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将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相融合的经验及启示资料

第一篇：韩国将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相融合的经验及启示资料

韩国将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相融合的经验及启示

[内容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国文化发展起来决定作用，又广泛传播于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其中韩国是对儒家文化的保留最多的一个国家，这不仅促使了韩国经济的崛起，也被运用的韩国国民的社会生活当中。在现代的法治建设方面，韩国也没有放弃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相融合。本文梳理韩国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回顾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法治建设；分析近代韩国法治的困境并探讨这一过程中儒家文化的境遇；总结其利用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相融合的经验启示，为儒家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互动提供有益的借鉴。[关键词]韩国；儒家文化；法治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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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国对儒家文化的承继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有四家：儒家、道家、墨家、道家，其中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是形成最早，以孔子办学授徒为起点，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对人们影响持久又深远的儒家文化。不仅对我国现代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广泛传播于东南亚地区，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有着深厚的影响。甚至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腾飞。

朝鲜①是东方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韩国古代大致可以分为三国以前，三国时期，高丽王朝，李氏朝鲜。根据中国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北方居民不断向朝鲜迁移并先后建立政权即所谓的古朝鲜。其中有殷末周初，殷王箕子率遗民逃往朝鲜，在今平壤一带建立政权史称“箕子朝鲜”；有韩国学者认为，箕子从时代上来讲早于孔子，孔子是对当时社会的文化和思想的总结和创新，儒学的形成渊源可以追溯至孔子之前，因此箕子流亡到朝鲜半岛的说法意味着原始儒家思想已经传到朝鲜半岛②。公元3世纪，百济统一马韩，新罗统一辰韩，中国东北部兴起的高句丽迁都平壤，于是在朝鲜半岛形成了三国争霸

① 韩国与朝鲜在历史上同一个国家，本文所用韩国是指二战后的大韩民国。

[韩] 琴章泰：《韩国儒学思想史》，韩梅译，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②的局面，即古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期。中、韩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儒家文化是在战国时期即朝鲜三国时期，随着汉字传入自然而然的传入的，这一时期韩国吸收儒家制度与规范，并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折衷。327年朝鲜半岛第一个国家高句丽在中央设立太学，向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这是朝鲜第一次从国家的角度传播儒学，标志着儒家文化开始在韩国传播，所以三国时期及三国以前是儒家思想传入韩国的开端；公元7世纪新罗在唐朝政府的帮助下征服高句丽和百济首次完成朝鲜半岛统一，7世纪新罗在中央设立国学，招收贵族研究儒学经典，这说明儒家的制度、礼俗、规范已经在朝鲜社会确立，随后儒家思想成为了朝鲜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础。8世纪末开始，许多贵族开始留学唐朝学习儒家文化，崔致远是这一时期朝鲜优秀的儒学思想家。但在公元9世纪，新罗因内部分裂走向衰落，到10世纪初时又形成后高句丽、后百济新罗的后三国局面，918年后高句丽大将自立为王，改国号高丽，并重新统一朝鲜半岛，即高丽王朝。高丽时期是儒、佛、道并存发展，高丽太祖的统治纲领《训要十条》尤其强调儒教的仁政，958年实施了科举制，这一系列事例都说明高丽时期是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地位确立时期；高丽建国后继续扩张，却不断受到蒙古军队的进攻，直到1258年高丽降服于元朝，但在元末农民起义后高丽又拜托元朝的统治；在高丽王朝后期大将李成桂先后废黜冒王逼迫恭让王退位后，大将军李成桂利用儒学为思想武器进行了改朝换代的社会变革，自立国王改国号朝鲜，创建了朝鲜半岛上历史最长的国家——李氏朝鲜。李氏朝鲜从朝鲜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一直持续到衰落。自李氏王朝建国之日起，儒家思想变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因此全国兴起了儒学热潮，选派更多留学生到中国研习儒学经典，这一时期儒学思想家有李珥、李滉。可以说，朝鲜半岛的儒学思想在李氏朝鲜时期达到了顶峰；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朝鲜也不了避免的沦为殖民地，二战后伴随日本无条件投降朝鲜获得独立。但由于历史原因，朝鲜半岛分裂为南北两部分。1948年北部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部成立大韩民国。受西势东渐形势的影响，韩国文化受到西方的冲击，反邪卫正派排斥西方文明，坚守性理学阵地，东道西器论者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主张弹性吸收西方文明，文明开化论者认为因打到儒教，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及价值观和宗教，在西方势力不断妥协斗争中也确立了新的儒学理论。

二、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韩国法制建设

①“就儒家文化的程度而言，古代朝鲜是中国本土之外最为彻底的地区。”因此，自中国儒家文化传入朝鲜以来，不仅儒家的思想观念根植于朝鲜民众心中，儒家的法律文化也深刻的影响了朝鲜的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

（一）韩国法的起源带有儒家文化色彩

“箕子八条”一直被看作是韩国法的起源，也是是朝鲜法制文明的最初形态。三国以前的古代朝鲜没有统一的国家形态，一些小的国家或部落联盟虽然有一定法律制度但都比较初级。早在“箕子朝鲜”时期，就以“箕子八条”为治，而箕子本为殷王，那么“箕子八条”本身就已经带有源儒家文化的色彩。在朝鲜的法制建设还有没有开始对中国具体仿效时，就已经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这也是韩国法律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历史渊源。

（二）借鉴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于法制建设

朝鲜长期学习借鉴中国的儒家文化，自然而然也将儒家文化的精神运用于法制建设之中。在古代朝鲜典籍《增补文献通考》中有记载：“高句丽大武神王十一年令曰：‘其十恶中，准律用刑者外，犯别罪合被重杖者并征赎。’”②“十恶”是魏晋南北朝时北齐所创，隋唐继续沿袭，是法律儒家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律中的一项基本内容。高丽时期，取法于唐律时就确定了以儒家精神为原则的取向，“特别是接受了唐朝‘一准礼乎’的礼治精神，法律成为维护家庭伦常，等级制度的有力武器”③。李氏朝鲜时期，太祖命群臣编纂《经国大典》作为国家的基本典章，当时儒家的信奉者郑道传奉旨编撰了《朝鲜经国典》，他根据儒家的基本理念，仿照《周礼》六官分掌六典的体系，也撰写了朝鲜的六典④，在《朝鲜经国典》的基础上历经四朝完成了李氏朝鲜最重要的法典——《经国大典》。随后，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朝鲜又先后制定了《前续录》、① 彭林：《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转引自马小红等主编：《输出与反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7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②版社2012。

③ 马小红等主编：《输出与反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8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 ④《后续录》、《大典通编》、《大典会通》等法典。朝鲜的法制并不只是表面的模仿中国法律的体制，其法制建设的内在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因此，即便是现代的韩国法治也难以脱离儒家文化影响。

（三）大量仿行中国的法律制度

朝鲜半岛与中国为邻，当时的中国较之朝鲜相当发达，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各种方式陆续传入朝鲜，法律制度也是这样，在不同的时期，朝鲜都效仿了当时中国的法律制度。早在朝鲜的三国时期，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分别以不同的途径引入了中国的典章制度。百济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制，新罗全面以中国的制度模式构造其国家体制，高句丽原在中国境内，迁都平壤后政治制度没有变而是仿行秦汉的制度实行中央集权。“以百济浸染汉文化之深，则其法律必自汉、魏两代脱胎而出，为无可疑惑之事也。”①诚如杨鸿烈先生所言，百济的法律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不仅在朝鲜的古籍中有所记载，在中国的古籍中也略有记述：在《后周书·异域传》中“百济及其刑罚，反叛退军及杀人者，斩；盗者，流，其赃两倍征之；妇人犯奸者没人夫家为婢。”这些法律规定都与魏晋的法律极为相像。新罗在朝鲜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具体的法律文本均无遗留，但新罗当时官员的名称与唐朝官员的名称一致的甚多；在制度上逐渐建立几乎同中国一样的模式，新罗中央政府的四部八府就是就是仿自唐朝的三省六部制。高丽时期的法律全面借鉴唐朝的法律制度，唐朝发达的法律制度是世界法律史上的一个高峰，韩国成文法的历史就可以追溯的高丽法典。李氏朝鲜时期，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自开国之初就确定沿用《大明律》，以表示对明朝的尊崇和对中国文化典章的承继。

三、韩国近代法治之路

（一）韩国近代法治的困境和改革

韩国同中国一样，近代历史都是以被动的方式开始的。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随之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76年朝鲜在日本的炮舰政策下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开始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此时，所有朝鲜原有的法律的都被废止，在日本人的指导

① 杨鸿烈：《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33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下完成了一批新的法律，1897年日本帝国主义改朝鲜为“大韩帝国”，建立傀儡政权；直至1910年日本取消“大韩帝国”之名，设立朝鲜府，韩国正式被日本正式吞并，相应的，朝鲜半岛的法律也由朝鲜府所制定。在包括中韩两国在内的整个东亚被迫开始近代历史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历来受朝鲜所效仿的中化文明在世界上已经不再占优势，以往被尊崇的儒家文化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空前挑战；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强势袭来，让人们不得不被动接受，为了尽快收回本国法制主权，朝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将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结合的难题。

在殖民地时期（1876—1945）韩国的法律制度改革完全受日本的控制，全面受到日本法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分为南北两部分，南朝鲜于1948年正式建国，国名“大韩民国”，韩国的法律制度广泛受到英国和德国的影响。“1945年到1962年是韩国法制的形成期，这一时期的法制发展对韩国的整个法制现代化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①”首先清算了殖民统治时期制定的大量法律，然后在此基础上编撰了新的法典。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编撰了一系列法典：宪法典、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典、刑事诉讼典、商法典，从而形成了以六法全书为主体的法律体系。②

（二）韩国近代法治中儒家文化的境遇

在韩国法律近代化的过程，也是全面借鉴西方法律文明的过程，韩国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明传入的挑战，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韩国传统的法律文化面临西方法治主义的考验。因此，在韩国近代法治中，儒家文化面对强势存在的西方文明，韩国选择了筛选留存。无论外国的法律文化是被动传入韩国还是韩国主动吸收，都没有让韩国与原有的传统文化决裂，因为一直受深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传统文化是大韩民族的精神支柱。二战后，韩国进行“清算旧法”“创立新法”的改革，由于儒家文化影响深远持久，因此在改革中韩国法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儒家传统文化因素，这可以称之为“儒家思想道德观下的立法”③。

韩国的民法领域保留了儒家的礼治和伦理传统，在日本吞并韩国之前，韩国的民法是完全仿行中国的体制，因此，尤其是婚姻家庭法更是深厚儒家文化的影响。首先，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韩国开始起草民法典，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大多年轻时都受过儒家教育，这对韩国民法典儒学色彩突出有一定的影响。其次，① 韩大元：《东亚法治的历史与理念》，14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何勤华等主编：《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18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参见杜文忠：《会通之路：儒家对韩国现代法律的影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②③在家庭方面，韩国非常注重家族制度，这种制度源于儒家思想，是儒家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制度。《韩国民法典》第778条规定：“家族血脉的继承者,如果与现有家庭决裂，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建立或恢复家庭,应当有义务成为户主，即一家之主。”户主制度源于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在韩国也同样历史悠久，集中体现了韩国传统的家族制度，虽然西方认为是遗留下来约束个人自由的旧制度，但在这已经融入到了韩国的法律和人们的观念意识当中，并起到了良好的维护家族和谐的作用。最后，在民法领域，儒家思想还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其他婚姻家庭制度，比如同姓同本禁婚制度、父姓制度等，但有些制度随着韩国现代化的发展，也在不断被修改，以更加适合社会的需求。

韩国的刑法领域也同样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韩国刑法典》第151(2)条规定：“如果与罪犯生活在一起的罪犯的亲属、户主或家庭成员，为了罪犯的利益而与之提供庇护,则不受刑事处罚。”《韩国刑法典》第155条同样有这种情况下与犯罪嫌疑人生活在一起的罪犯的亲属为其隐瞒证据伪造或改变证据的行为进行豁免的规定。这都体现了儒家文化里浓浓的“亲亲相隐”的色彩。

孝道是儒家文化的内涵之一，韩国民众也非常注重孝道，这在韩国的法律中也有所体现，《韩国社会法》第3条规定：“国家和民族都应尽量保持尊敬及孝顺老人的优良传统。”由此，韩国对儒家文化优秀传统不但保留在道德层面，也上升的法律层面，这中对儒家文化双重吸收的形式也保证了所指定的法律更加符合社会实际。

除了在法律制定方面，韩国非常重视儒教的道德教育作用，并以其深化儒家文化对韩国法治的影响。1995年，韩国儒家学者召开大会，通过了“儒教宪章”建立了全国性的儒教组织。根据宪章规定，韩国承认儒教是宗教，并设立发展儒教事业的专门机构和培养相关的人才，以继续传播和弘扬以孔子为和核心的儒家思想。

四、韩国利用儒家文化进行法治建设的启示

韩国在法律近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但仍然保留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并将传统文化与本国的法治建设相结合起来，这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过程如何利用好有优秀的传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是良法美意

良法美意是古代朝鲜儒家理学的法律理念之一，这种理念的核心思想是良好的法律应该建立在良好的社会风俗之上。好的社会风俗是法律产生的基础。①当时的法观念认为，法要符合古代周礼的要求，要顺应民意，取得民众的信任。只有以民意为基础的法才能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秩序相一致，成为“良法美意”②，因此良法的基础就是“民信”、“民意”。这与中国古代的“良法之治”如出一辙，在我国所谓良法不仅要行使其本身法律的效能，更为重要的是要让众人愿意接受和服从。这在高丽时期就已经有所体现：高丽王朝的法律虽然取法于唐律，但并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搬，是根据自身的情况的有所删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今天，良法之治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理念。因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是“良法美意”。

（二）立足本土优秀文化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相结合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我国的法治建设在近代也遭受了西方文明的冲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只顾着发法律移植而忽略从本土文化中寻找资源，那么在法治建设的今天，如何对待本国传统文化，韩国有着丰富的经验供我们学习。韩国在近代法制建设中，从来没有彻底放弃过传统文化。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韩国完成一系列新法的编撰后，仍然非常重视儒家文化在国家各方面特别是法律方面的作用，使韩国成为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结合得最好的国家。那么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更应当重视本土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结合，不断从儒家文化中撷取精华，抛弃糟粕，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儒家文化结合的更好。

（三）重视传统文化中道德与礼对法律的补充性功能

无论是古代朝鲜还是古代中国，起初所谓的法就是治理百姓的工具，因此，只能依靠儒家文化中道德和礼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在法治现代化的今天，法律对人们的日常行为的约束仍然有诸多的不完善，韩国就很重视传统文化中道德与礼的补充性功能，从而以道德规范社会的规范体系，以礼来调整社会秩序。道德规范所体现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在法与道德结合中，礼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礼是儒家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在我国，道德和礼也被人们所熟悉，一方面，我们要不断法治，另一方面，也应该注重道德的作用，加强道德建设。同时法与

① 马小红等主编：《输出与反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6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韩大元：《东亚法治的历史与理念》，13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②礼的结合也会让法治在尊重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秩序基础上更加合乎人情，以保证法治的合理性和实效性。

（四）东亚法治建设经验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宝贵资源

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国家在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结合的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供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借鉴。儒家文化曾经一度是东亚各国所尊崇的文化，但在近代化过程中，儒家文化失去了其主导地位，儒家文化中的糟粕制约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经过长期的曲折而痛苦的认识和反思，清除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保留和发展其中的精髓，成为了促进东亚国家法治近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的本土资源。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的精华仍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亚国家利用本土资源的经验，对我国利用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二篇：将网络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相融合

将网络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相融合

昌乐县鄌郚镇中心小学 李文民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以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正在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学习方式。“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学习和交流打破了过去的时空界限，为人类能力的提高和发挥作用带来了新的空间。”加强网络技术与其他课程的“融合”，对于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数学教师必须进一步从自己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如何使用计算机来帮助自己的教学，把计算机技术有机地融入到小学数学学科教学中——就象使用黑板、粉笔、纸和笔一样自然、流畅，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

那么，该如何实现网络技术与小学数学学科的融合呢？

一、将网络资源与数学学科教学内容相融合

新课程标准提出“数学要贴进生活”、“数学问题生活化”。数学是一门抽象的自然科学，从小学生所用的课本来讲，数学课本的吸引力就远比不上哪些印刷着精美图片的语文课本和英语课本。数学课堂不可能抑扬顿挫地朗读应用题，也不可能听着音乐，打着节拍地唱1+1。然而现实的生活材料，不仅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所学内容与自己接触到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使学生认识到现实生活中隐藏着丰富的数学问题。因此，数学学习材料的选择应十分注意联系学生生活实际。

将信息技术融合到小学数学教学中，与小学数学学科教学内容紧密、完整的结合起来，可以丰富教学内容，而且可以通过学生的自主参与，合作探究，使学生学得轻松，学得愉快。同时也可使教师拓展自己知识视野，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务。

在课堂教学中，由于时空、班额人数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很多生活情境难以在短短一节课内真实再现，运用网络教学资源，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矛盾。例如，在教学《统计》一课时，于新课即将结束时点播网络视频。屏幕展现这样的生活场景——在超市旁的停车场内，各种汽车接二连三地驶入，真实的画面和声响惹得学生兴致勃勃，跃跃欲试。然后请学生先将这些车子按型号分一分，以此复习分类知识；再统计该二分钟内到达停车场的车辆数：自行车、摩托车、小轿车、货车、客车各有几辆，借此复习统计方法，教学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网络教学资源将现实中的问题情景真实地搬到了数学课堂，似一座桥梁将生活与数学紧紧相连。学生在身临其境、情趣盎然中，一方面认识到数学与生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体现了“生活问题数学化、数学问题生活化”的大数学观。

还是在教学《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一课时，让学生自己通过查资料、上网等各种途径进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看自己对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知道和了解多少，课上让学生代表利用投影等汇报他们带来得材料：有的是我校各班级学生人数的统计，有的是自己家里用水量的统计，有的是去年海啸死亡人数的统计，有的是奥运奖牌的统计„„通过各种图文并茂而生动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有说服力的数据统计材料，学生不仅认识到了统计的作用与重要性，而且成功地接受了一次爱祖国、爱科学、爱数学的思想教育。

学生通过网络收集信息、筛选信息、使用信息，教师不再是主要的信息源，而是教学活动中的导航者，设计者和帮助者。学生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是知识的探索者，自主学习将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方法，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学习、学会组织、学会协作、学会思考和交流。

二、将信息技术与数学课堂教学形式相融合。网络教育，说到底也是一种媒体教育。教师一本书一支笔一块板这种传统典型的教学模式对于只要求传承知识虽有一定好处，但作为认知主体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却始终处于被灌输、被填鸭的从属地位。其主动性、内动力和自压力、积极性难以发挥，网络资源有利于学生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形成，与当前提倡的素质教育背道而驰，而网络环境中的小学教学具有传统教学中不可比拟的优势。

课标指出，数学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应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开发并向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学习资源，把网络上的资源、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学生学习数学和解决问题的强有力的工具，致力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学生乐意并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现实的、探索性的数学活动中去。

低年级学生的学习动机主要依靠外部环境的刺激，趣味是推动他们学习的动力，是获取智能的开端。例如，在教学《时分的认识》一课前，运用网络教学计算机在搜索栏中输入课题，众多有关时分认识的教学资源随即映入眼帘，经过认

真的筛选、修改，我在下面的情境中导入新课：屏幕上移步走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用亲切和蔼的声音说：“小朋友喜欢猜谜吗？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谜语----小马不停蹄，日夜不休息，嘀答嘀答响，催人早早起。这是什么呀？”慈祥的时光老人和有趣的谜语，似磁场般一下子将孩子的注意力聚拢，浓厚的数学兴趣充满了课堂，收到“课伊始、趣顿生”的教学效果。

网络的大量教学资源都充分吻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融声、图、文于一体。教师如果能合理、巧妙运用这些认知环境创设，创设一种学生喜闻乐见的、生动有趣的学习氛围，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他们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情感。

数学知识的抽象性与小学生认识规律的形象性造成了学生认识上的矛盾，特别是难点的突破、重点的处理、方式、方法问题直接影响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而利用多媒体教学，只要能把准时机，辅助到妙处，巧处，便有事半功倍之功效。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最令数学教师头痛的莫过于学生对于数学中出现的抽象的概念、定义不能真正理解和学会应用，而借助于多媒体技术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多媒体能使空间形象化，几何图形，特别是立体几何图形的教学能帮助学生建立空间观念。使导入适时化，计算机多媒体辅助教学，图文声像并茂，形象直观生动，但必须注意适时导入，恰到好处，才能化平淡为神奇，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长方形、正方形和平形四边形》是九年义务教育课本小学数学第五册的知识。这节课的知识目标是认识长方形、正方形和平形四边形，并知道它们的特点。能力目标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空间想象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的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为了将教师的教学设计转化为学生的生命活动实践的一个互动，尽一切可能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为此我在练习部分设计了互动式的游戏教学——拼图游戏，电脑给出一些三角形、四边形及其它认识的图形，学生可随意拖曳图形拼出形状各异的美丽图案，然后在利用多媒体演示，交流自己的作品。

再如：在《角的初步认识》的教学中，我设计了找角、摸角、折角、画角、玩角五个环节，从引导学生观察实物开始，逐步抽象出所学几何图形。其中在画角这一环节中，我改变了以往的教学形式，老师不示范画角的步骤，而是设计了这样一个动画，先出示一点，接着点闪烁几下，出示“顶点”两字，然后动画演示两条边的画法，边再闪烁两下，出示“边”，这样主要是在感知的基础上清楚

明了地抽象出角的图形，接下来，再让学生自己画一个好看的角，效果就较好。

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手段开展教学，利用网络信息丰富、传播及时、读取方便等特性，促进课堂模式的转变，既丰富了教学形式，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对学习的自我控制能力。

三、将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学科教学方法相融合。

应用网络环境进行小学数学教学，可以提供形式生动活泼、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具有交互功能的学习资源。教师可以不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组织和编写教案上，而只需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为学生提供学习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上，在帮助学生确定某一学习主题时，引导学生从何处获取有关的学习，如何获取以及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学习资源等。

当前与时代的发展和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相比，学生学习方式较单

一、被动，缺少自主探索、合作学习，独立获取知识的机会。在网络教学中，教师只是处于引导、点拨的主导地位，而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模式，它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通过伙伴或教师的帮助自主建构知识。因此，网络教学中学生之间的协作性、创造性、创新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学生的学习开放性，学习过程的交互性，内容形式呈现的多媒体化得到充分展示。改革现行的学科教学方法，使其适应信息环境下的学习要求。

如在教学《有余数的除法》一节课时，我安排了课堂练习。练习中，计算机将正确、错误的评价以及提示、指导、建议等信息及时反馈给学生。对学生的不同解题过程，通过网络在屏幕显示，起到了交互作用。不仅使学生很快地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加深学习体验，而且教师也可从中获得教学反馈信息，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使教学过程向教学目标靠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层教学和个性化教学。

又如在教学第七册《常用的计量单位》整理和复习一课时，利用网络教室，要求小组合作，内容是：把常用的计量单位分类整理，比一比哪个小组整理的又清楚、又完整、又有特色。从而改变以往运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学生在练习纸上整理数据，教师很难了解到学生整理数据的全过程，教学的实效性很难把握等结果。而网络环境的互动性，大信息量传载功能正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使师生及时地掌握各小组整理的全过程，有利于学生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

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同时获得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

四、将信息技术和小学数学教学相融合，提高小学生的信息素养

以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质是以信息技术解决课程和课程学习中的各种问题，通过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首先通过信息技术课程，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数学教学，其核心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而思维能力的培养，需要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实践中应用、学习、完善。学生的信息技术操作技术也是这样，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基础，计算机课以及信息技术基础课教学只是为学生应用打下一个基础，在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新的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扫清障碍。这样，会更实际，也更能体现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的融合。

利用计算机我们可以创设远比传统教学更富启发性的教学情境，能设计让学生动手做数学的数学实验环境，能灵活自如地进行变式教学；利用计算机能更有效地使学生领悟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启发学生更积极的思维活动，引导学生自己发现和探索，同时能使学生交流、小组讨论与“一对一”的个别化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来提高小学生的思维能力。

其次通过网络技术优化学生的自主探究性学习。

利用学校服务器架设有关专题数学学习网站，为学生学习数学提供富多彩的素材，有效地提高了采集信息的速度、数量和质量，为学生的探索性学习提供了方便。例如教学“数字与编码”一课时，先自制专题学习网站，在课前利用互联网搜集大量有关编码的资料，经过系统的梳理后，将大量的信息资源整合到专题学习网站中，同时将一些拓展性的内容放到网站的“拓展延伸”栏目里，让学生可以从中快捷地链接到其他有关学习网站。利用专题数学学习网站，为学生提供了探索性学习“数字与编码”的步骤，确定了本次数学活动的主题：分析资料－归类整理－讨论交流－归纳总结－展示成果。学生在探索中学习，每一位学生都是发现者、创造者，同时实现了师生、生生的完全互动。学生发明的编码方法则充分展示了学生的聪明才智，每一位同学、每一个小组的研究成果都经历了学生

探索性学习的全过程。把学生的研究成果补充进课件中，不但丰富了学校的网站资源，让大家都能共享，而且使学生获得成功感的体验，从而为其下一轮的探究性学习提供了新的积累和动力。

又如《长方形面积》拓展延伸，创新思维这一环节中，我设计这样一个实际数学问题，有一养鱼专业户有20米网箱栅栏，准备靠河岸一边，围成一个网箱，你设计一个最佳方案，养鱼最多。学生用多媒体计算机，调出网络资料：屏幕上出现一条河流，碧绿的水波纹，一条直直的河堤，岸上两棵树之间挂着一段篮色立体形状的网箱栅栏，共20米，一米一段，可点击拖移到河堤边拼接（也可一次移几米栅栏）学生操作计算机移图拼接发现了一个个奇特的长方形。

学生一个一个方案实验，一个一个周长的计算，一个一个面积的求解，一个一个结果的比较，不但进行了这课长方形面积的计算的训练，还巩固周长计算公式，热情十分高涨，乐此不疲，完全打破了过去教师出示一个长方形要求学生算面积的沉闷模式。学生的锐敏的观察、丰富的想象、积极异思维、个性化的学习策略都得到锤炼，更主要的学生表现出的探索精神，为达目标逐个求积的严密的际逻辑思维充分显示了信息技术与数学课整合的科学性，强大的生命力。此外老师不失时机引导，如果这个栅栏长不是20米而是30米、40米，又将怎样设计方案，也一个一个求证吗？这奇妙的、实际的数学问题，有规律可寻吗？其实就是以后我们要学习极大值问题。《学习的革命》中有这样一句话：“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要点的火把”，这里正点燃了学生热爱数学，渴望探究的心灵之火。

数学知识的来源已经远非局限于学生听取教师讲授和阅读教科书，而是让学生自主地根据需要通过网络上的各种教学资源搜集各种信息和数据。例如，在学完《千米和吨》后，组织学生上网查找有关千米或吨的资料。学完《轴对称图形》，建议学生到网上搜集轴对称图形„„然后让他们把寻找到的材料或者保存在自己的计算机里，或者记住所在的具体网址。最后在课上组织交流，学生借助网络教学计算机，或者链接相关的网站，展示课前整理的课外数学知识，从而实现教育教学资源的补充、流动与共享。

网上冲浪式的自主搜索可以大大拓宽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提高他们的认识能力，引领大家超越时空的限制去遨游超越纯粹数学的知识海洋。同时又使单向 的教学活动多元化，机械的被动学习自主化，不平的教学关系民主化，于是，我们的课堂开始大了，活了，新了„„

第三篇：韩国人口发展经验与启示

三：韩国人口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韩国人口发展经历的过程、遇到的问题与我国比较相似。当前，我国人口计生工作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问题日益显现，需要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方法，从满足群众的生殖健康需求出发，以促进群众生育、生产、生活质量提高为目标。韩国在生育调节、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开展各种生殖保健活动、疾病预防（寄生虫防治）老年人福利帮助等方面，充分体现了人文为重的工作理念，把生育同生产、生活有机结合，实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二是大力发展人口福利事业，善于运用经济杠杆调节生育。韩国对生育的调节都是通过政府倡导、利益驱动、家庭计划、社会服务来实现的。我国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加大政府投入和政策推动力度，善于运用社会福利调动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

三是坚持行政管理、技术服务、群众组织“三位一体”的工作体制，不断充实完善协会组织的工作职能。“三位一体”的工作体制是我国与韩国开展人口计生工作共同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协会职能是人口计生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尤其要发挥医疗保健机构的作用。借鉴韩国的经验，一方面要加大男女平等观念的宣传力度；另一方面要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加大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非法终止妊娠事件的处罚。韩国在解决这一问题过程中，卫生保健部门发挥了突出作用。我国医疗保健机构是由卫生部门实施管理，如何强化卫生部门在这方面的责任，加大其工作力度，是一个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同时，宣传、教育、社会保障、妇联等部门和组织也要加强配合，综合协调，共同做好工作。

五是大力发展生殖健康事业，完善各级技术服务机构的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殖健康需求，提高群众的生活、生命质量，是各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人口计生工作赢得人民群众理解和支持的关键所在。

第四篇：美国网络空间军民融合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网络空间军民融合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是打造网络空间军事力量的始作俑者。从2009年率先建立网络空间司令部，到2013年公开承认建有专司“进攻”任务的网络战部队，从2011、2015年国防部接连发布两份网络空间战略文件，到网络安全国防预算持续攀升，美国的网军建设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然而，这从来都不是美国国防部一家的单打独斗，军民融合始终是美网络空间力量建设与运用的基本思路。可以说，美国网络空间力量发展的关键词是“融合”而非“建设”。借鉴美国在网络空间军民融合方面的做法与经验，吸取其教训与不足，走出有本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网络空间发展之路，将有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实现网络实力的飞速跃升。

持续发布战略文件实施顶层设计，“政府主导、体系统筹”是核心目标近年来，美国接连发布网络空间战略文件，强调将政府民事机构、军事力量、私营企业、学术精英以及普通民众等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实现多要素的体系融合，不仅指明了战略方向，而且列出了具体的规划与方案，成为美国网络空间军民融合的顶层设计。2001年，小布什政府发布第13231号行政令《信息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宣布建立由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商务部长等组成的部委间机构，代表政府全面负责国家的信息安全工作，为军事与民事机构合作奠定了机制保证。2008年，小布什政府又在“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综合计划”提出12项举措，其中之一是基于国家安全局开发的技术、国土安全部与国防部配合实施“爱因斯坦3”项目，以有效防护联邦政府网络。2011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可信网络空间：联邦网络安全研发战略规划》，要求统筹运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能源部等军事与民事部门下属研究力量，依据各自优势承担不同的研发项目，实现网络技术的新突破。2015年7月，奥巴马颁布关于高性能计算机的总统令，要求国防部、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作为领导机构，联合推进百万兆级超级计算机的研发进度。美国国防部对于网络空间军民融合更是高度重视。2011年，美国国防部颁布首份《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列举了美国防部在网络空间的五大战略举措，其中之一是要与其他政府部门、机构及私营企业合作，打造全政府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内容包括与国土安全部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基于创新、开放和信任激励私营部门参与国防部网络空间安全行动。2012年7月，国防部发布《云计算战略》，明确提出打破军用与民用之间的界限，运用成熟的商业技术推动云计算在军队中的广泛运用。2015年4月，国防部发布新版《网络空间战略》，同样提出要加强与美国政府民事机构的协调，以实现最大限度的信息共享、协调网络行动、分享经验教训；鉴于“国防部在构建网络、提供网络空间安全服务和研发先进能力等方面都依赖于私营部门”，未来需进一步加强与私营企业的密切合作。而且，与旧版文件在国防大学公布不同，新战略的发布地点选在网络企业汇聚的硅谷。国防部长卡特在演讲一开始便呼吁，商业界、民间和政府应建立“公开的伙伴关系”，包括重建五角大楼和奎地之间的“桥梁”，对借私企之力发展网络空间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应当看到，以发布战略文件的方式强调网络空间军民融合的重要性，不仅意在展示姿态，更是要确保政府在整合各类网络力量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大力推行网络安全政策，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看到了互联网蓬勃兴起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希望将网络主导权由民间收归政府，期间触发了一系列政治敏感问题。在紧急情况下归私人公司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能否由政府接管、总统能否下令限制或者关闭被攻破的政府机构或网络的互联网通讯等问题上，政府与民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而斯诺登不断曝料的监控丑闻，也使各网络企业亟欲与美国政府、军方“拉开距离”。以出台战略文件的方式引导和筹划军民融合，有助于军事与民事机构形成合力，逐渐削减民间特别是私营企业“自行其事”的空间。

不断推动军地合作确保机构协同，“资源共享、能者多责”是主要标准随着网络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延伸，各个政府机构的管理职能也相应地延伸到网络当中，导致相关部门越来越多，战略重心不明、工作职能重叠、缺乏协调配合等问题日趋严重。特别是，以国家安全局和网络空间司令部为代表的军事机构，和以国土安全部为代表的民事机构，就谁应主导网络空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2009年，隶属白宫的网络空间办公室和隶属战略司令部的网络空间司令部相继成立后，美国基本确定了军民两分的基本模式，即在网络空间办公室协调下，国土安全部保护联邦机构网络即“.gov”的安全，网络空间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保护军事网络即“.mil”的安全。同时，相关部门首脑均摆出合作姿态，宣称将努力确保资源共享。时任美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林恩、网络空间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愿意运用军事力量为民事机构提供支援，届时军事资源“将处于民事领导人控制之下，根据民事法律运用。”2010年10月，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领导人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正式的伙伴关系，互派支援小组进驻对方机构，以整合军政网络空间安全手段，互通有无、协调合作。但是，这种看似简单的切割与合作未能根本解决问题，军地机构并未真正形成合力，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事情仍时有发生。例如，2009年10月和11月，国家安全局、国土安全部分别建立了旨在整合网络安全力量的新机构，彼此之间的职能严重重叠。“完美公民”项目旨在检测电力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及政府机构网络是否受到攻击，理应属国土安全部职责，实施上却由国家安全局负责。更有甚者，国防部组织的网络力量，曾出于安全考虑，奉命摧毁由中央情报局建立的旨在吸引“圣战者”的“密罐”网站，充分表明美政府上层缺乏协调，政策导向不清晰。军队与民事机构职责的重新理顺，是由2015年4月国防部新版《网络空间战略》确定的。文件称，国防部不仅要负责国防部网络的安全，还要保卫国土和国家利益免受后果严重的网络攻击。这就意味着，军事机构将在保护民用网络空间资源和基础设施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民事机构的权力则相应缩减。而其背后的原因，无非是技术资源的不对称。在美国，最先进技术通常首先在国防科技领域应用，网络空间与通信、电子侦察的密切关系，又使得以国家安全局为代表的军队情报机构，在网络空间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上具备了先天优势。兼任网络空间司令部司令的时任该局局长亚历山大曾在国会上表示，该局掌管本领域最强大的技术专业力量，包括密码、网络接入和语言学人才，拥有网络空间行动所需的所有要素。与之相比，国土安全部虽一度被赋予更大职权，但该部督察长理查德·斯奇诺却不得不承认，他们“既缺少迫使其他联邦机构按其建议行事的权利，也缺少能够恰当执行任务的人员”。受此影响，虽然美国在传统上高度警惕军事力量在国内事务中的过度膨胀，但还是不得不依据“能者多责”标准，明确军地机构的主导地位，理顺协调关系。

高度关注公私合作善用民间力量，“需求牵引、利益驱动”是内在机理在美国，90％的网络空间基础设施归私营部门所有和控制，核心网络技术与设备主要由以“八大金刚”为代表的网络私企掌控，大学和科研机构更是网络人才汇聚的巨大宝库。为充分利用这些民间的资源，美军采取了多方面措施。美军将多数网络装备的研发生产工作交由私营企业承担。华盛顿邮报“美国最高机密”调查显示，参与承担美国网络空间防务的私人承包商多达1930家，其中仅国防部总部就拥有291家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及雷声等老牌军工企业都有大规模的网络相关产品与服务线，并直接参与到与网络空间战相关工作当中。国防高级研究规划署的“X计划”和“国家网络靶场”项目等，都由多个私营企业分包。2015年，网络空间司令部发布信息征询书，在全源情报、网络作战、网络规划、网络演训等10余个领域公开招募承包商，以尽早完成构建133支网络任务部队。国防部长卡特也在2015年4月宣布“国防创新Ｘ部队”计划，表示将在硅谷设立办事机构，开发尖端突破性技术，实现国防部与私营企业的更高层级融合。美国军方还与私营企业合作，共同提升网络安全水平。2011年，国防部发起“国防工业基地网络导航”试点项目，为20个参与国防部网络运营的公司提供平台，使其能够及时获得网络安全情报信息，各公司则借助这些情报与专业力量，保护他们为国防部运转的网络。在90天试运行期内，该项目便成功阻止了数百起网络入侵行动。2012年5月，该项目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国防工业基地公司开放。2015年10月，国防部首席信息官下达有关该项目的新指令，对如何实现信息共享做出了更详尽的规定。据估计，目前已有近千家公司参与该项目。为加强协同，在组织开展“网络暴风”、“网络卫士”等网络演练时，大量民事机构、网络企业、学术界代表均与军队共同参与，以便通过实践共同发现网络威胁和网络漏洞，提高应急响应能力。网络空间作为人造环境，对人才的需求极其旺盛。美军不仅在军事院校开设网络课程，还积极到地方延揽人才。例如，国家安全局在多个大学开设网络课程，空军研究实验室网络空间行动部每年为大学生提供为期10周的培训，以培养更多的网络战人才。自1994年起，国防部就依据“企业职员项目”计划，每年派出15-20名军官到顶级商业公司工作约11个月时间，借用企业环境培养人才。2015年，国防部宣布将派驻时间增至2年，以确保这些军官能够在私营企业最大限度地汲取营养。在每年8月举行的“黑帽”大会上，国家安全局局长及高级官员经常亲临现场，甚至公开发表演讲，以招募民间高手入伍。新版《网络空间战略》还提出，国防部必须有能力从国内最好的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技术公司当中借用技术专家，让他们在国防部内发挥独特的工程设计与分析作用。其实，经过多年发展，美国军队与私营部门之间形成了关系密切的军工复合体，在网络空间同样如此。对于企业而言，与军事机构建立密切关系，使他们能够及时捕捉和准确把握军事需求，在庞大的网络产业订单中分得一杯羹。对于军队而言，私营企业运营方式灵活，可以绕开军事官僚机构固有的繁文缛节，技术装备研发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在新兴技术日新月异的网络空间，这种优势更显重要。有统计表明，五角大楼开发新的计算机系统需要81个月时间，苹果手机开发则仅需24个月。显然，确保双方合作长期有效运行的，不仅是机制、法规方面的保障，更是共同需求与利益的驱动。美国网络空间军民融合存在诸多显著缺陷，负面效应发酵教训值得警惕 当然，美国的网络空间军民融合并非无懈可击，仍有诸多明显的缺陷和难以克服的不足，负面效应一旦显现极有可能持续发酵。从机构整合角度看，美国在前期设定的军地机构职责划分频出问题，除资源上的不对称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顶层领导机构缺乏足够的权威。“网络沙皇”职位创建6年来，多位就任者的资质、能力都相当过硬，但却政绩平平，根源在于职权过低。按照授权，这一职务的领导人只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充当协调与顾问的角色，无法直接向总统汇报，也不能代表白宫直接掌管网络空间安全事务的实质权利。顶层机构权力有限，直接导致军、地机构争斗不断。虽然当前基本确定了军事部门为主导的网络防御模式，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担负防御任务的网络空间司令部同时兼负有网络进攻职能，更有可能在遭受网络攻击后实施报复性反击，或是在预期可能遭受网络攻击时就采取“预期自卫”行动，因判断错误或意外事件引发网络军事冲突的风险明显增大。而私营企业、军事机构等组成的军工复合体，虽然有助于以低成本提升美军网络战斗力，代价也是巨大的。企业在制定决策时，最主要的参考指标是经济利益而非国家需求。例如，他们不愿为提升网络安全开列大笔预算，也不愿为了降低安全风险而改变全球组装的生产供应模式，结果使美国不得不始终面对无法防范的“供应链风险”，即“某些软硬件有可能在国外生产时被所在国政府借机添加恶意代码”。国防部《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也指出，“国防部的许多关键功能和行动依赖于商用设施，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全球供应链，但国防部无权直接对其采取可有效降低风险的措施。”将网络装备技术研发分包给私营承包商，对美国而言还有另一重风险，就是大量政府与军队之外的人员将有机会接触到涉及网络核心机密的信息，但他们的“忠诚度”显然低于军人和长期供职于军事机构的文职人员，构成了所谓的“内部威胁者”。兰德公司知名网络专家马丁·利比奇在2009为美国空军撰写的研究报告《网络空间威慑与网络空间战》中指出，这些人技术娴熟、深受信任、了解内情，一旦发生问题将构成严重威胁。联想到2013年以来持续发酵的“棱镜门事件”，曾供职于国防项目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斯诺登，正是这种所谓的“内在威胁者”。客观而言，斯诺登揭露的大量材料显然有力地抑制了美国肆无忌惮的全球网络监控行径，但从美国自身角度看，其谋求网络空间霸权的行动因此遭受了严重的负面冲击，所造成的影响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2016年第8期）相关阅读：

网络安全军民融合提升到战略高度，加强顶层统筹规划美国十分重视网络安全领域军民融合问题，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通过发布网络安全战略、强化网络空间顶层领导和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等，积极推进顶层谋划。1.发布网络安全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近年来，美国政府和国防部十分重视网络空间军民一体化发展，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将网络空间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进行统筹考虑。早在小布什时期，美国颁布了《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明确要求由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22个军地部门共同负责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构建由国防部、司法部、商务部等预警系统组成的国家网络安全反应系统；加强执法、国安、国防等部门之间的协调，共同应对网络攻击威胁。2011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在五大战略倡议中，第三大战略倡议就是要求国防部与其他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共同合作，打造“政府一盘棋”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2012年3月奥巴马政府公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确立了基于大数据的信息网络安全战略，其国家创新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以及国家信息网络安全战略都以大数据为重要依托，要求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等6个政府部门和机构承担相应任务，共同推动美国大数据技术发展。2015年4月，美国国防部新版《网络空间战略》再次强调，“国防部历来从私人部门创新中获益良多，它将继续与私人部门展开紧密合作，借助商业化助力国防部网络安全新理念”。新版战略跨越了传统的“军民两分”界限，军事力量大量涌入民用关键基础设施，把私营机构运营的网络基础设施纳入到国防部保护的范畴，同时也提出加强与政府各部门间以及公私机构间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等措施。2.强化网络空间顶层领导，构建军地网络国防统一体制“9·11”事件后，美国已建立由总统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办公室统筹协调，以国土安全部为中心，以国防部、商务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等机构为补充的网络信息安全组织体系，初步实现了军地密切合作。奥巴马上台伊始就发布了《网络空间评估政策》报告，要求加强网络空间领域的顶层领导。2010年5月美国网络司令部正式启动，负责协调美军不同军种内部的网络指挥部门。同时规定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由一人领导，这种“双帽”机制延续至今，既保障网络司令部的网络安全，又向其提供情报支持，还与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开展了密切协作。与此同时，美国对军事和民事之间的领导体制问题进行统筹协调，积极构建网络国防的统一领导体制。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下设主管网络安全的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为网络事务协调官，负责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下，协助总统协调统筹网络安全事务。同时，将网络国防划分为三大领域：国土安全部负责国内网络安全的防御与应急反应、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等；国防部负责国外的军事网络作战、防御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进攻性网络作战；国家安全局支援国内与国外两方面网络作战的网络空间情报作战业务。这三大块业务由总统统一领导，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体制对涉及网络空间的重大战略与政策问题进行决策和部署。3.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融合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美国出台的一系列网络安全战略，为网络军民融合发展提供了指导原则和遵循路径。例如，2011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国防部发布的《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从宏观视角对加强军地协调、公私合作提出了总体规划和战略保障。在具体的法律法规方面，为实现军地风险信息共享，众议院一再推动《网络情报共享与保护法案》的出台；1993年美国颁布《国防授权法》，明确提出了军事和民用工业基础一体化建设的发展思路，推动了军民两用信息技术的研发；为健全完善信息技术军民通用标准，美国积极推动技术和标准研发的《网络安全研发法》的制定；在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和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方面，美国不断完善《国家网络安全与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法案》和《网络安全劳动力框架》等相关法律规则。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适应信息技术带来的新变革，美国对网络安全和军民融合的相关战略和政策文件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例如，奥巴马政府公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和《美国国防部云计算战略》等，对于大数据条件下的网络空间军民融合起到了指导作用。

深化网络空间多领域公私合作，实现军民共建共享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私人部门在网络安全中的作用，并把强劲的公私合作关系当作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一项根本支柱。其网络安全产业实行的是公私合作、军民共建共享，这降低了公共成本、提高了运行效率，有助于美军建立和维持制网权。1.积极拓展与私营企业的合作，大力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美国私营企业掌控大部分网络基础设施，美军事行动对这些企业有很大依赖性，再加上网络空间的非对称性特点，美国军方无法依靠自身实力对网络实现绝对控制。因此，私营企业在美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美积极拓展与私营企业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军民共建信息基础设施。美国依托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采用租用地方网络和自建军用网络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国防信息基础设施，军民共同打造坚固的网络空间，支撑国家和军队发展需求。从1978年到1994年美国建成了由24颗卫星构成的GPS导航信息系统。该系统在优先为军队的舰艇、飞机等武器平台提供导航定位信息服务，协助武器系统实现信息化条件下的精确打击的同时，也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提供民用信息导航服务。2001 年９月，美国开始建设军民兼容的第二代国防信息基础设施——全球信息栅格。该信息基础设施体系由军队自建和租借地方的各类通信与计算机系统组成，可为联合部队、盟国和非国防部用户同时提供系统接口。全球信息栅格80%采用的是民用技术和产品，商业公司承担了95%以上的传输业务。另一方面，多数网络安全防务和网络装备技术研发由私人企业承担。这些私人企业既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等传统军工企业，还包括赛克铁门和迈克菲等专业的网络公司，以及IBM、惠普、微软等信息产业巨头。IBM公司为美空军构建“云端计算机网络系统”，利用云计算技术对美空军9个指挥中心和100座军事基地网络基础设施进行整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其他分包商，为美国陆军提供地面网络通信和传输系统；惠普联合企业网络合作伙伴（包括AT&T、IBM、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等公司）为美国海军主干网络安全和运行提供保障；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将包括“X计划”在内的多个网络领域研发合同授予雷神公司推动和负责。2.构建网络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军民信息和资源共享网络安全军民融合的关键是信息资源的共享。网络安全发展态势常常瞬息万变，信息监测、威胁预警、态势感知都需要实时有效的共享和交换机制，而军事和民用信息资源的互通共用能够更有效地推进网络安全的全维度、全天候防御。由此，美国军方十分重视互联网企业拥有巨大的技术优势，这种优势与美国军事情报机构的需求相互结合，成为美军建立和维持制网权的主要依托。2015年奥巴马签署一份总统令，计划新建信息共享与分析组织，以实施私营企业和国家部门间的分类式信息共享。之后，美国成立了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实现国家情报总监、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和司法部之间的信息分享。当前，美国军方授权一些重要的信息产业公司可以接触军方机密信息，这些公司也被纳入军事情报系统。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军方通过法律手段、秘密监控和行政措施，使得美国的一些互联网和电信企业成为情报合作的伙伴。国家安全局通过在这些企业的服务器中增设过滤器、在软件中预留后门，以及拥有破解加密信息的密钥来掌控网络空间流动的信息。例如，微软、谷歌、麦克菲等大型互联网技术公司根据承包合同要求，在公开其新发现的系统漏洞之前事先通知美国国家安全局，从而使后者可以利用这种优先知情权实施网络入侵。美国军方还通过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来促进自身网络行动能力的提高。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合作建设分析科学实验室(LAS)。该实验室主要通过汇集来自政府、学界和企业界的先进理念来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安全局的研究主任将担任领导来组织实验室的项目。美国国防部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外国信号情报和信息安全方面的挑战，从而使美国在情报处理领域更有优势。3.军民共建“网络靶场”，利用军演提升整体网络安全能力“国家网络靶场”由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应国会要求组建，为美国防部模拟真实的网络攻防作战提供虚拟环境。该项目主要由私营企业负责建造和提供技术保障，军方投资并应用。第一阶段的概念初步设计由BAE系统、通用动力、诺斯罗普·格鲁曼、科学应用国际等7家公司承建，第二阶段建立并交付靶场原型机，分别由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仿真训练与支持分部负责。国家网络靶场是一种测试军民涉密与非涉密网络项目的国家资源，具有三个军民共用的特点：在行业领域，国家网络靶场涵盖政府、国防、金融、电信、工业等领域，以满足其网络空间基础设施安全体系建设与科研试验需求；在任务领域，国家网络靶场通过顶层设计与体系建设，完成了军队和民用网络空间安全体系规划、测试评估、人才教育培养等任务；在应用领域，国家网络靶场可为军民各类用户提供一系列网络化联合应用，包括支撑国家基础设施安全防护体系建设、自主可控软硬件安全性测试等。另外，美国十分重视网络演习中军民联合协作、多种力量运用等。例如，“网络风暴”演习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每两年组织一次的跨部门演习，每次演习，国防部、国家安全局等都作为核心部门参加，思科、微软等数十家企业也积极参与。此外，国防部与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以及一些私营公司还组织开展了“网络卫士”、“网络拂晓”等演习。通过这些军演，美国国防部检验了网络军民配合的实战效果，提高了军地在信息共享、态势感知程度和决策过程等方面的磨合。

依托社会资源共育人才，加强网络空间力量建设与传统陆海空天作战领域不同，网路作战力量主体在民间，网络技术人才也主要来自民间。因此，美国通过地方招募、军地培养等方式，加强网络空间的力量建设及网络作战资源的军事集成。1.公开招募地方网络专业人才，入列美国网军队伍美国为了鼓励和吸引民间安全人才参与国家网络安全建设，专门拨出经费进行招募，将世界顶级电脑专家和“黑客”充实到军队，提升网络攻防能力。2002年，美国招募顶级电脑专家和黑客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黑客部队”——“网络战联合功能司令部”。美军网络司令部组建后，各军种也成立相应的机构并招募了大量民间人员，如美国空军网络司令部第24航空队由3339名军人、2975名文职人员、1364名承包商雇员等组成。美国海军网络司令部中20%为非军人。2012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基斯·亚历山大参加了世界黑客大会DEFCON并做了主题演讲，号召民间黑客和安全公司与政府合作，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借助RSA、BlackHat和DEFCON等国际性安全会议大肆招募安全人才。美国防部还推出网络快速追踪计划，以签订商业合同的方式，让网络攻防技能出色的小企业和个人参与短期项目，从而将民间网络力量，特别是学生电脑奇才纳入网络人才队伍。2015年4月，美国防部表示，正在寻找新的途径，吸引技术人才到军队和国防部工作。这些途径包括在加利福尼亚硅谷等地进行招聘，以加强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网络力量等。另外，美国军事安全机构与网络安全公司等私人部门存在着公开、频繁和畅通的人员流动，这种“旋转门”机制把公共部门的网络安全需求与私人部门的人力资源优势巧妙结合起来，成为美军网络人才重要来源。2.实施精英人才培养战略，军地共同培养网络人才美国在制定相应网络安全战略的同时，也制定并实施了全面的网络安全人才尤其是精英人才的培养战略，从2004年开始，美国国土安全部就与美国国安局（NSA）的“信息保障司”（IAD）合作实施了“国家学术精英中心”计划。2011年9月，美国土安全部和人力资源办公室牵头提出《网络安全人才队伍框架（草案）》，明确了网络安全专业领域的定义、任务及人员应具备的“知识、技能、能力”，对开展网络安全专业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和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2014 年美国启动“国防部长公司研究员计划”，将15到20名国防部负责网络战的军官安排到科技公司工作一年，然后回到国防部工作，以提升军队网络能力。2015年4月，美国国防部将该计划培训时间的延长一年，变为两年制，一年在地方网络公司培训，一年在军队实习，通过军民合作，共同培养全面的网络战人才。美国还积极加强军民院校交流合作。美国国防部与国内近2000 所高等院校签订有军事科研合同，地方院校不仅承担了美军 60% 的基础研究项目和部分信息技术开发项目，还为美军培养储备了大批网络安全和信息技术人才。另外，从 2012 年起，美国防部采取奖学金资助的方式，将全美 145 所高校纳入到“网络战士”培养体系。可以看出，美国网络安全领域军民融合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典型案例，其统一的战略部署、完整的体制机制、成熟的公私合作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有助于我国加速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2016年第8期）

第五篇：香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前段时间，组织安排我参加省政府在香港金融管理学院举办的现代服务业领导干部培训班。两周的学习培训，不仅系统学习和了解了现代服务业的新知识、新模式，而且亲身感受到了香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理念和氛围，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特别是香港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思路和做法，对我市发展服务业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

一、香港服务业发展概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总面积1104平方公里，人口680万，是亚太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信息服务枢纽之一，是跨国公司云集的地区总部。目前，香港服务业主要包括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运输、仓库及通信业，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金融服务、贸易和物流、旅游、专业服务成为香港服务业的四大支柱产业，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90%以上。

二、香港服务业发展的理念和策略

（一）发展理念

香港政府奉行“大市场、小政府”及开放性发展理念。多年致力于人才、教育、市场制度和监管等营商环境的优化，降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诚信等带来的社会交易成本，努力营造公开的商业环境和开明的经济政策，进行适度的监管，提供公正的法律制度。政府从中介、码头、金融等领域退出，为民间资本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府对服务业持开放性态度，鼓励对内、对外的开放。近年来，香港政府不断加大对服务业的推广，1997年成立推广服务业策略小组、投资推广署、旅游发展署、香港贸发局等部门，每年都对有关的行业进行宣传。

（二）发展策略

香港政府在产业发展链条上努力成为每一环节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从城市整体的产业规划、运行基础建设，到吸引企业进来、帮助企业运营生产，再到产品推广和运销，所有的环节都可以有相应的政府部门积极参与负责，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功能强大的产业孵化链（规划-基础建设-招商-服务-推广）。

1、系统的规划、整体的发展。香港政府十分注重产业整体布局的合理性和互补性，强调产业资源的集聚度、辐射能力、融合和互补。如在建迪斯尼过程中，评估了对海洋公园的影响，并于迪斯尼开业后紧接着对海洋公园进行重新规划，使两者成为互补，以提升旅游业整体的竞争力。

2、鼓励私营机构参与政府规划项目。香港政府非常注重进行公众咨询，吸引公众和社会各类机构的参与政府规划项目。如在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的规划阶段，政府举行了发展计划概念规划比赛，从中选定一些设计方案。

3、注重营造产业的软性基础。香港政府十分注重产业孵化所需的文化、人才、经营环境等产业发展的软性基础，大力培养、引进、重视服务业专门人才，开拓市场空间，促进产业的升级。

4、用服务招商。为了吸引企业入住园区，香港除了租金和国民待遇等方面政策外，还配备公共高科技研发设计和专业技术人员。如数码港建立了人体动作捕捉室，可以同时容纳四组团队进行人体扫描、动作捕捉工作，入住的公司只要需要，提出申请，便可以用低廉的租金使用这些仪器。

5、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努力营造公开的商业环境和开明的经济政策，进行适度监管，提供公正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资讯服务，不仅降低了流通成本，也极大地降低了包括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的诚信等在内的交易成本。

6、注重产业推广。1996年香港开始成立服务业推广策略小组，2001年成立“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2002年推出1亿港元的“专业服务发展资助计划”，在贸发局成立服务业拓展部等。政府各部门频繁参加各种国际活动、举办巡回推介活动、签订国际合作协议。

7、引导产业集聚发展。香港政府结合整个城市的经济活动和产业分布情况，规划建设

金融中心、旅游及网络枢纽、消闲花园和水上游乐中心、通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货运门廊和科技中心五大功能区，在此基础上，加大政府引导力度，规划、重建和新建香港数码港、科技园、迪士尼乐园、大屿山物流园等一批服务业大项目，促进产业集聚发展。集聚区发展过程中，坚持综合发展理念，注重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协调平衡及历史、自然和商业的结合，推动可持续发展和产业资源的集聚度。

三、香港现代服务业发展对我市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香港现代服务业能够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先进的理念和机制。我市拥有泰山这一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而且交通便利，科技教育发达，市场发育好，基础设施完善，完全具备服务业大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坚实基础。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拓宽思路，以新观念、新思路、新举措去谋划、去发展，就一定能实现我市服务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二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香港中西经济文化交融，开放是香港服务业发展的最大优势，世界各国的货物可自由出入，投资手续简便，开办企业门槛低，配套服务完善，商业环境公平，经济政策开明，特别是政府对市场进行适度的监管，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人才等配套支持，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结合我市实际，要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健全完善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要在投融资、税收、信贷、土地等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优惠扶持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投入，进一步减轻服务业企业的税费负担，降低信贷门槛，增加资金投放。要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和监督检查，依法清理和规范收费项目。要改革体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理顺服务业管理体制，形成政府领导、部门配合、分工协作的工作新机制，形成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合力。要加大现代服务业的招商引资力度,注重引进国际先进的服务理念、服务方式和市场规范、行业管理经验。要创新管理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服务理念，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要做好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宣传引导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参与、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浓厚氛围。

三要进一步加快培养、引进和使用现代服务业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现代服务业专业人才的规模和质量是现代服务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近20年来香港从世界各地引进各类人才，会计师、律师、建筑师、规划师、评估师等10大专业团体的专业人员形成团体效应，仅会计师就有2.6万人，金融业雇员达到18万人，约占香港本地总工作人口的5.3％。我市现代服务业人才整体素质偏低，尤其是领军型、管理型、创新型、高技能型人才严重不足。现代物流、国际商务、中介咨询、信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专业人才十分匮乏。今后，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人才支撑，把现代服务业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摆到重要位置。四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监管。香港政府一般不通过经济或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服务贸易市场，而是对其进行法制化管理，并通过许多半官方和非官方的行业协会、同业组织引导和监督服务业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针对我市服务业管理体制和机制不够合理的实际,今后，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进服务业管理方式,发挥好政府规划、服务、协调、监督作用,提高管理效能。要尽快建立起政事职责分开、法人地位明确、单位自主运营、政府依法管理的新体制，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服务业发展新机制。加快服务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制订一批急需的服务业地方标准，不断扩大服务业标准覆盖范围。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维护市场秩序、加强行业自律、制定行业标准、交流行业信息、沟通政企关系等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