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社区矫正实施细则)

第一篇：武汉市社区矫正实施细则)

武汉市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依法规范实施社区矫正，将社区矫正人员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结合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社区矫正工作。第三条 市、区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

市、区人民法院对符合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的被告人、罪犯依法作出判决、裁定或者决定。

市、区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依法实行法律监督。

市、区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及时依法处理。

第四条 区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第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区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

受委托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委托机关的要求开展审前社会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拟禁止的事项等。

第六条 审前社会调查的程序：

（一）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接到委托审前社会调查函后，应及时通知被告人、罪犯居住地司法所，并安排工作人员向居（村）委会、有关单位、家庭、学校等开展调查工作。接受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予以协助和配合。

（二）工作人员经过调查，提出能否判处或裁定非监禁刑的意见和建议，并起草审前社会调查报告，经调查人签名，报区级司法行政机关。

（三）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应认真审阅审前社会调查报告，对有关疑点问题须进一步调查核实。报告审定后，制作《调查评估意见书》，经相关负责人批准，提交委托机关。

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在7个工作日以内提交委托机关，对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在10个工作日以内提交委托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时，工作人员不得少于二人。第七条 对于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应当核实其居住地，在向其宣判时或者在其离开监所之前，应当开展社区矫正相关教育，书面告知其到居住地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的时间期限以及逾期报到的后果，并通知居住地区级司法行政机关。

居住地是指被告人或罪犯在适用社区矫正后固定、合法的住所所在地，包括：拥有自主产权住房所在地、能提供房屋租赁合同（首期不得少于六个月）的住所地、予以接纳的亲属或保证人、监护人提供的能居住六个月以上的住所地。

第八条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应当在判决、裁定生效起三个工作日内，向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的区级司法行政机关送达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执行通知书、假释证明书副本等法律文书，同时抄送其居住地区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到法律文书后，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送达回执。

监狱应当向居住地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提供出监社区矫正人员改造质量评估报告和重新犯罪可能性评估报告等相关材料。

相关法律文书和材料的送达，可采取派员送达、邮政快递等方式进行。

第九条 社区矫正人员应当自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日或者离开监所之日起十日内到居住地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为其办理登记接收手续，并告知其三日内到指定的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发现社区矫正人员未按规定时间报到的，应当及时通报决定机关并组织查找，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协助。

第十条 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明确社区矫正职能部门和相关人员，落实办公和教育场所、配置相应设施，具体负责和办理社区矫正人员的衔接登记工作。主要包括接收社区矫正人员相关法律文书和材料、登记社区矫正人员基本信息、入矫教育、心理测试或再犯罪风险评估、告知指定司法所及相关规定等工作。

社区矫正人员的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执行通知书、假释证明书副本等法律文书，以及登记接收过程中形成的相关法律文书和材料，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三日内将上述相关法律文书和材料交付社区矫正人员执行地司法所。

第十一条 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人员，由交付执行的监狱、看守所将其押送至居住地，与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办理交接手续。罪犯服刑地与居住地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需要回居住地暂予监外执行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通知其居住地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派员到庭办理交接手续。

第十二条 司法所接收社区矫正人员后，应当及时向社区矫正人员宣告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执行通知书等有关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社区矫正期限；社区矫正人员应当遵守的规定、被禁止的事项以及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社区矫正人员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被限制行使的权利；矫正小组人员组成及职责等有关事项。

宣告应当在司法所进行，由司法所工作人员主持，矫正小组成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到场，宣读社区矫正告知书，填写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签订监管、帮教协议书等。

第十三条 司法所应当为社区矫正人员确定专门的矫正小组。矫正小组由司法所工作人员担任组长，由本细则第三条第二、第三款所列相关人员组成。社区矫正人员为女性的，矫正小组应当有女性成员。矫正小组成员不得少于3人。

司法所应当与矫正小组签订矫正责任书，根据小组成员所在单位和身份，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各项矫正措施落实。

第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整合基层社会管理创新资源和工作资源，加强村（社区）社区矫正工作站等基层帮教组织建设，健全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网络，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开展社区矫正帮教工作。

第十五条 司法所应当为社区矫正人员制定矫正方案，在对社区矫正人员被判处的刑罚种类、犯罪情况、悔罪表现、个性特征和生活环境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教育和帮助措施。根据矫正方案的实施效果，适时予以调整。

第十六条 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为社区矫正人员建立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包括适用社区矫正的法律文书，以及接收、监管审批、处罚、收监执行、解除矫正等有关社区矫正执行活动的法律文书。

司法所应当建立社区矫正工作档案，包括司法所和矫正小组进行社区矫正的工作记录，社区矫正人员接受社区矫正的相关材料等。同时留存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副本。

第十七条 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及要求，建立健全和管理使用矫正人员档案，及时将执行档案移交至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永久性保管。

区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对司法所社区矫正档案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及时传递社区矫正人员相关法律文书和有关材料。

第十八条 社区矫正人员应当按照分类管理和分阶段教育的有关规定，定期向司法所报告遵纪守法、接受监督管理、参加教育学习、社区服务和社会活动的情况。发生居所变化、工作变动、家庭重大变故以及接触对其矫正产生不利影响人员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及时报告。

保外就医的社区矫正人员还应当每个月向司法所报告本人身体情况，每三个月向司法所提交病情复查情况报告或医院就医诊治病历等相关证明材料。未经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社区矫正人员不得会见违法犯罪嫌疑人、同案犯和非法组织人员等。

社区矫正人员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或会见境外人士必须按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核批准。

第十九条 对于人民法院禁止令确定需经批准才能进入的特定区域或者场所，社区矫正人员确需进入的，应当经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并告知同级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条 社区矫正人员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区。社区矫正人员因就医、家庭重大变故等原因，确需离开所居住的区，在七日（含）以内的，应当报经司法所批准，并书面通报辖区公安派出所；超过七日的，应当由司法所签署意见后报经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并书面通报辖区同级公安分局。返回居住地时，应当立即向司法所报告。社区矫正人员离开所居住的区不得超过一个月。

第二十一条 社区矫正人员经批准外出期间确有特殊情况需延长请假时间的，其本人应当返回居住地按规定程序办理续假手续；确有特殊情况，须经司法所同意，可委托家属、监护人或担保人代为办理续假手续，但一次请假和续假的总计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

第二十二条 社区矫正人员经批准外出时间超过七日的，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通报社区矫正人员外出目的地的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指定司法所对其落实监管教育措施，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在抵达外出目的地的当日到目的地的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社区矫正人员返回居住地前，目的地司法所应当为其出具外出期间相关表现等证明材料，有关情况或材料也可直接告知或送达居住地司法所。社区矫正人员经批准外出期间的表现纳入居住司法所对其的日常管理考核。

第二十三条 社区矫正人员经批准外出期间，司法所应当通过信息技术、通讯手段和跟踪管理等方式和途径，不定期或随机抽查等方式对其进行监督考察和教育管理。

第二十四条 社区矫正人员未经批准不得变更居住地。社区矫正人员因居所变化确需变更居住地的，应当提前一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由司法所签署意见后报经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批。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征求社区矫正人员新居住地区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意见后作出决定。

经批准变更居住地的，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法律文书和矫正档案移交新居住地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有关法律文书应当抄送现居住地及新居住地区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社区矫正人员应当自收到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到新居住地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

第二十五条 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公共道德、法律常识、时事政策等教育学习活动，增强法制观念、道德素质和悔罪自新意识。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教育学习时间不少于八小时。

第二十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针对社区矫正人员犯罪原因、犯罪性质、年龄结构、执行期限等不同情况和特点，坚持集中教育与分类教育、课堂教育与个别教育、社会教育与走访教育相结合，因人施教、因类施教、因时施教，提升教育针对性和有效性。依托和整合社会资源，推进思想道德、形势政策、法律法规、文化技术等各类教育基地建设，加强司法所社区矫正学习教育场所建设，健全完善相应设施，确保社区矫正人员各项学习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

第二十七条 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社区服务，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社区服务时间不少于八小时。

第二十八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操作性强、易于监督检查、保障安全的原则，结合社区矫正人员学习、工作、生活和年龄等状况，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等方式，因地制宜地组织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员参加社区服务。积极依托和整合社会资源，扎实推进集思想教育、技能培训和安置就业为一体的社区服务基地建设，努力把思想教育、劳动教育与帮助社区矫正人员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拓展社区服务的形式和内容，提升社区服务的实效性。

第二十九条 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状态、行为特点等具体情况，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矫正其违法犯罪心理，提高其适应社会能力。

第三十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社区矫正职业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依托和整合社会资源建立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心理矫正工作队伍，推进心理矫正基地建设，扎实做好社区矫正人员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疾病治疗等工作，建立社区矫正人员心理矫正台帐，提高教育矫正工作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第三十一条 司法所应当建立社区矫正人员再犯罪风险评估机制，根据矫正初期、矫正中期和矫正期满前等不同时期，适时对社区矫正人员再犯罪危险因素进行危险等级测试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矫正方案，制定落实相应的风险防范和监管教育措施。社区矫正人员再犯罪风险评估报告等相关材料归入其个人心理矫正档案。

第三十二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需要，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帮助落实社会保障措施。

第三十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积极争取党委政府重视和相关单位支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协调出台社区矫正帮困扶助工作相关扶持政策和措施，将社区矫正人员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纳入地方再就业培训体系，推进社区矫正过渡性安置就业基地建设，帮助符合条件的社区矫正人员落实低保、医保、劳保等社会保障，帮助社区矫正人员解决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第三十四条 司法所应当根据社区矫正人员个人生活、工作及所处社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实地检查、通讯联络、信息化核查等措施，及时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活动情况。重点时段、重大活动期间或者遇有特殊情况，司法所应当及时了解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有关情况，可以根据需要要求社区矫正人员到办公场所报告、说明情况。

社区矫正人员脱离监管的，司法所应当及时报告区级司法行政机关组织追查，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协助。

司法所应当每月与辖区内的公安派出所核查核对社区矫正人员基本信息和矫正动态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区级司法行政机关。

第三十五条 司法所应当落实走访制度，定期到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和居住的社区了解、核实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等情况。

对保外就医的社区矫正人员，司法所应当定期与其治疗医院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其身体状况及疾病治疗、复查结果等情况，并根据需要向批准、决定机关或者有关监狱、看守所反馈情况。

第三十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落实社区矫正人员“季排查、月核对、周巡查”等制度，定期协调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检查等活动，定期会商研究本地区社区矫正人员的社区矫正执行情况，全面、准确了解和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矫正动态，及时研究制定和落实针对性的监督考察和教育矫正等措施，严防社区矫正人员脱管、漏管和再犯罪现象发生。

第三十七条 司法所应当及时记录社区矫正人员接受监督管理、参加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等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对其接受矫正的表现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分类管理。

第三十八条 发现社区矫正人员有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或者人民法院禁止令情形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派员调查核实情况，收集有关证明材料，提出处理意见，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协助。

第三十九条 社区矫正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给予警告，并出具书面决定：

（一）未按规定时间报到的；

（二）违反关于报告、会客、外出、居住地变更规定的；

（三）不按规定参加教育学习、社区服务等活动，经教育仍不改正的；

（四）保外就医的社区矫正人员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提交病情复查情况，或者未经批准进行就医以外的社会活动且经教育仍不改正的；

（五）违反人民法院禁止令，情节轻微的；

（六）违反社区矫正信息化管理规定的；

（七）其他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

第四十条 社区矫正人员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或者人民法院禁止令，依法应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提请同级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公安机关应当指定相关派出所办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区级司法行政机关。

第四十一条 缓刑、假释的社区矫正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居住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向原裁判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假释建议书并附相关证明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一个月内依法作出裁定：

（一）违反人民法院禁止令，情节严重的；

（二）未按规定时间报到或者接受社区矫正期间脱离监管，超过一个月的；

（三）因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仍不改正的；

（四）受到司法行政机关三次警告仍不改正的；

（五）其他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

司法行政机关撤销缓刑、假释的建议书和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同时抄送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第四十二条 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居住地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向批准、决定机关提出收监执行的建议书并附相关证明材料，批准、决定机关应当自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作出决定：

（一）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

（二）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擅自离开居住地不报告行踪，脱离监管的；

（三）因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仍不改正的；

（四）受到司法行政机关两次警告，仍不改正的；

（五）保外就医期间不按规定提交病情复查情况，经警告拒不改正的；

（六）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刑期未满的；

（七）保证人丧失保证条件或者因不履行义务被取消保证人资格，又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提出新的保证人的；

（八）其他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

司法行政机关的收监执行建议书和决定机关的决定书，应当同时抄送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第四十三条 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缓刑、假释或者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决定收监执行的，居住地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会同公安机关将罪犯送交监狱或者看守所。

监狱管理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决定收监执行的，监狱应当立即赴羁押地将罪犯收监执行。

公安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决定收监执行的，由罪犯居住地看守所将罪犯收监执行。

第四十四条 社区矫正人员符合法定减刑条件的，由居住地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减刑建议书并附相关证明材料，经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同意后提请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一个月内依法裁定；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减刑，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司法行政机关减刑建议书和人民法院减刑裁定书副本，应当同时抄送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第四十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提请减刑，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逐级申报、集体研究的工作制度。

第四十六条 提请减刑的程序：

（一）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按照法律法规的条件提出减刑申请；

（二）制作《社区矫正人员减刑案卷》；

（三）对拟提请的减刑事项在罪犯服刑场所的一定范围内公示；

（四）填写《罪犯减刑呈报审批表》连同案卷报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

（五）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刑罚执行评审委员会进行审查；

（六）提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七）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裁定结果送达市级司法行政机关。

第四十七条 社区矫减刑案卷应包括：

（一）《提请减刑建议书》；

（二）终审法院判决书、执行通知书、裁定书、历次减刑裁定书的复印件；

（三）社区矫正人员确有悔改或者立功、重大立功表现的具体事实的书面证据材料；

（四）社区矫正人员评审鉴定表、奖惩审批表；

（五）司法所、区级司法行政机关两级评议减刑事项的集体研究纪录。

集体研究记录除记载研究时间、地点、单位、参加人、主持人、记录人等情况外，还应记录此次减刑的条件、减刑幅度标准、承办人审核情况、各参与人的意见等。参与人员应在集体研究纪录上签名。

第四十八条 公示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罪犯的姓名、原判认定的罪名和刑期、罪犯历次减刑情况、执行机关的减刑、假释建议和依据、公示期限，意见反馈方式等(必须公布区司法局、区检察院和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处电话)。

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五个工作日。有条件的地方，应面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未成年人罪犯的减刑案件按相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九条 下列减刑案件由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

（一）犯罪前职务是副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二）检察机关、社区矫正人员本人及相关人员对拟减刑案件明确提出异议的案件；

（三）对有重大影响的社区矫正人员的减刑；

（四）执行机关、人民检察院建议或人民法院认为其他需要开庭审理的案件。

第五十条 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成立刑罚执行评审委员会，负责社区矫正人员的司法奖惩等工作。评审委员会由分管局长任主任、社区矫正处处长任副主任，成员由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分管局长、社区矫正科负责人组成，组成人员不少于五人。

第五十一条 社区矫正期满前，社区矫正人员应当作出个人总结，司法所应当根据其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的表现、考核结果、社区意见等情况作出书面鉴定，并对其安置帮教提出建议。

第五十二条 社区矫正人员矫正期满，司法所应当组织解除社区矫正宣告。宣告由司法所工作人员主持，按照规定程序公开进行。

司法所应当针对社区矫正人员不同情况，通知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群众代表、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参加宣告。

宣告事项应当包括：宣读对社区矫正人员的鉴定意见；宣布社区矫正期限届满，依法解除社区矫正；对判处管制的，宣布执行期满，解除管制；对宣告缓刑的，宣布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对裁定假释的，宣布考验期满，原判刑罚执行完毕。

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向社区矫正人员发放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并书面通知决定机关，同时抄送区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人员刑期届满的，由监狱、看守所依法为其办理刑满释放手续。

法院判决并同时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刑期届满的，由区级司法行政机关依法为其办理刑满释放手续。

第五十三条 社区矫正人员死亡、被决定收监执行或者被判处监禁刑罚的，社区矫正终止。

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矫正期间死亡的，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批准、决定机关，并通报区级人民检察院。第五十四条 对于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公安机关，监督其遵守刑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并及时掌握有关信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可以自愿参加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心理辅导、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活动。

第五十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在配合公安机关监督管理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期间，应当建立登记备案制度，掌握其个人基本信息；提倡和鼓励其参加社区矫正机构开展的学习教育和帮困扶助等活动；结合走访、排查、巡查等工作，及时了解和掌握其思想动态、日常表现等情况；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及时通报公安机关，并登记在案。

第五十六条 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开进行；

（二）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给予身份保护，其矫正宣告不公开进行，其矫正档案应当保密；

（三）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矫正小组应当有熟悉青少年成长特点的人员参加；

（四）针对未成年人的年龄、心理特点和身心发育需要等特殊情况，采取有益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监督管理措施；

（五）采用易为未成年人接受的方式，开展思想、法制、道德教育和心理辅导；

（六）协调有关部门为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就学、就业等提供帮助；

（七）督促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承担抚养、管教等义务；

（八）采取其他有利于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改过自新、融入正常社会生活的必要措施。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社区矫正人员，适用前款的规定。

第五十七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会同相关单位和部门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开展“一对一”、“多帮一”的结对帮教活动，不断充实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充分运用人性化、个性化矫正方法，落实分类管理、分类教育、分级处遇措施，提高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社区矫正质量。

第五十八条 社区矫正人员社区矫正期满的，司法所应当告知其安置帮教有关规定，与安置帮教工作部门妥善做好交接，并转交有关材料。

第五十九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例会、通报、业务培训、信息报送、统计、档案管理以及执法考评、执法公开、监督检查等制度，保障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行。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发现社区矫正人员非正常死亡、实施犯罪、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应当立即与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协调联动、妥善处置，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有关部门。

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建立社区矫正人员的信息交换平台，实现社区矫正工作动态数据共享。

第六十条 社区矫正人员的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社区矫正人员在就学、就业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

司法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听取和妥善处理社区矫正人员反映的问题，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六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反法律和本办法规定的，可以区别情况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书。交付执行机关和执行机关应当及时纠正、整改，并将有关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

第六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要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健全完善派驻社区矫正检察室的建设，按照《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监督社区矫正工作，全面落实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职能。

第六十三条 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六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切实加强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三支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日常管理、教育培训、检查考核、奖惩激励等制度，落实社区矫正队伍教育管理职责；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经常性地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形势政策、法律法规、职业道德、业务技能等学习教育活动，提升社区矫正队伍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积极整合法律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等资源，加强对社区矫正队伍履职情况特别是执法活动的监督，保障执法公正，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第六十五条 市、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切实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工作机构，配备工作人员，落实工作经费，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六十六条 市、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协调与配合，推进各级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及其办公室建设，健全完善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不断强化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职责分工、完善各项制度、加强工作衔接、创新方式方法，依法充分履职，共同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第六十七条 本细则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市司法局共同负责解释。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第二篇：浅谈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意义

浅谈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意义

作为我国刑罚执行理念的一次重大变革,自2003年开始试点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在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如火如荼地开展。自2008年我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深刻体会社区矫正制度体现出的发动整个社会力量矫正改造罪犯的特点及在矫正过程中蕴涵的人文精神，将使其成为我国刑罚执行工作中的一大亮点，将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的一大亮点。

社区矫正工作是将不需要监禁或不再需要继续监禁的罪犯（目前我国适用的主要是缓刑、假释、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暂与监外执行五类罪犯）置于社区之内，遵循社会管理规定，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其进行思想上的教育、改造，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尽快、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它所采用的是开放型的、更注重思想改造效果的改造方式。这一改造方式，较之传统刑罚执行模式，具有较大的社会优越性，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国家刑罚体系完善的表现。

一、以人为本价值取向明显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价值目标，也是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以人为本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基本要求就是把任何一个人都作为同等的人来看待。罪犯也是人，也有其人格的尊严，也追求其自身的自由和幸福。对于犯罪人的关怀不再是一种恩惠，而是法制国家一项义务性的社会任务，是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社区

矫正制度的实施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社区矫正体现了一种社会宽容精神。而和谐的社会关系正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之上。社区矫正工作正是对实施了反社会行为的罪犯，国家和社会并不抛弃他们，而是宽容地给予他们重返社会的希望和机会，并且为罪犯的矫正营造宽容的社会氛围，使矫正对象在宽容中感受社会关爱。

（二）社区矫正体现了人性关爱的理念。罪犯尽管危害了社会，被判罪服刑，但他也有与正常人一样的需求和情感。社区矫正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罪犯的需求和情感。一是社区矫正满足了罪犯渴望自由的需求。与监禁矫正相比，社区矫正是在社区环境中对罪犯进行监管和矫治，罪犯并不脱离正常的社会生活，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二是社区矫正满足了罪犯的情感寄托。罪犯如果被判刑入狱，就无法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导致家庭生活残缺，婚姻关系名存实亡。而社区矫正使罪犯保持家庭生活的健全和婚姻关系的稳定，从而使其情感需求得到了满足，促使罪犯更加珍惜家庭的温馨，承担起自己对家庭应负的责任，将有利于维护罪犯的婚姻和家庭稳定，减少家庭矛盾，并能在生活上兼顾到家庭，提高他们对家庭的亲和力，促使犯罪人安心服刑，从而加速罪犯的自我改造。

（三）社区矫正体现了刑罚“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的基本原则。我国刑罚的本质就是通过剥夺罪犯的自由权、财产权、政治权利等惩戒方式，达到教育的目的，所以说，所有的惩戒只是为了达到教育目的的手段，其最终的目的是使罪犯能够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犯

罪学理论表明，犯罪人的家庭和社会资源，是帮助犯罪人改过自新的重要支持系统，是任何其它力量都不能取代的改造力量。社区矫正的实施可以让罪犯继续保持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有利于塑造罪犯的“社会人格”，可以避免监禁矫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避免“监狱化”人格的出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Sykes指出监禁刑会给受刑人带来五大痛苦：自由之剥夺、物质与接受服务之剥夺、异性关系之剥夺、自主性之丧失和安全感之剥夺。这些痛苦对服刑犯的人格和自我价值感构成巨大的威胁，极易造成自律力萎缩、意志力丧失等“监狱化”人格现象。过度使用惩罚手段，还可能会使犯罪人放弃改过迁善的机会。因此，罪犯的监狱化是同罪犯的再社会化相抵触与背弃的过程，对罪犯人格的塑造和重返社会目标的实现起着阻滞作用。而在社区矫正的罪犯不会受到监狱环境的感染，健全的家庭生活，稳定的就业，正常的休闲活动，加上适度的社会监督，可以较好地矫正罪犯的反社会人格，从而使罪犯顺利地融入社会，实现再社会化的目标。

二、效益价值突出

（一）有利于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财政资源。开展社区矫正，既有利于监狱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矫正那些只有在监禁条件下才能改造好的犯罪分子，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那些不需要监禁的罪犯在社区中实施社会化，还可以防止严重犯罪分子与其他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提高对所有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有利于合理地配置行刑资源，减少行刑的成本。我国是一个发展大国，财政资源并不宽裕，用钱地方甚多，而作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最底线的刑罚执行，更是不可或缺的投

入点，所以更能应忽视刑罚执行的经济性，即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有效地预防、控制、警示犯罪的最大社会效益，使刑罚执行成本最小化，而效益最大化。监禁刑的执行成本要比非监禁刑高得多。根据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全国监狱共超押罪犯近30万人，而关押改造一个罪犯的年费用也已突破7000元，仅这一项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学生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部开销。监狱超押严重，给监狱的管理、犯人的教育等都带来巨大的困难，致使有限的监狱经费入不敷出，包袱越背越重，远远不能满足监狱自身建设和发展的正常需要，迫使部分监狱偏离自身的性质而过度地追求创收。这种现状既造成国家财政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也降低了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质量。社区矫正则是将符合条件的部分罪犯放置在社区中，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和行为约束，将监管费用分散转嫁到整个社会，由社会正常周转补给，这一制度有效减少了刑罚执行成本，缓解了监狱的压力，使对确需监禁矫正对象的资金增加，不仅是解决监狱超押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被监禁罪犯的改造质量。

（二）有利于解决服刑人员的经济困难。一般来说，监狱往往只注意安全和秩序，服刑人员在狱中能够学到的在社会上生存所需的劳动技能非常有限，即使有部分羁押、监管场所也提供了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服刑人员在刑罚强制的条件下被迫接受教育，由于逆反心理的影响，其效果通常是十分消极的。况且，当今社会发展速度快，新事物更新周期短，如果与外部社会隔离较长的一段时间后，由于监管制度的弊端，使他们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对新事物的独立

动手能力乃至谋生能力变弱，这对其本人日后的生活和整个家庭都可能产生长期的负面，甚至，可能会增大因为不能适应社会生活而产生报复社会或因为生活所迫重新犯罪的几率。实行社区矫正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犯罪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其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有利于他们早日融入社会。如果改造好了，则可以达到人性的复归，学到有用的知识，培养劳动技能，打好生活基础。通过社区矫正，可以使其在社会上从事正当的职业并获得报酬，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并且能为家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解决家庭生活上的困难，增强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总之，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方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区矫正的本质就在于对犯罪人进行治理、修复，为犯罪人架起再社会化的桥梁。犯罪人教育改造质量的好坏，他们走向社会之后是否真正认罪服法以及是否重新犯罪，关系到社会及公众的安全，进而影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因此，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社区矫正在矫正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行矫正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使社区矫正产生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篇：社区矫正（范文）

兼收并蓄 勇于实践

努力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路子 海曙区西门街道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西门街道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区司法局的业务指导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截止今年9月底，我们街道已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49人，依法解除矫正18人；现有矫正对象31人，其中缓刑14人、假释10人、保外就医4人、剥夺政治权利3 人；共建立公益劳动基地13 个；累计组织开展矫正人员集中学习456人次、个别谈话教育576人次、组织公益劳动690人次、矫正对象共进行思想汇报458人次。我们街道接收的矫正对象人数占到了全区的四分之一以上，矫正对象的五类人员中，除了管制对象以外，其余四类矫正对象在我们街道辖区都有，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相对突出。

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伊始，街道党工委就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了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担任组长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同时，把社区矫正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创建“平安西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纳入街道综治考核工作，街道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经常听取社区矫正工作的情况汇报，了解社区矫正工作进程，积极为社区矫正工作出谋划策，亲自指导社区矫正的各项工作，组织领导得到有力保障，使街道的社区矫正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同时，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路子。现将我们的主要做法汇报如下：

一、抓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矫正工作软硬件的同步发展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如何做好街道的社区矫正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为此我们认识到，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创造良好的软硬件条件，即做好“两支队伍、两个场所”的建设。一支队伍是矫正工作志愿者队伍。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之初，街道就在辖区内招聘了一批具有一定政治素质和法律理论知识，并有一定威望和号召力的热心居民，成立了以退休民警、教师、居委会干部、公务员、高校学生等九十六人的矫正工作志愿者队伍，并为他们颁发了聘书。为了加强对社区矫正志愿者的管理，西门街道司法所制定了《社区矫正志愿者管理办法》，明确了志愿者的工作职责、任务，规定了志愿者在矫正工作中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使志愿者尽快进入工作角色，提高业务素质，我们编写了《社区矫正志愿者工作指南》，邀请专门从事矫正工作的社会工作师和矫正工作顾问团成员为他们授课，使他们逐步掌握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方法，目前这支队伍正活跃在社区矫正工作的第一线，其作用的发挥越来越明显。另一支队伍是矫正工作顾问团队伍。由于社区矫正工作专业性较强，它融合了法律、心理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为了探索该项工作的科学管理，街道建立了一支由法律工作者、高校心理学专家、犯罪学专家、社会工作者、手语翻译老师等人员组成的专业顾问团，并制定了《社区矫正工作顾问团工作细则》。顾问团的成立，为我们的科学矫正提供了依法保障，目前我们与宁波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合作,请专业人员为一些特殊矫正人员进行心理测试，以测试结果为这些个案矫正对象制定了一套适合其自身特点的矫正工作方案；我们聘请了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刘世宇法官为我们街道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矫正提供实务指导；我们还计划到市聋哑学校聘请哑语老师，教社区矫正工作者学习手语，为今后开展聋哑矫正对象的矫正工作做好准备。今年，街道司法所已安排社区矫正工作顾问团的成员为社区矫正工作者和志愿者授课三次，为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两个场所是指街道司法所的矫正工作室和社区的矫正工作站。为了保证矫正工作有专门的场所，街道专门腾出一间办公用房，建立了全区第一个矫正工作室，在矫正工作顾问团的指导下，根据矫正工作的特点，对矫正工作室的布局进行了设计，力争给矫正对象营造一个宽松、平等的环境，以减少矫正对象和工作人员之间的对立。物质保障上，街道专门为司法所配备了矫正工作专用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照相机、档案柜等工作设备，到目前为止，街道为社区矫正工作已累计投入经费20多万元。

二、抓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夯实矫正工作的坚实基础 在开展社区矫正这项工作中，我们街道严格按照《宁波市海曙区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方案》的规定，结合街道社区矫正工作的特点，逐步形成“六化”矫正工作法。一是资料登记规范化。街道司法所和社区矫正工作站分别建立了矫正对象一人一份的书面档案，并率先在全区建立了社区矫正对象的电子档案，书面、电子的两套文档，确保了矫正对象信息登记的准确无误，建立了明晰、完备的基层矫正工作台帐。考虑到街道矫正对象档案的保密性，加强矫正对象档案的严格管理，司法所制定了《社区矫正对象档案管理制度》，对档案接收、档案借阅等环节作了明确的规定。二是矫正学习专题化。矫正对象的专题学习，采用街道司法所布置和社区矫正工作站自选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集中学习，矫正对象的常规教育可分为：一是入矫的规章制度作为必修内容要求学习；二是根据矫正对象性质的不同特点，针对性地组织学习；三是道德教育、时事教育经常性地进行学习；四是刑法、劳动合同法、物权法等新的相关法律法规分阶段性地进行学习。三是思想汇报制度化。针对不同处遇的矫正对象，在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我们从矫正工作的实际出发，严格按照分级管理的要求进行，对于普管级的矫正对象，每月底到司法所报到和上交思想汇报，对于严管级、宽管级的矫正对象，按照《浙江省社区矫正对象奖惩考核暂行办法》中的期限规定执行。四是公益劳动特色化。按照“符合公共利益、便于监督管理、矫正对象力所能及”的原则，各社区矫正工作站都建立了公益劳动基地，并设定具体工作岗位。如柳庄社区与物业公司签订公益劳动点协议书，设定了打扫卫生、整理文件、义务巡逻、帮扶老人四项公益劳动岗位，矫正对象按周轮换不同岗位参与劳动。五是帮困解难经常化。对矫正对象实行人性化教育管理，社区矫正工作者、志愿者通过每月上门走访，了解关心他们的实际生活，在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帮助解决心理、就业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与问题。如北郊社区一名保外就医的矫正对象经批准长期在外地治病,当其返回宁波后,矫正工作站工作人员马上购买了水果上门探望,既体现了对他的关心,又能及时了解其思想生活情况。六是考核奖惩公开化。严格按照《浙江省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有关规定，对矫正对象实施定期考核，我们坚持做到考核标准统一，考核内容公开，矫正对象随时可以查阅自己的考核登记情况，严格的奖惩制度落实，充分调动了矫正对象改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为了彰显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严肃性，街道司法所制定了完整的矫正工作程序。矫正对象接收时有入矫仪式，由司法所长、社区民警、社区治保主任一起对其进行首次谈话，建立《社区矫正对象登记表》，并向矫正对象发放矫正期间的权利和义务的须知，同时，矫正对象必须填写《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公安民警依照职权对其制作谈话记录，司法所与矫正对象监护人签订《社区矫正监护协议书》，发挥监护人在矫正中的作用，与矫正志愿者签订《社区矫正志愿者帮教协议书》，实施“一对一”帮教，街道还制定了《社区矫正志愿者结对帮教办法》。今年5月份开始，我们街道按照区司法局的要求，先行对矫正对象实行“两个评估”工作的探索，具体由司法所组织实施。即入矫初期进行风险评估，矫正过程实行质量评估，使矫正工作逐步趋于科学化管理。我们的具体做法是，风险评估：矫正对象前三个月，统一实行普管，三个月后，司法所根据矫正对象的个人成长经历、自控能力、心理健康状况、生活来源、悔罪表现等20项内容对其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划分为三级四等，“严管、普管、二级宽管、一级宽管”。不同的管理等级，司法所给予社区矫正对象不同的矫正处遇。确定为严管级的矫正对象, 每周到社区矫正工作站报到一次,每半月汇报思想一次,矫正工作站人员与社区民警每半月上门家访和走访群众一次,要求矫正对象必须参加工作站或司法所指定的学习教育活动和公益劳动,并在指定的区域活动;普管级的矫正对象每月到社区矫正工作站报到一次，每月上交思想汇报一次；确定为宽管级的矫正对象, 每季度到社区矫正工作站报到一次,每季度汇报思想一次,工作站工作人员每月电话了解情况。对于普管、宽管级的矫正对象按照要求定期进行走访和参加公益劳动。质量评估：矫正对象在矫正中期和矫正末期，街道司法所通过问卷的形式对矫正对象个人、家庭、社会环境、生存能力、个人认知等方面的调查，了解矫正对象的实际矫正效果和矫正工作质量。矫正对象期满解矫时，由社区民警、司法所长、社区矫正工作站人员、矫正志愿者共同参与解矫仪式，对矫正对象矫正期内的表现向本人反馈，矫正期满宣告书进行宣读，矫正对象进行表态发言，同时，社区矫正工作站还向解矫人员献花，祝愿他们新生活的开始。

三、抓公益劳动基地建设，把握矫正工作的重要环节 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制度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参加公益劳动，他们既可对社会做出一些有益补偿，又能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能够陶冶情操，美化心灵。街道司法所十分重视加强公益劳动基地建设，推行了“一书一簿二制度”。“ 一书”是街道司法所与敬老院、物业公司等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签定“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协议书”并颁发聘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一簿”是“矫正对象公益劳动记录簿”，由社区矫正工作站站长具体负责对矫正对象公益劳动情况进行记录。“二制度”是指“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制度”和“社区矫正公益劳动考核制度”。对公益劳动基地的设置目的和原则、公益劳动的时间、公益劳动基地的建立权限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本着符合公共利益、矫正对象力所能及、操作性强、易于监督检查的原则。在公益劳动安排上，街道司法所采取集中劳动与分散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做到因人、因地、因事制宜，对一些自主选择公益劳动项目的矫正对象，我们计入公益劳动时间，对于他们特长的积极发挥，有利于自身的改造转化。

四、抓道德法制教育，规范矫正对象的日常行为

矫正对象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走进了社区居民的视野。他们在社区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不同的是，他们需要接受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街道司法所坚持以人为本、因人而异的原则，根据矫正对象不同犯罪类型、心理特点、年龄特征和生活状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对少数存在严重思想包袱、情绪十分低落的矫正对象，我们按照分类矫正的原则，实行个案帮教。如翠南社区一名年轻的矫正对象入矫后，与社区矫正工作站配合不密切，一直没有上交思想汇报，为此，街道司法所把她列入重点帮教对象，经过详细调查，摸清了她的犯罪原因，掌握了她原系甬江职高学生，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家里父母离异，学校毕业后一直无业，根据这一情况，司法所采用思想教育与解决困难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对其进行训诫谈话，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另一方面与监护人一起，帮助她寻找工作，以就业稳定思想，一段时间后，她有明显的悔改表现。目前该矫正对象能够服从管理，按时汇报思想，也找到了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矫正对象通过系统的法制教育，规范的日常管理，唤醒了他们重新回归社会的勇气，换来了矫正对象回报社会的实际行动。如矫正对象凌某主动向社区募捐善款200元支持慈善事业，并打算今后在条件许可时，开办一个敬老院。矫正对象倪某将医学保健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区老年人。今年四川地震灾情发生后，街道司法所作了统计，累计收到矫正对象捐款近万元，他们在奉献爱心的同时，鼓起了回归社会的勇气，感受到了和谐大家庭的温暖与快乐。

五、抓资源力量整合,保证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

社区矫正工作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是贯彻刑罚宽严相济政策的必要手段，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更是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原则。对能够服从矫正工作站管理、配合管理人员工作，行为矫正、心理矫正、效果明显、悔罪表现突出的矫正对象，我们给予充分的人性关怀和宽松的矫正环境，并向相关单位建议为他们申报减刑；对于那些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态度恶劣，违反规定，不配合矫正工作甚至重新犯罪的矫正对象，我们则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坚决、有力地予以惩处，从而确保社区矫正这一特殊行刑方式的严肃性。

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管理中，公安派出所始终履行着执法主体的职能，街道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十分重视各方力量的整合，特别强调公安派出所与司法所的协调工作。一是矫正对象必须接受社区民警、司法行政人员、治保主任的首次谈话，矫正对象必须接受社区民警的训诫。二是对在日常监管中出现的不服从管理、不配合矫正及思想上出现重大波动的对象，我们指定时间、地点，由社区民警和司法所工作人员共同找其谈话。三是矫正对象在执行外出请假制度、迁居及矫正期满等工作中，街道司法所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与公安派出所沟通，履行必要的手续。同时，我们还与区法院、区检察院经常保持联系，接受他们的业务指导，主动将社区矫正工作纳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保证矫正工作依法、顺利展开。

六、抓经验总结积累，探索矫正工作的新路子

街道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十分重视矫正工作经验的积累总结，做好横向纵向的信息沟通，遇到疑难问题及时与上级机关联系，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确保街道矫正工作有序进行。一是坚持矫正工作例会制度。街道司法所集中听取各社区矫正工作站的情况汇报，掌握矫正工作动态，交流矫正工作好的做法；二是积极报送各类矫正工作信息。我们街道矫正工作的做法被《浙江法制报》报道，矫正工作信息在《海曙通讯》、《数字海曙》等刊物多次录用；三是认真总结经验。街道司法所每季度编写一期矫正工作简报，发放每个社区矫正工作站及相关部门，简报内容主要介绍街道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情况以及社区矫正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同时，搜集借鉴兄弟单位好的做法，从而提升了街道矫正工作的水平和质量。

第四篇：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调查报告

【摘要】：作为我国刑罚执行理念的一次重大变革,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我国一些大中城市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社区矫正所体现出来的发动社会力量来矫正改造罪犯的特点及在矫正过程中蕴涵的人文精神使其成为我国刑罚执行工作的一大亮点，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的一大亮点。但是,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起步较晚,人们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不足,社区矫正法律体系的不够成熟,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推广。本文试图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探析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及其相关问题,以期引起人们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理性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 社区矫正存在问题改进对策执行难

一、基本情况

2003年，我国在五个省市试点社区矫正工作并逐步推广。经过8年的发展，社区矫正工作已在我国全面试行。现在虽然在全国国地普及社区矫正工作，但就工作现状而言，由于社区矫正尚未立法，工作部门与人员队伍也没有专门化，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依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与困难，今年以来，我通过查阅资料、个别访谈、实地调查、专题研讨等方式，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总结和思考，并形成了本调查报告。

二、现阶段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正处于试点摸索阶段，从各地试点情况看，社区矫正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由于人们对社区矫正认识上的偏差、相关法律滞后等因素，严重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一）民众对社区矫正难于认同

在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中，“罪犯”就意味着“坐牢”(监禁)，认为只有把犯罪人关在监狱里才是最安全和最使人放心的，担心把犯罪人放在社会上不保险，容易造成管理失控或者犯罪人会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改造而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认为犯罪分子被判刑后却仍然留在社会上就等于没有受到刑罚处罚，或最起码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且深根蒂固，所以，在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一些群众表现出过度的忧虑、恐惧，尽量避免与服刑人员接触，这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二）适用的对象过少

我国长期以来都以执行监禁刑罚为主，非监禁刑罚为辅，对于非监禁刑罚的适用还处于非常薄弱的阶段。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情况包括三种刑罚和两种刑罚执行措施。三种刑罚指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两种刑罚执行措施指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然而在实践中，对于管制刑的适用率不高，而法律在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等的适用对象和条件上规定得又过于抽象和苛刻，导致实践中难以执行，适用的比率非常低。据统计，2000年全国各级法院被判处刑罚的罪犯总数为646431人，其中被判处管制的为7822人，占1.21%，判处缓刑的占15.85%。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予以假释的适用率仅为1.63%，在2001年监外执行的罪犯占在押犯总数的比率仅为1.83%。[5]实践中，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非常少，这就使社区矫正制度流于形式，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充分发挥社会资源，促使罪犯早日回归社会，降低重新犯罪率，以及探索行刑方式多样化等一系列目标，都将难于达到。

（三）现行的法律规定滞后

在现行法律规定中，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完善修改。如有关缓刑、假释的法律规定过于严格。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可见法律对缓刑适用规定上，没有对缓刑的适用主体和行为条件予以明确规定。这就造成了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时，没有确切的参考依据，从而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适用缓刑的刑罚。另外，缓刑适用对象的范围为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缓刑的适用量，反映了刑罚执行制度上倾向于监禁刑罚，尽量减少适用非监禁刑罚的刑罚思想。立法及司法机关对于假释的适用也同样采用慎重的态度。如对于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以及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将无法通过假释这一法律途径尽早回归社会。此外，在适用假释时，“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危害社会”作为实质性条件，其实为软性条件，缺乏考察、评定和检验的标准，造成实践中不易操作。从而在决定假释时，出于保障社会安全与稳定，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的考虑，假释决定机关将会采取尽量不适用假释的做法，这样就不用承担失察等责任。

（四）社区矫正工作仅流于监控，矫正、教育及执行刑罚的严肃性不足

现行矫正制度包括了电话报到、思想汇报、谈话教育、学习培训、公益劳动、请销假制度等，在理论上基本涵盖了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受到各种制约。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顾虑，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公益劳动的时间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区矫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现为报到、谈话及走访，由此，矫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高矫正水平的“教育”和“矫正”。

而且，社区矫正的本质是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这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但在实践中这种刑罚执行的性质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存在着随意性，偏离了法律的轨道。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许多矫正规定尚以规定、细则、办法的形式出现，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矫正部门在执行中存在束手束脚的现象。二是在矫正工作的对外宣传中强调其人性化的一面较多，强调刑罚执行的严肃性的一面较少，使不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受众产生了片面的误解。三是矫正工作开展前，缓刑、假释罪犯在由公安机关监督执行时确实比较松散，在重新规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不理解和阻碍。四是部分社区服刑人员本身具有抗拒改造的心理因素。多种原因造成了目前社区矫正工作权威性不足的问题，部分社区服刑人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造成了不良影响，也成为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五）社区矫正组织不健全，社区矫正层面单一，尚未形成全面完善的矫正网络根据我国现行刑事法律的规定，对于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在其刑罚执行时均由公安机关代为管理。但是，由于公安机关本身肩负着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和刑事案件侦查等重大任务，在警力已经不足的情况下，还要对社区矫正人员予以监管改造，就显得力不从心。实践中公安机关仅做到对文件和档案材料上的把关和落实，对于社区矫正的教育转化、心理矫正、监督管理等重要工作内容就处于落空状态。而且，目前在试点过程中，社区矫正工作在吸纳社会志愿者、组建专业心理矫治队伍、社区力量帮教方面尚处于构思起步阶段。这样在工作中就极易因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机构和配套的社区矫正体制而出现互相推诿和责任不到位的情况。此外，社区矫正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专业矫正人员少，也直接影响了社区矫正制度作用的发挥。

四、改革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对策

基于我国现行社区矫正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我国改革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由于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立法不够完善，因此从长远来看，要克服我国现行社区矫正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应当通过立法手段加以解决。目前，应该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积极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进行探索和研究。

（一）在现有法律制度下，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

一是扩大管制刑的适用。管制刑是我国唯一的一种具有社区矫正性质的主刑，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它的适用符合现代刑罚理念，对社会、更对犯人本身有着积极作用。因此，应当扩大适用管制刑。尤其要注意对未成年犯、老年犯、初犯、过失犯等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的适用。

二是扩大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有条件的暂缓执行或有条件的释放，对于那些并非怙恶不悛的罪犯来说，投入监狱或重新收监执行刑罚这顶悬在其头顶上的帽子具有更为直接和具体的威慑，从而有利于其改过自新。主管机关、监督机关、其他部门及社会应正确看待审判人员对缓刑或假释的适用，取消适用的比例限制，加大适用的数量。对未成年犯（占1.01％）、老残犯（占5.14％）和女犯（占4.13％，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动犯罪的）应考虑多适用假释。

三是积极尝试社区矫正的新形式。监狱可尝试多种途径，多种灵活的执行方式，加强犯人与社会的联系，例如，允许犯人到社会上试学、试工、试农；扩大适用《监狱法》规定的离监探亲制度；尝试作为释放前准备的休假制度，可以允许犯人在释放前的6个月内，每月数日返家。

四是加强社区矫正的执行。为缓解公安机关的工作压力，更为使得对犯人的社区矫正工作能够落实，各地可以成立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和民政部门联合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及协调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各项工作，同时，为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也可以吸纳社会志愿者参加。

（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尚存在一些缺陷，不利于社区矫正的扩大适用，因此，要实现改革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目标，还需要对现行刑事立法进行改革。改革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将管制刑改造成为社区服务刑，对轻微犯罪者适用。“管制刑作为一种刑罚手段见诸于法律，是我国的独创。”它是中国这种手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颁发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单行法规中就做出了规定，并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广泛运用。但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状况的不断变革，对这一刑罚手段的适用和执行都带来了许多困扰和制约，近年来不断有人主张废除管制。此类主张的主要理由包括：一是管制赖以存在的新生人民政府需要处理大量反革命分子的特定历史条件已经丧失，党的基本路线和政府的工作重心都发

生了根本的转变，因此管制刑应当因时制宜地退出历史舞台。二是管制刑的存在有损刑罚体系的21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对建国以前该党取得政权之前所统辖的革命根据地内实施的管制制度的延续和继承，被认为“是过去在老解放区就义行之有效的办法”。科学在实践中，近年来管制刑的适用比例一直很低。如上所述，2000年前后，管制在适用的全部主刑中仅占1.2％左右，全国仅有数千起。因此，为了管制不致于在受观念和实际执行困难的情况下逐渐名存实亡，并在借鉴国际刑罚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可以对其进行改造，增加公益劳动的内容，更名为社区服务刑。在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社区服务刑制度日渐完善。它对于教育矫正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将管制刑改造成为社区服务刑既是使现行管制制度摆脱困境的需要，也是使刑罚制度在不断迈进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与国际刑罚制度接轨，使刑罚制度与政治手段不断分离的需要。应当说，由管制刑改造而成的社区服务刑，既保持了刑罚社会化的优势，又增加了新的内涵，更加适应在逐步建设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情况下的刑罚适用和刑罚执行的需要，更好地发挥这一刑种惩治犯罪，保护人权，补偿社会，预防犯罪的作用。当然，对犯罪人适用这一刑种应当附加一定的条件，这是各国通行的实践。具体附加哪些具体条件，笔者尚未仔细斟酌，但是赔偿被害人损失这一条是绝对必要的。22性。三是管制刑在实践中难以执行。

2修改缓刑、假释及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适当放宽缓刑条件中有期徒刑的上限标准。刑法第72条的规定可以适用缓刑的对象的范围过窄，以3年为界不合适。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的轻刑犯标准与其他国家的标准有很大不同。在我国5 年以下有期徒刑都应属轻刑范围，实践中被判3-5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占了相当大比例；而在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2年以上就算重刑犯了。因此，刑法第72条中“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宜改为 “被判处拘役、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适当缩短假释条件中已实际执行的期限。将刑法第81条第所规定的，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这一实际执行的必要期限，缩短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后经改判为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八年以上；或者将审前羁押的时间和改判为有期徒刑之前的时间包括在内，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在刑事司法实践当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的审前羁押时间有很大的不同，为了体现社区矫正的公正，实现其目的，将犯罪分子的审前羁押时间考虑在内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刑法第81条第2款 “对于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的规定，也有些机械。在国外、尤其是美国，确实实行了从根本上剥夺不可改造的罪犯的犯罪能力的刑事政策，在立法上规定了对严重暴力犯罪分子判处没有假释的终身监禁。这一政策和立法的依据是有选择地剥夺犯罪能力的犯罪学理论，同时是为了应对近年来社会各界恢复死刑的强烈呼吁，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而在我国，整个刑罚制度都是建立在罪犯是可以改造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同时有保留着对罪大恶极的罪犯的死刑。无论是从刑罚哲学上，还是从实际需要上看，都没有必要在刑法中再做出这类不得假释的规定。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单一的假释制，而不是向我国这样实行假释与减刑双轨制。在不设置减刑制度的国家，对于罪犯判处不许假释的终身监禁能够从根本上剥夺罪犯的犯罪能力。而在我国实行假释与减刑双轨制的情况下，对罪犯不实行假释并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罪犯通过减刑照样可以回到或提前回到社会。因此，这一条款的规定宜改为，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二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累犯以及杀人、爆炸、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二年以上的，可以假释。

3为缓刑和假释规定明确、便于操作的实质性要件。刑法对适用缓刑和假释的规定都存在一个问题，实质性要件不够确定，所谓“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这样的条件执法人员很难掌握，实践中承办案件者害怕日后承担责任，对于可此可彼者，通常不判缓刑，不决定假释，这也是缓刑和假释适用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建议修改完善立法，为缓刑和假释规定一套确定的、便于操作的实质性要件，而且赔偿被害人损失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

此外，对于缓刑和假释的罪犯需要遵守的条件，现行法律都规定了基本一致的5条。这显得比较简单，针对性不强，因此在实践中因为违反缓刑或假释条件而被撤销缓刑或假释的案例极为少见。刑事立法对缓刑和假释服刑人员应当做出更加符合执行刑罚需要，符合社会发展现状，对罪犯更具针对性的条件。此外，立法还应当给予刑事司法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允许审判人员或者改革后的假释裁定人员针对罪犯的实际，确定其应当遵守的更加零活、具体的条件，以实现缓刑和假释的目的。

4扩大监外执行的适用。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出现法定的监外执行情况，应当及时适用监外执行。根据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统计，2001年监狱系统获准监外执行的犯人仅占在押犯总数的1.13％，同期，还有5.14％的老残犯和0.20％的精神病犯仍在监狱内服刑。据监狱管理部门介绍，我国目前年龄最大的在押罪犯高达92岁，80岁以上的服刑人员并不少见。建议对这两类犯人扩大适用监外执行，这样既符合社区矫正的目的，也凸显我国刑罚的文明、人道，与政治文明的建设步伐相适应。.（三）设置专门的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

如上所述，根据现行立法，我国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因而出现了各种执行不力的情况。要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有效执行社区矫正，必须通过修订立法来改革现行执行体制，设置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人员。銆€

首先，设置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如设置社区矫正局，负责全国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管理。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社区矫正处，负责本辖区内的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管理。在各县、市、区设社区矫正科，负责本地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管理。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设专人执行社区矫正，直接负责这部分罪犯的管理、教育、考察和监督工作。

其次，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队伍。有了执行机构和执行制度，还要有合格的执行队伍（工作人员）。非监禁刑罚的执行，也属于国家刑罚执行的范畴，因此必须由国家公务员负责执行，但是，又由于非监禁刑罚在社区内执行的特点，因此当地社会力量对矫正工作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为此，我们建议，应建立有专业人员和志愿者参加的执行队伍。社区矫正局应制定包括专业人员和社会志愿者的任职条件、招聘程序、工作职责和职权等相关内容的规章制度。专业人员，包括国家公务员和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在上述从上至下的各级机构都应确定编制、岗位、任职条件。社会志愿者，基层社区矫正结构在当地社区招募志愿者，协助专业人员管理、教育、监督并考察在社区内服刑的犯人。这些志愿者应具有较高专业水平，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当然也要有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身体条件。

（四）设置专门的假释委员会

从假释的性质来看，它不是改变原判决，只是执行方式的变更，并非改变法院的判决，不涉及法院的职能——行使审判权的问题。另外，如前文所述，我国现法律规定假释裁定权由人民法院行使有一定弊端。为此，我们建议修改立法，从体制上理顺假释的决定权，设立专门机构——假释委员会来决定对罪犯的假释，在各省设立分会，由假释委员会及其分会依照法定程序对假释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定。这也是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

结束语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制度和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减轻监狱压力，促进监狱的安全稳定；二是有利于对罪犯的分类管理与教育，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三是有利于罪犯刑满之后成功回归社会，减少重新犯罪；四是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减轻国家行刑成本；五是有利于增强社区预防犯罪的意识，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在基层；六是有利于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增强社会稳定的基础；七是有利于与国际刑罚发展趋势接轨，探索和建立我国人道、文明的刑罚制度。

基于以上认识，司法部委托该该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将其研究报告于2002年报送中央有关决策部门。相关中央决策部门领导对报告予以肯定，并要求司法部开展试点，在试点过程中商相关部门解决有关问题，包括立法问题。此后，司法部决定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经过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协商，这三个部门与司法部已于2003年7月10日联合下达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选择了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6个省市开展试点，要求要求部门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9月8日，两院、两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议。在会上，6个省市的相关部门报告了本地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两院、两部的领导对开展试点的地区提出了要求。目前，上海市已在全市推开试点工作。北京市选择东城区等区县开展试点，并决定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也已经完成试点的准备工作，已近期内开始试点。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对于探索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五篇：加强社区矫正（推荐）

加社区矫正工作

为了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进一步提高教育转化效果，帮助矫正对象树立学法、守法意识，提高矫正工作质量。8月23日上午，马山司法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一次工作总结。司法所闫所长针对矫正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社区矫正工作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 社区矫正必须敢于创新社区矫正工作，要坚持“责其罪、帮其心、挽其人、促其进”的工作思路，以法制教育、思想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组织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参加健康有益的社会公益活动和开展心理矫治等有效手段，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教育矫正、监督改造，帮助他们修复人格上、心理上的缺陷，消除心理上的失落感和自卑感，认真接受改造和监督，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更好地回归社会。

二 是法律上注重管理，强化社区服刑人员在刑意识。严格规范管理程序，细化管理工作制度，落实各项矫正规定，做到有章可循。特别是要通过入矫谈话教育这一关键环节，使矫正对象明白自己的在刑身份，找准自己的定位，端正态度，认罪服判。

三 是在人格上注重尊重，保障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不因矫正对象的特殊身份对其歧视，而是充分尊重其人格，矫正对象每次来汇报思想时，做到热情接待，使其一进门能感到司法所对自己人格的尊重，感觉到社会的温暖，有利于更好地进行沟通。要注意保护矫正对象的隐私，在走访、信息报送、档案管理、公益劳动中不泄露矫正对

象的资料信息。

四 是思想上注重关心，强化矫正对象的心理矫治。部分矫正对象或因在狱中服刑与外界隔离多年，或因犯罪后受到歧视，或自身心理上的自卑心态及愧疚感，或对法院判决不能理解，导致其心理上出现一定的障碍，甚至少数矫正对象对改造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

五 是在生活上注重关心帮助，解决矫正对象面临的困难。社区矫正对象因长期狱中服刑，经济基础和社会适应能力较差，加上社会现实中的歧视和偏见，再就业的需求面临困难重重。心理上的失落、生活上的压力往往会把他们再次推向犯罪的泥潭。因此，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是矫正工作的另一个重点。对解决他们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困难，要充分与街道及相关部门协调，尽可能地解决。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应协助他们依规定向所属社区申请低保困难补助，在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方面提供方便，有条件时还可与有关工厂、企业结成帮扶对子，安排一定数量的矫正对象参加工作，让他们体会到

社会的关怀，更快地融入社会。

近几年来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践证明，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十分严肃的非监禁刑罚执行过程，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社区矫正工作必须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和调整矫正工作思路和方法，注意提高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引领每一个社区服刑人

员迅速迈向自己的新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