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六大亮点解读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六大亮点解读
《问责条例》共13条，简明扼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突出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覆盖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和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强化责任追究，不仅明确党的问责工作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应坚持的原则，还规定了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追究的责任、问责情形、问责方式和问责权限程序等。《问责条例》作为首部全面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法规，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其他党内法规相衔接，体现出以下六大亮点。
亮点一：充分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总书记反复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党中央紧紧抓住落实主体责任的“牛鼻子”，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利器，先后对一批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典型问题严肃问责，强化问责成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问责条例》最大的亮点在于，着力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担当、不负责等突出问题，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充分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问责条例》不仅规定了“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等原则，而且在相关规定中也有体现，如《问责条例》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退休，都应严肃问责。
亮点二：落实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突出“关键少数”中的少数
《问责条例》规定了问责主体，即由谁问责的问题，明确问责主体是有管理权限和职责的党组织，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我们党拥有8800多万党员、440多万党组织，问责工作必须落实“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的原则。
而明确问责对象是实行问责的重要基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部署。总书记强调，“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问责条例》作为一部党内法规，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不仅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将问责的组织对象界定为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和各级纪委(纪检组)，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工作部门。而且，《问责条例》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不是泛泛地针对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中的党员领导干部或党政领导干部，而是将问责的干部对象界定为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突出了“关键少数”中的少数。
亮点三：问责追究的是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问责条例》强调党的问责工作，是党组织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和党的领导干部的领导责任。
《问责条例》要求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指出，党委的主体责任：一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二是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三是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四是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五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
纪委的监督责任，主要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纪委经常性的工作是：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维护党纪;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问责条例》要求，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而这里的主要领导责任，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主要负责人或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对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后果承担的直接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则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班子其他成员对参与决策和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后果承担的次要领导责任。
亮点四：明确问责工作的性质和问责方式
关于党政领导干部或称官员的问责，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从狭义上说，主要是指对工作严重失误、失职和用人失察等情形的行政问责。2009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列举的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问责方式，与纪律责任(党纪处分、行政处分)、刑事责任等区分，主要是狭义的问责。从广义上说，问责是指对失职或涉嫌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党政领导干部追究的各类责任，如组织处理或调整、纪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等。
《问责条例》作为全面规范问责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法规，明确了此处的问责是党内问责，不同于其他性质的问责或责任形式，这是《问责条例》的显著特点。它不仅将问责对象分为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两大类，对党组织规定了检查、通报和改组三种方式，而且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规定了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和党纪处分四种方式，明确对失职失责、情节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这样，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其他党内法规衔接起来，形成从轻到重的问责体系。《问责条例》并对应使用哪种问责方式作了具体规定，这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对问责方式及使用的补充完善;同时与有的行政问责、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和刑事责任区分开来，不仅坚持了“依规依纪、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也体现了纪法分开、纪在法前和正确运用监督执纪问责“四种形态”的要求。
亮点五：坚持问题导向，问责情形更具体
《问责条例》坚持问题导向，从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职责出发，结合多年来发生的问责案例，列举了五种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应当予以问责的情形，概括起来，包括党的领导弱化，在推进各项建设中或者处置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等情形;党的建设缺失，党组织软弱涣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等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等情形;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等情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
从目前看，这五种情形基本涵盖了应问责的情形。如衡阳破坏选举案涉嫌违反党纪政纪被立案调查的有466人，给予纪律处分409人。其中，童名谦在任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期间，作为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严肃换届纪律第一责任人，不正确履行职责，对衡阳市人大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前后暴露出的贿选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严肃查处，导致发生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而南充拉票贿选案，则是一宗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恶劣案件。
此外，随着从严治党实践发展，可能会出现新的应问责的情形，为避免因为没有问责依据而无法实行问责，《问责条例》还设定了兜底性条款，即“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这样规定，可使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清楚地了解到出现哪种情形应被问责，促使其约束自己的行为，也对在何种情形下应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予以明确，有利于避免问责的随意性。
亮点六：完善问责权限和程序并向社会公开
《问责条例》规定问责决定应由党中央或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权采取通报、诫勉方式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
问责程序对于保证问责制度的正确、公正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问责条例》明确：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采取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二篇：问责条例的六大亮点
问责条例的六大亮点
2016年7月8日，党中央正式印发施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在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的形势下制定的具有基础性的党内法规。《条例》出台后，广大干部群众衷心拥护、备受鼓舞。有的干部认为，《条例》是直指管党治党不严的“撒手锏”，有利于完善管党治党的责任链条、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党的自身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有的群众认为，《条例》是对“为官不易”的“加码”，是对“为官有为”的倒逼，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步入一个新起点；有的专家认为，《条例》为上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班子戴上了“紧箍咒”，必将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不断开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
《条例》的几个“亮点”
《条例》不贪大求全、不面面俱到，共13条1900余字，可谓高度凝练、力透纸背、简便易行。它是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又一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主要有六大亮点：
这是第一部规范党的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现有涉及问责党内法规制度确实不少，但专门问责的规定不多。2009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虽把党委领导成员纳入问责范围，将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事宜置于同一制度，但侧重对领导干部决策管理失误和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问责方式也主要是组织处理，带有浓厚的行政问责色彩。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修订后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虽明确了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侧重追究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渎职行为，却反映不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新出台的《条例》，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从严治党，明确了党的问责工作指导思想和原则、规范主体和对象、情形和方式等，充分落实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新理念新思想和创新成果。在党内法规制度体制中，《条例》的位阶高、权威性强，是第一部党内问责的基础性法规。
明确“三类问责对象及其重点”。《条例》第四条明确了三类问责对象：一是各级党委（党组）及其领导成员，二是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三是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三类问责对象的重点是主要负责人。通过明确问责对象，把管党治党的责任实打实地给党组织及领导干部扛在肩上。《条例》把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列为问责对象，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细化，是问责工作的重要创新。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条例》突出问责重点，规定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这为各级党组织细化和强化问责提供了基本遵循。
整合“3+4”种问责方式。盘点多年问责实践，共有批评教育、作出书面检查、给予通报批评、公开道歉、诫勉谈话、组织处理调离岗位、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辞职、免职、降职、党纪军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等10多种问责方式。《条例》第七条对这些问责方式进行了整合规范，根据失职失责情节轻重，规定对党组织问责采取“检查”、“通报”、“改组”等三种方式，对党的领导干部采取“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四种问责方式，这就是“3+4”种问责方式。这些问责方式，既可单独使用也可合并使用。无论是检查、通报、诫勉，还是改组、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真枪实弹”，具有强有力的“杀伤力”。
提出“六条问责情形”。《条例》第六条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方面阐明了六条问责情形，最后一条是“兜底条款”。这六条是对现行党内法规中的问责情形的梳理、提炼、归纳和总结，一改过去党内法规对事故事件的党政问责多、对党的建设缺失、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的问责少的状况，明确提出与坚持党的领导、管党治党对应的政治责任。这六条问责情形重视“客观性责任”和“客观后果”。比如，第一条问责情形中，“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这些都是“客观性责任”。“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这是“客观后果”。在“客观性责任”和“客观后果”之前，也有“主观性责任”，比如在思想上重视或不重视“党的建设”以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六条问责情形坚持问题导向，抓住了当前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对促使领导干部履好职尽好责、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重大意义。
强调“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这“三个责任”出自《条例》第四条：“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关于“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随后中央文件又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条例》提出“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等。这些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体现了实践广度深度的拓展和思想认识的深化。《条例》中的“领导责任”，主要指党组织领导班子负“全责”，“一把手”负“首责”、“主责”，班子成员按直接主管或参与决策和工作分负“主责”、“重责”。“三个责任”的提出，有利于发挥各级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有利于细化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实行终身问责。《条例》第十条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这是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立了“终身问责”的要求，是对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最好诠释。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在从严治党上的“长”、“常”的鲜明态度，体现了在党纪党规面前没有特殊党员。
《条例》体现的理念
《条例》主要体现了以下理念：
发挥各级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着力解决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突出问题，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条例》突出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强调通过严厉问责，督促党组织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对于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必将起到制度保证作用。
依规治党，纪法分开。《条例》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通篇没有一处涉“法”表述，实现了纪法分开。不论是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还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依据情节轻重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惩戒措施。《条例》运用党言党语、纪言纪语，突出了党内法规的特色。这些都体现了党中央管党治党的理念创新。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条例》本着分清责任的精神，对是哪一级的责就问哪一级的责，对是谁的责就问谁的责，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对该重问责的就决不轻问或放过，做到从实际出发、不枉不纵，避免畸重畸轻。《条例》兼顾必要和可行，做不到的宁可不写，写上的就要管用，保证制度的有效性、可执行性，这些都体现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条例》对失职失责的党组织最重的问责是“改组”，对失职失责的领导干部最重的问责是“纪律处分”，可以说问责十分严厉。但是严厉问责不是为了单纯的惩戒，目的是使领导干部警醒起来，履好职尽好责，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条例》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中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做到真管真严、长管长严，使干部真正扛起责任，不犯或少犯错误。这才是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爱护。
权责对等、罚当其责。《条例》规定，对于落实管党治党失职失责的，不仅要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还要追究领导责任，体现了权责对等。不管是党组织还是党的领导干部，依据失职失责的情节轻重，《条例》相应予以检查、通报、改组、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问责方式，体现了罚当其责的精神。《条例》还提出了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原则，要求每一级党组织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不能替代。这有利于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局面。
立法不易，行法亦难。各级党组织要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契机，认真组织开展《条例》的学习宣传，把学习《条例》同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学习党章党规结合起来，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用担当的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联系实际，敢于较真碰硬、层层传导压力。各级纪委要把自己的职责摆进去，认真监督执纪问责。要制定有效管用、便于操作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要把纪律挺在前面，抓住典型问题，勇于铁面问责，发挥震慑警示效应，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真正使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解读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解读
导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为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解决没有人负责的问题而制定的面向全体党员、追责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力，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四风’和腐败问题多发频发，选人用人失察、任用干部连续出现问题，巡视整改不落实等问题的条例，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问责条例的核心内容有哪些?其侧重的问责对象和去年刚刚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规定的处分对象有何不同?
廉政法学专家对观海解局记者表示，问责条例重点针对的是“不作为”，而纪律处分条例侧重的对象是“乱作为”。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党内法规，不可相互替代。
解决问责规定碎片化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的会议指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是担当。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担当责任，做到在党忧党，为党尽职、为民尽责。
观海解局记者注意到，在上个月，2016年5月3日人民日报公开的关于“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创新管理制度，切实强 化党内监督。
习近平提出，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习近平曾强调说，当前的一个问题是，抓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多、抓管党治党不力问责少，问责规定零散、内容不聚焦。
“总书记在纪委六次全会提出的要求，正是为了解决以前党内问责制度碎片化的问题。”湖南省法学会廉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邓联繁教授向观海解 局记者解释说，目前党内法规中关于问责的规定包括《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的规定》和《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暂行规定》等。
尽管这些规定都各有侧重，但是总的看来，确实存在问责规定零散、内容不聚焦的问题。此次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可有效解决以上问题。
强调党委、纪委的组织责任
观海解局记者注意到，2016年1月，王岐山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时提出，“问责一个、警醒一片，没有问责就难有担当。党的责任重如泰山。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 例》。”
从王岐山提出研究制定，截至今天《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获审议通过，可以计算出，期间仅仅用了半年时间。
问责条例与去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侧重点有何不同?邓联繁教授认为，两者侧重的情形、处分和问责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纪律处分条例侧重的对象是“乱作为”，问责条例重点针对的是“不作为”。
就问责方式来讲，《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的问责方式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这5种。
“但是这些规定仍不够全面，可以看到，近几年多提及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等问责方式。相信问责条例规定问责的方式将会更为全面。”邓联繁教授说，纪律处分条例和问责条例是不可相互替代的，都非常重要的党内法规。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施行的多个党内问责规定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而此次问责条例则面向所有党员。
此外，王岐山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还强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追究领导责任、党组织的责任。”
观海解局记者注意到，以上这句话也出现在今天的会议通报中。邓联繁认为，这意味着问责对象将不仅仅是党员或领导干部，也包括组织。
“主体责任中的主体主要指党委这个主体，监督责任指的是纪委的责任。可以看出，问责条例同样强调组织要把责任担起来。
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观海解局记者梳理发现，中央曾从亲友问题、经济问题、生活问题等多方面给这只笼子上了多把“锁”，而今日审议通过的问责条例可以说是又加上了一道“锁”。权力的笼子已有多锁
1为配偶、子女经营谋利可开除党籍
今年1月1日起，《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开列负面清单。
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形势发展，该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实践需要，党中央才决定予以修订。
观海记者注意到，《条例》中的第八十八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节严重可以开除党籍。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2014年2月出台的《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同样也明确了“裸官”的限入性岗位，包括党政机关的领导成员岗位，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岗位。
2不准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
观海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早在1993年10月，中央就对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是否能买卖股票作出了规定，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准买卖股票。
2001年，中央放松了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投资证券的管理，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将其合法财产以合法的方式投资于证券市场，是对国家建设的支持。
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有限制地放宽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买卖股票的禁令，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依法投资证券市场，买卖股票和 证券投资基金。不准利用职权、职务上的影响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索取或者强行买卖股票。不准利用内幕信息直接或者间接买卖股票，或者向他人提出买卖股 票的建议。
《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的第五条也有相关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买卖股票。
3让廉洁从自律开始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在会上审议通过。会议提出，《准则》是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化，以道德为“高线”，以纪律为“底线”，进一步扎紧了管党治党的“笼子”。
《准则》开篇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提出“四个必须”的原则要求，其中提到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廉洁自律。对此，《纪检监察报》刊文称，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
记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修订前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此次修订删掉了“党员领导干部”这六个字。此前旧版本中，从八个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52个“不准”，是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重要遵循。
对此，湖南省法学会廉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邓联繁教授曾表示，这意味着适用的范围、对象扩大了，修订后准则的适用对象是全体党员和所有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规范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也应包括所有普通党员。
4干部不如实填报收入不得提拔
2015年1月，中组部印发《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并印制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明确了抽查核实报告 工作的原则、项目、对象范围、方法、结果处理和纪律要求等。这个办法也被人形象地称为：“个人事项报告一小步，廉洁自律一大步。”
根据此前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领导干部若不如实填报收入、房产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等情况，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
事实上早在199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两年之后，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6年9月，经中央同意，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的规定》的通知。2006年的规定与1995年规定相比，申报的对象从领导干部个人扩大到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员。
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废止了2006年的规定。与2006年的规定相 比，对于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从业职务和经营行为的申报范围更大、规定更为细致，对于有价债券等理财产品的种类规定更新、更明确。
中纪委发布《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逐条解读
2016年07月20日10:17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原标题：《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逐条解读
第一条 为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解读：
本条规定了“目的和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而深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条例》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全面从严治党为目标方向，总结实践经验，健全问责机制，扎紧问责的制度笼子。颁布实施《条例》，就是要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释放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政治信号，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推动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切实把责任扛起来，保证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第二条 党的问责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解读：
本条规定了“指导思想”。党章总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开展党的问责工作，必须以此为指导。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明了党的问责工作的方向，必须贯彻到问责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四个全面”是我们党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目的，加强党的建设是根本途径，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障。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是总书记关于问责工作的核心思想。通过规范和强化问责工作，一方面要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另一方面要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第三条 党的问责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
解读：
本条规定了“问责原则”。
（一）依规依纪，实事求是。依规治党，必然要求依规依纪开展问责。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问责工作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条例》是对党章规定的细化延伸，是对党内其他问责规定的归纳提炼，是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党内法规中对有关处置措施已有明确规定的，如申诉方式、问责影响期等，《条例》未作重复，在实践中仍然依照这些法规执行。党的问责工作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实事求是是党的问责工作一贯坚持的原则。要坚持求真务实，是哪一级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不应当问责的就决不能追究责任，做到宽严适度、不枉不纵。
（二）失责必问，问责必严。2015年6月26日，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条例》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将“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作为一条重要原则明确下来，是对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细化具体化，体现了我们党强化责任追究的坚定意志。在问责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不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问责的利剑生锈，形成“破窗效应”。
（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讲话中指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日常工作中发现了问题就要真管真严。惩治，治是根本，惩是为了治。”在问责工作中，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通过强化问责，使干部真正扛起责任，不犯或少犯错误特别是严重错误，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
（四）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管党治党不能有权力无责任。每一级党组织都有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不能替代。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800多万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来说，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来支撑，按照管理权限，落实分级负责原则，层层传导压力。党中央从中央部委和省一级抓起，把责任让党委（党组）书记扛上。省委书记再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压给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压给县委书记，一直压到基层，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局面。这是落实“两个责任”的成功经验，也是压实问责责任的必由之路。
第四条 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解读：
本条规定了“问责主体和对象”。根据本条规定，问责主体是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追究的是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包括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突出了“关键少数”。特别是对于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更是问责的重中之重。
第五条 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解读：
本条规定了“责任划分”。在追究党组织领导班子集体责任时，必须分清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的责任。根据《条例》规定，领导班子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体现了“权责对等”精神，不管是党组织还是党的领导干部，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就得有多大的担当，不担当、乱担当就要被追究相应的责任。
第六条 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问责：
（一）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
（二）党的建设缺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问题突出，党内和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管辖范围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突出的；
（六）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解读：
本条规定了“问责情形”。党章第42条明确规定，“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这是党章对问责情形作出的重要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在监督执纪问责实践中深化了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认识，深刻体会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集中体现为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必须毫不动摇地贯穿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当前，人民群众对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和廉洁问题反映最突出，必须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巩固党的执政之基。党的建设有着丰富的内涵，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不是全部。”这一体会写入了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工作报告。党中央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遵循党章规定，总结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在《条例》中规定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6个方面失职失责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进行严肃问责。其中前5条是主体内容，第6条是兜底条款。
第七条 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检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轻的，应当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二）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重的，应当责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改组。对失职失责，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应当予以改组。
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的，应当严肃批评，依规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二）诫勉。对失职失责、情节较轻的，应当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
（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对失职失责、情节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
（四）纪律处分。对失职失责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追究纪律责任。
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解读：
本条规定了“问责方式”。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14种问责方式，包括批评教育、作出书面检查、给予通报批评、公开道歉、诫勉谈话、组织处理、调离岗位、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辞职、免职、降职、党纪军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等。《条例》将这些问责方式规范为对党组织的检查、通报、改组3种方式，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4种方式。这些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经常使用。其中，诫勉既包括谈话诫勉，也包括书面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规定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主要考虑到，在问责实践中，有时要进行组织处理，也要给予纪律处分，这时就要将两种方式合并使用。
第八条 问责决定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权采取通报、诫勉方式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
解读：
本条规定了“问责决定”。根据《条例》规定，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有权对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作出问责决定。明确规定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通报、诫勉的决定权，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权，这就把问责的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工作部门，这是问责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要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鲜明态度。
第九条 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解读：
本条规定了“问责执行”。对党组织问责的，应当向该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对党的领导干部问责的，应当向该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为做好衔接，便于组织部门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并按要求报上级组织部门备案。
《条例》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规定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写出书面检讨，在有关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这既体现了“严”和“实”的精神，也可以通过一个个具体鲜活的案例，发挥警示作用，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十条 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解读：
本条规定了“终身问责”。《条例》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原则，确立了“终身问责”制度，规定“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这是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终身追究”等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等要求的具体体现，也与《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关于“已退休但按照本规定应当追究责任的，仍须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的精神一脉相承，是我们党作出的政治宣誓。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解读：
本条规定了“授权规定”。《条例》从中央的角度提出了原则性、方向性要求，对其他党内法规中的问责内容不重复、不替代，为各级党组织结合实际贯彻执行留下空间，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只有把中央精神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制定针对性强、便于操作的实施办法，把问责事项、方式、程序具体化，才能推动问责制度落地生根。
第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解读：
本条规定了“解释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条例》的解释机关。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的解释同党内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问责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解读：
本条规定了“施行日期和法规效力”。《条例》是关于党的问责工作的基础性党内法规，囊括而不替代此前发布的其他有关问责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其他有关问责的规定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这是由《条例》在问责法规中的地位决定的。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及解读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及解读
8800万党员注意！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印发，全面从严治党再添利器！2016-07-18 经济日报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对象不仅是领导干部，还包括失职失责党组织
问责对象是问责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要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鲜明态度。
专家表示，将各级党组织纳入问责对象之中，意味着问责不能只对下级，包括中央部委党组、省区市党委也要把自己摆进去。同时，条例还突出强调问责重点是主要负责人，突出了“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更成为了问责的重中之重。
条例明确规定，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有6个方面失职失责的情形，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影响恶劣的，就要进行严肃问责。
1、党的建设缺失，党组织软弱涣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等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问题；
3、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等情形；
5、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等。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条例从6个方面具体规定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失职失责需要问责的情形，前5条是主体内容，第6条是兜底条款，紧扣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与行政问责事项区分开来。七种问责方式，情况严重党组织可改组
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有3种，包括检查、通报、改组。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有4种，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其中诫勉既包括谈话诫勉，也包括书面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
条例还规定，这些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谢春涛认为，这主要是考虑到在问责实践中，有时要进行组织处理，也要给予纪律处分，这时就要将两种方式合并使用，“双管齐下”。
条例规定：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对此，谢春涛表示：作为一部规范全党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履职尽责的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是怎样制定的？将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
“要强化和落实各级党委（党组）抓作风建设的主体责任，制定明细的责任清单和问责规定。”
“要坚决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压下去，加大问责力度，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就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作出重要论述。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的不断加大，问责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要求也越发迫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正是立足党的事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又一次顶层设计。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党长期执政、领导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督促党组织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要通过制定条例，实施强有力的问责，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切实担负起责任，把党的战斗力焕发出来，确保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问责作为管党治党利器，先后对山西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和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等严肃问责。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正处在从治标为主走向标本兼治的重要节点，必须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将实践创新成果固化为制度，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全面从严治党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仍然突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缺乏责任担当，不敢较真碰硬。在现有500余部党内法规制度中，与问责相关的共有119部，这些法规制度对事件、事故等行政问责规定多，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全面从严治党，没有准确界定责任概念，没有体现权责对等，问责主体不明确、事项过于原则、方式不统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迫切需要整合规范问责制度，形成一部基础性党内法规。如何制定——
为落实党中央部署和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纪委从2015年下半年着手研究起草《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在数个月的起草过程中，中央纪委充分调研、反复论证。中纪委主要领导同志先后13次主持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办公会议和专题会议，研究条例起草工作，明确制定思路和主要内容；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部委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到辽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辽宁省委、省纪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党组负责同志的意见。中央纪委还安排各位副书记，分别召开所联系地区和单位纪检机关（机构）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
在此基础上，2016年5月18日，经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征求各地区各部门共180余家单位对条例的意见建议。各单位对条例征求意见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该稿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目标明确、简洁凝练、务实管用，是一个成熟的稿子。同时，也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见。中央纪委对意见逐条梳理，进行认真修改，形成条例送审稿。
条例的制定严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层层传导压力，释放从严管党治党强烈政治信号；坚持问题导向，把握有限目标，不贪大求全，突出重点作出规定，增强条例针对性和实效性。
2016年6月14日、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审议通过条例送审稿。2016年7月8日起条例正式施行。
条例注重简明实用，共13条，包括目的和依据，指导思想，问责原则，问责主体和对象，问责情形，问责方式，问责执行等。条例明确了问责主体和对象。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包括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条例明确了问责内容和情形。条例规定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6个方面失职失责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进行严肃问责。
条例明确了问责方式方法。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14种问责方式。条例将这些问责方式规范为对党组织的检查、通报、改组3种方式，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4种方式。这些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经常使用。
条例把责任落实到各级党委及党的工作部门。条例对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及党的工作部门在问责中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使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等工作部门，体现了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要求。
条例坚持依规治党，实现纪法分开。突出党规特色，概括提炼，明确责任；采用党言党语、纪言纪语，不套用法言法语；对行政问责事项不作规定，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不套用问责启动、问责调查等法律性流程，努力做到要义明确、便于执行。
条例注重与其他党内法规的协调衔接。条例是对党章规定的细化延伸，是对党内其他问责规定的归纳提炼。将制定条例与正在修订的党内监督条例、已经施行的党纪处分条例统筹考虑，与现行党内法规中有关问责规定相互衔接。党内法规中对有关处置措施已有明确规定的，如申诉方式、问责影响期等，条例不再重复。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如下：
第二条 党的问责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第四条 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第五条 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一）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
（二）党的建设缺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问题突出，党内和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管辖范围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一）检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轻的，应当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三）改组。对失职失责，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应当予以改组。
（一）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的，应当严肃批评，依规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对失职失责、情节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
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第八条 问责决定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权采取通报、诫勉方式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
第九条 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第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问责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解读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解读
一、《问责条例》制定背景概述
（一）制定背景和出台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总书记反复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党中央紧紧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利器，先后对一批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典型问题严肃问责，强化问责成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为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2016年7月党中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问责条例》在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明确规定：“为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问责条例》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突出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着力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担当、不负责等突出问题，《问责条例》的出台，是“把纪律规矩立起来”这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问责条例》是成文的纪律规矩的重要内容，铁面问责，其根本目的在于督促从严治党的责任落实，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问责条例》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是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的制度遵循，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指导思想
《问责条例》规定，“党的问责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党章总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开展党的问责工作，必须以此为指导。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明了党的问责工作的方向，必须贯彻到问责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目的，加强党的建设是根本途径，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障。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是总书记关于问责工作的核心思想。通过规范和强化问责工作，一方面要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另一方面要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二、《问责条例》重点解读
（一）覆盖各级党组织，通过问责督促责任落实
《问责条例》明确规定，“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问责条例对问责工作的概念作了明确界定，首先明确了问责工作的主体和对象，即谁来问责、对谁问责的问题。问责的主体是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问责的对象是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体现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针对党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认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责任担当缺失问题，问责条例明确规定：“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这是对权责对等规则的充分肯定和对权责关系的明确规定。而问责条例规定的“依规依纪、实事求是”的问责原则，为问责中落实权责对等提供了根本遵循。
《问责条例》明确了问责工作必须落实分级负责的原则，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压实责任。除了自上而下分级负责的原则，《问责条例》不仅把问责的责任落实到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工作部门，这是问责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要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鲜明态度。同时，条例还突出强调问责重点是主要负责人，突出了“关键少数”。
（二）六种问责情形，体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问责作为管党治党利器，针对此前有关问责的党内法规中问责主体不明确、事项过于原则、方式不统一等问题，《问责条例》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将被问责的六种失职失责的情形进行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6种情形概括起来包括：党的领导弱化，在推进各项建设中，或者处置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等情形；党的建设缺失，党组织软弱涣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等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等情形；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等情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等。《问责条例》从六个方面具体规定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失职失责需要问责的情形，前五条是主体内容，第六条是兜底条款，紧扣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与行政问责事项区分开来，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体现了坚持依规治党，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的原则。
（三）七种问责方式，可以合并使用
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十四种不同问责方式，包括批评教育、作出书面检查、给予通报批评、公开道歉、诫勉谈话、组织处理、调离岗位、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辞职、免职、降职、党纪军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等。《问责条例》问责条例对既有各类问责规定中的问责方式进行了规范，区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两种不同对象，根据情节轻重规定了共七种问责方式：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有三种，包括检查、通报、改组；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有四种，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其中诫勉既包括谈话诫勉，也包括书面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条例还规定，这些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这主要是考虑到在问责实践中，有时要进行组织处理，也要给予纪律处分，这时就要将两种方式合并使用，“双管齐下”。
（四）重视问责的可行性，规定问责时限、实行“终身问责”
问责，从近期看是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解决不担当、乱担当问题的迫切需要；从长远看，是促进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上述问责的必要性后，对问责的可行性必须高度重视。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作为一部党内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问责条例》对问责情形、问责程序等作了明确而原则的规定，目的是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紧密联系实际细化问责工作、制定实施办法、抓好贯彻落实留下余地。《问责条例》明确规定，“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条例还明确规定了问责决定作出后如何执行等细则，特别是要求受到问责的领导干部书面检讨的同时，还要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保证问责达到最终效果。此外，条例特别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五）综合运用多种立法技术，体现问责的“全”与“严”
问责条例第六条，使用“列举式”立法技术，把“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应该被问责的五种情形，即应该被问责的具体情况，一一列举出来，使问责条例的具体规范趋于明晰，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指引作用。但是，因主观认识局限，可能会带来问责情形列举不全，这必然导致问责不全面。由于问责条例作为中央党内法规具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因而，有可能会由于社会变迁，随时出现或发现新的问责情形，却于法无据、难以问责，即使启动问责条例修改程序，在修改过程中也会出现问责空档。鉴于此，问责条例在列举问责情形时加上了兜底条款，即第六条第六款“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问责条例中使用“兜底条款”这项立法技术，将第六条中列举的应该被问责的五种情形中，没有包括的，或者难以包括的，或者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现在还无法预测的，纳入问责项，这有利于减少因主观认识局限带来的问责情形列举不全，导致问责不全面，也有利于问责主体依据条例的精神和原则，适应社会情势的变化与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权，将一些新出现或新发现的应该被问责的情形，通过这个兜底条款来予以适用，从而保证问责全天候、全覆盖、无空档。这就弥补了使用列举式立法技术可能造成的缺陷，充分体现了问责的“全”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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