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起偷税案的成功辩护词
一起偷税案的成功辩护词
这是一起偷税案,某公司因为偷税罪由税务机关移送公安机关侦察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同案被提起公诉的还有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负有直接责任的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如果公司罪名成立,则公司的几位高管也罪名成立。
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的李春月律师接受委托在认真分析案情和法律研究后,提出了辩护意见。该辩护意见得到法庭和公诉机关的认可,案件以公诉机关撤诉而终结。
该辩护意见基本反映了案件全貌及律师的观点,以下就是辩护意见的核心部分。文中的当事人单位,均为化名。
本律师庭前认真研究了案件材料及相关法律,走访了相关专家,经本所律师集体研究确认了辩护观点。本律师认为:天山公司不构成偷税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税务局的处罚决定书不是税务鉴定
税务问题是个专业问题,偷税案件是专业性较强的刑事案件,偷税行为是否发生应经专业机构鉴定。这种鉴定应是严肃且符合法定程序的。税务机关在此前的税务处理中所作的《税务稽查报告》,是为税务机关行政处罚的基础性文件,其严肃性不足以达到刑事案件的要求,不能作为刑法意义上的司法鉴定。刑法的严肃性,远高于行政法。如果以税务行政意义上的《稽查报告》代替刑事鉴定,就像将十层高楼建在三层矮楼的基础上一样不稳定!
《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根据本案情况,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机关应当偷税这一专业性问题,委托专门机关进行司法鉴定,而非以《税务稽查报告》代替司法税务鉴定。即在公诉方没有提交合法的司法鉴定报告前,应当认定其证据不足!
二、天山公司没有提出税务行政复议不能确定处罚决定的鉴定意义
公诉方在提出,天山公司没有对税务局的处罚决定提出异议,相当于对处罚决定的默认,承认其偷税行为。本律师认为:天山公司对税务局的处罚决定,没有提出异议,不能等同于没有异议,更不能以此确定处罚决定的刑事证据意义。
天山公司接到税务处罚决定时,案件并未进入到刑事司法程序,税务机关相关办案人员也没有陈述将要移送刑事审判。天山公司以为只是罚款了事,虽然对税务处罚决定不服,但为了不得罪主管的税务局,为了防止今后涉税事件带来麻烦,没有提出行政复议。再加上税务稽查人员曾对天山公司说:这点事不算事,交点罚款就完事了,你们复议也没啥用。在这种情况下放弃的异议权。天山公司只是在税务行政意义上放弃对处罚决定的异议权,而不是在刑事意义上服从刑事司法鉴定。现在天山公司向法院提出税务司法鉴定,是合法且合理要求,应当得到法院的尊重。即在对本案进行税务司法鉴定前,不应作出判决!
三、天山公司对偷税事件无主观故意
偷税是故意犯罪,分析当事人的主观故意对案件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案是天山公司承建的某中学校园信息化工程合同。该工程合同的《工程结算审核定案书》显示,该合同工程造价总金额为132万元。工程总造价中有设备、材料款59万元,安装类劳务费75万元。这类在一项交易中既提供商品又提供服务的工程,是税法意义上的混合销售行为。税法规定:混合销售,能分清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金额的,应分别按销售商品金额的17%纳增值税和提供劳务金额的5%纳营业税。如果不能分清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金额的,则按收入总金额纳17%增值税。天山公司在工程没有结算的情况下,已经按销售商品(即设备、材料)的金额交纳了增值税10.9万元(扣除进项税抵扣9.8万元,实缴1.1万元)。对提供劳务所收取的营业额准备纳营业税,而由于主管税务不同意其纳营业税,再加上工程尚未决算劳务费金额尚未确定,而暂未缴纳税款。公司但所有的工程预收进度款已经在帐上明确记载,根据会计惯例公司的帐目记载并无不当,且在税务机关调查时也如实汇报,并无任何隐瞒。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八条、《财政部 国家局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6号)等法规(上述三法规条款附后),天山公司的行为这种情况并无明显违法之处,不符合偷税犯罪的主观要件。
另外,1).此项工程是首先进行布线,挖沟等业务,现付的款都是工程安装款,由于相关的财政部门要求价格审核,所以只能等审核定价后才能计算税额并开具发票。
2).直到税务稽查时,天山公司还有9.8万的可抵扣税款,换算过来可以开将近68万的发票。而审核报告中该工程的设备款只有59元,也就是说天山公司购入设备形成的进项税额,足可以抵扣其销项税额。开具增值税发票并不会增加开山公司的纳税负担,不开发票也没有获得避税收益,天山公司没必要偷税。
3)天山公司是2006年春节后取到的审核报告。在此前没开增值税发票就是因为不知道审核后如何核定金额。
4)工程拖延两年,责任在于发包单位资金缺口,大楼时建时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天山公司一直保留的可抵扣税金,同时也从未将受到的款项转走或转换名头。如果想偷税,就不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五六笔的款项从不转移,始终在公司挂帐。天山公司的行为,不符合偷税犯罪的客观要件。
四、天山公司客观上不存在偷税行为。税务稽查局的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关于某中学校园信息化工程合同,在税务机关检查期间天山公司自行申报纳税10.9万元(扣除进项税抵扣9.8万元,实缴1.1万元),扣除已缴纳税款尚有6.1万元税款未缴纳。税务机关派到天山公司检查员张某某先生(据讲业务权威)在接受天山公司财务人员咨询时,也没明确天山公司对安装费收入是否应当纳增值税。天山公司对类似该中学安装工程合同以都是这么记帐核算的,历年财务审计和税务检查都没有提出问题。一项尚未决算的工程合同,自行申报纳税10.9万元,尚有6.1万元未确定的税款未缴纳,所有的预收工程款全部明确记载在帐上,而且也和税务稽查人员如实申报,这种行为明显不符合偷税犯罪的客观表现。
五、天山公司不属于偷税。从上述分析可以见得,起诉认定的偷税行为没有合法的鉴定依据,天山公司主观上不存在偷税故意,客观上不存在偷税行为,只是在纳税问题上与税务机关有不同见解,而且税务机关的认定有明显的违反税法之处。所以本律师谨慎地认为:天山公司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偷税行为,只是在纳税问题上与税务机关有不同理解。案发后,天山公司已经按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书补交了税款和罚款,我们希望法院对本案是否构成偷税作严肃的司法鉴定并依法审判。
附:相关法规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六条、纳税人兼营非应税劳务的,应分别核算货物或应税劳务和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的,其非应税劳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纳税人从事建筑、修缮、装饰工程作业,无论与对方如何结算,其营业额均应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及其他物资和动力的价款在内。
《财政部 国家局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6号)
三、关于营业额问题
(十三)通信线路工程和输送管道工程所使用的电缆、光缆和构成管道工程主体的防腐管段、管件(弯头、三通、冷弯管、绝缘接头)、清管器、收发球筒、机泵、加热炉、金属容器等物品均属于设备,其价值不包括在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中。
其他建筑安装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也不应包括设备价值,具体设备名单可由省级地方税务机关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列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六十三条 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八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应纳或者应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关除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外,可以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篇:宗庆后偷税案
与宗庆后个税问题被调查相伴的是,娃哈哈与法国达能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纷。这起涉及双方合资问题的纠纷被披露已历时一年。双方都曾在媒体上大打“口水仗”,尽管双方自去年底就宣布“休战和谈”,但明里暗里的“斗争”似乎仍在继续,“个税门”事件就将这场斗争进一步升级。
“税案稽查已基本结束,宗庆后所欠缴税款及滞阿纳金已全部还清,近期有关部门将会公布调查结果。” 5月7日,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卫清告诉记者。
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宗庆后涉嫌偷漏个税3亿元”的事件看似很快就会有结果了,但围绕着“个税门”产生的争议和疑团还依然牵动着人们的神经。
税案序幕揭开
2007年8月,一名自称“税务研究爱好者”的举报人,实名举报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未如实申报个人所得税,从此拉开了宗庆后“个税门”的序幕。同年11月,杭州市地税局正式立案。令人意外的是,宗庆后已在立案的前一个月补缴了税款2亿多元。
媒体于今年4月曝光此事之时,税务部门对此案的稽查还未结束,但此时一个戏剧性的情节令舆论顿时哗然。“这件事肯定和达能有关,举报人就是达能的秦鹏(达能中国区总裁)!”宗庆后在税案遭曝光后于4月14日抛出的这一斩钉截铁的“控诉” 令税案更显曲折,娃哈哈方面有关人员更是在公开场合多次向媒体高调表示:“达能集团是宗庆后税案的幕后推手!”在其看来,甚至“举报者所选择的时机都是别有用心”!
记者了解到,举报所指的“巨额境内外收入”涉及的主要是宗庆后服务于达能娃哈哈合资公司期间所获得的部分收益。达能公司与宗庆后的银行账户往来凭证显示,从1996年双方合资直到2006年,达能方面以“服务费”、境外子公司“奖励股”股利及股权回购名义,向宗庆后支付薪酬共计7100万美元。
“但达能集团向宗庆后支付的报酬与宗庆后所认为的有很大差距,这使得宗庆后一直以为达能所支付的金额是境外公司已经为其在新加坡纳税之后的报酬。”钱卫清告诉记者。
而达能中国总部对此事的态度则相对低调,在宗庆后向媒体高调“控诉”的第二天,达能出具了一份声明,对宗庆后的指控予以否认,并表示,按照达能与宗庆后于1996年和2003年签署的《服务协议》及《奖励股协议》,达能在新加坡的子公司向宗庆后支付了相应的报酬。
记者获悉,在《服务协议》和《奖励股协议》中约定,宗庆后负责缴纳工资、奖金以及其他利益在中国及其他地区的任何种类的任何税款、收费或征费。“达能没有替宗先生纳税的责任和义务,也从未在境外替他纳过税。”达能方面表示。
这一说法显然无法得到娃哈哈方面的认同,“虽然双方曾约定由宗庆后承担个税,但承担与缴付是两回事!”钱卫清说:“根据我国个税法及个税征收条例的规定,合资公司高管的收入无论境内还是境外收入,应当由合资公司或实际支付报酬的公司承担代扣代缴的义务。”
达娃PK
各执一词的宗庆后与达能公司之间凝结着怎样的利益纠葛?
税案发生后,如同在达娃并购商战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宗庆后再次大打民族牌和悲情牌,而对此多数网友表示同情,甚至有网友将宗庆后比做“与外国列强相对抗的英雄”,当然也有人呼吁应当彻查并追究其涉嫌偷漏税的责任。
即使在全国两会这样的正式场合也依然很少打领带、经常卷着袖口的宗庆后,在熟悉他的人眼里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颇为矛盾的人,娃哈哈的成长历程也见证了宗庆后的性格。1987年,宗庆后凭借14万元借款,创办了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娃哈哈的前身,十几年间,娃哈哈在宗庆后的决策下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最强的饮料企业。
1996年,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与香港百富勤公司以及达能集团经过洽谈达成协议,由娃哈哈公司以现有厂房、设备、土地出资,香港百富勤与达能以现金组建5家合资公司。在正式签订合同时,改为由百富勤与达能在新加坡组建的金加投资公司投入资金,形成娃哈哈持股49%、金加公司持股51%的合资公司。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百富勤将股权出售给达能,金加投资公司变成了达能独家控股公司,娃哈哈与达能的合资公司也就变成了达能控股的公司。
但合资之后,双方的合作并不愉快,再加上达能后来收购了娃哈哈的一些竞争对手。心生不满的宗庆后和中方决策班子决定,由职工集资持股成立的公司出面,于1999年建立了一批与达能没有合资关系的公司。
几年后,达能突然以达、娃签订的商标使用合同中娃哈哈集团“不应许可除合资公司外的任何其他方使用商标”为由,要求用40亿元人民币的低价并购娃哈哈集团总资产达56亿元的其他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达能强购事件”。至此,达能与娃哈哈的矛盾全面爆发,甚至几度对簿公堂。
“本人从今以后不与你说了,亦不与你干了,亦不与你玩了,要养精蓄锐到斯德哥尔摩与你去讲理了。”面对强硬的达能,宗庆后毅然辞去达能与娃哈哈合资的所有29家公司及10家二级公司的董事长职务。
与此同时,十几位高管扬言要集体请辞追随宗庆后。在2007年5月以来双方针对对方发起的诉讼仲裁过程中,宗庆后的执着与强悍及其凝聚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几个回合过后,2007年12月21日,达能和娃哈哈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将一切诉讼和仲裁程序暂停两个月,但随后和谈期限被一再延长。据钱卫清介绍,起初有几个方案,“要么双方合并、共同上市,但达能要求太多,没谈成;要么达能把娃哈哈的合资公司股份买走,但达能出价太低。” “他们的要价漫无边际,毫无诚意。竟然开价其当年投资额13亿元的25到35倍,也就是325亿到455亿,还要求娃哈哈在一天之内立即答复,太苛刻。”钱卫清说。
2008年4月10日是上一轮和谈延长一个月后的最后期限,但双方的谈判依然没有进展。四天后,宗庆后“个税门”爆出,有人认为,“如此的„巧合‟,不排除达能施压的可能”。娃哈哈方面则认为“个税门”是达能炮制的陷阱。
早在2007年6月7日,宗庆后在给达能的《宗庆后致达能董事长里布先生及各位董事公开信》中称:“现在才拿不到3000欧元的月薪。就算他们(达能)所承诺的合资公司年利润1%的奖金及每年10万欧元左右的工资补贴,我想我亦可能属于世界上最廉价的董事长兼CEO了。”宗庆后在信中称其十年间总收入约7000万元人民币。
有知情人透露,达能从此时开始暗中调查宗庆后的收入,据钱卫清介绍,去年7月份,达能扬言要告宗庆后三宗罪:国有资产流失、商业贿赂和偷逃个人所得税,让宗庆后“在诉讼中度过余生”。“前两者根本不可能,但关于个税的问题引起了宗庆后的警觉,他发现当初的合同中有一项条款是要求其自己履行纳税义务,宗庆后感觉风险很大,通过自查发现果然没缴个人所得税,于是10月份在网上申报纳税。”钱卫清说。
宗庆后的收入有多少
作为达能娃哈哈合资企业的股东和CEO,以及娃哈哈等多家国内企业董事长、股东,多重身份的宗庆后的收入构成一直为外界所困惑。
据了解,1996年,达能以及达能娃哈哈各合资企业与宗庆后签订《服务协议》,根据该协议,达能为宗庆后提供的酬劳包括工资、与业绩挂钩的奖金、各合营公司规定的各项福利以及中国法律和法规要求的其他法定补贴和劳保待遇。此外,“根据合营公司的经营业绩,甲方股东(达能子公司新加坡金加投资公司)可以其同意的形式给予宗先生任何特别奖励。”
据此,达能及其子公司与宗庆后签订了《奖励股协议》,达能将其境外几家子公司的股权奖励给宗庆后,宗庆后享有这些股权的分红;更大的收益则来自股权回购,双方约定,股权回购的交易价格,将与达能中国合资公司的业绩挂钩。
“虽然达能许诺的收益不少,但是其设定的前提条件也很苛刻,不是很合理。”钱卫清告诉记者。
公开资料显示,达能为宗庆后设定了严格的业务指标,比如,双方在当年协议中规定,1996年总利润目标为1.3亿元(人民币),2000年目标为3.174亿元。若低于目标,“各合营公司的董事会可决定是否向宗先生派发奖金。”
再比如,若出现“在任何连续两个财政内,所有合营公司的销售净值的累计增长未达到30%,或所有合营公司总利润在任何连续两个财政内的累计减少超过10%”等情况,达能与宗庆后签署的这份《服务协议》将被终止。
宗庆后在去年6月7日给达能的公开信中所提到的10年7000万元人民币的总收入并非其收益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更多的还来自于达能与宗庆后签署的《服务协议》及其附属《奖励股协议》,尤其是后者更被宗庆后本人视为其税案的关键所在。关于宗庆后在合资公司的报酬构成,钱卫清告诉记者:“一是服务于合资公司的报酬、奖励和福利,二是达能向宗庆后提供无息贷款用以购买达能在新加坡子公司股份所得的股权分红,三是达能对这部分股份进行股权回购后所产生的增值收益。”
记者根据采访中收集到的信息,总结出宗庆后的收入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工资和奖金收入,正如他在公开信中所说,包括3000欧元的月薪、10万欧元的补贴,外加合资公司年利润1%的奖金,10年间收入共7000万人民币。
第二,股权分红,宗庆后除每年有合资公司年利润1%的奖励分红,个人也在合资公司持股,因此也可获得相应分红。
第三,“境外收益”,税务部门从达能获得的银行往来凭证显示,根据《服务协议》及《奖励股协议》等,宗庆后在1996年到2005年间累计获得“服务费”842.4183万美元;在“奖励股”安排中,达能将金加投资有限公司、卡尔文有限公司等境外子公司的若干股权“奖励”给宗庆后,1996年到2006年,宗庆后从这两家公司的股权分红中累计获得收益1505.6876万美元;此外,达能和金加投资公司以回购上述两公司股权的名义向宗庆后支付的款项,大约4000多万美元。该部分共计7100万美元。
此次税案所涉及的欠缴税费就是指的第三部分收益的个税,但宗庆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没有7000万美元那么多,实际获得的只有4000万美元,这是境外所得,而且这只是协议中贷款第一部分,后来的达能就没再兑现。”
定性及税率需具体分析
相对于娃哈哈与达能在媒体的频频亮相,负责查办宗庆后税案的杭州税务部门异常低调。当记者致电杭州市地税局表明采访意图时,对方当即表示:“关于宗庆后税案的问题,一律不接受任何采访,一切无可奉告。”
相对于税案曝光之初的高调,如今,娃哈哈集团在此问题上略显低调,据知情人向记者透露,是为避免因频频接受采访而影响调查结果的公布。
宗庆后收入中的股权分红与股权回购的具体数额是多少、如何定性、适用何种税率、滞纳金如何计算、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等,这些问题在调查结果公布之前,外界还无从知晓。
目前争议较大的是宗庆后所获 “服务费”及“奖励股所得”的定性和适用税率问题,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施正文告诉记者,应该根据宗庆后的收入性质和来源予以定性、确定种类,依法适用税率征收税款。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凡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居民个人,其境内所得和境外所得都应申报纳税。
宗庆后及娃哈哈团队都强调,其根据《服务协议》及《奖励股协议》所获得的 7100万美元属于境外收入。施正文认为,作为在中国境内的中外合资企业中任职的管理人员,宗庆后因履行《服务协议》而取得报酬和股份等提供劳务所得,虽然支付地点在境外,其所得的来源地仍然为中国境内,应当按照来源于我国境内的所得依法纳税,不得抵扣在境外已缴纳的税款。但对源于境外公司支付的股息、红利,则属于来源于境外所得,在给予抵扣境外税款后向我国纳税。
由于宗庆后本人是合资企业股东,与合资方是否雇佣关系有待确定,所以宗庆后所获“服务费”的定性和适用税率目前仍有争议。施正文认为,如果不存在雇佣关系,仅以个人名义提供咨询服务,则这部分可认定为“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超过10万的,按40%税率征税。
至于宗庆后与达能之间的股权激励协议,“要根据合同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以及宗庆后取得收益的具体身份来确定宗庆后所得的股权奖励、股权回购的性质和税率。”施正文说。
他认为,从目前已掌握的信息来看,这些所得在实质上是宗庆后依任职业绩而取得的收益,只是以“股权红利”和“股权回购”的形式进行奖励,实质上都可认定为属于工资薪金所得,每月超过10万元以上部分的税率为45%。当然还要看具体合同如何规定。
宗庆后究竟是否构成偷税或偷税罪也是目前舆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专家表示,要将税收违法行为、偷税、偷税罪等不同的法律概念予以区分,宗庆后是否构成偷税或者偷税罪要看其是否符合税收征管法和刑法规定的要件。
《刑法》规定,偷税罪成立需达到下列两个条件之一:其一,偷税数额达1万元以上,且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其二,行为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
“宗庆后作为纳税人是否有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等行为。”施正文表示,宗庆后只有实施了上述四种违法犯罪行为之一,导致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才能认定是偷税,而只有偷税才有可能构成犯罪。
宗庆后究竟缴纳了多少滞纳金目前也还不为外界所知,“关于此案滞纳金的计算要以2001年5月1日《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施行作为分界点进行分段计算,之前的滞纳金比率为按日千分之二,之后为万分之五。”施正文告诉记者。
第三篇:某房地产公司偷税案
某房地产公司偷税案
时间:2011-01-06 来源:自创稿件 作者:江苏省阜宁县地税局 【评论(0)】
一、基本案情
(一)案件来源
2008年6月中旬,某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该局)举报中心接到举报电话,举报某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假借 “职工集资房名义”开发商品房销售偷逃地方税收。
(二)纳税人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1996年8月,经济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800万元,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建筑材料、装璜材料销售、钢模出租。该公司的纳税信用等级为B级,在分级分类稽查中属于D类,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为查帐征收。
(三)主要违法事实
经过对该公司2002至2006地方税收政策执行情况的全面检查,发现该公司主要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1、是故意假借“职工集资房名义”开发商品房销售偷逃地方税收。2002-2006年期间该企业利用收据收取其开发的商品房价款6361900元,未申报缴纳地方税、费。
2、是以开发产品抵顶施工方基建工程款,少列销售收入162500 元,未申报缴纳地方税收。
3、是未按规定如实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少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38450元。
4、是办理“假按揭”少列销售收入1206560元,未申报缴纳地方税收。该公司虚称为缓解企业内部资金压力,以公司内部三名股东名义办理了六间门面房的银行按揭,收到银行的按揭款共960000元,记入“其他应付款-借款”,房产已过户到股东个人名下,没有作销售处理。六间门面房的合同总价为1206560元。
5、预售商品房取得的预收帐款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结转销售收入,未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该公司至2006年底开发的商品房已全部销售完毕,并交付给业主使用,其预售商品房取得的预收帐款没有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的原则及时确认销售收入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该公司提供资料和外围取证显示,2002年至2006年取得预收帐款6361900元、以不动产冲抵工程款162500元、视同销售收入1206050元,均没有作收入账务处理。
6、支付借款利息321680元,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四)定性及处理结果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三条及《国务院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问题的紧急通知》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第、第三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依法追缴该公司不缴、少缴的营业税388022.5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7161.58元,教育费附加11640.68元,城镇土地使用税38450元,土地增值税96145元,企业所得税256094.85元;加收滞纳金223166.65元。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八条、第九条及国税发[2003]4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责成该单位补扣个人所得税64336元。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公司在账簿上不列、少列销售收入、虚假纳税申报造成不缴、少缴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行为定性为偷税,处以一倍的罚款,罚款金额453634.08元。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对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处以少代扣代缴税款50%的罚款,罚款金额32168元。
鉴于该公司的偷税行为已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七条和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及有关规定,将该公司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稽查方法
(一)检查预案
该局接到案件举报后,迅速组织稽查人员围绕纳税人的涉税情况开展调查:一是查询征管系统内该公司的基本登记信息和2002-2006纳税申报、缴纳信息,通过查询发现该公司仅申报了几笔印花税,其它税种未申报;二是通过主管税务机关了解税收管理情况。该公司在2002-2006期间未有开发项目备案。三是到发改委、规划局、国土局调查该公司开发工程立项审批、建筑面积、可销售面积、土地用途和征用面积等情况。通过调查了解发现该公司在2001年10月以职工集资楼名义申报立项综合楼2幢,建筑面积5560平方米,可销售面积 5300平方米,土地征用面积10600平方米。四是到房管局调查该公司“职工集资房”审批手续和销售备案资料,房管局反映企业未有集资房审批手续和销售备案相关资料。稽查人员调查的情况初步认定该公司存在偷税嫌疑,迅速调取精干人员组成专案组,确定以核实其“职工集资房”的真实性为主功方向,采取内查外调的方法,全力查处此案。
(二)检查具体方法
1、突击查帐,取得第一手数据资料。为了防止纳税人得到消息后销毁有关帐簿资料,给检查带来难度,2008年6月16日,稽查人员在履行了法定的检查程序后,采取按照会计核算顺序,从检查会计凭证入手,以凭证核对帐簿,以帐簿核对会计报表,通过有关帐户核算的对应关系和经济业务的关联性,对各种会计资料进行对照和分析的方法,检查了该公司2002-2006年期间的会计核算资料。通过检查发现企业在2002-2006年期间该公司利用收据收取预售房款6361900元,除了申报了部分印花税外,其余税款均未申报;发生利息支出321680元,未按规定扣缴个人所得税;在对成本的审核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存在大量的白条入帐,且手续不全,无法核对;在对其他应付款科目和开发产品的审核过程中发现了二个疑点:(1)是发现2005年其他应付款——某建筑公司科目与开发产品科目对冲,金额为162500,存在少列收入的嫌疑;(2)是2003其他应付款—股东借款科目贷方发生额960000,挂帐长期不还,也未结算利息,银行进帐单据资金用途注明为房屋按揭款,存在隐匿收入的嫌疑。
2、询问调查,外围取证
根据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疑点,专案组决定对该公司财务人员、法定代表人分别进行询问。稽查人员首先对企业财务人员进行询问,请他们对发现的问题及疑点进行解释。会计人员反映:老板交代我们所建的房屋为职工集资房,不需要办理纳税申报手续,所收的房款,都是经老板的手给我们的,我们只负责记帐,集资房手续材料全部在老板手里,我们无法提供。稽查人员通过对会计人员的询问后,确定要取得案件突破,关键是要突破法定代表人。
对找企业法定代表人进行询问时,老板一口咬定其开发的是“职工集资房”,并拿出了规划部门批复的文件和政府相关减免税文件,当要其提供房管部门的审批手续、职工花名册和与集资房户签订的合同时,老板谎称公司在搬家时不慎遗失,企业无法提供。由于企业无法提供建房的相关材料,对收入、成本、费用支出的核实又陷入了僵局。无法专案组只好从外围取证。
专案组首先来到建房地实地调查,初步了解房子的摆布和结构,并对照规划部门提供的资料进行比对,同时又将实物资料和帐面资料核对,帐实基本相符;随即,专案组对73户的购房户进行了走访,了解各购房户与该公司的关系、购房入住时间、合同签订情况、购房实际付款数额、购房票据、产权办理等情况,通过调查发现在73户购房者中仅有1户是该企业的职工,而且不符合集资房的条件,73户购房户由于取得的票据不合法,均未办理房屋产权证,并将提供的票据与企业帐面数额核对,未发现问题,稽查人员固定了走访的证据;到其施工单位进行调查,查看了部分涉案资料,通过调查,掌握了其以一套住房抵冲建筑工程尾款的事实证据;到银行金融部门对三名股东购房按揭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三名股东均是以自身名义办理的按揭贷款,在现场查发现了三名股东首期付款凭证收据和房产销售合同复印件,稽查人员随即固定了相关证据。
专案组根据外围调查的情况,决定再次对法定代表人进行询问。通过讲事实,政策攻心,以及大量铁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公司法定代表人终于承认了其以假集资名义开发商品房的事实,同时承认了其以房抵冲工程尾款和假按揭实为销售的事实,并主动提供了销售合同资料,到此为止,专案组已查清了该公司偷税的全部事实。
(三)检查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
1、纳税人不配合。
在帐簿检查结束后,要求财务人员、法定代表人就检查中发现的疑点作出解释和提供相关资料时,财务人员与法定代表人相互推诿,以种种借口逃避、阻挠检查,对检查的数据不认同。法定代表人找市领导“反映情况”,歪曲“稽查人员在无事生非,故意找毛病”。面对种种压办,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稽查人员边做纳税人的思想工作,边按计划继续检查下去。最后在铁的证据事实和证据面前,纳税人终于承认了违法事实。
2、涉税违法问题定性难
专案组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该公司成本核算混乱,白条较多,且大多无法核实,给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按查帐征收带来难度,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在检查的过程中只能采用核定的办法,但对于核定的税款是否可以定性为偷税,专案组感到税法依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对此尚未作出明确规定,最终专案组对核定的税款未作偷税处理。
3、外围取证难。本案在检查的过程中,由于企业人员的极不配合,绝大部分证据资料来源于外围取证。稽查人员在外围取证时,由于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与被查企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愿配合取证工作,给取证带来了一些难度。
三、案件分析和点评
(一)查处本案的认识及体会
1、制订检查预案是检查顺利得以实施的根本保证。稽查立案后,应首先对案件查处难度进行评估,确定主功方向,制订详细检查方案,确保检查顺利实施.
2、对营业收入进行“清盘式”的检查,可以做到“百密而无一疏”。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开发平面图,按小区楼号、单元号,逐笔核对销售合同、销售发票、产权过户登记情况,掌握其实际销售情况,对查实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收入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3、多方取证,比较印证,是案件成功查处的的关键。面对涉税税嫌疑人的不配合和干扰要善于内查外调,多种途径收集偷税违法事实及证据,是案件查办取得突破的关键。检查的过程中,专案组根据行业特点,紧紧抓住检查的重点,对受让土地、立项报建、集资房审批、开发建设、销售、产权登记等环节各相关部门和个人进行了大量的外围调查取证,将外调的证据资料与帐簿核算资料进行比对、印证,为案件的成功查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案的证据资料多达2000多页。
(二)工作建议
1、应建立综合执法信息平台,堵塞税收流失漏洞。加强与规划、建设、国土、房管工商、国税等部门的信息交流,从而及时掌握房地产企业的开发、销售全过程,将获取的信息,与企业报送的纳税资料进行分析比对,发现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堵塞税收流失漏洞。
2、房地产企业应采取项目跟踪管理,从项目开始立项起,管理人员就应该对项目的整体预算、项目进度、工程承包合同、工程施工单位、施工款结算方式及结算金额、项目整体可销售面积、套数及销售情况等及时掌握了解,做到对项目的跟踪监控管理。
3、加大处罚力度,提高依法纳税意识
处罚力度偏轻,容易诱发企业偷税的侥幸心理。因此,税务机关除了要强化房地产行业相关税收政策和征管法规的宣传力度外,还要对不依法纳税,故意滞纳税款,偷逃税款的纳税人,加大惩处力度并公开曝光,以儆效尤。
第四篇:辩护词
黄佛海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接受东莞市法律援助处的委托,指派李军红律师担任被告人黄佛海的辩护人。现辩护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佛海犯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对本案的定罪量刑,有以下几点意见,请合议庭给与采信。
一、被害人一方本身具有一定过错。
事发当晚,被害人黄高宏首先对被告人黄佛海喝葡萄糖口服药的行为“冷嘲热讽”,引起双方发生口角,并扬言想打架就去找他(见被告人黄佛海第一次讯问笔录第三页:还说我要是想打架就去那找他),由此激发了被告人黄佛海的反抗之心,不仅没消除矛盾,反而激化矛盾。其次被害人黄高宏把酒瓶扔到阳台下,动手推了被告人黄佛海一下,直接引发双方互相推搡。在推搡过程中,被害人黄高宏用力过大,把被告人黄佛海推倒在地,导致矛盾全面爆发,最终导致被害人黄高宏身亡的后果,黄高宏本人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可对被告人黄佛海予以从轻处理。
二、被告人黄佛海系初犯、偶犯,没有前科劣迹,可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黄佛海本次犯罪是初犯,在此之前能够遵守国家法律,一直表现良好,没有前科劣迹。此次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跟法律意识淡薄有很大的关系。犯罪后,被告人黄佛海也感到深深地懊悔,尤其是经过了几个月的羁押生活,他能够深深地反思自己,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给家庭和他人带来的伤害 1 后果。在本辩护人会见时,被告人也表示要好好改造,希望早日出来后照顾亲人,报效社会。相信通过今天的庭审黄佛海本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增强了法律意识。请法庭量刑时酌情考虑。
三、被告人黄佛海主观恶性不深,且认罪态度较好,请法庭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黄佛海与被害人黄高宏两人平时关系比较好,且是初中三年同班同学。被告人黄佛海平素对黄高宏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而且被害人黄高宏进厂找工还是被告人黄佛海介绍的,黄高宏没钱用,被告人黄佛海借钱给他用。之所以案发,系被告人一时冲动而为。事发后被告人黄佛海是万分后悔,痛苦不已。而且被告人归案后,也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犯罪事实,无翻供表现,认罪、悔罪态度好。在看守所里,被告人黄佛海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同时,在今天的法庭上,被告人黄佛海的诚恳交代及认罪态度也是有目共睹的。恳请法庭在对被告人黄佛海量刑时充分考虑与采纳。
四、本案案发与被告人黄佛海当晚喝酒有一定关联。案发当晚,被告人黄佛海喝了两瓶啤酒,头脑不够清醒,加上受言语刺激,一时糊涂,犯下大错。尽管醉酒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和正常状态下犯罪相比具有一定的差别,可酌情考虑从轻。
审判长、审判员,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黄佛海虽已涉嫌故意伤害罪,且致人死亡。但本案的发生被害人具有一定过错,且被告人具有坦白和明确的认罪、悔罪表现,属于初犯等。鉴于本案和被告人的以上情节,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对被告人黄佛海给予从轻处罚,判处无期徒刑!
谢谢审判长、审判员!
指定辩护人: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1年1月14日
第五篇: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陪审员:
河北 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 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的辩护人,依法出庭参加今天的庭审。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详细查阅了本案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并认真参加了本次庭审活动,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指控本案被告人张元全犯有交通肇事罪的定性不持异议。
二、辩护人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根据事实和法律,认为本案被告人具有如下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请法院予以采纳
(一)被告具有自首情节,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被告张元全犯罪后向吕寨乡派出所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没有任何隐瞒和推卸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 系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之前一贯表现良好,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未曾受过刑事和行政处罚,没有犯罪之前科。此次交通肇事是春节期间心情激动下疏忽大意的过失,主观并无故意,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被告表示由衷的歉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9条:“对于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故请法官充分考虑,给予被告从宽处理。
(三)被告认罪态度良好,悔罪深刻
整个案件,从侦查、到审查起诉、再到审判可以看出,案发后被告人能够全部彻底、实事求是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自始至终都以诚恳的态度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真诚悔过,口径一致,没有隐瞒事实。今天的庭审,被告人也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这些都说明被告人已经深刻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有改过自新的良好愿望。根据《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请法官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综上,被告具有自首情节,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悔罪深刻,且在案发后有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意愿,因为条件有限,被告上有年迈父母,下有两个年幼儿子抚养,家庭经济情况困难,多次协商未能与受害人达成赔偿协议,但是不能抹杀被告真心悔过,改过自新,想要重新回归家庭所做的努力。请法院充分考虑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河北 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
2015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