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农业改革

第一篇：国家农业改革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2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14年农业农村工作，研究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举措，部署明年和今后一段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开好这次会议，做好明年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实现粮食产量“十一连增”、农民增收“十一连快”，农村民生改善取得重大进展，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为做好全局工作提供了支撑、增添了底气。

会议强调，随着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实现集约发展、可持续发展。

会议指出，挖掘农民这个最大群体的消费潜力，可以更好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有巨大新增投资需求，用好这个空间，可以更好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可以形成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会议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坚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一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二是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引导和规范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避免“非粮化”“非农化”。三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农业。四是加大农业政策和资金投入力度。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创新农业投融资机制，健全金融支农制度。五是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会议要求，发挥好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辐射带动作用。着力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引导城市现代生产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积极稳妥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

会议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激发农民的创造、创新、创业活力，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要加强对“三农”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造就一支过硬的“三农”干部队伍，不断提升“三农”工作水平。

会议指出，要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努力完成明年农村改革发展各项任务。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不断增强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讨论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扶贫办负责人作大会交流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中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等出席会议。新闻资料： “三个一亿人”

2014年3月，李克强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讲到了“三个一亿人”：第一个“一亿人”是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第二个“一亿人”是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第三个“一亿人”是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第二篇：农业改革---李学鹏

中国农业改革思路

“三农”问题在中国已越来越重要，因为这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实现，关系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能否完成。

从包产到户到今天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果有目共睹，中国农民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温饱，到二十世纪末达到整体小康，但是在现代农业大发展的今天，小农经营能否带领中国农民奔小康？中国的土地制度还要不要改？改成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这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是“两低”，“两难”。两低是指农民收入低和农业效益低，两难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和农民增收难。中国农业一直遵循着传统的生产方式，机械化很低，也只有在东北这种商品农业种植区，其机械化程度略高，加上本身生产规模小，农产品整体价格不高，人工费用，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攀升，农民效益很低。农业结构调整不力，农民增收渠道少，基本上是弱质农业。小农生产过分的牵制了劳动力，使得农民增收渠道有限。

小农正在走向破产，中国农业何去何从？要增加农民收入，就要减少农民数量，按照现有农业生产率和考虑未来机械化普及程度，中国按有一亿两千万公顷耕地计算，一亿农民即可经营，而剩余的大约五亿农民将何去何从？现状是中国小城镇吸引力不够，而大城市问题突出，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未来大城市会提高外来人口的准入门槛。所以，不仅仅是农业的发展而且也是中国实现城镇化的途径。

考虑到以上提到的问题，建议改变包产到户的经营方式，改变目前超小规模的家庭经营状况，走农场经营的道路，具体来说，将全国农村耕地统一回收，按一个行政村或一个乡镇为单位进行登记，然后对外承包，当然，农民承包土地不能用于工业建厂和建房，必须用于农业经营或者严格来讲就是粮食生产，因为我们必须在改变经营方式的同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当然更不能改变土地的所有制形式，避免“新型地主”和土地垄断的出现，既然实行的是大规模的生产，就要引进机械，这是国家应建立相应的财政补贴制度（种粮补贴和农机补贴）和扶持政策，适时适当的 提高粮食价格，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选择去继续经营土地，即接受农场主的雇佣，也可以选择外出打工。当然上面提到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所以应该大立兴办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这类企业以对口服务本区域为渠道，简明讲就是农资生产企业，农产品加工业，物流公司（粮食，加工类农产品的外运）等，这类企业主要是根据本地需要而建立的，成本低，市场大。同时要建立农资代理，人才市场以及咨询机构，建立培训机构，完善网络信息传输和交流平台，逐步开放农村金融市场。

农业发展的关键其实就是打破土地束缚劳动力的现状，上面提到的农场经营其实类似于东汉的田庄经营，不过两者在土地所有制形式上有本质区别。如果上述目标能够实现，那么农村剩余劳动力便转化为产业工人，接着便是小城镇的崛起，而中国又在农业变革的过程中稳步推进了城市化。

第三篇：俄罗斯与东欧各国农业改革的比较分析

俄罗斯与东欧各国农业改革的比较分析

李典军

【专题名称】农业经济

【专 题 号】F2

【复印期号】2000年02期

【原文出处】《东欧中亚研究》(京)1999年05期第58～63页

【作者简介】李典军，1959年5月7日生，经济学硕士。现为武汉市汉南区委区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武汉 430090）

【内容提要】 剧变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各国都对农业进行了改革，但其结局却有着较大差距。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各国改革目标、方式、思路选择的不同和面临环境的差异。它告诉我们，注重提高农民收入、尊重农民意愿和遵循世界农业变革的规律，应当成为农业改革的重要选择。

【关 键 词】俄罗斯/农业/土地产权关系/土地私有化/土地改革

1989年后，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相继发生了政治剧变，为了适应政治体制的转轨，各国都对农业进行了改革。有的国家改革进展较为顺利，取得了较好成效，支撑了其他变革的需要；有的国家改革困难重重，加剧了农业危机，恶化了国民经济。分析和比较俄罗斯与东欧各国农业改革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农业的发展道路不无裨益。

一 俄罗斯与东欧各国农业改革的主体内容

（一）变革土地产权关系，推进土地私有化。最早确立土地私有化的是波兰。1989年下半年上台的团结工会政府就确立了土地私有化方针，对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实行私有化。这与波兰农业的发展道路有很大关系。剧变前的波兰一直以私人农场和个体农户为主，无论土地面积或农产品产量均占全国的70%～80%。

其次是匈牙利。它在1990年9月即已开始了土地私有化进程。为了处理国有资产，专门成立了“国有资产代办局”，授权负责实施大、中、小型的农业企业私有化。为了保障土地私有化的推进，匈牙利先后颁布了3部《补偿法》。这些法律具体地规定了对于在1939年3月至1989年10月期间，被没收、被损坏或由于政治原因被剥夺的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进行补偿的办法。

随后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于1991年4 月公布了《农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法》，此法和1992年公布的修改和补充法，规定其公民可以按照1946年时拥有的土地恢复其私有权，并且规定土地所有者的子女有继承权。

原民主德国的土地私有化是在两德统一后进行的。1990年夏，德国公布了《农业调整法》，该法对私有制的重新实现、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的土地和财产进行分配奠定了基础。在托管局的控制下，实现了对国营农场130万公顷国有土地和对77万公顷林地的私有化和租赁。由托管局下属的土地使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负责东部的农业私有制改造工作。俄罗斯对土地关系进行了激进的改革。1991年4月25日，俄联邦议会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作为一个纲领性文件，它为“根本改革俄罗斯联邦土地关系、保护土地所有者、土地占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权利，组织合理使用土地资源，提供了法律保障”。1991年12月27日，叶利钦总统签发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实施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命令，标志着土地私有化的全面推行。它确立土地改革的基点是重新调整土地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单一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农村经济结构。联邦土地改革法规定了土改工作的指导原

则、组织领导机构以及提供给农民和企业地段的条件和方式，还规定了土地分配的操作程序。

（二）变革农村所有制，改组集体农庄、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波兰1990年7月新建了所有制改造部，全权负责城乡私有化事宜。1990年7月，波议会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法》，1991年4月，议会通过了法律，决定取消一切国营农场，允许原来的农场工人将其变成私人农场。1992年4月，农村各地区建立了农村所有制改造分部，其任务是把国营农场改造成私人农场。合作社的改造经历了一个反复。1990年，波成立全国合作社管理总局，是全波合作社的管理中心。1990年下半年到1991年，波所有政治力量都认为合作社是旧政权的基础，主张取消一切合作社，于是政府依照法律取消合作社，改组总局及合作社的一切领导机构，当时即有1700个合作社被取消。但全国合作社总局认为，1990年通过的此项法律违反宪法，并通过宪法法庭状告政府，结果总局胜诉。1990年颁布的有关法令被宣布为非法，到1992年，政府重新颁布了有关合作社法律，重新建起管理总局。波的反合作社活动宣告失败。

1990年下半年，捷克开始对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进行私有制改造，将其变成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自愿结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的农业合作社或股份公司，使其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进入市场。目前，捷克农村已形成个体农民、新的农业合作社、农业股份公司、承包或租赁原国营农场等4种组织形式。

1991年，匈牙利开始国营农场的转型，对104 个农场实行部分私有化，将4个农场转变为股份合作公司。为了促进优质高产的动植物品种的生产，国家保留了19个农场50%的股份，5个农场25%的股份。匈牙利的农业合作社曾在欧洲具有较大影响。在转轨过程中，1992年1月，匈牙利国会批准了两部与合作社及其转型有关的法律。根据这两部法律，合作社必须在1年之内对以下3种转型方向作出抉择：（1）把合作社改造成可以向合作社以外售股的股份公司；（2）在合作社成员内分配财产；（3）可以保留合作社，但必须以所有者间的合作取代原来的雇员间合作。合作社的活动，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外，还可以扩展到其他产业。这两部法律还规定了合作转型的具体步骤，如合作社成员间的财产分配办法，建立土地补偿银行、土地拍卖办法以及转型的日程表等。目前，大多数合作社采用与个人签订土地租约的办法经营耕地，合同期最短为5年，一般为10年以上。分得土地的个人均愿将土地交由合作社管理经营，包括一些城里得到土地赔偿的土地所有者，也愿意与合作社签约，交合作社经营，以便从中获得红利。匈牙利对土地转作他用的，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在合作社的转型过程中，其领导体制的设置也有所变化。目前，有些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负责制定发展战略，选举管理机构成员，听取管理机构报告，监督管理机构经营。合作社管理机构为管理委员会，负责经营、人事、行管、接受新社员、签订土地租约等所有日常工作。合作社设社长1人，总会计师1人，以及其他单位的经营负责人，不设副社长。

原民主德国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是通过所有制关系的重组和土地私有化实现的，原民主德国时期的4530个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和580个国营农场已变成了约3万个各种形式的农牧业生产单位，主要形式是农民家庭企业、农业联合体、农业股份公司等。

俄罗斯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改组，是根据联邦政府《关于改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度的决议》，联邦农业部关于《改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议》来组织实现的，它要求在1993年1月1日前完成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改组并重新登记工作。到1992年年底，俄罗斯有近一半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完成了改组工作，在1.06万个经过重新登记的企业中，有1300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维持原体制不变，有3000个集体转为股份公司，3800个改为有限农业公司，600个改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2.73万户退出企业组建了农户农场。根据联邦《农户农场法》，到1996年7月，俄罗斯还在农村中建立了28.1万个私人农场。

（三）变革农产品价格体制，加速市场化进程。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在剧变前即已开始了

不断放开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补贴的变革，但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政治体制变化后，各国都加速了市场化进程，有的还实行了“休克疗法”，全部取消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放开所有价格的管理与控制。而随着“休克疗法”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消极后果，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这种改革较具代表性的有波兰、匈牙利和俄罗斯。

1990年1月，波兰开始全面实行“休克疗法”，全部取消了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放开了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价格的管理与控制，尽管计划中包括有严格控制政府开支、硬性控制工资、减少投资、控制货币发行等内容，但未能阻止随后几年严重通货膨胀的发生，导致生产下降，失业增加，财政赤字与日俱增，居民收入降低，债务负担沉重。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农业投资下降，化肥施用量和植物保护剂用量减少，农村结构恶化。因而波兰从1996年开始对其进行了调整。

匈牙利农产品价格体制的变革不同于其他各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价格体制的改革仍沿着原定思路继续进行。1991年，政府管理物价品种的范围由1988年的50%下降到10%，到1992年，政府管理的价格仅限于能源、房租、运输、饮用水及药品。所有的农产品及食品的价格已全部放开。在价格放开的同时，对补贴办法也作了相应调整。对化肥投入的补贴从1989年开始逐步减少，并于1991年中止。对奶牛、肉牛、绵羊生产者的补贴从1989年开始减少，并于1991年中止。修建粮库的投资补贴也于1990年改成税利津贴，但对农业灌溉工程和农用公路建设的投资补贴仍然保留。出口补贴也由1988年的每出口1 福林价格的商品补贴0.46福林，缩减为1990年的补贴0.33福林。用于农产品和食品工业的补贴，由1988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9.3%下降到1992年的1.9%。1993年年初，为了使农业的行政管理与欧共体更加协调一致，匈牙利国会通过了一项新法律，通过实行最低保护价、生产配额集中管理、出口投标等办法，来确保食品市场的稳定。其中直接干预的品种有玉米、小麦、牛奶、猪肉和牛肉，间接干预的品种有甜菜、葵花籽和鸡肉，对其他农产品可以不定期地加以干预。

1991年1月，俄罗斯联邦政府开始实施“休克疗法”，放开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全部物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以此刺激生产、繁荣市场。国家对农产品原则上按市场价格收购，取消了收购价格的补贴。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放开，1992年谷物平均收购价格比1991年增长25倍，油菜籽——24倍，肉类——5.5倍，奶类——6.9倍。但是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农产品收购价格虽有很大提高，但农业生产者并没有真正受益，农业生产资料价高而且供应减少，农产品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尤其是畜牧业，1992年仅取消政府补贴一项，就给出售产品的农场造成470亿卢布的损失，其亏损率达11%，虽然畜产品市场零售价格居高不下，但畜产品收购价仅占零售价格的18%～25%，大量赢利流入流通部门。据统计，1991～1996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500倍，而农产品价格仅上涨90倍，从而使整个农业处于亏损境地，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 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农业改革成败得失的比较分析

通过近几年农业的全面改革，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农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原民主德国、匈牙利为代表，它们在1989年前有比较好的农业基础，改革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原民主德国1995年的粮食产量为每公顷6010公斤，每头奶牛年产奶量达到5200公斤，均创历史最高纪录，有些生产指标大大超过了原联邦德国，它的农场结构、农业劳动力结构也得到了合理调整，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农业结构体制已经形成。1995年，匈牙利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均达到了历史较高纪录，占匈牙利全部出口的25%。农业生产内部结构的调整，如农业企业规模的扩大，闻名世界的托考伊葡萄酒等特色产品的增加，在与世界市场接轨过程中，都取得了参预竞争的主动权。成功的农业改革今后将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二是以波兰和捷克为代表，它们的个体农民在改革中表现了较高的生产积极性，在支撑

其他改革和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方面起到了较好作用。以波兰为例，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强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按1984年不变价计算，1990年农业最终产品比1989年下降

4.5%，1991 年比1990年下降1.6%，1991年的农业总产值只比1989年下降1%。而国民经济的总产值1991年比1989年下降了18%～19%，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了33%～40%，建筑业下降25%。农业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个体农户出现了波兰农业史上首次的物质消耗下降，1990年比1989年下降7.1%，1991年比1990年下降6.3%，两年中的农村平均经济效益增长了1.8%。农产品出口有所增加，1990年，农产品与食品工业产品出口额较1989年增长了7.8%，其进出口顺差由1989年的6亿兹罗提上升到120.4 亿兹罗提，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外贸逆差是28亿兹罗提，农产品和食品工业进出口顺差是国民经济外贸顺差的主要支持者；波兰农业经济之所以取得了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更好的效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个体农户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前，已经有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他们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千方百计压缩开支提高经营效益。

三是危机四伏的俄罗斯农业。原苏联戈尔巴乔夫进行农业改革的1986～1990年期间，尽管农业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生产仍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谷物年均产量1.043亿吨，1990年达到1.167亿吨。变革后的俄罗斯农业，生产持续下降，粮食供应紧张，农业危机加剧。1991～1993年，农业总产值下降5%、8%和10%，1994 年下降8 %，1995年下降12%；1996年农产品比上年减少7%～8%，畜产品减少10%～12%；1995年全国借钱进口了54%的粮食，有近50%的食品依靠进口；1991～1995年谷物生产为年平均负增长11.10%。俄罗斯在食品保障方面已从世界的第7位下降到了第40位。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有80%以上的食品为进口货。俄罗斯农业在经历了多年的曲折后未见有复苏的迹象。

以农业管理体制为重点的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农业改革给各国农业带来不同的结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农业改革本身而言，其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改革目标选择的差异。农业改革的目标有三种选择：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国内农副产品供给；平衡工农关系。但俄罗斯的农业改革始终把提高国内农副产品的供给作为首选目标，其次是平衡工农关系，而全面提高农民收入始终未能纳入改革的总体方案之中。另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是保加利亚，其改革的目标带有随机性，这同样导致了农业的缓慢发展。德国对原民主德国的农业变革实行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农民的收入与其他职业的收入同步增长，保证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不同的目标选择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第二，改革方式选择的差异。俄罗斯采用的是强制性一刀切的办法。1991年12月27日，叶利钦签发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实施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的总统令，意味着俄罗斯的农业改革将运用激进的方式强制性地推行。总统令强行要求，在1 年内完成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重新登记和进行改组，并且计划几年内建立几百万个家庭农场，在农村全面实施私有制。俄罗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此举与30年代农业全盘集体化一样，同样是自上而下强制性地改变土地所有制关系，前者是将私有土地变为集体所有或公有，后者是将公有制土地私有化。虽然改革进行了5 年多，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办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原来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只是因总统的命令而不得不改变了名称，土地关系名义上划归私有，而管理体制和产权关系等一些实质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经营机制也没有得到转变。

捷克是采用渐进方式对农业进行变革。要求全国的农业变革必须以自愿结合基础上的渐进方式逐步推进，注重保持经济平衡和社会的稳定。原民主德国实行的仍然是土地的私有化，但在组织形式上不强求，没有搞一刀切，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它准许一部分人以自然人的形式进行经营，但更多的是变为法人资格经营的注册合作社或股份公司。原民主德国的私有化改革没有照搬原联邦德国的模式，而是根据原民主德国的具体情况确定，目前德国东西部的农业企业组织形式并不完全一致。

第三，改革思路的差异。俄罗斯和东欧各国总的思路是恢复私有制，但在如何恢复的具体思路上又互有差异。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局认为公有制是俄罗斯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于是把土地私有制作为农业改革和振兴农业的突破口，并认为，只要实现土地私有制，农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种无视俄罗斯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观念和原苏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也无视当代世界农业通过法律淡化所有权，强化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的总体趋势，而把早已进入历史博物馆的旧俄罗斯农业发展模式作为解决当代俄罗斯农业的灵丹妙药，并把这种倒退的政策作为“改革”的主体思路，这就注定了俄罗斯农业发展必然失败。东欧各国农民对土地的情结不同于俄罗斯，但各国又没有把土地的绝对私有化作为农业变革的首选目标，而是根据农民自愿的要求，在确定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更多地采用现代发达国家强化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运用股份制建立农业企业和发展农业合作社。原民主德国的一些农业股份公司，均由原来的国营农场和合作社转化而来，其土地并没有私有化到个人，而采用以股份形式入股，它的领导人也是原合作社的领导者。捷克新合作社也由原合作社转化而来，人们本着自愿的原则，以土地、资产、动产或不动产入股，然后根据股份或效益进行工资分配。其国营农场私有化后组建为新的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极少数的国营农场为私人租赁。匈牙利在法律上保障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并明确规定，允许合作社和股份公司等多种农业企业经营形式并存。

第四，改革面临环境的差异。俄罗斯农业变革和农业发展曾面临历史上最艰难的外部环境。剧变后的经济危机打破了所有世界纪录，工业生产下降了50%以上，农业的变革和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用于农业的预算拨款逐年下降，供应给农业的农机、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不断减少，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步扩大，5 年来从农业部门剥夺了约360亿美元。这样一种外部环境不可能保障农业变革的顺利进行。东欧其他各国的环境要优于俄罗斯。原民主德国在农业变革中得到了全德大量的援助，1991～1995年的5年中，德国政府向原民主德国农业提供了172亿马克的援助，并在欧共体的农产品市场上为其创造了较为便利的条件，这为原民主德国农业变革的有效进行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三 启 示

从俄罗斯与东欧各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农业改革的目标选择必须把提高农民收入放在首位。俄罗斯的农业改革没有把农民收入的提高纳入改革的总体方案，始终坚持把追求国内食品的供应作为第一目标，把农业改革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这不能不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当代世界农业发展史表明，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必须保持它的稳定。对农业的改革必须把农民收入的提高作为首选目标。忽视农民生活的改善，为改革而改革的任何一项农村改革都不可能成功。

二是农业改革的思路选择必须把握当代世界农业变革的演进特征。土地关系的重新调整是农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有时甚至把土地改革等同于农业改革。俄罗斯目前的农业改革思路就是如此。但是当代世界的农业改革远不止如此，它以土地改革为基础，除了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外，还需要政府的强力干预，为土地分配中的受益者提供大量的市场、信贷、科技、推广和其他服务，这才能够保证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产品的增加。东欧各国在这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因而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俄罗斯农业改革没有提出这样的思路。原有的农业生产基础被破坏，先进的工艺和科学技术被抛弃。农民在得不到政府的帮助、服务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土地，进入非农部门。当代的农业改革应当是土地重新分配和一整套补充制度变革相结合的土地改革，无视政府涉农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制度的变革，试图依靠单一的土地改革达到解决农业问题的目的，这将是不可能的。

三是农业改革的方式选择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农民是农业改革的主体，尊重农民的意愿，是进行农业改革的前提。俄罗斯是一个大国，疆域辽阔，情况复杂，任何一国成功的模式都不能照搬，而只能够根据自身实际，强调农业管理体制的多元化和农业资源配置的市场

化，尊重农民的自愿选择，不断完善劳动组织形式，才能够使农业走出困境，保持持续发展。

第四篇：当前我国农业改革、开放和发展进入新阶段

当前我国农业改革、开放和发展进入新阶段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

①

一、当前我国农业改革进入新阶段

1.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演化的新趋势：从分强统弱、有分无统，转向以分为基础、强化统一经营，真正实行有分有统、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在“分”这个层次上，以超小规模的纯务农户为基础，衍生出不同类型的兼业农户和不同规模的专业农户。2000年以来，我国兼业农户占农户总量的比重相对稳定。到2009年，全国兼业农户比重为46.3%。其中，以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业户的比重为26.8%，以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户的比重为19.4%。发生显著变化的是纯务农户和专业农户的数量。全国纯务农户的比重从2000年的47.2%下降至2009的37.2%，全国经营耕地规模100亩以上的专业农户从2006年的43万户迅速增加到2012年底的 270多万户。2011年，黑龙江省100亩以上种粮大户发展到6.75万个，经营土地2200多万亩，户均320多亩。2012年，江西省百亩以上种粮大户发展到1.17万户,共承租耕地207.37万亩，户均117多亩。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到2012年底，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在“统”这个层次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成为“统一经营”的重要主体，使得传统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统一经营”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从2000年的不到3万家发展到2011年的11万家，目前从业人员近3000万人，销售收入突破5.7万亿元，提供的农产品及 ① 本报告得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2012（总第七期）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特征》(0052012028－4)资助。在所内学术交流会上，秦富所长、王济民副所长、吴敬学研究员对研究报告初稿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建议。加工制品占农产品市场供应量的1/3，占主要城市“菜篮子”产品供给的2/3以上，出口创汇额占全国农产品出口额的80%以上。龙头企业已经形成了以1253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为核心，1万多家省级龙头企业为骨干，10万多家中小龙头企业为基础的发展格局，产品涵盖种植、畜牧、水产多个领域，经营涉及生产、加工、流通多个环节。目前，以龙头企业为主的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全国40%以上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带动各类生产基地规模占全国农业生产总规模的60%以上，通过合同、合作、股份合作三种较为紧密的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农户的产业化组织占总数的98%以上。截至2012年3月底，全国依法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55万多家，其中最近5年的发展数量相当于之前28年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总量的3.7倍。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覆盖全国91.2%的行政村，实有入社成员4300多万，覆盖全国17.2%的农户，每个合作社平均有近80名成员。根据农业部的专项规划，到2015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覆盖率将从现有的17%提高到45%以上。从各地实践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在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小生产”走向“大市场”，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走向专业化经营。

2.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改革的新趋势：从忽视农业公益性服务，偏向农业经营性服务，转向在发展农业经营性服务的同时，重视发展农业公益性服务，建立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2012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对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培育和支持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2年8月31日通过了关于修改农业技术推广法的决定，明确了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公益性，提出完善公益性服务、社会化服务有机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意见》要求：充分发挥农业公共服务组织的主导作用，全面推进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示范县项目，用3年时间在全国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为农户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着力创新农业生产服务机制。为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中央财政从2009年开始安排专项资金，启动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全国14个省、176个县、815个改革基本到位的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启动条件建设试点，实现了多年来中央基本建设投资支持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建设的突破。到2013年底，中央财政投资乡镇农技机构建设将实现全覆盖。

3.农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新动向：在中央层面，通过建立多种涉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等国务院专门委员会，加强农口行政管理部门的合作协调；在地方层面，重庆、广东等地进行了“大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在完善和改革农业管理体制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中央政府加强了农业多部门管理的合作和协调。2004年成立的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斗争部际协调小组，近年来继续在全国农资打假中发挥统一领导作用。为 应对农业转基因技术研究发展的新形势，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2007年底建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为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切实加强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领导，2010年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在地方层面，出现了进行“大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行农业大部制的典型。重庆市积极探索“大农业”的行政管理体制，在2008年将原农业局、农机局、农办与农综办合并，成立重庆市农委。广东推广顺德的“大部制”经验，在全省29个县（市、区）完成大部门体制改革试点的基础上，2012年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2013年将在全省推广“大部制”改革，按照宏观决策权上移、微观管理权下移的原则，行政决策、执行、监管三分制的要求，加强对农业、林业、渔业、畜牧等农业领域工作的统一管理，组建“大农业”管理部门。

4.国家农业政策改革趋势及新内涵：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加大支农、惠农、强农政策的力度。农业政策目标体系基本形成，农业政策手段的多样化和综合运用趋于成熟，农村扶贫政策得到优化。在国家农业政策取向上，坚持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多予”，就是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完善和落实农业补贴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扶贫开发政策、生态建设投入政策，尽力向农民、农业和农村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少取”，就是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放活”，就是搞活农村经营机制，消除体制束缚和政策障碍，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激发农民自主创业增收的积极性。在国家农业政策目标设计上，农业政策的多元目标体系趋于完善。《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不仅明确提出了到2015年全国农业的增产、增 收、增效目标，而且对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国家农业政策手段设计上，注重经济手段、科技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突出经济手段的运用，加大农业财政投入、补贴和奖励的力度，调动农业主产区地方政府和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加强科技手段的运用，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改善行政手段的运用，推行绩效管理，提高农业行政效能；重视农业立法和综合执法手段的运用，推进农业法制建设，提高农业法治水平。在农村扶贫政策上，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行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把扶贫开发作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二、当前我国农业开放进入新阶段

1.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新趋势：贸易总量和逆差的快速增长伴随着贸易结构升级。加入WTO以来，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增长迅速，2004年我国农产品贸易由上年顺差25亿美元转变为逆差46.4亿美元，标志着我国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2007年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保持双增长的格局，但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556.2亿美元，在2007年的水平上翻了一番，与2010年同比增长27.6%。其中，出口60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0%；进口948.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为341.2亿美元，同比扩大47.4%，是2007年40.8亿美元的8.4倍。2011年，农产品出口第一大省山东省农产品出口153.7亿美元，同比增长21%；农产品进口185.9亿美元，同比增长50.4%，均创历史新高，进口首次超过了出口，出现历史上的首个贸 易“逆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2011年的报告称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2012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和逆差继续增长，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757.7亿美元，同比增长12.9%；农产品贸易逆差为491.9亿美元，同比扩大44.2%。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持续较快增长, 自2005年起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紧随美国和欧盟之后，位居世界第三，表明我国不再仅仅是农产品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而且已经成为农产品贸易大国。从我国农产品贸易结构看,近年来农产品进口以土地密集型的产品为主，大规模增加进口大豆以替代进口豆油；出口以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出口产品中水果制品、果酱、茶及水产品中的鱼类加工制成品的比重逐年上升，农产品出口贸易沿着垂直产业链向实现农产品升值增效的方向发展。

2.农业资本跨境流动的新趋势：在继续重视农业利用外资的同时，开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在农业引进外资方面，到2011年末,农、林、牧、渔业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数6993户，比2007年增加了998户；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为375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143亿美元，注册资本为233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86亿美元，其中外方资本202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84亿美元。除了外商企业投资，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资金开展减贫与农业综合开发，已成为山西、湖南、安徽、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农村贫困地区反贫困和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1995～2010年，全国在扶贫领域直接引进利用外资接近14亿美元。在农业对外投资方面，2011年我国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8亿美元，截至2011年末，我国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4.2亿美元。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呈现5个特征：一是投 资主体多元化，从以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中国水产集团总公司和中牧集团等大型国有农业企业为主，向民营企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发展。浙江农民外出开发农业的足迹已遍布乌拉圭、俄罗斯、巴西、美国、日本、韩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二是农业对外投资区域日趋广泛，在俄罗斯、东南亚、中亚和拉美等地区先后建设了粮食、大豆等生产基地和天然橡胶、油棕、剑麻、木薯等稀缺资源开发基地。三是农业对外投资领域覆盖面扩大。投资领域涉及粮食与蔬菜种植、畜禽养殖、森林砍伐、农产品加工、渔业养殖及远洋渔业捕捞等。四是投资形式多样化。农业企业以独资、合资或参股等多种形式租赁土地种植、购买捕捞许可证、建立生产和加工基地、农业资源开发、农产品贸易等在境外从事农业开发与合作。五是农业对外投资发展不均衡。目前，河南、江西等内陆省份“走出去”的步伐相对落后, 而黑龙江、浙江等沿边沿海省份的农业“走出去”的势头良好。

三、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发展的阶段演进

1．第一个阶段：1978-1996年。这个时期的农业发展以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长期短缺为背景，以解决人口大国的温饱问题和提高人民的食物营养水平为基本目标。通过持续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广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我国粮食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和释放。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改革初期的3亿吨相继迈上4亿吨和5亿吨两个台阶。谷物产量从1992年开始稳居世界第1位，肉类产量从世界第3位上升为第1位，甘蔗产量从世界第7位上升到第3位，水果产量从世界第9位跃居世界第1位。人均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18.7公斤增至1996年的414.4公斤，人均猪牛羊肉产量从1978年的9.1公斤增至1996年的人均33.3公斤。棉花、油料、糖料、茶叶、水果、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的人均产量分别从 1978年的2.3公斤、5.5公斤、24.9公斤、0.3公斤、6.9公斤、4.9公斤，增至1996年的3.5公斤、18.2公斤、68.7公斤、0.5公斤、38.2公斤、23.1公斤，农产品供给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终结了我国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并且使得城乡居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2.第二个阶段：1997-2007年。这个时期农业发展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农产品连年丰收后，出现全国性的销售不畅和积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向扩大。农业加入WTO后特别是在2004年过渡期结束后，市场对外开放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从应对入世和促进新阶段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出发，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坚持市场导向、尊重农民意愿、突出重点、以质取胜、产业整体开发、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建立农业的区域比较优势，扩大优质农产品生产的比重，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这一时期，通过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实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加强农业发展的科技支撑，积极发展以“公司加农户”为主要组织方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行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农业生产布局优化方面，到2007年，粮食作物九大优势产业带和经济作物优势区域基本形成，水稻、小麦、玉米、大豆集中度分别达到98%、80%、70%和59%，棉花、甘蔗、苹果、柑橘集中度分别达到99.9%、63%、50.7%和54%。在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方面，到2007年，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粮食品种优质化率分别达到72.3%、61.6%、47.1%、70.3%，苹果、柑橘优质化率提高到55%和50%；牛肉、羊肉的优质化率分别达到35%、30%。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稳步发展，规模逐年扩大。在农业结构升级方面，主要农产 品加工转化率由1997年的不到30% 提高到2007年的45%以上。在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方面，“九五”时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5%，比“八五”高出10个百分点，2007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约48%。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2004-2007年, 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7.5％,走出了1997-2003年均增长4.6%，连年在低位徘徊的局面。2007年农民纯收入增速达9.5％，达到这个时期的最高点。3.第三个阶段：2008-2020年。这个时期农业发展的背景是: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已从“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转变为“总量紧平衡、结构性短缺”，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加快农业“引进来”和“走出去”步伐的机遇与风险并存。农民收入增长虽然走出了低位徘徊，但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自2002年以来连续11年保持在3倍以上。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到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08年以来，通过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方略，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积极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农业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一，全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持连年增产的态势。2008-2012年,我国将稻谷、小麦、玉米的自给率保持在不低于98%的水平上，同期实现了其它重要农产品的供求平衡。其二，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2010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速连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8年的3.36：1回落到2012年的3.10:1。其三，农业现代化进程有了重大突破。到2012年，全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比例、农业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实现程度、养殖业规模化比重、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农业 产业化组织带动农业生产基地规模占全国农业生产总规模的比重、以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衡量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值均超过50%。

（参考文献略）

课题主持人、执笔人：朱晓峰

第五篇：抓住农业改革历史机遇发展道地中药材种植产业

抓住农业改革历史机遇 发展道地中药材种植产业

发展中华民族医药产业，道地药材产业化势在必行。

中药材产业是我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和中药产业的精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是加速了中药产业国际化的进程。怎么才能在新形势下让我们的中医药产业再次领航于世界？道地药材产业化的发展是根本，只有实现“药材好”才能做到“药才好”。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的基础行业。进入新世纪中国农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旧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小农生产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农业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同时小农经营者没有足够的的实力和资源参与到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来，所以导致农民在参与农业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出现和市场的严重脱节。

中药材种植产业化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正是由于小农经济模式的存在，导致中药材种植产业很难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出现了药农不了解市场需求，没有销售渠道，没有市场信息，出现跟风盲目种植，以至于出现药农种什么赔什么的怪象。也是由于小农经济模式的局限性使中药材出现硫熏、重金属超标、农药超标等现象，影响了我国中药材走向国际化的进程。

今天我国农业正进行着一场改革，这个改革可以称之为“第三次土地革命”，也就是这个改革为我国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这个改革为实现我国道地中药材种植产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条件。随着这次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农业出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个新型经济主体，正是由于这两个新型经济主体的出现为道地中药材种植产业化提供了发展平台。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济南正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过长达五年的探索和总结得出了公司+合作社的新型农业产业经济模式。这个模式主要的优点有三点；

1、通过公司+合作社的平台整合了农村的土地资源，解放了劳动力，降低了管理成本。

2、通过公司的平台整合了农业服务资源，可以实现农资、农业技术指导等农业服务性资源直接和合作社对接，减少了各种中间环节，降低了合作社基地的管理成本投资，增加社员收益。

3、通过公司+合作社的平台可以实现中药材种植基地直接和原材料需求企业的结合，减少了原材料从基地到企业的中间环节，在降低了企业的原材料采购成本的同时，使原材料的质量和品质更加有保证，也是实现“药材好”才能做到“药才好”的关节环节。更是实现了原材料需求企业不用投资承包土地和基地管理的情况下让企业拥有了自己的原材料基地。也让企业的社会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造福了一方百姓。

二十一世纪中国农业发展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已经到来，实现中国中医药产业实现国际化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济南正丰农业诚邀有志于为实现中国中医药产业和道地中药材种植产业国际化的所有个人、企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共同创造中国中医药产业的再次辉煌！

济南正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跃忠

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