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万历十五年作业
我读《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途，其后赴美研习历史，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作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学著作，出版20余年来多次刊行而不衰，其读者面也早已不限于史学界，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史学工作者们思考的事情。读《万历十五年》后，从历史观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可以总结如下：
一、更趋精细的历史观
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许多只能从最隐微处去察知，思想史研究尤然。史家应将那些名不见经传，但多少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小人物”的研究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追溯其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回应近代挑战的独特方式，使历史图像的构成呈现出丰姿多彩、复杂多样的本态。这种趋于更为仔细的观察和更为精致的描绘的史观，关注在丰富史实基础上对历史细节的重建，以最终达到历史真相之再现。
黄仁宇关注到万历十五年，其实这一年大明王朝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但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般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元辅张居正已去世五年，海瑞在这一年也故去了，一代名将戚继光也在年底殁了，时年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了。从历史的细微末节入手，而又摆脱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如通过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表现一个朝代的主要特征在对于人物历史活动的叙述中，他强调将人物与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且不放过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那些本来被史学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现于读者面前。
二、长程的大历史观
从“大历史”观出发，注重对长时段历史的考察，时下已不再只是一种观念，而且已外化为具体的史学实践。长程大历史观的一个长处，便是能够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所谓“总体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比如，对社会结构史的研究就是如此。社会结构是社会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架构，是庞大复杂的社会的存在方式，它的演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社会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迁。其相对稳定性和整体性，要求由过去偏重短时段的研究，演进为重视长时段的研究。在世纪交替、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正加速推进的今天，如何做到“通古今之辨”，重视对长期历史演变和社会结构转型规律性研究，重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同时对吸收先进的史学思想，构筑跨世纪的新型史观亦极具提示意义。一如布罗代尔所说：“对历史学家来说，接收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
黄仁宇的学术特点在于对历史的宏观把握，虽然从一人一事入手，从一个年份说起，所要说明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黄仁宇以这样一段悲怆的文字结束了全书：“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三、总体的历史观
概而言之，是从单一的王朝史、政治史向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综合”的历史发展。作为范式的“总体史”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方法，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或“全辐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和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描述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在这本书中，我们也读到戚继光、张居正、海瑞、申时行、李贽等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给历史留下的影响，更可看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虽说国泰民安，海瑞仍敢于在一封公开奏折里批评嘉靖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多疑、愚蠢”，这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以及知识赋予的独立人格。
《万历十五年》中，作者论述了许多有关国家兴亡的问题：张居正试图搞经济体制改革，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他们全部失败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单纯，固定，永不变更的体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制，以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一切行为的最后准则是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一整套体系，以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来保证整个体制可以依靠简单的一腔热血与几点原则就可以运作，这样的体制只能要求单一化，平均化，同质化，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脱离终极意识形态，甚至怀疑这一意识形态的行为出现，这也就直接引致了李贽的悲剧。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黄仁宇对中国明代历史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也让人感觉到很客观，他的写作风格即注重分析，又在关键之处予以小结，他分析问题的眼光既戴上了“显微镜的眼光”，又同时具有“望远镜的观点”。
黄仁宇认为当日的万历年间即1587年时，看似盛世的明朝已到了山已穷水更尽的绝地。原因除了贪污腐败等通病外，有明一代以“道德”代替“法制”到了顶峰，上自万历下达百姓都以四书五经中的道德层面进行标榜，是“道德制度”的原因导致庞大的帝国运转不灵病入膏肓。而长期以来被世人唾弃的万历在书中是一个受制于制度以至于最终“叛逆”的“悲剧人物”，张居正更是义无反顾又为人诟病的“夸父”形象。两袖清风万世师表的海瑞其实是“古怪的模范”；李贽在困惑逃避中自杀，戚继光英雄一世所向披靡却落的个晚景凄凉且被结发悍妻“抛弃”，首辅申时行执着于中庸之道协调于上下之间却落得遗憾而归；“失败的大合集”中折射出作者的冷静剖析——从“技术”而非“道德”的角度思考历史，历史当是另一番模样。
长时段的“大历史观”与“总体史观”总是连在一起的。布洛赫曾说过，“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勒高夫亦认为，“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无论中西，现代史**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新史学的根本范式。
四、中国传统史观书写的描述方法运用。宏观史观与历史
叙事
就是通过例子与故事来展现历史的情态。这些例子不但闻所未闻，而且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般在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当中所见到的历史。在这里历史总是很有趣甚至是幽默甚至是不可能，根本不像是真的历史，倒像是作者杜撰的小说。比如戚继光也会向张居正行贿，首辅申时行因为一时的妥协放过了剿灭皇太极的机会导致后来的明朝被皇太极所灭，万历皇帝和当时的朝臣是对立的两派，最惊讶的莫过于当时倭寇的入侵并非单纯的外敌入侵，而是由于万历皇帝关闭了当时的海关大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原来沿海经贸比较发达的对外贸易关系受到重创，农民不堪其苦便纷纷联合海盗里应外合反抗朝廷，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本来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又被消灭了。这些都跟一般历史书上的记载和坊间流传的完全相反，但从作者对这些看似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让我们找到史料上的出处，这些例子的确都是有文献记载的真实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看了《万历十五年》会让人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历史原来是这么的有趣和幽默，一切的偶然和巧合又是那么的合乎逻辑。
《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许多重大的宫廷斗争，几乎都是由一些琐屑的礼仪事件而引起。比如在《万历十五年》中，身居要职、辅佐皇帝治理天下的一代名相张居正，1577年其父去世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交锋。这场交锋本质上是政治性的，然而形式上却是礼仪性的。张居正的政敌要求他应当遵从四书所说父母三年之丧的原则，去职丁忧。然而年幼的皇帝需要他的辅佐，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必须使他留任。然而在“礼”的规定面前，这一切理由都是苍白的，最后皇帝为了使他留在身边，不得不援引先例特许“夺情”慰留。
“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则是另一方面的例子，他可谓典型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三次罢官，固然有刚直不阿得罪权贵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执政风格也招致天怒人怨。他的思想表现出典型儒家的道德本位与平均主义特点，却缺乏法治社会的“正义”概念：“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他不能理解明清之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将之视为“刁风”而大力扼制。只是碍于他的“清廉” 名声，朝廷才不得不勉强授予他个把闲职。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对于一个人的升迁去留，更重要的是他对儒教伦理规范及其礼仪遵守得如何，而不是他工作的实际成效。
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大师，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他的作品值得一读。参考文献：
1、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章开沅．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J]．江汉论坛, 2001,1．
3、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4、勒高夫等.新史学[M].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2.6、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第二篇：文学评论 万历十五年
文学评论 《万历十五年》
明史曾经是共和国第一位领袖毛泽东研究最多、批注最多的一部书。于是那些年明史研究风起云涌。而 《万历十五年》是明史研究中占有独特地位的一部书。
对于万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朝，毛主席对万历皇帝也有所评价，毛主席曾经评价道：“他10岁登基，这个人长大了，酒色财气都好，极度奢侈腐败，长期荒政。他是明亡的种子，是个无道昏君。他当了48年皇帝，是明朝当皇帝年头最长的一个，也是失民心最严重的一个。”毛主席的一席话，真的是令人深思啊。
清代史学家孟森认为，明朝表面上亡于崇祯，实质上却亡于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皇帝；历史学家黄仁宇甚至为明朝的灭亡做了精确额时间判断，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就是在万历皇帝的手中，明王朝开始发生癌变，并导致最后的死亡。以皇帝的身份消极怠工，万历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外，三十年来万历不上朝，不和大臣见面，甚至对于官员的奏章不加理睬。除了1588年到定陵看了一下自己的坟墓外，万历居然没有离开紫禁城一步。万历四十八年，明朝在位时间最长，工作最为懒惰的皇帝万历终于一命呜呼，他给继承者们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凋敝、吏治腐败的烂摊子。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他是选取了《万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这样一个无意义的年份为时间点，选取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等七位人物为切入点，表现了山雨欲来之前的危险平静。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了明代社会之症结。可以说它是一本给人启示良多的一本书。这本书，融会贯通了黄黄仁宇先生数十年的治学成果，人生的经验和对明代朝廷政治的深刻认识，以“大历史观”，深刻地分析了明代社会之症结，朝廷中的矛盾。黄仁宇所使用的写作手法，除他自述的“大历史观”下的年鉴写法外，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纪传体史料写作。因为毕竟是通过六个典型人物来梳理本朝的历史和事件脉络的。皇帝、首辅、高级将领、文官和思想家，是万历王朝上层阶级的主要类别，充满了整个朝野，折射了整个社会的阴阳两面。
总之，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是平静无事的一年，但其实能够从这一年的切片里面看到整个中国历史的问题。所以黄仁宇就说这本书虽然讲的是一年的故事，但其实他要讲的是中国失败总记录。
黄仁宇先生认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写的却是整个明朝的兴衰，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展现给读者的是与以往任何一本历史书中，都没见过的忠臣、清官不同的海瑞和首府张居正等六个历史人物。作者选择了此朝的几位代表人物：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以及哲学家李贽为典型，从这些人的性格与经历着手，再次强化了道德法律之争的主题。
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诸多原因积累的结果，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
万历十五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1587年，是万历皇帝执政的第十五个年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应成为历史研究的重点。黄先生以发生在万历十五年前后的历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六位主要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特点：
不同于以往历史学术著作的枯燥，黄先生以类似于小说的独特的写作方式，有趣又不乏深刻，是极佳的历史入门书。
大家之作。作者黄仁宇，美籍华人，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辍学参军，1943年加入驻印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后赴美求学，密歇根大学历史博士，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
语言流畅，文字功力深厚。《万历十五年》由黄仁宇先生所著，最初用英文写作，后由黄先生本人译为中文版本，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修改润色。用词恰当，成语典故信手拈来，描写语言极具画面感，给读者以阅读享受。
明朝的衰落与贪腐有关系吗？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一语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中的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读这本书，对领导会有很大启示。组织学上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很明显，如果吧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各个能发挥才干，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人的欲望。文臣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了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
《万历十五年》写海瑞的这一章，尤为精彩，十分深刻，挖掘了海瑞悲剧一生的思想和时代根源。书中有一句充满哲理且十分优美的话：“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读过这段话，我想到《思想录》的作者帕斯卡尔说过的那段为许多人所倾倒的话:“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也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由于思想，人囊括宇宙。思想形成人的伟大。”思想，每个活着的人，都在进行着，只不过思想的内容，深度和广度不同而已。《万历十五年》就是黄仁宇思想的结晶。
黄仁宇先生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在《万历十五年》写作过程中，参阅一百二多种资料，对书中的引文，作了一百一十多个注释。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第三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1584）读书笔记
个人主要看法和观点 读后主要困惑和问题
数年前，曾收到过一本母亲的朋友赠送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将它作为一本故事书囫囵读完，只觉文笔优美流畅，内容引人入胜，并没有太深的感受。如今，在作业要求的泛读书目中看到这本书，重新翻开，细细品读，感觉到的是蕴藉其中的是对于历史直切要害的剖析。全书从五种人物的角度出发，以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为点，来深度剖析当时的政治制度，试图从制度角度来说明明朝的衰亡，这种衰亡是可悲的，亦是咎由自取的。
张居正：生前身后两重天
万历十三年（即1582年），万历皇帝最为倚重的元辅张居正去世，这位半生力求改革、权倾朝野的首辅大臣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不到半年（1582年年底）他便被盖棺定论为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政，居心否则的佞臣，随后张家被抄，其亲属被夺官流放。
一个厉行改革的首辅大臣，曾一度掌管着举国的决策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不禁令人唏嘘。由于王朝制度的不健全，判人对错皆以道德和礼法代替法律和制度张居正提倡厉行节约，自身作风却不俭约，成为最后百官弹劾他的主要着眼点，以至于磨灭了他身前所有的功绩，而将其一生涂污。然而，事后张家追缴的家财相加总共仅十余万两白银之数，这对于一个众大臣所言的“欺君毒民、卖官鬻（yu）爵”的“大奸之臣”应有的家产出入甚大。这其中暴露出舆情的局限性与极端性，所谓“倒张”，声张者也仅仅是为自己的爵禄着想，而非出自对王朝的忠诚。
这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之一，每个人，无论官阶多高，只要衣食住行说中任何一点存在着污点，他/她便可能成为其他人攻讦的对象。甚至于，哪怕你一生未走错过，只要有一群人足以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也便可以使你“死无葬身之地”，开棺戮尸之举见诸史文。
中国人向来推崇的中庸之道，部分原因也自于此。“树大招风，风必折之”，统治者难以容忍有臣子的地位威胁到其地位，同僚也不会允许存在着一个时时刻刻能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官员的存在。以道德替代法律，也是这种恐慌的根源，一旦一个人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其权力也相应的膨胀，其也愈加难以约束自身的欲望，吕不韦，王莽，鳌拜，都曾站上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但最后都难得善终。跳出这些人所做所为的对错而看，有些“罪状”，是这些权倾朝野者所不可能避免的，或者说，有些事情是因为制度的局限性的必然结果。比如说，“任用私人”，这是最常见于描述所谓“奸人佞臣”的罪行的了，但是，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早已注定了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奸臣权臣需要靠“私人”稳固自己的权力，为自己牟利，忠臣能臣也需要靠“私人”来协助推行自己的政策方针，了解各地州郡实情。整套统治制度本就建立在通人情、讲道德的基础上，何谈以科学、客观的手段治国理政？况且，旧时交通不便，又有谁能考证这个县今年产了多少稻米，那个县水涝灾情究竟如何呢？这种条件下，那些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也只有靠“自己人”来获取相对真实的情况。
而张居正所力行的改革，总体而言，对王朝利大于弊，比如，他一直力推的，重新丈量土地，严追各地应缴赋税等政策，但整个王朝积弊已深，又因为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欲除之而后快，奈何，张对朝廷贡献之大，与万历皇帝关系之亲，让心怀不满者无处下手。只能等到世间再无张居正，才终于掀起一股倒张的浪潮，使其尸骨未寒，便遭受参劾，直至后人被抄家放逐。他生前所做的一切改革努力也随之而去，明朝也重回浑浑噩噩原地蹒跚的轨道。
万历十五年，前任首辅大臣张居正在朝堂中的影子渐渐淡去，继任者申时行战战兢兢地维系着皇帝与文官间脆弱的平衡，四万名身着锦袍的文臣在太和殿与文渊阁间形成了一条强大而牢固的缰绳，控制着这个时代的走向。
朱翊钧：不胜人生一场醉
《万历十五年》的又一个亮点在于黄仁宇先生塑造了一位与我们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与我们一般人认识中皇帝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形象不同，万历的人生可以说是写满了妥协与无奈。
万历皇帝十岁登基，以首辅张居正为师，全国事务多由张居正为首的内阁大学士代为拟批。前期的万历，守礼仪，上早朝，习儒家经典，可谓是“励精图治”，对于国事充满热情。甚至在京城遭遇大旱时亲自步行到天坛祈雨，亲自操练禁军。但随后由于张居正的去世，他失去了重要的辅助，更为糟糕的是张居正生前得罪的大臣们集体发难，要求清算张居正，万历在舆论和证据的双重压力下，只能痛苦万分地在张居正死后几年后清算了自己的老师。从中，他渐渐体会到朝堂争斗的阴暗性。
但是在万历十五年前后，皇帝发现自己不过是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工具和代言人而已，只要他的言行不符合文官心目中皇帝的形象，就会被文官的奏疏所“参”，虽然以温和的口吻，但本质上是挟祖宗之法，道德之本，要求他改变，否则就是愧对祖宗的基业，有损于皇帝的威信。
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正如黄仁宇先生书中所言“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的，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他成为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倿幸的操纵，那么即使有失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
渐渐地，万历看透了这一切，自己虽然贵为天子，但却生来就没有了自由，甚至和自己的母亲都要以君臣相称，所谓“孝道伦理”渐渐成为了符号化、形式化的机械行为；为立储一事，他多次受到百官的劝诫，便是因为他喜爱自己的次子胜于长子，而大臣们万万不会允许“废长立幼”如此有违伦理传统的事情发生。万历发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只是在文官集团控制下的一点权利，只要他的决策危及文官集团的利益，便会被各种奏章压得喘不过气来。
至此，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所制造的符号象征，从而灰心意冷。甚至更深一层地说，他只不过是这家帝国马车上最尊贵的乘客，而并不是他最初所想象的马车夫，他根本无力控制这个庞大帝国的前途，他所作的决定根本什么都不能改变，即便他是皇帝，因为帝国这架马车被一股强大到无法想象的两千年来所积累古老的力量所挟持着向前。他看透了这一切，可惜，皇帝是不能辞职的，于是他把自己勤勉治国的一腔热血都咽进了肚子里，以消极的方式与文官集团对抗，不批准任何的人事变动，不出席惯例性的仪式，每日只把自己最好的时光花费在与太监们掷钱游戏上，用最消极的也是唯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帝国的无奈。
从中可见，即使是身为皇帝，在面对封建礼教所积累下来的强大的蛮横的力量时，也只能无奈叹息。因而，这么一个早已失去控制的腐朽的庞大的帝国机器，一步步走向终点的时刻也毫不令人奇怪了。——这也是作者想说的，在万历十五年，这么一个没有大事发生的年份，我们的古老帝国的命运已经通过这些人物的悲剧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而万历皇帝，作为身处这个漩涡最中心的一个人，这一切最深刻的体会者，企图用皇宫的深院高墙来隔绝自己意愿相冲的一切，他不会知道，在他死后，他最宠爱的贵妃被定为“祸害”，孤居冷宫而终。
Q：为什么封建制度会走向消亡？
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这本书并未罗列出一个又一个数据和事实来说明朝廷是多么的腐朽，也未有一笔一墨写下所谓“封建制度消亡的必然性“，而是通过一个个身处时代大潮中的人物的经历，让我们感觉“明朝不能不亡”，“封建制度的消亡是肯定的”。
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以道德作为标尺，也是我国从宗法制到封建制，到责任内阁制，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在民众认知水平普遍低下的过去，很难灌输给百姓一种易于接受的法律观念，只能用能够口口相传，代代相承的道德作为规则的象征。而建立在道德上的法律仅仅是作为一个补充品，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古代大部分的法律条文可以等同于“重典”，大明律所规定的刑罚“笞、杖、徒、流、死”无不是重刑。
其实提倡道德是一件好事，但明王朝的这种提倡目的并不单纯，让道德代替法律，让帝国的司法从属于行政，只要“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就能使政府的统治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从而达到维稳的目的。这方面还有个例子，直接摘抄书中所说：“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在普遍低能的状态下，即便有好心的官员想支持公道，做点好事，也会因为各样的限制，甚至是经费问题而不了了之。由此，长期以往，会造成帝国的措施和立法精神脱节，使伦理道德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做事时则另有一套。无论是皇帝还是首辅，想从中找一个折衷方案几乎不可能。
当然，这种道德的提倡也有积极的一面，有时候会让一些孔孟的信徒在危难时，不惜牺牲自己以完成任务（如下图内容）。但就如作者原文所说：“他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不能将其视为制度的优良特征，并且这反而暴露出制度的不足。
首辅张居正父亲去世请求回乡，皇帝夺情不允，张便是“贪恋禄位，不肯丁忧“；皇帝亲自操练禁军，便是“有损承平气象”；谏臣所言激烈，伤及君王尊严，皇帝也不能将其贬斥，因为敢于直言者便是“忠臣”。大臣所奏言，其依据无不是儒家传统观念，与传统不符，与道德不一，便是错。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道德应该建立在完善的规章制度之上，用以补充技术上所难以企及之处。
万历十五年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年份，但却因为黄仁宇的一本书成为了一种现象的代名词。今天，是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就职的日子，有人说美国将迎来其的“万历十五年”时刻。而在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数年后，重新读这本书，又从中体会到这本书写的不止是历史上帝国的兴衰，而是社会的兴衰，时代的更迭。
第四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于无声处听惊雷
近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 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 是为万历十五年, 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 无事可记, 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 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 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 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 1587 年, 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 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平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平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 打开了我们的视野, 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 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 1587 年这个历史横断面, 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 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 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 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身处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
第五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作者是黄仁宇。它的重要在于，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种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看完《万历十五年》之后的感觉就是佩服作者对历史的所用观察视角。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类作家写历史总要从整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找这个朝代的衰落过程，然后再从这些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个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败的原因。但是黄仁宇老先生却不同，他是反着来。他是从各式的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梳理出当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是以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并且以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的悲剧结局来推导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且里面引经据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实记载的文献资料作为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这就保证了它的可靠性和学术性和来源。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独到所在，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一般来说，记载、研究历史的书籍都大凡枯燥乏味，但此书却不同，黄仁宇老先生的妙笔，读起来既又不枯燥也不乏味，反而读起来像侦探小说一样一气呵成，让人深入其中。本书中最有趣的莫过于那些例子，这些例子不但闻所未闻，而且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般在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当中所见到的历史。在这里历史总是很有趣甚至是幽默甚至是不可能，根本不像是真的历史，倒像是作者杜撰的小说。比如戚继光也会向张居正行贿，万历皇帝和当时的朝臣是对立的两派，最惊讶的莫过于当时倭寇的入侵并非单纯的外敌入侵，而是由于万历皇帝关闭了当时的海关大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原来沿海经贸比较发达的对外贸易关系受到重创，农民不堪其苦便纷纷联合海盗里应外合反抗朝廷，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本来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又被消灭了。这些都跟一般历史书上的记载和坊间流传的完全相反，但从作者对这些看似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让我们找到史料上的出处，这些例子的确都是有文献的真实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作者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为了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本书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共分七章，每章的标题分别为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作者在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作者自序)此书重点描述了几个的人物：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将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万历皇帝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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