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7月19日新闻发布会材料二
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7月19日新闻发布会材料二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典型案例
目 录
1.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 2.姜人杰受贿案
案例1 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
（一）基本案情
罪犯许迈永，男，汉族，1959年1月18日出生，原系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曾任中共萧山市委常委、萧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杭州（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代区长、区长、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共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书记、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主任。
1、受贿
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许迈永担任中共浙江省萧山市委常委、萧山市副市长、杭州（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区长、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共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书记、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主任、杭州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受让项目股权、承揽工程、结算工程款、解决亲属就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索取浙江坤和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宝库等14人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529.11万余元。
2、贪污
1998年底，许迈永为将金港公司开发项目的利润据为己有，指使高志伟以其名下的香港伟量发展有限公司及汇丽绣花制衣有限公司借给金港公司1465.39万余元，之后安排上述二公司与金港公司签订虚假合作开发协议，将金港公司与二公司实质上的借贷关系变成投资关系。许迈永与高志伟商定，金港公司转到上述二公司的利润归许迈永个人所有。2002年5月，许迈永安排金港公司将人民币1465.39万余元归还汇丽公司，同时以投资收益款的名义，将金港公司开发利润人民币1584.73万余元转至汇丽公司，许迈永将该款据为己有。
2000年12月，为将金港公司开发项目的利润据为己有，许迈永设立杭州瑞博房地产有限公司，金港公司出资人民币100万元占10%股份，剩余90％股份由汇丽公司和通策公司
代许迈永持有，未实际出资。瑞博公司成立后，开发项目投入的资金及人员均来自于金港公司。2002年2月，许迈永指使高志伟以他人名义与金港公司、通策公司签订了受让上述两公司持有的瑞博公司股权的协议，向金港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人民币237.27万元，将瑞博公司的全部股权转由汇丽公司代许迈永持有。同年3月办理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至此，许迈永实际占有了瑞博公司的全部股权。经评估，2002年2月15日，瑞博公司资产增值人民币3911.98万元，扣除金港公司收回的10%股权转让溢价款人民币137.27万元，许迈永将剩余的人民币3774.71万元占为己有。
综上，许迈永利用担任金港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侵吞国有资产共计人民币5359.44万余元。
3、滥用职权
2003年至2008年，许迈永为使其隐名持股40％的杭州伟量机电五金置业有限公司低价获取土地，利用其担任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的职权，亲自或安排区政府向杭州市政府提出杭州伟量公司项目用地继续享受土地出让金返还政策，及土地出让金增加部分专项用于该市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的申请。2005年12月，杭州市政府下发简复单，同意将该项目二期用地的土地出让金全额返还西湖区，由西湖区政府负责，商香港伟量公司将土地出让金增加部分专门用于杭州伟量市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2007年9月，杭州市政府召开协调会，形成会议纪要，同意将该项目A2北地块 的土地出让金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全额核拨给西湖区政府。杭州市政府的上述简复单及会议纪要下发后，许迈永明知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关于严禁以各种名义减免土地出让金的规定，故意曲解简复单和会议纪要的含义，指使西湖区有关部门和人员将土地出让金共计人民币7170.47万余元违规返还杭州伟量公司。
2009年3月，西湖区政府在国家审计署审计前自查自纠时发现上述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问题，时任杭州市副市长的许迈永指示西湖区政府应付好审计并避免给杭州伟量公司造成损失。为应付审计，西湖区政府提出由杭州伟量公司先将7170万余元退回，审计之后再返还。许迈永同意，同时要求三墩镇集镇建设总指挥部与杭州伟量公司签订了内容为该指挥部出资7500万元向杭州伟量公司购买车位的虚假协议，以期保障杭州伟量公司在审计后能继续获得相应利益。之后，杭州伟量公司将7170万余元退还西湖区财政局。
（二）裁判结果
案经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均认为，许迈永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许迈永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国有资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许迈永为徇私利，不正确履行职权，违规将土地出让金返还企业，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许迈永
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且具有索贿情节，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惩处，并与其所犯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许迈永虽在有关部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部分受贿事实，且赃款已全部追缴，但考虑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故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许迈永归案后检举他人违纪违法线索，经查，其检举线索均未查证属实，其行为不构成立功。据此，依法对许迈永判处并核准死刑。
案例2
姜人杰受贿案
（一）基本案情
罪犯姜人杰，男，汉族，1948年11月23日出生，原系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2001年5月至2004年初，姜人杰利用担任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城建、规划、房地产开发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10857万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
1、收受顾文彬人民币8250万元。2001年底，姜人杰接受苏州市正基房产公司总经理顾文彬请托，使顾文彬保留下本应由政府收回的地块。后经过姜人杰的工作，顾文彬置换得另一块同等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出让，得人民币23940万元，将其中的8250万元送给姜人杰。姜安排其子姜荑用该款在上海成立了仁和泓业投资有限公司。
2、收受陈欣人民币2200万元、港币5万元。2001年5月，苏州市华业百福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欣认识了姜人杰，请姜人杰“在房地产方面给予关照”，并于7、8月间在香港送给姜人杰5万元港币。2002年5月，经姜人杰介绍，陈欣与苏州市吴中区长桥镇政府签订456亩土地填土平整协议。同
年12月，该地块要拍卖，姜人杰告知陈欣，参与竞拍的苏州供电公司的下属公司能够承受的价位上限为每亩100万元，提议陈欣参与竞拍，以抬高土地价格，便于陈欣多获得填土费。后供电公司的下属公司以每亩近100万元拍得该块土地。当陈欣在与长桥镇政府洽谈填土费用结算标准产生矛盾时，姜人杰向吴中区领导打招呼，要求尽快支付陈欣的填土费用。2003年3月，陈欣在填土工程上获利4400万元。姜人杰让姜荑以亲戚的名义成立了苏州福泓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陈欣将1900万元打入福泓投资公司，并免去姜荑此前的300万元借款。
3、收受李辉人民币400万元。2002年10月，姜人杰帮助苏州易通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辉取得一块950亩国有土地的使用权。2003年底，苏州市政府准备收回该地块。2004年7月，姜人杰在相城区的报告上签批“同意依法开发”。因此，苏州市没有收回上述地块。2002年底至2004年春节期间，姜人杰通过姜荑收受李辉所送的人民币400万元。2004年5月，姜人杰在得知纪委调查有关问题的情况下，让姜荑把此款退给了李辉。
4、收受林耐伟人民币5万元，美元4000元。2001年底至2002年8月，姜人杰接受苏州天熹房地产公司的林耐伟请托，为该公司取得苏州东大街土地开发项目等提供帮助。2002年底至2003年10月，姜人杰分三次收受林耐伟给予的5万元人民币、4000美元。因陈峰案发，姜人杰于2004年3、4月间将
钱退还林耐伟。
5、收受凌建红人民币2万元。2001年上半年，姜人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凌建红开办的苏州市友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接吴江体育馆灯光照明系统工程中，为该公司谋取利益，于2004年春节前收受凌建红人民币2万元。
（二）裁判结果
案经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均认为，姜人杰利用担任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财，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姜人杰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在为他人谋取利益过程中，违背职责，积极谋划，弄虚作假，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并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应依法惩处。姜人杰虽有主动交代未被掌握的极少部分受贿事实的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姜人杰在归案后向办案机关提供了他人涉嫌犯罪的线索。经查证，姜人杰提供的部分线索涉及的问题已被办案机关掌握，部分线索与事实不符，其行为不构成立功。据此，依法对姜人杰判处并核准死刑。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6月19日新闻发布会材料(二)
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6月19日新闻发布会材料
（二）人民法院涉台司法互助典型案例
目 录
（一）送达文书司法互助案（4件）
案例1.广东广州中院协助台湾士林地方法院送达文书案
——速办速结保障适龄儿童按时入学 案例2.浙江舟山中院协助台湾屏东地方法院送达文书案
——多次往返偏远小岛并多方查找受送达人 案例3.江苏无锡中院协助台湾台北地方法院送达文书案
——地址不明仍尽力协查并成功送达 案例4.湖南永州冷水滩区法院请求台湾法院协助送达 文书案
——台湾法院尽力协助大陆法院送达
（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4件）
案例5.云南昆明中院协助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就一死亡宣告案件调查取证案
——地毯式查寻被调查人 案例6.大陆7省市13家法院协助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就一诈欺案件调查取证案 ——多地法院协同完成电信诈骗案取证 案例7.西藏高院协助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就一给付保险金案件调查取证案
——尽力尽责协助台湾法院取证 案例8.福建厦门海沧区法院请求台湾法院协助就一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调查取证案 ——台湾法院协助并成功完成多项取证请求
（三）罪赃移交司法互助案（3件）
案例9.浙江杭州中院向台湾地区被害人吴某某等17人返还财产案 ——司法互助协议项下的首例且数额最大之罪赃移交案 案例10.福建漳州中院向台湾地区被害人李某返还财产案
——全额返还被害人被骗财产 案例11.福建福州中院协助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发送被害人遗属补偿金案
——大陆居民首次从台湾获得被害人遗属补偿金
（四）裁判认可司法互助案（4件）
案例12.美亚公司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案 案例13.王某某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支付命令案 案例14.梁舒某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和解笔录案 案例15.和华公司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仲裁机构裁决案 案例1 广东广州中院协助台湾士林地方法院送达文书案
——速办速结保障适龄儿童按时入学
（一）请求事项
2014年2月1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收到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协议联络人送达文书请求书，请求协助送达台湾士林地方法院2013司养申字第70号认可收养事件民事裁定书给受送达人李某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大陆居民杨某。
（二）办理情况
此案为认可收养案件，只有当被收养人亲生母亲，即受送达人的法定代理人杨某签收台方法院裁定书且将送达证明文件返回台方法院后，该裁定方可生效；裁定生效后，收养人（台湾居民）才可为被收养人（系学龄儿童）办理在台入学手续。为保证被收养人能按时入学，广东高院于收到台方请求书当日即转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并要求其立即开始查找受送达人予以送达。广州中院于2014年2月20日完成送达，并于当日将送达回证报送至广东高院，广东高院也于同日审查后回复台方。此案广东有关两级法院从收到台方请求书到作出回复书全程用时仅10天，做到了即来即办、速办速结，切实保障了涉案当事人有关权益的及时实现。案例2 浙江舟山中院协助台湾屏东地方法院送达文书案
——多次往返偏远小岛并多方查找受送达人
（一）请求事项
2013年7月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收到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协议联络人送达文书请求书，请求协助送达台湾屏东地方法院2013家陆许字第12号案件司法文书给受送达人大陆居民王某某。
（二）办理情况
台方提供的送达地址位于浙江省舟山群岛本岛西北角的偏远小岛上，但未提供任何联络方式。浙江高院将该案转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舟山中院送达人员乘坐汽车、轮渡行程近六个小时到达该岛，经走访调查，发现该送达地址已经长期无人居住。后经向舟山市办证中心查询受送达人户籍信息，确认台方提供地址确系受送达人户籍地址，遂再次上岛搜集受送达人有关信息。经多方走访询问，收集到受送达人多位亲戚朋友的联系方式，再逐一进行联系打听，终于从一位亲友处获得受送达人的联系方式。经与受送达人电话联系确认，舟山中院于2013年10月31日找到受送达人现住址，并成功进行了直接送达。案例3 江苏无锡中院协助台湾台北地方法院送达文书案
——地址不明仍尽力协查并成功送达
（一）请求事项
2014年4月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收到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协议联络人送达文书请求书，请求协助送达台湾台北地方法院2014婚字第35号离婚事件言词辩论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各一件给受送达人大陆居民王某。
（二）办理情况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江苏高院转送的台方请求资料后审查发现，按照原告书面陈述，其与受送达人王某已经十年无联系；台方仅提供了王某在大陆的送达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和新里X号），未提供身份证号码和联络方式；因无锡城市改造变化非常大，台方提供的送达地址早已不存在。为尽可能成功协助，无锡中院想方设法查找受送达人下落，先通过114号码查讯台查询送达地址的电话号码登记和其他相关留存信息，未果；之后通过无锡市电子地图查看十年前的无锡地图并比对现地图，查到原和新里的大体方位后，经与该地区管辖法院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核实，该地区确曾存在，但在2007年已被整体拆迁，不复存在，该地区居民都已去向不明。鉴此，无锡中院通过无锡市公安局进行查询，经调取居民户籍 信息卡，从全市十余名同名同姓的人员中逐一核对排查，最终查找到受送达人现居住地，并提取了宅电号码。经与王某联系并证实了其身份后，王某到法院亲自领取了台方有关司法文书。
案例4 湖南永州冷水滩区法院请求台湾法院协助送达文书案
——台湾法院尽力协助大陆法院送达
（一）请求事项
2013年11月21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向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协议联络人发出送达文书请求书，请求协助向台湾居民张某某送达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原告黄某某诉被告张某某离婚纠纷一案的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
（二）办理结果
大陆法院在请求材料中提供了受送达人在台中市的两个送达地址。台湾台中地方法院不仅针对上述两个地址均予寄存送达，而且查明了受送达人的户籍所在地并再予寄存送达。台方协议联络人于2014年3月27日将有关送达结果完整回复湖南高院协议联络人。案例5 云南昆明中院协助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就一死亡宣告
案件调查取证案
——地毯式查寻被调查人
（一）请求事项
2013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收到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协议联络人调查取证请求书及所附台湾台中地方法院2013亡字第21号死亡宣告事件相关材料，请求确认台湾居民顾某某现所在地及入境大陆后有无相关活动之资料。
（二）办理情况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转送的材料后，经审查发现，被调查人顾某某是一名中度精神障碍患者，入境大陆后7年多下落不明，台方提供的线索仅是顾某某曾于2006年1月11日搭乘班机到昆明。尽管案件信息十分有限，昆明中院仍高度重视，全力以赴开展调查，分别联系了昆明市台湾同胞联合会、昆明市政府台办和外事侨务办、云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昆明市公安局、昆明边防检查站、昆明铁路公安局、昆明市民政局、云南省卫生厅、云南机场集团和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等多家单位，查询了2006年1月1日至2013年8月8日有关口岸出入境记录，检索了2006年1月以来昆明市宾馆旅店住宿登记信息和散居境外人员住宿登记信息，比对了实名制售票系统中的350余万条信息，检索了2006年1月以来从昆明始发的各趟列车乘警宝典收集的11万条乘客身份数据、铁路违法犯罪嫌疑人登记信息和铁路客车违法案事件信息，调查了云南省心理卫生中心、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昆明市和省内周边9个地州（市）卫生局近百家精神病卫生专科医疗机构的就诊、治疗的记录，核实了昆明市民政局下属的昆明市政府救助站的离站人员登记信息和受助人员档案。根据各方面反馈的查询结果，均未能查询到顾某某的任何有效信息和相关资料。本案最终虽然以未能成功协助的结果回复台方，但昆明中院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开展两岸司法互助的精神。
案例6 大陆7省市13家法院协助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就一诈欺
案件调查取证案
——多地法院协同完成电信诈骗案取证
（一）请求事项
2012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收到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协议联络人调查取证请求书及所附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审理的2011易字第1965号诈欺案件相关材 料，请求代为询问13名大陆居民证人并全程录音录像等。
（二）办理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收到台方请求书后，经审查发现，该案涉及一起两岸和第三地通力合作侦办的共同打击跨境电信诈骗案。据台方起诉书所述，洪某某等6名被告人均为台湾居民，被控涉嫌雇佣大陆居民姚某某等13人（即本案台方请求询问的13名证人）在越南从事电信诈骗犯罪，共诈得大陆被害人人民币225万余元。2011年该诈骗团伙在越南落网，6名台湾地区被告人被驱逐出境，在返台时被台警方刑事拘留；姚某某等13名大陆居民返回大陆后交由辽宁省有关公安机关审查处理。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就6名被告人涉嫌诈欺罪向台中地院提出刑事检控。
根据台方提供的涉案信息，最高人民法院立即将台方上述请求转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助办理。辽宁高院调查发现，有关涉案人员已被解除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其户籍所在地涉及广东、江西、四川、湖南、湖北、重庆等地。
因本调查取证案所涉人员较多、查找困难及取证内容和程序较为复杂，短时间内难以全面完成调查取证，最高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及时将阶段性进展情况通报台方，同时分别向广东、江西、四川、湖南、湖北、重庆六地高级人民法院发函要求分别予以协助调查取证。
经江西省德兴市人民法院、戈阳县人民法院和都昌县人民 法院，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新兴县人民法院，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等6省市12家大陆法院后续协助，最终完成了对全部13名证人的调查取证工作。其中，7名被调查人无法找到；对于找到的6名被调查人，均依法定程序进行调查询问，并根据台方要求对询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且制成光盘。
本案前后经大陆7省市13家法院具体协助，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于2013年8月5日将全部结果附带71页书面材料和10张取证录像光盘一并回复台方。
案例7 西藏高院协助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就一给付保险金案件
调查取证案
——尽力尽责协助台湾法院取证
（一）请求事项
2011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收到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协议联络人调查取证请求书及所附台湾台中地方法院2011保险字第22号给付保险金案件相关材 料，请求调取台湾居民李某某在西藏旅行期间的有关病历资料及急救记录。
（二）办理情况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收到最高人民法院转送的台方请求书及相关材料后，立即立案并指定该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达娃次仁、次仁旺旦两位法官负责办理。两位承办法官不顾严冬天气严寒，随即远赴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调查取证。在得知因当时条件和管理水平所限，工布江达县卫生服务中心在救治患者李某某时并未制作病历资料后，两位承办法官要求该中心当时的出诊医师和护士就接诊救治的有关情况作出书面说明，而且联系当时通知该院前去接诊救治患者的工布江达县措高乡派出所警官到场介绍情况。根据该警官的介绍，两位承办法官又连夜赶到工布江达县巴河镇，找到当时依警方要求共同对患者进行救治的巴河镇雨阑诊所和省奎诊所的两位医师，由两位医师对当时的急救情况分别出具书面说明。因台方调查取证请求书中所提到的巴松措湖医务站并不存在，为进一步核实清楚有关情况，两位承办法官到患者当时自巴松措湖至工布江达县交通检查站途中经过的工布江达县措高乡中心卫生院和巴河镇中心卫生院两家医疗单位进行调查取证，确认该两家医疗单位在当时并未接诊该患者。在完成上述调查取证工作后，西藏高院将调取的证据完整归类，对部分不易辨认的手写的证人证言予以整理打印，对所取得的书证复印件均与原件逐一进行 核对并加盖印章予以确认，并对调查取证经过作出详尽说明后，在规定办理时限内向最高人民法院报送了有关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在收到取证结果后及时对台作出回复。
案例8 福建厦门海沧区法院请求台湾法院协助就一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调查取证案
——台湾法院认真协助并成功完成多项取证请求
（一）请求事项
2012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向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协议联络人发出调查取证请求书，请求台方协助就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被调查人黄某某的死亡时间，死亡时财产及负债情况，是否立有遗嘱，在世时的婚姻状况，继承人情况、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继承人是否存在抛弃继承权的情况和是否已在台陈报遗产清算程序，以及台湾关于继承、夫妻财产关系的相关规定等问题，进行调查取证。
（二）办理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于2013年3月1日收到台方回 复材料。该案经台湾台南地方法院协助，全面完成了大陆法院全部请求事项。台南地院查询到了被调查人黄某某的死亡时间、遗嘱、在世时的婚姻情况，详细列明了三位继承人身份、户籍地址及是否抛弃继承权状况，以及近20页的台湾相关规定，并制作了调查结果一览表，还将被调查人黄某某及其配偶和前妻户籍誊本复印件一并附上。上述取证结果为案件审理法院顺利审结案件奠定了基础。
案例9 浙江杭州中院向台湾地区被害人吴某某等17人
返还财产案
——司法互助协议项下的首例且数额最大之罪赃移交案
（一）基本案情
本案是2009年两岸签署司法互助协议以来，首例按照协议约定完成的罪赃移交司法互助案件，而且是目前两岸有关部门开展罪赃移交司法互助中返还财产数额最大的一起。
本案涉及一起电信诈骗案件。经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被告人魏仲伯等17人（其中犯罪集团首要分子魏仲伯和曾宇辰等13人系台湾居民）在浙江省杭州市设立诈骗窝点，搭建起电信诈骗网络平台，并在台湾及大陆各地先后招募多人组成 诈骗犯罪集团，从2008年11月至2010年5月，采用冒充台湾户政事务所、台湾警察署、台湾地方法院检察署工作人员，拨打台湾民众电话，谎称被害人涉及洗钱、诈骗等案件，要求被害人提供银行账户及家庭成员情况，将自己银行账户内资金交由地检署保管、审核等手段，先后对数十人实施诈骗。涉案17名被告人被大陆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并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一年不等。
案件所涉吴某某等17名被害人均系台湾居民，最大年龄为87岁，最小年龄62岁。案件审理过程中，涉案赃款赃物均被随案移送至杭州中院，赃款和经依法拍卖的赃物价款共计人民币2370775.72元，杭州中院确定依各被害人受害金额多少等比例返还被害人。
（二）办理情况
在上述电信诈骗案审结后，浙江有关法院依据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请求向台湾被害居民送达涉案刑事裁判文书，并请求提供被害人有关信息，以便及时返还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于2013年3月将上述讯息和资料通报台方，并请台方尽快予以协助。
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浙江高院及杭州中院和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及台湾10个地方法院检察署在协议框架下的通力协作，杭州中院于2013年6月7日将应返还给17名台湾居民被害人的财产共计人民币2370775.72（约合新台币1100万 元）全部汇往各被害人在台湾有关银行开设的账户，其中单笔最大的一笔约人民币194万元（约合新台币945万元）。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被害人损失，确保依法及时便捷地返还台湾居民被害人财产，两岸有关方面始终保持密集联络并加强与两岸银行等各有关方面的沟通协调，适值两岸刚刚建立货币清算机制，最终确定本案采用两岸银行直接汇兑这一手续最便捷、费用最低廉的财产返还方式。在收到台方反馈的被害人银行账户等完整信息后，大陆三级法院前后仅用了5个工作日即完成材料转递和汇款手续。
案例10 福建漳州中院向台湾地区被害人李某返还财产案
——全额返还被害人被骗财产
（一）基本案情
本案是目前唯一一起两岸罪赃移交司法互助实践中全额返还被害人财产的案件。
该案涉及一起电信诈骗犯罪案。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间，被告人陈艺真、张倩琳等受他人雇佣，分别冒充台湾单身女子，通过拨打网络虚拟电话，骗取台湾男子的信任，假装与之谈恋爱，套取被害人的个人身份信息，然 后再由被告人李斌将骗取的个人信息交由台湾老板实施下一步诈骗行为，进而骗取被害人钱财。上述被告人总计先后拨打诈骗电话2182人次，其中诈骗既遂本案被害人李某人民币8264元（折合新台币约40000元）。有关被告人被大陆人民法院依法分别定罪并判处刑罚。
（二）办理情况
漳州中院在审理该起电信诈骗犯罪案时，积极促成被告人退赔。因本案仅被害人台湾居民李某一人报案，其被骗金额全部追回。为及时向被害人返还被骗财产，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经漳州中院通过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由最高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于2013年11月26日向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协议联络人作出讯息通报并提出相关调查取证和罪赃移交请求。经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察署协助确认被害人李某的相关信息并经李某签署有关文件并反馈大陆后，漳州中院于2014年4月3日将被害人李某被骗财产人民币8264元全额汇入其在台湾开立的账户。本案返还金额虽然不很大，但对已报案的被害人而言，却实现了全额返还，其实际损失得到了全部追偿。
案例11 福建福州中院协助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发送被害人
遗属补偿金案 ——大陆居民首次从台湾获得被害人遗属补偿金
（一）基本案情
这是大陆居民首次从台湾获得被害人遗属补偿金的案件。2012年7月，台湾居民谢贤德因其妻方某某提出离婚而情绪激动，在台湾宜兰县的住处将妻子方某某缢勒致死。在该刑事案件在台湾被提起公诉后，被害人方某某的母亲陈某某、方某某与前夫之子陈某（均系福建闽侯县人），根据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向台湾宜兰地方法院检察署提起补偿因被害人方某某死亡致其无法履行法定抚养义务及精神慰抚金的赔偿申请，陈某另提起补偿因被害人死亡所致的殡葬费的申请。
2013年2月，台湾宜兰地检署通过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协议联络人向最高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提出协助调查取证请求，请求调查陈某某、陈某财产及所得。经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查明，两被调查人系困难户，无房产、存款等财产。同年8月，台湾宜兰地检署被害人补偿审议委员会依据大陆法院协助调查取证的结果作出决定书，认定陈某某、陈某的资力无法维持生活，有受抚养权利，符合获得被害人遗属补偿金的条件，故决定给予陈某某法定抚养费及精神慰抚金共计新台币673447元（折合人民币约138580元），给予陈某殡葬费、法定抚养费及精神慰抚金新台币498623元（折合人民币约102605元）。
（二）办理情况
2013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收到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协议联络人请求书，请求对台湾宜兰地检署上述案件之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及遗属补偿金发还等事项予以协助。
收到台方上述第二次请求后，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作为个案再予协助。经最高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与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协议联络人进行沟通联络，最终确定了《犯罪被害补偿金请领书》、《收据》的样式，补偿金的给付方式及可以用于补偿金划款的金融机构等。之后，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转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两位被害人遗属送达了台方裁定书，进行了调查询问，要求两位被害人遗属在指定金融机构范围内开立账户并提供了银行存折封面复印件和身份证明复印件，同时要求两位被害人遗属填写了《犯罪被害补偿金请领书》、《收据》等。201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协议联络人将上述材料回复台方后，被害人遗属陈某某、陈某分别于2014年4月13日和14日顺利收到全部补偿款。
案例12 美亚公司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7月6日，美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美亚公司）以共同侵权为由将陈某某、谢某某、英属维京群岛商莹旭公司(简称商莹旭公司)及上海莹旭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简称莹旭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向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提起诉讼，陈某某作为商莹旭公司的投资人及莹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加诉讼并进行抗辩。2009年6月12日，台湾台中地方法院作出2007重诉字第306号民事判决，驳回美亚公司的诉讼请求。美亚公司不服上述判决，遂向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提起上诉。2010年11月10日，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作出2009重上字第120号民事判决，判决莹旭公司向美亚公司给付美金761,603.96元及自2008年2月1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年息5%计算)。莹旭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台湾地区审判主管机构提起上诉，但其上诉理由中并未提出系争纠纷应由仲裁解决的主张。台湾地区审判主管机构于2011年10月27日作出2011台上字第1856号民事裁定，驳回莹旭公司的上诉。2012年3月16日，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出具《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民事判决确定证明书》，证明该院2009重上字第120号第二审判决确定并生效。
2012年1月19日，美亚公司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前述民事判决。
（二）裁判结果
上海二中院经审查认为：被申请人莹旭公司住所地在该院 辖区范围内，该院对本申请案具有管辖权。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审理该案过程中，陈某某作为莹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抗辩，且莹旭公司在二审和三审程序中均委托律师参加诉讼并发表了意见，莹旭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2009重上字第120号民事判决系在其缺席且未经合法传唤的情况下作出的。莹旭公司在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审理该案过程中从未以双方约定有仲裁条款进行抗辩，而是参加诉讼并就系争纠纷进行程序与实体抗辩，故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前述判决并不具有因当事人订有仲裁协议而影响法院管辖权的情形。综上，依照有关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的有关规定，该院于2012年6月19日作出(2012)沪二中民认(台)字第1号民事裁定，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作出的2009重上字第120号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予以认可。
案例13 王某某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支付命令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3月11日，台湾居民王某某以台湾居民夏某某欠其借款港币120100元，经多次催告仍不返还为由，向台湾士林地方法院申请对夏某某签发支付命令。2009年3月17 日，台湾士林地方法院作出2009促字第4560号支付命令，该支付命令载明：
1、债务人夏某某应向债权人王某某清偿港币120100元及利息并赔偿督促程序费用，否则应于支付命令送达后二十日之不变期间内，向台湾士林地方法院提出异议。
2、如债务人未于第一项期间内提出异议，本命令与确定判决有同一之效力。2009年5月20日，台湾士林地方法院作出支付命令确定证明书，证明前述支付命令经于2009年3月24日送达，业于2009年4月13日确定。
2010年7月，王某某向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台湾士林地方法院前述支付命令。
（二）裁判结果
中山中院经审查查明：
1、申请人王某某于2008年2月购买了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的房屋并在该房屋居住。
2、被申请人夏某某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2009促字第4560号支付命令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
3、双方均明确确认就本案申请认可支付命令所涉事项，双方既未订有仲裁协议，也未向大陆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相同之诉讼或仲裁。
中山中院认为：申请人王某某经常居住地为广东省中山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中山中院对本申请案有管辖权。台湾士林地方法院2009促字第4560号支付命令的效力已于2009年4月13日确定，该支付命令确认之事项非 属大陆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案件，且申请认可的支付命令确认之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也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第九条所列不予认可之情形。综上，依照有关法律及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的有关规定，该院于2011年4月25日作出（2010）中中法民四初字第12号民事裁定，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2009促字第4560号支付命令的法律效力予以认可。
案例14 梁舒某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和解笔录案
（一）基本案情
梁舒某（女，福建省南安市人）于2009年1月与梁桦某（男，台湾地区居民）在福建省泉州市登记结婚。2009年4月30日，梁桦某向台湾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提起离婚诉讼。彰化地院向梁舒某送达了起诉状及传票，梁舒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双方于诉讼中达成和解，彰化地院于2009年9月2日作出2009第203号民事和解笔录，确定“两造愿意离婚”。梁舒某于2011年8月24日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彰化地院作出的前述民事和解笔录。
（二）裁判结果
泉州中院经审查认为：台湾彰化地院审理该案过程中对申请人梁舒某进行了合法传唤，梁舒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梁舒某在前述民事和解笔录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认可申请，该和解笔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第九条之规定，无不应予以认可之情形。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有关规定，该院于2011年10月16日作出（2011）泉民认字第16号民事裁定，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2009第203号民事和解笔录的法律效力予以认可。
案例15 和华公司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仲裁机构裁决案
（一）基本案情
和华（海外）置地有限公司（下称和华公司）与凯歌（厦门）高尔夫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下称凯歌公司）于1998年6月8日签订《委托经营高尔夫球场契约书》以及《委托销售高尔夫球证契约书》，其中《委托经营高尔夫球场契约书》第八 条第四项约定，和华公司向凯歌公司提供借款1000万美金，凯歌公司以其所有的500张高尔夫球场球证作为担保。两份合同均约定因履行合同产生的纠纷提交仲裁裁决，并约定了合同适用的准据法。后双方因前述借贷关系发生纠纷，和华公司依合同约定向台湾地区中华仲裁协会申请仲裁。台湾中华仲裁协会于2003年11月4日作出2002年仲声仁字第135号仲裁裁决：
（一）凯歌公司应给付和华公司美元3,900,000元及自1999年11月29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5%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和华公司的其余请求;
（三）仲裁费用由凯歌公司负担65%，由和华公司负担35%。
2004年3月5日，和华公司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台湾中华仲裁协会作出的前述仲裁裁决。
（二）裁判结果
厦门中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和华公司提交了经公证证明的仲裁裁决书，凯歌公司在厦门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厦门中院有权受理本案。和华公司与凯歌公司之间的争议虽是因委托经营高尔夫球场而引发，但本案中双方的争议属于金钱借贷纠纷而非不动产纠纷，且双方事先以书面方式约定将纠纷提交台湾中华仲裁协会仲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的有关规定，该院于2004年6月13日作出（2004）厦民认字第20号民事裁定，对台湾中华仲裁协会作出的2002年仲声仁字第135号仲裁裁 决的法律效力予以认可。同年7月30日，申请人向厦门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程序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并于2007年3月履行完毕。
这是大陆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起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案件。在2009年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明确约定双方相互认可和执行民事确定裁判与仲裁裁决之前，根据1998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大陆人民法院就已经开始认可和执行台湾法院民事裁判和仲裁机构裁决，本案即是据此受理、裁定并执行的。2009年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签署生效以来，尚未发现有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仲裁裁决的案件。
第三篇：新闻发布会材料二
新闻发布会材料二
涉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目 录
1．陈有志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2．周小进、陈立军、杨正勇、杨正芬非法经营案 3．朱新平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4．刘忠宝、王永强、夏为宝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5．过明水、杨昌锋非法经营、销售伪劣产品案 6．马剑刚、蔡燕销售假药案
7．何舟青、魏铁军、陈思佳、谢来兔假冒注册商标案 8．钱扬清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案例1
陈有志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2007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被告人陈有志为牟取非法利益，以位于本市长宁区仙霞西路的实体店为经营场所，通过淘宝网站上开设的“冬天的沙西米”、“健康连锁”、“selemon”店铺，对外销售假冒“纽崔莱”等注册商标的蛋白粉、倍力健、钙镁片等商品，销售金额累计606万余元。2011年11月8日，公安机关在被告人陈有志经营的实体店内查获假冒“纽崔莱”等注册商标的蛋白粉等商品1,183件，价值9万余元。
2012年5月3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陈有志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八十万元。案例2
周小进、陈立军、杨正勇、杨正芬非法经营案
2010年上半年，被告人周小进起意采用购买工业用盐后冒充食盐加价销售牟取非法利益，经与其妻杨正勇合谋，后雇用被告人陈立军、杨正芬夫妇参与非法经营活动，由被告人周小进主要负责购买工业用盐及空包装袋、推销并销售等，由被告人陈立军、杨正勇、杨正芬主要负责在本市奉贤区南桥镇西渡社区金都雅苑暂住处分装工业用盐。至2011年6月15日案发，被告人周小进已在本市奉贤、闵行、松江等地以批发方式将合计19.76吨工业用盐非法销售给他人，查获尚未销售的工业用盐16.83吨。
2012年5月3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周小进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判处被告人陈立军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判处被告人杨正勇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判处被告人杨正芬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案例3
朱新平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2011年5、6月间，被告人朱新平在明知系假冒注册商标贵州茅台的情况下，将100余箱假冒注册商标贵州茅台53%VOL500ml规格的白酒以79.2万元的价格销售给王某。同年7月，被告人朱新平同样在明知系假冒注册商标贵州茅台、五粮液的情况下，将10箱120瓶假冒注册商标贵州茅台53%VOL500ml规格的白酒和10箱60瓶假冒注册商标五粮液52%VOL500ml防伪新型白酒以17.1万元的价格销售给刘某。同年8月5日，公安机关在被告人朱新平的仓库内查获假冒贵州茅台、五粮液、剑南春的各类白酒600余瓶，价值55万余元。
2012年5月3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朱新平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案例4
刘忠宝、王永强、夏为宝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2010年7月，被告人刘忠宝、王永强伙同他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本市聚丰园路租房作为办公场所，通过报纸刊登广告和设立网站等方式招揽客户，对外销售假冒万艾可注册商标药品和假冒劳力士注册商标手表，其中部分货物通过被告人夏为宝送货和收款。至2011年8月，被告人刘忠宝、王永强等人的销售金额为280.7万元，被告人夏为宝参与的销售金额为242.8万余元。被告人刘忠宝，王永强非法获利50余万元，其中被告人刘忠宝分得20余万元，被告人王永强分得15万余元。2010年8月17日，公安机关在被告人刘忠宝的住处、经营场所、被告人夏为宝的暂住地等地查获待销售假冒万艾可30粒装49瓶、4粒装4盒、假冒劳力士手表363块，价值33万余元。
2012年5月3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刘忠宝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判处被告人王永强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夏为宝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案例5
过明水、杨昌锋非法经营、销售伪劣产品案
2011年7月，被告人过明水在无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本市青浦区赵巷镇丰浜村租房储存用于销售的多种品牌卷烟。同年9月13日，被告人过明水、杨昌锋驾驶厢式货车运送一批卷烟至本市漕宝路1299号“漕怡停车场”欲与买家交易，后交易取消，两人在驾车返回的途中被民警拦截，当场查获“红双喜”、“南京”、“利群”牌卷烟共计2,000条。并在上述被告人过明水租借的房屋内查获各种品牌卷烟共计548条。经鉴定和估价，查获的2,000条卷烟均系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价值22.6万余元。查获的548条卷烟中有13条为真品卷烟，价值1,000余元；535条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价值4.7万余元。
2012年5月3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过明水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万元；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杨昌锋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案例6
马剑刚、蔡燕销售假药案
被告人马剑刚采用在互联网上设立网页，并在本市灵石路租房作为仓库等方法，销售低价购入的万艾可、艾力达、西力士等药品。被告人蔡燕则负责帮助接听客户电话，联系快递公司发送药品等。2011年1月中、下旬，被告人马剑刚、蔡燕先后以950元的价格卖给李某万艾可30粒装1瓶，以336元的价格卖给丁某万艾可4粒装2盒。同年1月24日，公安机关在被告人马剑刚租赁的仓库内查获待销售的万艾可4粒装11盒、30粒装2瓶，艾力达30粒装6盒、4粒装6盒、西力士10粒装6瓶。经鉴定，上述药品均为假药。
2012年5月3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销售假药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马剑刚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一千五百元；判处被告人蔡燕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
案例7
何舟青、魏铁军、陈思佳、谢来兔假冒注册商标案
2010年4月起，被告人何舟青先后在本市浦东新区川沙镇虹桥村一队和川周公路租房作为制造加工点，从他人处购进勾兑假洋酒的原料、工具、包装材料等，先后雇用被告人魏铁军、陈思佳、谢来兔帮助灌装、运输及销售制作完成的假洋酒。被告人何舟青还负责印制名片、向他人分发名片、接洽业务等。2011年10月25日，执法人员在上述假酒制造加工点查获假冒芝华士12年苏格兰威士忌等十个品牌的洋酒共222瓶，同时查获各类空酒瓶、商标标识、瓶盖及封口机、压盖机等制酒工具，并当场抓获四名被告人。经鉴定，上述假冒洋酒价值4.3万余元。
2012年5月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何舟青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三千元；判处被告人魏铁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思佳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判处被告人谢来兔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案例8
钱扬清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2010年8月，被告人钱扬清化名钱海，为牟取非法利益，从广州等地购进他人非法制造的“茅台”、“五粮液”、“剑南春”等注册商标的包装盒、防伪标、酒瓶盖等标识，存放于其在本市民营一路及真南路租借的仓库内，对外销售。2011年6月25日，公安机关从上述仓库内查获大量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共计72,926件。
2012年5月3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被告人钱扬清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保险法司法解释
（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2013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7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3〕1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已于2013年5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6月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5月31日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一般规定部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保险法司法解释
（二）规范保险合同一般规定部分的法律适用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结合审判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全文及答记者问见今日二、三版），具体规范保险合同一般规定部分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全文共计21条，自2013年6月8日起施行。
就不同投保人是否能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投保的问题，《解释
（二）》明确规定：财产保险中，不同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投保，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在其保险利益范围内依据保险合同主张保险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人身保险中，因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导致保险合同无效，投保人主张保险人退还扣减相应手续费后的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妥善平衡各方利益 有效统一裁判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答记者问
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解释
（二）》，具体规范保险合同一般规定部分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自2013年6月8日起施行。为详细了解《解释
（二）》出台背景和具体内容，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
准确理解适用《解释
（二）》 促进保险业健康稳定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三起保险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7日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解释
（二）》），同时公布王某诉某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保险合同代签名的法律后果），田某、冉某诉某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保险合同解除与保险人拒赔），吴某诉某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等三起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帮助审判人员和社会各界群众准确理解适用《解释
（二）》，以公平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业健康稳定发展。
保险法司法解释：免责条款不说明，无效！
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具体规范保险合同一般规定部分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全文共计21条，自2013年6月8日起施行。
就司法解释规定的保险合同解除与保险人拒赔、“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等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2013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7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3〕1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已于2013年5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6月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5月31日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一般规定部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财产保险中，不同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投保，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在其保险利益范围内依据保险合同主张保险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条 人身保险中，因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导致保险合同无效，投保人主张保险人退还扣减相应手续费后的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
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代为填写的内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存在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相关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四条 保险人接受了投保人提交的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尚未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符合承保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符合承保条件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保险费。
保险人主张不符合承保条件的，应承担举证责任。
第五条 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明知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属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内容。
第六条 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
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了对投保单询问表中所列概括性条款的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概括性条款有具体内容的除外。
第七条 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仍然收取保险费，又依照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八条 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就拒绝赔偿事宜及保险合同存续另行达成一致的情况除外。
第九条 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第十条 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 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第十二条 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第十三条 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
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
第十四条 保险合同中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则认定：
（一）投保单与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以投保单为准。但不一致的情形系经保险人说明并经投保人同意的，以投保人签收的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载明的内容为准；
（二）非格式条款与格式条款不一致的，以非格式条款为准；
（三）保险凭证记载的时间不同的，以形成时间在后的为准；
（四）保险凭证存在手写和打印两种方式的，以双方签字、盖章的手写部分的内容为准。第十五条 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三十日核定期间，应自保险人初次收到索赔请求及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算。
保险人主张扣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扣除期间自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作出的通知到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之日起，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按照通知要求补充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到达保险人之日止。
第十六条 保险人应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
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其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算。
第十七条 保险人在其提供的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中对非保险术语所作的解释符合专业意义，或者虽不符合专业意义，但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人民法院应予认可。第十八条 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火灾事故认定书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除外。
第十九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起诉保险人，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要求第三者承担责任为由抗辩不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财产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就其所受损失从第三者取得赔偿后的不足部分提起诉讼，请求保险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依法受理。
第二十条 保险公司依法设立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可以作为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第二十一条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第五篇：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2004婚姻法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黄松有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黄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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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记者、各位朋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解释
（二）》），已于2003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并于今天公布，2004年4月1日起施行。下面，我就本解释制定的背景、主要内容和意义等问题，向各位作简要介绍和说明。
一、《解释
（二）》制定过程中的有关情况
2001年4月28日，九届人大第二十一次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婚姻法的决定。新修改的婚姻法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对1980年制定的婚姻法进行了较大修改。它不仅对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而且增设了一些新的制度。在法律作出重大修改的情况下，如何根据立法的本意，正确地将新的法律适用于处理各类婚姻家庭案件，是摆在人民法院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指导下级法院正确适用新婚姻法，我们在新的婚姻法通过不久，便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工作，并于2001年12月正式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以下简称《解释
（一）》）。《解释
（一）》主要是对婚姻法修改后的一些程序性和审判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作出解释。《解释
（一）》的公布，对于正确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审判实践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又组织力量进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解释
（二）》）的调研和起草工作。
由于婚姻法关系到千家万户，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司法为民的要求出发，对《解释
（二）》的起草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2002年，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调研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当年的十大课题之一；2003年，《解释
（二）》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当年必须出台的十项司法解释之一。
由于婚姻法涉及的问题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广大人民群众对《解释
（二）》的起草工作十分关注。在起草过程中，特别是在《解释
（二）》征求意见稿在报纸和网上公布征求意见后，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通过来信、互联网络和各种媒体，为我们的《解释
（二）》征求意见稿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既有人民群众的迫切呼声，也有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既有下级法院法官们的愿望和要求，也有相关部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和支持。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的帮助和支持，使我们倍受鼓舞，为我们起草好这一司法解释增添了信心。
经过近两年的调研和起草工作，特别是在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以后，《解释
（二）》终于出台了。这次出台的司法解释，主要针对审判实践中急需解决的无效婚姻、离婚财产分割、夫妻债权债务等问题作出解释。这些
规定，不仅凝结着起草人员的辛劳，也凝结着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智慧。正是在吸收大家意见的基础上，现在正式公布的《解释
（二）》的稿子，与原来征求意见稿有了很大变化。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司法解释稿吸收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多达数百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解释
（二）》出台后，不是说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都能够找到具体、明确的依据了。审判实践中还存在的其他问题，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中继续加以研究解决。
二、《解释
（二）》规定的主要内容
本次司法解释，除对人民法院审理同居关系、无效婚姻等案件时一些具体操作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外，重点放在夫妻财产的分割及夫妻债权债务问题的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解除同居关系及无效婚姻案件中的有关问题。这次司法解释根据立法本意，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除同居关系案件，除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关系属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以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涉及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纠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解释
（二）》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考虑到“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婚姻法明令禁止的行为，如果当事人提起诉讼要求解除这一同居关系，人民法院当然应当受理，并依法解除同居关系。至于无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的同居关系，因不是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当事人如果起诉仅仅要求解除同居关系，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如果当事人就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这是因为，当事人在同居期间形成的财产关系子女抚养关系，是属于法律保护的民事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给予保护。
无效婚姻制度，是婚姻法修改后新增加的内容。我们在《解释
（一）》中已经作出了许多规定。这次的司法解释根据审判实践的需要，又对一些具体操作性问题作出了相关规定。比如对于人民法院就同一婚姻关系分别受理了请求宣告婚姻无效和请求离婚的不同案件时，应当先对无效婚姻案件进行审理，而离婚案件的审理则应当在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件作出判决后进行。再如，无效婚姻关系当事人死亡后一年内，生存一方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除此之外，《解释
（二）》对无效婚姻的其他一系列规定，对于规范无效婚姻诉讼也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关于彩礼应否返还的问题。我们深入各地调研时发现，结婚前给付彩礼的习俗在我国许多地区还相当普遍。彩礼，有的地方也称为聘礼、纳彩等。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当事人条件的差异等因素，彩礼的数额也不尽相同。在广大农村及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许多家庭为了给付彩礼而全家债台高筑，负担较重。这次司法解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群众意见最多、最集中的，就是对这个问题应当如何规定。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男女双方结婚应当以爱情为基础，不主张也不支持结婚以给付彩礼为条件。但是鉴于现在我国许多农村地区给付彩礼的情况较为普遍，如果对彩礼问题完全不管，可能会使一些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根据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情况，我们在《解释
（二）》第十条中规定了可以要求返还彩礼的几种情形：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解释中规定的第二和第三两项，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尽管作出了上述规定，我们依然呼吁广大青年和他们的家长们，要大胆破除给付彩礼的旧风俗，树立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新风尚，使我们的婚姻关系能够建立在幸福美满的爱情基础之上。
（三）关于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知识产权的财产性收益等款项的认定问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新出现的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等款项，在离婚分割财产时应当如何认定？是认定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认定为个人财产？按照这次司法解释的规定，这些款项及费用，如果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或者应得的部分，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除此之外，则应当认定为个人财产。另外，知识产权取得后，因知识产权权利本身的取得与财产性收益的实现并不同步，判断财产性收益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很难掌握。针对这一情况，这次司法解释作出规定，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四）关于房屋价值及归属问题双方达不成协议时如何处理的问题。目前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对房屋问题的争议，多集中在带有福利政策性质的房改房上。随着国家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行，当事人购买原来分给职工的房屋的情况已经十分普遍。由于当事人购买此类房屋时享受了国家规定的福利政策，所花费的购房费用远远低于同类房屋的市场价格。离婚时，双方对这类房屋的价值及归属问题如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房屋的价值并解决房屋的归属呢？为解决这一问题，这次司法解释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了明确规定：一是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应当按照市场价格对房屋作出评估，不宜以当初购房时的房款为依据，取得房屋一方给对方相对应的补偿；二是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归自己的，如果双方同意，可以由双方竞价取得，未得到房屋的，可以获得相对应的补偿；三是双方都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房屋进行拍卖，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
（五）关于夫妻间债权债务处理问题的规定。审理离婚案件时，对夫妻债权债务问题的处理，是困扰法官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难点，这次司法解释作出了一系列规定。例如，对于一方婚前以个人名义所欠外债，原则上应当认定为个人债务，债权人向其配偶主张权利的，除非债权人能够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再如，对于一方以个人名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债务，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偿还。《解释
（二）》之所以要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婚姻法对这个问题的立法本意是：既要保护夫妻的共同财产，也要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既要保护夫妻的共同利益，也要维护男女双方的个人利益。
除上述内容外，《解释
（二）》还在协议离婚分割财产、军人离婚分割财产、夫妻分割企业中的财产、离婚诉讼保全、亲属财产赠与等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
三、《解释
（二）》出台的意义
婚姻法是一部涉及千家万户的法律，社会覆盖面极广。这次《解释二》的出台，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正确、合法、及时解决婚姻家庭纠纷，稳定婚姻家庭、保护儿童和妇女以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次《解释二》的出台，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各类诉讼案件总件数中，民事案件所占的比
例接近90％。而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所占比例相当之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如果当事人因婚姻家庭问题发生纠纷不能得到及时合法和妥善的解决，其后果不仅仅是婚姻的破裂，家庭的解体，而且影响到公民的工作和生活，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次《解释二》的出台，实际是将司法为民的思想转化为司法便民、司法利民的具体措施，是“三个代表”思想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它对于促使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和谐稳定，促进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这次《解释
（二）》的出台，有利于正确、及时、合法解决婚姻家庭纠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下，人民法院审理的大量婚姻家庭案件，也不断出现新的类型，即使是传统的婚姻案件也不断出现新的特点。在这一新的社会条件下，如何贯彻落实新婚姻法的精神，解决现实的婚姻家庭纠纷，是摆在人民法院面前的重要任务。由于这次《解释
（二）》是根据已经发生变化的我国婚姻家庭的现实制定的，能够合法有效地解决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例如，根据我国民营企业不断发展、个人拥有公司股票、股份的现实，这次司法解释就作出了夫妻离婚时如何处理企业财产、股票和股份的规定；根据房改的精神，我们对如何认定房屋的价值，如何解决房屋的归属作出了具体规定；根据中国目前的国情，我们作出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返还彩礼的规定。在《解释
（二）》正式实施后，将给人民法院正确、合法、及时解决婚姻家庭纠纷提供更加统一、明确的依据，有利于法制的统一，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再次，这次《解释
（二）》的出台，有利于维护儿童和妇女的合法权益。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维护弱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维护儿童和妇女的合法权益，是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因此，我国婚姻法明确把对子女及女方合法权益的维护作为一项重要原则。我们这次制定司法解释时，也比较注意贯彻落实这一原则。比如在分割夫妻财产时，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妇女往往在经济上不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家庭财产的经营管理等介入不多，而在家务劳动、照顾老人及孩子等方面付出较多等情况，在财产处理时都注重对女方权益的保护。再如，在涉及军人离婚财产分割问题时，我们在考虑军人财产的特殊性的同时，对妇女的合法权益也给予了充分的考虑。我们的这一做法，不仅得到军队同志的支持，也得到全国妇联同志的支持。我相信，《解释
（二）》正式实施后，儿童和妇女的合法权益将会得到有效的维护。
谢谢大家！
200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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