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猪崽”与“折现金”：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与政策模拟研究

第一篇：送猪崽”与“折现金”：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与政策模拟研究

送猪崽”与“折现金”：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与政策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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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志平，男，河北涉县人，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0 人大复印：《农业经济研究》2017 年 06 期

原发期刊：《财经研究》2017 年第 20174 期 第 68-81 页

关键词： 产业扶贫路径/ 系统动力学模型/ 政策模拟/ 技术进步

path to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dynamic model/ policy simulation/ technology progress/ 摘要：产业扶贫旨在将贫困户的生产活动纳入社会产业大循环，因此其一直是全世界扶贫工作的重要方式和主要目标之一。我国产业精准扶贫出现了两条新路径：一是GTP路径，即向贫困户送猪崽、鸡苗和良种等资本，直接将贫困户的生产纳入当地的产业体系；二是GSP路径，即将扶贫资金折合现金并由贫困户自己决定投资项目和选择产业。文章构建了包括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微观主体行为模型以及基于农村公平和效率的农村福利模型，分别研究了这两条新路径上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的动态演变过程，然后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了政策模拟，拟探索出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最优路径及其政策支持空间。结果显示：在第3～4年的时间内，GSP路径要优于GTP，但是超过4年，GTP路径上的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就会累进性超过GSP。而且，在GTP路径上的时间越长，扶贫效果就越好。在中长期，提高贫困户的技术水平，增加贫困户的初始资本额是进一步提高GTP路径上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水平的重要环节。文章的结论对于提高我国精准扶贫的理论自信，进一步完善我国产业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7)04-0068-14 DOI：10.16538/j.cnki.jfe.2017.04.006 产业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的核心(汪三贵，2015)。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19亿人降至2015年的8.36亿人，其中有6亿多是中国贡献的。该过程中依靠市场活力强的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来带动市场弱势的贫困户进入当地优势产业的产业扶贫功不可没。然而，这种“大水满贯”式产业扶贫经常出现扶贫瞄准“失靶”、扶贫资源跑冒滴漏，甚至被精英俘获等问题，扶贫绩效难以持续提高。2013年后，作为中国扶贫经验的更新版，精准扶贫战略强调“贵在精准”，产业扶贫逐步升级为直接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产业精准扶贫”。政策初衷是希望通过扶贫资源精准“到村入户”，由贫困户自己来形成“+”号，与传统的合作社+、基地+等“+”号一起，将生产活动对接到当地产业中去，以解决扶贫对象“失靶”以及扶贫资源使用低效等问题。比如，不少地区要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60%以上用于产业扶贫，其中70%以上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弱势的贫困户又是如何将自己的生产活动对接到社会大生产中呢？目前出现了两种被寄予厚望的新路径。一是GTP路径①，被形象称之为“送猪崽”，即向贫困户送猪崽、羊羔、鸡苗和良种等资本，直接将贫困户生产纳入当地的产业体系。在各地的《精准扶贫工作手册》等材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二是GSP路径，称之为折现金，即将扶贫资金折成现金并由贫困户自己决定投资项目和选择产业。在资金精准的要求下，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试行办法》中都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用于直接扶持到户的比例”这一要求，直接将扶贫资金精准“到户到村”。

部分理论和国外实践证据显示，GSP路径要优于GTP路径。根据经济学知识，在GSP路径上贫困户的选择空间比GTP大，②其福利水平至少不会比GTP路径低。③这点也得到了实践层面的国际经验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支持。比如，起源于巴西的有条件现金支付转移项目(CCT)，同样是精准、同样是现金，取得了较好的扶贫效果，被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称之为消除贫困的“魔弹”(Adato和Hoddinott，2007；World Bank Group，2016)。

然而，我国广大的扶贫工作者并不认为GSP路径要优于GTP路径。当把GTP和GSP选项放到大部分扶贫帮扶人员面前供他们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几乎同时选择GTP而不是GSP。因此，国外的理论经验与我国的实践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偏离。这种偏离似乎违背了经济学常识。如果不认真分析这种偏离，探求最优的产业精准扶贫路径，很容易引起扶贫实践工作者的困惑和理论纷争，影响我国产业扶贫任务的贯彻实施和小康社会的如期实现。

遗憾的是，针对我国产业精准扶贫路径和机理的研究还不充分。相关文献多集中在比较优势发挥不够(张慧君，2013)，产业精准扶贫中遇到的障碍(凌经球和赵禹骅，2014)、扶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增收困难(陈东平等，2015)，扶贫资金被精英捕获、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稳定性下降(孙兆霞，2015)等，仅有少数文献涉及机理过程，比如，合作扶贫(王碧宁，2016)，建设产业园区扶贫(朱晓云等，2014；巩前文等，2016；王云平和骆邦建，2016)。从贫困户角度展开研究的就更少。鉴于此，为进一步揭示我国产业精准扶贫路径背后的逻辑，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包括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微观主体行为模型，以及基于农村公平和效率的农村福利模型，分别研究两种产业扶贫路径下的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的动态演变过程，然后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政策模拟。文章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尝试分析了我国新出现的两种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路径，为理解我国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的机理、提升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在国际扶贫领域的“理论自信”提供了分析框架；二是通过研究揭示了GTP和GSP路径的作用空间，并给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绩效的政策优先顺序，回应了我国产业扶贫路径的理论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产业扶贫工作的实践困惑；三是研究结论对通过引导贫困户树立产业致富观念、增加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耐心等来完善我国产业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有一定帮助。

二、分析框架与模型建构

(一)分析框架。贫困户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需要首先论证和说明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贫困户的理性程度。一些学者特别强调贫困户的非理性，比如，贫困户中存在的“散、懒、愚”会使其决策有别于一般人，大多坚持“生存第一”的决策理念，采取安于现状、抱残守缺和过度风险规避的决策方式，感性决策居多(Kahneman，2003)，缺乏足够的决策方式去抓住改善自身生活的机会(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2013)，乐贫失能(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2015)等。如果贫困户的理性程度不高，扶贫资源的配置就不可能达到应有的状态。但是，行为和认知科学的研究发现，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与非贫困户相比，贫困户并没有特别严重的系统性的偏差(贺京同等，2007)。在我国，相比国外，贫困户的理性程度可能更高。根据我们的调研资料，贫困户对收入和实惠反应非常强烈，对利益的追逐甚至超过伦理和“面子”，④对知识的学习和应用能力也着实了得。⑤我国贫困户的行为可以近似看做是理性的。可以使用效用最大化理论来描述他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他们会根据自身的禀赋和偏好的跨期时间贴现率来维持预算平衡，并根据一生效用最大化对可支配资源进行消费和投资安排。通过比较不同扶贫路径上贫困户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可以看出贫困户的反应行为和满足程度。

第二，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及其行为方式。为了简化分析，将贫困户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两类：一类是大户(农村中的非贫困户)，另一类是政府部门(除了贫困户和大户之外所有的利益主体，包括扶贫责任人、扶贫工作队、地方政府干部和社会扶贫人士等)。大户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主体。在精准扶贫中，通过贫困户构建的多类“+”号，大户可以与贫困户产生联系，但不直接接受政府扶贫资源(可以通过合作、市场交易等渠道间接获得政府部门的资源)。政府部门则是根据贫困状态和农村福利状态决定扶贫资源的投入规模和方式。贫困户、大户和政府部门三者彼此影响、相互推动，进而形成了产业精准扶贫的微观环境。

第三，产业精准扶贫与农村福利变化。当扶贫资源“进村入户”进入贫困户的生产和生活后，便会改变贫困户和大户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公平和效率两个渠道影响农村社会福利。在传统的产业扶贫中，由于过度强调效率(比如能人带动、合作社牵头和企业+基地等)，通常会拉大农村贫富差距，使得社会福利中公平维度下降，农村的社会福利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在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无论是选择GSP还是GTP都能促进效率提高，也能提高公平，农村社会福利可能提高得更快。而对GSP和GTP路径的选择可能因公平和效率维度的提升程度及其组合关系的不同而出现差异，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之一。第四，相关变量设定。贫困户、大户和政府部门的相关变量分别用下标h、c和g来区分。Q、Y、K、C、A、V分别表示利润、可支配收入、资本、消费、技术、扶贫资源(相应的小写字母表示人均水平)。R为贴现率。假定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和土地等保持不变，贫困户和大户只用资本这一类投入来生产单一产品(扶贫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生产产品的市场价格为1。贫困户的生产受到最小规模的限制（是人均量)，而大户不受此限制。对某贫困户来讲，可以假定政府提供扶贫资源是无限的，但是政府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

(二)贫困户行为分析。

1.贫困户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典型注册立卡的贫困户，其效用最大化行为为：

(1)式表示的是贫困户的效用函数。在贫困户追求效用最大化时，取一个

等较大的数，说明贫困户更着眼于眼前利益(短视，没有耐心)，相反，如果于市场利率R，则说明贫困户像其他人一样关注长期利益，对未来生产和收入的改变有耐心。t=0，1，2，…。(2)式是贫困户的第t期预算约束方程。第一个等号右边的三项分别为贫困户的经营收入(用

表示)、转移性收入(这里只考虑扶贫性转移收入，用

表示)和财产性收入(前期资本积累的利息收入，用表示)。当期收入只用于两项：一是消费，二是财富量或者资本存量的增加(比如，存款、房产、设备、饲料和化肥等)。t期贫困户新增投资为：

＞0是人均最低消费，＞0是边际消费倾向。由于(5)式和(6)式的经济学含义较为直观，仅对(3)式和(4)式进行进一步阐释：(3)式描述了政府分配扶贫资源的情况。在精准扶贫中，政府不能直接分配资源给大户。分配给贫困户的资源包括两项：一项是送猪崽类，比例为α；另一项是现金类，比例为1-α。显然，当α=0，扶贫资金全部以现金形式进入贫困户扶贫卡中，为GSP路径；当α=1就是GTP路径。0＜α＜1，扶贫路径是GSP和GTP路径的组合。如，则贫困户会选择GTP路径，反之亦然。扶贫资源的增长方程为，为初期扶贫资源，γ是扶贫资源的年增长率。(4)式描述的是贫困户的生产行为。假定贫困户生产函数为AK形式。资本投入包括受到生产最低规模()影响下的自有资源

和扶贫资源投入

。在中，λ为贫困户对扶贫资源()进行整合的一个程度系数(下文简称λ为整合系数)。λ=0，表明扶贫项目与贫困户的生产行为完全背离。λ＞0，说明扶贫资源符合贫困户的禀赋条件，可以与贫困户的自有资源进行融合使用。

最小规模限制的说明。θ是大户对贫困户的影响因子，0≤θ≤1。当θ-0，表明大户通过“传帮带”、“+农户”等方式解决了贫困户扩大生产规模、改变生产方式所面临的固定约束(比如，贫困户所面临的交易成本和技术成本等)。θ=1说明贫困户的生产与大户之间没有形成交集。1+

表示政府部门的帮扶形式和力度。由于产业精准扶贫中的“结对”帮扶和责任挂钩机制降低了农户生产中最小投资规模的限制。实际上，给贫困户设定了的具体帮扶责任人和帮扶单位后，政府部门通过随时检查和问责等方式，督促扶贫责任人及其帮扶单位与大户、相关政府部门进行高密度的协调和沟通，提高帮扶投入规模，降低弱势贫困户在扩大生产和进行技术升级过程中原本难以企及的交易成本、技术成本和执行成本等。⑥信息不对称时，在GTP路径上，这些成本会被逐步显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帮扶责任人和帮扶部门有条件、有能力、有实力较快地获得这些信息，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而以低成本降低贫困户的相关成本。与此相对应的是，在GSP路径上，政府部门仅仅给贫困户现金，扶贫干部难以对贫困户的生产行为进行干预，降低了政府部门全程参与扶贫生产全过程的可能性。一旦某些生产环节出问题，例如，疫苗不合格、饲料有污染，单单依靠贫困户自身的力量消除这些问题，都需要数额巨大的启动投资(即较大的最小投资规模)。⑦另外，政府部门送来的羊羔、猪仔，具有更高的合法性。正如农村大部分人所认为的这些羊羔附带政府权力，不全是贫困户自己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大户以各类理由对贫困户生产行为进行的限制。最后，送猪崽等方式的扶贫活动可以提高贫困户参与程度，符合过程公平，而直接给现金方式的扶贫是结果公平，过程公平比结果公平更能提高贫困户脱贫主动性和激发社会力量参与(谭诗斌，2012)。因此，政府行为降低了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的最小启动资金的限制。max函数表示，如果贫困户感到资本增量投入为负，他可以选择不进行生产，尽可能维持现状，其承担的机会成本为。

2.贫困户行为分析。如果大户和政府部门的行为是外生的(后面会放松这个条件)，可将(4)式、(5)式和(6)式代入(2)式得到(8)式，以此来表示贫困户的预算约束条件。即： 这样，根据效用、消费和收入的对应关系，(9)式可以反映出贫困户第t期最大效用的变化，进而显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信息。在这里，如果贫困户长期不能从产业扶贫中获益，(9)式可以简化为：

(10)式显示，短期内，GSP路径可能会优于GTP路径，但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果。如果产业扶贫项目完全失败，贫困户的生存状态(用消费来衡量)就比现金扶贫(不用考虑项目失败风险)要差。即便是在产业扶贫项目成功的情况下，由于产业项目的见效期较长，面临较大的前期投入，还可能产生较大的生产试错成本，加上项目失败的风险较大，可能不会马上高出很多。因此，产业扶贫的初期，GTP路径上的贫困户的福利状况应该低于GSP。但是，如是选择GSP路径，则资本积累较小，未来的收入增长较慢，且难以将贫困户的生产直接捆绑到当地优势产业上，风险等因素也会影响贫困户的自我投资，进而产生“等靠要”思想，即消费完全或者部分依赖于

就我国实践来看，部分贫困户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看不到产业扶贫带来的长期效果，扶贫资源的增加经常表现为消费上的五个多一点(烟多买一点、酒多喝一点、茶买贵一点、牌多打一点和房子好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扶贫绩效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提高。

技术等因素对产业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影响。根据(9)式，形成(11)式、(12)式和(13)式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

在(11)式中，若＞1。由于贫困户的-1＞0，保证

＞0，选择GTP路径，即需要

一般较小，因此需要较大的λ(扶贫资源与贫困户的资源，禀赋相互融合程度高)，GTP路径才是可行的选择。如果能够适当增加贫困户的那么对政府部门送猪崽鸡苗等物质资本的选择λ的空间就较大。反之，就只能选择GSP路径。

根据(12)式和(13)式可知，无论大户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增加产业扶贫的投入规模，总会改善贫困户的生存状况(二阶条件递减)。如果农村各个利益相关者都积极主动参与，扶贫效果就会提高更快。第一是大户因素，θ越小越好；第二是政府因素，λ越大越好。

(三)农村福利分析。

1.大户行为。在农村福利分析中，大户是强势群体，其一举一动都影响贫困户的行为，因此，为了进一步分析他们与贫困户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农村福利的影响，设定大户的最优化行为方式为：

F(θ)表示大户带动贫困户时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或者生产外包给贫困户所带来的资本节省，1/θ是这种变化的资本加成率。该加成率的大小取决于的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大户只需要少许努力就可以与贫困户达成双赢，资本加成率上升，反之，大户需要从事一些与生产无关的沟通和投资，资本加成率就下降。μ为常数。

将(15)式、(16)式代入到(14)式中，得到：

2.贫困户的初始资本增加对贫困户生产和大户生产的影响。在t=0时，大户对贫困户没有多少帮助，政府部门的资源还没有进来，根据(9)式，贫困户的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新界定等方式增加贫困户的初始资本高贫困户克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产权重，则具有明显的水平效应，将有利于提的行动。这是赫尔南多·德·索托(2012)阐述的主要观点。此，即增加贫困户的初时，大户的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始资本，相当于增加了大户参与扶贫的信念，因为他们不必将自有资源填补贫困户的资本短板。这对促进大户对贫困户的支持是比较有利的。

在t＞0时，无论政府部门的资源状况和大户的情况如何，增加贫困户的初始资本，可以通过通过，的途径增加贫困户的生产资本，并的加成比例来增加大户的生产资本，最终增加农村的总产出水平，降低农村的收入差距。

3.农村的社会福利函数。为了粗略刻画农村社会福利函数(SW)，首先要寻找决定社会福利函数形式的社会伦理条件。根据(9)式和(17)式可知，贫困户和大户都偏好于农村总产出(TQ)的增加而不是减少，符合生产的弱帕累托条件。另外，为了更好刻画农村的社会福利函数，增加一条假设：贫困户和大户都是哈蒙德中性者。政府部门的行为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约束条件是贫困人口的福利状态不能过度低于大户的福利状态(在扶贫实践中，约束条件经常表述为“超过当地人均收入水平增加幅度”、“超过70%的可支配收入以上”等)，这个倍数使用ζ来表示。贫困户和大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用PD表示。

农村社会福利函数可以表示为： SW=ψ(PD，TQ)(18)根据前面的分析，PD和TQ可以近似表示为：

(19)式、(20)式和(21)式：

GTP路径和GSP路径上的社会福利的比较。通过比较(19)式和(11)式后可以发现，一旦满足(11)式(即

＞1)，无论从贫困户福利还是从农村福利的角度来看，GTP路径都高于GSP。反之则不然。通过提高

也可以使得

。可见，传统产业扶贫和产业精准扶贫的政策重点存在较大差距，路径选择也是如此。

在(20)式的等号后面的分子上，第二项为负。这样，是否大于零，⑧主要取决于第一项。即使得第一项大于零，即＞1(选择GTP)，可以使得第一项为正，可以缓解农村收入差距问题。反之，＜1(选择GSP)，第一项不一定为正，即现金扶贫可能会拉大农村的收入差距。

根据(19)式、(20)式和(21)式以及可知，虽然产业精准扶贫的投资回报率较长，在GTP的初期，将部分政府部门的资源转移到贫困户的产业上，对农村的总产出和收入差距的下降的作用都比较弱，但是，从中长期角度看，贫困户愿意吃苦、有耐心参与产业生产活动，便会选择GTP路径。此时，(21)式等号右边的第一项大于GSP，第二项也不弱于GSP，所以GTP路径上的贫困户的福利和农村社会福利水平要优于GSP。

进一步讨论。如果产业扶贫选择GTP路径，至少要求

＞1，即增加产业项目与贫困户禀赋资源的整合程度，以及提供贫困户所需的技术进步。结合贫困户初始资本的分析，做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产业扶贫路径GTP优于GSP；二是GTP路径上的政策集，主要取决于后的实证就围绕这两个判断进行。

三、模拟分析

及其组合。随

图1 系统框图

鉴于本文研究任务和系统动力学方法的优势，选择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进行模拟。⑨(一)系统框图和流图。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重点分析两个农村子系统(贫困户子系统和大户子系统)，一个外部冲击(扶贫资金)和一个系统运行结果(农村福利)，详细见图1。当确定了系统框图之和，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画出系统流图(详见图2)。

图2 系统流图⑩

(二)变量定义和参数校正。关键变量的定义、计算方程和参数校正详见表1。(11)1.贫困户子系统部分：(1)α取值。α分别取1和0(代表GSP和GTP两种路径)；(2)贫困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初始资本额。2009-2012年期间，《我国统计年鉴》的农村家庭收入五等分数据中，最低收入组的收入总是小于其消费，而2009年后我国的贫困发生率没有超过20%，所以贫困户的收入和消费情况应该不会比最低收入组情况好。最低收入组显示出入不敷出，即没有投资和资本形成。这与我们在调研中的发现存在差别。实际上，一般贫困户也有一些固定资产，比如，一定数量的住房、牲畜和喷雾器等。这些积累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投资量为正。所以，假定贫困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但小于1(取0.99)。贫困户的初始资本象征性取0.01万元。(3)贫困户的人均收入的初始值取1 116元。根据徐映梅和张提(2016)的估计，我国的贫困缺口率是51.48%，即贫困户的人均纯收入是1 116元/年。2010年后我国的贫困线都是根据2010年的2 300元估计出来的。(4)贫困户的生产技术。贫困户的投资后收益，一般不可能超过大户(0.483)，也肯定高于0(不可能投入资本得不到任何产出)。HD模型中资本产出比约为0.33，在后面模拟中我们尝试了0.11，0.22，0.33，0.483，1，2等多种贫困户生产技术，结果与0.33相似，因此，取0.33和0.483两种进行模拟。(5)整合能力λ。整合能力根据(11)式倒推得到。(6)贫困户面临的最小投入限制响因子θ，设定为远小于政府扶贫资源投入的数。

2.人均扶贫资源。政府部门的扶贫资金是扶贫资源中的主导力量。使用《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2009-2012年四年扶贫资金除以四年贫困人口总数得到。人均扶贫资金按照我国GDP的增长率增长(取6%)。

3.大户子系统部分：使用农村平均水平代替大户的数据。因大户(非贫困户)的人口、收入占农村的绝大部分。大户资本初值取2009-2012年四年农村生产性资本总额的平均；大户技术水平取同期的边际资本产出平均值。大户边际消费倾向取同期边际消费平均值。

4.农村福利部分。相对收入取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大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产值增加率，将典型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数据转化为全国数据。具体是将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人均收入乘以2009-2012年全国贫困人口四年的平均值(1.29亿)和非贫困人口平均值(5.24287亿)。然后再除以2009-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四年平均值0.79166千元乘以农村总人口得到农村总收入，然后令这个收入与我国GDP保持同步增长(年增长率为6%)。

(三)模拟与结果分析。这里，做两个步骤的模拟。模拟时间取15年。第一个步骤，验证判断1，即对比分析GSP和GTP路径的优劣。从图3可知，GSP和GTP路径上人均消费有一个交点，大约在3.5年左右。在这个交点之前，GSP要高于GTP，经过这个点后，则相反。这说明若产业精准扶贫政策只坚持较短的时间(少于三年)，在技术水平为0.33的情况下，资金整合能力λ超过3才可能有贫困户选择GPT路径，这种可能性对政府能力要求较高，GTP上贫困户的消费水平增长有限(将扶贫资源用于生产和投资，当期消费少)，贫困户选择GSP

乘以大户的影方式对贫困户福利也是有利的。但是，超过三四年(3.5年)，GPT的投资形成的资本收益使得消费增加超过GSP。由此可知，在GPT路径初期，贫困户要有耐心，要能够坚持三四年的低水平消费折磨。

GSP和GTP路径上贫困户与大户的相对收入的变化。从图4可知，在起点，GSP路径增加的实际收入和消费多，因此，相对收入的值较高，但是，随后由于投资量跟不上大户的投资量，加上技术水平较低，相对收入的值就一直下降。与此相比，GPT的情况较好，虽然相比大户，相对收入的起点值较低，但是，由于将扶贫资金转化为生产和产业投入，逐步形成了新的收入和消费能力，相对收入的值就开始上升，大约经过10年的时间，大户的高初始投资和技术水平优势开始显示出来，贫困户的相对收入值开始下降。这符合前面的理论分析。

第二个步骤，验证判断2，即模拟和分析政策的作用空间及优先顺序。此处共进行三个方面以及政府投入规模的分析：第一，初始资本

。将贫困户的初始资本从0.1千元增加到1千元(这对应着目前资产收益型扶贫的情况，通过赋予贫困户资产所有权，增加了贫困户的启动资本量)；第二，增加技术进步，能够达到大户的技术水平（=0.483)，这对应着我国农村的社会化服务的水平提高，农村的技术进步有趋同的可能，另外，也侧面反应科技扶贫的重要性；第三，若

＞1，当

取值在0.5以下时，要求贫困户具有超过3的资金整合能力，这反过来也要求政府部门和扶贫责任人送猪崽的时候，要能够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提高贫困户倍增扶贫资金的能力。第四，增加扶贫资金投入。按照8%增长率的计算。虽然当前我国各地的扶贫资金投入都在大幅度增加，部分省市超过30%，但是从全国平均看，能够超过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的增速也是非常高的。

图3 贫困户人均消费变化

图4 相对收入变化

图5 农村总收入的变化

图6 农村总福利的变化

中长期内各类政策相对力度的比较。根据图3至图6，从15年的时间看(甚至更长的时间)，无论是贫困户的福利增长还是农村福利的增长，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最好的产业精准扶贫政策；其次，增加贫困户的初始资本，对农村福利影响大，但是对贫困户的福利影响较小，超过两年的时期，就不如提高贫困户使用的技术所导致的福利水平高。最后，在10年之内，增加扶贫资金增长率或者扶贫资金规模，对贫困户的福利影响要低于技术和初始资本。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将贫困户“捆绑”到当地优势产业中去，分享产业收益，帮助他们踏上社会大生产的第一个阶梯，一直是全世界扶贫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和工作内容之一。我国先前的成功经验是借助市场强势主体构造多种“+”来推进的。但是，这种“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很容易导致扶贫对象“失靶”和扶贫资源流失，不利于进一步提高扶贫绩效。从2013年开始，为了在2020年前使全部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脱贫，我国大力推行扶贫资源精准“入村进户”、依靠贫困户自己来形成产业进而融入当地产业的产业精准扶贫战略。当前，我国的产业精准扶贫路径主要包括两条：一条是送猪崽和羊羔等方式(GTP)，另一条是折现金等方式由贫困户自己选择扶贫产业(GSP)。从经济学常识和国外的CCT项目运行绩效来看，GSP路径要优于GTP路径。因为贫困户可以自由选择扶贫产业，应该得到更多的福利水平，进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福利水平。但是，通过构建基于贫困户和大户的行为模型和使用系统动力学进行政策模拟后发现，在同时使用、等政策条件下，尤其是当扶贫是“一把手”工程后，“挂钩”的帮扶干部和相关责任单位，或者担心问责，或者具有社会关怀意识，通过特送猪崽、羊羔等参与到贫困户的生产活动中，从技术、产业整合力度和农村赋权等方面改善了贫困户的弱势地位，降低了贫困户的选择成本和决策成本，精准增强贫困户相关的生产行为，加速了贫困户的资本形成，从而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收益，实现了“精准”的脱贫效果，使得GTP路径要优于GSP路径，而且时间越长，效果就越好。从中长期看，无论是贫困户层面，还是农村福利层面，GTP路径都要优于GSP路径，虽然短期未必如此。另外，本文还发现，在中长期内，提高贫困户生产中的技术水平(以及提供扶贫资源与贫困户禀赋的对接程度)，增加贫困户的初始资本，提高扶贫资金的投入，可以显著提高贫困户的福利水平和农村整体福利水平。其中，贫困户的技术水平具有更强、更长久的扶贫脱贫效果。

依据本文结论，相关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提高贫困户的技术水平。贫困户的技术选择呈现三个特点：低、散、风险大。三个特点之间还具有相互累进的关系，因此在对当地产业进行规划、降低产业精准扶贫的重复建设以及脱离实际的情况下，首先要引导贫困户的产业致富意识、提高他们参与产业扶贫的耐心，同时增加GTP中送“技术的含量”，从源头上提升技术含量，并且对贫困户进行技术培训。第二，调动扶贫责任人的积极性，适当赋予帮扶责任人等一定的扶贫资金决策权和监督责任，以协助贫困户提高扶贫资金的整理能力。提高贫困户对“送来的猪崽”这种资本与自身资本的耦合整理能力。第三，提高贫困户的初始资本额。一是用好贫困户的资产。虽然有人认为贫困户没有什么资产(本身缺衣少穿、缺房少田)，但是贫困户的资源总额还是非常可观的，可以通过赋权确能来增加贫困户的初始资本。二是新增贫困户的资产。通过实践贵州“三变模式”中的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变出”一些贫困户的资本。三是加快农村产权改革，增加贫困户的初始资本额。比如，可以考虑扶贫资金折算或者使用PPP等模式建设基础设施，PPP项目期满后分给贫困户等。第四，要从产业精准扶贫的主要作用力量方面入手逐步完善产业扶贫体系。①G、T、P分别代表产业扶贫中的政府行为—技术变化—贫困路径，同理，G、S、P分别代表产业扶贫中的政府行为—现金支付—贫困路径。

②贫困户至少可以将所得现金全部转换为等量的猪崽等资本品，除此之外，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③此处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④比如，贫困户争抢“贫困户”资格现象。在地方财政支持较少的地区，“贫困户”的“帽子”所带来的收入少，但是在地方财政支持较大的地区，“帽子”资源相当可观。贫困户为了争夺这个“帽子”或者资格而吵架、对骂、撕破脸的情况时有发生。

⑤贫困户自发性通过收音机、电视和手机新闻等渠道关注、学习扶贫政策，并且就学习的政策内容进行不定期的交流。有些扶贫干部甚至感慨，贫困户对扶贫政策的熟悉程度比自己还高。

⑥以贫困户养羊为例，多养三五只羊羔，意味着要扩大生产场地、增加疫苗、饲料等众多生产环节，通常涉及与周围大户的邻里关系(羊有难闻的气味，粪便的处理影响公共土地，可能多占一些大户的闲置土地)，还涉及环境部门、防疫部门、甚至交通部门和新农村建设部门等多个政府部门。每一处“涉及”都可能产生极高的交易成本和技术成本，必然推高贫困户进行生产的最小启动(投资)规模。

⑦此处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当然问责自负。

⑧请注意，判断是否大于零，就是在选择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

⑨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该方法不要求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而且容许对部分数据进行设定，数值上容易得到满足；二是由于该方法可以直观地将产业扶贫的动态化和总福利变化路径表示出来。

⑩由于版面限制，此图详细解释未列出，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11)根据流图和第二部分的分析，先将关系不大、数据较小的最低消费和利润函数中的利率收入部分等省略，对

等随时间变化较慢的量设定为常数，政府部门的扶贫资源简化为政府的扶贫资金。在全国扶贫大决战的背景下，扶贫任务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使得政府部门均大幅度增加了扶贫投入，扶贫金融信贷规模大幅度提高，信贷条件下降(凭注册立卡贫困户的资格即可获得信贷)，农村福利的反馈作用以及贫困户生产中的最低启动资金限制都变小，因此，忽略不会根本性影响贫困户的选择性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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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及资金使用情况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及资金使用情况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进精准扶贫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和资金规范使用，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举措。笔者通过对自身扶贫驻村点工作进行总结后认为，地方精准脱贫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政策落实和资金使不到位，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创新机制，切实加大扶持力度，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加快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认识不足。很多贫困户因文化素质相对较差，思想相对保守，脱贫致富主观意愿不强，对扶贫政策理解不全面、不深入、不透彻，不同程度的存在“等、靠、要”思想，有田不种、有事不做，等救济、靠救济、要救济，养成了懒、散的习惯。

二是识别困准。精准识别是保证扶贫工作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扶真不假的重要前提。但现行的识别标准是以农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多少而定，而可支配收入的渠道和途径多而杂难以核算，且有的农户是因懒致贫，不是因病、因残等特殊情况致贫，造成了识别困难。三是自身不力。贫困户大多老弱病残，自身发展能力不足。部分贫困户虽有五保金或低保金，但如果不组织创收仍达不到脱贫目标。而组织创收，又因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不足不能增收，脱贫难度大。四是制度缺陷。有的扶贫制度只有原则性规定，对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的使用对象、使用范围、监督管理等方面没有作出具体要求，导致资金和项目更多的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或者撒胡椒面，未能瞄准靶心，效果差。

五是投入不足。制约脱贫的因素很多，如水、电、路、技术、市场、信息等。虽然有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还存在薄弱环节。加强和改善薄弱环节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目前的资金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缺口大。

六是统筹不力。扶贫开发工作与农村其他建设项目缺乏有效衔接，工作联系、项目对接、资金整合等相互之间协调不够，社会帮扶体系还未完全形成，部门之间合力不够，不少是各自为阵，没有形成扶贫开发合力。

二、对策建议

一是提高认识。扶贫工作中“输血”重要，“造血”更重要。要把扶贫与扶志有机地结合起来，既送政策、送温暖，更送志气、送信心。如果扶贫不扶志，扶贫的目的就难以达到，即使一度脱贫，也可能会再度返贫。只有切实发挥贫困户的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实现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二是创新机制。专项扶贫措施，包括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推进、以工代赈、产业扶贫、就业促进、扶贫试点、革命老区建设等，要与贫困识别结果相衔接。通过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实行“点菜式”扶贫、“一户一策”，并集中力量大力推进，切实做到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三是加大投入。逐步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促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贫困人口发展能力。项目资金到村到户要精准，专门瞄准贫困人口，避免撒胡椒面，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以扶贫攻坚规划和重大扶贫项目为平台，整合扶贫和相关涉农资金，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

四是完善信贷。增加财政贴息资金，推广小额信用贷款，改善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扶贫养殖基地和种植基地、残疾人扶贫基地等经营组织的金融服务，切实解决有发展能力的贫困户脱贫增收资金不足的问题。

五是形成合力。建立和完善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制度，鼓励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多种形式参与扶贫开发。注重整体推进与精准到户、加快发展与保护生态、各方支持与贫困户自身努力结合，汇聚扶贫开发强大合力。

六是扶持产业。把产业扶贫作为扶贫开发的龙头，加强规划项目进村到户机制建设。积极培育农民合作组织，探索“企业+贫因户”、“合作社+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构建特色支柱产业体系，实现每个有条件的贫困户掌握1-2项实用技术，至少参与1项种植、养殖、特色业态旅游等增收项目，提高贫困户在产业发展中的组织程度。七是保障扶贫。建立健全面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真正将中央精准扶贫“五个一批”工作精神中的“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落到实处。同时，提高和扩大农村合作医疗保障范围，增加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防止农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八是加强监管。改革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将扶贫资金的管理进一步下放到县级政府，扶贫项目和扶贫方式由县乡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真正实现扶贫资金的基层整合，提高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和效果。九是夯实基础。加大对农村公路建设支持力度，优先安排贫困户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因地制宜采取大电网延伸以及光伏、风电光电互补、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分散供电方式，全面实施教育扶贫工程，危房改造向贫困户倾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稳定脱贫，实现“一有两不愁四保障”目标打好坚实基础。

第三篇：基于精英牵引的金融精准扶贫机理与效率优化研究

基于精英牵引的金融精准扶贫机理与效率优化研究

摘 要：本文对精英组织和精英群体参与产业脱贫进行了阐述，并基于精英牵引，提出金融精准扶贫效率优化对策建议：提高应对精英捕获和解决非法集资的能力；提升贫困人口的金融素养；搭建“结算+信息”金融e平台。

关键词：精英牵引、金融精准扶贫、效率优化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7（8）-0071-05

一、引言

2017年5月31日，财政部、农业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关于做好财政支农资金支持资产收益扶贫工作的通知》，要求“依托产业开展资产收益扶贫，选准本地优势特色产业、对贫困群众辐射带动强的产业，引导生产要素向贫困地区聚集，带?悠独?群众增收，提高精准脱贫成效”。2017年6月1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印发《金融扶贫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提出“要将金融工具链接在产业链上，以产业支撑、信用评级、财政引导、担保跟进、银行支持、保险护航、风险防范和党建保障为主要任务，将行政资源、金融资源和市场资源有效链接互动起来，形成更加管用、更加便利、更加有效的支农惠农便农金融服务长效机制”。2017年6月1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产业扶贫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将实施示范带动工程，即建设百个产业扶贫示范村、培育百家扶贫龙头企业、培育千家扶贫产业合作社、发展万名致富带头人。同时，引导金融资源向特色产业集聚”。总而言之，产业脱贫是当前脱贫攻坚战的主攻点和关键突破口，作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致富带头人等精英组织或精英群体，对于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助推农民脱贫致富具有显著的牵引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点，有必要提升金融支持精英牵引的深度和广度，通过支持精英参与的具有良好扶贫效果的特色产业发展，以市场化收益让利于贫困户，提高贫困户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政转移收入，不断增强贫困户受益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2012年6月，国务院扶贫办划分了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主要集中于老少边区，区域经济发展落后，但这些地方往往具有独特的气候环境和自然条件，具有培育特色区域产业的绝对优势，市场前景广阔。比如，地处六盘山集中连片核心区的固原市，因其独特的高原暖温带气候，冷凉蔬菜、生态牛羊、边塞乡村旅游具有天然比较优势。依托这类稀缺、特色产业，形成了一批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或种养专业大户等精英组织，培育了一批农村能人、致富带头人等具有经济实力的农村社会精英，这类精英组织和精英群体往往成长于本区域，对于本土经济文化、生态环境以及产业发展态势等具有较好的洞察力，已经成为发展产业扶贫的生力军，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共享到贫困户。2017年，宁夏固原市政府采取在本乡本村现有精英中培育扶持一批、在外出创业成功人员中召回一批、依托特色产业引进一批的措施，大力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固原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开展“家乡要脱贫，我能做些啥”助推脱贫攻坚活动的实施方案》，出台了《关于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担任农村“两个带头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实施办法》和《关于落实“三个深化”进一步推进农村“两个带头人”工程的通知》，持续壮大脱贫致富精英群体。

目前，在“穷人跟着精英走”的产业开发式扶贫背景下，金融精准扶贫仍集中于“小贷跟着穷人走”，即主要以小额信贷的形式，聚焦建档立卡贫困户，对于吸收和带动扶贫的项目和组织支持力度明显不足，映射到具体资金层面，这类精英群体或精英组织参与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产业扶贫的规模相对较小，扶贫的带动能力后劲乏力，这也是当前产业扶贫的主要问题所在，需要通过金融精准扶贫，发挥精英牵引作用。产业扶贫实施离不开金融精准扶贫的支持，金融信贷政策的制定引导资金的流动，特别是贷款方向的导向性，直接影响到各个产业所能获取的资金数量，合理的信贷政策能够为产业扶贫支持的重点领域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有利于产业政策的顺利实施，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金融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又是以产业扶贫为指导，在制定信贷政策时必须要考虑产业的发展趋势，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确保资金流动的有效性，防止资金投入到过剩产业，如果金融扶贫政策制定偏误，不仅有悖于国家脱贫攻坚工程，也会增加金融信贷风险。调查显示，截至2017年6月末，建立各类担保基金14.42亿元、建立风险补偿基金1.46亿元，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余额22.62亿元，扶持经营状况良好，乐于扶贫助困且诚信守约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100户作为精英牵引扶贫的实施主体，为其量身定制“能人贷”、“文旅贷”、“产业脱贫贷”、“企业帮扶贷”等近10项信贷产品，贷款余额12.46亿元，较年初增加3.76亿元，带动就业人数4.07万人，辐射带动贫困人口4220人。

二、概念界定

本文涉及的概念，主要是精英，精英捕获和精英牵引，其中“精英牵引”是本文结合工作实践，归纳提炼的一个概念，主要从精英自身的正向功能出发，探索精英牵引“带动式”扶贫。

（一）精英

按照农村不同领域的精英而言，本文把精英划分为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包括宗族精英）。其中经济精英主要指农村地区的领军人物，一般拥有较高的企业家才能、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在农村发展和市场化浪潮中形成了自身的经济实力，比如家庭农场主、农业合作社、私营企业创办人等。政治精英主要指村干部，亦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这两个正式组织的负责人，另外，宗族精英与政治精英高度融合。

（二）精英捕获（EliteCapture）

经济学最先创立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中被广泛应用，经济学内涵是指“精英控制和主宰了社区发展和社区管理，使社区发展与管理出现了混乱和遭受破坏的现象，精英将社区变成为自身谋利的小团体”。精英，分为权利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其中权利精英主要乡村新政管理者，经济精英主要指乡镇范围内的富裕者，社会精英指从本乡镇走出去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能人，比如公职人员。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讨论政府寻租行为时，用“捕获（capture）”和“庇护者-扈从（clientism）”关系指称在政策制定中由于不公平信息分布和对决策的影响，政策向某些集团倾斜，从而损害其他集团的利益。普惠金融视角下精英捕获的两个视角：一是惠及大众的金融政策，由于贫困人口金融素养低，精英先知先觉，被精英“偷吃”；二是定向特惠政策下，精英诱惑特定政策受益人，变相让渡特惠政策，如贷款转移。精英捕获与“搭便车”不同，后者不排挤他人享受政策的权益。

（三）精英牵引

本文归纳提炼的一个新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尚未有明确定义，主要针对新型农业经济主体、“两个带头人”、返乡农民工等精英群体依靠自有资源，以产业收入、股金分红等方式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按照是否有金融媒介参与，可分为金融媒介参与和非金融媒介参与两种形式，前者是指金融媒介发挥作用，信贷支持、利率优惠、结算便利等金融政策服务及时导入，解决贫困人口脱贫能力不足与定向信贷扶贫难题。后者是指精英层通过自有资金、市场影响力等要素，非金融媒介的作用下，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根据田野调查和工作实践，近七成的精英牵引是在金融媒介参与下发生的，本文主要研究金融媒介参与下的精英牵引。

三、精英牵引的运行机制与案例分析

（一）运行机制

新型农业经济主体、“两个带头人”、返乡创业农民工等精英组织和精英群体，通过吸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或者以土地经营权、土地托管、胜出托管等资产收益，或者签订帮扶协议和交易合同等途径，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脱贫。概括起来，就是按照企业带动、产业带动、合作社带动，联业、联股、联产、联营的“三带四联”方式，以“土地、资金、劳动力”为要素，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精英组织或精英群体、市场有效联接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建立“保底股金+劳务收入+盈余分红”的产业扶贫新机制。

（二）案例分析

案例1：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入股。在不改变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用途的情况下，集中起来入股精英牵引的产业扶贫项目，贫困户参与分红。如，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惠德村整合109户贫困户到户扶贫资金675.8万元（每户扶贫贷款5万，扶贫项目到户资金1.2万）作为贫困户“股金”入股村“两委”牵头成立的惠德村养殖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组织建设养鸡示范园区，统一发展蛋鸡养殖，年底为贫困户按股分红。

案例2：土地和自有资金入股。如，固原市张易镇宋洼村是原州区土地股份制改革试点村，该村注册成立了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组织群众以土地或自有资金方式入股合作社参与股份制经营，采取“租金保底、盈余分红”的办法分配收益，每年从当年的盈余中提取10%的公积金（公益金）和20%的风险基金，建立了“土地变股权、农民当股东、收益有分红”的新型经营机制。

案例3：村集体资产入股。如，隆德县将高速公路工程部赠予村集体的“项目部”折价入股合作社，利润提留10%作为公积公益金、10%作为风险补偿金、10%作为设施折旧和管理费，剩余的70%按照股份分红。

案例4：信贷资金、县财政补贴资金和农民自筹款入股。如，固原市泾源县下黄村推行“四统一两监测”产业发展机制，将金融机构贷款、政府补贴资金不直接向农户发放，连同农户自筹款一起存入县农牧局购牛专户，由县农牧局与乡村干部统一组织从天山牧业公司购进安格斯基础母牛，发放给贫困户进行饲养，村级养殖合作社负责统一调配饲料、统一防疫服务，对繁殖牛犊进行价格估算之后，由天山牧业公司统一回收。

（三）主要成效

采取“精英+农户”这种模式，有助于整合农村资源，促进形成要素优化组合、利益联结的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充分发挥精英群体能把纷繁复杂的消费需求，转化为明确有效的农产品种养、加工、销售决策信息和生产订单的这种能力，带动普通农户（建档立卡户）和其他新型经营主体有效对接市场。有助于实现以市场无形之手实现造血扶贫脱贫。

四、金融支持精英牵引：模式、特点与困境

（一）主要模式

1.“银行+担保公司+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贫困户”的互保模式。首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贫困户签订购销合同，即按照市场价格负责收购贫困户的种养产品；其次，担保公司依据购销合同，对专业合作社、种养私营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担保，承贷银行按照“总额控制、分批使用”的授信原则，向以上经营主体提供扶贫贷款。截止2017年4月末，已累计向324户种养大户发放贷款2844万元；为26家各类合作社发放贷款3330万元，从而带动建档立卡户610户摆脱贫困状态。

2.“银行+信用村+信用户/两个带头人+村级担保基金+建档立卡户”的带动模式。成立村乡两级信用协会，协会按照“村级协会采集农户信息→评定信用等级→测算授信额度→公示评级授信结果→乡镇级信用协会审核→扶贫办核实备案→银行发放贷款”的操作流程，开展评级授信工作。同时，根据不同地域、不同的信用环境评定出信用村，以村级信用环境和建档卡贫困户所从事的产业评定出信用户，以信用户带动致富周围建档立卡户脱贫。

3.“政府+银行+企业+合作社+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农户众筹”模式。将社会兜底的贫困户以及无法获得贷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作为金融托管支持的重点对象，精心选择一批带动意愿和带动能力强、产业关联度大、组织化程度高、发展前景好的新型农村经营主体作为主要托管主体，充分发挥他们的产业整合效应和辐射带动能力。由政府筹集扶贫资金建立托管企业贷款风险保证金，由承贷银行按照以1：10的比例放大，向托管企业授信，用于发展壮大托管企业的经营项目，最后由托管企业与贫困户签订托管协议，每年按合同约定向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分红，扶贫企业贷款享受贷款贴息补贴。调查显示，截至6月末，固原市彭阳县“农户众筹”模式小额扶贫贷款发放560户2800万元，建档立卡户的金融扶贫贷款覆盖率达73.61%。

4.统贷统还。农户联保的一种形式，主要采用打包授信方式，扶贫办组织建档立卡贫困户以乡镇为单位成立合作社或申请加入现有合作社，并委托合作社代理申请贷款，授权合作社签署借款合同。合作社作为借款主体，委托县融资平台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当前，整村推进贷款也采用的是统贷统还。

5.分贷统还。按照固原市金融扶?实施方案要求，建档立卡贫困户授信要全覆盖。但鉴于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无发展经验，提出由建档立卡户办理贷款后，归集到新型经营主体统筹使用，并由其承贷还本付息的责任，贫困户优先享受分红和务工收益，享受政府贴息。

（二）主要特点

一是顺应农业产业化发展趋势，积极依托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以“银行+精英”的形式将金融服务延伸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各个环节，有利于解决交易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提高了信贷资金的安全性，缓解担保抵押物不足的问题。二是信贷资金的导向作用有效发挥，调动了精英组织或精英群体参与扶贫的积极性，提高了精英组织或精英群体的产业发展能力，提高了信贷资金与扶贫政策的衔接平和度。三是增加金融供给。利用精英牵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的人缘、地缘优势，将其发展成为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的营销渠道，有利于打通金扶最后一公里，有利于提高金融知识的普及度，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四是提升贫困户或其他经济主体作为独立的合格的市场主体主动参与金融资源配置的能力。

（三）主要困境或梗阻

1.存在精英捕获的风险。一是精英有获益的冲动，需要特别关注精英治理结构和关联交易，防止精英利用持股变相“圈钱”的行为。二是地方政府作为精英牵引项目的委托方可能处于信息劣势，而受托方则可能借助信息优势采取“敲竹杠”行为，需要谨防道德风险的发生。三是金融机构在金融政策或产品设计时，将精英运作成市场中的权力中介。比如，贷款担保人资格（要求精英担保）、村级信用协会（精英把持）、吸引贫困人口就业的公司享受贷款优惠条件等等。这种要求自觉或不自觉地鼓吹精英成为市场中权力的中介，为精英农户瓜分农贷市场利益提供了可能，并且逐渐演变为事实。同时，农贷资金供给者持续经营的原则需要农户提供足额的抵押品，实则已经为农贷设立了“门槛”，在此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排斥作为“低端客户”的农户，遂使农贷市场多数农户被“客体化”和“边缘化”，农贷市场分化加剧。

2.产业集中的风险增大。精英牵引项目经营主体多为家族式的专业合作社或小微企业，没有健全完善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和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部分企?I财务报表数据与规模不匹配，少数企业存在虚假报表问题。产业信贷需求和三方评估虚夸，企业授信等级不高，信贷需求远超企业承贷能力，导致银行认为风险过大不敢投放信贷。贷款用途不明确，部分产业扶贫项目负责人无法对自身所申报的项目信贷资金需求给出明确的用途，或存在多种用途。

3.信贷资金过度集中或非法集资的风险。容易诱发利用本人账户或控制账户归集或过渡他人资金，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件多发，成为当前非法集资犯罪的重灾区和潜在高发案区。涉嫌非法集资组织的经营范围和特点，决定其资金流向应以农产品收购、销售、货款回笼为主要方式，且应带有明显的季节特征。

4.信贷资金流入民间借贷市场的风险。民间借贷利率高企，部分农户将银行资金承贷出来，贷给所谓的市场能人。如在枸杞苗价高时，固原市三营、七营、黑城大量贫困户参与民间借贷或相关招投标、工商注册验资等活动，很容易助长或卷入投招标、公司设立等领域的违法活动。资金运用与其经营范围及规模不匹配，资金流入均由其在异地账户以汇兑方式分笔转入或个人账户以“入股”、“投资”、“购货”名义汇入，日常收付的资金量大大超过企业规模，同时资金流动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三是存款利率主要实行“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保底红利”、“股息+分红”，最高的年利率达35%。贷款利率主要实行“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浮动利率”、“协议利率”，贷款月利率均超过20‰。

5.据调查个别地区推出的“大户贷”、“能人贷”等产品，以贫困户名义申贷，贷款交由农业大户、合作社或涉农企业使用，定期给申贷贫困户分红。这一产品设计的初衷是鼓励精英牵引组织吸收带动贫困户就业创业脱贫，但在个别地方异化为借用贫困户名义贷款、套取财政贴息，以及与贫困户签订抽屉协议给予好处费，但并未真正吸收带动贫困户就业创业。

五、优化金融支持精英牵引扶贫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应对精英捕获和解决非法集资的能力

一是建议对精英牵引项目资金实施动态监管，实行阶段参股，跟进投资。二是金融、财政、工商等部门要建立信息沟通、意见协调、合作监管等协作机制，采取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的形式，在产业扶持、动产抵押、融资贷款、规范引导等方面加强协作配合，降低产业和信贷风险集中度。三是健全精英组织的会计报表报送制度，定期汇总分析相关会计信息，全面掌握和监测精英组织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组织做好精英组织审计工作，特别是对违规发放贷款进行重点审计，并将审计结果向社会和相关部门公示，杜绝精英捕获现象。四是金融机构要注重金融支持精英牵引扶贫的宣传推介。要积极向地方党政、上级部门反映工作进展、成效及需要关注并支持解决的突出问题，利用多种媒介加强对精英牵引扶贫成功经验、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的宣传推介。

（二）提升贫困人口的金融素养

重点依托“金惠工程”教育培训、“雨露计划”技术培训（实用技术和就业技能培训），推进行政村金融精准综合服务站全覆盖，长期、定期开展农村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情况调查，动态掌握消费者金融知识水平和需求，为农村人口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发展产业培训一条龙服务。通过消费者需求调查等方式锁定消费者教育的目标群体，提高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维权和风险责任意识，农村金融消费者金融维权救助行动，尤其是在涉嫌非法集资风险排查、监测预警等工作上持续用力，要经常性开展对群众的常态化风险警示教育，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提高民众的风险甄别能力和防范意识。

（三）搭建“结算+信息”金融e平台

继续实施以金融精准扶贫信息系统和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站为重点的“一网一站”建设，做好精英牵引产融对接。建议将金融支持精英牵引作用发挥纳入金融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引导金融机构及时有效地将“扶贫信息”转化为“扶贫信贷”，从单纯提供融资服务向集融资、销售、结算等为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建议尽快建立农村金融有效对接的代理渠道，将一些非银行机构如药店、超市、彩票销售点、电商实体店等发展成为银行代理渠道，开办存取款、转账支付、查询余额等金融业务，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

（四）注重维权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建设

一是构建起以贫困户利益为导向的维权机制，协助贫困户与精英牵引组织签订正式合同。二是制定具体的收益分配方案，健全农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推广“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模式，优先保障贫困户的收益。三是明确精英牵引扶贫实施主体作为项目经营的权利和义务，承担项目经营风险，依法按约支付收益，坚持贫困户不承担项目经营风险的政策设计。同时，鼓励精英牵引主体通过购买商业保险、调节间收益分配规模等方式，分散和降低利益波动，增强履约偿付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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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研究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2014届本科毕业论文

1引言

创意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以知识产权为价值体现，是围绕知识产权的开发和保护组织起来的新型生产关系，也是技术产业化和文化产业化深入发展的结果。英国是创意产业的鼻祖。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发布《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将创意产业界定为“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智慧和技能中获取发展动力，并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能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企业群”[1]。创意产业日益成为各国在产业战略调整方面普遍的关注点，是产业创新的重要领域。对于创意产业相关问题的研究也逐步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点。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当今创意产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面对因特网等数字化新传播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创意产业在迎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受到了更多新的挑战。为此对于我国当前关于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

2创意产业知识产权概述

2.1创意产业与知识产权的含义

创意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以知识产权为价值体现，为消费者提供与文化相关的精神文化产品的产业，是数字技术和文化艺术交融和升华的反映，也是技术产业化和文化产业化深入发展的结果。主要涵盖了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13个行业。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是从事智力创造性活动取得成果后依法享有的权利，是从事智力创造性活动取得成果后依法享有的权利[2]。2.2创意产业与知识产权的内在关联

创意产业与知识产权之间具有密切关系。概括来说，创意之所以能成为创造财富的产业，必须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意产业产生和存在的基础，知识产权的利用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力。2.1.1知识产权是创意企业的核心价值

对创意产业概念的研究已经表明，知识产权是其基本的内涵之一。创意产业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创意价值形成、保护和积累的过程中，如果创作者的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2014届本科毕业论文

致 谢

本论文在李爱霞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已完成，从课题选择、方案论证到具体设计和调试，无不凝聚着李老师的心血和汗水，从接到论文到系统的实现，我始终感受着李老师的精心指导和无私的关怀，我受益匪浅。在此向李爱霞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本论文能够顺利的完成，也归功于四年来各位任课老师的认真负责，使我能够很好的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并在设计中得以体现。正是有了他们的悉心帮助和支持，才使我的毕业论文工作顺利完成，在此向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经济系的全体老师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他们四年来的辛勤栽培。这四年以来，我经历过的所有的好事和坏事，所有人，都将是我以后生活回味的一部分，是我为人处事的指南针。就要离开学校，走上工作的岗位了，这是我人生历程的又一个起点，在这里祝福大学里跟我风雨同舟的朋友们，都拥有绚烂缤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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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严新宝：我国垃圾沼气产业发展趋势与政策建议

严新宝：

我国垃圾沼气产业发展趋势与政策建议

http://www.xiexiebang.com/show.php?contentid=198526 2011-11-10 09:55:33 中国能源网 微博评论浏览次数：0字号：T|T【中国能源网讯】以“推动中国气体能源产业发展和国际化合作”为主题的“2011第二届中国国际气体能源峰会暨生物天然气产业国际高峰论坛”于2011年11月10-11日在著名的中华古文化发源地----河南安阳隆重召开。以下为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调查研究部主任严新宝的发言：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据统计，目前中国城市每年因垃圾造成的资源损失价值在250－300亿元,如采用分类收集处理，实现垃圾资源化，每年可创产值至少2500亿元以上。垃圾就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充分利用它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利润和生态利益。《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9号]指出，由于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生活垃圾激增，垃圾处理能力相对不足，一些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严重影响城市环境和社会稳定。还指出，到201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0%以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生活垃圾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提出全面推广“生物处理”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方式。因此，如何全面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和水平，提高垃圾综合利用价值，实现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等已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新能源企业发展气体清洁能源的一次重要历史机遇。

（一）生物天然气产业发展的趋势

生物天然气是指从生物质转化而来的燃气，与天然气的性质相当，且具备绿色、清洁、环保、可持续等特性，包括沼气、合成气和氢气。目前只有沼气具有成本优势，所以一般所说的生物燃气主要是指沼气。近年来，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越来越重视生物燃气的应用，已经开始规模应用于热电联供、管道燃气、交通燃料等。德国制备生物燃气的原料主要为能源植物和畜禽粪便，多采用高浓度混合存储气一体化发酵罐体，用途由直接驱动发电机组进行热电联产，开始向管道生物天然气、车用燃气方向转变，并制定了到2020年、2030年生物燃气产量分别达到6亿和10亿立方米的发展目标。瑞典在全球率先开发车用生物天然气，制备生物燃气的主要原料是城市生活污水污泥，餐厨垃圾以及食品工业废物。从1996年起开始使用以生物燃气为动力的公交车。目前，瑞典境内生物燃气总产量的1/4净化提纯后作车用燃料，用量已超过天然气，2009使用生物天然气的车辆已有2.3万辆，加气站104个。

欧洲生物燃气的发展得益于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和优惠税收政策的支持，并且为促进生物燃气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德国开始重新调整政策，发挥生物能源环境友好、可持续与能源积极作用。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生物燃气工程科技创新的经验、做法和产业政策对我国生物燃气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生物燃气技术世界领先，但其生物燃气的资源潜力却无法与中国相比。我国沼气使用规模、技术推广水平，在全世界占有重要地位，可用于生物燃气的资源特别富集,其中，我国每年产生近10亿吨垃圾，排在世界前列，我国政府对垃圾资源化和清洁新能源产业的高度重视，发展垃圾生物燃气产业具有得天独厚优势，全国大中型沼气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中丹共建的安阳“国内首个生物天然气工业化车用燃料应用示范性工程”建成投产，世界最大的“畜禽类沼气发电厂”在内蒙古正式投产等等，以上都充分表明我国生物天然气产业潜力巨大，发展趋势如火如荼，将成为新能源领域中的一支新生力量，正在异军突起，推动着绿色环保产业快速发展。

（二）发展垃圾沼气是垃圾资源化的重要选择

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有填埋、焚烧和堆肥。填埋需要建设大型的垃圾填埋场，占地面积广，填埋技术操作相对简单，投资费用和处理费用较低，但填埋后的垃圾同样也会发生反应在地下生成沼气及各类有害气体，造成对可开发利用的二次能源的极大浪费，而流失的沼气和有害气体对周围环境也造成了严重污染并对臭氧层造成了破坏，填埋垃圾产生的沼气中富含甲烷，而甲烷对大气造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0多倍，垃圾填埋场逸出沼气的无序排放对环境的破坏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防渗技术不够，还将导致潜在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渗好的填埋场所产生的渗滤液需经脱氮、除磷、好氧处理达标后排放，需消耗大量能源和资金。根据国发〔2011〕9号文规定：“土地资源和污染控制条件较好的城市可采用填埋处理技术”，未来这种技术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部分城市也将垃圾进行焚烧处理，并建设垃圾焚烧电厂，将垃圾转换成电能，利用垃圾焚烧发电虽然有效处理了垃圾，但在焚烧发电过程中，会通过烟气排放出二恶英及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危害人体健康，据动物实验已经表明，１克的二恶英就足以杀死１万人。

垃圾堆肥能将垃圾中有机物部分转化成土壤改良剂成分，可用于园林绿化，花卉用肥等，但是好氧堆肥将有机物降解为二氧化碳，既未将这部分资源充分利用，也造成温室气体的排放，垃圾堆肥不仅占地面积大，而且反应速度慢，市场还需进一步开发扩展。

从以上城市垃圾处理方式不难发现其中都存在弊端，利用城市垃圾生成沼气再加以利用的方法是比较可取的，也是培育气体能源的新突破点。在传统能源日趋枯竭、环境气候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沼气作为新型的可再生清洁能源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利用垃圾生成的沼气再经过净化、加压等工艺处理后，既可以用来发电并入电网，也可以通过管道输送到千家万户用作居民燃气以及用作工业燃料、车用燃料，生成沼气后的沼气渣则可送到堆肥厂制成有机肥料，可将城市垃圾沼气发电与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相结合，在天然气供应紧张的城市采用沼气作为分布式能源站的燃料，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优化城市能源结构，提高城市资源循环利用率。城市垃圾沼气作为一种新型的再生性能源，沼气潜藏的商业价值和社会效益应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三）我国城市垃圾沼气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市垃圾沼气产业正在逐步兴起，正在从分散建设管理向产业化和社会化服务转变，迫切需要在政策、资金、技术、服务、规范以及统筹协调上确定新的原则和措施，以利于城市垃圾沼气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现针对我国城市垃圾沼气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国家和地方尽快出台城市垃圾处理实施细则，并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引导。

目前制约城市有机垃圾处理行业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原料保障和处理补贴。关于原料保障，国发〔2011〕9号文中明确要求：城市“建立完善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监管体制机制”，确保垃圾实现无公害化处理，防止出现地沟油和垃圾猪等问题。但目前国内大部分城市要么没有完善的城市垃圾强制处理政策，要么执行不严格，建议出台细则文件，规定餐厨垃圾、畜禽粪便、市政污泥等进行定点处理，同时对处理技术进行指导。国家没有统一的垃圾处理补贴政策，“十二五”规划中关于环境保护部分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污染者付费制度”，目前国内只是对污水和生活垃圾有处理补贴机制，对于餐厨垃圾、公厕粪便和市政污泥等均没有具体规定，建议相关部委引导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财政能力制定相关处理补贴政策和收费政策，强化对利用有机废弃物生产生物天然气的企业予以政策补贴，通过经济手段来使有机垃圾处理厂能够正常盈利，形成良性循环。

2、建立多元环保投融资机制，完善税收支持政策。

垃圾处理项目属于市政项目，投资额度大、投资回收期长，单靠企业自身的能力很难为继。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多元环保投融资机制”，对企业的融资困难，建议国家在政策性贷款及商业长期贷款方面支持从事垃圾处理的企业。扶持鼓励各类企业以各种投资方式来发展城市垃圾沼气产业，这样既可增加能源，减少污染，又能增加就业，但政府要按区域垃圾量进行规划，防止一哄而上。

在税收方面，目前垃圾沼气产业只能享受到所得税三免三减半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短期内还无法使企业受益，在增值税方面，财政部财税[2008]156号文规定“销售利用垃圾发酵产生的沼气生产增值的电力或者热力实行免征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政策一方面需要发电并网方可受惠，无法实现并网的则很难享受，另一方面，对于车用沼气方面却没有具体规定，从事车用沼气生产的企业至今也无法享受到这一政策，应将税收支持范围从沼气发电扩大到沼气民用、沼气车用和沼气工业应用。城市垃圾沼气产业属于公共服务事业，能否考虑实行免税，政府也可以按他们处理的垃圾量，每吨给予若干垃圾处理费或实行垃圾处理收费制。

3、将对农村沼气工程的支持政策推广到城市垃圾沼气，促进城市垃圾处理与沼气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十一五”期间，中央累计投入农村沼气建设资金212亿，沼气行业已形成完善的工作体系。国家为支持农村沼气发展，制定了很多支持政策，其中包括《国债资金农村沼气建设项目》、《农村能源基本建设项目》和《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建设补助资金农村能源项目》等支持政策。如《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建设补助资金农村能源项目》就规定“包括户用沼气、小型沼气工程、秸秆气集中供热工程等项目区每建一个8-10立方米的沼气池，国家补助资金400元；存栏500头以上的养猪场建一处向100户居民供气的小型沼气工程，国家补助资金10万元”，这些政策对于农村沼气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城市垃圾沼气发展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能否考虑将这些发展农村沼气已经十分有效的补贴政策应用到城市垃圾沼气的发展之中，从而促进城市垃圾沼气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4、确定若干城市垃圾沼气典型试点项目，以点带面联动发展，并从整个产业链角度来支持城市垃圾沼气产业的发展。虽然中国农村沼气发展的历史很长，但城市垃圾沼气产业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并不长，无论是政策还是技术，很多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实践。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能够将具有先进技术和典型代表性的企业或项目列为城市垃圾沼气示范项目，一方面从政策上鼓励进行相关创新实践，另一方面将实践与探索经验推广到全省及全国。

在沼气产业比较发达的欧洲，从垃圾处理，到生产沼气、有机肥，再到市场销售，从技术研发，到设备制造，再到标准化体系建立，已经形成了一条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产业链中，处于各个链条中的各个企业分工协作，再加上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整体的协同效应非常明显。目前，我国这样的产业链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上游是各类养殖场、污水处理厂、餐饮酒店，而下游则是加气站、农田等，相互之间没有关联性，导致企业原料难得，产品难销，大大影响了企业的效率。国家在设备加工制造和工程建设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也是目前垃圾处理行业相对比较混乱，无法形成有序发展的重要原因。

要推动中国城市垃圾沼气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应从产业链角度来统筹规划，垃圾资源回收利用整个产业化链条的建立与完善，离不开一整套的科学体系，在上游强制要求垃圾无害化处理来保证原料（如国家出台餐厨垃圾处理等相关规定，但如：鸡粪、猪粪、牛粪、秸秆等国家没有明文规定的有机废弃物就难以收集，而恰是这些垃圾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中游支持技术创新（如：对城市沼气技术创新设立奖励，加大对沼气提纯压缩、管道输送和罐装使用的研发力度，拓展沼气用途）、装备制造（如：完善各项标准体系、补贴机制、税收优惠），在下游对产品销售进行支持（如：对沼气车用项目优先给予加气站指标，对沼气发电消除并网障碍，有机肥实行必要补贴或优先采购），从而形成良性发展的产业生态圈。

根据我国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着重发展城市垃圾沼气产业，我国城市垃圾沼气产业前景巨大，发展城市垃圾沼气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能源供应紧张的局面，还有助于处理城市每天产生的大量垃圾，解决城市污染问题，同时，也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加快完善各项配套政策，促进垃圾沼气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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