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条例的六大亮点

第一篇：问责条例的六大亮点

问责条例的六大亮点

2016年7月8日，党中央正式印发施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在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的形势下制定的具有基础性的党内法规。《条例》出台后，广大干部群众衷心拥护、备受鼓舞。有的干部认为，《条例》是直指管党治党不严的“撒手锏”，有利于完善管党治党的责任链条、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党的自身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有的群众认为，《条例》是对“为官不易”的“加码”，是对“为官有为”的倒逼，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步入一个新起点；有的专家认为，《条例》为上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班子戴上了“紧箍咒”，必将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不断开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

《条例》的几个“亮点”

《条例》不贪大求全、不面面俱到，共13条1900余字，可谓高度凝练、力透纸背、简便易行。它是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又一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主要有六大亮点：

这是第一部规范党的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现有涉及问责党内法规制度确实不少，但专门问责的规定不多。2009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虽把党委领导成员纳入问责范围，将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事宜置于同一制度，但侧重对领导干部决策管理失误和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问责方式也主要是组织处理，带有浓厚的行政问责色彩。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修订后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虽明确了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侧重追究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渎职行为，却反映不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新出台的《条例》，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从严治党，明确了党的问责工作指导思想和原则、规范主体和对象、情形和方式等，充分落实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新理念新思想和创新成果。在党内法规制度体制中，《条例》的位阶高、权威性强，是第一部党内问责的基础性法规。

明确“三类问责对象及其重点”。《条例》第四条明确了三类问责对象：一是各级党委（党组）及其领导成员，二是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三是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三类问责对象的重点是主要负责人。通过明确问责对象，把管党治党的责任实打实地给党组织及领导干部扛在肩上。《条例》把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列为问责对象，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细化，是问责工作的重要创新。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条例》突出问责重点，规定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这为各级党组织细化和强化问责提供了基本遵循。

整合“3+4”种问责方式。盘点多年问责实践，共有批评教育、作出书面检查、给予通报批评、公开道歉、诫勉谈话、组织处理调离岗位、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辞职、免职、降职、党纪军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等10多种问责方式。《条例》第七条对这些问责方式进行了整合规范，根据失职失责情节轻重，规定对党组织问责采取“检查”、“通报”、“改组”等三种方式，对党的领导干部采取“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四种问责方式，这就是“3+4”种问责方式。这些问责方式，既可单独使用也可合并使用。无论是检查、通报、诫勉，还是改组、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真枪实弹”，具有强有力的“杀伤力”。

提出“六条问责情形”。《条例》第六条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方面阐明了六条问责情形，最后一条是“兜底条款”。这六条是对现行党内法规中的问责情形的梳理、提炼、归纳和总结，一改过去党内法规对事故事件的党政问责多、对党的建设缺失、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的问责少的状况，明确提出与坚持党的领导、管党治党对应的政治责任。这六条问责情形重视“客观性责任”和“客观后果”。比如，第一条问责情形中，“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这些都是“客观性责任”。“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这是“客观后果”。在“客观性责任”和“客观后果”之前，也有“主观性责任”，比如在思想上重视或不重视“党的建设”以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六条问责情形坚持问题导向，抓住了当前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对促使领导干部履好职尽好责、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重大意义。

强调“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这“三个责任”出自《条例》第四条：“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关于“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随后中央文件又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条例》提出“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等。这些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体现了实践广度深度的拓展和思想认识的深化。《条例》中的“领导责任”，主要指党组织领导班子负“全责”，“一把手”负“首责”、“主责”，班子成员按直接主管或参与决策和工作分负“主责”、“重责”。“三个责任”的提出，有利于发挥各级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有利于细化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实行终身问责。《条例》第十条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这是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立了“终身问责”的要求，是对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最好诠释。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在从严治党上的“长”、“常”的鲜明态度，体现了在党纪党规面前没有特殊党员。

《条例》体现的理念

《条例》主要体现了以下理念：

发挥各级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着力解决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突出问题，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条例》突出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强调通过严厉问责，督促党组织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对于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必将起到制度保证作用。

依规治党，纪法分开。《条例》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通篇没有一处涉“法”表述，实现了纪法分开。不论是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还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依据情节轻重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惩戒措施。《条例》运用党言党语、纪言纪语，突出了党内法规的特色。这些都体现了党中央管党治党的理念创新。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条例》本着分清责任的精神，对是哪一级的责就问哪一级的责，对是谁的责就问谁的责，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对该重问责的就决不轻问或放过，做到从实际出发、不枉不纵，避免畸重畸轻。《条例》兼顾必要和可行，做不到的宁可不写，写上的就要管用，保证制度的有效性、可执行性，这些都体现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条例》对失职失责的党组织最重的问责是“改组”，对失职失责的领导干部最重的问责是“纪律处分”，可以说问责十分严厉。但是严厉问责不是为了单纯的惩戒，目的是使领导干部警醒起来，履好职尽好责，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条例》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中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做到真管真严、长管长严，使干部真正扛起责任，不犯或少犯错误。这才是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爱护。

权责对等、罚当其责。《条例》规定，对于落实管党治党失职失责的，不仅要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还要追究领导责任，体现了权责对等。不管是党组织还是党的领导干部，依据失职失责的情节轻重，《条例》相应予以检查、通报、改组、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问责方式，体现了罚当其责的精神。《条例》还提出了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原则，要求每一级党组织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不能替代。这有利于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局面。

立法不易，行法亦难。各级党组织要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契机，认真组织开展《条例》的学习宣传，把学习《条例》同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学习党章党规结合起来，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用担当的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联系实际，敢于较真碰硬、层层传导压力。各级纪委要把自己的职责摆进去，认真监督执纪问责。要制定有效管用、便于操作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要把纪律挺在前面，抓住典型问题，勇于铁面问责，发挥震慑警示效应，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真正使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六大亮点解读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六大亮点解读

《问责条例》共13条，简明扼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突出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覆盖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和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强化责任追究，不仅明确党的问责工作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应坚持的原则，还规定了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追究的责任、问责情形、问责方式和问责权限程序等。《问责条例》作为首部全面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法规，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其他党内法规相衔接，体现出以下六大亮点。

亮点一：充分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总书记反复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党中央紧紧抓住落实主体责任的“牛鼻子”，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利器，先后对一批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典型问题严肃问责，强化问责成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问责条例》最大的亮点在于，着力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担当、不负责等突出问题，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充分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问责条例》不仅规定了“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等原则，而且在相关规定中也有体现，如《问责条例》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退休，都应严肃问责。

亮点二：落实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突出“关键少数”中的少数

《问责条例》规定了问责主体，即由谁问责的问题，明确问责主体是有管理权限和职责的党组织，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我们党拥有8800多万党员、440多万党组织，问责工作必须落实“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的原则。

而明确问责对象是实行问责的重要基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部署。总书记强调，“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问责条例》作为一部党内法规，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不仅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将问责的组织对象界定为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和各级纪委(纪检组)，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工作部门。而且，《问责条例》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不是泛泛地针对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中的党员领导干部或党政领导干部，而是将问责的干部对象界定为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突出了“关键少数”中的少数。

亮点三：问责追究的是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问责条例》强调党的问责工作，是党组织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和党的领导干部的领导责任。

《问责条例》要求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指出，党委的主体责任：一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二是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三是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四是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五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

纪委的监督责任，主要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纪委经常性的工作是：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维护党纪;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问责条例》要求，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而这里的主要领导责任，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主要负责人或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对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后果承担的直接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则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班子其他成员对参与决策和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后果承担的次要领导责任。

亮点四：明确问责工作的性质和问责方式

关于党政领导干部或称官员的问责，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从狭义上说，主要是指对工作严重失误、失职和用人失察等情形的行政问责。2009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列举的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问责方式，与纪律责任(党纪处分、行政处分)、刑事责任等区分，主要是狭义的问责。从广义上说，问责是指对失职或涉嫌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党政领导干部追究的各类责任，如组织处理或调整、纪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等。

《问责条例》作为全面规范问责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法规，明确了此处的问责是党内问责，不同于其他性质的问责或责任形式，这是《问责条例》的显著特点。它不仅将问责对象分为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两大类，对党组织规定了检查、通报和改组三种方式，而且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规定了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和党纪处分四种方式，明确对失职失责、情节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这样，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其他党内法规衔接起来，形成从轻到重的问责体系。《问责条例》并对应使用哪种问责方式作了具体规定，这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对问责方式及使用的补充完善;同时与有的行政问责、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和刑事责任区分开来，不仅坚持了“依规依纪、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也体现了纪法分开、纪在法前和正确运用监督执纪问责“四种形态”的要求。

亮点五：坚持问题导向，问责情形更具体

《问责条例》坚持问题导向，从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职责出发，结合多年来发生的问责案例，列举了五种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应当予以问责的情形，概括起来，包括党的领导弱化，在推进各项建设中或者处置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等情形;党的建设缺失，党组织软弱涣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等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等情形;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等情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

从目前看，这五种情形基本涵盖了应问责的情形。如衡阳破坏选举案涉嫌违反党纪政纪被立案调查的有466人，给予纪律处分409人。其中，童名谦在任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期间，作为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严肃换届纪律第一责任人，不正确履行职责，对衡阳市人大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前后暴露出的贿选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严肃查处，导致发生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而南充拉票贿选案，则是一宗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恶劣案件。

此外，随着从严治党实践发展，可能会出现新的应问责的情形，为避免因为没有问责依据而无法实行问责，《问责条例》还设定了兜底性条款，即“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这样规定，可使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清楚地了解到出现哪种情形应被问责，促使其约束自己的行为，也对在何种情形下应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予以明确，有利于避免问责的随意性。

亮点六：完善问责权限和程序并向社会公开

《问责条例》规定问责决定应由党中央或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权采取通报、诫勉方式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

问责程序对于保证问责制度的正确、公正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问责条例》明确：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采取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五大亮点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五大亮点

党内问责，通常是指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即便没有触犯党纪国法，但是自己责任范围之内、职务范围之内，出了问题的，被追究责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的问责，“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条例对问责原则、问责对象、问责情形、问责方式、问责主体、问责程序、问责时间等，作了详细规定，其最终目的是让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受到警示，增强担当精神，肩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督促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责条例短小精悍，亮点频闪。

一、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

权责对等是普遍规则。如果权力大、责任小，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如果权力小、责任大，容易导致责任无法落实，工作虎头蛇尾、有头无尾。当前存在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既存在权力小、责任大的体制性问题，又存在只看重权力、不愿担责的思想问题。针对党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认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责任担当缺失问题，问责条例明确规定：“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这是对权责对等规则的充分肯定和对权责关系的明确规定。而问责条例规定的“依规依纪、实事求是”的问责原则，为问责中落实权责对等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通过问责督促责任落实，唤醒责任意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失职失责、管党治党不严，损害党的形象，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妨碍党的政治纲领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必须追究其在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中的领导责任。因此，问责条例明确规定了问责对象，即各级党委、所有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各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

打铁还须自身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战略部署，包括：从治标入手，为治本赢得时间；赢得了时间，把纪律规矩立起来，为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提供保障。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纪律规矩有成文的和不成文的两种。不成文的，包括党的优良传统和好的工作惯例等，是要通过党内政治生活的历练和对中共党史的了解来把握的；成文的，主要包括党章和其他六类党内法规，以及党内规范性文件，如党的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十八大以来，党完成了对执政之后到十八大召开之前的党内成文的纪律规矩的全部清理工作，保留下来继续有效的487件，其中42件需要修订。同时，党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十八大以来新出台或新修订50多部党内法规。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规矩立起来就是治本。”问责条例的出台，是“把纪律规矩立起来”这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问责条例是成文的纪律规矩的重要内容，铁面问责，其根本目的在于督促从严治党的责任落实，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

担当精神是共产党人的魂。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养成担当习惯，需要内在动力和外在约束。外在约束的效果立竿见影，但需要内在动力保证其持续、持久。内在动力由内在激励因素引发，这些内在激励因素的核心内容是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高尚道德情操、事业心、责任感、归属感等，这些因素都源自党性修养。因此，党性修养十分重要、十分迫切。但是，提高党性修养是一个永无完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在约束有着明确要求，有着可预期的现实效果，能够立竿见影。问责条例属于外在约束，是有职责权限的党组织以强有力的问责督促责任落实，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从而保证责任担当成为习惯。

三、兼顾问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问责，从近期看是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解决不担当、乱担当问题的迫切需要。从长远看，是促进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问责的必须性毋庸置疑。在这个前提下，问责的可行性必须高度重视。否则，问责就是漂亮的口号，不能得到有效执行。

问责条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其有效执行需要三条件：一是问责条例自身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即回应现实需要，反映从严治党一般规律。二是简便易行，具有可操作性。三是执行者具备积极性与执行能力。

基于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新实践经验，以党章为根本遵循，问责条例针对时弊，切中要害，回应了全面从严治党中不担当、乱担当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对那些目前还做不到的，宁可不写，凡是写上的，就要可行，保证其有效、管用。

问责条例执行者的态度和能力对于问责条例执行效果有着决定性影响。中央要求，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都要把自己摆进去，联系实际，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担当精神看齐，一级抓一级，用担当的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同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不断学习，勇于实践，提高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把对党的忠诚、对工作的满腔热忱化作抓好党建工作、发展党的事业的良好效果。

四、用兜底条款体现问责的“全”与“严”

问责条例第六条，使用“列举式”立法技术，把“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失职失责”，应该被问责的5种情形，即，应该被问责的具体情况，一一列举出来，使问责条例的具体规范趋于明晰，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指引作用。但是，因主观认识局限，可能会带来问责情形列举不全，这必然导致问责不全面。由于问责条例作为中央党内法规具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因而，有可能会由于社会变迁，随时出现或发现新的问责情形，却于法无据，难以问责，即使启动问责条例修改程序，在修改过程中也会出现问责空档。鉴于此，问责条例在列举问责情形时加上了兜底条款，即第六条第六款“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问责条例中使用“兜底条款”这项立法技术，将第六条中列举的应该被问责的5种情形中，没有包括的，或者难以包括的，或者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现在还无法预测的，纳入问责项，这有利于减少因主观认识局限带来的问责情形列举不全，导致问责不全面，也有利于问责主体依据条例的精神和原则，适应社会情势的变化与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权，将一些新出现或新发现的应该被问责的情形，通过这个兜底条款来予以适用，从而保证问责全天候、全覆盖、无空档。这就弥补了使用列举式立法技术可能造成的缺陷，充分体现了问责的“全”与“严”。

五、问责方式和程序规范，问责主体和时间明确

问责条例第七条规定，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检查、通报、改组；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第八条规定了问责主体，即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第九条规定了问责程序。第十条规定了问责时限，即“终身问责”。这些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都聚焦到一点，就是保证问责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使问责得以落实落细，真正形成威慑。

第四篇：公务员法六大亮点

公务员法六大亮点

亮点一：公务员的范围更加明确

公务员法草案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国家事务和履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使用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意见：草案关于公务员的定义与所要调整的一些公务员的性质和职责不对应，建议规定得更准确一些。

答复：法律委员会建议将草案第二条修改为：“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同时，建议将草案第七条“公务员中的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考核、监督等，法律或者有关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修改为：“公务员的义务、权利和管理，适用本法。”“法律对公务员中的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监督以及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亮点二：公务员对上级的错误决定可以说“不”

公务员法草案第四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公务员不得“对抗上级决定和命令”。

意见：公务员服从上级命令是公务员应当遵守的纪律，但草案这一规定过于绝对，为防止执行上级违法或者错误的决定或者命令，而对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重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公务员有权提出纠正意见；对于执行明显违法或者错误的决定和命令，公务员本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意识。

答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过研究，赞成这一意见，建议增加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该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不得免责。”

亮点三：以不实行“一职双考”为好

公务员法草案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的办法，择优录取”。而根据法官法、检察官法的规定，担任法官、检察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这两者如何协调？

意见一：录用从事审判、检察业务工作的人员，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实行两次考试。主要理由是：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参加司法考试的都是大学本科毕业以上的人员，要求比较高，难度比较大。

意见二：公务员录用考试和司法考试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考试，前者是公务员入门考试，后者是专业资格考试；两种考试的内容也不同，公务员入门考试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等内容，这是每一个担任公务员的人员都应具备的能力，而司法考试主要测试法律专业知识。

答复：不论是“一考”还是“两考”，都应重在考察报考者是否具备报考职位的任职要求。从实际情况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增加考生负担，以不实行“一职双考”为好。据此，法律委员会建议增加规定：“确定初任法官、检察官的任职人选，可以面向社会，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员中公开选拔。”

亮点四：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不与企业挂钩

公务员法草案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务员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工资制度。”

意见一：公务员的层级比较多，企业人员的层级比较少；企业有效益好的，也有效益差的，收入差距很大，公务员的工资与企业人员的工资很难做到基本平衡。

答复：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赞成上述意见，建议将这一条规定中“并与企业相当人员的工资水平基本平衡”一句删去。

意见二：国家应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公务员工资水平的差距，提高艰苦边远地区公务员的待遇；有的常委委员建议，公务员的工资实行属地原则。

答复：公务员的工资制度是本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关系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和勤政廉政建设，各方面对现行工资制度提出的意见有一定的合理性，应当逐步加以解决。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由国务院在制定工资改革方案时，充分考虑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其他方面提出的意见。

亮点五：公务员职位分成三大类

原公务员法草案一方面对公务员的职位分类作了规定，一方面又规定：国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非领导职务中设置专业技术职务、行政执法职务。

意见：草案关于职位分类与设置专业技术职务和行政执法职务的规定的关系不明确，对职位分类规定得不够清楚，建议按分类管理的原则，把主要的职位类别予以列举规定，并按职位类别设置公务员职务。

答复：再次审议的公务员法草案规定：“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国务院根据本法，对于具有职位特殊性，需要单独管理的，可以增设其他职位类别。各职位类别的适用范围由国家另行规定。”同时增加规定：“国家根据公务员职位类别设置公务员职务序列。”

亮点六：现行退休制度不作变动

公务员法草案第八十条规定：“公务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应当退休。”草案对公务员退休的具体年龄未作规定。

意见：退休年龄是公务员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如何规定退休年龄，有不同意见。

答复：法律委员会经同人事部反复研究认为，现行规定的退休制度符合现阶段公务员队伍的实际情况，建议对草案上述规定以不作修改较为稳妥。

老邪(邪哥哥)管理员

UID 1 精华 1 积分 141 帖子 202 威望 141 学习币 129 阅读权限 200 注册 2006-10-31 状态 离线 #3 发表于 2006-11-9 10:31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全国人大权威解读公务员法

南方网讯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27日表决通过了公务员法。这部法律将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公务员法分为总则，公务员的条件、义务与权利，职务与级别，录用，考核，职务任免，职务升降，奖励，惩戒，培训，交流与回避，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职位聘任，法律责任和附则，共18章107条，约12000字。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和人事部副部长、公务员法起草领导小组负责人侯建良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对公务员法进行了权威解读。

公务员法中四大变化

侯建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刚刚通过的公务员法，是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法律，它的制订颁布是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里程碑。

侯建良认为，与公务员暂行条例相比，公务员法有四大变化：

一是调整了公务员的范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公务员范围，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其他党政机关参照试行公务员暂行条例。公务员法调整为：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二是公务员法吸收了十几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一些新经验，包括竞争上岗、公开选拔、任职的试用期，以及领导引咎辞职等。

三是完善了公务员的分类管理制度。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没有对公务员进行分类管理的规定，公务员法特别规定了公务员职位制度，按照它的性质区别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并且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新的职位类别。

四是建立了职位聘用制。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了部分职务实行聘任制，但一直没有推行。公务员法里专列一章规定，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的职位可以进行聘任，按照合同进行管理。

现有公务员636.9万人

侯建良介绍说，截至2003年底，我国公务员的总数是636.9万人，包括中央机关47.5万人，省级机关53.55万人，地市一级是144.6万人，县市级是285.2万人，乡一级是106.1万人。

关于当前我国“官民比”1：26的说法，侯建良认为这一说法不准确。他说，这一说法可能是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以及机关工勤人员和其他人员都放在一类。目前，我国“官民比”应该是1：198。实际上事业单位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不能算到这一比例里。而且社会发展越发达的国家，财政供养人和人口比就越低，美国是1：15，法国是1：11.5，德国是1：15.77。

通过法律提高公务员素质

谈到如何通过立法来提高公务员素质的问题，李飞说，公务员的任用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基本原则。法律规定了担任公务员要具备七大条件，公务员队伍的进口和出口方面也作了相应的规定，进口是考试录用，在正常出口之外，又规定了比如辞退、开除等淘汰的办法。此外，对加强公务员培训也作了规定。

李飞说，为了保证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公务员法首先规定了公务员有9项基本义务；其次，规定了公务员的16项纪律，同时对违反纪律规定了6种处分形式，而且对处分期间享受晋升、工资待遇方面作了限制。其三还规定了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制度，实行问责制，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就要引咎辞职。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如果自己不辞职，还可以撤职。此外还规定了公务员的辞退制度。除了自愿辞职，还有给予处分、开除。对于平时不努力工作，大错没有，小错不断，占位置不干活，按照法律规定，可以辞退。

李飞说，公务员法还规定了严格的离职从业限制，就是离开公务员队伍后，领导成员在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两年内，不得从事与原来掌管的权力、分管的业务有直接关系的营利活动，以防止公务员在职期间的“期权”腐败。

工资改革着眼规范工资制度

刚刚通过的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工资制度是怎样考虑的？侯建良说，法律对公务员工资制度也作了新规定，一是今后公务员工资和现行工资构成不一样，现行公务员工资构成包括职务工资、基本工资、工龄工资、级别工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工资则是包括级别工资和基本工资两部分。二是对公务员工资水平作了严格规定。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同时规定了工资调查制。通过工资水平的调查，将调查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工资的一个重要依据。此外还规定任何机关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自行更改公务员工资，擅自提高和降低公务员工资福利和待遇，任何时候不得拖欠公务员的工资。

老邪(邪哥哥)管理员

UID 1 精华 1 积分 141 帖子 202 威望 141 学习币 129 阅读权限 200 注册 2006-10-31 状态 离线 #4 发表于 2006-11-9 10:32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中国公务员法的由来

从1949年至1980年，我国的人事管理一直沿袭民主革命时期建立的干部制度。1980年，邓小平提出，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1984年下半年，中央将干部立法工作提上日程。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革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再次提出了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要求。

199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随后，又制定了与之相配套的13个暂行规定和13个暂行办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公务员管理的法规体系。

2001年1月开始，中组部和人事部牵头成立了国家公务员法起草领导小组，4年中十三易其稿。

#5 发表于 2006-11-9 10:32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公务员法尚需继续完善

《公务员法》未就社会广泛关注的“领导干部资产申报制度”以及“公务员的具体退休年龄”等问题作出结论。对此，参加过专家论证会的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薛刚凌教授均认为，“一部《公务员法》不能解决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所有问题，但是，有了基本立法，遗留问题可以通过国务院单项立法等形式再作规定和规范”。

两位教授都希望上述问题能通过国务院法规的形式尽快予以明确，“这些问题尽快解决，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姜明安教授说，在一审专家论证中，曾有专家建议，在《公务员法》中设计“领导干部资产申报制度”，但不做具体规定，留待专门立法解决。这样做的好处是能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尽快以法律法规形式出台，但是，《公务员法》最终对这一问题只字不提，这就会延缓这一制度的尽快出台。

他表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公务员资产申报作出了法律规定，但形式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在公务员法中作出规定，有的通过财产申报法等专门法规予以明确，但总的来看，财产申报作为公务员应尽的职责从法律上要求公开却是发展趋势。

姜明安教授还谈到，诸如公务员的具体退休年龄等问题，在专家论证时，也曾引起过热烈讨论。他认为，最后这个问题没有进入《公务员法》，主要是鉴于当前我国社会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就业问题比较突出。政府有关部门一直主张，在此次的《公务员法》中，对公务员的具体退休年龄等问题不作具体规定，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平息争论，促进社会稳定。

薛刚凌教授则认为，此次《公务员法》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但没有区分政务类和事务类公务员。这将导致难以避免传统的公务员“品位”分类的窠臼，很难摆脱行政级别限制。这种分类最大的问题是事实上导致公务员岗位的人事分离，对具体岗位职责缺乏严格界定。而职位分类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基石之一，没有职位的科学分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很难对公务员进行科学管理，很难构建现代公务员制度。

第五篇：《公务员法》六大亮点

《公务员法》六大亮点

亮点一：公务员范围更加明确

公务员法明确界定了公务员的范围。如果一个工作人员同时符合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这三个标准，就属于公务员的范围。公务员法同时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

亮点二：公务员引入聘任制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管理将引入聘任制，即机关根据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机关聘任公务员可以参照公务员考试录用的程序进行公开招聘，也可以从符合条件的人员中直接选聘。机关聘任公务员应当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书面的聘任合同，确定机关与所聘公务员双方的权利、义务。聘任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变更或者解除。

亮点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公务员法规定，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定期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对非领导成员公务员的定期考核采取考核的方式，先由个人按照职位职责和有关要求进行总结，主管领导在听取群众意见后，提出考核等次建议，由本机关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考核委员会确定考核等次。对领导成员的定期考核，则由主管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公务员法规定，定期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定期考核的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定期考核的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以及公务员奖励、培训、辞退的依据。

亮点四：严重失误领导辞职

引咎辞职制度引入公务员法。公务员法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

按照公务员法规定，领导成员应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亮点五：实行交流制度

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实行公务员交流制度，公务员可以在公务员队伍内部交流，也可以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交流。交流的方式包括调任、转任和挂职锻炼。

公务员法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调入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调任机关应当对调任人选进行严格考察，并按照管理权限审批，必要时可以对调任人选进行考试。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在不同职位之间转任应当具备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行。对省部级正职以下的领导成员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实行跨地区、跨部门转任。对担任机关内设机构领导职务和工作性质特殊的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当有计划地在本机关内转任。

亮点六：对上级的错误决定可以说“不”

公务员要不要绝对服从上级？公务员法规定，对于错误的上级决定和命令，公务员可以说“不”。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但公务员法同时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