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山深处的“背篼干部”

第一篇：贵州大山深处的“背篼干部”

有形背篼里装着生活用品，无形背篼里装着帮扶重任

贵州大山深处的“背篼干部”

本报记者白皓《中国青年报》（2012年04月13日

01 版）

从乡政府出发，曾德凯背着大约40斤重的“背篼”，跨上摩托车，朝村子里驶去。

布满了乱石的大山沟里，村民们每看到一群背着“背篼”的人在山腰上穿行，就知道自己需要的生活物品来了。盐、面条、卫生纸是“背篼”里最常见的物品。

自从到贵州省长顺县敦操乡任副乡长那日起，曾德凯每周都会这样帮村里老百姓捎生活物品。他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乡里的30多名干部都有了这样的习惯，只知道这样的做法，是一批批乡干部流传下来的传统。

“因为山里的老百姓出来一趟太难了。”记者的亲身体验验证了曾德凯的这句话：通往村组的毛坯路在山间盘旋，只能容下一辆越野车单向行驶，路面布满了大坑和碎石，路的一侧是山体，另一侧就是山崖。

半个多小时的疯狂颠簸后，越野车只能停在一个勉强能掉头的地方，想要前往村民住的地方，就必须翻过没有路的大石头山。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进一个离公路最近的寨子——川洞组，单程走路花了1个多小时。这1个多小时的路上，还要手脚并用，一些险峻的地方几乎直上直下，背着几十斤重“背篼”的干部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行程，一路轻松地在前面带路，有的还随手捡起几片树叶，放在嘴唇上吹起山歌解闷。

走到寨子里时，“背篼干部”按照小本上记录的信息，把东西送到需要的人家，多少钱买的就收多少钱，临走时再问一句下次需要买的东西。

“到乡里买点东西，单程要走3个多小时，一来一回一天就没了。”曾德凯点了根烟，猛吸几口，反问道，“哪里还有时间种地过日子？”

当天中午，坐在一户农家的屋门口，敦操乡计生办工作人员柏宁说起了自己联系的3个村民组的情况。这个1988年出生的小伙子，每次到村里吃的午饭，都是自己带的干粮。当地村民表达热情的方式就是拿出自家烤的苞谷酒，不喝就翻脸，喝了就呵呵地笑。所以，每次柏宁的午餐里，还有一碗苞谷酒。

“喝了谁家的酒，谁家就支持你的工作。”柏宁说，工作很繁杂，计划生育、低保救济、调整种植结构等等事情都不好做，“哪怕帮着村民种高粱多赚点钱，都要动员很久，他们还不听。”

“那怎么办呢？”记者问。

“想办法啊，你帮他干点活，再跟他说种高粱，帮他解决点问题，再跟他说一次，喝点酒，再说一次。”柏宁说。

“能多赚钱，村里人为什么不愿意呢？”

“思维跟不上嘛，觉得种苞谷肯定饿不死，懒得再想种高粱的事。”

“那为什么要强求呢？”

“不然就没发展啊，你愿意乡亲们就这样穷几辈子啊？我不愿意。”

事实上，发展是那个大山沟里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最难于推动的事情，其中不仅有地域偏远的原因，还有村民们思想意识长期封闭的因素。

曾德凯记得，自己碰到最尴尬的情况是在到敦操乡工作后的第一次进村，一对夫妇堵着他的路问他说：“救济福利我们一样都没有，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做。”

曾德凯一下感觉脸有点红：“为什么没有呢？我去问问。”

后来，村干部告诉曾德凯，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这家人没有领救济粮的资格。

自然，曾德凯再上门解释情况时，碰了一鼻子灰，再想跟他们探讨养点鸡、羊，种点高粱增收的事情，更是全部被否定。

“我是为他们好啊，帮他们想发展的路子，不能老盯着那两袋救济粮吧。”曾德凯很难受，这个曾经的县医院外科医生心里像被划了一刀。他感觉到，背上有形的“背篼”里是力所能及捎带来的物资，而背上无形的“背篼”里，装满了帮助村民发展的艰巨任务。

背一个有形的“背篼”，再背一个无形的“背篼”，成了敦操乡的34名干部心里的共识。说不通，就自己干给老百姓看，一次解释不清楚，就解释100次。

2010年，推广高粱、花椒种植、种草养羊和绿壳蛋鸡养殖时，没有一户人家愿种高粱，50亩花椒苗买来后也没有人愿种，500只羊只发了360只，剩余的140只没人要。乡、村干部租了27亩土地种高粱、50亩山地种花椒，还把那剩下的140只羊养了起来。

渐渐地，看到经济效益后，有的村民开始加入其中，到2011年，2000只羊送到乡里，村民们开始抢着要，今年的高粱种植将达到2000亩，乡里联系了茅台集团作为长期收购商，种1亩高粱能比种1亩苞谷增加1000元左右的收入。

事实上，这样的发展速度依然慢得可怜。但敦操乡的干部们一直在努力着，一刻也没有放松。

“什么力量推动着你们这么执着？”记者问。

“看看我们30多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就知道了，我们基本都是农村孩子。”曾德凯笑着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指指山沟深处，“那里有我们的根。”

第二篇：大山深处经典散文

古往今来，中华女子中姣姣者不乏其有。她们一直使大丈夫们崇拜而折服。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精卫填海，天女散花，勇敢的七仙姑，钟情的湘夫人，不都是姣姣女性的化身吗？我要讲述的是现实中的女神，山区人心目中的女强人——栾川县陶湾国土资源所所长、共产党员张小玲。

2006年8月，根据上级改革精神，陶湾国土资源所成立，在镇土地环保所工作了十个年头的张小玲被任命为所长。镇政府分给了国土所3间办公用房，这是几间什么样的办公室啊：八十年代建的房子，没有厕所，屋顶漏雨，墙体还有裂缝……面对如此艰苦的条件，张小玲没有半句怨言，她对同志们说：“陶湾是个穷镇，不少站所都挤在一间房里办公，给我们分了三间房，够支持我们了”。第二天，小玲所长回到家中对婆婆说：“妈，我有急事想用点钱。”婆婆问：“得多少？”小玲说：“得2000元。”婆婆马上去到信用社，从家里不多的积蓄里取出了2000元现金。第三天，小玲所长请来了工匠，开始修缮办公房，然后粉刷墙壁。这件事让公公知道了，他对小玲说：“用自家的钱修公家的房，你咋能这样做呢？”小玲对公公说：“上级的资金没有到位，新成立的国土所急于开业，这些钱咱先垫上不行吗？”公公说：“国土所是个好单位，搞个庆典，哪个单位不赞助三百五百的，非得要你掏自家腰包吗？”小玲摇了摇头说：“爹，你老别说了，如果那样做，我还能干这个所长吗！”公公没听完就气冲冲地走了。所里的三位职工学着所长的样子，用自己的钱买来了沙发、茶几、鲜花盆景美化了环境。就这样，张小玲所长带着她的同志们在简陋的工作环境里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九年多，连续九年获得县局责任目标综合考核第一名，张小玲个人连续九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去年，她还光荣地获得了“洛阳市五一劳动奖章”。

做女人难，做优秀女人更难。2010年7月24日，栾川遭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洪水袭击，张小玲分包的陶湾镇西沟村成为重灾区，全村26根高压电杆全部刮倒，100多亩农田被淹，5里长的拦河大坝被冲毁，村委办公楼被冲走一个角。风雨中，张小玲组织35户群众向山上转移，恰恰在这个时候，她在洛阳人行工作的丈夫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是到洛阳二院陪护自己的亲人，还是为西沟那100个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坚守在抗洪抢险一线，张小玲毅然选择了后者。她给住院的丈夫捎去了一封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他爸，咱这里没电了，手机信号也没有了，和咱相邻的村里有人被洪水冲走了，我包的村子情况也很危急，这个时候是说啥也离不开，你要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信上有很多省略号。接着，张小玲所长开始了七天六夜的紧张抢险，她先后接待16个单位为西沟村灾民捐款捐物，重建家园，动员自己的在焦作圣龙公司当总经理的姐夫为西沟村捐款5万元，还捐助了价值8万元的米、面、油、被褥、衣服等物品。20天时间，已过了不惑之年的张小玲消瘦了十多斤。20天后，西沟村100多村民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没有出现1例伤亡。这时，张小玲才风尘仆仆地赶往洛阳，看望仍在住院的丈夫。走进病房，她一头扑在丈夫的病床上失声痛哭，丈夫轻轻地捋理着妻子散乱头发说了6个字：“别哭，我不怪你！”

有智有勇，方显精英本色。2012年6月，张小玲接到本镇肖圪塔村支部书记老冯的电话，说村里有起农宅纠纷，事态恶化，发生械斗。她放下电话，立即带领国土资源所的同志赶到现场，眼前的情景让人惊怵，在这紧急关头，她不考虑后果挺身而出，冲进人群想拉开打架的双方。一根木棒当头打来，她顿时晕倒在地。这时，双方斗殴人群才停了下来。经过镇卫生院检查，认定为轻微脑震荡，派出所干警决定拘留当事人，小玲制止说：“如果拘留双方矛盾会越来越深，更难化解。”双方当事人听说后，都非常后悔，也非常感激，都带着家人到医院看望小玲。其中一方带着打伤小玲的木棒说：“张所长，俺错了！您也用这木棍打俺两下吧，要不俺心里老难受。”小玲笑着说：“没事，住两天院就好了。你们都回吧。我们明天上午去看现场，你们把个人的宅基证准备好就行。”第二天经过仔细踏勘现场和耐心调解，双方当场签订了协议。一场纠纷平息了，但她的家人难以平静。公公说：“俺老两口都岁数大了，孩子还小，你要有啥事，俺们可咋办呀！”孩子哭着说：“妈，咱不当官吧，我怕以后没妈了。”小玲抱起孩子，顿时泪流满面……。

在陶湾镇提起张小玲，人们几乎都能说上几件有关她的感人事儿：全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外业测量最紧张那阵子，她年幼的儿子不慎摔伤，头部缝了12针，她硬是测量完最后一块耕地才赶到医院，孩子哭喊着“妈妈”、“妈妈”，这位出了名的女汉子擦拭着儿子衣服上的斑斑血迹，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了下来；婆婆患病瘫痪卧床六年半，这六年多的双休日、节假日，小玲全部揽下了护理的责任，她给婆婆穿衣、喂饭、擦身翻身、端屎端尿。去年11月，婆婆过完90岁大寿离开了人世，其中一个细节在陶湾镇传为奇谈：婆婆病危的最后时刻，仍不停地喊着儿媳的乳名“玲玲、玲玲”，直到在县医院为其购药的小玲从县城回到家拉住了婆婆的手，婆婆这才闭上了安详的双眼。

“兢兢业业做事，规规矩矩做人”，是张小玲的朴素口禅。多年来，张小玲在查处违法案件过程中，抱着对国家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不畏权势，冲破阻力，严格执法。有人说：“张小玲干所长，是个‘肥差’，肯定捞得不少。”身正不怕影子斜，她通过建立群防群治联动机制，向社会公开监督电话，接受群众监督，时刻保持自警、自省、自重，经得起诱惑，忍得住清贫，绝不拿损害国家利益作交易。十年来，她带领国土所工作人员，共查处土地违法案件435起，配合公检法部门拆除违章建筑40余处，完成工矿废弃地整治847亩，在“三项治理”方面成效赫然。

时光荏苒，事实为证。亮丽风采，熠熠闪动。张小玲，是基层国土人的骄傲！张小玲是为党旗增辉的标兵！

第三篇：背篼干部

[摘要]近年来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对促进农民增收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存在着较多的因素影响着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能力的提高。本文从“背篼”这一特殊群体着手，分析了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影响其就业能力的因素，并提出了促进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能力提高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 背篼 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业能力

“背篼”这一群体为贵州老百姓所熟知，在贵州，“背篼”群体主要来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主要以背篓作为劳动的标志性工具，以出卖劳动力从事简单的搬运工作为主要生计来源，如：搬运建筑垃圾、生活用品、商品货物等，只需买个“背篼”即可上岗。在贵州各城市“背篼”随处可见，往往三五成群的聚集在某处等待用工者的传唤，工作随意性大，收入少不稳定且无任何社会保障。“背篼”只是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的一部分，由于这部分人群缺乏相应的文化素质及谋生的技能，就业能力差，因而进城务工只能以“背篼”这样简单而不稳定且无任何保障的方式进行劳作。其就业能力的现状是贵州省大部分农民工所面临的，即文化素质低、缺乏相应的劳动技能，就业无任何社会保障等，要促进贵州农民收入的增加，实现就业方式的多种转变，就必须要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就业能力。

一、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

贵州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关系到贵州农民收入的提高及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贵州在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据贵州省劳动保障部门统计，从1987年至2006年，全省累计输出劳务人员900.89万，外出务工人员创造劳务收入达1000亿元，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贵州省已设立了52个贫困地区劳动力培训转移基地和教学点，开设培训专业30多个，累计完成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3万余人，转移就业率达80%以上。贵州省有关部门还积极加强区域间劳动力市场信息沟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劳务合作。省劳动保障厅在沿海及经济较发达地区建立了劳务管理机构，及时掌握民工情况，协调解决劳务纠纷和伤亡事故等。

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促进其转移就业已经成为中央及贵州省的一项重要工作。有关部门正通过多种方式组织劳务输出，开展技术培训，努力提高贵州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但仍存在着较多的因素影响着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能力的提高。

二、影响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能力的因素分析

1.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组织化程度低

当前，贵州省农村外出劳动力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大多是自发的转移。主要依靠社会关系、血缘关系寻求就业机会，如依靠亲戚朋友介绍外出打工。据贵州省劳动保障部门统计，从1987年至2006年，全省输出的900.89万劳务人员中，有组织的输出仅118.01万；2006年全省劳务输出78.88万人次，有组织输出仅9.87万人次。有组织的输出只占八分之一左右。如：贵州省在广东就业的农民工中，除少量是通过政府部门有序输出和定点劳务扶贫外，多数是通过以老带新等方式输出的。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呈现明显的季节性、不稳定性。

2.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体系还不完善

近年来贵州省劳动保障、农业、教育等部门在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体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还存在管理机制和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政府部门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劳动力素质要求的变化缺乏及时的了解和掌握，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缺乏有效的指导，对实现转移后的人员关注也不够，致使一些农村外出劳动力进城后在户口、子女上学等方面遇到自身无力解决的问题，及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缺乏法律援助，迫使部分人又重新返乡务农。

劳动力市场的中介服务机构也不发达，根据2005年第一次贵州省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全省登记在册的劳动力转移职业中介仅有63家，从业人员942人。目前的中介服务机构从规模和管理上仍不能很好地满足贵州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

3.外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就业技能

劳动力素质是决定其就业机会大小与劳务收入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目前，在我国的大中城市，90% 以上的岗位要求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20％的岗位要求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80%的岗位需要达到初级技工以上水平，其中有13％ 的岗位需要具有中级技工的资格。据2005年贵州省1%人口抽样调查情况看，贵州省乡村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常住人口的62.8%，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小学和初中，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占44.25%，初中文化程度占31.96%，而且外出者大多未经过职业培训，缺乏劳动技能，致使90%以上的务工者不能进入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就业空间小，部分只能从事“背篼”式的体力运输及低层次服务等重体力、低报酬行业。

4.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能力培训问题突出

目前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培训市场上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培训主体不明确，组织管理不规范。虽然设有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但还不能起到统一规范管理的作用。由于组织培训的部门较多，多个部门各抓一块，培训难以从长远和总体规划，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难以统一协调，技术和资金分散，形式、内容不一，缺乏有效的规范整合。二是在培训内容上，和市场对接不够紧密，造成脱节和重复。不能很好地分层次实施培训，培训的内容既不够系统。三是职业技术培训质量不高。培训时间相对较短，通常是15天～90天，农民在短时期内并不能学到真正的技术，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师资方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大多数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实践能力欠缺。因此培训出的农民即使毕业了，也难以实现就业。

5.就业保障欠缺

尽管现在中央及贵州省对进城务工者出台了较多的优惠政策，但城市面向农民高筑的壁垒和一些不合理的规定依然存在。农民工在城市里享受不到失业、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无法获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地位，子女入学等要求也难以得到满足。农村外出就业人群仍然是一个边缘群体，就业无保障，使得他们的权利出现了缺失。而且城市在用工制度上存在着对农民工的歧视，导致农民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不想回归农村，成为游离于城乡两地之间的“背篼”式民工。

6.劳动力输出后农村突现多种社会问题

目前贵州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是青壮年，夫妻在外务工的现象十分普遍，90%的农民工父母没有能力将其子女带到打工城市读书。据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2006年测算，贵州省农村的“留守儿童”约在150万名左右，占贵州儿童总数的12%左右，占全国留守儿童总数的6%左右。贵州农村儿童老人留守现象严重，导致部分孩子学习不用心，甚至走上歧途。在农业生产、家庭事务等方面也出现了劳动力缺乏，导致农村土地资源闲置，农业生产下降，削弱了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还影响到务工人员的心理稳定，难以保证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稳定性。

三、对加强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就业能力的思考

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是贵州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会对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进而对其家庭经济收入产生间接作用。所以，加强培训从而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就成为贵州省提高农村外出劳动力能力建设的必然。

1.继续落实“阳光工程”，改进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培训方式

旨在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的“阳光工程”在贵州实施以来，共帮助转移24万农村劳动力，共开展农村劳动力示范性技能培训27万人，涉及机械、电子、缝纫、家政等40余个

工种。“阳光工程”在贵州的实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仍存在着培训质量、教学效果得不到保证等问题，影响转移培训工作的整体推进。全省应继续落实“阳光工程”，改进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培训方式，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规范整合培训相关资源。将政府各部门的培训资源和现有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培训资源统筹起来，多部门合作，将其纳入全省劳动力转移培训体系。并整合全国劳动力转移网信息、各地劳动力市场信息等，实现资源信息共享。

(2)加强培训师资队伍建设。建设一批稳定的教师培训队伍，专职从事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培训工作，并定期组织开展师资培训，不断提高教师实践技能水平。

(3)增强培训的市场性及实践性。培训方式应着重培养动手实践能力，提高职业技能。根据市场需求，合理设置培训专业，及时调整培训课程，有针对性的提供培训服务。达到增强培训效果和提高外出劳动力就业竞争力的目的。

2.加强回乡创业能力培训

由于贵州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在外省劳动力市场竞争优势不明显，因此应大力拓展回乡创业的就近转移途径。农民工回乡创业，有助于建设和谐农村，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老人问题。加强回乡创业培训，政府主要应从资金和技术上继续加大扶持力度。据统计2002年～2005年，贵阳市共投入180万元，扶助了600名返乡农民创业。各地农业部门，应帮助打工回乡人员选择当地优势种植和养殖项目，传授种养技术，讲授经营管理知识。让留守的劳动力致富农村，让出去的农民扎根城镇。据贵州日报报道到2006年底，贵阳市已有1.8万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创业，创办各类经济实体736个，年创造经济效益8.6亿元，人均创收4.78万元，吸纳3万余名劳动力。遵义县目前也已有4000多名农民工回乡创业，其中有3000多人成了当地的养殖专业户和蔬菜、水果、药材种植大户，有效推动了当地农村经济发展。

3.创立贵州劳务品牌

经过近20年的努力，贵州已成为劳务输出大省。但受制于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技能等因素，目前还未形成有规模、有特色的劳务品牌。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竞争力强的劳务品牌，已成为在更高水平上推进贵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重点。例如：菲律宾女佣、英式管家等，都是世界知名劳务品牌。2007年11月在郑州召开的首届全国劳务品牌展示交流大会上，全国各地也相继推出打造成功的劳务品牌，例如：“扬州厨刀”、“徐州保安”、“泰兴小提琴制作”、“遂平家政”、“湖南攸县的哥”等。贵州省有关部门在加大培训的同时，应针对创立贵州劳务品牌做出相应的规划和实施办法，加强不同地区的学习交流，做好贵州省劳务品牌的对外宣传工作，尽快打造出一批有特色的劳务品牌，为农民工制作“就业名片”，提高其就业竞争能力

4.加快就业能力培训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

建立和完善劳动法规和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使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保障，健全农民工培训相关法规。现有针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转业职业培训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尚不完善，权责不明，应尽快出台各项管理和监督法规条例及相关配套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权限，理顺上下关系，加大监督处罚力度。重点建设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职业培训中教育、财政、就业法规建设，从法律上明确农村外出劳动力享有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5.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以及职业介绍就业服务体系，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减少因盲目性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而遭受的损失。农民工是弱势群体，没有有效的服务保障系统，在转移培训过程中其利益很容易受到损害。为此应大力推动各地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例如：可在县、乡所在地设

立劳动力市场大厅，或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体，向农民定期发布用工和培训信息，让农民自己选择更合适的培训方式和就业岗位，对农民参加招聘活动实行少收费甚至不收费。

6.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能力的保障

贵州农村劳动力在省内外的竞争优势均不足，所从事的多为脏、累、重、险的工作，工作条件比较恶劣，一旦发生事故，由于其所处的相对弱势地位，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必须加快健全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及养老保险等制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快建立和健全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及监督体系，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严肃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为提高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能力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1]杨琦:现状特点与制约因素分析：贵州农村劳动力转移[J].山地农业生物学报，2007(7)

[2]韩建民任崇强: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能力问题研究[J].开发研究，2007(4)

[3]朱雪研:落实阳光工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J].农村嘹望台，2007(11)

[4]杨锦福:贵州劳务输出20年[J].当代贵州，2007(10)

[5]中央政府门户网站.“阳光工程”三年助贵州24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007(4)

[6]黄晓:贵州劳务输出的问题及建立长效机制对策[J].贵州日报，2007(10)

[7]贵州省百万农村“留守儿童”引起社会关注[Z].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报道，2006(4)

第四篇：背篼干部

“背篼干部”精神报告会发言摘登

背篼在身上 人民在心中

——“背篼干部”精神报告会发言摘登

4月13日，省委礼堂召开“背篼干部”精神报告会。傅建平摄

当邮差 装民生 背民心

背篼，是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一种工具。

这一次，背起它的，不是贫苦的山里汉子，而是怀揣责任与梦想的共产党员、麻山腹地的基层干部。

老百姓的苦，他们惦记；老百姓的需要，他们知道。为老百姓当邮差，背篼里装的是深情，装的是民生。

有形的背篼在背上，无形的背篼在心里。从“大关”到“冷洞”，我们在战天斗地；从“背篼”干部，到全省2万干部下基层，我们在顽强拼搏。就是为了贵州各族群众的安康生活！就是为了撕掉贫穷落后的标签！就是为了后来居上的百年梦想！

闪耀于贵州奋力爬高、经济起飞的冲锋号中，根植于“团结奋进、开放创新”的贵州时代精神的肥沃土壤，“背篼干部”淬炼的精神钢火十分可贵。可贵在他的真情实意，可贵在他的脚踏实地，可贵在他的胸怀梦想，可贵在他的不懈努力。

这，就是构筑“精神高地”的坚强基石！

这，就是冲出“经济洼地”的汇海之力！

共产党一心为民。我们虽然并不需要人人背起背篼，但我们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坎上。我们看到，多彩的贵州大地上，没有背篼的“背篼干部”们，正在为改变贵州面貌奋力拼搏，正在为招商引资南征北战，正在为“两加一推”殚精竭虑。这是大精神，这是大智慧，这是大力量。

背篼在身上，人民在心中。激情四射的时代，热情拥抱每一个都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让我们一起，坚持科学发展、奋力后发赶超，共同创造一个日新月异的新贵州，一个全面小康的新贵州，一个文明和谐的新贵州！

长顺县敦操乡党委书记胡荣忠：甘为百姓背背篼

2009年1月，我初到敦操，调整产业结构无人接受，征兵没人报名，一事一议的财政奖补项目也没人愿意投劳。为什么这么多惠民政策，群众不理解？群众心里究竟在想什么？需要干部做什么？怎么做？

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作为班子的带头人，只有凭着不服输的劲头，开始接触群众，干起了琐琐碎碎的工作。

2010年春节，村民王金国的低保款错打到王定周的卡上，我们去了三拨人，就是要不回来。好说歹说，他才答应，“有一块钱还一块钱，哪天有哪天还！”包点干部曾德凯站出来说：“我去试试”。不到两个小时，王定周就办了退钱手续。原来小曾经常帮这里的群众捎带生活物品，小曾说话这里的群众都认账。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由于山高路陡，群众买包盐巴要走一整天。早在90年代，干部下组时，帮助群众捎带一包盐巴、一把面条，日积月累形成了规矩，干部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为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这件事，使我进一步意识到，我们要攻克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重要的是要迅速敲开群众的心坎，得到群众的认可。

在继承历届班子好传统的基础上，乡党委、政府按照“创先争优”、“四帮四促”、“三实三创”、“记民情日记建民情台账”等活动要求，结合乡情，制定了“三定五帮一创建”的“351”工作法，以定点、定人、定时的方法，开展五个方面服务工作：帮助贫困家庭找到一条致富路子，帮助外出务工人员照顾好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帮助急病人员用车和协调解决有关医疗费用，帮助边远群众捎带日常生产生活物资，帮助刑释解教人员重树生活信心。创建一个富裕和谐的敦操。乡里还给全乡34名干部，定制统一的服装，配发一个背篼，为群众捎带生产生活物资，并在每个村民组最显眼的地方挂起了“为民服务责任牌”，公布了干部的姓名、电话和服务内容。

村民罗水保外出打工6年，春节回家过年，根本不相信家乡的“背篼”干部，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就拨通了包点干部梁勇的电话，要求帮忙捎带面条和食盐。没想到第二天上午，梁勇就冒着寒风大雨，浑身稀泥地把物品送到了自己家中。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全乡干部背着背篼，从大事着眼，从小处入手，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早在2010年，面对干旱少雨、耕地破碎，敦操只适合栽种耐旱作物的实际，乡党委、政府决定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重点发展高粱、花椒和种草养羊。乡干部到村民中动员，没有一户人家愿种高粱，买来的50亩花椒苗也没人愿栽，500只羊羔仅发放360只，剩下140只也没人要。原因是乡里曾发展烤烟，由于干旱和土质等原因，收成不好，大部分农户都不同程度吃过亏。我们也意识到，如果农户改种失败了，就意味着第二年要挨饿。

面临这个困境，我们下决心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帮着群众赚。就及时组织全乡干部集资，并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租了27亩平地种高粱、50亩山地种花椒，还养了140只羊羔，干了一年，群众看到干部获得了好收成。

第二年，仍然有部分群众犹豫，但一部分群众主动种上了高粱，其中，村民梁小七种了1.2亩。包点干部花万周为帮助他取得好收成，三天两头都往他家地里跑，教他栽种、教他施肥，做好田间管理。秋天梁小七收到高粱1000多斤。他逢人就算这笔账：1亩2分地，种包谷顶多收400斤，1斤一块二毛钱，收入不到500块；种高粱收了1000多斤，1斤一块八，有将近2000块的收入，再加上高粱秆也扎成扫帚卖了1000多块钱，种高粱实际收入将近3000块钱，真的比种包谷划算多了。他激动地对老乡们说：“没有乡干部的动员和热心帮助，我哪能有这么多收入？明年我要把家里的5亩地全部种上高粱！”

看今朝，2000只羊羔送到乡里面，群众抢着要；10000只绿壳蛋鸡养殖指标，两天内报名领养数量就超过11000只；1000亩核桃种植，苗到后都全部领完，并全部下了种。望未来，干群同心奔小康，明天的敦操一定更美好。

长顺县红十字会驻村“四帮四促”干部方洲：勤政为民促发展

2011年，我被组织派驻到敦操乡打召村开展“四帮四促”活动，我在帮扶工作中，也成了一名“背篼干部”。

敦操乡干部的这种做法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背的是帆布书包，捎带的物品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后来就背上背篼，能捎带更多的东西，也方便在山路上行走。乡干部20年如一日，背出了民生、背来了民心、背走着贫困，受到了群众的衷

心爱戴，密切了干部群众的鱼水之情，今年3月的一天清晨，天一直下着蒙蒙细雨，乡干部梁勇起了个大早，目的是让村民趁着有利的天气赶快把种子种下，这样会多一些收成。他用背篼背着40多斤高粱种子，骑着摩托车，沿着满是泥泞、陡峭崎岖的乡间山路行进，途中，这位全乡驾驶技术最好的干部，在躲避滚落的山石时，摩托车排气管烫伤了他的小腿，同时，小腿也被锋利的石头划破，血流个不停，他强忍着疼痛，按时把种子送到了多户群众家中，这才返回乡卫生院简单的包扎处理后，又按原工作计划踏上新的路程。

全乡“背篼干部”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办急事的故事数不胜数。每一天，每一刻，在每一个村、每一个组、每一条蜿蜒崎岖的山路上，都在发生着激动人心的故事。

一天，我到村里动员乡亲种植高粱，虽然种子是政府免费提供的，但是群众没有钱购买薄膜、化肥等生产资料，大部分群众都不情愿种。于是我拨通了省红十字会领导的电话，领导同意将我们乡纳入2011年全省“绿色家园行动——爱心互助金”试点单位，一次性安排10万元资金支持我乡发展高粱种植，以无息借款的方式，解决乡亲们生产急需的经费。我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乡亲们。当我再次去打召村做农户的动员工作时，村民积极响应，工作推进得非常的顺利，一个星期以后，就落实了600多亩。我非常高兴。今年3月，全乡已经推进了1300多亩的高粱种植。事后，胡荣忠书记还开玩笑地说，小方啊，你已被老百姓接受为“背篼干部”了，我心里豁然开朗，背篼不但要背在背上，更要装在心中。

作为新阶段国家592个扶贫重点攻坚县之一的长顺县，全县仍有11.5万群众处于贫困线下，我们一定遵照胡锦涛总书记的期望，探索长顺因地制宜开发扶贫新路子。

长顺县敦操乡打召村村民柏光云：信得过的好干部

我们打召村是敦操乡最边远的村寨，2002年以前我们到乡里办事情、买化肥、买种子、买油盐，最远的要走上5个多小时的山路。外面的东西运不进来，家里的农产品拉不出去，打召村也就成了全乡最贫困的村。

多年来，乡里的干部换了一拨又一拨，但他们为群众带物品办实事的传统没有变，唯一改变的就是他们身上背的黄书包变成了竹“背篼”。

2003年，乡干部带领我们一起投工投劳，花了2年多的时间，于2005年10月修通了18.5公里长的通村公路，成为全村人的幸福路、脱贫路。

2010年，我们也遭到了特大干旱，山塘的水都干了，好多人家连人都没有水吃，大家只好眼睁睁地把牛、猪等大牲口低价卖给外面来的人。看到满坡的包谷要干死，乡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帮助我们解决饮水困难，乡领导带着干部来到了我们村，每天都是从上午7点开始，一直忙到太阳下山才收工，干部们对通路的组用车子运水，对不通路的组就靠人挑、人背，一个组一个组、挨家挨户地为我们运送生活用水。

61岁的梁春学老人，因腿走路不方便，根本就没有水吃，正托人打电话叫在广东打工的儿子回来时，陈乡长带着乡干部把水送到了家中，并当场拨通他儿子的电话说：“安心在外面工作，不要为老人担心，家中的困难，乡里会安排解决”。当时，梁春学老人不停地对陈乡长说：“啊很、啊很”。

“啊很”在我们苗语里就是多谢的意思。要感谢乡干部的不只是梁春学老人一个，还有打召村所有的群众。我们全村469户人家，是靠乡干部的帮助才度过了特

大干旱的那段日子，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头牲口因为缺水而死亡，这些都得益于我们乡的“背篼干部”啊。

现在，在我们敦操，“有事找干部”，成了大家的习惯，也是群众办事和解决问题的最好、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2002年，乡里为了方便大家，对马路市场进行改建，除规划修建摊位，还在市场附近修建移民搬迁新村。我家所在的河边组，条件很艰苦，我打算搬迁到移民新村生活，但当时很困难，手头没有钱。乡干部了解到我家难处后，马上帮忙协调了2万块钱的贷款，让我家顺利搬迁到了移民新村，住上了上下两层100多个平米的房子。二楼居住，一楼用作门面，开了个小卖部，一个月有2000多块钱的稳定收入，不仅吃、住不愁了，还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小货车，两个娃娃还就近上了学。我很感谢乡里的干部，没有他们的大力帮助，我家就不会过上今天的好生活。

长顺县敦操乡政府干部王茹刚：真正让群众满意

去年11月10日，按照乡里的安排，我第一次工作任务就是独自到服务点收取农户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款。一进村民家，主人不愿意跟我多说话，就直言告诉我家里没有钱，忙着要到地里干农活，我知道这是有意的回避我。正当我感到为难的时候，乡领导来了。原来他知道我第一次下组，就格外的关心我，一直跟在我的后面，当看到我碰壁时，乡领导说明了我的来意。主人这才乐意地缴纳了合作医疗款。乡领导走后，我又到了另外几户人家，我的话刚说完，他们用我根本听不懂的苗语说了几句后就匆匆离去，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们不欢迎我。

晚上10点回到乡里，乡领导看到我闷闷不乐的样子，就问：“小王，今天收了多少合作医疗款？”我说：“就是你看到的那50元，后来我又去了几户人家，也不

知为什么，他们都不愿理我。在我老家，都是群众主动交，而这里我们亲自上门收取，老百姓还不愿交，国家政策是群众自愿，他们不愿意交就算了嘛。”乡领导听完我这一番话后笑着说：“小王，群众来乡里一趟很不容易，我们要主动走下去，你收不到合医款，是因为你才来，群众不认识你、不了解你，所以没有支持你的工作。别灰心，要主动接近群众，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工作就好做了。”

通过同事的帮助，我知道了群众的需求。就时常送去一些生产、生活物资，以办实事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得到了乡亲们的信任。当我再次收取合作医疗款时，我兴奋得热泪盈眶，一天内竟然收到了1600元。

我在给新花组村民送生活用品的时候，有个叫柏成华的村民向我反映他家的房子严重漏雨，墙体出现了裂缝，冬季屋里刮冷风，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要我帮助他协调解决危房改造。我仔细察看了他家房子的破损情况，并在民情日记上认真作下了记录，当天就向乡领导作了汇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乡里的分管领导到柏成华家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经乡里开会研究，决定帮助柏成华家改造房屋。

一周后，当我告诉他乡里已经同意帮他维修房屋时，他还不太相信，认为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办成这件事。维修工程被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我把危房改造补助款送到他家的时候，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眼含泪花，激动得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从那以后，我每次到他们那里开展工作，他都会主动来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并向群众称赞我，说我的工作态度好、办事认真负责、工作效率又高。如今，我和当地群众就像一家人一样，每次到服务点开展工作，他们都会主动邀请我到家里坐坐，有的还坚持留我吃饭。

群众对我从不理睬到热情接待，让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们基层干部和群众打交

道，首先就要对老百姓充满感情，要学会与老百姓交流思想、增进友谊。为了让敦操乡的群众早日脱贫致富，我情愿背一辈子的背篼。

中央电视台贵州记者站站长念红梅：越深入越感动

今年3月15日到3月19日，我们央视《新闻联播》连续五天播出敦操乡“背篼干部”的系列报道，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年初，我们报道团队三进敦操乡，拍摄了60多个小时的素材，与“背篼干部”朝夕相处近两个月，跟着他们背着背篼下村串户为村民捎物资、挨家挨户动员搞生产。看到了他们的成果，听到了他们的心声。时间越长，越了解那片石山，越了解那里的人，感触也就越深。

我们跟着乡干部梁勇来到敦操乡打召村罗小幺家，才知道，还有这么穷的地方，这么难走的路，老百姓真的会为买一袋盐而发愁。罗小幺老人和妻子都已70多岁了，而且身体还有残疾，唯一的儿子也外出打工，出门就是一条乱石嶙峋的山路，他们真的走不动，我想这也许就是“背篼干部”们当初最简单的目的，想尽办法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背篼干部”感动我们的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一些琐碎的小事。在敦操，有几张面孔让我记忆深刻，除了罗小幺老人，还有苗族姑娘梁水妹。水妹的母亲去世了，按照当地的风俗要砍一头牛来给母亲下葬，水妹希望乡政府出一万多元钱买这头牛，这笔钱对于财政收入只有3万多元的乡政府来说，不仅给不起，也没有理由给。乡党委书记胡荣忠跟我们说，他们并没有简单的拒绝。全乡经常都会有大量这样的问题考验着乡干部的耐心和智慧，乡干部们不能一口拒绝，也不能

回避矛盾，否则就会造成群众的不理解，进一步激化矛盾。

在敦操乡，其实，背背篼带东西只是他们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带领村民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所以我们片子中有很大篇幅都是介绍他们怎么苦口婆心劝村民种高粱，种核桃。这个工作确实很难，因为大多数劳力都打工去了，家里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不过他们还是坚持去做。我曾向胡荣忠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这里这么穷，没水没地没资源，招商引资也很难，你怎么让县委感受到你有政绩呢，是不是只能通过背篼要政绩？”他回答：“如果要政绩，要提拔，我不会这么干，我可以通过其它方式，何必这么费力呢，我只是想，在这儿干一天，就得对百姓有个交代。”

拍摄前，我理解的干群关系跟我们看到的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想到，这里群众跟干部讲话可以这样理直气壮，就像对自己家亲人一样不太讲理。我们跟随乡纪委书记王朝良到斗麻村送东西时，梁小七的老婆可以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叉着腰问：“我的面条呢？”，我们问，如果他不给你带面条你怎么办？她说“不带也得带！”我想，如果是我的领导，我肯定不敢这样说话，换句话说，如果干部跟百姓的关系没熟到一定份上，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没有想到的还有，他们跟群众吵完架，一转身又像兄弟一样喝酒。在村民莫水桥家，夫妻俩因为低保的事跟胡荣忠吵得天翻地覆，但是吵完后，莫水桥竟然非要胡荣忠到他家吃了饭再走，胡荣忠只得到莫水桥家干了一碗啤酒，这才得以脱身。之前的争吵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胡荣忠不止一次跟我说，这里的百姓虽然贫穷，虽然“等靠要”思想很严重，但是他们的淳朴无数次打动着我，这也是“背篼干部”能一直干下去的动力。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组片子，我想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片子找到两座桥梁，一座观察中国国情的桥梁，一座观察干群关系的桥梁。在发达地区的干部在为上千万、上亿元招商引资的时候，这里的干部却在为说服百姓种上几分地磨破嘴皮，为百姓

送上一袋盐要翻山越岭走上几个小时，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而小小的背篼折射的正是在这种国情下，一个普通基层干部是如何工作的，是如何跟百姓打交道的，他们是如何在每个小小的角落里脚踏实地的干事。

作者： 赵国梁 编辑： 谭力

第五篇：大山深处的感动

大山深处的感动

——聆听平凉市师德师风先进事迹报告会有感

11月1日上午，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市政府督学魏晓波带领平凉市2013年师德师风先进事迹报告团莅临我县作先进事迹报告。县教育局班子成员和各股室负责人，各校区教职工代表共计300多人参加了报告会。

报告会上，观看了“全国师德标兵”刘霞和“陇原最美乡村校长”梁玉虎、黄万斌的典型事迹专题片，聆听了三位先进教师精彩的事迹报告。他们用质朴的语言，从不同角度满怀深情地讲述了自己把爱心、耐心、责任心倾注于教育事业，献给每一位学生点点滴滴的感人事迹。他们爱岗敬业、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教师，赢得了经久不息的阵阵掌声。

在大山深处坚守了23年的我省华亭县马峡镇乡村女教师刘霞，以对教育的执着追求和对学生慈母般的真爱，荣获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母亲”称号。2010年3月8日晚8时，在中央电视台一台播出的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母亲”颁奖晚会上，她登台领奖。巍巍关山，见证了她的艰辛清苦；三尺讲台，铭记着她的师爱情怀。

孩子们说，她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

难怪这些孩子，虽然在山区，却很努力地讲着普通话。下午不到5时，深沟里的腰崖小学已没有了太阳的影子，山风吹得呼呼作响，院子里融化的泥地又结上了硬硬的冰壳。程凤英老师说：“山里天气冷，去年冬天太冷了，刘老师感冒引发了水痘，她的手、胳膊上都长满了水痘，疼得她不能捉钢笔，不能拿粉笔，也不能做饭。”但她把学生的学习抓得很紧，既没请假，也没住院，天天泡方便面，坚持给学生上课。

程老师感叹道：“刘霞是代课老师，一个月才220元的工资。”她琢磨、探索、创新了一套复式教育经验

在荒凉偏僻的苍沟小学，刘霞一呆就是21年。2006年秋，县镇实施移民搬迁，苍沟小学也撤并到刘店小学，刘霞老师先后被调到刘店小学、腰崖小学。刘老师上课时，先给三、四年级学生上语文课古诗，让学生背熟后用识字卡片到黑板上贴拼古诗；回过头给二年级学生上数学课，还利用古诗4行7个字给二年级学生讲4×7乘法、7+7加法；让二年级学生练习计算时，又给一年级学生教字母；然后又回过头检查三、四年级学生学的古诗。她忙而不乱，将四个年级的课穿插起来上，这种多级复式教育的上课难度相当大，她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心备课、做教具。兰玉坤曾经听她的一节课，用了70多个教具，起初还担心她会混淆，但她给不同年级运用得井井有条。

刘霞不但自费上完陇东学院中文函授班，还多年琢磨、探索、创新了一套复

式教育经验。香港救助儿童基金会与兰州大学合作实施“农村教育研讨课题”，在苍沟小学设立试验点，兰州大学的孙冬梅、曾涛教授对刘霞老师的复式教育予以很高评价。2002年8月，刘霞被中国教育学会复式教学专业委员会评为优秀复式教育教师，2003年5月，她写的论文《化作春泥更护花》获中国教育学会复式教学国际研讨会一等奖。

苍沟小学位于半山腰的村子中心位置，山下的下庄、附近的中庄和山顶的大马滩、小马滩、晏弯，分散居住着农户。刘霞家就在山顶的小马滩，距学校有七八里路，每天放学后，总是将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山里天气说变就变，经常刮大风、下暴雨、下大雪，有几段路十分危险，刘霞放学护送孩子，对那些胆子小、身体弱的，牵着走都不行，必须背着抱着。

山里娃上学太难了，没有村小学，就得到山下刘店、马峡上学，家长要租房子，陪孩子读书，不但花销高，还要耽误种庄稼。山里不通车、不通电、不通电话，代课老师要从山下背面、米、油等生活必需品，遇大雪封山，走进来出不去，外面来的代课教师受不了这里的艰苦，频频调换，有的呆了一学期就走了。1985年，刘霞高中毕业以几分之差落榜，她还准备复读高考，当时村上就她一个高中生，经过老支书刘北平和她家人的动员，刘霞留在村小学当起了代课老师。苍沟村群众历数着刘霞对孩子们的真爱。陈毛毛、陈豆豆姐妹俩，5岁时母亲出走了，父亲要种地干农活。刘霞对她们的父亲说：“让毛毛、豆豆来上学吧，我来照看她们，你不用操心了。”刘霞将她俩接到学校，给她们做饭、梳头、讲故事，姐妹俩对刘霞很是亲热，经常坐在刘霞腿上，说这说那。

母亲难产去世后，8岁的李小娟就在家照看妹妹。刘霞知道后，多次上门动员李小娟上学，并在学区支持下免了她的学费，但她的父亲因李小娟妹妹无人照看所以不答应。刘霞只好将李小娟4岁的妹妹也带到学校，让她坐在旁边玩，让李小娟上课。后来李小娟的父亲外出打工，将李小娟带走了，刘霞到处打听，还花了100元钱租车到50公里外的安口镇寻找。

刘霞的月工资从27.5元、42.5元、77.5元、170元提高到现在的220元，除了零花、给孩子买些药，吃喝还得靠家里。72岁的父亲说：“家里经常给她拉些洋芋、面、油和菜。”

3月1日，刘霞从北京领奖归来，甘肃省妇联举行欢迎会迎接。清瘦的刘霞身着崭新的大红呢子上衣、咖啡色裤子。华亭县妇联主席周爱莲说，刘霞没件像样的衣服，这套衣服是县妇联给她买的。

刘霞以前最远去过平凉，这是第一次到北京，面对鲜花和掌声，面对众多热切的问候，她感到恍惚如梦。她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面对丰盛的宴席、豪华的宾馆，她感到局促不安。她对记者说：“习惯了山区学校简单的生活，在这大城

市里真是不会吃、不会住。”

省城众媒体记者问她：“代课老师待遇那么低，山区学校条件那么差，你为什么还愿意在那里坚守23年时间？”

刘霞淡淡地回答：“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但绝不能放弃山里的孩子，不能让他们再吃父辈们不识字的苦头，坚守山区学校，我无怨无悔。”

刘霞的婚姻是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但记者还是触及了这个“雷区”。刘霞说：“离婚多年，我一个人带儿子，儿子终于大了，懂事了。”

往事不堪回忆。山里经常笼罩着云雾，刘霞一个人的时候，看着驱不散的愁雾，她心里也泛起说不出的寂寞与孤独。婚姻破碎，给刘霞精神上带来沉痛的打击。多少次，她在梦中哭醒；多少次，她在深夜里看着熟睡的孩子默默流泪；她曾一度记忆模糊，头发一大把一大把地掉落。

刘霞说：“儿子他爸走后，我几乎哭干了自己的眼泪，但哭又有什么用？让我的儿子和学生们遇到什么问题时，也学我去哭吗？”生活的磨砺让她变得豁然和坚毅，学生们每天看到的，是全身心投入工作、神采奕奕地站在讲台上的刘老师。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教给山里孩子们最基础的知识，教给他们走出大山最起码的常识，让他们不再重蹈父辈们的命运，我感到知足了。”

正因为有了刘霞，寂寥的大山有了孩子们的读书声；因为有了她，过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山里娃，不但会写信了，还将自己写的春联贴上了自家的大门；正因为有了她，山里人才有了奔好日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