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制度案例汇总

第一篇：公务员制度案例汇总

公务员制度案例汇总

案例

一、宋某从部队退伍后，以借用的形式被安排在县交警队工作。2000年3月，该县政府决定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在活动中，宋某被交警队领导安排参与上路执法并发给了警服、对讲机、执法标志等。一日下班后，宋某发现两辆车相撞，宋某正准备过去处理，对面过来几个彪形大汉手持铁锹、砍刀朝着对方车辆一顿乱砸，宋某不顾一方司机哀求匆忙离开了现场，并说“这是械斗，与我无关！”司机以宋某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将交警队告上法庭。交警队辩称，宋某不是正式交警人员，且不在上班时间和工作岗位，交警队对原告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规定］《公务员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公务员法》第三条：公务员的义务、权利和管理，适用本法。

法律对公务员中的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监督以及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务员的范围问题，最终通过的《公务员法》根据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明确了确定公务员范围的三个标准，即职能标准、编制标准、经费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原《条例》限定的政府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范围，扩大到同时具备该条规定的所有机关的工作人员，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民主党派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将过去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正式纳入公务员管理范围，有利于保持机关干部队伍的整体性和统一管理。同时，也兼顾了特殊职位的特点，实现了与《法官法》、《检察官法》等特殊法的衔接。

尽管该法扩大了适用范围，但并不包括机关中的工勤人员。在本案中，宋某属于行政机关的临时工作人员，所以并不具备公务员身份。但是，在其对外行使权力时，对“公务员”的三项认定标准不应作僵化理解。为了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宋某具备了公务员形式上的标识或要件，并实际上对外行使了国家权力，其行为应视为公务员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交警队承担。

案例

二、李某大学毕业后，经过国家公务员考试成为某市工商局一名公务员，在日常工作中，踏实肯干，正直热心，人缘较好，但与某位领导关系有些紧张。在2005年的年度考核中，他被考核为“不称职”李某不服。

问题:根据公务员法规定，他可以通过什么算什么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评析：每年的年度考核格次是由大家民主评议得出的，既然他被考核为不称职，说明多数人这样认为。

根据公务员法有关规定，公务员有申诉的权利，因为连续两年被考核为不称职，就会被辞退，所以当然有申诉的权利，参照《公务员法》第十五章第90条：“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下列人事处理不服的，可以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二十日内直接提出申诉。”因此，他可先向工商局申请复核，如不服复核决定可向同级人事局或上一级工商部门提起申诉，也可不进行复核直接申诉。

案例

三、某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王某在一次宴请自己老战友的酒席上与酒店老板李某发生争执。王某一气之下，将酒店内的一台高级进口彩电砸坏，并扬言要吊销李某的营业执照。李某在多次向王某索赔无效的情况下，以王某为县公安局干部为由，要求公安局予以赔偿。被公安局拒绝后，李某以县公安局为被告，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县公安局赔偿自己的损失。【问题提出】

本案涉及公务员的双重身份和公务行为。【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一条。【案情分析及处理结果】

人民法院在接到酒店老板李某的起诉之后，经过审查，依法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只受理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说明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至少要在表面上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被诉的行为必须是由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非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在我国尚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二是该行为侵犯的必须是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

在本案中，王某侵犯的是李某的合法权益，符合第二个要件，并且王某也属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其行为也不属于抽象行为，因而，从表面上看好象也符合第一个要件，似乎人民法院对该案应予受理。但是，实际上该案的情况并不符合第一个要件，因为，王某虽然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但是，他砸毁彩电的行为并不是以公安局的名义进行的，不属于公务行为，因而他的所作所为也不可能是行政行为，所以应对该案负责的也应是王某本人，而不是行政机关。李某要保护自己的权利，也应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不是行政诉讼。【存在的问题】

本案在理论上涉及公务员的双重身份问题。所谓公务员的双重身份，是指任何一个公务员，不论其职位的高低和大小，他首先是一个公民，享有其作为一个公民在宪法与法律上规定的权利和履行宪法与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他又不同于一般的公民，他因为进入公务员行列而担任了行政公职，就具有了代表国家（通常是以行政机关的名义）从事公务活动的资格，从而也就享有了一般公民所不可能有的行政职权，承担了一般公民也不可能有的行政职责。在行政法上，与这两种身份对应存在的是公务员的两种行为，即个人行为和公务行为。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公务员的两种身份归诸于一个主体，从而变得难以区分，但是我们认为区分公务员的这两种身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第一，区分公务员的这两种身份是确定公务员的公务行为的需要。一般而言，当“公务员”以公务员的身份出现时，其所为的行为是公务行为，而他与公务员身份无关的行为则多属于个人行为；第二，区分公务员的这两种身份是公民决定自己态度和行为的需要。对于公务员代表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相对人有服从的义务，而对于普通人的命令和行为，人们则没有服从的义务；第三，区分公务员的这两种身份是确定责任归属的需要。因为，当“公务员”以公务员身份出现时，他和行政主体之间存在行政职务委托关系，其行为属于公务行为，所引起的后果也由行政主体承担；而当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时，他和行政主体之间不存在行政职务委托关系，其行为也属于个人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完全由自己承担；第四，确定公务员的这两种身份是受害方确定救济途径的需要。对“公务员”以公务员身份引起的侵害，受害方往往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寻求救济，而“公务员”以普通公民身份引起的诉讼，往往是民事或者刑事诉讼，而不是行政诉讼。本案即是一例。在本案中，王某的行为与其公务员的身份并没有联系，完全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作出的，因而，获得救济的途径只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诉讼，而不会是行政诉讼。

案例

四、小陈曾是某部委的一名公务员，因种种原因而辞职下海，奋斗几载后，觉得还是部委机关工作条件好并且适合自己，于是他又准备报考公务员。而小赵目前是一名公务员，从事机要工作，长期以来想到某企业任职，但是受到有关机构和人员的阻挠，一直未成功。

问：小陈和小赵各自能否成功？他们各需要什么条件？ 答：小陈与小赵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功。

小陈曾是公务员，辞职后又想回到公务员系统，他的报考需经原来部委任免机关之批准，取得报考资格后，才能参加新一轮的竞争，只要考试通过且各项手续齐全，他就会重新成为一名公务员。

小赵因从事机要工作，涉及保密问题，他的离开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并符合某些条件。按规定，小赵应当离开机密岗位到保密期限已过，才可以离开机关到某企业任职。因此，调离一方面是主观同意，另一方面客观上会有限制，所以，小陈、小赵经过努力，达到一定要求、符合一定条件后，都是可以成功的。案例五、一天，某县发生了原公安局长章某某的儿子因打架而致人死亡的事件。身为直接主管社会治安的部门领导，章某某平时不但不对其子加以管教，反而在事发后直接参与处理，在当地造成极坏影响。为此，死者家属为讨回公道，拿起法律武器，最终取得了较满意的结果。章某某被撤职查办，其子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问：

1、章某某为什么被撤掉公安局长职务？这一事件有何启迪？试用公务员回避制度予以说明。

2、列出需要任职回避的几种亲属关系？

3、公务员本人能否申请回避？其他人是否有权申请公务员回避？

答：

1、章某某的儿子与章某某是属于直系血亲关系，是属于公务员回避的范围之内，在章某某的儿子因打架而致人死亡的事件后，身为直接主管社会治安的部门领导，没有主动提出回避申请，反而在事发后直接参与处理，严重违反公务回避制度。

2、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3、公务员本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都可以申请公务员回避。案例六：

某县某局2006年为了 严格公务员管理制度，引进优质人才，录用3名新公务员，其中一名MPA毕业生安排在该局副局长职位，提升了该局的领导队伍的整体素质。在年度考核中，有15%的同志评定为优秀，年底奖励一个月基本工资；绝大部分同志考核结果为合格,不再奖励；这样做法正确吗？为什么？

题中有3处错误

第一处：“录用3名新公务员，其中一名MPA毕业生安排在该局副局长职位”——公务员录用只能是主任科员以下的非领导职务，而副局长是领导职务，不能在考核录用环节录用。

第二处：“绝大部分同志考核结果为合格”——年度考核的等次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种。没有“合格”这种等次。

第三处：“绝大部分同志考核结果为合格，不再奖励”——考核为称职等次以上的都应该奖励一个月基本工资。

案例

七、1、某市教育局在2007年年底进行了年度考核。它的具体做法是：先建立了由局长、副局长和局办公室主任三人组成的考核小组，再在全局考核工作会议上作了考核的动员与部署，然后由每个公务员(包括局长、副局长)对照考核要求进行述职与评议，接着由考核小组根据每人的述职与评议情况，相应确定了等次后，就将考核材料故人了每个公务员个人的档案里。后来上级人事部门在检查该局公务员考核制度的落实情况时认为这次考核工作存在一些问题。

请问：此次考核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怎样解决? 答：此次考核在考核程序、方法及考核结果的运用上存在问题，具体来说就是：①对参加考核的人员未进行分类，非领导成员公务员和领导成员公务员依据相同的考核方法和程序不妥。②考核的方法未体现领导考核与群众考核相结合的原则。③依据考核变现对参加考核的人员进行等级评定，结果未公示，也未以考核等级为依据进行人员职务和工资的调整，没有真正体现年度考核的作用。

解决的办法：①对参加年度考核的人员进行分类，依据 领导成员公务员和非领导成员的不同确定考核程序和方法。②考核的方法要真正体现领导考核与群众考核相结合的原则，听取群众的意见，并结合个人表现确定考核等级。③公示考核等级，并以考核结果进行人员、职员和工资待遇的调整，体现考核的作用。案例

八、公务员刘某，某机关主任科员，2006年1月，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等级。刘某不服，认为自己工作积极，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应被确定为称职等级，为此，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有关机关认为，公务员对定期考核定为不称职不服，应先申请复核，不经复核不能提出申诉，因此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请问，公务员对定期考核定为不称职不服，能不经复核提出申诉吗？理由是什么？请结合《公务员法》规定说明该案例。答：可以不经复核提出申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34条规定，公务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定期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第35条规定，对非领导成员公务员的定期考核采取年度考核的方式。第90条规定，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下列人事处理不服的，可以自知道人事处理之日起30日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15日，按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30日内直接提出申诉。

结合本案，刘某在2006年1月定期考核被定为不称职，应该适用公务员法的规定处理，而不能适用《国家公务员申诉暂行规定》的规定。因此，刘某可以不经复核直接提出申诉，经过审查，如果符合其他立案条件，应予受理。案例

九、2007年年底．某县税务局局长在对其下属A、B、C、D进行考枯时，主要理由如下：A在上两月完成任务的总量在全局连续排第一，所以将A评为优秀；B活泼开朗，头脑灵活，深受上级和同事喜欢，所以B的考核结果肯定是优；C是本县纳税大户的亲戚，如果对他评价太低，肯定影响以后的工作；所以C的考核结果也是优。既然A、B、C都是优，如果对D评价过低，肯定会打击他的积极性，所以对D的考核结果也是优。

请分析案例中该县税务局局长对其下属公务员进行考核时所出现的心理偏差。

答：案例中，该县税务局局长认为A在上两月月份完成任务的总量在全局连续排第一，所以将其评为优秀，这是受到近因效应的影响；认为B活泼开朗，头脑灵活，深受上级和同事喜欢，所以B的考核结果肯定是优，这是受到晕轮效应的影响；对C评价时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对D评价时出现了趋中误差。这些心理因素影响了考核结果的准确性，给考核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

案例

十、X市教育局在新一批干部任免的公示期间，该局一名工作人员向教育局机关提出意见：认为该局拟任科长的一名公务员应当执行任职回避。教育局审查后直接做出了该名同志任职回避的决定。

问：

1、X市教育局做出的人事回避的决定程序是否合法？为什么？

2、列出需要任职回避的几种亲属关系？

3、公务员本人能否申请回避？其他人是否有权申请公务员回避？

答：

1、该教育局做出的回避决定程序合法。机关根据公务员本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经审查后做出是否回避的决定，也可以不经审查直接作出回避决定。

2、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3、公务员本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都可以申请公务员回避。案例

十一、某省外事办一工作人员李某2月份因公出国，后无任何理由逾期不归。在年底时（12月1日）李某回国，来到其所在单位被告知外事办已经将其开除，李某认为机关对其作出的处分不合理，决定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问：

1、外事办对李某的处分是否符合有关的程序规定？为什么？

2、李某应该向哪个部门或机关提出申诉？

3、公务员提出申诉的时间限制是多长？本案中李某具体应当在何时以前提出申诉？

答：

1、外事办对李某的处分程序不合法。处分决定是经机关领导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后作出的，并且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本案中李某没有受到书面形式的处分决定，该省外事办的处分程序不符合规定。

2、李某应当向该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外事办的上一级机关进行申诉。

3、公务员自知道对其的人事处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可直接提出申诉。本案中李某应当在这年12月31日以内提出申诉。案例

十二、某厅有一职位专业性要求较高需要聘任相关人员，经过选聘该厅与甲某签订了为期十年的聘任合同。在工作期间，甲某未经请假外出十天未归，其所在机关据此解聘甲某，甲某不服，决定申诉。

问：

1、本案中关于聘任的情形哪些违反了公务员法的规定？

2、甲某与该机关之间的争议应当采用何种方式解决争议？这种方式有无期限限制？

3、甲某在知道解聘事宜后是否能向法院提起诉讼？为什么？

答：

1、该厅与甲某签订十年的聘任合同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聘任合同的期限应当为一至五年；该厅不能因甲某外出十天不归就接解聘甲某，因为按照公务员法规定，旷工连续超过十五天以上的才属于可以予以辞退的情形；机关在解聘人员时必须报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2、甲某应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仲裁的时间限制是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

3、贾某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聘任制公务员寓所在机关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再在规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即申请仲裁是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

第二篇：公务员制度案例设计

山西长治公务员考录体检舞弊案Shanxi Changzhi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Fraud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刘静

（行管1002班）

（学号：10502102）

研究问题：

1.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

2.公务员考录监督的方式和方法。

Question： 1.The civil service exam in the unfair phenomenon.2.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upervision mode and method.案例正文：

一、事件经过

2011年11月9日起，《中国青年报》刊发系列报道，报道了江西长治籍考生宋江明在参加山西省行政机关2011年录用公务员考试中，获得笔试第一、面试第一、总分第一，却遭遇“被贫血”的离奇经历。

报道后有关方面成立的调查组发现，长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长治市人社局”)、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以下简称“和平医院”)有关人员和递补考生家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而在调查期间，又发生了已被和平医院院方封存的该院体检中心血液检测设备遭到人为破坏，体检数据被人为删除的事件。

1.还原宋江明“被贫血”过程

2011年8月11日，宋江明和其他被通知参加体检的考生一起参加了由长治市人社局组织的、在和平医院进行的体检。

在这次体检中，宋江明的血常规检验项目中的血红蛋白的测定值“异常偏低”——“70g/L”的测定值与“110-160g/L”参考值有较大差距，同时也低于《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90g／L(男性)”的相关标准。宋江明的这次体检被当时的主检医师祁露霞判定为“不合格”。

8月15日，韩玉梅（时任和平医院健康体检科主任，下同）将体检结果告知吉新瑞（时任长治市人社局公务员管理科科长），吉新瑞将需复检的考生情况

向赵波（时任长治市人社局副局长）汇报。赵波在得知宋江明需复检后，便通过他人告知贾志红（时任长治市长治县荫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其女儿贾美玉有可能递补。

在此前的笔试、面试等环节过后，报考“长治市环保局科员2”职位的前三名分别是宋江明、贾美玉和王菲菲。

但随后的体检和复检中，宋江明均遭遇了“被贫血”——其体检结果遭到了人为篡改。

2011年8月17日，第一次体检不合格的宋江明参加了复检，其血常规检验指标全部正常，韩玉梅在宋江明的体检报告上签署‘合格’。

2011年11月14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韩玉梅表示自己没有动机作假。“我没有任何的东西，想咬人家这个孩子下来，我真是没有这种东西。再一个，我要有这个动机的话，我原来在血液科就当过护士长，对这个化验单我基本上也了解一点点，我也不会那么不严谨。对不对？（这个化验单）漏洞百出。”韩玉梅说。但后来，韩玉梅改动了宋江明的体检数据。

2011年8月17日下午，赵波和吉新瑞到和平医院了解复检结果，韩玉梅认为宋江明两次体检结果数据差距较大，便要求杨文芳改动两次化验单数据，将初检中部分化验数据提高，将复检化验指标中的血红蛋白从正常值改为88g/L，并将改动后的化验单交给赵、吉二人。因赵波坚持宋江明血红蛋白不达90g/L属不合格，韩玉梅将体检结论改为‘不合格’。然而，这份复检的报告上并没有主检医师的签字。

在复检结束后，宋江明曾接到韩玉梅的电话。韩玉梅提醒他：“考公务员挺不容易的，别因为体检的原因被刷下来。你赶紧去找找领导吧，看看能不能送个礼什么的。”但当天下午，宋江明多次联系赵波，均未得到回复。当日18时许，赵波给宋江明回电，告知其体检不合格的原因系血红蛋白测定值未达到标准。

2011年8月18日，吉新瑞向赵波递交贾美玉递补体检报告，并经赵波等领导签批同意„„2011年8月19日，长治市人社局安排贾美玉体检，贾美玉体检合格后进入考察环节。

2.资格复审也有猫儿腻

除在体检过程中存在篡改考生数据的违规行为外，相关责任人在此前的资格复审中也做了手脚。

此前，长治市环保局在向长治市人社局递交2011年招录计划时，明确要求招录两名男性考生。长治市环保局在其“2011录用公务员（含参照管理）计划”的表格上明确注明，宋江明所报考的“科员2”职位同样要求“男性”，专业要求是“法学（环境资源法）”

但在长治市人社局之后提供的“长治市行政机关2011年考录公务员（含参照管理）职位表”上，长治市环保局“科员2”这一职位的专业要求是“环境资源法及相关专业”，其他要求一项是空白。

递补宋江明的考生贾美玉所学的专业为“环境资源科学”。根据《山西省行政机关2011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附件中一份名叫《公务员录用专业设置分类指导目录》的材料，贾美玉所学的“资源环境科学”专业属于第35类——“环境科学类”，而宋江明所学的“环境资源法”专业属于第10类——“法律类”。

在资格复审环节中，经复审，发现贾美玉所学专业与招考职位所需专业不符。贾志红（贾美玉之父）得知该情况，便托人请赵波在资格复审中给予照顾。

2011年6月24日，长治市人社局召开公务员资格复审工作会议，会议由赵

波主持，吉新瑞等领导参加，会议通过贾美玉资格复审，贾美玉因此进入面试环节。

3.人社局原副局长招收公务员徇私舞弊

长治市长治县荫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贾志红，为女儿能顺利递补录取公务员分别向赵波、吉新瑞行贿10万元、1.7万元。

2011年8月16日晚，贾志红约赵波吃饭，席间贾志红请赵波在其女递补事宜上给予照顾，并送给赵一张10万元银行卡。

2011年8月18日，贾志红在长治市人社局找到吉新瑞，请吉新瑞予以照顾，并送其1万元现金„„考察期间，贾志红到吉新瑞办公室再次送给吉新瑞7000元现金。

另外，和平医院的3名工作人员和长治市公安局的两名干警在调查期间“删除体检数据，破坏血常规检验仪器，烧毁数据存储器”，致使2011年公务员体检血常规化验数据无法恢复” 在和平医院体检中心，原本用于封存相关设备的房间的封条曾被撕毁，在毁损事件发生后，相关房间已于去年12月18日被再次贴上封条。

二、当事人的反应

吉新瑞反复辩称，他确实收受了贾志红送的1.7万元，但他两次都曾拒绝收下，特别是第二次是贾志红硬把钱留在他办公室沙发后面的。这些钱他从未动过，一直锁在办公室的铁皮柜里，其间，他曾有过上交组织或退还贾志红的念头，但未能实现。

贾志红作为长治县的人大代表，荫城镇荫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表示，只是想让女儿贾美玉端上公务员“铁饭碗”，故才使用行贿的方式。

而贾美玉在报考公务员前就已经参加了东北某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并被录取，学校通知8月26日报到。现在，贾美玉不但没有被录用，而且也无法再去念研究生，她的前途因此被断送。

此事件的受害人宋江明表示，自己在笔试阶段是第一名，但由于在体检过程中被贫血，而被拒绝录取，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公务员考录人员的违规操作，不仅是违法的，也是违背社会道德的。“希望我体检的‘牺牲’能够成为今后公务员体检制度及相关监督机制的进一步完善的铺垫，促进组织人事部门扎紧体检的‘篱笆’(比如对招考单位或个人、体检医院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将体检的漏洞尽快补上，防止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避免我的悲剧的再次重演，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务员公信力和让公务员招考越来越‘阳光’，逐步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三、管理机构的理由 山西省纪委监察厅披露，在引起广泛关注的长治市公务员考试第一名遭淘汰案中，长治市人社局原副局长赵波、公务员管理科原科长吉新瑞在2011年长治市公务员考录体检中，分别收受递补考生家长贿赂10万元人民币、1.7万元，为递补考生顺利录用提供方便。此外，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健康体检科原主任韩玉梅，指使他人篡改体检数据，弄虚作假签署体检报告。

长治市纪委主要官员日前明确表示：对该市公务员考试第一名遭淘汰事件中考生宋江明的事情要一管到底。谁与宋江明过不去，纪委监察局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四、争议的焦点

除了长治市人社局原副局长赵波、公务员管理科原科长吉新瑞在2011年长治市公务员考录体检中的行贿受贿事实和医务人员在体检中人为篡改宋江明体检数据的过程外，关于赵波等人是否在2011年长治市公务员考录过程中的资格复审环节对递补考生贾美玉“给予照顾”的事实，也是双方辩论的焦点之一。

五、案件的结果

4月25日上午，山西省长治公考舞弊案在长治市郊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长治市人社局原副局长赵波、公务员管理科原科长吉新瑞犯招收公务员徇私舞弊罪、受贿罪，二罪并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1年零6个月，其他相关人员也受到刑事责任追究。

一系列人等的获刑入狱，为曾经轰动一时的“长治公考状元体检被刷”事件划上了句号。而当事考生经过种种“痛苦”的救济后，虽然道路显得如此曲折险阻，但是，也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终于获得了“阳光录用”——从“公考舞弊”获刑中思考“玻璃门考试”，思考权力的阳光，这是长治事件后留给我们深思的一个话题。

个案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但推进整体的公平正义仍然曲折艰难。一个宋江明因为“不服”通过“暗箱操作”而选择向媒体曝光，求救，最终获得了“光明”，这是万幸的。然而，让我们感到忧虑的是，到底还有多少个类似于“宋江明”的“个案”，他们的问题或者至今还没有得到重视，他们的权益至今还在受到侵害——事实上，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无论是“公考”还是事业单位招聘考试，都有一定的负面消息曝光，都在损害着政府的公信力。

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阳光、廉洁与透明的“玻璃门考试”，保持权力的阳光，政府责无旁贷。4月份，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务院纠风办主任马馼在全国纠风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将坚决纠正公务员考录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中的不正之风。可以说，这样的声音是对当前部分地方存在的“考录”不正之风的宣战，是对“考录”不正之风滋生土壤的“净化”——而这些，必须进一步强化权力的阳光运行，将权力关进“玻璃门”中去。

要坚持以有力措施严明纪律，监督权力，保障法规制度的落实，才能够确保公平正义的阳光洒照。国家单位招录人才是件必须严肃与廉洁的工作，也有相关的法规制度保障公平正义，我们只有坚持严肃性与廉洁性，坚持提高制度执行力，严格按制度办事，才能够保障公正无私地挑选出真正的人才，让这些人才更加积极与充满热情的服务社会——如果这个入口关把得不严，守得不好，制度形同虚设，让那些投机取巧或者是通过违法违规、权钱交易等途径的人进入的话，那么，我们队伍的“纯洁性”何来，我们队伍的扎实的思想根基与为民服务素质何来，我们的工作如何取信于民？

党纪国法应是我们头顶上的神明，公正无私应是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石。无论是谁，触及与挑战法律的底线必须受到惩治；无论是谁，敢于将党纪国法置之度外就必定会玩火自焚。只有保持公正、公平、公心，才可坚持以“玻璃”之“阳光权力”透明示人，才可无私而无畏，经得起考验，才可不辱使命，不受诱惑，不入歧途。长治市副局长因公考舞弊获刑11年，这是一次深刻的警示，也是一部沉重的反面教材。我们当从中深刻反思，受到告诫，得到警示。

引起思考的问题：

1.在做违规违纪的事情时，面对领导的压力，下属到底应该如何应对？

2.公考体检必须严格，知情权和隐私权哪样更重要？

3.如何避免公务员考录中出现的专业争议？

附录：《关于贯彻执行〈山西省公务员录用实施办法（试行）〉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第一条

案例分析：

宋江明考了第一却被刷的故事，让2011年的公务员考试变得不再平静。几乎每一年，全国各地都会曝光一些与公务员考试、事业编考试有关的丑闻:萝卜招聘、行测考99分、面试之前遭威胁、泄题……值得庆幸，媒体的力量再一次得到彰显，《宋江明求职验血记》的报道让宋江明被刷事件成为全国公众都关注的公共事件。在群众雪亮眼睛的关注下，长治市相关部门慢慢转变了态度，正义也最终回归——宋江明被录用，相关嫌疑人被查处。

宋江明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但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公众对于当下公务员考试的公正程度又多了一些怀疑。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宋江明的勇气和运气，有可能，一些同样境遇的人在遇到某局长“你要再这样纠缠，即使体检过了，我也要让你政审不过”的威胁后，会主动选择放弃；也有可能，一些同样境遇的考生在打了山西省长治市公务员招考办与市长热线电话无果之后，因为找不到维权路径，而选择另谋出路。另外，媒体的报道在宋江明事件中，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想必，这应该也算是一种运气。

如何纠偏问题多多的公务员考试，让公务员考试变得更加公平公正公开?显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透过近些年发生的舞弊事件，基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规律:其一，因为阳光不能照入一些地方的公务员考试，以至于部分地方的公考并没有如公众预期的那样公开公正。这与当下并未完全实现透明阳光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不是没有关系。据了解，就是国家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公开答案、公开评卷过程的习惯，就连一些题目的分值分配，都没有在试卷上标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出现种种丑闻事件并不奇怪；

其二，事发之后，对地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并不到位。刑法第418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招收公务员、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15条规定，“公务员协助作弊的，按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在有组织作弊中起主要作用的，给予开除处分；徇私舞弊、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就以往此类事件结果来看，真正受到刑罚的官员是少之又少。大部分只是被“撤职”或“离岗”。然而，一个地方的公务员考试出现了这样的“丑事”，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也是有相应责任的，只针对几个“策划人”开刀，恐怕难以起到激浊扬清的作用。

考试是最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方式。而一旦失去公平，后果恐怕难以设想。钱穆先生曾说，考试“若全无标准，人事奔竞，偏枯偏荣，种种病象，将指不胜屈。”更何况，对于公务员考试来讲，还关系到政府公信力等诸多问题。“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诚如斯言，但更要明确，真正的公平正义，不是培养官德就能

换来的，一些制度性完善，还要从具体的细节抓起。对于公务员考试而言，最大程度地确保阳光进入，并加大对相关事件的惩处力度，才可能慢慢确立威信。另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府体制用人原则的不公正现象，根源在于官场之内的种种不正之风，剔除官场腐败，对于确保公务员考试公平公正来讲同样重要。

第三篇：公务员制度案例分析

一、肖利是某市政府机关的一位科员。2003年年初的一天，他对主管他的科长说：“尽管我对去年年终因自己工作失误而受到的行政警告处分有保留意见，但我认了，不准备申诉了”。半个月后，当科长通知他参加更新知识的培训时，他说：“我前几年在大学读研究生时各门功课成绩都好，专业知识扎实，我用不着参加培训”。他还说：“我将公务员的申诉与培训权利都自愿放弃了”。

肖利能放弃这两项权利吗？请作出明确判断，并阐明理由。

答：

（1）根据公务员权利可放弃的原则，肖利对年终时所受处分有保留意见，但不申诉，他放弃的是申诉权，属于可放弃的权利。

（2）又根据公务员权利不可放弃的原则，肖利准备放弃参加培训的权利是不妥的，培训是公务员必须享有的权利，不能放弃。表明他对公务员权利的规定理解不全面。同时，他强调在大学时的成绩好而不参加培训，也是不对的，因为大学学的知识到了工作岗位上只有一部分用得上，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知识，才能完成新时期的工作任务。

二、某行政机关拟招考2名国家公务员，通过公布招考公告，对报考者进行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应考者多达85名，最后经过笔试、面试等多道程序，结果有4名考生成绩优异，脱颖而出，进入被录用名单，但名额只有两名。于是主管领导和人事部门开会讨论能否全部录用这4名考生，你认为行吗?为什么?请用相关制度进行分析。

答：

首先，在录用程序方面存在问题，在经过考试面试后，还需对合格者进行体格与考察，即对考试合格者进行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工作能力等方面的考核，组织这些人员进行体格检查，以审查其健康状况是否适应工作要求，然后再提出录用名单并报相应级别人民政府人事部门审批或备案。

其次，在讨论录用上名单时，要遵循按职位要求选人的原则，即应当要有职位空缺并按照招考职位的工作性质、责任大小、难易程度及其任职资格条件来衡量报考者的德、才情况是否符合要求。根据编制和职位空缺的情况，在公布招考两人的情况下，不得随便更改录用人数，应当在这4人中优中选优。

三、一天，某县发生了原公安局局长李某的儿子因打架而致人死亡的事件。身为直接主管社会治安的部门领导，李某平时不但不对其子加以管教，反而在事发后直接参与处理，在当地造成极坏影响。为此，死者家属为讨回公道，拿起法律武器，最终取得了较满意的结果。李某被撤职查办，其子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请问，李某为什么被撤掉公安局长职务?这一事件有何启迪?试用公务员回避制度予以说明。

答：这个案例主要是因为公安局长在涉及到与本人利害关系的法定情形时，没有申请公务回避。因为案件直接牵到他的儿子，是很明显的公务回避情形。在办案过程中，他不但不回避，还直接参与案件处理全过程，严重影响案件处理的公正性，违反了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的纪律，同时也触犯了法律。

公务员回避制度是指通过公务员所任职务、执行公务和任职地区等方面做出限制性的规定，减少因亲属关系等人为因素对工作的干扰，保证公务员公正合法地执行公务的法律制度。

它主要包括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和公务回避三种情形。其中，公务回避就是本案所涉及的制度。它主要回避的对象是：1.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2.涉及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人员的利害关系。3.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情形。

四、小杨2002年9月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县公安局的国家公务员，表现比较突出，在当年的考核中即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经过了半年的试用期的考察，小杨被任命为科员，定为十三级。在一桩重大案件侦破过程中，小杨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局里决定给予他记二等功的奖励。2003年年底，局里决定提拔小杨为副科长，并为他安排了为期十五天的初任培训。请分析在本案例中有哪些情况不符合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相关规定，为什么?

答：本案例中不符合公务员制度相关规定的是：

1.新录用的公务员在试用期内参加考核，不确定等效，只写评语，作为任职、定级的依据。在当年考核中补确定为优秀等次不当。

2.新录用公务员的试用期为1年，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方可任职，经过半年即

任职科员，不符合规定。

3.对公务员的奖励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并报审批机关审批。一般遵循一些程序：

（1）公务员所在单位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奖励意见，按照规定的批准权限，报审批。

（2）审批机关的人事部门审核。

（3）审批机关批准，并予以公布。局里决定给予小杨记二等功不符合规定。

4.2006年年底，局里决定提拔小杨为副科长，并为他安排了为期十五天的初任培训。初任培训主要针对新录用的公务员，已经录用并被提拔为副科长后不应当参加初任培训。

五、F市人民政府商务局主任科员甲某，2004年因参与赌博曾被纪委查处，但未有处理结果。在考核时，考核小组(局长为考核小组组长)认为其参与赌博的违纪情节严重，决定其考核等次为不称职。甲某不服，向考核小组提出复核申请。在复核期间，局长认为甲某问题不但严重，而且态度不好，决定给予甲某降职处理，甲某的职务由主任科员降为副主任科员，并通知甲某本人。于是甲某向F市人事局提出申诉，要求人事局撤销商务局局长对其作出的降职决定。但人事局不予受理，理由是程序不对。

请运用公务员制度的相关知识及规定，分析甲某、局长、人事局三方各自行为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答:首先，局长对甲某做出降职处理违反法律规定，公务员降职是必须办理一定程序的，第一要由所在单位提出降职安排意见，主要包括降职理由和降职安排去向，第二要在上报之前征求本人意见，第三要报任免机关审批。局长没有直接下达降职命令的权力，且没有履行手续，这是不对的。其次，甲某进行申诉是可以的，但是一般程序是应先申请复核（到原处理机关），复核不服，再申（（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上一级机关）。当然也包括径直程序即不服之后直接申诉到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上一级机关。所以甲某的行为是直接采取了第二种径直程序，符合公务员法的要求。最后，F 市人事局的决定不符合法律要求。他有权受理该项申诉，在适用程序上，甲某并没有错误。

第四篇：公务员制度案例

汶川地震国悼日公款游局长异地复职 任工商局长

事件回顾：

去年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置地震灾害给国家所带来的困难于不顾，置全国人民深切悼念遇难同胞的情感于不顾，组织公款旅游。

经滨州市纪委、省工商局研究决定，分别给予滨州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邵立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免去其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并且责成所有被处分人员写出深刻检查，公款旅游费用由参加旅游人员个人承担。“国悼日公款游局长”异地复职

去年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用公款组织旅游的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局长邵立勇，近日再度露面，其新身份是威海市工商局局长。山东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称，调任邵立勇不违反规定。

新任局长频繁露面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此前通报，去年5月，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邵立勇组织部分干部分两批赴福建考察，即便是在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该局人员仍在武夷山等地赴宴、游玩。近日，有网友曝出，邵立勇已调任山东省威海市工商局长。昨日，威海市工商局人事政工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员向记者证实，局长是曾经在滨州工商局当局长的邵立勇，调任时间“是去年，具体日期不记得”。

记者查询看到，2008年12月23日，威海市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中，邵立勇已经以市工商局副局长职务列入。

山东工商局回应官员公款旅游被免职后复出事件

威海市工商局人事政工科一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称，邵此前被任命为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至于何时任命、官网为何介绍邵立勇为局长，该人士称，“有纪律，不能随便透露”。记者从威海市工商局了解到，邵立勇实为该局“一把手”，主持全局工作。5月5日，邵立勇以局长身份主持了威海市企业减负让利新闻发布会，威海电视台等当地官方媒体都以局长身份报道了邵立勇。

处分有效正处级不变

昨日，山东省工商局宣传处负责人称，邵立勇去年出问题后，他们按照中纪委和山东省纪委的要求，给予邵立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免去其党组书记、局长职务。这个处分现在依旧有效，还在执行。

这位负责人称，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是省以下垂直管理，山东省工商局根据需要，可以自行安排下属15个地级市工商局领导的职务，“邵立勇不仅可以调到威海，也可以安排到其他地方”。

这位负责人介绍，去年6月处分邵立勇后，他们先把邵立勇调到省局一个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威海市工商局原局长马德胜面临退休，“鉴于邵立勇平时工作情况，我们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想法，从关心保护他的角度”，就把邵立勇调到了威海市工商局。上述负责人称，邵立勇在滨州市工商局长任上是正处级，现调任威海，依旧是正处级。这位负责人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期限是一年，等一年期满后，他们将通过组织考察、民主评议等方式，决定是否对邵立勇提拔任用。

再议公务员免、撤职事件中的误区及其出路

公务员的任免，进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事日程，这反映出它是大事、要事。公务员的免、撤职事件折射出各级政府严格管理公务员的思想、方法和管理的具体内容，也与“依法治国”等基本国策紧密相连；特别是在我国历史上由于长期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官本位”制度，所以各级政府如何管理公务员、特别是如何处理有关公务员辞职、免职、撤职和复职等问题，不仅关系着公务员队伍本身的流向，而且也折射出各级政府如何管理老百姓、如何管理社会的严肃话题。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公务员队伍的管理，属于某种相对独立与复杂的系统，对于系统外而言好比是个黑洞；但是公务员免、撤职事件属于相对独立系统中敏感而又开放的事件，正好充当了独立系统与外界联系的终端，它容易构架起政府管理公务员和老百姓看待政府之间交流与沟通的桥梁，加之于各层老百姓又特好议论时局，所以各级政府关于公务员免、撤职事件，是属于慎重考虑了还要多慎重考虑一层的事情。毛主席曾经说过，一旦思想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成了关键。公务员的免、撤职事件就牵扯到了怎样使用、评价干部的问题，而使用与评价干部又关系到贯彻落实党的思想路线这一大问题。所以4月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民意，抓住了关键，对于公务员的任免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还在第一时间在媒体上将议事结果公之于众！

现在流行的公务员免、撤职事件起源于官员的问责制度。例如在2003年突如其来的中国非典时期、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期，政府开创性地实施了公务员管理的免、撤职制度，它与其它管理公务员的制度有效地配合起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例如，汶川大地震期间，各级政府简化任免程序，大胆、及时地处置了“不作为”干部28人，其中免职15人，这一做法激励了更多的党员干部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投入到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多少党员干部在惩恶扬善的制度激励下，充分发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大批干部脱胎换骨、脱颖而出。08年5月15日，地震后仅三天，成都、德阳、绵阳、广元、雅安、阿坝等6个重灾区先后从抗震救灾一线提拔使用干部50人，破格提拔干部19人。恶劣的场景中，产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这件事情虽然时过境迁有一年多了，但是今天我们在讨论干部免、撤职事件时，还令我们记忆犹新，惊叹于良好的干部管理制度所创造的人间奇迹。

可是随着严格管理公务员制度的常态运行，官员问责制度进入了深水区，公务员免、撤职事件越来越多，其中也产生了相当多的问题与误区。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概括地说，这些问题和误区主要有以下一些：

第一，公务员免、撤职事件与严格执法所产生的误区。目前《公务员法》、中组部、人事部联合颁发的《公务员职务任免和职务升降规定（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公务员的职务任免升降等方面的规定是十分详实的。概括起来说，有辞职、免职、撤职、降职、晋职、复职等各项实体性规定，例如辞职就可以分为“责令辞职”、“引咎辞职”和“自愿辞职”三种。除此之外，这些法律法规还十分详尽地规定了任免升降的法定程序。例如关于免职的程序规定可分为“提出免职建议”、“对免职事由进行审核”、“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集体讨论决定”、“按照规定履行免职手续”等几个环节。

可是在目前公务员的免、撤职事件的实务操作中，有相当多的个案基本上没有严格执行有关法律规定，它们的执行无论是在法律的实体性方面还是程序性方面都存在着严重不规范的因素。据笔者不完全的观察，除了属于“免去现任职务，另有重用”情况，执行法律比较好以外，其它的情况就不敢恭维了，更有甚者，不惜篡改法律，主观地创造一些法律词汇、混淆视听。例如有关部门在处置号称“最牛县委书记”的辽宁西丰原县委书记张志国时，就创造了“责令引咎辞职”的词汇，目的是为今后的复出作舆论准备。更多的免、撤职个案没有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处置，还有一些免、撤职个案属于羞羞答答、张冠李戴的行为，该撤职的让他免职、让免职的让他辞职，该辞职的却又让他不了了之，最终逃避了相关法律责任的追究。

这一误区所产生的主要后果是导致了相当多公务员的免、撤职事件属于法律上讲不通的冤、假、错案；在公务员的免、撤职事件中，有些人硬是金蝉脱壳，层层篡改，就象玩魔术一样，将法律变成了一纸空文。

第二，如果我们再将公务员的免、撤职与复职联系起来分析，“误区”就更多了。细心观察的人可能不难发现：有些公务员所走过的从免、撤职到复职的这段距离，其实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艰难。例如西丰“最牛县委书记”从“责令引咎辞职”到出任“省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6?28瓮安事件”中主要责任人只用了大半年时间就悄悄复出担任了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黑砖窑虐童事件”发生后只有一年多时间，被撤职的主要责任人就原地任职。

可是我们也经常发现由于前文所述的第一个误区的客观存在，也有一些公务员被给予了免、撤职的处理结果，客观上看组织对他们的处分过于沉重，于情于理于法都有些不公平，或者干脆说有些公务员被免、撤职明明属于“冤、假、错”案，却很难得到及时纠正，他们个人很有可能永远也陷入了内心的挣扎。

上述两种情况，如果拿来相互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公务员免、撤职事件中所隐藏的“误区”就更多了，其根源在于官场数不胜数的“潜规则”：官官相护、丢卒保车者有之；糊弄舆论、瞒天过海者有之；滥用职权、排除异己者有之；派系林立、寻找替罪羊者有之；幸灾乐祸、别有用心者有之；以言代法、草菅人命者亦有之。种种情况，举不胜举。我们认为，某些公务员，其形所迫，给予其免、撤职的处分，实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其目的仍在引起警钟长鸣！可是由于这些“误区”的存在，有些公务员被免、撤职后，反而造成万马齐喑，和谐机关的建设毁于一“免”！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之一；当然我们更不希望看到某些别有用心者拿公务员免、撤职事件做违反法律的“文章”，让公务员免、撤职平台既成为一些有权有势、为所欲为者的天堂，又成为制造冤假错案的策划中心。

第三，官场心理与公务员免、撤职的误区。官场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心理场所，实事求是地讲，上级部门调查、取证公务员，然后作出对某公务员免、撤职的处分，这是一件十分不容易做的工作；官场“潜规则”时常干扰着这件工作的正常进展。所以从这一角度看，偌偌大国出现一定比例的冤、假、错案、不知不觉地步入一些误区，也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我们党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所以我们切不能因为它是能够理解的事情，就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更不应该的是，在冤、假、错的免、撤职事件中，真理性的成份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可是有些人还是一味地固执于已经作出的错误决定。如果这样，那就是对干部免、撤职工作不负责任，就应该受到严肃的批判了。例如我们还清楚地记得，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一位都江堰市民政局的副局长因为条件限制无法准确汇总并上报灾亡人数被免职了。当时由于特定的情境，媒体炒作很厉害，这是抗震救灾伟大事业的需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事后，据老百姓反映，该干部平时工作踏实，态度认真，“地震后一直在灾区跑”，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我不知道这名干部被免职后是否得到了及时的纠正。

又如，据湖南省红网的网友评论，“长沙市就有一位很有爱心、很有学识水平、很有工作能力、很有工作业绩的长沙首位博士后党外副局长，因为不懂潜规则被免职”。网络媒体暴露了这样的目标，作为公务员个人也好，作为组织也好，应该对这样的事件作出正确的回应，再也不应让事件放任自流了。有一句话，说的是冤枉了好人，就是等于放纵了坏人。其实，对于干部免、撤职“误区”的每一次纠正，都是对于坏人的一次沉重打击和惩罚，不良的官场“潜规则”与行政习惯都会自动纠错一次。所以克服官场的惰性心理，及时纠正冤假错案，这也是今天我们讨论公务员免、撤职事件时所应该坚决贯彻的党性原则，丝毫也不要有所含糊！

第四，公务员免、撤职“误区”的衍生产品。正处于经济危机的今天，我们熟悉了一个新的词汇：金融衍生产品。同样，公务员免、撤职的诸多误区也会产生许多副产品，我们姑且时髦一把，称之为“公务员免、撤职误区的衍生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的不当使用可以恶化经济环境，使危机中纷纷倒闭的企业窘境雪上加霜；这方面的苦难，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与抗争；但是免、撤职运动中衍生品的不当使用却比金融衍生产品的不当使用所带来危害更沉重，使人们感到更可怕！

既然有人在公务员被免、撤职过程中随意与妄为了也无人追究，“误区”产生了更可以熟视无睹，那么对待比公务员更无权的普通老百姓就可想而知，理所当然可以更加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了。某记者，你不是揭露了我西丰县的丑闻吗，好！我马上派警察把你抓起

来，哪怕你处于皇城根下的北京。王帅，你不是在网上发帖为朋友鸣不平吗，好，我出动警力把你捉拿归案，关上八天十天，看你怕不怕。鄂尔多斯的吴保全，你不是强调依法办事吗，好！我请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臆造一个“国家诽谤罪”，让你从1年的徒刑增加到2年。

这些恶性案件，都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它们货真价实地属于那些正处于“误区”中的公务员干出来的。虽然从目前的案发率来讲，可能并不是很多；但仅就这几件案例而言，它们已经造成了极端恶劣的社会影响，是各级人民政府在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和谐音符，必须予以警惕，坚决铲除。现在，我们更能明白：原本属于公务员内部的免、撤职事件，老百姓何以议论纷纷；原本属于公务员免、撤职事件发生过程中的“误区”，老百姓为什么念念不忘。因为老百姓坚信：当官的怎样处理内部的公务员，将来也会怎样处理他们。所以没有谁比普通老百姓更愿意走出公务员免、撤职运动的“误区”，这是人民群众的关切点。

公务员免、撤职运动中的“误区”绝对不止上面这四条，但这四条是主要的；是到目前为止，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总结出来的；因而也是各级政府在使用、评价公务员的过程中必须时刻警醒、牢记在心的；它们还是各级公务员在为民办事时稍不留神容易步入的误区。

如何在公务员免、撤职事件中走出误区？4月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各级人大和政府树立了榜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事规则中，首先只规定了“任命案”，没有规定“免职案”。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并提升多年的实际做法提出，对于免职案，提请免职的机关也要说明免职理由，以便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做法，再一次表明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于人民，特别是对于公务员任免事件的高度负责精神，值得各级各部门学习。

第五篇：公务员回避制度的案例

浅析公务员任职回避问题

【案例一】“近亲繁殖”的铁道部（关系回避）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7月24日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答：“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之后，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又说出了另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日前，网民崔勤malisha以王勇平家庭成员的造句在网络上热传：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先生你好，您的大女儿王晓英是铁道部财务局主任，大女婿李阁奎是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二女儿王晓霞是北京市计生局处长，二女婿郭亮是北京市中心医院副院长，小儿子王晓飞是铁道部质检科科长，儿媳张宁是市妇联主任。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同年7月中旬，铁道部运输局车辆部副主任刘瑞扬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其妻子、铁道部文联副秘书长陈宜涵也在同一天被带走。

2011年2月11日晚，58岁的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被有关部门带走。关于刘志军案，据称他任人唯亲，任内提拔大量亲戚任职铁路系统。他的弟弟刘志祥数年内从一个普通的铁道工人做到了火车司机、人事干部、纪委书记、副站长，直至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汉口火车站站长。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铁路系统人事制度上的“近亲繁殖”不仅容易产生官官相护，令监管和问责制度失效，而且许多在责任事故中受处分的官员在事件冷淡后，又以别的职务上任。

网民“瞎猫AQ369”指出，为什么铁路的腐败问题长期无人过问？主要的问题是由于体制问题所掩盖！因为它几乎是个封闭似的家长式管理，特别是家里有个在铁路当权的，那可不得了！所谓鸡犬升天，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人为亲、裙带关系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铁路可以说是从上到下贪官到处可见！“瞎猫”认为，最可气的是那些所谓纪检、监察部门形同虚设！他们本来就是花钱或是走后门好不容易捞到的这个位子。补充：

铁道部安氏家族家谱

安路勤——原北京铁路局局长、现铁道部副部长 安路生——原上海铁路局局长 安立敏——铁道部纪委书记、纪检组长 安国栋——铁道部副总工程师

安鹤翔——铁道部国际合作司原副司长、巡视员 安金黎——铁道部建设管理司副司长

【案例二】（关系回避）

近日，有网帖爆料并质疑，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县委书记毛知兵28岁的外甥女——赵群子在选美之后一路火箭提拔的公正性。赵群子本科毕业一年直接从学校挂职副镇长，隔年任县科技局局长，28岁当选岳阳市华容县副县长。在任华容县科技局局长后，有网友发帖称，“新局长24岁，参加工作不到4年，副职经验无、基层经验缺、工作资历浅，不知道为何县委选她当局长。”曾与毛共事过的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赵群子是毛知兵外甥女一事千真万确，赵的学历不高，参加当地选美比赛出道。”(据6月5日《南京日报》)记者调查发现，舅舅毛知兵从1999年开始在岳阳市工作，历任共青团岳阳市委书记、岳阳市某局党组书记、临湘市市委书记，现任岳阳县县委书记。在正处级舅舅“征战”过的“领地”上，外甥女火箭升迁是否与舅舅有关，这成了坊间质疑不断的话题。但，就网友质疑，依据现行公务员法的回避范围看，结果并不乐观。

公务员法第68条规定了公务员之间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也就是说，三代旁系血亲在不同的机关部门任职，不回避问题也不大。

而“学历不高、副职经验无、基层经验缺、工作资历浅”并不能断定赵群子不能成长为造福一方的好公仆。其实，这一事件中，最不能让人信服的还是舅舅和外甥女的关系，因为这层关系在根本上影响着人们对行政公正性的期待。

应受公平公正对待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而无论哪个国家，都存在伦理社会中的人情因素，我国也是如此。“人情”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亲属观念强化了人情社会的价值。纵然，人情对融洽内部关系、提高管理实效有好处，但对行使公权力的行政机构而言，建立在亲属基础上的公务员关系是影响公平公正的情理因素。而恰恰，保障行政公正感，满足人们受到公平对待的期待，正是在公务员法中设立回避制度的立法价值。在这一价值下，但凡影响一般群众感受行政公正感的亲属关系理应回避。

事实上，今年以来，质疑年轻干部“火箭提拔”的事件并非独此一件:山东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女儿25岁就任济宁市辖区某镇镇长;27岁副县长徐韬也被曝有高官父母;而就在前天，广东某县委组织部也在网友猜测的“官二代”声中，终止破格提拔25岁的赵春娜。这些年轻干部与官一代的关系同样不在公务员的回避范围内，但却个个不被公众信服和接纳。类似的事件和质疑还会不断产生，这让我们看到，扩大公务员的回避主体、部门和地域范围，把外甥(女)侄子(女)请出舅舅叔叔们的“领地”，到亲人们够不着的地方发光发热，是法治应赋予民众的公正待遇，也应是立法者可以考虑的在源头上回应质疑的正当路子 【案例三】（地域回避）-给领导的一份信 尊敬的领导：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那溪瑶族乡乡长由本地人（肖和池）担任并不符合政策规定，有百害无一利，恳请洞口县委尽快予以纠正。

政策规定，县、乡两级党政正职不能由本地人担任，只有民族自治县除外。那溪乡只是一个少数民族乡，并不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乡，并没有“自治”。所以也应该执行任职规定。我们咨询了上级有关部门。而且本地人任乡长，有百害无一利，恳请洞口县委明察暗访，尽快纠正这一错误做法，以维护那溪的发展稳定。

知情人

二O一二年五月一日 【案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