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70份不起诉决定书看受贿罪的10个无罪辩点
从70份不起诉决定书看受贿罪的10个无罪辩点
广强律师事务所 金翰明 温天元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必要起诉的，依法不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处理决定。不起诉有三种类型，分别为法定不起诉(又称绝对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又称相对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又称存疑不起诉)。
对受贿罪不起诉的研究，既能体现检察院对一般刑事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共性情形，亦能体现受贿罪个罪的构成要件的特点。根据实务案例，总结受贿罪不起诉的情形及归纳辩点，可为律师在检察院阶段(包括法院阶段检察院撤回起诉后，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实现有效辩护提供参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此，笔者通过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对受贿罪的不起诉决定书进行检索。检索结果共显示670条，筛选出其中有效的、可供参考的70份不起诉决定书。通过对上述70份受贿罪的不起诉决定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归纳，总结了10个有效的无罪辩点，以供参考。
目录
一、从酌定不起诉案例归纳无罪辩点
无罪辩点一：积极退清受贿赃款
无罪辩点二：受贿后自首
无罪辩点三：数额不大且初次受贿
无罪辩点四：系受贿共同犯罪中的从犯
二、从存疑不起诉案例归纳无罪辩点
无罪辩点一：仅有行贿人立案前的证词，没有进行证据转换，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受贿事实
无罪辩点二：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行为人的受贿数额，达到一般条件下受贿罪3万元的追诉标准
无罪辩点三：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行为人具有受贿犯罪的主观故意
三、从法定不起诉案例归纳无罪辩点
无罪辩点一：行为人死亡的 无罪辩点二：涉案行为经过认定不属于犯罪行为，行为人没有犯罪事实的
无罪辩点三：犯罪行为已超过法定追诉时限
四、总结
一、从酌定不起诉案例归纳无罪辩点
无罪辩点一：积极退清受贿赃款
不起诉决定书：公检公诉刑不诉〔2015〕1号
要旨：本院认为，犯罪嫌疑人褚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且案发后积极退清全部赃款，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褚某某不起诉。
不起诉决定书：公检公诉刑不诉〔2015〕4号
要旨：本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王某甲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且积极退清全部赃款，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王某甲不起诉。
相关不起诉案例：公检公诉刑不诉〔2015〕5号、鄂公检刑不诉〔2017〕7号、京东检公诉刑不诉〔2017〕86号、赣开检刑不诉〔2017〕23号、通川检公诉刑不诉〔2017〕19号、孟检公诉刑不诉〔2017〕2号、绵安检公诉刑不诉〔2017〕9号、绵安检公诉刑不诉〔2017〕8号、通二检刑检刑不诉〔2016〕10号、东检公诉刑不诉〔2017〕55号、宁秦检诉刑不诉〔2017〕78号、东河检公刑不诉〔2018〕1号、东检诉刑不诉〔2018〕3号、平检刑检刑不诉〔2016〕26号、千检公诉刑不诉〔2017〕4号、邓检公诉刑不诉〔2017〕26号、黑呼检刑不诉〔2017〕8号、独检公诉刑不诉〔2017〕5号、浦检公诉刑不诉〔2017〕5号、通县检刑检刑不诉〔2017〕22号、山检刑不诉〔2018〕1号、融检公刑不诉〔2017〕2号、西检公诉刑不诉〔2017〕8号、蕉检公刑不诉〔2016〕48号、金检公诉刑不诉〔2017〕14号、六检公诉刑不诉〔2017〕63号、扬开检诉刑不诉〔2017〕14号、渝巴检刑不诉〔2017〕103号、江检公诉刑不诉〔2017〕17号、鄂樊城检刑不诉〔2017〕28号、无罪辩点二：受贿后自首
不起诉决定书：鄂公检刑不诉〔2017〕13号
要旨：本院认为，被不起诉人毛某某在担任公安县**所**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构成受贿罪。鉴于其犯罪情节轻微，且主动投案自首，且全部退赃，认罪态度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毛某某不起诉。
不起诉决定书：九检刑不诉〔2018〕1号
要旨：本院认为，被不起诉人宋**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且具有自首、真诚悔罪、积极退赃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宋**不起诉。
不起诉决定书：丰检公诉刑不诉〔2017〕12号
要旨：本院认为，被不起诉人刘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行为，案发后，刘某某主动到检察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之情节，系自首，可以免除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刘某某不起诉。
相关不起诉案例：进检公诉刑不诉〔2017〕82号、鄂沙检刑不诉〔2016〕18号、公检公诉刑不诉〔2015〕2号、鄂公检刑不诉〔2017〕12号、宝检公诉刑不诉〔2017〕31号、蠡检公诉刑不诉〔2017〕14号、孟检公诉刑不诉〔2018〕2号、孟检公诉刑不诉〔2018〕6号、孟检公诉刑不诉〔2018〕3号、长开检公诉刑不诉〔2017〕21号、宁栖检诉刑不诉〔2017〕7号、奉检刑不诉〔2018〕5号、抚矿检刑不诉〔2017〕4号、富检公诉刑不诉〔2017〕15号、鄂樊城检刑不诉〔2017〕31号、无罪辩点三：数额不大且初次受贿
不起诉决定书：焦山检公诉刑不诉〔2017〕13号
要旨：2015年，被不起诉人乔某某利用其担任焦作**学校**学院**，从事国培教育管理工作的职务便利，先后2次收受国培教育住宿承接单位焦作市**公司**宾馆的贿赂共计38000元。
本院认为，乔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系初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乔某某不起诉。
无罪辩点四：系受贿共同犯罪中的从犯
不起诉决定书：武检刑不诉〔2016〕15号 要旨：本院认为，卢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行为，但在该起受贿中系从犯，其有认罪悔罪表现，其犯罪情节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可以免除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卢某某不起诉。
二、从存疑不起诉案例归纳无罪辩点
不起诉决定书：洪检公诉刑不诉〔2018〕7号
要旨：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仍然认为本院反贪污贿赂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
不起诉决定书：越检刑不诉〔2017〕1号
要旨：经审查，本院认为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认定被不起诉人周某涉嫌受贿罪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决定对周某某不起诉。
不起诉决定书：通二检刑检刑不诉〔2017〕17号 要旨：经本院审查并两次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仍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龚某某收受何某某13万元贿赂的犯罪事实，现有证据认定龚某某受贿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之规定，决定对龚某某不起诉。
相关不起诉案例：湖检公诉刑不诉〔2017〕37号、鄂公检刑不诉〔2017〕10号、渝荣检刑检刑不诉〔2017〕25号、恭检刑不诉〔2017〕2号、三渑检公诉刑不诉〔2018〕8号、阜检诉刑不诉〔2018〕1号、余望检公诉刑不诉〔2016〕9号、扬广检诉刑不诉〔2017〕9号、无罪辩点一：仅有行贿人立案前的证词，没有进行证据转换，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受贿事实
不起诉决定书：道检公诉刑不诉〔2018〕3号
要旨：经本院审查并先后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宁远县人民检察院认定被不起诉人胡某某受贿49560元的犯罪事实只有一份行贿人立案前的证词，没有进行证据转换，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实胡某某受贿49560元的犯罪事实仍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胡某某不起诉。
无罪辩点二：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行为人的受贿数额，达到一般条件下受贿罪3万元的追诉标准
不起诉决定书：沙检公诉刑不诉〔2017〕14号
要旨：经本院审查并二次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本院仍然认为侦查部门认定的第7、8、9起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其余犯罪事实涉案金额只有2.5万元，故全案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田某某不起诉。
不起诉决定书：新检公诉刑不诉〔2017〕12号
要旨：本院认为，犯罪嫌疑人归**收受陈**5万元一事，虽有归**在卷供述和中间人常**的证言，但得不到行贿人陈**的指证，现归**辩解该5万元已退还行贿人陈**，因找不到行贿人陈**，无法查证其辩解是否属实，行、受贿犯罪的证据不足，其他证据不能有力的佐证该行、受贿5万元犯罪事实的存在，认定该5万元受贿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补充侦查，仍没有查清该5万元行、受贿犯罪事实，目前该案只能认定犯罪嫌疑人归**收受学生奶经销商李**现金18213元的事实，达不到立案标准，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归**不起诉。
无罪辩点三：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行为人具有受贿犯罪的主观故意
不起诉决定书：海检诉刑不诉〔2018〕7号
要旨：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仍然认为本院反贪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不起诉人沈某某具有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但不具有犯受贿罪的主观故意，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沈某某不起诉。
三、从法定不起诉案例归纳无罪辩点 《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的，或者有本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无罪辩点一：犯罪嫌疑人死亡的
不起诉决定书：甬镇检刑不诉〔2017〕39号
要旨：本院认为，被不起诉人康某某已因病死亡，依法不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五）项和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康某某不起诉。
无罪辩点二：涉案行为经过认定不属于犯罪行为，行为人没有犯罪事实的
不起诉决定书：龙检公诉刑不诉〔2016〕3号
要旨：本院认为，张某某的上述行为不构成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张某某不起诉。
无罪辩点三：犯罪行为已超过法定追诉时限
不起诉决定书：姑检诉刑不诉〔2017〕51号
要旨：经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认为，被不起诉人薛某某身为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人民币9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十九条的规定，被不起诉人薛某某受贿犯罪行为因经过追诉期限而不再追诉。
四、总结
通过以上不起诉决定书，可以看出受贿犯罪的不起诉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1.检察院整体追诉数额把握较宽，数额在20万元以下时存在较多的不起诉案例，甚至有一例受贿数额达50万元，因具备其他从轻、减轻、免予处罚的情节，而适用不起诉（渝巴检刑不诉〔2017〕103号：2013年3、4月份，被不起诉人吴某某主动退赃到廉政账户49.5万元。其到案后主动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并退交了余下9千余元赃款）。
2.在大量不起诉决定书中，自首和积极退赃是最为重要的两个不起诉情节。受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下时，积极配合检察机关查明案情，特别是退出赃款，是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重要考量。3.在70份不起诉案例中约有14个案例，是因为存在事实和证据认定方面的问题而适用不起诉。可见，受贿罪指控并非都是“板上钉钉”的有罪案件，仍有大量案例系基于事实与证据方面的无罪情由，当事人最终获不起诉处理。
故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在《监察法》及监察委制度实施后，辩护律师更应当以尽责的态度，专业的法律意见，将案件事实和证据方面的存在的问题，及时提供给办案机关。对于具有无罪事由的案件据理力争，追求当事人无罪或罪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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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贩卖毒品罪辩护律师整理：从47份不起诉决定书看贩卖毒品罪的无罪辩点
贩卖毒品罪辩护律师整理：从47份不起诉决定书看贩卖毒品罪的无罪辩点
李伟：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暨金牙大状刑事律师团队(金牙大状律师网)
毒品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
不起诉决定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必要起诉的，依法不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处理决定。不起诉决定有三种类型，包括法定不起诉(又称绝对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又称相对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又称存疑不起诉)。
对贩卖毒品罪不起诉的研究，可为律师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阶段的有效辩护提供实务参考，是刑事律师非常值得投入时间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有效刑事辩护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此，笔者通过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对贩卖毒品罪的不起诉决定书进行检索。检索结果共显示62条，筛选出其中47份无重复的、有效的、具备参考价值的不起诉决定书。笔者通过对上述47份贩卖毒品罪的不起诉决定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归纳，总结了8个有效的无罪辩点，供读者参考。
目录
一、从酌定不起诉案例归纳无罪辩点
无罪辩点一：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犯罪情节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
无罪辩点二：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多次立功表现，认罪态度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
二、从存疑不起诉案例归纳无罪辩点
无罪辩点一：涉嫌贩卖毒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不起诉人的前后供述不一致，虽缴获的毒品能佐证嫌疑人有贩毒的嫌疑，但证人的证言与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并不能相互印证，存在矛盾，在没有其他旁证印证的情况下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嫌疑人有贩卖毒品的行为。
无罪辩点二：现有证据既无法证明嫌疑人在代购时从中牟利，又无证据证明其是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不符合起诉条件。无罪辩点三：现有证据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两名证人的证言不能互相印证，且与嫌疑人的供述不能相互印证。被害人陈述与嫌疑人供述亦不相互印证，且上家没有归案，同时，嫌疑人涉嫌贩卖毒品的事实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不符合起诉条件。
无罪辩点四：代购毒品仅用于吸食的毒品犯罪案件，需要嫌疑人从中牟利才能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关于“牟利”，新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批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武汉会议纪要，2015年5月18日）认为在交通、食宿等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或者以贩卖毒品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应视为牟利。嫌疑人帮吸毒者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数量少，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在交通、食宿等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了“介绍费”、“劳务费”，即不能证实其从中牟利。因此，不符合起诉条件。
无罪辩点五：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不符合起诉条件。
三、从法定不起诉案例归纳无罪辩点：没有犯罪事实或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正 文
一、从酌定不起诉案例归纳无罪辩点
无罪辩点一：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犯罪情节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
不起诉决定书：哈密市检刑不诉〔2015〕5号
要旨：本院认为，刘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行为，但其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犯罪情节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刘某不起诉。
无罪辩点二：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多次立功表现，认罪态度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
不起诉决定书：渝合检刑不诉〔2014〕43号
要旨：本院认为，犯罪嫌疑人孟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四款之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多次立功表现，认罪态度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孟某某不起诉。
二、从存疑不起诉案例归纳无罪辩点
无罪辩点一：涉嫌贩卖毒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不起诉人的前后供述不一致，虽缴获的毒品能佐证嫌疑人有贩毒的嫌疑，但证人的证言与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并不能相互印证，存在矛盾，在没有其他旁证印证的情况下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嫌疑人有贩卖毒品的行为。
不起诉决定书：惠阳检公诉刑不诉〔2014〕87号
要旨：本院仍然认为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认定刘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不起诉人刘某某的前后供述不一致，虽缴获的毒品能佐证刘某某有贩毒的嫌疑，但吸毒人员潘某某的证言与刘某某的有罪供述并不能相互印证，存在矛盾，在没有其他旁证印证的情况下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刘某某有贩卖毒品的行为，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刘某某不起诉。无罪辩点二：现有证据既无法证明嫌疑人在代购时从中牟利，又无证据证明其是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不符合起诉条件。
不起诉决定书：赤检公诉刑不诉〔2015〕1号
要旨：被不起诉人邓某甲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仍然认为赤水市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既无法证明邓某甲在代购时从中牟利，又无证据证明其是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邓某甲不起诉。
无罪辩点三：现有证据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多名证人的证言之间不能互相印证，且与嫌疑人的供述不能相互印证。被害人陈述与嫌疑人供述亦不相互印证，且上家没有归案，同时，嫌疑人涉嫌贩卖毒品的事实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不符合起诉条件。
不起诉决定书：揭西检公诉刑不诉〔2015〕21号
要旨：本案经本院审查并二次退回补充侦查，本院仍然认为揭西县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本案中，黄某甲贩卖毒品给杨某甲（外号“老某甲”）的事实中，杨某甲的证言和杨某乙（外号“乌某某”）的证言不能互相印证，且与黄某甲的供述不能相互印证。而黄某甲贩卖毒品给杨某丙的事实，杨某丙的证言与黄某甲的供述也不能相互印证。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后，公安机关仍然没有抓获黄某甲所购买毒品的上家“细弟”、“老某乙”，同时，黄某甲涉嫌贩卖毒品给杨某甲、杨某丙、杨某乙等人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综上，本案证据经过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仍然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黄某甲不起诉。
无罪辩点四：代购毒品仅用于吸食的毒品犯罪案件，需要嫌疑人从中牟利才能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关于“牟利”，新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批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武汉会议纪要，2015年5月18日）认为在交通、食宿等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或者以贩卖毒品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应视为牟利。嫌疑人帮吸毒者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数量少，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在交通、食宿等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了“介绍费”、“劳务费”，即不能证实其从中牟利。因此，不符合起诉条件。不起诉决定书：宁乡县院公诉刑不诉〔2015〕83号
要旨：本院通过讯问被不起诉人黄某某，其供述自己当时和廖某某一起坐大巴车从新邵县将毒品带至宁乡县，共花费路费100余元，路费是自己支付的。因此，本院认为被不起诉人黄某某系帮吸毒者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数量少，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在交通、食宿等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了“介绍费”、“劳务费”，即不能证实其从中牟利。公安机关认定被不起诉人黄某某牟利100元的证据不足，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黄某某不起诉。
类似不起诉案例：惠阳检公诉刑不诉〔2015〕26号、新检公诉刑不诉〔2016〕20号惠阳检公诉刑不诉〔2015〕26号、京延检公诉刑不诉〔2015〕14号
无罪辩点五：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不符合起诉条件。
不起诉决定书：京丰检公诉刑不诉〔2015〕249号
要旨：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仍然认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孙某某不起诉。
类似不起诉案例：湘桂检公诉刑不诉〔2015〕93号、博检公诉刑不诉〔2015〕78号、博检公诉刑不诉〔2015〕83号、博检公诉刑不诉〔2015〕82号、博检公诉刑不诉〔2015〕35号、博检公诉刑不诉〔2015〕24号、博检公诉刑不诉〔2015〕33号、博检公诉刑不诉〔2014〕119号、博检公诉刑不诉〔2015〕56号、博检公诉刑不诉〔2015〕62号、惠检公刑不诉〔2015〕50号、惠检公刑不诉〔2015〕49号、姜检诉刑不诉〔2015〕5号 衡祁检公诉刑不诉〔2015〕6号、沈大检刑不诉〔2015〕4号、中检二区刑不诉〔2015〕122号、兴检诉刑不诉〔2015〕7号、南检刑不诉〔2015〕45号、石大检公诉刑不诉〔2015〕18号、惠东检诉刑不诉〔2015〕10号、仙检公诉刑不诉〔2014〕2号、茂电检诉刑不诉〔2015〕83号、博检公诉刑不诉〔2015〕106号、博检公诉刑不诉〔2014〕120号、湘桂检公诉刑不诉〔2016〕15号、株天检公刑不诉〔2016〕10号、京石检公诉刑不诉〔2015〕10号、左检刑不诉〔2015〕1号、惠市检公诉刑不诉〔2015〕9号、渝合检刑不诉〔2015〕32号、榕检公一刑不诉〔2015〕10号、西检刑不诉〔2015〕1号、西检刑不诉〔2015〕2号、株县检公诉刑不诉〔2015〕13号、明检公诉刑不诉〔2014〕8号
三、从法定不起诉案例归纳无罪辩点：没有犯罪事实或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不起诉决定书：临检公诉刑不诉〔2014〕19号
要旨：本院认为，被不起诉人熊某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在审查起诉期间，熊某某因病死亡，符合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五）项和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熊某某不起诉。
四、总结
从以上47份不起诉决定文书中，笔者针对贩卖毒品这一个罪归纳出以下特点：
1.贩卖毒品罪是国家重点打击的一类犯罪，不予起诉的难度较大，需要专业律师在案件的移送审查起诉阶段仔细阅卷后精准把握案件的性质，准确判断案件证据的充分程度进而向检察机关提交专业的法律意见，提请检察院作出不予起诉决定，将案件在审判阶段提前“消化”。
2.鉴于毒品案件的特殊性，检察机关出于谨慎性，在作出不予起诉前一般会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材料。在上述47份案例中，有检察院退侦的案件为44件，占比为93.61%，其中退侦两次的案件为37件，占比为78.72%。可见，在贩卖毒品罪案件中，未经退侦程序嫌疑人即获释放的概率较小。
3.贩卖毒品罪案件中，即便检察机关倾向于做出不予起诉决定，但在不予起诉决定前做出前，当事人被取保的比率仍然较低。在上述47份不起诉决定中，仅有7个案件的当事人被取保，1名被监视居住，可见，被变更强制措施的占比为17%。4.在审查起诉阶段，贩卖毒品罪案件的辩护空间为存疑不起诉，酌定不起诉的占比较少，仅为4%。案件办理程序、证据链的完整性、案件事实能否排除合理怀疑等法律专业性问题是贩卖毒品罪的有效突破点。这些辩点需要专业毒品辩护律师深入挖掘，细心钻研，一般“万精油”式律师难以胜任。
【关键词】贩卖毒品罪 贩卖毒品罪律师 贩卖毒品罪辩护律师 毒品犯罪辩护律师 裁判要旨
(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暨毒品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 李伟，写于2018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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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修九后受贿罪如何找辩点(前优秀公诉人实务总结)
修九后受贿罪如何找辩点（前优秀公诉人实务总结）
读而思duersi
受贿犯罪是一个有着自己显著特征的罪名，涉及到的理论问题非常多。可以说职务犯罪辩护空间越来越有限，尤其是修九及其解释颁行以后，将感情投资入罪，进一步压缩了我们对受贿犯罪的辩护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认真研究受贿罪的辩护实务问题，显得更为迫切。本文通过对一些案件中表现出来的常见辩护实务问题的梳理，谈谈受贿辩点审查的一些问题，期望促进我们共同提高刑辩能力和辩护水平，也期望能对检察机关依法查办受贿案件有益。
一、受贿罪的历史沿革概要
受贿罪在97年以前，是属于贪污罪罪状中的犯罪行为。97年3月修订刑法是在1979年刑法及其《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补充规定》的基础上，对受贿罪作出了诸多修改性规定：主要表现在缩小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而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排除在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之外。97年刑法还增加了斡旋受贿的规定，同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索贿从严惩处的原则。
近十几年来，我们适用的职务犯罪类的司法解释主要有2003年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座谈会纪要》、2007年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9年的《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2010年《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即“一个纪要，四个意见”。
2016年《刑法》修正案九及《贪贿解释》改变了既往单纯计赃论罪论罚的具体数额的基本模式，而代之以“数额+情节，或者说数额或情节的模式，将情节较重与数额较大并列，将情节严重与数额巨大并列，将情节特别严重与数额特别巨大并列，情节和数额标准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具备其中之一即可，引起了业内的普遍关注。
二、受贿罪的主体问题
《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又有所拓展，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准国家工作人员纳入到主体当中，并且还规定了一条补充条款“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对“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理解应从缩小范围的角度来理解，即必须有明确规定，从事国家对社会公务的管理活动，不包括对集体及其他非国家事务的管理公务活动。比如法律规定，对于有关专门知识的问题，司法机关可以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司法机关依该法律规定聘请的鉴定人，虽然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其履行受委托从事公务活动期间，也以国家工作人员论[i]。
受贿罪主体还有一个类型，就是本身不具备上述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但是伙同具有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按照受贿共犯处理。这个问题没什么争议。
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准国家工作人员为辅。如何认定受贿罪的主体身份，理论界和实务界经历了以身份论转变为以职务论的过程。即不严格考察你是否有编制，着重考察你是否有职务、职权。下面罗列一些一些特殊主体的认定分析，以便于大家深入理解和掌握受贿罪特殊主体认定的标准。
1、佛教协会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的主体问题。2003年1月13日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作出《关于佛教协会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或者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主体问题的答复》，称：佛教协会属于社会团体，其工作人员除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外，既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也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根据刑法的规定，对非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佛教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不能按受贿罪或者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追刑事责任。
2、乡镇卫生院院长是否构成受贿罪的主体问题。2003年4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作出《关于集体性质的乡镇卫生院院长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称：经过乡镇政府或者主管行政机关任命的乡镇卫生院院长，在依法从事本区域卫生工作的管理与业务技术指导，承担医疗预防保健服务工作等公务活动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3、党务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的主体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不成为问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党务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存有争议。主流观点认为，尽管从我国的政体和国情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但从其性质上看，它毕竟还是一个政党，不是国家机构，所以，还是不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视为刑法第93条中所指的国家机关为宜[ii]。纯粹的国家工作人员，当然指的是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党务人员虽然不能列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却能够划归“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因而仍然是一种“国家工作人员”。
4、村委会成员与村党支部书记能否构成受贿罪的主体问题。村民委员会成员往往利用土地联营、批租之便，或者利用村社区企业发包、公益工程发包之机，索取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损害了国家或集体利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0年4月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肯定了村委会成员能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条件是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列举报7项公务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村民委员会成员与村民小组组长不同。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村民小组组长和下属委员会工作人员不属于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而且，能够协助村级组织工作的组织，与村基层组织有区别，不应将其视为村基层组织人员。最高法1999年《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指出：对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5、村党支部书记能否构成受贿罪的主体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3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党章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因此，村基层组织应明确界定为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比如，某村支书余某负责土地征用工作期间，就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其利用本村变压器承包之机，向变压器承包人王某先后多次索取现金时的身份，因其属于处理村集体事务，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资格。
6、足球裁判能否构成受贿罪的主体问题。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是源于龚建平的黑哨事件。再比如2002年浙江省体育训练一大队负责招收跳远运动员及带队训练的教练员金某因向运动员家长索贿8万元，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九年，肯定了足球裁判等相关人员应划归刑法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范畴，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理由主要是：1.足协是经国家民政部登记备案的社团法人，与成员是平等关系。是根据《体育法》的授权，负责对全国足球运动的管理，同时足协还拥有行政管理权，包括部分行政处罚权，从这一角度上讲，中国足协行使的是法律授予的对特定行业的国家公共管理权，这种管理权是一种法定的公权利或行政管理权。2.裁判代表足协行使对具体赛场的管理职能，是公权利，本质是依《体育法》执行公务。3.裁判叶人事关系上不属于足协，但是受足协聘请从事的是公共事务管理活动。
7、普通医生能否成为受贿罪主体的问题。普通医生的工作属于公共事务，但不具有领导、组织、管理、监督的特征，其利用处方的机会销售药品，本质是利用了其工作上的便利，而不是职务权利。
8、记者能否成为受贿罪的主体问题。即“有偿新闻”是否构成受贿罪的问题。国有事业单位媒体记者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的媒体采访写作都是公务活动，新闻记者的活动是建立在国家赋予新闻单位权威性和垄断性之上的，因此，有偿新闻利用这种权利之便，可以构成受贿罪。其他非国有新闻单位的记者可能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现在有很多自媒体，记者的种类也很多，大家要注意辨别。
9、人大代表能否构成受贿罪的主体问题。这个问题争议不大。人大是国家权利机关，人大代表行使表或其他公务如批评、建议权等，其性质应定性为依法从事公务的行为，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10、“假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的主体问题。本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资质的人，采取非法手段骗取有关组织信任，被任命为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人，或职务较低的国家工作人员采取欺骗手段，取得较高职务等情形，亦即行为人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取得，形式上合法，实质上非法，则采“实质论”，“职务论”说，即国家工作人员实质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从事的是国家公务，至于取得方式如何，在所不问。
11、律师能否成为受贿罪的主体问题。以前有公职律师，还有国有律所，现在没有了，这个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但是现在又有政策，要设立公职律师，并且党政机关要聘请党员律师做法律顾问，此时律师就有可能成为受委托处理公务，构成受贿罪主体。
三、受贿罪的其他实体问题
1.谋利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的问题。除了主体的认定比较有争议外，受贿罪的其他实体问题理论和实务界争议也有很多。比如谋利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的问题，但是这个争议对实务的影响非常有限，因为司法机关基本不考察是否有实际谋利的问题。
2.贿赂的范围。这个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不大，基本范围就是钱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将比较特殊的性贿赂等排除在贿赂利益之外。
3.转化型受贿问题。转化型受贿，比如某行贿人知道某领导家里正在装修，送去一台价值高昂的空调，某领导一看，说：既然买了，就留下吧，我把钱给你。可是之后始终也没给钱。到案发，认定其是转化型受贿。转化型受贿特指在收受财物的时候没有形成受贿故意，但是在占有财物期间思想发生变化，产生了受贿故意，称为转化型受贿。转化型犯罪的实务认定也不算很有争议，但是理论界对转化型受贿是出于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有争议。
4．受贿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比如方才说的转化型受贿，是出于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我认为仍然是直接故意，在他转化为受贿意思时，他对权钱交易的后果是积极追求的。
5.感情投资型受贿故意的认定。受贿罪是对合犯，即行贿、受贿是对应的，没有行贿就没有受贿，不可能一方没有行贿故意，另一方单方面行成受贿故意。尤其是在感情投资型受贿案件当中，当事人双方是否具有相对应的行受贿故意可能是我们辩护律师唯一的抓手了。新近出台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将感情投资入罪，且没有规定时间标准。而且规定的“可能影响职务”标准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辩护人对此几乎是无从下口。那么是不是所有收受被管理人财物的行为都构成受贿？在很多长期交往中，不能排除双方具有真情实意的可能性，尽管行为人的职务对这种真情实意是有重大影响的。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全社会都在讲人脉资源，都在讲要跟成功的人在一个圈子里才有可能成功，那怎么能说我们跟成功的政治家们的交往都成了行贿了呢。怎么辩？我们跟成功的政治家正常交往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对等的财物往来，因为我们挣的钱多，他们工资很少，但是他们还有其他高端的朋友圈子是我们需要的，很多情况之下与他的职务职权没有直接的关系，等等，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那么我们想，从常理来说，这种人情交往、感情投资，我们不会认为自己在行贿？我们并没有有求于他职权的行为，因此不会认为自己在行贿；没有收买他的权利，他能单方面构成受贿吗？我认为不能。比如我们团队正在办理的一个比较大的受贿案，他跟对方有二十几年的交情，期间他的职务变动了N多次，他也长年在节假日期间固定给这个国家工作人员钱物，甚至在他买房时借钱给他，但是行贿人说的很清楚，年节送礼是因为交情，买房时是借钱，而不是要钱。那么直到案发时他都认为这笔钱是借款，没有放弃所有权，那么即使这个国家工作人员单方面不想还了，也不能成立受贿犯罪。因为行贿人没有行贿意图，就不能称之为行贿；二人没有就权钱交易达成合意，不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
四、受贿罪的实务常见程序问题
1.自首、立功的认定。在职务犯罪案件当中，在修正案九及解释出台之前，对贪贿犯罪自首、立功的情节认定，“中间轻两头沉”。就是有些检察机关掌握的宽泛，为了罪责刑相适应，对自首、立功情节认定的标准掌握得比较宽泛；一方面又有些检察机关把自首、立功情节作为一种恩赐，或者突破案件的手段或者交换条件，来操作和掌握。中间一部分轻的，就是确实有自首、立功情节必须认定的情况，也占了一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审查受贿案卷宗时，要注意审查案件来源、到案经过，和侦破经过，要寻根问源。比如案件来源到案经过中简单说明，当事人被纪委调查，后移交检察机关。那么他是怎么到的纪委，纪委掌握了哪些线索，针对哪些具体事实，卷宗是否有相关证据，我们都要认真审查。在我参与办理的一个行贿案中，通过对案件来源、到案经过的审查，再结合卷宗证据之间的时间、逻辑先后顺序，发现虽然到案经过中写着是行为人被上级领导单位约谈，之后被检察院带走，但是实际上上级领导单位约谈时并未掌握其任何犯罪事实，而检察院立案是因其涉嫌受贿罪，与行贿罪完全不可能是一个事实，卷宗中其他有罪证据的取得，完全是在行为人有罪供述之后，也就是依赖于来源于行为人的供述，行为人是在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交待了上级单位和检察机关都不掌握的受贿罪之外的行贿犯罪事实，构成自首毫无疑问。
2.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容易发生问题的环节。我理解监视居住应当是行为人在指定居所内有自由活动的权利，只在侦查机关办案时人身自由受到约束。但实际上这太理想化了。这个强制措施很容易变成个别检察机关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的手段。我们团队办理的一个受贿申诉案件，就发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根本没有公安机关的执行工作，完全是检察机关一家在执行监视居住。这是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的。还有的监视居住，虽然有公安机关的配合，但以检察机关为主，这实际上也是说不通的。我们可以通过要求提供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交接手续、警方人员出庭作证、核对当事人同步录音录像的时间同交接时间等方法来考察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否排除了刑讯逼供的嫌疑。
3.分案处理隐藏冤错案件。实务中根据案件之间的联系、同案犯到案的时间不同等因素，对案件进行分案处理是比较常见的。由于贿赂案件对口供过度依赖，而口供又具有不稳定性，常常导致实务中的事实认定和证据有罪论证困难。比如开始双方都有了有罪供述，证据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审查起诉后双方均翻供。这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就比较困难。正如同在毒品犯罪案件中，如果哪一个涉案人莫名其妙地没有被追诉，这个人很可能是特情人员一样，如果一个涉案人员众多的行受贿对象犯罪案件中，人为地将案件生硬地掰成几个单独的案件，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检察机关虽然有办案数量的指标，但这个指标是以人头论，而不是以案件数论的。那么明明可以并案审理、避免浪费司法资源的案件，硬生生地分成几个独立的案件，就可能意味着案件证据有问题。可能被告人全部翻供，为了避免庭审中言辞证据反复、无其他证据印证，案件事实无法认定的问题，分案处理。因为这样一来，任凭你被告人怎么翻供，都有其他涉案人员翻供前的有罪供述来证实你翻供前的供述，就掩盖了很多问题。这是需要我们重视的。这种回避问题的作法也是需要司法机关反思和改正的。
4.忽视对受贿款项来源、去向的线索查实。比如我们团队办的的一起受贿案件当中，卷宗中只有行受贿双方的供述，但没有调查几十万贿赂款的来源、去向。虽然贿赂款的处置问题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不在必须用证据证实的范围内，但是这个没头没尾的钱仅仅存在于当事人的口中，显然是不合乎情理的。一般来说检察机关都会认真调查这方面的证据，如果卷宗内没有这方面的证据，要引起辩护人的重视，很可能是一个冤错案件。对于卷宗中的相关证据材料也要认真核实，是否具有其他用途的可能性，从而有效质疑案件事实。
5.退赃的重要性。退赃应当被有效利用为我们的辩护手段。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 情况下，退赃对量刑的作用不可低估。在案件比较有争议的情况下，退赃要慎重。可能会坐实了司法人员的有罪推定。
综上，一般而言，在司法实务中，检察机关的办案水平和对案件质量的重视程度是高于公安机关的。但是职务犯罪类案件有时会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政治和法律不完全是一回事，所以会导致有些检察机关有罪推定观念比较重，这种观念一定会体现在卷宗中的证据材料里。所以我们不能迷信检察机关的案卷材料表面信息。职务犯罪是社会关系的一个反映，对辩护人的法学理论功底、政策掌握能力和对社会关系本质的敏感性都有比较高的要求。作好职务犯罪类案件的辩护工作，首先要敢于质疑案卷材料和检察机关的定性；其次要注意结合社会交往现状独立、深刻思考案件的背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i]孟庆华著《受贿罪研究新动向》第27页[ii]赵秉志等：《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第四篇：从案例看商业秘密的“秘密点”
商业秘密的“秘密点”
北京承天倍达过滤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飞粒彻科贸有限公司等
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案件要旨：一项技术信息能否构成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取决于权利人能否对其中相关的秘密性技术进行证明。虽然该证明过程一般需通过鉴定机构完成，但其前期的收集取证工作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权利人自身。在遭遇此类情况时，权利人可选择先启动行政或刑事程序，请工商部门或者公安机关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保全，而后再去法院启动民事保护程序。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湘凌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北京专业商业秘密律师，主要服务领域为公司法、知识产权等领域。在商业秘密领域，唐律师办理过大量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律师曾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唐律师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
一、案件来源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二中民初字第6086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终字第326号判决书。
二、基本案情
承天倍达过滤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一下简称“承天倍大公司”）成立于1996年，主要从事流体过滤技术的研究、开发及生产。1997年7月郭某进入承天倍达公司，负责市场销售。1998年8月任某进入承天倍达公司，从事过滤设备图纸的设计和改进，同年12月27日任某被聘为设计工程师，合同有效期至2002年12月31日。郑某于1998年10月进入承天倍达公司，担任采购部外协工程师，负责材料供应。2001年6月任某从承天倍达公司辞职，同月22日任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飞粒彻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粒彻公司”）成立。2001年10月和11月，郑某和郭某相继从承天倍达公司辞职。自2002年1月起，郭某代表飞粒彻公司与数公司签订了多项合同。
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2001年12月飞粒彻公司与承天倍达公司的原加工单位涿州市发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商定，飞粒彻公司提供图纸，涿州市发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为其加工产品。次年3月正式签订了生产加工协议。2002年5月承天倍达公司及飞粒彻公司均参与了东方化工厂组织的招标活动，在活动中，承天倍达公司发现了飞粒彻公司从事与其相同的生产经营活动，随后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投诉，指控飞粒彻公司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2002年7月8日通州分局对飞粒彻公司进行不正当竞争调查，在飞粒彻公司办公地发现了属于承天倍达公司的客户通信录，会议代表名单14页及过滤设备图纸23页。
此外，2001年9月20日至2002年6月26日飞粒彻公司共与17个客户发生业务联系并且成交。
2002年7月10日，承天倍达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状告任某和飞粒彻公司侵害了其商业秘密，8月23日又追加了郭某、郑某为共同被告。
三、法院审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承天倍达公司的“过滤脱水装置”仅管是以行业内被广泛利用，属于公知技术的产品为蓝本，但是却对一些零部件、结构进行了重新设计、测绘，改变了某些装置并克服了原产品的不合理设计，才形成了现有的产品结构。因此认定共有7点技术信息构成商业秘密，但承天倍达公司要求保护的聚结分离器、粗过滤器等技术信息，由于或不具有新颖性、创造性，或可通过直观方式获得，或与本案技术无关，故依法不予保护；任某作为原告职工，在研发“过滤脱水装置”过程中接触过上述技术秘密，其设立的飞粒彻公司在组建之初就生产出同类产品，且在该产品中含有原告的技术秘密，任某又不能以充分证据证明使用该技术秘密的合法来源。故可认定任某向飞粒彻公司披露了其掌握的技术秘密，应与飞粒彻公司共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外，承天倍达公司主张的由零配件供应商和客户名单组成的经营信息，因这些名单可通过展销会等形式的公知渠道获得，因此不能构成受法律保护的经营信息；而承天倍达公司主张郭某和郑某侵犯商业秘密的诉讼请求，由于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飞粒彻公司停止侵权行为；任某和飞粒彻公司以书面形式向承天倍达公司赔礼道歉并共同赔偿承天倍达公司15万元；驳回承天倍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承天倍达公司和飞粒彻公司、任某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承天倍达公司上诉称，任某和飞粒彻公司窃取、抄袭并使用其产品图纸和营销信息，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一审未对上述行为予以认定；郭某以个人名义与飞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粒彻公司合作，在为飞粒彻公司推销侵权产品的过程中，披露、使用了上诉人的营销信息，其行为属于与飞粒彻公司共同侵害我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一审判决亦未予认定。另外，上诉人的技术秘密时生产图纸及其载含的技术诀窍和技术信息，不是某类产品的技术原理和外观结构示意图。因而，相关部件结构等设计信息也属于上诉人的商业秘密，而不仅是一审中认定的7点技术信息。
任某和飞粒彻公司共同上诉称：承天倍达公司主张权利的技术信息均为公知技术，不能构成商业秘密，且一审认定的7点技术信息在整个产品中均非关键问题，对产品性能和成本均无重要影响，因而一审认定该7点技术信息构成商业秘密错误；并且一审判决认定承天倍达公司对技术图纸采取了保密措施，并判决二上诉人共同赔偿承天倍达公司1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因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承天倍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高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勘验、核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技术图纸的基础上，依据事实和法律认定承天倍达公司主张权利的技术信息中有7项构成受法律保护的技术秘密并无不当。承天倍达公司、飞粒彻公司、任某关于一审判决认定7项技术信息构成技术秘密错误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任某曾为承天倍达公司职工，其离职后从原单位带走产品图纸及相关营销业务资料，并另行成立了从事相同业务的公司，该行为显然违背了基本的商业道德，侵害了承天倍达公司的合法利益，而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和处理，确有不当。对于承天倍达公司对于郭某的指控，虽然郭某自离职后，确实参与了飞粒彻公司的经营活动，但由于承天倍达公司证据不足，一审判决对其侵权不予认定，虽有不妥，但不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因而只需在二审判决中酌情纠正即可。另外，鉴于承天倍达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已规定了严格保守公司信息的条款，故应认定承天倍达公司已采取了合理必要的保密措施。一审法院依据飞粒彻公司与17个客户发生业务联系并且成交这一事实，酌情判令飞粒彻公司、任某共同赔偿承天倍达公司15万元，亦属合理。综上，上诉人承天倍达公司、飞粒彻公司、任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北京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四、律师点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指称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应当对其拥有的商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对方当事人的信息与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以及对方当事人采取不正当手段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权利人要想证明被控侵权人侵犯其所有的商业秘密，除须证明自己拥有合法的商业秘密，且该商业秘密被对方当事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或使用的事实以外，还须对被控侵权人的信息及自己所有的商业秘密相同或实质相同负举证责任。
由于每项技术信息都是由公知技术和秘密性技术两部分组成的，该技术信息能否构成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并获得法律的支持，取决于权利人能否对相关秘密性技术的独有性进行证明。而该秘密性技术的寻找及证明过程，就是要排除技术信息中的公知技术，查找出权利人所掌握，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不为公众所知悉并且也不易被他人通过反向工程所掌握的技术信息的过程。这可以说是证明权利人拥有商业秘密的最为关键的一项证据。
秘密性技术存在的证明一般需通过当事人选定或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完成，但其寻找，即取证的过程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事人及其聘任的律师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当事人及律师取证在公信力方面的欠缺，因此，在很多时候都有必要邀请公证机关介入。比如在采集侵权产品时，邀请公证人员参加，对购买或取得涉嫌侵权产品的过程及途径进行固定，方便日后对侵权行为的举证。但当事人、律师或公证取证，由于缺乏强制力，在调查取证时很难得到对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配合，弄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因此，在遭遇此类情况时，权利人可选择先启动行政或刑事程序，请工商部门或者公安机关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保全，而后再去法院启动民事保护程序，从而更好的保护自身利益。
本文摘自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湖南邵阳人。主要服务领域为公司法、知识产权等领域。在商业秘密领域，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湘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唐湘凌律师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
由于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在商业秘密领域比较有影响，并就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多次接受《知识产权报》、《科技日报》等全国性报社采访。以下为唐湘凌律师关于商业秘密保护观点的报道：
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知识产权报》第文章《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多起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现状深有感触，“一些企业笼统的以为自己采取保密措施的信息的全部是商业秘密，实际上司法机关会因为该类信息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定条件而驳回。”
《知识产权报》文章《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唐湘凌律师认为，鉴于地方基层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发案率不高，有时一个基层法院几年都遇不到一个侵犯商业秘密案，加之商业秘密犯罪案件往往涉及很多专业性极强的问题，基层法院缺乏办案经验，比如这次会上研讨涉及的刑事案例，是武汉一个基层法院受理的第一个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案件，该案从公安立案侦查到检察院起诉至法院历经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法院审理又面临截然相反的两个鉴定结论在“打架”。把如此棘手的一个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交给从未有类似案件审判经验的基层法院审理实是勉为其难。建议参考目前有关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案件的管辖规定，将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事案件审理权上收至省会城市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管辖。
《科技日报》文章《跳槽走人 技术秘密如何留下——企业要增强商业秘密保护意识，但不能以“侵犯商业秘密”为借口打击竞争对手》：唐湘凌律师说，“根据有关规定，刑事案件中的公、检、法机关均有委托鉴定的权力，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也有自行委托鉴定的权利，在实践中，刑事或者民事案件的被告及其代理人往往也会委托鉴定，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现象。”
《科技日报》文章《跳槽走人 技术秘密如何留下——企业要增强商业秘密保护意识，但不能以“侵犯商业秘密”为借口打击竞争对手》：关于企业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应做的工作，唐湘凌认为，企业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一定要做好预防性工作，例如划定商业秘密的范围；建立秘密资料的存档管理制度；涉密计算机不联网；对企业员工进行商业秘密法律知识培训；与员工签署的《保密协议》；与可能接触较高级别商业秘密的员工签订的《竞业禁止协议》，签署保密协议时，一定要根据其接触或可能接触的商业秘密进行严格划定、明确保密的具体内容。”
《科技日报》文章《不能以“侵犯知识产权”为借口打击竞争对手》：唐湘凌律师建议，鉴于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非常复杂，希望有关方面参考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案件的管辖规定，将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事案件审理权上收至省会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城市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管辖。
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
第五篇：从观察点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县新桥冯村是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之一，多年来全面系统的跟踪调查，真实地记录了农村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如何认识目前农村的形势，努力推进社会主新农村建设，本文着眼新桥冯村这一个体的发展现状，提出一点看法。
一、五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变化
新桥冯村是一山区，以农为主，经济发展程度居于**县中上等水平。全村315户，1263人，706个劳动力，土地总面积为12864亩，其中：耕地1084亩、林地6650亩、园地155亩、水面945亩、其他土地4030亩。新桥冯村1999年被确定为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至今已连续调查了七年。分析历年常规调查资料，新桥冯村五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1、农村经济实现较快发展。2005年全村经营总收入为465.10万元，比2000年增加228.76万元，增长了96.8，年平均增长率19.4。其中：第一产业收入209.69万元，比2000年增加110.25万元，增长了1.1倍；第二产业收入121.57万元，比2000年增中95.17万元，增长了3.6倍；第三产业收入133.84万元，比2000年增加23.34万元，增长了21.1。
2、企业发展有了较大成效。2005年村内企业个数达到13家，其中集体企业2个、股份合作制企业3个、合伙企业1个、私营企业7个。这些企业都属工业型企业，其中红砖制造2家、石英砂加工7家、大理石加工2家、大型玻璃厂1家、粮食加工1家。目前，一家大型养殖企业正在投资建设。2005年全村工业总收入达到97.34万元。企业个数与企业收入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6.5倍、4.5倍。
3、农民职业发生重大变化。2005年全村劳动力的职业分布为：农业劳动者212人，占30；非农业劳动者494人，占70。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之比由2000年的1︰0.55变为1︰2.33。在农业劳动力中，纯务农者为97人，占总劳动力的13.7，这一比例比2000年下降了25.5个百分点。在非农劳动中，外出务工者330人，占总劳动力的46.7，比2000年上升了25个百分点；本地务工者120人，占总劳动力的17，分别是2000年的3.4倍和5倍；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经营者31人，占总劳动力的4.4，是2000年的4.4倍。
4、群众生活得到极大改善。2005年全村人平纯收入为2631元，比2000年增加1208元，增长了84.9，年平均增长率为17。随着人均纯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60户调查资料看，五年来，恩格尔系数由0.53下降为0.42，副食与主食之比由1.36上升为2.27，人均衣着支出由77.34元增加到158.04元，人均住房支出由44.44元增加到621.64元，人均用品支出42.05元增加到333.46元，年末人均货币资金由128.58元增加到460.42元。
5、社会发展取得全面进步。新桥冯村坐落在106国道两旁，组组通路，户户通电。全村83的家庭使用煤或燃气做生活燃料，78的家庭用上安全卫生水，73的家庭拥有电视机，30的家庭住上钢筋混泥土结构的房屋，18的家庭安装了电话，有240人持有手机。
二、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五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建设新农村面临不少困难与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发展后劲不足。从60户调查资料看，2005年新桥冯村粮食减产11.9，农业减收1.2，农业人均纯收入减少73元。农业始终没有走出徘徊的局面，甚至出现下滑的势头。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有：①生产结构单一。农业生产仍然是传统的“种粮、养猪”二元结构；种植业上，稻谷、玉米、红苕三个品种的播种面积占80以上；养殖业上，生猪生产占95以上。②生产条件差，农业抗灾能力低。干旱是今年粮食减产的直接原因，粮食靠天收的成份大。全村机耕机播面积仅为92亩，占总播种面积的5。③农业比较效益降低、非农就业机会增多，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下降。④分散、“小而全”式的农户家庭经营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2、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单个家庭难以适应市场变化，抵御市场风险，只有合作、联合，才有出路，才能发展。而现在的农民缺乏合作意识，很难组织起来。从农民自身来说，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农民思想观念参差不齐，集体观念淡薄，对基础设施和公益福利事业不关心、不热心。从外部环境看，重要的一条就是村级集体经济和民间合作组织发展滞后。新桥冯村集体一无企业，二无经营收入，集体负债18万余元，既无力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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