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金融债权纠纷中催收公告的的诉讼时效研究

第一篇：不良金融债权纠纷中催收公告的的诉讼时效研究

不良金融债权纠纷中催收公告的的诉讼时效研究

【摘 要】诉讼时效制度是与我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该制度有助于稳定现存的社会关系，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促进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在不良金融债权纠纷中，由于不良金融债权的到期日与起诉时间往往时间间隔比较长，债务人常利用债权转移过程中的疏漏，以诉讼时效作为抗辩，从而导致诉讼时效成为诉讼中双方论辩的焦点。本文以法律及国家相关政策为基础，拟从不同主体的角度对诉讼时效进行探讨，以期有利于不良金融债权纠纷的解决，为国家处置不良债权纠纷提供参考。

【关键词】不良金融债权；诉讼时效；中断

一、不良金融债权纠纷概述

１９９９年末，国家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信达、华融、长城、东方），管理和处置因收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２０００年以后，各资产管理公司开始通过转让（出售）方式对不良债权进行打包批量处置，尤其是国家要求各资产管理公司必须在２００６年年底以前完成对不良资产处置的背景下，涉及不良金融债权的纠纷不断出现，在一些地区甚至是频繁发生。由于此类纠纷案件具有涉及较广，政策性强，影响面和审理难度大的特点，一旦处理不当，不仅可能阻碍不良资产处置工作进程，而且极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在这些不良金融债权纠纷中，由于不良债权的到期日与起诉时间往往时间间隔比较长，债务人常利用债权转移过程中的疏漏，以诉讼时效作为抗辩，从而导致诉讼时效成为诉讼中双方论辩的焦点。笔者认为，对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纠纷有关诉讼时效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不仅涉及到国家相关的政策性规定，也涉及到资产管理公司、普通债权人等不同主体相关的权利义务，直接关系到国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实行不良债权剥离，推动国有银行现代化改革的政策目标的落实。有鉴于此，本文从法律及国家相关政策的角度，从不同主体的角度对诉讼时效进行探讨。

二、不良金融债权纠纷中的相关诉讼时效中断概述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届满后发生请求权有条件消灭或抗辩权发生的法律后果。

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中，因法定事由的发生使已经进行的诉讼时效期间全部归于无效，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三条也规定“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但是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主张权利的方式未作具体规定。

基于保护金融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关于如何适用十二条司法解释问题请示的答复【法函［２００２］３号】中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通知或公告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的债权之日”。据此可知，国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了资产管理公司公告催收诉讼时效中断的权利。

三、催收公告是否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解析

基于以上论述产生的问题的是：资产管理公司能否将此种带有行政授权性质的优惠作为一项民事权利转移给第三方，新的债权受让人基于受让债权的有效性，能否享有催收公告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权利？资产管理公司和受让人在时效届满前联合发出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公告的效力呢？笔者针对以上问题，下面给予详解。

（一）资产管理公司发布催收公告的效力

因资产管理公司从债权银行剥离的不良债权数额巨大，债务人人数众多且分散，债务人可能不配合及债务人或者担保人多因改制、重组等原因发生变更，事实上根本无法逐笔、逐户对债务人进行有效的通知，给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债权带来很大困难。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关于如何适用十二条司法解释问题请示的答复【法函［２００２］３号】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通知或公告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的债权之日” 的规定可知，国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了资产管理公司公告催收诉讼时效中断的权利。但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受让债权后，除第一次含催收内容的公告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外，其他的公告不应认定为具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能。

（二）普通债权人发布催收公告的效力

基于国家对资产管理公司给予的政策性的倾斜，资产管理公司所获得的法律上的授权显然比平等民事主体要优惠的多。当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债权转让给普通债权人后，普通债权人是否享有资产管理公司所享有的公告催收倒置诉讼时效中断的权利？

笔者认为普通债权人无权以公告的方式向债务人催收并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原因如下：

第一，不良金融债权的账面价值远远低于转让价格，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这也是普通债权人受让不良金融债权、获取利润的动机所在。

第二，普通债权人受让不良债权时，已对该不良债权是否能够回收，回收的比例做了先期调查了解，对不良债权的实现风险已经有所预知，其在决定受让前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主张这些权利也应当作了预算，受让人只有在有财产购买债权，有能力实现债权，有资信承受风险时才受让不良债权；

第三，以公告形式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及催收内容的公告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是针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作的特别规定，不应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实践中不能扩大公告催收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适用范围。

（三）资产管理公司和受让人在时效届满前联合发出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公告的效力

资产管理公司和受让人在时效届满前联合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也只能产生资产管理公司公告债权转让的效力。因资产管理公司已将债权转让，无权再向债务人催收，催收权人只能是受让人。由于受让人无权以公告的方式行使催收权，受让人公告催收的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当受让人在原资产公司催收公告时效中断结束后再提起诉讼或者主张权利，债务人、担保人有权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

（四）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后继续提起诉讼的行为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而中断，提起诉讼的行为应当有权利人提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有与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能提起诉讼，从而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

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债权转让后，通过交付不良债权的权利凭证，并转移不良债权的请求权和权利实现的结果，获取要求受让人交付对价的请求权，一般是双方确定的交易价格。这一系列行为表明资产管理公司对所转让的债权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了，自权利凭证交付时起，无权向债务人提出履行要求，更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否则构成对债务人和受让人的欺诈。

四、小结

综上，为了保护金融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家根据行政法规赋予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别于一般民事主体的一定的特殊地位和政策——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首次催收公告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其他任何主体的公告催收行为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这非但没有违背平等保护原则，相反正式对平等保护原则的坚持。

第二篇：银行贷款催收疑难法律问题研究：诉讼时效篇范文

银行贷款催收疑难法律问题研究：诉讼时效篇

吴春林

【摘要】作者拟对银行贷款催收疑难法律问题做系列研究，本文是关于贷款催收的诉讼时效疑难问题研究，作为该系列的第一篇。银行贷款管理中，对到期未还的债务人会定期发送到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可能因债务人拒签，或者无法联系等不能取得催收回执，这样，如何保全贷款诉讼时效，成为银行必需认真面对的问题。如果一概为了保全诉讼时效而提起诉讼，诉讼成本难以承担，显然是不现实的。本文就银行催收实务中存在的关于诉讼时效的几种典型形态进行研究，分析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不同观点，提出作者的观点并加以适当阐述。【关键词】贷款催收；疑难问题；诉讼时效 【全文】

多年来，国内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银行贷款催收可谓经验丰富，催收手段也“多姿多彩”，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辛辛苦苦开展的催收工作，本以为可以保全诉讼时效，却被法院所否定。作者在银行法律事务部门工作，解答催收工作人员最多的问题是如何有效保全诉讼时效。为什么从事了多年催收工作的银行催收工作人员，仍然对保全诉讼时效问题把握不住呢？究其原因，一是信贷工作人员对诉讼时效相关法律规定理解存在偏差，二是法律本身规定不够明确，导致理解上认识不一，实践起来“五花八门”。下面，作者就银行催收实务中存在的关于诉讼时效的几种典型形态进行研究，分析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不同观点，提出并适当阐述作者的观点，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债务人无法联系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一百三十九条、一百四十条分别就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进行了规定，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为“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为“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诉讼时效延长的事由为“有特殊情况”。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目了然，债务人无法联系不可能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实务中存在的分歧是，债务人无法联系是否可以归入诉讼时效中止的“其他障碍”事由或者诉讼时效延长的“有特殊情况”事由，有人认为债务人无法联系属于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主张构成诉讼时效中止，有人认为债务人无法联系属于有特殊情况，主张构成诉讼时效延长，也有人认为既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止也不构成诉讼时效延长。

债务人无法联系，的确给银行直接向其催收带来障碍，或者说，银行不能直接向其本人主张债权，不能直接将催收通知书送达其本人。但银行因此就认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止则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含义为某种客观存在的特殊原因，导致债权人无法行使请求权，该请求权不仅仅是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还包括向债务人的同住成年家属（下文将另行分析）和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行使请求权。银行有向其同住成年家属或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债权的渠道，显然能行使请求权，银行怠于行使权利，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构成诉讼时效延长的“特殊情况”是指，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落脚点仍然在不能行使请求权上，即客观障碍应导致权利人无法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根据上面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分析，同理，债务人无法联系不构成诉讼时效延长。【1】

二、向债务人同住成年家属送达催收通知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随着社会人员流动幅度的增大，债务人人（现住地址）户（户籍所在地）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债务人往往按照一个地址向银行申请贷款，后又长期外出在另一个地方工作，这样银行向债务人本人直接催收存在实际的障碍。实务中，银行往往向债务人的同住成年家属送达催收通知（催收对象当然是债务人），让其在催收通知书上签字或向其发送挂号催收信函，以作为银行已经进行过催收的证据。一种观点认为，债务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授权，即使是同住成年家属代其签收催收通知书或挂号信函也不能产生送达本人的效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债务人与同住家属关系密切，向债务人同住成年家属催收可以推定为将催收的意思表示送达债务人。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造成上述认定上的分歧。作者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是敦促债权人积极行使权利，怠于行使权利法律将赋予其不利的后果，而不是为债权人合理行使债权设置障碍，更不是使债务人通过诉讼时效制度而获利。诉讼时效因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而中断，向债务人同住成年家属送达催收通知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关键在于是否能确定向债务人同住成年家属送达催收通知，就能产生送达债务人的法律效力。判断送达是否生效，只需对催收的意思表示是否到达债务人作出认定，不需要债务人针对催收通知书或信函实施受领行为或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因为送达催收通知是银行作出的其在积极行使权利的一种宣示，并不是一种合意行为，不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增加债务人的义务。债务人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预留联系地址，其功能之一就是作出宣告，表明该地址作为其受领送达的场所，债务人联系地址变更，有义务及时告知银行。债权人因不能直接向债务人催收，而选择通过向其同住成年人送达催收通知，是由于债务人自身原因造成，可以认定银行采取了合理的方式在主张债权。鉴于债务人与其同住成年家属的特殊关系，基于合理性原则，参照民诉法关于送达的有关规

定，债权人向债务人同住成年家属送达催收通知的，即使最终债务人同住成年家属没有通知到债务人，也应当推定催收意思表示已到达债务人，催收通知产生送达债务人的法律效力，诉讼时效中断。【2】

审判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模糊，不同的法官对向债务人同住成年家属送达催收通知的效力是否归属于债务人的理解不一，出现有的法官支持，有的法官不予支持的分歧。鉴于上述现状，建议银行或银联通过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司法建议，促成最高人民法院就该问题作出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向债务人同住成年家属送达催收通知的，推定催收意思表示到达债务人，诉讼时效中断。

三、信函催收能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实务中，银行有时是由于考虑成本与效率问题，采取邮寄挂号信函的催收方式，通过向债务人发送挂号信或特快专递邮寄催收通知书；有时是由于债务人无法联系，试图通过向债务人申请贷款时预留的地址邮寄催收通知书的方式取得催收回执，以证明已向债务人进行过催收，从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如果债务人签收并承认银行的催收行为，诉讼时效当然中断。然而事与愿违，实务中往往出现催收信函被拒收退回、无人签收退回、债务人否认收到或虽承认收到信函但否定是银行向其催收等情况。

关于信函催收存在的上述情况是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审判实务中也是意见不一，作出支持的判决有之，作出不予支持的判决也存在。作者认为，信函催收的法律效率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判断的标准如上文的分析一样，不是债务人是否受领了一纸催收通知书，而是看银行的催收意思表示是否到达债务人。如果由于债务人拒绝签收导致催收信函被退回的，银行依据退信回执上的“拒收”事由，即可证明银行的催收意思表示已经到达债务人，可以推定债务人已经明知银行的催收意思表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如果因无人签收退回的，银行已经明知债务人没有收到催收信函，不能推定债务人已经知晓银行的催收意思表示，不能产生送达债务人的效力，因此，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如果银行有相关邮寄催收信函的证明，而债务人否认收到的，应当由债务人举证证明，否则，推定催收信函送达债务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如果债务人承认收到过信函但否定是银行向其催收的，鉴于银行与债务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合理性原则，应当由债务人举证，债务人不能举证的，可以推定银行向其发出的信函是以催收为内容。作者通过研究发现，一些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就信函催收的相关法律效力作出了规定，在信函被拒收退回、债务人否认收到或虽承认收到信函但否定是银行向其催收等情况发生时，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或将举证责任课加给债务人，如果债务人不能证明，则认定诉讼时效中断。【3】【4】【5】但遗憾的是，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信函催收的法律效力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规定，为了有效保护金融债权，建议银行或银联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司法建议，促成最高人民法院就此作出相关司法解释，明确银行信函催收的效力问题。至于催收信函因无人签收退回的，由于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银行可以采取公告催收的方式（关于公告催收的诉讼时效问题下文将详细分析），将催收的意思表示送达债务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

四、公告催收能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实务中，银行经常采取在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催收到期贷款。采取刊登公告的方式，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债务人无法联系；二是债务人拒签催收通知书；三是将若干债务人一并公告，为降低催收成本。可是一旦涉讼，一般法院会认定银行公告不具有送达债务人的法律效力，从而对银行主张诉讼时效中断不予支持。例如，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3）藏民二终字第03号》认为：“债权人主张债权，应采用直接的、债务人能够注意到的形式。《启示》仅具有广而告之的性质，其发布方式并无当面催告的实际效果，并不意味被上诉人必然注意到这则启示，且被上诉人也无法律义务必须关注此种启示，故该启示不具有导致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意义。

第三篇：在认定不良金融债权诉讼时效问题时应注意的几个司法解释

在认定不良金融债权诉讼时效问题时应注意的几个司法解释

鉴于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金融债权大多存在借款担保合同签订时间早、催收不规范的问题，因而在不良金融债权清收过程中，诉讼时效问题成为了比较常见，也比较复杂的问题。本人长期从事不良金融债权法律服务，认为以下几个司法解释在解决不良金融债权的诉讼时效问题时是很重要的，特进行介绍。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担保法生效前发生保证行为的保证期间问题的通知（法[2002]1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我院于2000年12月8日公布法释[2000]44号•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后，一些部门和地方法院反映对于担保法实施前发生的保证行为如何确定保证期间问题没有作出规定，而我院于1994年4月15日公布的法发[1994]8号•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问题亦不十分明确。为了正确审理担保法实施前的有关保证合同纠纷案件，维护债权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同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于当事人在担保法生效前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如果债权人已经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主债务人主张了权利，使主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债权人可以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6个月(自2002年8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逾期不主张的，保证人不再承担责任。

二、主债务人进人破产程序，债权人没有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亦可以在上述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债权，如果债权人已申报了债权，对其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债权，债权人可以在破产程序终结后6个月内向保证人主张。

三、本通知发布时，已经终审的案件、再审案件以及主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不适用本通知。

2002年8月1日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法释[２００４]４号）

云南、河北、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高法 ２００３ ６９号•关于保证人超过保证期间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应如何认定性质和责任的请示‣、（２００３）冀民二请字第１号•关于如何认定已过了保证期间的保证人在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上盖章的民事责任的请示‣和川高法 ２００３ ２６６号•关于保证期届满后保证人与债务人同日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未依法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消灭。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清偿债务，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人民法院不得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该催款通知书内容符合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并经保证人签字认可，能够认定成立新的保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证人按照新保证合同承担责任。二○○四年四月十四日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1999/02/11 法释(1999)7号）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１９９８‟冀经一请字第３８号•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的“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是否受法律保护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1997年4月16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川高法„1996‟116号•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受法律保护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的，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此复。

以上四个司法解释在认定不良金融债权诉讼时效时经常用到，对诉讼时效问题的解决是极其重要的。

第四篇：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对此法条的理解有以下几种：有的认为继承纠纷应当严格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有的认为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纠纷转化为共有权纠纷后，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法律未明确规定，且学术界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根据该条的意思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有的认为，遗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后，应当从侵害共有权的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且不论从继承开始到起诉是否超过20年。笔者从亲身经历的一起继承案件出发，试想通过查找全国其他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处理方式总结实践中的做法，但调研发现，在实践中，因对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理解不同，全国各个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判决都各不相同。为统一法律适用，本文拟在考察我国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适用诉讼时效现状之基础上，剖析此类案件实质上属于物权确认及物的分割案件，以共有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解决途径，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一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系姐弟关系，原告喻金系原告杨秀敏之外甥女。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的母亲方秀梅于2007年2月去世，父亲杨永明于2008年4月去世。方秀梅和杨永明去世时，遗留房屋两处。后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因继承遗产发生纠纷，原告杨秀敏于2009年5月31日诉至法院要求继承遗产。审理中，本院追加喻金为本案原告。经原审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09年7月23日达成协议，将方秀梅与杨永明遗留的房屋两处予以分割。

调解书生效后，案外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同年7月14日中院提审该案，11月26日，中院裁定撤销原审调解，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该案经重审查明：原审诉争的两处房屋中其中位于A处的系杨裕与李菊夫妇的共有财产。杨裕与李菊共生育四个子女，即：杨冬月、杨艳芬、杨玉兰、杨永明。1972年3月22日李菊死亡；1976年12月20日杨裕死亡。李菊、杨裕夫妇死亡后，其二人的房产未经翻建、亦未析产继承。1982年2月杨冬月死亡，留有一子任玉祥。2008年4月杨永明死亡，其有三个子女：杨秀琴、杨秀敏、杨同。杨秀琴于2005年11月23日死亡，留有一女喻金。位于B处的房屋登记在杨永明名下，系杨永明、方秀梅夫妇与杨同夫妇共同共有。

在重审的过程中，杨秀敏认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的起诉已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其民事权利不应受到保护。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是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因为遗产未进行分割，应从2009年7月23日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因其他继承人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主张权利，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二是本案实质上属于物权纠纷，物权纠纷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之现状考察

以下系笔者摘取的较为典型的、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案件的部分裁判文书内容，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该类继承纠纷在法律适用上不统一现象较为明显。

上诉人许文绪因其他继承纠纷一案中，海南中院认为1980年何汝莲去世，继承自此开始，2005年4月13日被上诉人符春玉、符玉桂以上诉人许文绪占用其共同共有房屋要求腾退。而上诉人许文绪认为其系何汝莲的继承人，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不同意退出，双方发生争议，已超过二十年，但上诉人未提供中止、中断、延长有关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何汝莲于1980年死亡，至今二十多年才提起请求分得遗产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1]

原告田某、田某

1、田某2与被告田某

3、田某

4、田某

5、田某

6、田某

7、田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该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就该抗辩理由提供充分的证据，即未证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张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超过二年，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未超过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根据《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通则》的解释，当事人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该时效为最长诉讼时效，但适用《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针对最长诉讼时效，如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田某、田某1虽未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提起民事诉讼，但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就前红井房屋的权属问题提起了行政诉讼，并在行政诉讼期间以及行政诉讼终结后的合理时间内连续提起了民事诉讼，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与民事诉讼又存在密切关系，故应当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从最长诉讼时效即将结束时开始，持续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诉讼请求应当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诉讼请求应当受法律保护。原告田某2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并未通过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要求继承前红井房屋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田某2应当继承的份额，应当归于其他继承人。本案法官认为该类继承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且适用了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2]

上诉人李学如、严伟、严美华、严利因分割继承遗产纠纷一案中，判决说理部分未充分论证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2年或20年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继承法》第8条规定的情况”用语简单带过。[3]

原告袁寿群、万帮群与被告袁寿春、袁寿富，第三人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继承财产纠纷一案中，被告袁寿春久居诉争之房，但在2003年9月22日前并未取得住房的所有权，仅为物上的使用权，故并不构成对遗产共有人即二原告及被告袁寿富共同所有权之侵害，不能发生时效计算问题，当诉争房屋登记移户时，即构成对二原告继承权的侵害，诉讼时效应从诉争房屋登记之日起计算。二原告在两年内启动诉讼程序，故本案无涉时效问题。该案件仅仅关注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没有考虑20年诉讼时效问题。[4]

三、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救济途径之选择

（一）民通意见第177条的正确诠释

要正确理解民通意见第177条的含义首先必须明确“继承权纠纷”的含义。从以上列举的案例判决理由来看，我国法院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由于对于“继承权纠纷”的概念及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理解不同，所作的判决也截然不同。笔者对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近九成的法官认为所谓“继承权纠纷”就是与继承有关的纠纷都属于此类，应当严格按照《继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判决。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继承权纠纷”的范围不宜扩大。我国《继承法》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条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5]不能将全部与继承权相关的继承纠纷案件全部纳入继承权纠纷之内，这样不仅不利于真正权利人主张权利，还导致物的归属处于模糊状态。

其次，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只要继承人（为方便讨论，本文不涉及遗嘱继承与遗赠，本文所述的继承人系指法定继承人，以下同）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则视为接受继承，且如果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此时继承纠纷转化为确认物权归属与分割物的纠纷，即确认各继承人份额进而对遗产进行分割。确认物权请求权属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系确认物权的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由此可见，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就物权归属或物权是否成立以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时，自认为是物权主体或主张物权成立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物权。[6]继承开始后，法律赋予继承人默示的行为具有继承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的遗产转变为各继承人的共同共有财产，此时，继承人起诉要求继承遗产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确认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确认物权请求权的确认之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对此亦予以明确。[7]

（二）确认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物权法第三章规定了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一、确认物权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

二、基于物权行使的物权请求权，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请求权等；

三、对损害物权的侵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请求权。[8]对上述请求权能否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物权法未予以明确。龙翼飞教授认为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则[9]，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不包括物权请求权，[10]王利明教授亦赞同对于物权请求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11]

笔者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首先，确认物权请求权关系到物权的归属，尤其随着近几年旧城改造、拆迁补偿等导致不动产价值逐年攀升的情况下，不动产的物权归属对权利人而言就更为重要。在很多案件中，确认物权的归属往往是行使物权行为的基础，物权确认之诉是给付之诉的前提。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来看，无论采诉权消灭说还是实体权利消灭说，亦或是抗辩发生说，[12]消灭时效届满均导致权利实质上归于消灭。因为自然债务与裸体权利都是虚无缥缈的，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权利，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已。假如确认物权请求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消灭，那么，标的物将长期处于归属不清或者权利真空之状态。[13]这种状态导致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人丧失实体胜诉

权，而实际占有不动产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对其物权的确认也不能进行产权登记因而不能真正成为该不动产物权法律上所保护的产权人。因此，如果诉讼时效届满，该物权的归属出现权利的真空状态。权利真空之状态导致各方当事人继续争夺标的物，将影响该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转，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效率提高，背离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旨。

其次，从【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中可以看出，一方于1985年12月起诉，距被继承人费翼臣死亡已有25年，已经超过《继承法》与《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最长保护期限，仍建议按照析产案件给予处理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可以看出最高院对此类案件的态度。

再次，从审判实践中看，通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用债权而不适用于物权。尽管学理界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审判实务中对物权特别是不动产的保护，不适用民法通则第七章规定的诉讼时效，已是共识。[14]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民事审判适用物权法总则及所有权部分的相关问题，对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指导性意见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该指导性意见认为，物权法第三章规定的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通说认为，物权确认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因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其他物权请求权在此不予赘述）

最后，由于不动产拆迁带来的巨大利益，近几年因继承遗产诉至法院的纠纷逐年递增，其中因分割不动产遗产的纠纷比重亦呈逐年增长趋势，由A市B法院2006-2010年受理的继承纠纷与不动产继承纠纷分别占全部受理案件的比例情况可见，如果适用继承法规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每年该法院约有21.56%的不动产继承纠纷案件因诉讼时效届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法院辖区内每年将有约五分之一的不动产权属处于不明状态，导致拆迁过程中因被拆迁人权利主体的不明确滋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增加涉诉信访新案的发生，造成法院司法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三）审判实践中采用正确案由

因在实践中，各个法官对继承权纠纷及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认识的差异，法律对此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在过去的时间里此类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乱。有的适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的适用分家析产纠纷，有的适用共有物分割纠纷。笔者选取所在辖区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的继承案件进行统计发现，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约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产纠纷，剩余则采用共有物分割纠纷、排除妨害纠纷、返还原物纠纷等。

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案由应当确定为共有权确认、共有物分割纠纷。要确定正确的案由，首先应当明确案由的确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民事案由的确定标准。民事案件案由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是原则，同时考虑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对少部分案由也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该通知中还规定了关于第二部分“物权纠纷”项下“物权保护纠纷”案由与“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的协调问题及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时如何确定案由的问题。[15]通过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关系以继承纠纷为基础，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被分割的，无人明确放弃继承权，则被继承人的遗

产即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的状态，此时所涉法律关系为关于物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依据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时涉及物权保护项下的两种物权请求权，则案由应当采用所有权纠纷中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有人认为，民通意见第177条已经规定了此时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为什么还要确认他们的共有权呢？这是因为，在实践中，有时诉至法院要求分割遗产的继承人为了分得更多的遗产，故意不告知还有其他的继承人，或一部分继承人为了使某些继承人得不到遗产恶意串通另一部分继承人采用诉讼的方式分割遗产，如果此时法院只凭借这些当事人的陈述，就有可能损害被遗漏的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还要有一个共有权确认的过程。因为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是一个，各个共有人之间不分份额，只是享有一个总的所有权，个人在其中不具有自己的部分，只要共有关系不解除，这种关系就永远不能分出份额。[16]此外，虽然推定各继承人对遗产共同共有，但因为在实践中有些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遗产给这些继承人，因此，共有权确认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决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问题。

对于不适用其他案由的理由，如不适用法定继承纠纷的理由，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此类继承纠纷在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进行分割前、多个继承人未放弃继承的条件下实质上转化为共有纠纷，即法律关系的性质已经转化为共有权的确认和共有物分割的问题。从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看，分家析产纠纷属于婚姻家庭纠纷的一个子案由，与本条的规定无关。至于排除妨害、返还原物纠纷是基于对物拥有确定的所有权份额基础上的请求权，因为处于共同共有状态的遗产此时尚未进行分割，无从谈排除妨害与返还原物的请求权。

结语——对于审理此类案件的建议

从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来看，我国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一方当事人丧失胜诉权、一方当事人产生履行义务抗辩权，而社会实践中争议的标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几方实际占有，如果确认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可能导致实际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权，主张权利一方丧失法律保护的权利，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物权归属处于不明确的状态。除此之外，即使因诉讼时效届满，往往物被实际占有，不是《继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无法律依据，也无实践基础。

再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己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该房屋仍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损共有权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未被分割的遗产仍然属于各继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将此类纠纷作为侵权纠纷就无法确定侵权行为的起诉点。故在实践中，对于确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妥。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当事人私权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当事人主义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加强法官对诉讼的控制成了各国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我们不能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17]笔者认为，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因继承人的范围可能涉及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的程序问题，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之规定，法官应采取各种措施调查明确继承人范围及遗产范围，不能只听信当事人的陈述，以防止部分当事人恶意串通分割遗产及其他损害合法继承人权益的行为。法官主动查明事实真相不仅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及

司法资源浪费，还能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切实保护所有继承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彻底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

第五篇：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以民通意见第177条为例的分析

作者：刘海银

发布时间：2013-04-16 15:13:08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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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对此法条的理解有以下几种：有的认为继承纠纷应当严格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有的认为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纠纷转化为共有权纠纷后，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法律未明确规定，且学术界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根据该条的意思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有的认为，遗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后，应当从侵害共有权的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且不论从继承开始到起诉是否超过20年。笔者从亲身经历的一起继承案件出发，试想通过查找全国其他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处理方式总结实践中的做法，但调研发现，在实践中，因对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理解不同，全国各个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判决都各不相同。为统一法律适用，本文拟在考察我国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适用诉讼时效现状之基础上，剖析此类案件实质上属于物权确认及物的分割案件，以共有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解决途径，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一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系姐弟关系，原告喻金系原告杨秀敏之外甥女。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的母亲方秀梅于2007年2月去世，父亲杨永明于2008年4月去世。方秀梅和杨永明去世时，遗留房屋两处。后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因继承遗产发生纠纷，原告杨秀敏于2009年5月31日诉至法院要求继承遗产。审理中，本院追加喻金为本案原告。经原审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09年7月23日达成协议，将方秀梅与杨永明遗留的房屋两处予以分割。

调解书生效后，案外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同年7月14日中院提审该案，11月26日，中院裁定撤销原审调解，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该案经重审查明：原审诉争的两处房屋中其中位于A处的系杨裕与李菊夫妇的共有财产。杨裕与李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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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育四个子女，即：杨冬月、杨艳芬、杨玉兰、杨永明。1972年3月22日李菊死亡；1976年12月20日杨裕死亡。李菊、杨裕夫妇死亡后，其二人的房产未经翻建、亦未析产继承。1982年2月杨冬月死亡，留有一子任玉祥。2008年4月杨永明死亡，其有三个子女：杨秀琴、杨秀敏、杨同。杨秀琴于2005年11月23日死亡，留有一女喻金。位于B处的房屋登记在杨永明名下，系杨永明、方秀梅夫妇与杨同夫妇共同共有。

在重审的过程中，杨秀敏认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的起诉已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其民事权利不应受到保护。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是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因为遗产未进行分割，应从2009年7月23日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因其他继承人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主张权利，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二是本案实质上属于物权纠纷，物权纠纷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之现状考察

以下系笔者摘取的较为典型的、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案件的部分裁判文书内容，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该类继承纠纷在法律适用上不统一现象较为明显。

上诉人许文绪因其他继承纠纷一案中，海南中院认为1980年何汝莲去世，继承自此开始，2005年4月13日被上诉人符春玉、符玉桂以上诉人许文绪占用其共同共有房屋要求腾退。而上诉人许文绪认为其系何汝莲的继承人，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不同意退出，双方发生争议，已超过二十年，但上诉人未提供中止、中断、延长有关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何汝莲于1980年死亡，至今二十多年才提起请求分得遗产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1]

原告田某、田某

1、田某2与被告田某

3、田某

4、田某

5、田某

6、田某

7、田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该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就该抗辩理由提供充分的证据，即未证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张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超过二年，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未超过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根据《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通则》的解释，当事人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该时效为最长诉讼时效，但适用《民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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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针对最长诉讼时效，如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田某、田某1虽未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提起民事诉讼，但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就前红井房屋的权属问题提起了行政诉讼，并在行政诉讼期间以及行政诉讼终结后的合理时间内连续提起了民事诉讼，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与民事诉讼又存在密切关系，故应当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从最长诉讼时效即将结束时开始，持续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诉讼请求应当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诉讼请求应当受法律保护。原告田某2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并未通过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要求继承前红井房屋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田某2应当继承的份额，应当归于其他继承人。本案法官认为该类继承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且适用了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2]

上诉人李学如、严伟、严美华、严利因分割继承遗产纠纷一案中，判决说理部分未充分论证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2年或20年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继承法》第8条规定的情况”用语简单带过。[3]

原告袁寿群、万帮群与被告袁寿春、袁寿富，第三人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继承财产纠纷一案中，被告袁寿春久居诉争之房，但在2003年9月22日前并未取得住房的所有权，仅为物上的使用权，故并不构成对遗产共有人即二原告及被告袁寿富共同所有权之侵害，不能发生时效计算问题，当诉争房屋登记移户时，即构成对二原告继承权的侵害，诉讼时效应从诉争房屋登记之日起计算。二原告在两年内启动诉讼程序，故本案无涉时效问题。该案件仅仅关注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没有考虑20年诉讼时效问题。[4]

三、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救济途径之选择

（一）民通意见第177条的正确诠释

要正确理解民通意见第177条的含义首先必须明确“继承权纠纷”的含义。从以上列举的案例判决理由来看，我国法院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由于对于“继承权纠纷”的概念及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理解不同，所作的判决也截然不同。笔者对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近九成的法官认为所谓“继承权纠纷”就是与继承有关的纠纷都属于此类，应当严格按照《继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判决。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继承权纠纷”的范围不宜扩大。我国《继承法》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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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条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5]不能将全部与继承权相关的继承纠纷案件全部纳入继承权纠纷之内，这样不仅不利于真正权利人主张权利，还导致物的归属处于模糊状态。

其次，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只要继承人（为方便讨论，本文不涉及遗嘱继承与遗赠，本文所述的继承人系指法定继承人，以下同）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则视为接受继承，且如果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此时继承纠纷转化为确认物权归属与分割物的纠纷，即确认各继承人份额进而对遗产进行分割。确认物权请求权属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系确认物权的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由此可见，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就物权归属或物权是否成立以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时，自认为是物权主体或主张物权成立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物权。[6]继承开始后，法律赋予继承人默示的行为具有继承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的遗产转变为各继承人的共同共有财产，此时，继承人起诉要求继承遗产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确认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确认物权请求权的确认之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对此亦予以明确。[7]

（二）确认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物权法第三章规定了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一、确认物权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

二、基于物权行使的物权请求权，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请求权等；

三、对损害物权的侵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请求权。[8]对上述请求权能否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物权法未予以明确。龙翼飞教授认为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则[9]，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不包括物权请求权，[10]王利明教授亦赞同对于物权请求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11]

笔者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首先，确认物权请求权关系到物权的归属，尤其随着近几年旧城改造、拆迁补偿等导致不动产价值逐年攀升的情况下，不动产的物权归属对权利人而言就更为重要。在很多案件中，确认物权的归属往往是行使物权行为的基础，物权确认之诉是给付之诉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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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来看，无论采诉权消灭说还是实体权利消灭说，亦或是抗辩发生说，[12]消灭时效届满均导致权利实质上归于消灭。因为自然债务与裸体权利都是虚无缥缈的，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权利，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已。假如确认物权请求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消灭，那么，标的物将长期处于归属不清或者权利真空之状态。[13]这种状态导致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人丧失实体胜诉权，而实际占有不动产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对其物权的确认也不能进行产权登记因而不能真正成为该不动产物权法律上所保护的产权人。因此，如果诉讼时效届满，该物权的归属出现权利的真空状态。权利真空之状态导致各方当事人继续争夺标的物，将影响该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转，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效率提高，背离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旨。

其次，从【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中可以看出，一方于1985年12月起诉，距被继承人费翼臣死亡已有25年，已经超过《继承法》与《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最长保护期限，仍建议按照析产案件给予处理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可以看出最高院对此类案件的态度。

再次，从审判实践中看，通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用债权而不适用于物权。尽管学理界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审判实务中对物权特别是不动产的保护，不适用民法通则第七章规定的诉讼时效，已是共识。[14]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民事审判适用物权法总则及所有权部分的相关问题，对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指导性意见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该指导性意见认为，物权法第三章规定的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通说认为，物权确认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因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其他物权请求权在此不予赘述）

最后，由于不动产拆迁带来的巨大利益，近几年因继承遗产诉至法院的纠纷逐年递增，其中因分割不动产遗产的纠纷比重亦呈逐年增长趋势，由A市B法院2006-2010年受理的继承纠纷与不动产继承纠纷分别占全部受理案件的比例情况可见，如果适用继承法规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每年该法院约有21.56%的不动产继承纠纷案件因诉讼时效届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法院辖区内每年将有约五分之一的不动产权属处于不明状态，导致拆迁过程中因被拆迁人权利主体的不明确滋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增加涉诉信访新案的发生，造成法院司法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三）审判实践中采用正确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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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实践中，各个法官对继承权纠纷及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认识的差异，法律对此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在过去的时间里此类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乱。有的适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的适用分家析产纠纷，有的适用共有物分割纠纷。笔者选取所在辖区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的继承案件进行统计发现，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约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产纠纷，剩余则采用共有物分割纠纷、排除妨害纠纷、返还原物纠纷等。

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案由应当确定为共有权确认、共有物分割纠纷。要确定正确的案由，首先应当明确案由的确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民事案由的确定标准。民事案件案由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是原则，同时考虑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对少部分案由也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该通知中还规定了关于第二部分“物权纠纷”项下“物权保护纠纷”案由与“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的协调问题及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时如何确定案由的问题。[15]通过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关系以继承纠纷为基础，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被分割的，无人明确放弃继承权，则被继承人的遗产即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的状态，此时所涉法律关系为关于物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依据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时涉及物权保护项下的两种物权请求权，则案由应当采用所有权纠纷中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有人认为，民通意见第177条已经规定了此时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为什么还要确认他们的共有权呢？这是因为，在实践中，有时诉至法院要求分割遗产的继承人为了分得更多的遗产，故意不告知还有其他的继承人，或一部分继承人为了使某些继承人得不到遗产恶意串通另一部分继承人采用诉讼的方式分割遗产，如果此时法院只凭借这些当事人的陈述，就有可能损害被遗漏的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还要有一个共有权确认的过程。因为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是一个，各个共有人之间不分份额，只是享有一个总的所有权，个人在其中不具有自己的部分，只要共有关系不解除，这种关系就永远不能分出份额。[16]此外，虽然推定各继承人对遗产共同共有，但因为在实践中有些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遗产给这些继承人，因此，共有权确认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决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问题。

对于不适用其他案由的理由，如不适用法定继承纠纷的理由，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此类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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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纠纷在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进行分割前、多个继承人未放弃继承的条件下实质上转化为共有纠纷，即法律关系的性质已经转化为共有权的确认和共有物分割的问题。从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看，分家析产纠纷属于婚姻家庭纠纷的一个子案由，与本条的规定无关。至于排除妨害、返还原物纠纷是基于对物拥有确定的所有权份额基础上的请求权，因为处于共同共有状态的遗产此时尚未进行分割，无从谈排除妨害与返还原物的请求权。

结语——对于审理此类案件的建议

从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来看，我国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一方当事人丧失胜诉权、一方当事人产生履行义务抗辩权，而社会实践中争议的标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几方实际占有，如果确认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可能导致实际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权，主张权利一方丧失法律保护的权利，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物权归属处于不明确的状态。除此之外，即使因诉讼时效届满，往往物被实际占有，不是《继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无法律依据，也无实践基础。

再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己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该房屋仍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损共有权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未被分割的遗产仍然属于各继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将此类纠纷作为侵权纠纷就无法确定侵权行为的起诉点。故在实践中，对于确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妥。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当事人私权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当事人主义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加强法官对诉讼的控制成了各国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我们不能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17]笔者认为，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因继承人的范围可能涉及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的程序问题，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之规定，法官应采取各种措施调查明确继承人范围及遗产范围，不能只听信当事人的陈述，以防止部分当事人恶意串通分割遗产及其他损害合法继承人权益的行为。法官主动查明事实真相不仅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及司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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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还能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切实保护所有继承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彻底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008）海南民二终字第112号判决书，类似的案例有（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510号上诉人黄凤仙、周国权、周剑文、周爱莲、周茵、周筱、周丽华、周丽云、周国鸿、黄剑烽继承纠纷一案。

[2](2006)西民初字第10728号判决书。

[3]（2002）成民终字第1594号判决书。

[4]（2003）彭州民初字第18号判决书。

[5]汤文元：《继承权诉讼时效的理解和适用》，载《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2期第56页。

[6]沈爱玲：《物上请求权与物权保护探析》，载《前沿》2010年第20期总第274期第19页。

[7]【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该批复认为，“双方当事人诉争的房屋，原为费宝珍与费翼臣的夫妻共有财产，1958年私房改造所留自住房，仍属于原产权人共有。费翼臣病故后，对属于费翼臣所有的那一份遗产，各继承人都没有表示过放弃继承，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因视为均已接受继承。诉争的房屋应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他们之间为此发生之诉讼，可按析产案件处理，并参照财产来源、管理使用及实际需要等情况，进行具体分割。”

[8]关于物权请求权的类型，存在三类型说、四类型说以及无类型说三种学说，其争论主要是围绕恢复原状请求权、确认物权请求权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属于物权请求权而展开的。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本文根据物权保护的特点采用三类型说。

[9]2002年11月30日，龙翼飞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德恒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民商法前沿论坛”之一的演讲中分析了三种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基于身份关系的抚养费和赡养费的请求权、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及基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请求权。龙翼飞：《时效制度若干问题》，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09页。

[10]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应当是：第一是请求权，而不是一切权利；第二是在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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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中，只有债权请求权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制，其他的请求权如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杨立新：《中国民法理论研究热点问题探索与意见》，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24页。

[11]2001年9月28日，王利明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德恒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民商法前沿论坛”之一的演讲中指出，物权的请求权通常适用于各种继续行的侵害行为，如果严格以消灭时效的期间起算办法，则对物权人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保护物权。王利明：《债权与物权》，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55页。

[12] 关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民法学界存在三种学说：

1、诉权消灭说。该说认为，消灭时效届满后，实体权利并不消灭，权利人所丧失的只不过是诉权而已。消灭时效届满后的债务属于自然债务，而权利则称为“裸体权利”。

2、实体权利消灭说。该说认为，消灭时效届满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归于消灭。

3、抗辩权发生说。该说认为消灭时效届满后，实体权利与诉权均不消灭，仅发生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的抗辩权。李建华、杨代雄、赵军：《论我国物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选择—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相关规定》，载http:///2005-12/***6/htm,于2013年2月8日访问。

[13]李建华、杨代雄、赵军：《论我国物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选择—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相关规定》，载http:///2005-12/***6/htm,于2013年2月8日访问。

[14]汤文元：《继承权诉讼时效的理解和适用》，载《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2期，第57页。

[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规定，“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既包括以上三种类型的物权确认纠纷案由，也包括以上三种类型的侵害物权纠纷案由。物权法第三章“物权的保护”所规定的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保护方法，即“物权保护纠纷”，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规定的每个物权类型（第三级案由）项下可能部分或者全部适用，多数可以作为第四级案由规定，但为避免使整个案由体系冗长繁杂，在各第三级案由下并未一一列出。在涉及侵害物权纠纷案由确定时，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只涉及“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一种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则可以适用“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六种第四级案由；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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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则应按照所保护的权利种类，分别适用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项下的第三级案由（各种物权类型纠纷）。

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

[16]杨立新：《关于共有的若干问题》，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17] 田少红：《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方面的作用——中国和法国民事诉讼制度之比较》，载《法律适用》第2005年第6期，第38页。

来源：中国法院网 北京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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