽萍都对暂扣车辆决定不存异议，故本案对这一决定的合法性不予审查。

准备暂扣的小四轮拖拉机，正处在为原告王丽萍运送生猪的途中。无论暂扣车辆的决定是否合法，被告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准备执行这个决定时，都应该知道：在炎热的天气下，运输途中的生猪不宜受到挤压，更不宜在路上久留。不管这生猪归谁所有，只有及时妥善处置后再行扣车，才能保证不因扣车而使该财产遭受损失。然而，县交通局工作人员不考虑该财产的安全甚至在王丽萍请求将生猪运抵目的地后再扣车时也置之不理，把两轮拖斗卸下后

就驾车离去。县交通局工作人员在执行暂扣车辆决定时的这种行政行为，不符合合理、适当的要求，是滥用职权。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5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应当确认县交通局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的行为违法。

三、实际损害，是指违法职务行为只有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才会引发国家的行政赔偿责任。这里所说的“损害”，是指人身自由的损害、生命健康的损害以及财产的损害，而且这些损害应该是实际发生的损害。

原告王丽萍的15头生猪因长时间受热受压而死亡，这个实际损害足以构成请求国家赔偿的理由。

四、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职务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可以让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联系。

原告王丽萍的15头生猪因长时间受热受压而死亡，是被告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在执行暂扣车辆决定时实施了不合理、不适当的行政行为造成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暂扣车辆的行政决定是县交通局工作人员自主执行的，因执行措施不当造成的后果，自然应由县交通局承担。

综上，原告王丽萍因被告县交通局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给自己造成了财产损害，起诉请求赔偿，其诉讼请求合法，应当支持。扣除出卖死猪得款390元，王丽萍遭受的经济损失是10500元，县交通局应当赔偿。王丽萍请求赔偿交通费1700元，但其提交支持该请求的相应证据无法核实认证，故对该部分请求不予支持。本案证据足以证明，15头生猪是因小四轮车被扣后，长时间在倾斜的车斗内挤压受热而死亡；扣车地点离生猪收购点远远超出200米，王丽萍在离开车辆运送的情况下，无法保证生猪安全；出售生猪必须经过检疫，王丽萍把生猪卖给开封贸易实业公司，如何履行检疫手续，如何成交，财产所有权何时转移，是双方约定范围内的事务，他人无权干涉；到了开封后发现的死猪也属于王丽萍所有。县交通局关于王丽萍应当向小四轮车主索赔，生猪因中暑死亡证据不足、王丽萍不应坐视损失扩大以及对运抵开封后死亡的生猪没有索赔权等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中牟县人民法院于2002年3月19日判决：

被告县交通局于2001年9月27日上午扣押原告王丽萍借用的3台小四轮拖拉机车头造成王丽萍的生猪死亡的行为违法。

被告县交通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赔偿原告王丽萍经济损失10500元。诉讼费430元，由被告县交通局负担。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比例原则的精髓之一就是在比较公益与私益的大小之后——取大而舍小。通常情况下，公益大于私益，但并不绝对，也有例外。例如本案，三个人未交养路费，每人需交720元，合计2160元。这是国家应该获得的利益。原告的31头生猪按照贱卖的价格是每公斤6.6元，按每头猪110公斤计算，合计22506元。这是原告至少应该实现的利益。两相对比，私益是公益的十倍有余。孰大孰小，清晰明确。采取强制扣押行为，必然会导致间接相对人的损害结果发生，这样的因果关系，正常理性足以判断。执法人员明知损害结果的发生而采取放任的态度，已经构成间接故意。在公益与私益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利大者优先，而并非——公益优先。在本案中，执法人员按照如下两种方式处置是合乎情理和法理的：

1、在时间、人员和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派执法人员跟随欠交养路费的车辆，待其运送生猪完毕，再行扣押。

2、当上述条件不具备之时，宁可放过欠交养路费的车辆，使税费流失，也不能强行扣押。“可以暂扣车辆”（言外之意：“也可以不暂扣车辆”），其实法律已经留出了裁量的空间。这种情况可以归入——执法不能的范畴。这不仅不是玩忽职守，而恰恰是真正领会了法律的本来意图，以国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而真正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第三篇：香港居民蔡文祥诉王丽心离婚诉讼管辖权异议案

香港居民蔡文祥诉王丽心离婚诉讼管辖权异议案

案情

原告：蔡文祥，男，４０岁，籍贯福建晋江市，香港居民，现住香港北角和富道。被告：王丽心，女，３８岁，籍贯福建晋江市，香港居民，现住香港九龙土瓜湾。原告蔡文祥为香港居民，与被告王丽心经人介绍于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按民俗举行婚礼，于１９８１年在福建省晋江市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婚后感情尚好，生育一男一女，两子女随 被告在晋江舍井生活。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８日，被告王丽心以会夫为由获准携两子女往香港 定居。原、被告在共同生活期间，未能正确处理夫妻关系而产生纠纷，造成双方于１９９４ 年１０月分居生活，原告蔡文祥据此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６日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５日，晋江市人民法院以原、被告实际分居时间短，夫妻感情尚未 破裂为理由，判决不准原告蔡文祥与被告王丽心离婚。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４日，原告蔡文祥 再次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诉称：与被告王丽心婚后感情一般，经常产生纠纷，并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分居生活。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６日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被判决不准离婚。判决之后，双方仍分居至今，夫妻已无和好可能，感情确已破裂，故再次 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准予离婚，子女由原告抚养。

被告王丽心在答辩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称：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是原告的重婚行

为。本诉讼案并非一般普通离婚案，它涉及在港的重婚问题，在香港可一并审理。离婚案的 双方当事人及其子女户籍、生活均在香港，应由被告所在地法院受理，以香港法例解决较为 实际；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拥有的共有房屋、物业等，大部分在港、澳，在香港诉讼较为 方便；现已向香港法援处申请离婚，且被接受交法院进行排期。请求将该案交由香港法院受 理。

审判

晋江市人民法院对王丽心的管辖权异议，经审查认为：原告蔡文祥与被告王丽心的婚

姻缔结地在福建省晋江市，本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三十八条之规定，该院于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２日作出裁定：

驳回被告王丽心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被告王丽心不服一审裁定，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诉称：虽然双方婚姻缔

结地在福建晋江，但双方及婚生子女长期居住在香港，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大部 分在港、澳，同时香港法院已接受上诉人的离婚申请。请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晋江市人民法 院民事裁定，由香港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

被上诉人蔡文祥辩称：双方的住所地虽然在香港，但婚姻缔结地在福建省晋江市，根 据有关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婚姻缔结地虽然在晋江市，但双

方及其子女均居住在香港，且部分夫妻共同财产也在香港，为便利当事人诉讼和今后执行，本案应由当地法院管辖为宜，上诉人王丽心上诉的理由可以成立，原审裁定驳回王丽心对本 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该 院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４日作出裁定：

撤销晋江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本案由当事人直接向香港法院起诉。

第四篇：案例六 杨光群诉四川省泸州市规划建设局房屋 行政登记案

案例六 杨光群诉四川省泸州市规划建设局房屋 行政登记案

【案例索引】

一审：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2008）江阳行初字第09号（2008年5月16日）

二审：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泸行终字第31号（2008年11月19日）

【案情介绍】

座落于泸州市江阳区康乐路3号1幢2单元10号88.25平方米的私产住宅用房一套为杨光群所有。2006年3月2日，泸州市房监所向该房屋所有权人杨光群填发了泸市房权证江阳区字第0000104803号《房屋所有权证》。同年3月16日，泸州市人民政府向杨光群颁发了泸市国用第0366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在杨光群与韩家彬结婚前的2006年10月13日，杨光群对其所有的江阳区康乐路3号1幢2单元10号房屋，经泸州市公证处予以公证，公证该房屋为杨光群个人婚前财产，属杨光群一人所有。2006年11月8日，杨光群与韩家彬办理结婚登记，2008年3月4日离婚。

杨光群以自己的泸市房权证江阳区字第0000104803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为由，于2007年12月17日向泸州市房监所申请挂失。该所经查，告知杨光群该房屋已设立了贷款抵押登记，杨光群称自己从未向龙马潭区安宁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也未将自己的房屋设立过抵押登记，请求泸州市房监所注销该房屋的他项权证。泸州市房监所以申请登记的资料齐全、登记符合法定条件为由而拒绝注销登记申请。杨光群不服而诉至法院。

2007年6月28日，泸州市房监所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泸州市房屋他项权利登记申请表》、杨光群、韩家彬的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泸州市龙马潭区安宁农村信用合作社（该社2008年3月26日并人龙马潭信用联社，属该联社的分支机构）向泸州市房监所出具的《房屋现状说明书》和《承诺书》等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经审查，认为符合抵押登记条件，予以 登记，并向抵押权人颁发了泸市房江阳区他字第00054819号《房屋他项权证》。该证载明房屋他项权人为“泸州市龙马潭区安宁农村信用合作社”，房屋所有权人为“杨光群”。

在诉讼中，被告泸州市规划建设局提交的2007年6月27日《泸州市房屋他项权利登记申请表》中，抵押权人签章处盖有“泸州市龙马潭区安宁农村信用合作社”印章，借款人签章处有“杨光群”、“韩家彬”签字并均捺有手印。同日签订的农信高抵借字（2007）第180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载明，贷款人为泸州市龙马潭区安宁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人为杨光群，抵押人为杨光群、韩家彬。该合同借款人签章处为“杨光群”并捺有手印。抵押人签章处为“杨光群”、“韩家彬” 并均捺有手印。同日所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07.180的《房地产抵押合同》中载明，抵押人为杨光群，抵押权人为泸州市龙马潭区安宁农村信用合作社。该合同约定用以上房地产抵押，借款10万元。该合同抵押人签章处为“杨光群”（并捺有手印）和 “韩家彬”。

在诉讼中，原告杨光群称自己没有从事过上述借款、抵押、申请抵押登记等活动，并向法庭申请对《泸州市房屋他项权利登记申请表》、《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上“杨光群”的签名和捺的手印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泸州科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指纹和签名笔迹进行司法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于2008年3月6日作出泸科司鉴中心痕鉴字第1号《杨光群指纹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和泸科司鉴中心(2008)文鉴字第2号《杨光群签名笔迹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送检的署名《泸州市房屋他项权利登记申请表》、《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上“杨光群”三字签名笔迹处印捺的指纹均不是杨光群的指纹、“杨光群”三字笔迹均不是杨光群书写的。发生鉴定费4000元。

龙马潭信用联社以杨光群、韩家彬为被告，于2008年2月 22日向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借款合同，判决被告杨光群、韩家彬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同时申请对抵押的房屋予以保全。龙马潭区人民法院于 2008年2月25日作出龙马民初字第243-1号民事裁定，对该房屋予以查封。该民事诉讼案件尚未审结。

原告诉称：被告在办理抵押登记时所依据的《泸州市房屋他项权利登记申请 2 表》、《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上不是原告的签名和捺印，因此缺乏真实性；同时没有当面核实当事人的身份，当面签字捺手印，属程序违法。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注销《房屋他项权证》。

被告辩称：按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规定，原告与第三人按要求提交了办理抵押登记的所有资料，被告已尽谨慎的合理审核职责，办理抵押登记合法。本案的鉴定结论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因为该鉴定结论与行政登记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请求法院判决维持登记颁证行为。

第三人述称：原告提供的办理抵押登记的资料齐全，权属清楚；被告作为法定的抵押登记机关，在办理抵押登记时，已尽了合理合法的审査；被告依法颁发的《房屋他项权证》，应当受法律保护，从而才能保护第三人的利益。故应维持被告颁发的《房屋他项权证》。

【审判】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泸州市规建局作为房地产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地产抵押登记等职能。《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房屋他项权利登记，由权利人和他项权利人共同申请。《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应当向登记机关交验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或法人资格证明、抵押登记申请书、抵押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可以证明抵押人有权设定抵押权的文件与证明材料等。登记机关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核，凡权属清楚、证明材料齐全的，予以登记。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房地产登记机关只能采取力所能及的实质审查标准，即审查法律、法规规定应提供的材料是否齐全完备，无明显违法情形即可。本案中，申请抵押登记的当事人向被告提供了符合《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要求的文件，被告按照法定程序和法定职责，审查后予以登记并颁证。其已尽到了合法、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其登记行为合法。但由于申请抵押登记的当事人提供的文件中，“杨光群”处的签字和捺的手印不具有真实性，根据《房地产 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申报不实的，登记机关有权注销房屋抵押登记。因此，被告应当履行注销房屋抵押登记的法定职责。《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房屋他项权利登记，由权利人（原告）和他项权利人（第三人）共同申请。本案中申 3 请人提交的材料中“杨光群”的签名和捺的手印不是原告杨光群所为，由此发生的鉴定费4000元应由第三人龙马潭信用联社负担。一审法院于2008年5月16曰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泸州市规建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注销泸市房江阳区他字第00054819号《房屋他项权证》的职责。

案件受理费50元，鉴定费4000元，共计4050元，由被告泸州市规建局负担50元，由第三人龙马潭信用联社负担4000元。

一审宣判后，第三人龙马潭信用联社不服，向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是：

1、原判对《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所述“申报不实”的理解错误。申报不实是指申报的材料是虚假的，无效的。而本案所提交的材料尽管杨光群的签名不是真实的，但材料上其他当事人的签名是真实的。杨光群明知有此笔借款和抵押，不真实的签名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合同的效力也不属于登记机关和行政诉讼审查范围。

2、撤销登记应以民事诉讼确认抵押合同无效为前提，否则，抵押登记被注销，就会出现抵押合同有效，抵押权无法实现的矛盾。本案申报材料的有效性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范围。

3、原判决在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情况下却又判决注销该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导致认定的事实与判决结果自相矛盾。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泸州市规建局辩称：

1、房屋登记申报不实，依法应予注销。上诉人龙马潭信用联社与不是杨光群的人申请房屋他项权登记，所提交的申请表、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不是杨光群的签字，应属申报不实。

2、被上诉人已尽到合理、合法、审慎的注意义务，没有不当行为。由于申请人的身份不真实，才导致登记结果错误。一审判决并不矛盾。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杨光群辩称：杨光群并未向龙马潭区安宁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未与该社签订借款合同和房屋抵押合同，也没有与该社共同申请房屋抵押登记。上诉人龙马潭信用联社也认可申请登记的材料不真实，依法应当注销房屋抵押登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4 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房地产抵押登记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办理抵押物登记，应当向登记部门提供主合同、抵押合同、抵押物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根据《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规定，房地产抵押，抵押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抵押合同。到房地产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该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应当向登记机关交验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或法人资格证明、抵押登记申请书、抵押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地产权证》，共有的房屋还必须提交《房屋共有权证》和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的证明等文件。该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登记机关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核。凡权属清楚、证明材料齐全的，应当在受理登记之日起7日内决定是否予以登记，对不予登记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房屋他项权利登记，由权利人和他项权利人共同申请。该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一）项规定，申报不实的，登记机关有权注销房屋权属证书。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申请房地产抵押登记，必须由权利人和他项权利人共同申请，申请人向房屋登记机关交验的主要证明材料必须齐全并且真实。本案申请材料虽然齐全，但登记申请书和两份合同上的签字以及所捺的手印均不是杨光群本人所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上诉人龙马潭信用联社对此并未陈述形成不真实的原因和理由。上诉人称杨光群明知有此笔借款和抵押，但未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在杨光群不认可的情况下，不能证明是共同申请。一方申请人的不真实应属申报不实。登记机关依据不真实的申请实施的登记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抵押合同是抵押登记的必备条件之一，但不是抵押登记的唯一条件，还需要具备其他法定条件。如果其他法定条件不具备，那么登记行为也不具有合法性。合法的抵押登记行为，必须是抵押合同有效。而抵押合同有效，不等于登记行为合法。本案即使抵押合同有效，也不能证明登记行为合法。一审判决并没有确认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认定合同上“杨光群”签字不真实这一事实。

登记机关巳尽到审查注意义务只能证明其自身无过错，但不等于登记行为必然合法。一审判决认为登记机关“已尽到了合 法、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其登记行为合法”的理由不当，依法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虽然理由有所不妥，但结论并无不当。上诉人请求依法改判的上诉理 5 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08年11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泸州市龙马潭信用联社负担。【法律问题】

1、房屋登记机构无过错的抵押登记行为是否必然合法？

2、注销抵押登记的行政诉讼是否要以抵押合同无效之诉为前提？

3、不动产登记申请是否适用表见代理？

第五篇：王长淮诉江苏省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案

王长淮诉江苏省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案（2011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第9期出版）裁判摘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里的“工作场所”，是指职工从事工作的场所，例如职工所在的车间，而不是指职工本人具体的工作岗位。职工“串岗”发生安全事故导致伤害的，只要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而发生的，即符合上述工伤认定条件，“串岗”与否不影响其工伤认定。原告：王长淮。

被告：江苏省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江苏思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王长淮因不服被告江苏省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盱眙县劳保局)工伤认定结论，向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与江苏思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达公司)有利害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法院通知其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原告王长淮诉称：2007年起原告进入思达公司工作。2008年5月22日，公司的车间主任徐建华安排原告打扫卫生时告知原告次日跟随张海军师傅后面工作。休息时，原告看见张海军备料至工作台，想提前熟悉情况，即跟随张海军到工作台旁观看张海军操作。由于设备故障，回收酒精岗位发生酒精溢料事故，随时有爆炸可能，工人均从工作现场窗户跳出。原告在跳落地面时双足摔伤，经盱眙县中医院诊断为双侧跟骨骨折。2009年2月21日原告向被告盱眙县劳保局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2009年4月16日认定原告受伤事故因串岗而不属于工伤。原告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原告为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王长淮提供了以下证据：

1．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于2009年4月 16日作出的盱劳社工伤认字(2009)第011号《盱眙县工伤认定决定书》，盱政行复决字(2009)第4号《盱眙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

2．盱眙县中医院出院记录，证明原告王长淮受伤住院诊断为双侧跟骨骨折的事实；

3．原告王长淮的陈述，证明其在打扫卫生过程中，车间徐建华主任告知原告次日跟张海军师傅后边做。原告等几人打扫完卫生后在休息时，看张海军拖料来到回收酒精车间，原告跟张海军师傅到回收酒精工作台后发生事故过程的事实；

4．原告王长淮同班组同事何建东的证词，证明何建东听到徐建华对王长淮说过次日跟张海军后边做，随后王长淮跟张海军去到回收酒精车间，再后发生事故及公司安排其去医院护理王长淮的事实。被告盱眙县劳保局辩称：2008年5月 22日上午，公司车间主任徐建华安排原告王长淮打扫卫生，张海军等人在回收酒精岗位操作设备；原告打扫卫生过程中擅自串岗至回收酒精岗位。当日10时左右，由于设备故障，回收酒精岗位发生溢料事故，原告不了解该岗位情况，慌乱中从窗户跳下去，造成其双侧跟骨骨折后果，不属于工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盱眙县劳保局提供了以下证据：

1．盱眙县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盱眙县人民政府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王长淮申请、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依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及复议结果；

2．盱眙县中医院出院记录，证明原告王长淮受伤住院救治事实；

3．车间主任徐建华及车间员工张海军的证词，证明事发当日原告王长淮串岗至回收酒精岗位，因发生溢料事故而受伤的事实；

4．原告王长淮的陈述，证明徐建华主任在事发当日上午，安排王长淮打扫卫生过程中，同时安排原告次日跟张海军后面学习回收酒精岗位操作，随后王长淮看到张海军备料，跟其上了对面的操作间，之后发生事故的事实。

第三人思达公司委托代理人认为：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王长淮的工作场所是一车间，应从事打扫卫生工作，而事故发生时，原告在另一车间看报纸，不是基本的工作场所，也不是因工作原因，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思达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

1．盱眙县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明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2．公司车间主任徐建华、员工张海军的证词，证明事故发生当日原告王长淮串岗至回收酒精岗位，发生酒精溢料事故后受伤的事实经过。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以证明第三人思达公司依法设立。盱眙县人民法院依法组织了质证：

关于被告盱眙县劳保局提交的证据。被告提供的证据1-2，证明原告王长淮受伤救治经过、工伤认定事实，申请复议经过，诉辩双方及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表异议，法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 3-4以证明原告擅自到其他岗位从事与其本人职务无关的行为，原告质证认为，徐建华安排打扫卫生是事实，但徐建华还口头安排原

告第二天跟随张海军干回收酒精车间的工作。原告对张海军证词认为不属实。法院对原告当日受徐建华主任安排打扫卫生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原告王长淮举证的部分。原告举证的证据1-2，与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举证的证据1-2相吻合，予以确认。原告举证的证据3，被告认为，被告提交法庭的证据材料中也有证人何建东的证言，证明当日原告过去是串岗。第三人思达公司认为，何建东不可能听到徐建华安排王长淮工作，事发当日，原告应该打扫卫生，原告到张海军岗位属于串岗。法院认为，原告举证的何建东证词，其证实听到徐建华安排王长淮第二天跟张海军后边干即指回收酒精工作。原告在被告调查时也曾陈述相同内容。综合上述证据分析，原告在打扫卫生过程中，徐建华主任安排原告第二天去跟张海军后边干这一事实，能够予以确认。

第三人思达公司举证的证据1-2，同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举证的证据1、3，其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在被告举证时已认证。第三人举证的证据3，法院予以确认。

盱眙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王长淮自2007年进入第三人思达公司工作，与第三人之间形成劳动关系。2008年5月22日上午，公司车间主任徐建华安排原告打扫卫生。原告在打扫卫生过程中，徐建华亦安排原告王长淮次日跟张海军后边工作，当张海军备料到回收酒精车间时，原告跟其到回收酒精车间观看学习便于次日跟岗。恰遇回收酒精岗位发生酒精溢料事故，原告为避险，慌乱中从窗户跳出，摔伤双足，公司车间主任等人迅速将原告送往盱眙县中医院救治。经医院诊断为双侧跟骨骨折。公司支付了医药费。2009年2月21日，原告向被告盱眙县劳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受理后进行立案调查，于2009年4月16日作出盱劳社工伤认字(2009)第011号工伤认定决定，认定原告不属于工伤。原告不服，于 2009年5月10日向盱眙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09年6月8日盱眙县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王长淮在换岗时因事故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

盱眙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盱眙县劳保局具有负责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里的“工作场所”，是指职工从事工作的场所，例如职工所在的车间，而

不是指职工本人具体的工作岗位。被告盱眙县劳保局认为原告因“串岗”受伤不能认定为工伤，对此法院认为，首先，原告王长淮临时更换岗位是按照管理人员即车间主任的安排进行的，并不是擅自离岗换岗，不属于“串岗”，应为正常工作变动；其次，即使认定原告上班期间“串岗”行为成立，原告仅是违反了相关企业管理制度，其只导致具体工作岗位及相关工作内容有所变动，并不能改变原告仍在工作场所内工作的事实，因此“串岗”行为应由企业内部管理规章制度调整，不能因此影响工伤认定。原告是在第三人思达公司上班期间处于工作场所并因该公司设备故障安全事故导致伤害，符合工伤认定条件，被告作出原告不属于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与法律相悖。

综上，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作出的认定原告王长淮不属于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盱眙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目的规定，于2009年7月29日判决：

一、撤销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作出的盱劳社工伤认字(2009)第01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盱眙县劳保局在六十日内重新作出认定原告王长淮为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

本案诉讼费用100元，由被告盱眙县劳保局负担。

一审宣判后，法定期间内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