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与现状概要

第一篇：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与现状概要

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与现状

——以湖北J市调查为例

贺雪峰 王习明

当前税费改革的目的，从中央和理论界来看，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收费收税行为。从地方政府特别是从乡镇一级来看，他们希望通过农村税费改革来减少当前农村收粮派款的难度，提高向农民收钱的效率。换句话说，农村税费改革是在1990年代从一般性技术层面减轻农民负担屡不见效，村级债务恶性发展，农村发展难以为继的背景下，被迫采取的一项虽然仍然是技术性的但是技术层面最高级的措施。以下我们结合J市农村的实际来看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具体措施和发展前景，在此基础上评论当前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的相关讨论。

一、背景

国务院在2001年3月24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重申，农村税费改革是继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农业基础、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而推行的又一项重大改革。搞好这项改革，对减轻农民负担，制止农村“三乱”（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增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央将农村税费改革提升到加强农业基础、保护农民利益和维护农村稳定的高度，是十分正确的。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除少数年份以外，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形势都不很景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负担越减越重，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恶性案件不断发生，比农民负担更为棘手的村级债务浮出水面，在农民负担和村级债务的双重推力下，农民越来越多地脱离农村。当整个国民经济形势较好的时候，城市和工业具有一定的劳动吸纳能力，但是，中国是有8亿农民的农民大国，越来越多农民脱离农村和国民经济的波动，不仅会构成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严重问题，而且整个国家的稳定也失去了根基。换句话说，农村税费改革是在当前农村形势十分严峻，一般性治标办法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推出的一项重大改革。以下我们从理解农村税费改革背景的角度，来讨论为什么当前农村治理要动大手术。

先看一下村级债务和农民负担的必然性。产生村级债务的原因大致是三个方面起作用的结果，其一是农民因为负担重而不愿交。其二是乡镇通过自己的资源优势向村组硬要。在“上压下顶”的处境下，村干部既左右为难，又借机渔利，最终造成了巨额村级债务。

说村级债务和农民负担的必然性，并不是说村级债务是一个宿命，而是说，国家试图发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就不得不为地方政府发挥作用创造宽松的政策空间。宽松的政策空间为强人创业提供了可能，也为恶人借创业之名行谋私之实提供了机会。恰恰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缺乏自下而上监督的地方各级政府很容易由强人变为恶人。越是改革开放的后期，创业越难，强人创业的成本和风险越大，宽松的政策空间就为强人转变为恶人提供了谋私机会。这样，在县乡两级，越是后期，就有越多的地方官员进行那些华而不实、劳而无功的“创业”，实质上不过是借创业之名行谋私之实。这些任期短暂、缺乏监督的县乡两级官员，在对付缺乏组织的农民时，易如反掌，这就是各种表面上符合政策精神，实质上劳民伤财的加重农民负担行为产生的原因。农民没有与县乡两级谈判的能力，但他们有拖欠税费乃至离开农村的决心，因为他们相当多数人已经无法承担起过重的负担。当前各地事实上并不是依据是否违反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而是一个地方的农民是否到了承受负担能力的极限并因而引发恶性案件，来判断一个地方农民负担的轻重。在没有到发生恶性案件程度的农民负担水平线上，县乡两级就会利用实质上宽松的政策来加重农民负担。这种负担会一直加重到农民可以承受的极限为止。换句话说，是当前国家对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功能与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含减轻农民负担等）的双重期待，造成了农民负担的根本原因。在国家对地方政府的双重期待不被改变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的可能性就难以存在。

无论如何，农民负担重和村级债务多是两个既成的事实，构成这两个既成事实深层次的原因成为中央下决心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理由，而这两个事实本身，成为当前农村收粮派款成为天下第一难[1]，从而成为县乡村三级期望通过费改税来减小收粮派款难度，实现农村社会平稳运转的原因。

农村税费改革的具体措施之一是税费征收方式的改革。先看一看当前农村税费征收的困境，再看一看两种不同思路指导下借税费改革来推行的农村税费征收方式的改革。湖北省委办公厅在2001年7月23日印发《关于对监利等四个县市实行农民负担‘笼子’管理的通报》中，通报了监利县、汉川市、浠水县和房县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初农村税费征收中出现的七例农民非正常死亡案件。湖北省省长在讲话中强调：“今后，凡是因农民负担引发农民非正常死亡的，都要依法严肃查处，并追究当地主要领导的责任。”

看看基层干部怎么说。有一个县委书记说，现在农民的素质太低，找他们收税说好话根本就没有用处。在说好话不能起作用的情况下，乡村干部只得想出种种招数来收取税费。据J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2001年9月30日印发的《九月份农民负担信访及举报情况通报》，农民来信来电话和来访反映，乡村干部在收取税费时，到农民家扒粮，将农民带到派出所关押，乃至将农民打伤的情况仍然较为普遍。之所以如此高压下，乡村干部仍然以中央和省市各级明令禁止的办法收取税费，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如此，就根本收不上来税费，收不上来税费，不仅乡村两级不能运转，而且无法向县市两级交待。

恶性循环是这样产生的：沉重的农民负担让农民负担不起因此拒交税费普遍发生。在农民拒交税费时，村级组织利用自己仍然存有的信誉来向外借贷以上缴，随着村级债务的增加，借贷越来越难，支付的利息越来越高。高额的村级债务进一步瓦解了农民对村集体的信心，因此更不愿意上缴各种提留税费。乡村两级不得不加大税费征收的力度。税费征收的力度越大，乡村干部所承担的风险就越大，承担大的风险对村干部来说尤其不合算，他们必须要有与所承担风险相一致的报酬。乡镇一级在收取税费方面越来越依赖积极性越来越差的村干部时，就不得不提高村组干部的报酬，就不得不对村组干部经济上的谋私行为保持宽容。而村组干部的谋利和高报酬，对于不堪忍受负担的农民来说，构成了农民更多不缴税费的理由。乡村两级就不得不进一步加大税费征收力度，这样最终会将农村税费征收力度推至极端，恶性事件自然而然发生了。

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指望借农村税费改革来一揽子解决问题。在目前的状况下，这些问题能解决吗？看一看两种不同思路的农村税费改革。

二、现状

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主导思路是中央在安徽省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J市G县是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县。这种改革的要点有二，一是减轻农民负担，二是规范税费征收。另一种思路来自基层自发的制度创新，其核心是强化税费征收的力度，J市S县E镇在2001年进行的税费改革即是如此。E镇的做法在当前农村很有代表性，E镇税费征收方式改革文件称是S县唯一试点乡镇，其实J市绝大多数乡镇也是如E镇一样做的，只是大多没有如E镇用文件形式印发出来。

第一种思路的问题是忽视了当前农村的实际，这个实际有两个内容，一是农民负担减轻之后，县乡村三级如何运转，二是当前严重的村级债务如何处理。第二种思路的问题是，在农民负担不减轻的情况下改革农村税费征收方式，增加农村税费征收力度，不仅可能违反中央政策，而且必然造成涉农负担恶性事件的屡屡发生，并将农民推至无所归依的边缘，最终使中国现代化丧失农村基础和农民基础。

分别看看两种不同思路的农村税费改革。

1、G县的试点

G县是湖北省选定的税费改革试点县，基本做法与安徽省的做法一样。据G县人民政府2001年9月的《农村税费改革情况汇报》，其主要成效有：一是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改革后，按政策性测算，与1999年相比，全县政策性减免2525.4万元，下降27.79%。由于取消了合同外的各种负担，实际减免达5000多万元，减幅达40%；二是激发了广大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改革前全县抛荒地过10万亩，改革后已落实抛荒地8万多亩；三是规范了征收行为。截止8月底，征收“两税”、“两附加”2380.36万元，其中财政部门在纳税大厅（点）征收税款252万元，占征收额的10.58%；四是减轻了村组干部的压力，使村组干部从收粮、收款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汇报》同时谈到农村税费改革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技术性的问题如二轮承包面积与实际面积有差距。按统计年报计算的常年产量过高，全县亩平产量竟达到1034.8公斤。出现新的税负不公。跨区域“一事一议”工程不好组织实施。农村抗旱工作组织难度大。外出经商务工农民负担难确定等；

二是农村两大难题影响改革。一个难题是农村严重的抛荒问题。经调查全县有24，280亩土地抛荒，悬空税费任务95万元，其中曹武镇有10361亩抛荒耕地未能落实。另一个难题是农村债务缺乏有效化解途径，“以债抵税”现象普遍。截止2000年，全县村级债务达1.75亿元，村平44万元，虽然采取了多种化债措施，效果仍不理想；

三是机构运转艰难。税费改革后财力缺口太大，乡镇运转所需公用经费没有资金来源。村组干部则普遍担心下半年报酬难兑现，各项支出难应付。义务教育经费缺口大，据测算每年教育经费缺口达1，472万元，另有3，488万元“普九”债务需要偿还。收入的稳定性与支出增长性的矛盾大；

四是农税任务完成难度加大。截止8月底，全县“两税”、“两附加”任务完成了2，380.36万元，占全年任务的36.72%，掉正常进度30.4个百分点。具体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基层财政征收力量不足。第二个方面是缺乏有效征管手段，主要是缺乏税收保全措施，缺乏对“钉子户”、“抗交户”强制执行措施。第三个方面是存在税收任务完成与农税收入季节性的矛盾，为促进度、保任务，出现了少数村组借贷、贷款交税的问题，产生了新的不良债务； 五是各种非政策性负担难以控制，主要是报刊征订、各种检查验收、达标升级和培训等非政策性负担，且大多上级提出了硬性要求，如不完成，将会影响工作业绩考核，如完成，没有资金来源，只有增加农民负担，违反税费改革政策，基层干部左右为难。

在G县人民政府2001年7月的同题汇报材料上，G县对缺乏有效征管手段进行了描述：“主要是缺乏税收保全措施和对‘钉子户’、‘抗交户’的依法打击和强制执行措施。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税收征管法》，但《农业税收征管条例》还没有出台。如按目前的司法程序，对一户‘钉子户’进行司法打击，需要91天，还存在着成本过高，部门难以协调等问题，征管工作相当被动。如果税费改革后，在税收上不能赋予财政部门独立行使税收司法处罚权力，不建立相应的司法处理机构，不将‘钉子户’处理下来，不交税的人会越来越多，交税的人越来越少，税收征管难度将会更大。” 问题正在这里，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虽然大大降低，但收款难度依旧。在收款难的情况下，村组出现借款、贷款交税并因此产生新的不良债务。G县在2001年七月的汇报材料上还说“如果上级特别是省政府不能为试点县撑腰，对各种报刊征订、检查验收、达标升级进行清理与控制，年底将会出现农民负担反弹的可能。”还是税费改革试点的当年，农民负担反弹和税收征收困难及村级债务加重等等问题又出来了。

G县应是J市农民负担最轻、村级债务最少、乡村运转最好的县了。然而，即使G县，农民拒交税费的情况也很普遍。以1999年为例，G县农民合同负担征收率仅为81%，农业税也才90%。据G县测算，2001年税费改革后，G县可征“两税两附加”合计6，562万元，人平159元，亩平82元，比改革前的2000年农民人平负担199元、亩平负担101元有较大下降，比1999年农民人平负担220元、亩平负担113元有大大下降。问题是即使这已经大大下降的两税两附加的征收情况也不尽人意。这就会使乡村两级的运转陷于困境。以村级为例，在征收上去的“两税两附加”中，村级收入占1/6，即2001年村级应收入1，094万元，村平2.6万元。而据G县乡镇调查统计，1999年仅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办公费三项实际支出即达3，199万元，村平7.6万元。税费改革后，村一级正常运转都会十分困难。在运转困难的情况下，村级借贷不可避免，村级负债必然增加。最终，有所减轻的农民负担又会反弹。一句话，指望通过农村税费改革来一揽子解决农村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说这种方案不现实的理由有二，一是仅仅减免农民负担，不能解决县乡村三级的正常运转问题，且严重的村级债务会越拖越严重。二是这种方案仍然不能解决税收征收的难题，也很难最终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再来看第二种思路的农村税费改革办法。

2、E镇的做法

E镇农村税费改革的思路是税费征收方式改革。这种税费征收方式的改革，是J市乡镇一级面对当前农村税费征收日益困难而普遍采取的措施，很具典型性。E镇政府将他们农村税费征收方式改革的文件汇总成一本《E镇农村税费征收方式改革文件汇编》，以下所录均出自此本《文件汇编》。

《文件汇编》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以E镇人民政府文件名义下发的四份文件，分别为《关于农村税费征收方案改革的实施方案》、《关于农村税费征收方式改革的若干意见（试行）》、《关于建立“债管中心”的实施方案（试行）》、《关于认真做好2001年秋季税费征收工作的通知》，发文时间均为2001年8月31日，发文号为7-10号；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农村债务管理办法的四个附件，制订时间也是2001年8月31日；第三个部分是农村税费征收方式改革的宣传资料，包括一份答问录和一份致全镇农户的公开信。以下大略分奖惩办法、征收措施、偿还债务三个方面摘抄《文件汇编》的相关内容如下：

A．奖惩办法

1、依法催缴，奖惩结帐。凡农户一次性交清全年税费的奖3%。村组干部3次做工作不交税费的农户，坚决依法征收。镇政府同各村各有关职能部门签订税费征收责任状，年终组织奖惩结帐。

2、秋征期间，包村镇机关干部按完成秋征任务的比例核发下半年自筹工资。10月15日是秋征得奖最后时限，完成任务达不到90%的，书记、主任要写出书面检查，并在全镇通报批评；达不到80%的，书记、主任自动辞职。村组干部的工资报酬严格与工作实绩挂勾，其中税费征收所占比例不能低于50%。

B．征收措施

3、为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对特困户交费实行减、免、缓政策，由各村根据情况自行酌情减免，减免后的税费由本村平衡消化。

4、对家在农村的有税费任务的国家公务员、单位工作人员的父母、配偶、子女不交内税费的，村组申报后，由所在单位停薪用现金抵税，结清为止。

5、各条战线、各个部门要全力支持政府税费征收方式改革，对“欠款大户”、外出户要全面实行“负担卡过关制”。

6、农民在没有完成各种税费之前，暂不得自行处理自己生产的粮食。具有合法粮食收购手续的单位和个人，在全镇各种税费没完成之前，不准收购农民抵交税费的粮食。工商、税务、公安、司法等部门要紧密配合通力协作，加大查处力度，确保粮食收购市场活而不乱、管而有序。

7、农户以债权抵交税费，经审批不得突破当年上交总额的20%，不得串户抵交税费。

8、秋征期间组织三个专班，一是大厅收费专班。二是干部工作专班。三是流动征收专班，由地税分局、经管站、财政所等单位抽调专人组成，下村督导、依法征收、突出重点，抓好征收。C．偿还债务

9、为了既保上交，又有序还债，做到上交还债两不误，镇委镇政府决定采取以下还债途径：完成当年税费任务100%，返10%还债；完成95%以上的，返8%还债；完成80%以下的，不返资金还债。

10、各村要全面清理资产，能拍卖则拍卖，能租赁则租赁，所得资金可以全部用于还债。

11、各村还债计划必须按当年村级收入保上交、保运转后再作安排。按有序还债的原则，年初将当年计划偿还的债权人姓名、偿还金额、安排顺序造册，报“债管中心”作为镇政府批准还债的参考依据。全体村组干部要以大局出发，积极支持设立债管中心，尽量减少杂音。

从以上所引E镇税费征收方式改革的文件来看，E镇为了在当前农村税费征收面临诸多难题的情况下，将税费征收上来，可谓将各种办法都想到了，用这种办法强制去收款，迟早会“点子低”闹出恶性事件来。问题是，E镇或当前乡镇一级不用如此办法，根本就无法将农民的税费征收上来。

据S县经管局和财政局2001年11月14日对E镇税费征收方式改革的调查，E镇以上改革的最大成果是加快了税费征收进度。截止10月30日，全镇完成税费秋征任务499.6万元，占应交总额556万元的89.8%。除5个村欠交税费56.5万元外，全镇其余20个村均已完成税费征收任务。因为征收措施得力，2001年E镇征收费用仅为3.6万元（奖励进纳税厅交税费农户的5.7万元除外），而2000年E镇征收费用近20万元。因为税费征收主要依托包村镇干部，村组干部不直接收款，防止了村组截留、挪用税费款的发生，保证了镇一级的收入。问题是村级没有收入，村均超过百万元的村级债务不能消化。S县经管局在调查报告中说，由于资金不足，E镇债管中心未能启动，不能兑现税费征收前的承诺，不能达到“有序还债”的目的，还会对2002年清收造成影响。此外还有两个问题，一是虽然2001年全镇有80%的村完成了税费征收任务，但各村都有“钉子户”拒交的情况，这些拒交的钱得由村组借贷上交或将村提留和共同生产费垫付上交。这都会造成新的村级亏空，形成村级债务。更糟糕的是，2001年秋征期间，E镇即发生数起包村镇干部打伤农民事件，其中至少有一起农民因打伤引发上访的例子。派出所也介入其中，将至少一位农民拘留。S县2001年9月到J市农民负担管理办公室具名上访说乡村干部因征收税费打伤村民的就有3例，这还不包括下述金牛村刘加云之妻被打伤的事。一旦人被打伤引发事端，E镇税费征收方式的改革也就会走到尽头。

我们在J市农村调查，几乎所有乡镇在夏征秋征期间，都采用了诸如以上E镇办法中的一些或全部，只是一般乡镇很少将这些办法如此明文地作为文件印发且汇编成册。这种仅仅强化税费征收以保持乡镇正常运转的改革，是乡镇一级在下顶上压的艰难处境中迫不得已的“制度创新”，这种自发的“制度创新”较国家农村税费改革，肯定要糟糕的多。这种创新不仅不能解决长远的农村问题，而且不能解决一时的农村问题。当然，这种创新是大大地违反了中央关于农民负担政策的。

三、过程

如前所述，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目标有二，一是减农民负担，二是降低征收成本。当农民负担很轻的时候，农民的皇粮国税意识使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的税费征收成本很低，在1980年代，税费征收成本并未成为困扰乡村治理的问题。问题只在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整个1990年代。1988年以来农民负担不断增加，交不起和不愿交税费提留的农民越来越多。好在1990年代前半期，粮食购销体制未放开，以国有粮食系统购销为主体的粮食收购体制，让乡村组织与粮食部门密切配合，乡村组织负责催粮，而粮食部门并不与售粮农民现场结算，而是与乡村两级（主要是村一级）结算，所谓“户卖村结”。“户卖村结”的好处是，乡村两级向农民收取税费时，不必直接面对千家万户的农民，从而可以降低税费征收成本。但是粮食收购中“户卖村结”的问题很多，特别是在农民负担越来越重，而乡村收费越来越滥的情况下，农民越来越不愿将粮食卖给国有粮食部门，“催粮”成本节节上升。1998年中央进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同时严禁任何部门在农民交售粮食时搭车收费，推行“户卖户结”。在J市，“户卖户结”并未彻底执行，但因为粮食购销“顺价销售”失败，农民很快就冲破了乡村组织通过“催粮”来“派款”的围堵，在2000年前后，乡村组织终于要直接面对千家万户分散农户进行细致的、烦琐的收款工作了。说乡村组织要面对收款工作，是笼统的说法。乡和村是不一样的，村一级是自治组织，并无理由为乡一级的收款劳神。分项来说，农业四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与农发基金应该由乡镇财政所征收，各乡镇财政所也设有农税员。1999年我们到G县宋河镇调查，仅仅5万多人的一个镇，财政所就有40多位工作人员，想是按一个村配有一个农税员来安排的，农税当然应该由财政所收。屠宰税和车船使用税应该由地税所收。虽然一些小乡镇未设地税所，但都在其周边镇设有地税所并因此地税隶属周边乡镇地税所管辖。地税所也是一个好单位，设立以来，都买了车，做了楼房。乡镇统筹是乡镇政府安排使用由经管站管理的。经管站在1990年代也是一个大单位，特别是在1990年代后期，乡镇经管站一般有10多位工作人员。至于其他集资摊派，也应由乡镇部门向农户征收。

问题在于，分散的千家万户的农民不是乡镇可以应付得了的。没有村组干部的协助，乡镇来的收税收费人员，村民理都不理。村民还可以一走了之，乡镇赔不起与每一户农民捉迷藏的时间。G县2001年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了，农民上缴税费的意愿也大大增强，但G县试图以财政所农税员为主体来征收税费（两税及两附加），事实证明效果不好，这是可以预见的效果。2001年A镇试验以财政所与经管站为主体到农村收税，至9月底，才收上来9万元，开支却有3.43元。G县一个镇由财政所逐户据实征收特产税，一年下来，收上来3万多元特产税，花费3万多元征收成本。

在2001年进行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大大减轻的情况下，由乡镇为主体收税才如此效果，就可以想象此前农村税费征收如何离得开村组干部。无论催粮还是派款，村组干部都是乡镇离不开的基础。

因为村组干部收款比乡镇收款有效，乡镇就按村下达税费任务。实际上，自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乡镇一直是按村下达税费任务的。即使是后来一再强调要据实征收的屠宰税和农业特产税，一直到我们调查的2001年，仍然是按村分的任务且这个任务是只增不减的。按村下达任务的好处，可以调动村组干部收款的积极性和责任性。在J市目前阶段的问题是，在村平近百万元的债务面前，村组干部的责任性早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他们只有完成收款任务以得到应该归自己报酬的积极性。实践中乡镇也是越来越将报酬与村组干部收款的多少挂起勾来。即使如此，村组干部也没有能力足额收取税费了。村组干部的公信力还受到怀疑，且有越来越多村组干部希望自己收款以后，抵以自己以前借给村中的债权从而好脱离村组干部这个苦差。这是E镇搞税费征收方式改革的背景，也是E镇所谓“有序还债”的背景。无论如何，在村级债务和农民负担发展到今天的J市农村，村组干部已无法足额收取农民的税费，就开始将所有乡镇单位及工作人员安排到村包村收费。早在1998年，曾集镇就根据包村镇干部所包村收款情况发放工资，到2001年，我们调查的大部分乡镇都自发将曾集镇的经验创造了出来。前述E镇的税费征收方式改革上也有这一条（第2条）。B镇和官当镇的做法更为彻底，由镇直单位包村，完不成包村收款任务的，由镇财政直接扣除财政下拨经费。我们2001年10月底到B镇调查时，B镇经管站刚从村中收税费搬师回营不久。经管站有10多人收税费半个月，期间全部吃住在村，好不容易才完成所包两村的上缴任务。这样的征收成本自然很高。例如E镇2000年秋征成本即近20万元，这还只是直接成本。

到了2001年，虽然税费任务仍然是下达到村的，但终究村组干部不再完全对收款负责了。麻烦在于，来与村组干部并肩收款的乡镇工作人员和镇直单位，并不是那些真正应该下来找农户收款的人和单位。B镇财政所在2000年还包了村，到2001年就未再包村，据说是因为财政所包村收款危害太大，在收不齐村里应缴款时，财政所可以用镇财政经费上缴，这个钱还是交给自己，这就达不到由镇直单位包村收税费的原始目的了。

问题是，既然财政所、地税所、经管站不到农村收税，养着那么多人干啥！要知道，这些部门是乡镇最好的部门，花钱也最多的部门。

四、视点

那么，农村税费改革到底应该如何搞？我们来看一看当前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的几种不同说法。

从政策研究部门的主张看，他们关注的焦点限于税费改革技术层面，其要点有五：一是实行有利于农业和农民休养生息、减轻农民负担的轻税政策；二是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三是有利于实现农村税负负担的公平、公正、公开；四是有利于农民监督；五是简便易行[2]。这种思路正是当前正在试点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思路。至于技术方面如何操作，应设何种税种，乡村各占多少比重等等的争论很多，但思路并无不同。温铁军也赞同以上技术层面的改革，但他进一步提出了进行农村基层制度创新的思路，具体有以下4点：一是进行农村财产制度改革，具体地说就是在稳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保留10%-15%公地的前提下，赋予农民永久土地使用权，同时允许各地农村基层实行“生不增，死不减”；二是允许农民自发组织不依托任何部门的社区合作和专业化合作组织；三是彻底实行村民自治；四是撤乡并镇，改乡政府为乡公所。由各村级农协组织民主讨论决定建立更高一级的农协组织，并由其负责协调现有涉农部门职能和服务[3]。

从税费改革方面看，温铁军建议的核心一是建立乡公所，二是建立农协组织。前者与徐勇的建议不谋而合，后者与秦晖的观点相类似。

温铁军的思路在单纯技术层面费改税以减轻农民负担、规范税费征收思路的基础上，试图从更为基本的方面即从乡村组织功能的方面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周业安提出从民主建设方面来认识农村税费改革的问题，他认为公共财政就是民主财政，公共财政的建设就是乡镇民主建设。他因此认为，当前之所以基层民主可能流于形式，财政扭曲行为得不到控制，关键在于纳税人没有财权。只有从落实纳税人的财权入手，才可能使乡镇民主建设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具体建议有四：一是在落实省级人大的地方税和收费立法权的条件下，落实乡镇人大的集体集资和公用事业付费方面的立法权；二是预算执行过程中，乡镇人大代表有权检查资金的用途，并对项目本身具有质询权和否决权；三是为防止人大代表的道德风险行为，必须改进村民直选和罢免人大代表的法定程序；四是在改革乡镇人大制度的同时，实行乡镇政府干部的直选，建立面对人大负责的基层政府组织[4]。

程晓农的思路也是由农民负担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他认为，制止乱摊派的命令也好，试行“费改税”也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安抚手段，根本解决办法，只有减少农民必须养活的基层干部人数以及他们的开支数量。他说：“不久前，国内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回到1949年以前的乡村体制，彻底撤销乡村两级组织，由农民自治，选举乡保长。这样的建议就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这又涉及到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关系到农村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他认为，削减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就是农村改革以来解放农民的第二场“革命”，比土地按户承包还要深刻得多。因为这场“革命”不仅首次触及到基层“吃皇粮”干部的根本利益，而且可以真正按农民的需要和可负担能力来设定基层政府的规模、人数和功能[5]。

还有一种农村税费改革的思路，是通过调整农村与城市的分配制度和政策，通过调整城乡居民分配关系，实现城乡居民的平等负担。

综合以上思路，在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税费改革问题上，有两个方向的思考：一是温铁军和徐勇等人所主张的乡公所方向，一是程晓农和周业安等人主张的民主政治特别是乡镇直选的方向。我们更倾向于第一种方向的思考，原因是第二种思考方向不仅涉及到对当前中国现代化背景、中国政治体制状况等方面的评论，而且涉及到对当前农村特殊处境下面乡村民主政治社会基础的怀疑。具体讨论如下：

第一，乡村民主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而当前农村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形势、农民收入、乡村债务，都相当不好；第二，当前农民的流动性及乡镇一级相当大的地域范围，使得我们不能用静止的想象的农村情景来替代农村的现实。换句话说，无论是人大代表的选举，还是乡镇长直选，很可能不是农民通过选举约束了乡镇政府和乡镇财政，而是黑金政治和派系政治的兴起，农村不稳定的经济条件下又增加了不确定的政治条件；第三，选举的乡镇虽然可以抵制上面安排下来的构成当前农民负担罪魁祸首的升级达标工程，但也很可能在此阻断国家向乡村渗透的能力；第四，仅就乡镇民主而言，乡镇长直选和乡镇人大在财政监督上实权化是两个可供选择的方向，我们倾向第二个方面的选择。尤其在市县两级，可以大大发挥人大代表会议对市县政府财政监督的决定作用。

五、小结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试图得出关于税费改革的以下三点结论。

1、在当前土地作为农民生存保障基础的情况下，分散经营的农民只有很少的剩余可以征收，征收只有很少剩余农户的税费，征税成本必然很高。当农民感受税负较重时,乡镇一级到农村征税没有现实性。换句话说，在农村征税对象的剩余很少且分散在千家万户的情况下，离开了村组干部，征税效果将大打折扣除。希望通过税费改革来达到由乡镇财税机构直接向农民征税的想法是不切实实的。

2、税费改革前必须考虑财政收入能否维持县乡村三级的正常运转。换句话说，在进行税费改革前，必须对县乡村工作的机构及功能进行清理，建立与财政收入（含上级转移财政收入）相一致的机构规模与事权。此外，必须对村级债务、乡镇债务进行认真清理，否则，这些债务将使税费改革无法进行。

3、企图通过乡镇一级民主来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农民权益的设想，离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太远，是一种过于理想的设想。在村一级，如何用民主化的办法来治理村庄也面临严峻考验。不过，村一级民主十分重要，因为村级民主是在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建设中实行“一事一议”的前提。“一事一议”既对村民自治提出了要求，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归结为一句话，我们认为费税改革必须与乡镇一级的消极行政和消极财政相结合，实现行政思想的转变。

第二篇：农村税费改革

1.对农村税费改革中出现的几个新问题的思考马昊

2.农村税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与治理对策-好期刊|省级期刊|国家级期刊...3.论农村税费改革中的税收原则运用(1)(4)_爱论文

4.论农村税费改革中的税收原则运用财政研究论文-中国教育文摘

5.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为例_Nong Cun...摘要：【本文将对改革以来农村财政与税收制度的变化过程及特点进行描述，对改革进程和问

题进行简要评价，展望未来农村财政与税收制度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农业税，财政收入。】

一、农村财政制度改革进程

（一）乡镇财政制度建立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进行了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以家庭承包制为

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实行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社会经

济发展的要求。1982年，全国人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的报告》提出“改

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人民公社将只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

形式”。1983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级政权机构，并相应建立

乡财政。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提出：“随着乡政府的建立，应当建立乡一级财政和相应的预决算制度，明确收入来源和开支范围”。从1983年开始，我国农村正式开始建立乡政府和乡财政的工作。到1986年底，全国7.2万

个乡镇中，80%以上的乡镇建立了乡财政；1992年底，全国96.1%的乡镇建立了乡财政；1996

年底，这一比重达到97.5%。

（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演变

所谓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指的是县级政府与乡镇政府在财政管理权限、特别是财政收支上的划

分。乡镇财政制度建立以后，不同时期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具有不同的形式。

1.1983~1993年：包干制财政体制为主

1994年之前，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基本上随着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变化而变化。在乡镇

财政建立之初，主要采取的是“统收统支”和“定收定支”体制。

2.1994~2000年：分税制与包干制并存

1994年，我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开始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在重新划分税种、税源和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将主要税收收入来源的增值税的75%部分和消费税的全部划

为中央收入，[1]并实行税收返还制度。实行这一体制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高中央财政占全国财

政收入的比重，以此提高中央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

3.2000年以后：乡镇财政职能的弱化

2000年开始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虽然一些地方对乡镇财政体制进行了调整，但基本上还维

持原有的体制。然而，乡镇财政的职能却不断弱化，特别表现以下两个方面：

①为配合农村税费改革，许多地方进行了“乡财县管”的试点。

②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由“以乡为主”改为“以县为主”。

（三）乡镇财政在全国和地方财政中地位的变化

乡镇财政制度建立后，财政规模不断扩大。乡镇财政预算内收入由1986年的194.31亿元增

加到1992年的471.95亿元，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15.9%，远高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8.6%

和地方财政收入10.6%的年均增长速度，表明那个时期以分权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也延伸

到了乡镇一级。1994年后，乡镇财政的相对地位不断下降。2002年，乡镇财政预算内收入达

到1459.4亿元，比1992年增长了2.09倍，年均增长12%，大大低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18.4%的年均增长速度,也低于地方财政收入13.5%的年均增长速度。这种变化表明，1994年以提高财政集中程度为特征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同样波及到了乡镇一级。

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进程

（一）农业税：从调整到消亡

1.农业税的设立与延续

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这个条例成为了我国统一的农业税制度。尽管农业税存在着种种弊端，但《农业税条例》里的基本内容一直沿用到农村税费改革前没有大的变化和调整。

2.农业特产税的设立

1983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对农林特产单独征收农林特产农业税，其目的是为了平衡农村各种作物的税收负担，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1994年，我国对税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农林特产税也进行了相应改革和调整，原农林特产税与原产品税和原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合并，改为农业特产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征收对象包括：烟叶收入、园艺收入、水产收入、林木收入、牲畜收入和食用菌收入以及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农业特产品收入。农业特产税税率包括全国统一税率和地方自定税率。

3.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调整

2000年，我国开始进行以省为单位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进行调整。

农业税调整的基本做法是：按照农作物的常年产量和规定的税率依法征收。计税土地面积原则上以农民第二轮土地承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为依据，计税常年产量一般以税费改革前5年平均产量为依据，农业税税率最高不超过7%。

4.农业税的最终消亡

2004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从2004年起，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同时，国家决定从2004年起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2005年，除河北、山东和云南3省外，全国28个省份完全停止征收农业税。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已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农业税条例》，农业税最终被取消。

（二）农村税费改革

2000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

三个取消是：取消乡镇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两个调整是：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

一项改革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即：原村提留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农业税附加比例最高不超过农业税正税的20%；农业税附加全部返还给村级组织，用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办公经费等，农业税附加实行乡管村用；村内兴办其他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实行“一事一议”制度，筹资实行上限控制。

三、对农村财税制度改革以及若干问题的简要评价

在不断的调整和改革中，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农村财政税收制度。由财政税收制度所反映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由“多取少予”转变为“多予少取”，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由城乡分割初步走向城乡统筹。但是，农村财政税收制度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许多问题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研究。

（一）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由“多取少予”转为“多予少取”

改革以前，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价格剪刀差等政策从农业攫取剩余，来支持劳动力低成本下的工业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表现为“多取少予”。改革初期，国家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统购统销制度也逐步取消。

改革以后，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费包括：①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2]②乡统筹和村提留，乡统筹即前面所说的乡镇统筹收入；村提留是村级组织向承包集体土地经营的农户收取的费用，主要是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③“两工”，即义务工和积累工，是农民以劳务的形式向乡村政府和组织提供的社会负担。④各种形式的集资、收费、摊派。

（二）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城乡分割初步走向城乡统筹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割并向城市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期里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尽管总体上说，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农村获得了大量的转移支付，但财政资源配置仍然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村人口的规模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因而未充分考虑农村人口在享受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社会公平。在改革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考核机制等的不完善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滞后等，使改革前固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上城乡二元结构和差距得以延续甚至强化。

另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状况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同时，这种改善也得益于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我国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开始建立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初期，转移支付制度非常不完善，以照顾改革前各地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比重过大，难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公共财政制度的不断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不断调整和完善，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比重不断提高。

（三）县乡财政缺口的弥补：缺乏有效、稳定的制度安排

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财政资源匮乏，而且人口众多、基础薄弱以及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巨大，因此，作为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主要承担者的县乡政府存在着严重的财政缺口。财政缺口的定义是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财政支出与财政资源之间的差额。

财政缺口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办法来弥补，主要有：①减少需要地方政府开支的责任范围；②增加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权限；③增加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数量；④在增加收入权限不变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通过努力来增加财政收入。

改革以来，在弥补县乡财政缺口方面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稳定的制度安排，尽管近年来中央财政明显加大了对农村的转移支付。

（四）财政体制：受制于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前，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统收统支”集权型的财政体制。改革后至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前，财政分权的程度不断扩大，按地方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分权程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改革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始终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现行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权威，政府层级间的关系通过领导人任命制等制度表现为强烈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即便是具有自治性质的村级组织也是如此。

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下级政府的实际可支配财力以及支出职责基本上由上级政府确定，这就非常容易导致下级政府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背离，下级政府的支出职责常常超出其财力，政府层级越低，这种背离的程度越大，很难按公共财政的原则来配置政府间的支出职责。上级政府或行政部门往往利用其行政权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强制性地表示上级政府和领导人的政策偏好或政策目标，而在要求下级政府完成各项任务的同时，上级政府往往并不给予

相应的财政支持。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即使在以包干制为特征的高度分权时期，县乡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分离仍然表现的十分明显，而不完善的分税制体制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离。不完善的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改革以来农民负担长期居高不下、制度外财政膨胀、乡村债务规模扩大、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与过度供给并存，等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继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做出的重大决策。农村论文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农村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但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各方面利益的重大调整，难免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对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一、农村税费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1.乡村正常运转困难。一是乡（镇）机构正常运转问题突出。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乡统筹费后，乡村两级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支出由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安排，给予保证；修建乡村道路所需资金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乡级道路建设资金由政府负责安排。这一改革涉及到农村财政投入体制的重大调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各项事业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矛盾，收支存在较大缺口，使得一些乡（镇）正常运转困难。二是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艰难。税费改革后，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有限，村干部报酬、办公等经费明显不足，一些集体收入薄弱的村，村干部报酬无法完全兑现，正常的办公费用开支也无法保证。

2.“一事一议”筹资投劳难以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村提留费，村内兴办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主要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来解决。然而，“一事一议”在实际操作时很难落实，存在“有事难议”和“议后难执行”等问题。如有的村外出劳力多，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难以召集；有的村会议开成了，但因意见不统一，方案难以通过；也有的村即便“议”成了，资金也难以收齐，影响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同时“有事不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个别村兴办公益事业的方案未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就直接向农民筹资筹劳，致使农民负担反弹。

3.乡村两级债务化解难。由于历年兴办农村教育、乡村道路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事业使乡村两级背上沉重的债务。农村税费改革取消村提留、乡统筹和教育集资后，乡村两级失去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偿债能力明显削弱，加上财政转移支付补助资金不足，乡村债务化解困难，个别地方甚至逐年增加。

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落实缓慢。对于目前乡（镇）机构庞大、人员多，农村中小学结构布局不合理，村组干部享受补贴人数偏多，村级开支不合理等问题改革的措施不力、力度不大、效果不明显。

二、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对策措施

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事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安定稳定的大局，对税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1.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事业多由乡村集体和农民负担，而城市的公共事业全部由政府财政投入，导致城乡差别拉大。按照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思路，今后应按照国家对农业农村“多予少取”的原则，改革现有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把属于农村的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资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给予专项补助和支持。一是将农村教育、道路修建、民兵训练、计划生育、文化设施等公共事业支出改由中央、省级政府承担，县级政府负责管理，乡镇政府负责具体实施，解决农村公益事业滞后问题。二是国家要继续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乡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

2.加强立法，健全和完善“一事一议”制度。为了确保“一事一议”筹资投劳办法的落实，必须通过立法制定《村内“一事一议”筹资投劳管理条例》，将“一事一议”筹资投劳的议事程序、议事范围、上限标准和民主管理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作出具体规定。村集体兴办公共事业时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同时报县级主管部门备案，张榜公布后向村民筹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有村民代表直接参与管理监督，财务开支和劳务使用情况及时向村民公布。

3.认真清理，分类化解乡村债务。要实行化解债务政府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狠抓工作落实。在确保不发生新的债务的前提下，认真清理核实乡村集体债务。在此基础上，分类处理，逐步化解。在采取收欠还债、核销减债、变现还债、降息化债、划转债务等办法的同时，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提高偿债能力。

4.落实税费改革配套措施，加快税费改革步伐。一要加快乡（镇）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压缩、分流人员，按照精减、统一、高效的原则，合理设置机构和人员编制；二要推行村干部交叉任职，减少村干部人数，节省村级开支；三要推进农村教育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精简教师队伍。

5.探索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中，要建立减轻农民负担长效机制，不折不扣地执行减轻农民负担法规和政策，落实各项护农惠农措施，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同时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培植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发展“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篇：农村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

2000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

三个取消是：取消乡镇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两个调整是：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

一项改革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即：原村提留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农业税附加比例最高不超过农业税正税的20%；农业税附加全部返还给村级组织，用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办公经费等，农业税附加实行乡管村用；村内兴办其他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实行“一事一议”制度，筹资实行上限控制

二、改革成效

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推广实施以来，各地政府机关基本能认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农民的大部分税费进行了减免，农村的税费有了大幅度的减少，一些乱收费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农民和政府相关机构负责人对“农村税费改革”认知度较高。大多数农民知道中国目前有“农村税费改革”这项措施，并对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容有一定了解。而官员对此项改革的了解比农民更多。

农村税费的收取在“农村税费改革”后比税改前大幅度减少。农税改革中重新核定计税面积，农业税税费总额较之税改前有所下降，乡镇辖区税费总额上交额度明显减少。“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出台规范了对农民的征税，为“减轻农民负担”做了制度性的保证。税费改革前，农民需缴纳各种各样的税与费。主要有：农业税、农业附加税、农业特产税、农业特产税附加、屠宰税、村提留、乡统筹、教育附加费、教育集资、书杂费、义务工农业税等。税费改革后，国家取消其他费与杂税，农民只需缴纳一项农业税。2004年3月5日，温家宝同志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的时候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2004年的主要任务时说，要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不少有条件的省份已在本省内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国农民告别了有2600年历史的“皇粮国税”。

三、存在的问题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农村税费改革的巨大成果，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税费改革后存在的不容忽视的诸多问题。

乡村负债数额大，债务化解难

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缓慢，财政困难，保稳定与谋发展矛盾突出，同时不少地方和相关部门债务风险意识淡薄，监督不到位,管理混乱，多年来，兴修农田水利、村村通水泥路项目贷款、道路修建养护、农村教育、救济等费用形成了巨额乡村债务。

基层收入甚微，机构正常运转困难

大部分乡村集体财力微薄，乡镇只剩下为数极少的工商税，取消了原先纳入财政预算和财政财务开支的税费项目，乡镇可用财力极少。县对乡镇只能保人员工资发放，对村的转移支付更少。尤其是边远贫困山区，行政成本高，工作条件差，工资补助没保证，干部思想不

稳定。

历史欠账较多，遗留问题难解决

税费改革后，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兴办集体公益事业有事难议、难做，税费尾欠难解决，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使用及跟踪监督不够。

学校经费捉襟见肘，义务教育投入不足

农村学校实行了“一费制”，取消了教育集资，使得农村教育基础性工作所需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农村欠税无法偿还，垫税包袱无力解决

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垫付的农业税数额巨大，无力解决。

债权无法清回，资产难以盘活

应收未收款项由于逾期时间长，不良债权比较大，没有得力办法消赤减债，导致资产难以盘活，想办的事没法办

四、取消农业税后对乡镇财政的影响

减少财政收入，制约基层政府功能发挥

首先，收入缺口较大。农业税是地方收地方用，尤其是农业主产区，农业税是乡镇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基层政府的主要财力保障。据河南省调查了解，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乡镇财政的常规收入一般是三部分：一是财政部门收取的农业税费部分，主要以农业税为主体；二是地税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税收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三是国税收入（增值税）的留存部分。一般占国税收入的1/4.对于农业为主的地区和中西部贫困地区来说，农业税一般占当地财政收入的30%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70%—80%，地税和国税的收入所占比重是很低的，所以取消农业税使乡镇收入锐减，给基层政府带来财政困难。例如，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河南省南阳市全市乡镇财政支出增加额6.59亿元，与收入增加额2.48亿元相抵后，造成财政支出缺口4.1亿元，平均每个乡镇缺口177.7万元。唐河县缺口7127万元，平均每个乡镇356.4万元；新野县缺口4237万元，平均每个乡镇302.6万元。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非规范收入”，再加上政策内的减收，乡镇财政势必留下较大的资金缺口。其次，在收入缺口增大的同时，乡镇道路建设、优抚、五保户赡养、计划生育、民兵训练支出基本上转移到乡镇财政的预算中开支，增加了财政困难。农业税取消后，相当一部分县乡失去了一个主体税种，一些乡只能主要依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来维持机构运转，根据税费改革的相关精神和农业税有关政策，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乡镇弥补税费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缺口。实际上，乡镇财政的支出远远大于以农业税为主的财政收入，而这个差额部分，中央转移支付不能覆盖到。而当前县级财政又普遍困难，难以挤出财力安排乡镇转移支付，由于受到财力约束，制约了基层政权功能的有效发挥，也影响到了政府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无力支持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在税费改革以前，我国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大多是以农业税为资金保障的。今年取消农业税造成了乡镇财政更加雪上加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农村公益事业的长足发展。农业基础设施无法更新和管理维护，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更加难以实施，农业新品种和农业技术服务推广更加困难。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为了解决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乡镇学校教师工资从2001年起直接由县财政通过教师工资专户统一进行，这有效解决了教师工资的拖欠问题，但并未解决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取消了农业税，取消了向学生的乱收费，从而使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更加明显。一方面在上级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原缺口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加剧了乡镇财政的困难，影响乡级政权其他职能的履行；另一方面教师未来工资标准提高的负担也有可能

累加在乡财政，所以乡财政的困难可能更大。还有不少地方上划到县财政的教师工资只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固定工资、活工资、教龄津贴和其他津贴，一些原来地方规定或认可的相关费用或补贴（如教师误餐补贴、交通费、班主任工资补贴等等）仍然由所在乡镇负担。取消农业税前这些开支实际上已经难以调减，成为乡镇财政的负担，现在没有了农业税，缺口立刻呈现，资金更是没有了着落。此外，中小学校危房改造资金原则上要求由县财政直接负担，上级的相关援助只是采取一次性补贴的方式，主要用于中小学多种用途的专项补助，因此，难以顾及全面情况。实际上中小学危房改造的支出现状，基本上是由县、乡，甚至村共同负责。取消农业税，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乡镇财政将更加困难，乡村小学的硬件建设和维护得不到有效保证，必然影响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普及。

乡村债务负担沉重，化解的难度增大

乡镇负债是当前全国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它一般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有银行存款、农金会或其他基金贷款、统筹中借款和其他；隐性债务一般有欠发工资。、欠发业务费、欠付楼堂馆所等基建基金、欠付修路修桥等公益项目资金、财政担保和其他方面形成的债务。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全国乡镇负债2000—2200亿元，平均每个乡镇400万元。河南省南召县16个乡镇负债总额2.94亿元，平均每个乡镇1308万元，最多的2841万元；337个行政村负债总额1.01亿元，平均每村628万元，而2004年全县财政收入4798万元。乡镇债务的成因主要是①分税制下“财权上收，事权下移”，使乡镇逐渐沉淀了大量债务；②要求乡镇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种达标升级和“一票否决”任务而不得不加重农民负担，高息借贷；③个别乡镇的负责人为了得到升迁或保住乌纱帽，不顾本身条件，超越财政承受能力，大兴木土，搞一些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致债台高筑。④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口多。我国共有乡镇政府45462个，全国每四○个农民养活一个乡镇干部，平均为1：40，可见财政负担的沉重。巨额赤字和债务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财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管理、预算管理的规范化刚性约束，这些债务没有消解的希望。取消农业税后，如果没有上级大力度的转移支付，债务更是无法化解。

五、对农村财税制度改革以及若干问题的简要评价

在不断的调整和改革中，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农村财政税收制度。由财政税收制度所反映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由“多取少予”转变为“多予少取”，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由城乡分割初步走向城乡统筹。但是，农村财政税收制度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许多问题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研究。

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由“多取少予”转为“多予少取”

改革以前，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价格剪刀差等政策从农业攫取剩余，来支持劳动力低成本下的工业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表现为“多取少予”。改革初期，国家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统购统销制度也逐步取消。

改革以后，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费包括：①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2]②乡统筹和村提留，乡统筹即前面所说的乡镇统筹收入；村提留是村级组织向承包集体土地经营的农户收取的费用，主要是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③“两工”，即义务工和积累工，是农民以劳务的形式向乡村政府和组织提供的社会负担。④各种形式的集资、收费、摊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城乡分割初步走向城乡统筹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割并向城市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期里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尽管总体上说，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农村获得了大量的转移支付，但财政资源配置仍然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村人口的规模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因而未充分考虑农村人口在享受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社会公

平。在改革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考核机制等的不完善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滞后等，使改革前固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上城乡二元结构和差距得以延续甚至强化。

另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状况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同时，这种改善也得益于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我国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开始建立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初期，转移支付制度非常不完善，以照顾改革前各地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比重过大，难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公共财政制度的不断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不断调整和完善，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比重不断提高。

县乡财政缺口的弥补：缺乏有效、稳定的制度安排

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财政资源匮乏，而且人口众多、基础薄弱以及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巨大，因此，作为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主要承担者的县乡政府存在着严重的财政缺口。财政缺口的定义是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财政支出与财政资源之间的差额。

财政缺口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办法来弥补，主要有：①减少需要地方政府开支的责任范围；②增加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权限；③增加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数量；④在增加收入权限不变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通过努力来增加财政收入。

改革以来，在弥补县乡财政缺口方面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稳定的制度安排，尽管近年来中央财政明显加大了对农村的转移支付。

财政体制：受制于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前，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统收统支”集权型的财政体制。改革后至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前，财政分权的程度不断扩大，按地方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分权程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改革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始终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现行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权威，政府层级间的关系通过领导人任命制等制度表现为强烈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即便是具有自治性质的村级组织也是如此。

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下级政府的实际可支配财力以及支出职责基本上由上级政府确定，这就非常容易导致下级政府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背离，下级政府的支出职责常常超出其财力，政府层级越低，这种背离的程度越大，很难按公共财政的原则来配置政府间的支出职责。上级政府或行政部门往往利用其行政权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强制性地表示上级政府和领导人的政策偏好或政策目标，而在要求下级政府完成各项任务的同时，上级政府往往并不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即使在以包干制为特征的高度分权时期，县乡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分离仍然表现的十分明显，而不完善的分税制体制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离。不完善的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改革以来农民负担长期居高不下、制度外财政膨胀、乡村债务规模扩大、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与过度供给并存，等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篇：农村税费改革

并从2001年开始，逐步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推广.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三取消”，是指取消乡统筹和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调整”，是指调整现行农业税政策和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一改革”，是指改革现行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具体是以下七个方面:①取消乡统筹费.即取消现行按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费.②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③取消屠宰税.停止征收在生产环节和收购环节征收的屠宰税.原来随屠宰税附征的其他收费项目也要一律停征.各地不得以任何名义变相收取屠宰税.④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全省采取逐年减少的方式,用3年时间逐步取消.投劳任务较少的地方,也可以一步取消.⑤调整农业税政策.主要是重新确定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调整农业税计税常产,合理确定农业税税率.全省农业税税率最高不超过7%.⑥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⑦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福建

2003年，全省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实施了“五取消、一稳定、一改革”措施，即：取消乡统筹费、取消除烟叶及原木收购环节特产税外的其它特产税、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以及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稳定农业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2005年，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并对2003年已经收取的“三提五统”进行全面清退，对农民各种税费尾欠暂缓征收。

按照中央的部署,农村税费改革2000年首先在安徽省全省试点,2002年全国有22个省(市、区)选择部分县、市进行试点,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全面推开。

云南省2002年选择蒙自、江川、澜沧三个县做试点, 2003年全省推开。

第五篇：农村税费改革后党群关系现状的报告

农村税费改革后党群关系现状的报告我们兴隆镇是襄樊市和枣阳市的“东大门”，东与随州接壤，西连枣阳城区，版图面积250平方公里。全镇现辖33个行政村，1个街道居委会，17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5.8万人，现有耕地面积11万亩，其中水田5万亩，旱地6万亩。自农村税改革以来，全镇农税额度一降再降，村组干部一减再减，涉农收费得到全面规范，农民负担大幅减轻。农村“三滥”情况得到扼制，以前紧张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逐步得到改善。特别是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和当前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农民收入得到大幅提高。农民在政策上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增收渠道上离不开政府的引导，这使得当前党群关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一、以农村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为契机，全面扭转紧张的党群、干群关系。通过近三年的坚持不懈的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我镇各项改革均已取得显著成效，农民负担大幅减轻，农民群众对各项改革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1、农村税费改革： 税改前，1997年我镇六项农民负担总额为705.28万元；1999年我镇六项农民负担总额为722.77万元 ；2001年镇六项农民负担总额为719.16万元。税改后，2002年税费改革中我镇实际落实到户的税赋总额共计586万元（其中农业税4888261元，农业税附加977649元，亩平61.19元）比九九年减少136.18万元；比2001年减少132.56万元;2003年我镇实际落实到户的税赋总额共计576万元（其中农业正税483.64万元，农业税附加96.73万元）；今年全镇农民税赋总额为331万元，这比税费第一年的2002年减少255万元，比税改前的2001年减少388万元。

2、镇机关改革。兴隆镇原有干部职工79人，其中镇“四大家”实职领导23人，一般干部40人，工勤人员4人，借、聘用人员12人；改革后，现有干部职工44人，其中“四大家”实职领导15人，中层干部16人，一般干部9人，工勤人员4人。现有人员比改革前精减47％。

3、镇直机关单位改革。改革前，兴隆镇事业单位原有干部职工174人，改革后定编为54人，分流120人。

4、领导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货币化改革前，兴隆镇年平均交通费15.88万元，改革后，年交通费核定为6万元，交通费减少62％；差旅费改革前年平均8.6万元，改革后为6.5万元，降低24％；招待费改革前年均24.2万元，改革后为13万元，减少44％；各项总额改革前年均50万元，改革后为28万元，降低43.3％。

5、水费改革。2003年是水费改革第一年，全镇农民负担水费核定为136.83万元，亩平32.54元，其中市管水库农民负担水费35.6万元，亩平26元，比改革前亩平减少58.58元，水费改革后，全镇农民负担水费明显减轻。

6、村组改革。改革前，兴隆镇原有33个村251个村民小组，村组干部700多人，改革后现有33个村170个村民小组，村组干部203个，比改革前精减了86%。

7、债务化解。截止2003年7月底，兴隆镇村级债务总额6754.97万元，村平204.7万元。根据省、市化解农村债务有关精神，截止去年底，兴隆镇33个村，已全部结束债务清理核实工作，共核实债权并换据2000份，金额2500万元；核实债务并换据17000份，金额4900万元；清理中删除不合理债权126万元，债务137万元，化解债务1500万元，占总额的26％。综合以上情况来看，我镇农村税费改革及其配套改革是成功的，农民群众对税费改革政策热烈拥护，对全镇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成果充分肯定。基层党组织在这次农村“第三次革命”中功不可没，广大党员干部在这次农村税改革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站在广大群众的利益上，大力宣传税改政策，严格执行税改政策，重朔了农村干部的形象，扭转了以往紧张的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

二、认真学习“三个代表”的实质内涵，把“三个代表”作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大法宝。农村税费改革的空前成功，改变了以前紧张的党群、干群关系，但要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从根本上扭转以前的不利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农村基层所有的工作提升到“三个代表”的高度，把“三个代表”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三个代表”忠实实践者的身份去宣传、去执行国家农村政策，去引导群众走向富裕的康庄大道。一是把群众的安危冷暖作为大事挂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是代表群众利益的重要体现，是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近年来，镇委、镇政府制定了领导干部包村、驻点、包户等办法，镇“四大家”领导实行每人联系一个薄弱村、扶持一个贫困户和一个企业（项目）制度。在全镇抽调干部，由领导牵头组成工作队，深入到全镇村组。在帮扶中，既搞“雪中送炭”，解决燃眉之急，又努力在发展生产上下功夫，变“输血”为“造血”，使脱贫致富项目得到落实。全镇还在国家干部中广泛开展了“一帮一”结对帮扶活动，为下岗职工、农村贫困户捐资献物扶志，群众称之为“结了一门亲，救了一家人”。二是把党的群众路线作为战胜困难的一大法宝。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战胜各种困难，搞好一切工作的一大法宝。近年来，镇委、镇政府认真探索和实践了依靠群众战胜困难的方法和途径。把来自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镇委、镇政府思考问题、开展工作最基本的依据，镇委、镇政府重大决策、重大举措出台前都十分注意倾听～，依靠群众破解难题，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收到很好效果。结合“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要求每位领导干部每年都必须拿出一定的时间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三是把加快发展作为代表群众利益的根本措施。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我镇，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经济利益的实现程度。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消灭贫穷，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为此，我镇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一是调整农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实施了工业强镇战略，重点培植了汽车运输、纺织、餐饮服务石材加工、精制粮油等产业，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三是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使之成为我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9.9％、10.1％、4.5％。四是把文明创建作为实现群众利益的重要方面。关心群众利益不但要注重满足其物质生活的需要，还要注意满足其精

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为群众创造一个健康、文明的生活和发展环境。一是抓党建促发展。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二是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围绕争创国家级文明城镇创建目标，实施小城镇建设工程，抓好行业单位的环境改造、优质服务等工作。在城乡开展文明村镇和“十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三是开展丰富多采的文化活动，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组织好重大节日期间的群众文化活动，积极发展文化书屋，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三、正视当前农村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把解决矛盾当作取信于民的重要手段来抓好落实。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大幅减轻，农民增收水平大幅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农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经济的发展也伴随着许多矛盾的产生，有些矛盾已经相对突出，甚至影响到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正常开展。一是农村债务大、群众要求化解债务的呼声高与债务化解途径相对较少所产生的矛盾。农村债务化解虽然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重大内容在基层广泛开展，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效果甚微。就我镇来讲，2002年税费改革时，全镇锁定农村债务为1.2亿，全镇33个村，村村负债，最高的村债务高达580万，最少的村债务也有79万，这些债务的形成，许多是由于过去农村政策偏离经济发展规律而造成，如普九达标、集资办企业等等。这些债务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数额巨大。另一方面，镇村两级集体经济组织薄弱涣散，没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化解方式、方法。这一矛盾在当前农村基层反映相当强烈，上访告状层出不穷，部分群众甚至采取围堵基层党委政府大门的过激措施来要求化解农村债务。二是农村生产的快速发展与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产生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农村用水、村镇交通等方面。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生产用水按方量计税，要求用水者与管水者直接对话，而农民对预交水费具有普遍抵触情绪，这就造成了用水者与管水者的直接矛盾。群众在生产迫在眉睫时往往不去找管水者，而是找基层党委政府解决用水难题。税费改革后，农村“两工”逐步取消，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只有通过“一事一议”筹资来解决，由于其程序规范，过程缓慢，使得部分村组不愿意申报“一事一议”，使得农村基础设施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和改善，这些阻碍了基层群众的正常生产。三是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农民法律知识相对匮乏所产生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为农村各种经济合同纠纷和民事纠纷。四是农村劳动力富余与就业渠道相对缺乏所产生的矛盾。五是农民致富要求强烈与致富渠道相对较少所产生的矛盾。六是农村弱势群体数量庞大与社会优抚资金相对短缺所产生的矛盾。这些矛盾有些是隐性矛盾，有些已经相当突出，如何解决好这些矛盾，是我们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税费改革后，基层群众对干部群众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这就要求我们党委政府有一个素质高超的干部队伍和一套严谨务实的工作方法，以及一系列引导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政策和措施。近几年来，我镇把解决这几大矛盾作为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和改善干群关系的一大手段来抓，取得了明显成绩。一是引进系列工程，全面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如已建成的白土节水农业和即将开展的竹林水库扩建工程，以及华阳河渠道硬化工程。这些工程的建设，使全镇农业基础设施得到了加强和巩固。另一方面，我们抓住孝襄高速公路建设和汉丹铁路复线建设、316国道拓宽工程的机遇，全面改善村镇交通网络，大兴水利，得到了全镇群众的热烈拥护和高度赞赏。二是大力建设“一建双联”基地，引导农民致富奔小康。先后建立“白土万亩油桃开发公司”、“白鹅养殖公司”、“汽运产业发展总公司”、“霸山石材开发公司”、“金健米业公司”、“新村渔业公司”等多个股份公司，网络全镇千家万户，走“上联市场，中建公司，下联农户”的模式，全方位、多渠道的增加农村就业方式，引导群众致富奔小康。2003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000元，人均增收280元。三是广泛开展“说事”制度，缓解基层各种隐性矛盾。四是开展“无职党员设岗定责”，树立无职党员在群众中的带头模范作用。五是加大社会优抚力度，积极筹措资金，新建两所福利院，使农村五保户集中供养率达到95％，烈军属优抚金100％的发放到位，各种灾害补助全部按上级要求落实到位。六是加大信访力度，对群众来访实行“四大家”领导接待日制度，对群众上访的各类问题实行领导包保责任制，做到件件有回音，件件有落实。七是积极盘活村组闲置资产，稳妥化解农村债务。八是坚持学习制度，全面提升党员干部队伍素质。九是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立社会治安网络体系，严厉打击各类犯罪活动，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确保一方平安，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这一系列的有效手段，我镇党群、干群关系得到根本扭转，基层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升，党员干部的威信重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