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尽快研究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完善“官员问责制”的提案

第一篇：关于尽快研究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完善“官员问责制”的提案

关于尽快研究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完善“官员问责

制”的提案

摘要：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案第0039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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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案 由:关于尽快研究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完善“官员问责制”的提案 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由监察部办理

提 案 人：潘复生,沈文庆,葛志荣,李晓红,寿子琪 主 题 词：行政,监察 提案形式：联名 内 容：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我国的行政问责建设得到了不断发展。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8年行政问责制首次写入《国务院工作规则》和国务院工作要点。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更是把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实施和推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理论界也对这一政治现象或行为进行了颇多思考，很多专家和学者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使得相关理论逐步趋于丰富。但具体到落实层面，怎样才能保证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的有效、合法、合理推行还有许多问题。集中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对官员问责的界定不够明确，从而在具体实施上表现为问责的力度不够与问责的混乱。这种界定不够明确首先体现在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的界定上。问责主体即由谁来实施问责，理论上说，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拥有公共权力，责任对象是人民群众，问责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但具体到每一个官员的问责上，需要由对其有权问责的部门来负责问责。但就目前看来，官员问责大多还是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即内部问责（同体问责），在具体问责方式上也大多是“行政问责”，还远没有达到“政治问责”的高度。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行政机关充当了问责主体，而立法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出现“话语缺失”现象，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与问责主体相对应的是问责客体，即被问责的官员，从现实来看，如何准确确定官员的责任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已有的问责案例中，问责客体大多还局限在重大事故或灾难中失职的官员，对于一些官员盲目决策造成巨大损失，以及有关部门在选人用人方面的失误失察，问责尚少。特别是目前，一些各部门“齐抓共管”、“集体决策”的事情，个人责任的判定就更加困难，甚至出现“集体负责”就是无责的情况。

二是问责的内容和范围界定不够清晰。问责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门之间有严格的权、责、利划分，并以宪法和法律来规定官员责、权、利。但是现实中法律问责却是少之又少，使得官员问责的效果大打折扣。单就某一个官员而言，在问责中，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是政治责任、行政责任还是法律责任，现在还是粗线条的。如果在每一部门和每一官员不能明确自己的权责、也无法通过恪尽职守避免失误发生的情况下，仅为“以平民愤、暂避风头”而去问责，甚或将推行问责制仅作为有利于宣传和提升政府形象的举措，难以令官令民心服口服，而且还会让官员们无所适从甚至有朝不保夕之虑，甚至可能沦为选择性惩罚以防止责任范围扩大，从而掩盖更大责任。表面上可能问出了一个大快民心的“责任”，但最终仍然“问”得一头雾水，这样的问责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三是问责监督不到位。民主问责的前提是公众要有知情权，对政府政务要有了解，对于问责的过程和结果都应该有所知晓。而不公开、缺乏透明度的问责往往会留下制度外操作的空间，出现所谓的“伪问责”。这种监督的缺失，当前主要表现为：一是问责过程中的监督不到位，由于尚未形成程序性的官员问责，这样，在问责中，谁来监督，监督什么，如何监督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问责过程中监督缺位对问责的质量和公正性构成了一个挑战；二是问责后的监督缺失，包括问责效果如何，公众有何反应，受问责的官员的处理和具体安排等，现有的官员问责在这方面还呈现一种“真空”状态。形成良好的监督机制及其氛围，使公众参与问责，以使官员问责在监督中进行仍是目前完善官员问责的一个议题。

四是缺乏问责官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官员问责涉及不少“高官”，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也还是对国家的事业做出了不少贡献的，是否问责于他们而言就是“永不使用”，还是可以“将功补过”。同时在一些问责事件中，涉及官员种类差异很大，有时为了平“民愤”，“问责”又追求迅速，难免会出现考虑不周的情况。这样，就很难保证每次问责都是公正的。这就出现了对这些官员的合法权益如何维护，在不公正问责中遭受的损失如何弥补等问题，需要相关的救济机制作保障，以维护官员问责实施的相对公正性。

上述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问责工作推进难、问责工作操作难和问责工作监督难“三大难题”。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问责制度上的不健全，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转变，问责的法律体系亟待完善。目前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散见于各种政策文件中。这其中，既有党的条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也有政府的规章（如《大连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重庆市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等）；既有由中央部门出台的，也有不少是由一些地方政府制订的。这些规定一方面在问责的范围、惩处的尺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因而实施起来也没有统一的标准，问责的弹性较大。另一方面已有的法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责任政府理念，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统一法律制度做支撑，可能会导致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些官员被问责后，有些社会成员提出了种种疑问，包括这些官员是依据何规何矩被追究责任的，被追究责任的官员会不会重新异地做官，允许一些“问题官员”辞职是否可能导致其逃避法律责任等等。因此，必须以立法形式，对有关规定加以整合，形成一部全国统一的问责法律或法规，并在操作层面出台和规范细则。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创造条件，尽快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科学规定问责的范围、对象、事项、处理程序、惩罚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和细化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事项的调查和确认程序、问责决定的形成程序、问责结果的公示程序和问责的监督程序。只有出台《国家行政问责法》，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2.中央相关部门在《国家行政问责法》出台之前先制定实施行政问责的指导意见，指导地方有关部门在现有的法律规章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制定配套文件规定和细则，从制度入手，从程序上细化，增强问责的严密性和可操作性。3.创造环境和条件，强化异体问责。由于同体问责是指行政系统对其官员的问责，或者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的问责（执政党对于政府及其官员的问责，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同体问责），容易影响问责的公正性。目前启动的政治问责制大多数是同体问责制。而异体问责是指系统外部对内部成员的问责，主要包括人大、检察院、法院对同级的政府及相关官员的问责，人大对检察院、法院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等，但核心是以人大为代表的民意机关的问责。异体问责更能体现公正性。因此，广义的政治问责制应该偏重于异体问责，离开异体问责的问责制是缺乏公正和缺乏持续性的问责制。因此，必须创造环境和条件，强化异体问责。

来源：中国政协网

第二篇：审计问责应当在国家行政问责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摘 要：本文以“审计问责”在现行行政问责体制中的作用现状，提出要切实履行好法律赋予的审计监督职责，找准审计监督在行政问责体制中的着力点，并对审计问责制度、机制、方法、内容不断加以完善，以确立审计问责在行政问责体制中应有地位，并取得良好的问责效果。

关键词：审计问责 行政问责制 作用

以2003年“非典问责”为起始，大凡发生重特大事件，必有相关责任人受到责任追究，标志着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初步建立。这从实践的角度诠释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深刻内涵。也是2003年，时任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引发了被媒体称之为的“审计风暴”。但是，与重特大事件后强势的行政问责所不同的是，“审计风暴”之后，并未出现人们所期待的“问责风暴”。

“审计风暴年年刮，屡审屡犯的现象依然严重”。面对审计机关的诸多审计成果，社会的反应越来越平静，审计机关也显得越来越无奈。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步伐加快，建立和完善审计问责机制，让审计监督在行政问责体制的建立与健全中找准位置并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当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及其关系

问责制，简而言之，就是责任追究制。问责的目的，不仅在于事后的责任追究，更主要的是监督、督促，促进权利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而成为效率政府。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行政问责是现代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政府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

审计问责机制，是对政府审计结果中涉及的个人或组织使用资产的流向、使用效率和使用效果的一种社会交待和责任追究制度。它是有关部门基于审计查出的问题，而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和惩戒制度。

在我国，《宪法》确定了审计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地位。因此，审计问责必然是行政问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行实践上看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审计问责是行政问责的前提。问责需要有前提，这就是要明确责任，即责任的确定。而长期以来审计机关以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规性、合法性为基础、以“查错纠弊”为重点的审计目标，恰恰反映了审计在当前行政问责体制中的“侦察兵”、“守门人”角色。其次，行政问责是审计问责的归宿。审计查出的问题，较多的是通过审计移送的方法，由相关职能部门追究相关责任，即审计结果的运用。行政责任的追究，是行政问责价值实现的运行保障和践行归宿。在现实当中这种归宿往往与审计问责所确认的前提有一定距离。

二、现阶段审计问责在行政问责体制中的作用现状

一般认为，基本的行政问责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类，前者是指行政系统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问责，而后者是行政体系之外的问责主体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基于这种理论基础之中的审计问责，则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两难境地。从行政关系上看，审计机关属于政府行政部门，特别是基层审计机关，其审计对象基本集中于本级政府部门、单位，而这些部门单位与其是平级单位，所以将审计问责归属于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问责”，显然并不完全准确。但审计问责又明显不属于异体问责。由于审计问责主体的不确定性，使得审计查出问题后需要通过审计移送的方式，才能得到追究和处理。也许这也就是当前审计问责相对“弱势”的原因。以此来客观分析审计问责在行政问责体制中的作用情况，本文认为尚存在明显的弊端和不足：

从责任追究的内容上看，存在“三重三轻”的情况。一是重重大事故的追究，轻财经责任的追究。“重大突发性事件”、“重大安全事故”以及“环境影响事故”等，追究相关责任部门(单位)的相关的人责任已经常态化。而连续数年的“审计风暴”，则未有相关责任追究的消息见于报端；二是重违纪违规问题的查处，轻损失浪费责任的追究。某个单位“侵占、挪用或是贪污、私分国家或集体资金”，哪怕是区区几万元，也必然要受到严肃查处，而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损失浪费，只要不是“下口袋”也就“难究其责”；三是重结果责任的查处，轻决策责任和管理责任的追究。一般情况下，凡产生严重后果，特别是产生重大性、社会性影响了，必然要有人为此负责，不然对上对下都难以交代；而对其结果形成前的决策不正确、管理不严格的责任，则基本不追究或追究不到位。

从责任追究的对象上看，存在“重事轻人”的现象。各级各类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总是“某某部门、某某单位挪用资金、违规收费”等，而隐晦掉“事”的实施者——人。即使是必须要有人为事“负责任”，在责任追究中也往往是“追下不追上”、追执行者不追决策者、追当事人不追管理者。

三、审计问责在行政问责制中的着力点

审计监督是行政问责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所决定、并经过二十多年实践所证明的。前任审计长李金华同志曾经指出：审计最大的成效就是促进建立问责制度。国家审计有着众多的审计对象和多方面的职能，其资源相对于大量的被审计事项，永远是稀缺的。让稀缺的审计资源发挥作用的最好途径，就是要找到推动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着力点，这个着力点就是

责任。

（一）关注政府及其部门在公共财政支配和使用中的责任。政府的预算分配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体现，而审计预算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如果不能明确责任，预算的分配过程就有可能产生权利的寻租，使人民的权力落空。因此，审计机关应当充分运用好预算执行审计这个平台，关注政府及其部门在预算执行中的责任，通过审计反映和揭示预算收入的完整性、真实性，公共支出范围的规范性、支出结构的合理性、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专项资金的使用、分配和管理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政府采购行为的公开性、公平性和真实性等。

（二）关注社会资源有效支配的责任。国家审计应当走出“账簿”的本位观，实现从微观审计向宏观审计层面的变迁。要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关注社会资源的有效支配。就我们基层审计机关而言，要通过审计监督，重点揭示和披露脱离地方实际，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从而造成重复建设和浪费资源，甚至付出了人力、物力、财力、生态、环境的巨大代价，给地方的持续发展带来了长期包袱的现象。促进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配置、使用、利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关注领导干部职责履行情况的责任。实践表明，经济责任审计具有其特有的责任调查、评价与监督功能。因此，围绕领导干部行使的经济决策权、经济管理权、财经政策执行与监督权，通过对权力运行情况的审计监督，从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入手，关注由于管理不善、决策失误造成的严重损失浪费和国有资产的侵蚀问题，维护国有资产安全有效，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在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时，时刻不忘对人民承诺的责任。

（四）关注政府工作效能、政府投资效益的责任。近日公布的《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 明确“将全面推进绩效审计，到2012年，每年所有的审计项目都开展绩效审计”。政府负有以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使用和管理各项资源，并使其最大限度地达到目的的责任。全面推进绩效审计，不仅有利于推动建立健全政府绩效管理制度，促进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更重要的是绩效审计是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有了绩效审计的结果，行政问责才有可靠的依据。

四、审计问责如何更好地在行政问责制中发挥作用

《检察日报》曾发表社论提出“行政问责不妨从问责审计结果做起”。这为审计机关在推进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开辟了一条思路。本文认为，审计问责在现行体制条件和制度框架下，要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在找准着力点，力求为行政问责提供最准确的信息的基础上，应该也可以做好以下几点：

（一）建立健全审计问责法律法规。日前，最迫切也是最切实可行的是，加快《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和《经济责任审计条例》制定的步伐。在《审计法》确定的法律框架之内，力求在《审计法实施条例》和《经济责任审计条例》等法规中，明确审计问责的内容、方式和问责主体，进一步增强审计问责的法律地位。

（二）凸现审计问责的法律特征。“依法审计”的内涵，不仅决定了审计监督的法律地位以及审计评判的法律依据，同时也决定了审计结果的法定性。因此，实施审计结果问责要从行政问责转向法律问责。法律追究的原则就是坚持谁违法谁担责，加大法律事后惩戒在审计中的介入，能够起到事前威慑作用。此外，实施审计结果问责要从组织问责走向个人问责。确保所有相关责任人应承担的责任都得到追究，才是行政问责制的真正体现；实施审计结果问责还要从行为问责转向后果问责。行为问责是行政问责的前提和基础，是追究责任的一种快速反应方式，而后果问责则应是进一步的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

（三）充分发挥和利用经济责任审计的平台作用。从1999年开始实施经济责任审计以来，通过组织、纪检、审计等相关部门的探索与实践，是现有问责机制中制度基础和运作机制最好、部门协调及问责效果最佳的模式。因此，审计机关要最大限度地运用好经济责任审计这个平台，不断研究和深化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和方法，努力使经济责任审计更符合、更贴近干部监督管理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巩固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和促进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利用和成果的转化。

（四）充分发挥“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作用，实现审计结果的全部公开。审计结果公告要让所有的信息需求者具有相同的信息量，不能像以往一样，针对不同的报告对象设计不同的报告版本。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信息的可信度，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要使审计结果公开成为“常态”，成为审计机关必须履行的义务，通过审计结果的公开、透明，“让应该进一步追究责任的事诉诸公众，让阳光和社会为问责导航。”

（五）完善审计追踪报告制度，促进审计结果的整改和落实。温家宝总理指出，审计“不仅要揭露问题，而且要重在整改，要给老百姓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因此对审计结果公告中出现的问题，应实行后续追踪审计，对审计结果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形成审计—公开—整改—制度补救的审计整改模式。一是建立审计整改情况报告制度。在加大《审计决定》执行情况的跟踪监督的同时，要求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及采取的改进措施，对有关责任部门、责任人的处理情况以及整改尚未到位的原因等做出书面报告和说明。二是完善审计整改情况督查制度。要强化对审计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建立向人大提交《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的专题报告》制度，自觉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三是探索和尝试审计整改情况公告制度。探索和尝试审计整改情况公告制度，促进审计发现问题得到积极有效的整改。

（六）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弥补审计机关处理处罚权不足的问题。强化审计监督与行政监察的联动配合，促进审计结果在行政监察工作中的利用，追究一些单位和个人的政纪责任；强化审计监督与司法机关的联动配合，将审计发现的涉嫌犯罪的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或邀请司法机关适时介入审计工作，展开同步调查，将构成犯罪的人绳之以法；加强审计机关与舆论监督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协调配合，要通过舆论宣传，不仅让社会各界知晓审计了什么，更要让社会公众知道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纠正和责任追究情况。

温家宝总理强调：“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并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结合起来，有责必问，有错必究，努力建设责任政府”。只要我们增强责任感，在切实履行好法律赋予的职责的同时，对审计问责的制度、机制、方法、内容不断加以完善，审计问责不仅能在行政问责体制中确立其应有地位，而且一定能取得良好的问责效果。

第三篇：从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从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摘要]：行政问责制度是强化政府职责、改善政府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官员问责制”成为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亮点，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通过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并希望通过制度建设来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关键词]：行政问责，官员复出 监督 机制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由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其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一般认为，形式意义上我国行政问责制是从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后开始的，实际意义上问责开始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2003年为应对“非典”危机,中央掀起了一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问责风暴”,包括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在内的千名官员被问责，官员问责开始走入了公众的视野。此后几年中，问责制逐渐趋于制度化、规范化。从密云踩踏事故、到开县井喷，再到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每次突发事件的背后，都会有相关的政府官员被问责。

在我国目前政府和党内问责的方式主要是公开道歉、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撤职、免职、责令辞职，行政处分，刑事追究等；问责范围不但包括对重大事故、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而且还包括对行政决策失误、对行政效率低、推诿扯皮、个人行为不当等行为的问责。

二、问责官员复出现象。

一次次的铁腕问责，一批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作为的政府官员因此丢掉“乌纱帽”，《中国新闻周刊》对“问责风暴”的评价时：这场风暴有可能导致一场影响深远的体制革命，也有可能只是另一次过眼云烟式的“运动”。部分问责官员甚至绝大多数问责官员往往在被问责一段时间后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甚至提拔重用。三鹿奶粉事件中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后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因2009年和2010年三起特别重大矿难被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市长李恩东，4个月后即调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因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而被免职的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宜黄县原县长苏建国,被宣布分别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抚州市公路局局长。

官员被高调问责，随后又被不经意地发现低调复出，几乎成了现实操作手法的铁律，沿着出事→问责→冷却一段时间→悄然复出→被发现→舆论哗然→解释复出符合规定→不了

1了之(个别新的任命被撤销)的不算完美但有惊无险的轨迹一路狂奔。这些官员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被十分高调的被问责，但是经过一年左右的问责期限后，往往被十分低调的安排复出，如果新闻媒体和公众没有注意到，那么曾引起众怒的政府官员也就“漂白”了自己的身份。如果发现了，舆论与公众的不依不饶往往会得到被问责官员上级的解释“其复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人民群众缺少一个应有的说明，问责官员被问责后很快复出，程序不公开透明，对人民群众来说就是“伤口上洒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刘明望认为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但从根本上讲，民意无 1.陈霄 学者称问题官员几乎100%复出 免职如同带薪休假 [N] 法制日报，2011-12-14

力对官员是否复出进行制约，而官员的重新启用也要偷偷摸摸。而隐蔽的复出，又触犯了公众的敏感神经：没有享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一些官员从“下岗”到“上岗”周期不过半年，引发公众较大争议。问责制度形同虚设，官员问责期间如同“带薪休假”。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雷霆行动，依据现存制度约束，制度派生的自发惩处保障不足。集体负责往往让你找不到大错，多部门交叉管理体系往往让你难辨真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推脱技巧往往让你找不到方向，权力集中而责任分散

2的现状往往让你一头雾水，而自上而下体制内监督所限往往让追究效能不长久。

苏州大学教授杨海坤认为问责官员的随意复出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非正常现象，具有虚化和架空行政问责制、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助长官员“唯上不唯下”三大危害。民众对蛰伏一年即复出的官员颇多微辞，向有关部门询问时，往往得到“该官员复出符合相关规定”的回复，这种回复根本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问责制成为假问责。不利于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打着有关规定的旗号，问题官员的复出往往如魔术般3神奇。

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的人情观念过度干涉行政问责制度。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人情，官员之间往往都有扯不清的利益关系。在我国目前的政治氛围下，问责往往是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问责主体与被问责官员之间难免会有一定的利益冠以或者人情关系。因为人情，问责主体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罚流于形式，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问责官员被问责，往往是象征性的问责，在事件影响变小，群众不满情绪平息后，问责官员往往通过关系向上级跑官、要官。

问责官员，特别是一些群众意见很大的官员的随意复出说明，我国问责官员能否复出、复出的时机和方式等仍然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的主观意志，而非固定的规则。如果上下级党政负责人均是道德人，如果上下级党政机关之间不存在规制之外的既得利益关系，那无可厚非，但现实情况下，基于庇护关系、裙带关系等建立的共同体，在政治生态中，并非是一种例外。4

（二），有问责之事，无问责之法，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岿做过一个统计，目前关于官员问责复出的规则，尚无法律法规，散见于若干规范性文件中，但其中，“既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规定，5既有中央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制定的”。尽管问责的方式包括公开道歉、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撤职、免职、责令辞职，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问责”被当成了一种行政处分，鲜见予以刑事处罚的。现行的问责制度威慑力远远不能震慑住行政官员。以问责比较严厉的免职为例，中国一直是职级双轨的官员管理模式，免了行政职务，行政级别还在那里，官员依旧享受纳税人为自己提供的各项待遇，不在其位，却享受着在其位时的待遇，加上复职往往很轻松，因此中国的免职问责制度被称作“带薪休假”。

以上海静安大火为例，四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高伟忠、周建民、张权和冯伟被控涉嫌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再次印证了“事故背后往往有腐败”。但目前存在一种现象：只要官员犯了错，就拿问责来应付公众，有些官员可能还涉及贪污腐败，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有了问责的“保护伞”，反而能轻松过关。即使被问责官员决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往往是被处以行政处分，“带薪休假”结束后就可以复职了。在这种情况下，问责制度不仅 2.陈 虎 从“问责风暴”到“问责机制”［J］ 《科学时报》，2008-10-15 3.邓清波 问题官员复出果真“符合规定”[N] 工人日报，2009-5-15（11）．

4.毛昭晖

问责官员屡复出引发对制度思考 程序被指缺监督 人民论坛，2010-6-24

5.顾 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J］.理论月刊，2004（12）.远离了我国建立问责制度的本意，还成为了保护官员不受刑事制裁的保护伞。

（三）问责官员违规成本低。

现实情况下，问责官员往往具有政府官员、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因为某种事件被问责，并没有阻止官员其他权力的行使。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这意味着，被问责官员一年后复出“合法”又“合规”。在这一条款下，除了问责时限，“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等都是模糊笼统的规定。这样的话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就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官员违规被问责的成本极小，这样官员没必要担心自己被问责，因为即使自己因为某事件被问责，一年后自己完全可以因为成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复出，只要低调点，依旧可以重新担任领导岗位。风险小，成本低，某些官员就可以毫无忌惮作威作福。

（四）问责主体不明确。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若一年后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也就是说被问责官员复制在经过所谓的审批手续后在经过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同意后就可以“干干净净”的复出了。这样官员更多是是向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不是人民。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要受到权力机关、政府专门监督机关、行政系统内部、政府之外的监督系统四种问责方式。我国宪法规定，我国不仅有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还有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但中国当前的行政问责机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党组织和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问责即同体问责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民主党派、社会公众等异体问责主体往往不能发挥其作用。

（五）问责范围不明确。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指出，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但在现实情况下，行政问责机制往往是事件得到了社会舆论强烈的关注或得到上级领导的批示后才会启动。行政问责的范围还仅仅局限于影响较大的责 任事故、造成群死群伤的安全生产事故和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的范围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事故后严加问责，只能给官员一时的震慑，事故平息后，官员思想往往松懈下来，侥幸心理事后死灰复燃。

我国法律规定行政首长负责政府的全面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制的党委负责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领导政府的工作。凡是属于重大问题的都需要在党委会上集体讨论、集体决策,问责制度缺乏公平性，就无法让被问责的官员心服口服，也无法让群众满意。但是各地出台的问责制，主要是对行政官员进行问责，而同样作为决策者的党委领导干部却很少被问责.直到2011年3月,北京才在全国首次提出将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四、解决问责官员复出的对策。实现新形势下行政体制改革，对于加快我国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步伐有重要意义。增强政府官员的责任意思，建立责任政府，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行政问责

6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

（一）加强问责的力度。

要提高问责主体的问责意识，问责官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相对于普通群众，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也必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官员的乱作为、不作为、无作为和作为

不力势必会浪费大量的国家资源，因此当官员被问责后，其受到的惩治措施应当更加严格，我认为官员问责可以吸收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对多次受到问责的官员加重处罚，对错误极大或引起社会极大公愤的官员永不录用。

问责官员复出,其待遇、福利应该根据其问责方式的不同，相对于本级别待遇低一个或者两个层次,上级党委和政府应该对其建立长期观察机制,在规定时限内问责官员表现良好,可以恢复与其级别相符合的待遇.对其升迁应该远严格于一般官员升迁制度.要完善能者上、庸者下的选人用人机制.问责不应该只在出现重大事故时进行，更应该在平时加以应用，摆脱运动式风暴式问责，实现问责的常态化.。

对引起社会重大不良反应的事件,对此事件作出决议行政机关领导、党委成员和其它行政人员都应进行问责.（二）拓宽问责范围。

对于行政问责范围，有的学者认为，“行政问责的指向是无作为、不作为、乱作为、作为不力。”行政问责的范围既应包括违法行为，还应该包括政治上、道义上、个人言行上造成强烈负面影响的行为等。即问责范围不但包括对重大事故、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而且还应包括对行政决策失误、对行政效率低、推诿扯皮、个人行为不当等行为的问责。7对决策失误、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等不依法履职的行为，给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辞职等不同程度的问责。

（二）明确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具体标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官员复出设立具体的标准程序和相关的规范约束，建立一个完善的官员复出机制。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存在一种现象，即如果有领导关注、媒体报道、公众强烈关注，那么往往会有几个官员就问责，反之就不追究。应确立行政问责的标准。行政问责标准的确立，可参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要求主体有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同时在进行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时存在过错。8但在具体承担责任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如动机、目的、事后态度等方面，还应考虑违法行为的情节及后果。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理依据主要是法规、规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纪律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比较少。邓小平说：“还是制度靠得住些。”因此应当制定一个关于行政问责的专门法律。要坚持“权责一致”的思想，明确各级政府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责任。王锡锌教授认为，“这里面实际上是可以延伸出官员在被问责以后，复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有实绩，而且还必须是突出的。”

对使官员确立“有权必有责，有责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思想，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对所有问责官员不能全部一竿子打死，经问责调查仅有轻微过失并未造成公众利益损害，政治思想素质过硬，且确有能力的官员，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完全可以让其复职乃至升职，重新为人民你服务。但是对于一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官员，必须清除出公务员的队伍，2012年3月1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其网站上公布，当前我国公务员共689万人，事业干部近3000万。689万的公务员队伍,不缺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有才能的行政人员.现阶段问责官员问责期限较短，只有一年的问责期限，应延长问责期限，我认为可以借鉴刑法中有期徒刑制度，根据问责官员所受处分的不同确立不同的处分期限。例如免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问责期限应该远多于一年，以三年为佳。

（三）建立全面、规范、有序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谣言止于公开，制度在于透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本就是一种监督。建立全面、规范、有序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是问责制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基础。7.尹 权.试论我国行政问责范围的扩大 ［J］ 企 业 技 术 开 发，2011-5第30卷第9期 8.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92～393页。

若没有程序正义，也就没有实体正义。官员复出的程序设置非常重要，必须经过认真、细致、慎重、严格的考察和评议。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要坚持对人民负责的思想。凡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复出前应提前向人民群众公示，收集人民的意见，把被问责干部复出的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相应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重新安排工作时应向任职地人大、政协通报，而非单纯的由上级党委 组织部门作出决定。问题官员“干干净净”地复出，是对受伤害的民众负责，是对官员奖惩体制负责，也是对每一个官员负责。问责官员相对于一般官员来说，因为其复出的社会影响更大，因此需要接受人民群众更多的监督。韦伯就曾指出：“科层制通过保守特有信息来源的秘密性来提高

10监督性，公务秘密概念是科层制特有的创造，没有比科层制更热衷于此的了”。

（四）建立多元行政问责机制。

行政问责机制包括行政系统内部问责和行政系统外部问责。仅仅依赖行政系统内部问责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靠系统的外部问责作为支撑和辅助，只有内部外部两张问责制度相互结合才能保证问责机制的健康运行。行政系统的外部问责包含人大、民主党派、新闻传媒、社会公众等组织群体或个人。

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责要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人大是我国权力机关，问责要坚持以人大为问责主体中枢，实现其对政府问责的正常化；各民主党派是我国的参政党，因此问责要增强民主党派通过政协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力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司法机关要增强自身的独立性，通过司法权制衡行政权，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同时充分发挥公民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使之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只有加强党、人大、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问责力度，建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大为中心，以司法问责为后盾，以民主党派、新闻传媒、人民群众为重要力量的异体问责体系，健全同体问责机制，才能使行 政问责机制不断得到系统化、法制化的建设。11

五、结语

上述涉及的问题或许不尽全面,但是仍可以从中看出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弊端,这应当得到政府和群众的关注.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还需要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导向，是一种对政府公共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只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定行政问责的主体、范围，建立一个完善的官员复出机制,使人大、政协和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行政问责机制中，发挥强有力的监督作用，才能使政府官员真到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我国问责制度的透明化、制度化、规范化，并最终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9.李军鹏.责任政府理念［J］.电子政务，2004(4)：24-25.10.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242-245 11．刘岩 实现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的思考［J］ 时代经贸，2011年第15期

第四篇：95分官员问责制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一、单选(共 8 小题，总分: 40 分)1.2004年1月，密云县迎春灯展踩踏导致多少人死亡？

A.7人 B.17人 C.27人 D.37人

2.问责制的基本原则不包括下列哪项？

A.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 B.权责一致、惩教结合 C.依靠群众、依法有序 D.权力大于法律

3.我国“共和国罢免第一案”发生在哪个省？

A.河南 B.河北 C.湖北 D.湖南

4.江西省万载小学发生爆炸事件是在哪一年发生的？

A.2001年 B.2002年 C.2003年 D.2004年

5.2004年2月，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造成多少人死亡？

A.35人

B.45人 C.54人 D.65人

6.我国“共和国否决法院工作第一案”发生在哪一年？

A.1981年 B.1991年 C.2001年 D.2004年

7.1979年“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造成了多少人死亡？

A.27人 B.35人 C.53人 D.72人

8.对政府部门的计划过程进行评估属于（）

A.事前评估 B.即时评估 C.事中评估 D.事后评估

二、多选(共 4 小题，总分: 20 分)1.有下列哪些情形时，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A.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B.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C.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 D.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2.问责方式包括下列哪些？

A.责令公开道歉 B.停职检查 C.引咎辞职 D.责令辞职和免职 3.岗位责任包括下列哪些？

A.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职责 B.不履行职责或者履行职责不力 C.下属违法行使权力 D.下属不履行职责

4.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对特大事故的发生，有哪些情形时应给予行政处分？

A.无责任 B.失职 C.渎职

D.负有领导责任

三、判断(共 8 小题，总分: 40 分)1.间接责任大于直接责任。

正确 错误

2.对已完成的政府项目和结果评估指的是事后问责。

正确 错误

3.领导成员因工作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职。

正确 错误

4.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第一次被允许在全体会议上向部长们提问。

正确 错误

5.2001年4月21号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颁布实施。

正确 错误

6.一叠丢在地铁上的国外旅游帐单被网民曝光，致使江西和浙江多名官员受问责。

正确 错误

7.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被网上举报“一夫二妻”而丢官获罪。

正确 错误

8.2004年2月，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造成54人死亡。

正确 错

第五篇：干部学习讲稿：官员问责制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官员问责制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傅思明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课程前言

大家好！今天我们就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这一个专题讲座。在问责问题上我们常常看到政治家经常说的一句话，政治家常常说他要对历史负责，他要对未来负责。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大话，恰恰问责制才使得责任从空谈变为了现实。今天作为一个官员应该接受问责制的教育和训练，因为今天每一个官员都已经被纳入到公共问责制的框架中来，官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弄的不好，他不仅关乎自己的形象，还关乎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所以问责这样一个动力机制恰恰使得领导干部在平时的工作中其权力的预防、出错、出事、出大事。也正是因为问责才使得领导干部真正的，并且主动地去工作，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正是在这一点上，2008年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意见》就指出：“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 去年5月，我们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实行以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正在加快推行对主要官员的问责制度。而今年6月30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的出台加大了对问责的力度，规范了问责的程序，而且实现了党政领导干部一体问责，问责面前一律平等的要求。

那么今天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到底有哪些亮点？就此我想讲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我们首先来谈谈对于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在我们国家是怎么从个案走向风暴，今天走向制度化的道路。这一部分我们将花大约20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简要说明，然后进入第二个部分，那就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应该贯彻哪些基本原则？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基本规则是怎样的？这一部分大约花50分钟的时间做一阐述，然后进入第三部分。也就是在加快实行问责制的今天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运行机制是怎样的？这一部分大约花20分钟的时间。

一、官员问责：走向制度化

（一）问责制的正当性

好，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对官员问责是怎么走向制度化的。当我们大家在思考问责制度的时候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制的正当性在哪里？为什么要实行问责制度？ 而简要思考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全部正当性实际上就是五个字叫权为民所授。这体现的是一种什么责任理念呢？我们讲继续调查这件事情使它水落石出到目前没有否定原来的结论。

朱总理最后说，我今天向全国人民承诺一定从这件事情吸取足够的教训，完善和重申已经制定的法律，绝不允许学校进行有生命危险的劳动，如因此导致生命损失一定将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对省长也应给予行政处罚。你看我们的总理回答记者的问题他从头到尾回答的是责任、问责，他说江西那里发生爆炸，国务院没有尽到责任。他说江西那里发生爆炸，不管事实如何，国务院和我本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以后如果发生这样的生命损失，那么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对省长也应给予行政处罚。

实际上就在这一年3月15号答记者问以后，过了一个月2001年4月21号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颁布实施，它的第15条就规定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实际上对领导干部的问责立法其实恰恰是经历了2003年非典的教训。我们首先党内立法展开，非典结束以后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出台。2004年，《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颁布。其中，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引咎辞职九种情形规定在《辞职暂行规定》中。

而在我们地方立法层面也值得我们大家注意，早在2003年《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它是国内第一个政府行政问责的办法。2004年，《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是国内第一个省级首长问责的办法。2003年，首钢集团颁布《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规定》，成为推行问责制度的国内第一家国有企业。随后，我们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各个地方的政府都在通过立章吏治去在制度化。

而在党内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基础上，统一立法也在展开。2006年1月1号，实施的《公务员法》对于公务员的问责有了明确的制度规定。而今年6月30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对于党政领导干部一体问责以及问责的原则、问责的方式、问责的程序有了明确的规定。

而在这里也值得我们注意，问责它和党纪政纪处分的关系。我们说问责不能代替党纪政纪处分，党纪政纪处分也不能代替问责。问责以后如果有必要也可以给予党纪整纪处分。当然，问责以后也并不都要给予党纪整纪处分。

关于这一点，我们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第四条这样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就非常明确地表明问责与党纪整纪处分的正确关系。

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在原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公务员法》颁布以后，我们国务院又制定了《公务员行政处分条例》。对于党政领导干部的党纪整纪处分有了较为完整的规定。而近年来，一个一个问责的案例催生了问责这项制度，而问责这项制度它和对党政领导干部党纪整纪处分是并行的关系。同时也可以交叉。

二、行政问责：原则和规则

那么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到底应该如何问责？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问责应该贯彻哪些基本原则？问责的运行规则是怎样的？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的同志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发生了，老百姓的生命受到了伤害，我们有的同志说两列火车相撞，假如说我是铁道部长我哪儿知道，我是铁道铁路局的局长我哪儿知道？当我们思考我哪儿知道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如果我们要问责他，那就是冤枉他了。那问责它的原则和规则到底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冤枉一个领导干部了呢？

（一）问责制的基本原则

我们首先来考察问责的基本原则。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靠群众、依法有序的原则。”这些原则确立了今天我们党要从严治党，政府要从严执政的问责文化。那么这样的原则它包含哪些内容？

第一，关于严格要求、实事求是的原则。的确，在我们国家党政领导干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责任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及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既是严格要求，也是实事求是的体现。而党政领导干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的履行职责出事，甚至出大事了，他要承担的责任主要是两个责任。

一、岗位责任。岗位责任其实是一种过错责任。它包括第一，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职责。第二，不履行职责或者履行职责不力。那么在工作中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合法要依法办事，但是当出现违法办事的时候要求工作要合理行政，要按照比例原则去做到适当地行政，但是却出现不当履行职责的时候，还有今天的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职责去管理社会。而当出现不履行职责或者不履行职责，或者是履行职责不力的时候那么必须出来为此承当岗位责任。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除了有岗位责任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责任的担当，那就是领导责任。领导责任是在岗位责任的基础上，他还必须承担另外一种责任。因为作为领导干部其实有责任有义务使自己的下属对岗位负责，使自己的下属对法律负责，使自己的下属对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倒过来想一想，一个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他的下级对岗位不负责任出事了，对法律不负责任出事了，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负责任出事了，那么领导的责任的确不可推卸。

甚至我们还记得三鹿奶粉事件出来以后，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暨省部班开班仪式的讲话中，指责有些领导干部对人民的生命安全麻木不仁。当我们的总书记指责有的领导干部麻木不仁的时候，我们说这样的领导干部必须出来承担领导责任。这是严格要求，也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去年9月8号山西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发生那次特别重大溃坝事故，死亡277人，失踪4人，3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害9619万元。

而经过调查事故的原因是企业违法生产和建库，隐患排查治理走过场，说明企业有责任。而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监督管理不得力，说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有责任。

正因为有责任，我们注意到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中除了这个新塔矿业公司的老总以外，襄汾县的县委书记、襄汾县的县长都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县委书记和县长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在被追究党纪整纪处分的责任人中临汾市的市委书记被撤职，临汾市的市长被撤职，临汾市的一位副市长周杰也被撤职。鉴于这次尾矿溃坝的隐患早就存在，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原襄汾县的县委书记原县长也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注意到中央的通告里说鉴于省长孟学农同志对这次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引咎辞职，而分管副省长张健民被免职。的确，今天面对人民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损失特大事故必须按照严格要求、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加以问责。

问责的第二个原则权责统一，也就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原则。实际上我们的温总理始终强调有权必有责，权责一致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在哪里？英国启蒙思想家密尔在他所著的《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有一句名言，让我们能够充分理解为什么问责能做到权责一致。密尔说如果能够将权力和责任统一起来就可以范性的将权力交给任何人。的确，只有权责一致了，那么行使权力的人才会面对责任的担当兢兢业业的去行使手中的权力。而权责一致、惩教结合要求我们做到这样几点。

第一，就是权责对应。权力和责任必须对应，在这里谁有权那么就问责谁。而问责谁是权责对应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其次，权责对应还要求问什么？什么事情要承担责任？而怎么承担责任，承担的是什么责任？这就是权责对应的要求。而为了做到权责对应，在我们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中有明确的规范。

比如说问责谁，按照问责暂行规定问责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问责对象。一，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第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这些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以及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第三，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第四，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的领导人员也参照执行。那么对于这些党政领导干部问什么呢？关于党政领导干部暂行规定的第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这一暂行规定列举了七种问责的情形。第一，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第二，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