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发布金融审判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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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发布金融审判典型案例

标题: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发布金融审判典型案例

关键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金融,典型案例,法律案例,案例分析 发布时间:2017-04-07 09:04法制日报——法制网

描述:近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通报了去年金融类案件审理情况,分析了金融类案件主要特征以及发映出的典型问题,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并公布了该类案件的十大典型案例。据了解,2016年,渝中区法院金融类案件的受理数量继续呈井喷式增长态势,收案和结案数量均创历年最高,其中新受理案件11820件,同比大幅上升226.25%;其中审结案件11085件,同比上升232.68%。在新收金融类案件中,信用卡纠纷7813件,占收案总数的66.1%,增长307.78%;金融借款合同纠纷3474件,增长157.72%。

案例01 夫妻一方名义所负债务应共同偿还 【基本案情】

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诉陈某某、周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光大银行重庆分行与陈某某签订《个人贷款合同》,向陈某某提供贷款用于购买商品房,并与陈某某、周某某签订《重庆市预购商品房抵押贷款合同》,以购买的商品房为涉案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后陈某某未按照合同预定履行还款义务,光大银行重庆分行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陈某某、周某某共同履行还款义务,并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判决结果】

法院审理后判决,陈某某、周某某支付光大银行重庆分行未清偿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并支付自宣布贷款提前到期次日起至欠款付清时止,以欠付本金为基数按贷款执行利率上浮30%计算的罚息,以未支付的利息为基数按贷款执行利率上浮30%计算的复利;陈某某、周某某支付光大银行重庆分行律师费3090.86元;光大银行重庆分行对陈某某、周某某共有的涉案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

【典型意义】

谈到该案的典型意义时,渝中区法院认为,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

案例02 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是保险事故争议点 【基本案情】

马某某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中,重庆易奥建筑特种专业工程有限公司为马某某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限额60万元)、“附加短期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险限额2万元),保险期间内,马某某在易奥公司项目工地上发生意外伤害,造成马某某重度智力障碍属2级伤残,四肢瘫属4级伤残的保险事故,共花费医疗费62246.38元。

马某某请求太平洋财保重庆分公司赔偿,太平洋财保重庆分公司以是否属于意外伤害无法确定为由未予赔偿,马某某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太平洋财保重庆分公司给付保险赔偿金62万元。

【判决结果】

法院审理后判决,太平洋财保重庆分公司给付马某某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54万元、意外医疗保险金2万元,共计56万元。

【典型意义】

对于这则案例的典型意义,渝中区法院认为,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如何分配保险事故发生原因的举证责任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之一。在本案中,马某某举示了证据材料证明保险关系成立、保险事故发生经过,已经履行了初步举证义务,而太平洋财保重庆分公司未提交充分的证据用以反驳马某某的证明目的,更未提交证据证明保险事故的发生不属于意外伤害。

案例03 银行过错致客户损失应承担侵权责任 【基本案情】

在周某某诉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侵权纠纷案中,周某某基于业务需要向平安银行重庆分行申请了一个POS机。后因该POS机上一笔业务的刷卡交易出现问题,没有转入指定账户,周某某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工作人员陈某某取得联系并告知其上述情况。

陈某某通过网上查询到电话号码400-637-××××,并拨打该号码咨询周某某反映的问题,对方让商户自己打电话联系他们的0119号工作人员。随后陈某某通知周某某拨打该电话号码。数分钟后,周某某给陈某某打电话,称其将共计66120元转到了陈某某提供的电话号码的账上,并怀疑自己被骗。

陈某某怀疑对方设骗局,与周某某一起到派出所报案。后周某某以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工作人员向其提供诈骗号码,对其损失具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赔偿周某某损失6612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判决结果】

法院审理后判决,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赔偿周某某39602.40元。【典型意义】

近年来,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渝中区法院认为,此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对于经济交往中的风险,当事人均应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故而发生民事侵权后,应当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本案中,平安银行重庆分行作为POS机交易的委托划款方,其工作人员的沟通过程应当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周某某基于对银行机构的信任而与400-637-××××号码进行联系并进行了转账操作,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在此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且因其过错给周某某造成了损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周某某对于明显有违生活常理的异常操作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也应承担过一定责任。故法院对周某某的损失酌情划分承担比例。

第二篇:滨海县人民法院发布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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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海门市人民法院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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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市人民法院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2月9日,海门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一、杨某等16被告人非法拘禁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杨某等人以介绍工作等为由,将被害人孙某等4人骗至海门市海门街道某居住小区,胁迫加入传销组织。期间杨某等16被告人对4被害人实施拘禁,并采取恐吓、威胁、体罚、殴打等行为。被害人孙某、贺某在被拘禁期间被迫以每套2800元的价格购买了被告人指定的所谓产品。11月19日,被害人贺某寻机跳楼逃跑受伤,各被害人才被公安机关解救。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杨某等16被告人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海门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应予支持。遂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拘禁罪对杨某等16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拘役5个月不等刑罚,并判处赔偿被害人贺某经济损失。一审宣判后,杨某等16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由非法传销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作案团伙成员均为外来人员,他们以出租房作为犯罪地点,通过非法拘禁等方式控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强迫被害人加入传销组织。本案被害人之一为了逃脱,跳楼导致轻伤一级。此类案件不仅给被害人身心造成极大伤害,而且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予严厉打击。本案审判,针对日渐兴起的传销型非法拘禁案予以重拳出击,既惩处了被告人,打击了传销活动,维护了正常社会秩序,又切实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警醒了更多有可能误入“快速发家致富陷阱”的人。

合议庭组成人员:陆卫东项晓伟张祖平

二、张某等5被告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初某日,被告人张某经与被告人吴某合谋,由被告人吴某现场指挥辽大金渔25036船和25037船在禁渔期进行捕捞作业。后被告人张某、吴某召集被告人韩某、衣某、王某等人驾驶辽大金渔25036船和25037船出海作业,并于6月至7月间先后在福建、江苏海域进行捕捞,捕得鳀鱼、鮐鱼17077箱(重量244534.1公斤),均出售于福建收鲜船,被告人张某得款人民币34多万元。7月22日,辽大金渔25036船在江苏海域非法捕捞时被海警机关抓获,查获捕捞所得鳀鱼410箱(重量5870.9公斤),案件告破。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吴某、韩某、衣某、王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张某等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应予支持。遂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张某等5被告人分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10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并没收非法所得34万多元。一审宣判后,张某等5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被告人在禁渔期内累计非法捕捞的渔获物数量达到25万多公斤,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规定的入刑标准。本案是我国2016年8月1日新涉海司法解释发布后,江苏海警破获的省内首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非法捕捞海洋水产品,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破坏了国家对水产资源的管理制度,危害了海洋水产资源的持续发展。本案通过依法惩处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起到了震慑犯罪、警示他人的效果,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

独任审理:单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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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某与海门某开发服务中心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22日,原告黄某与被告海门某开发服务中心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1份,约定被告将其开发的某小区第30幢1002号房屋出售给原告,层高为2.8米等。被告于同日向原告交付了房屋。原告以案涉房屋阳台层高仅2.4米,不符合约定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0元并赔偿原告装修损失35000元。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交付的房屋阳台层高经测量为2.52米,不符合合同约定的2.8米标准,被告已构成违约。《住宅设计规范》未对阳台的净高作出明确规定,但案涉房屋阳台净高已达房屋主要功能区卧室、起居室(厅)净高(2.4米)要求,符合国家标准,不影响阳台功能的正常使用,被告的违约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在双方未对局部降低层高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案涉房屋的现状是否影响实际使用、实际净高是否符合设计规范、出卖方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或者过失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判决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000元,并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出卖人交付房屋阳台的层高不符合合同约定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案涉房屋阳台层高已达到《住宅设计规范》规定标准,房屋能正常使用,故出卖人的违约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买受人不得主张解除合同,仅可主张违约金赔偿。违约金的数额可根据房屋的整体建筑面积、价格以及违约建筑的面积、层高、净高、功能性等结合当事人过错程度综合考量。本案裁判结果也提醒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双方,购房人在购房时对于层高有特殊要求的,应当在合同中予以明确;房屋的层高并不完全一致的,出卖人亦应在合同中予以披露。

合议庭组成人员:杜开宇孙建玉黄芬

四、原告何某等人与被告保险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保洁中心为曹某等清洁工在保险公司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条款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遇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残疾的,保险人依照约定给付保险金;又约定: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保险期间,曹某在自家宅后休息时跌倒在田边并当场死亡。保洁中心随即通知保险公司,该公司未出险且拒绝理赔。曹某法定继承人何某等人遂诉讼来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6万元。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曹某因意外伤害死亡有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事故证明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等证据证明,能够证明死亡系因遭受意外伤害所致,且其证明力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保洁中心在曹某死亡后立即报险,保险公司如认为是非意外伤害死亡应当及时提出异议并有权要求进行尸检,但其并未及时提出。现曹某遗体已经火化,通过尸检确定其死亡原因的条件已丧失,此应归咎于保险公司怠于行使权利,应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遂判决被告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6万元。

【典型意义】

保险公司在接到投保人报险后,如对被保险人是否属于意外伤害致死有异议,应负有通知家属保全尸体以备尸检的义务,以便进一步查明死因。现保险公司既未出险查勘,也未通知家属保全尸体。至本案诉讼时,曹某尸体早已火化,导致死因无法查明的责任在于保险公司,故其需对此承担不利后果,并按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给付保险金。本案裁判结果对于警示保险公司如何正确理赔意外伤害保险具有典型意义。

独任审理:孙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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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蔡某与工行包场支行借记卡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5年7月,蔡某在工商银行包场支行办理了牡丹灵通卡,并预留其使用的手机号码。2013年12月下旬,有人联系蔡某,称可以办理高透支额度信用卡。蔡某据对方要求,往牡丹灵通卡上存入20万元,并将牡丹灵通卡、身份证、驾驶证、户口本的扫描件发送对方邮箱,还将预留在支行的电话号码修改为对方的电话号码。2015年1月3日、4日,蔡某牡丹灵通卡上的存款通过第三方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平台分别被转出49989元、49979元。1月4日中午,蔡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自己银行卡上存款被盗走99968元。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侦查,但至今未果。蔡某认为其办卡后妥善保管,未经其操作,卡上存款两次被转走共计99968元。工行包场支行应当赔偿其存款损失99968元,并应赔偿存款的利息损失。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储蓄存款合同虽约定蔡某凭借预设密码进行支付,但当前银行卡存款支取有很多渠道,不能排除存款人通过网络、电话等其他方式支取、使用存款。蔡某系被他人骗取相关个人信息,他人利用其信息在支付宝开立账户并绑定本案所涉借记卡,通过网上消费将卡内资金盗走。蔡某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具备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但其将银行卡预留电话号码修改为他人电话号码,导致他人能够接受支付宝验证码而完成支付宝平台上的开户行为,是其资金被盗的直接原因。工行包场支行按支付宝付款指示进行付款,其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和相关交易规则,其在蔡某存款被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以及违约行为,蔡某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原告蔡某的诉讼请求。蔡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在网络支付、交易平台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由于银行卡存款的支取渠道日益增多,储蓄存款合同当事人的保密义务就显得更加重要。无论合同中有无明确约定,存款人均需保证个人存款信息不被他人利用。因存款人自己将信息透露给第三人而导致的存款损失,需自己承担责任。本案裁判结果对于警示广大社会公众保护自己的银行交易信息具有典型意义。

合议庭组成人员:黄新江沈健陆建英

六、施某等67名村民诉启东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被告启东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船舶生产制造企业,其制造项目环评文件取得江苏省环保厅审批同意,但项目需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原告施某等67名村民居住于被告厂区北侧,被告分段工区距原告较近,生产过程中所排放噪声、粉尘等对原告正常生活有影响。原告多次向有关部门投诉信访。经环保部门监测,被告北侧厂界白昼噪声值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限值标准。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存在噪声、粉尘污染的环境侵权事实。鉴于被告能够采取相应措施降低或减少噪声、粉尘,并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可以给予被告六个月的整改期限。遂作出判决:

1、被告启东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采取整改措施,使其厂区北侧分段工区生产作业中产生的噪声、粉尘符合国家规定标准(以法定的环保监测数据为准);

2、逾期不能达标,被告启东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停止分段工区的生产作业,排除噪声、粉尘对原告施某等67名村民的侵害。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为船舶生产制造企业,其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噪声、粉尘等环境问题,影响周边居民的环境利益。企业经营生产权益与周边居民环境利益存在冲突。当这两种利益冲突时,法院应当优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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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虑居民的居住环境利益。法院同时也兼顾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判决给予被告六个月的自行整改期限,使企业有机会通过降噪、降尘改造后做到达标生产。判决还确定,被告在整改期内未能达标的,则停止生产。该案的审理和裁判,对于如何衡平被侵权人和污染者双方利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合议庭组成人员:陈冲俞永平姜妮妮

七、戴某、蔡某诉如东县栟茶镇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基本案情】

戴某、蔡某与徐某系东西邻居,两家住房之间有南北通道。2013年9月23日,徐某在通道一侧其使用的土地上建造围墙、车库,戴某、蔡某进行阻止,并向被告举报徐某的违法建设行为。被告于当日向徐某送达停工(核查)通知书,责令徐某停止建设行为。徐某收到通知后,没有停止施工,直至将围墙、车库建造完工。后戴某、蔡某多次向有关部门及领导信访举报徐某违法搭建车库和围墙行为,均未得到处理。戴某、蔡某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期间,被告于2016年3月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徐某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案涉违法建筑。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未对戴某、蔡某的投诉作出处理,未对徐某的违法建设行为作出处理决定。直至戴某、蔡某提起本案诉讼后,被告才对徐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拖延履行法定职责。遂判决确认被告如东县栟茶镇人民政府拖延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第三人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乡镇政府对乡、村庄规划区内违法建设行为,负有查处的法定职责。原告作为权利受侵害人,有权要求镇政府履行职责,镇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原告向有关部门多次投诉举报并上访,激化了矛盾。虽然镇政府在行政诉讼期间作出了处罚决定,但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故被法院贴上了程序违法的标签。法定职责必须为,本案对乡镇政府依法履行职责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合议庭组成人员:俞秋萍姜妮妮施慕娟

八、徐某诉如东县公安局等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8日15时许,徐某到如东县政府1号门以解决其医疗纠纷为由要见政府领导,值班保安等告知其先到信访局登记预约。但徐某不听,数次欲强行闯入被劝阻。接着,徐某先后拦车、进行手机录像、强行挤门等,均被制止。期间徐某以保安拳击其腰致腰疼为由长时间躺在1号门前道路上。后徐某起身又至县政府2号门欲闯入被制止后,躺在2号门前道路上,直至当日20时11分许被120车带离现场。如东县公安局以徐某扰乱单位秩序为由作为治安案件受理,在履行法定程序后,作出给予徐某行政拘留九日的处罚。徐某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南通市公安局经复议予以维持。徐某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认为,徐某以要见政府领导以处理其医疗纠纷为由,长时间滞留县政府大门口,并拦截过往车辆、强行闯入县政府,且不听劝阻长时间躺在县政府门口的通道上,其行为已扰乱了政府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依法应予以行政处罚。徐某在六个月内曾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的从重处罚的情形。如东县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南通市公安局经复议作出维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结论正确。遂判决:驳回原告徐某的诉讼请求。

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南通中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医患纠纷应通过协商调解或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患者跑到政府办公场所闹访显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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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非理智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影响了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并且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近年来,不少医疗纠纷的患者通过非法上访扰乱政府机关办公秩序以期扩大事态给医院施压,这不仅加剧了医患矛盾,还带来了负面影响,这种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重者还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合议庭组成人员:俞秋萍陈立新姜妮妮

九、李某诉蒋某、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经案外人陆某介绍,与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形成用工关系,自2013年11月起至2015年1月止在南京地铁三号线车站公共区装修工程的工地上从事装饰装修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原告在工作期间只是领取了部分生活费,工资报酬未结算。2015年2月17日,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的工程负责人蒋某在原告多次讨要下,仅给付了原告部分工资款,并经结算,余款39400元,由被告蒋某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人民币39400元,2015年3月30日前付清。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工程由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所承包,被告蒋某作为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承建工程负责人,经结算后出具给原告《欠条》的行为系代表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的职务代理行为,故原告李某主张的工资款,应由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给付。原告与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动用工关系的事实,被告明确认可,原告也不持异议。原告主张的仅是经结算后尚欠的工资款报酬,不涉及其他的劳动争议,且双方已对原告的工资进行了结算,被告并以书面形式承诺应付工资的金额和具体时间,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被告要求根据劳动法规定应仲裁前置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于法不符。据此,判决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原告李某劳动报酬人民币39400元。

【典型意义】

用工方与农民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实际进行用工的情况甚多。如按照劳动争议案件对待,须先行仲裁程序,再进入诉讼程序的话,农民工追索工资的难度就加大了。对持欠条主张劳动报酬,且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等争议,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这对保护农民工依法追索劳动报酬,切实解决恶意欠薪问题具有示范意义。

合议庭组成人员:陈伟张丽丽马培松

十、某贷款公司与黄某、夏某等规避执行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8日,黄某向某贷款公司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夏某等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年7月31日,案外人曹某明知夏某有4000多万债务,仍与夏某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夏某将持有的432万元亚正公司股权,等价转让给受让方曹某;曹某于次日前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夏某将股权转让款。8月2日,亚正公司将股东由曹亚刚、夏某变更为曹亚刚、曹某。曹某成为亚正公司股东后,即以亚正公司享有的对夏某女婿经营的恒能公司的债权330万元、为夏某代偿给恒能公司的150万元债务抵作曹某应付的股份转让款。

2012年8月14日某贷款公司起诉黄某、夏某归还借款。2014年12月4日,海门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黄某归还某贷款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30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夏某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执行过程中,某贷款公司要求确认被执行人夏某转让股权给案外人曹某的行为无效或依法撤销该转让协议。

【裁判结果】

曹某明知夏某外债严重,仍与夏某协商,以亚正公司享有的对夏某女婿经营的恒能公司的债权330万元、为夏某代偿给恒能公司的150万元债务抵作曹某应付的股份转让款,严重损害了包括申请执行人某贷款公司在内的其他债权的人的利益,且与双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不符,具有明显恶意串通的情形。亚正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曹某以公司资产抵偿其个人债务,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代表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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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义务。其行为符合规避执行行为的情形。海门市人民法院遂作出裁定:被执行人夏某与案外人曹某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典型意义】

本案中“转让”股权是一起较为典型的规避执行行为。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认定和处理规避执行行为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规避执行为可以立案审查,经审查符合相关法律行为无效或应予撤销的,可裁定确认该行为无效或撤销该行为。本案依据前述规定依法裁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将对类似规避执行行为起到震慑作用,树立法律权威,促进社会诚信。

合议庭组成人员:陈伟陈东万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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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镇江发布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实践

镇江发布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实践

□本报特约记者 娄正前 孙彩萍 本报记者 翟 敏

编者按

为集中展示镇江法院2013审判、执行工作成果,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近日,镇江中院发布全市法院2013典型案例,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环境污染、保险纠纷等民生热点问题。

酒后驾车出事故

共饮者不可免责

[案情]2012年5月15日晚,朱某、王某、张某、丁某应黄某邀请在其家中吃晚饭。席间朱某、丁某、张某、黄某共饮了一瓶白酒,王某未饮酒。饭后,丁某先行离开,其余四人打牌一段时间后各自回家。王某和朱某各自驾驶摩托车一同回家。当晚20时40分许,朱某行驶至某路十字交叉路口,碰撞至路口的信号灯杆,至车辆损坏,朱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院认为,朱某的上述违法行为,是引发此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其本人应承担主要责任。四被告与朱某同桌吃饭、在朱某已经醉酒的情形下,被告方虽然尽到了一定的注意义务,但尚未达到合理的程度,故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原告的上述损失,被告黄某作为宴席的组织者和邀请人,在各被告中应负的较大的注意义务,法院确定由其承担2%的赔偿责任,其余三被告各承担1%的赔偿责任。宣判后,四被告提起上诉,镇江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点评]亲朋之间、同事之间同桌共同饮酒本身属于情谊行为,如果其中一人处于醉酒后的危险状态中,其他同饮者就应该负担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否则就可能转化为情谊侵权行为,构成情谊侵权责任。本案对于共同饮酒中先行离开者以及未饮酒者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洗桶私排废水

污染环境领刑

[案情]被告人杨某原在丹阳市某溶剂包装厂承包车间从事专业清洗化工原料桶业务,污水经厂废水处理设施统一处置并循环使用。2013年6月1日,被告人杨某将洗桶业务搬至该厂西北角处的私设点继续经营。至6月29日期间,杨某在该洗桶点雇员利用碱、二甲苯等清洗用于盛装化工原料的圆柱铁桶、塑料方桶。被告人杨某将清洗产生的废水,直接排入无防渗漏措施的排水沟,流入无防渗漏措施的水池,再通过暗沟,排往皇塘战备河。经对桶内残液、排水沟水样监测,被告人杨某经营洗桶业务所外排的废水中含有苯、铬等有毒物质。其中,排水沟内铬的含量为每升8.28毫克,超出评价标准每升1.5毫克四倍之多。6月29日,被告人杨某私设的洗桶点被丹阳市环境保护局依法查处,被告人杨某当晚至公安机关投案,交代了经营洗桶业务并私排废水的事实。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杨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点评]该案是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我省查处的首例污染环境案,丹阳法院通过因特网全程直播了庭审过程,对于民众关注的现实生产、生活中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具体行为及后果等问题,在本案中有相当程度的直观认识和感受,起到很好的环保法制宣传效果。

纠纷历经四审

时跨五年终结

[案情]镇江某娱乐有限公司从1995年起向本市解放路362号大楼产权人镇江色织总厂承租该房经营舞厅、浴场等项目,在经营期间对大楼进行了部分扩建和改建。双方合同于2007年5月到期后,色织厂多次要求对方搬出,某娱乐公司均以改扩建需补偿为由拒绝迁让。色织厂遂向京口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房屋、给付拖欠租金3700元并承担继续占用该房的实际使用费60余万元。而某娱乐公司则要求原告支付350万元的改、扩建费。法院经审理于2008年10月判决大哥大公司迁让该处房屋,并给付租金3700元以及此后的实际使用费302768元;色织厂补偿对方改、扩建费用30万元。某娱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被中院驳回;又向省法院申请再审,省法院于2010年11月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某娱乐公司对此仍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诉,最高院立案一庭于2011年12月发出通知,告知其申诉不符合再审条件,决定不对该案提起再审。案件执行过程中,某娱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多次扬言要以点液化气瓶的方式抗拒执行,始终拒绝自动履行。经过法定公告程序后,京口区法院于2013年5月7日上午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予以司法拘留,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配合下,实时清理出被执行人预先备置的6只液化气瓶、2大桶汽油及其他危险源,将现场遗留的全部财物公证后搬运、封存于指定安置点。清空后的房屋于当天下午交付给申请执行人。

[点评]为消除社会对该案能否公正执行的疑虑,防止舆论炒作,法院先后召开两场新闻发布会,通报案件审理、执行等情况,将案情向社会公开。执行中,当地纪委、检察院及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现场监督,确保执行规范有序。

投保中断又复交

“观察期”拒赔无理

[案情]2009年3月2日,邹某的丈夫朱某为其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中支公司投保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和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两项险种标准保费合计10000元,保险期间38年,合同生效日期2009年3月14日,交费方式为每年3月14日缴纳。合同签订后,朱某按约支付了2009年3月14日至2011年3月13日的两年保险费。2011年3月14日,合同约定的交费日到期时,朱某没有交纳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的保险费。2011年6月21日,朱某交纳了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的保险费10000元及自2011年5月14日至6月21日止的复效利息52.25元。2012年3月15日,朱某向保险公司交纳2012年3月14日至2013年3月13日的保险费10000元。2012年5月11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诊断邹某为CML(慢性髓细胞白血病)。邹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保险公司以邹某投保的瑞鑫两全保险合同于2011年6月21日复效目前仍处于复效观察期内为由拒绝赔付。邹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立即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10660.2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法院认为,投保人因未及时交纳保险费造成保险合同效力中止后,其又向保险公司补交了保险费及延迟交费的利息的,保险合同效力恢复的时间节点应为补交保险费的次日,但被恢复的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应从原效力中止之日开始恢复连续计算,而此时保险合同约定的“复效观察期”亦应以原效力中止之日为起始之日。一审判决人保扬中支公司向邹某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10660.28元。二审维持原判。

[点评]本案中对保险合同“复效”期间的分析和解释,平衡了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也符合民事法律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基本原则,对今后在处理类似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试驾承诺独自担责

条款无效车商赔偿

[案情]2011年5月7日,被告某汽车公司将其所有的轿车提供给被告王某试驾,被告王某与被告某汽车公司签订《试车保证书》,被告王某承诺服从指示,做到安全、文明驾驶。否则,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将由其独自承担。同日下午16时许,被告王某在被告某汽车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驾驶该轿车沿本市丁卯桥路由西向东行驶至被告恒隆汽车公司附近向右转弯时,与非机动车道上由西向东行驶至此的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致原告受伤。经公安部门认定,被告王某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不承担责任。被告某汽车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陪驾人员在被告王某驾车过程中对被告王某进行安全提示。轿车在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原告要求三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131752.11元。法院认为,被告某汽车公司指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陪驾,其对试驾车辆仍存有一定的实际支配和监管力,试驾过程中疏于安全提示,在预防和减少危险发生、保障试驾安全方面存在一定过错,对原告损失超出保险公司赔偿范围的部分,应由被告某汽车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告王某直接操控试驾车,且其违反《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行为是引发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对原告损失超出保险公司赔偿范围部分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该判决当事每人平均未上诉,已生效。

[点评]机动车试驾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侵权责任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本案判决克服了“利益说”和“实际控制说”不能完全反映汽车销售商提供试驾服务特点及缺乏现行法依据的不足,让汽车销售商承担过错责任,符合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也合理平衡了各方的利益和责任。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经济行政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经济行政典型案例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

发布时间:2015-10-22 10:33:28

目录

1.南京发尔士新能源有限公司诉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

2.江西省盐业集团公司吉安公司诉吉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3.丹阳市珥陵镇鸿润超市诉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登记案

4.德清莫干山蛇类实业有限公司诉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监督案

5.上海辉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诉崇明县财政局行政决定案

6.青岛爱思梦食品有限公司诉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四方分局行政处罚案

7.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萍乡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协议案

8.青岛遨广通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诉即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

9.福建新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平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10.周可添、魏达志、陈凤娇、何祥增诉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行政处罚案

一、南京发尔士新能源有限公司诉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0年7月对10家企业作出废弃食用油脂定点回收加工单位备案,其中包括南京发尔士化工厂和南京立升废油脂回收处理中心。2012年11月,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宁区政府)作出江宁政发(2012)396号《关于印发江宁区餐厨废弃物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396号文),明确“目前指定南京立升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升公司)实施全区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理。”该区城市管理局和区商务局于2014年3月发出公函,要求落实396号文的规定,各生猪屠宰场点必须和立升公司签订清运协议,否则将进行行政处罚。南京发尔士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尔士公司)对396号文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文对立升公司的指定,并赔偿损失。

(二)裁判结果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江宁区政府在396号文中的指定,实际上肯定了立升公司在江宁区开展餐厨废弃物业务的资格,构成实质上的行政许可。区城市管理局和区商务局作出的公函已经表明被告的指定行为事实上已经实施。根据行政许可法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受理、审查、作出行政许可应当履行相应的行政程序,被告在作出指定前,未履行任何行政程序,故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被告采取直接指定的方式,未通过招标等公平竞争的方式,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市场参与者,构成通过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违反了《江苏省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和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为了加强餐厨废弃物处理市场监管的需要,对该市场的正常运行作出必要的规范和限制,但不应在行政公文中采取明确指定某一公司的方式。原告发尔士公司对其赔偿请求未提交证据证实,法院对此不予支持。遂判决撤销被告在396号文中对立升公司指定的行政行为,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行政垄断的典型案件。行政垄断指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违法提高市场准入门槛、违法指定特定企业从事特定业务、违法设置条件限制其他企业参与竞争等行为。它侵犯了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权,对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商品的自由流通乃至政府的内外形象都会造成较大破坏和不利影响,我国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明令禁止。本案中,江宁区政府在行政公文中直接指定立升公司,未通过招标等公平竞争方式,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市场参与者,构成通过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的违法情形。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具有积极导向意义。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将“滥用行政权力侵犯公平竞争权”明确纳入受案范围,就是为突出行政审判对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有力维护。随着法治不断进步,公民、法人等各类市场主体在运用行政诉讼法律武器依法维权、监督和规制行政垄断方面,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江西省盐业集团公司吉安公司诉吉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江西省吉安市盐务局是国务院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江西省盐业集团公司吉安公司(以下简称吉安盐业公司)是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并办理营业执照的企业(经营范围为食盐、各类用盐、场地出租、日用百货等),二者属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因吉安盐业公司除专营食盐批发业务外,还经营日用百货,为提高企业效益,该公司部分业务员在批发、配送食盐过程中,强制搭配非盐商品(食用油、白酒等)或在食盐配送过程中搭配低钠盐、深井盐,否则就以无高钠盐(中盐)或无盐为由停止供应食盐。部分食用盐零售商不满,向吉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投诉,该局先后于2012、2013年两次向吉安盐业公司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后经市工商局立案调查,告知该公司听证权利并听取陈述后,于2014年7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6万元。吉安盐业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关维持上述处罚决定。该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市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吉安盐业公司作为国家食盐专营企业,具有法定的独占经营权,与其他普通经营者对食盐零售商具有不同支配地位,但其经营主体、地位应当平等。原告在开启多种经营活动中,利用自身专营食用盐的批发、配送过程中的独占优势地位,强制食用盐零售商搭售低钠盐及非盐商品食用油、洗涤系列产品、白酒等商品,其行为构成了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遂判决维持被告吉安市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公司上诉后,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行政机关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典型案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公用企业等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或违背购买者意愿搭售商品或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排挤、剥夺了他人公平获得财富的机会。要建立平等自由、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离不开对于广大经营者公平竞争权的充分保护。这一权利是各类市场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基础性权利,是稳定市场秩序、激发创新活力的压舱石。本案中,吉安盐业公司利用独占经营权,强行搭售非盐商品,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工商机关根据举报对该公司强行搭售行为予以查处,是正确履行制止和处罚违法经营活动、保障市场秩序的职能行为。法院的裁判彰显了行政审判对公平竞争权益的有力维护,对行政机关严格执法的有力支持,对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推进。

三、丹阳市珥陵镇鸿润超市诉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登记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2月,江苏省丹阳市珥陵镇鸿润超市(以下简称鸿润超市)向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场监管局)提交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在原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增加蔬菜零售项目。2015年2月,该局向鸿润超市出具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受理通知书,随后审查材料,赴实地调查核实,认定鸿润超市经营场所距丹阳市珥陵农贸市场不足200米,其申请不符合丹阳市人民政府丹政办发(2012)29号《关于转发市商务局<丹阳市菜市场建设规范>的通知》(以下简称29号文)中“菜市场周边200米范围内不得设置与菜市场经营类同的农副产品经销网点”的规定,遂作出了驳回通知书,决定对其变更申请不予登记。鸿润超市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驳回通知书,判令对其申请事项进行变更登记。

(二)裁判结果 丹阳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家对个体工商户实行市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进入的行业的,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登记。本案中,原告鸿润超市申请变更登记增加的经营项目为蔬菜零售,并非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进入的行业。被告市市场监管局适用29号文中“菜市场周边200米范围内不得设置与菜市场经营类同的农副产品经销网点”的规定,对原告的申请不予登记,但该规定与商务部《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不一致,与《商务部等13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第(七)项“积极发展菜市场、便民菜店、平价商店、社区电商直通车等多种零售业态”不相符,也违反上述市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依法不能作为认定被诉登记行为合法的依据。遂判决撤销涉案驳回通知书、被告于判决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对原告的申请重新作出登记。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被告已为原告重新办理了变更核准登记。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行政机关违反市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的典型案例。该原则不仅《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四条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其他大量法律法规和国际条约中都有体现。现代经济运行很大程度上靠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实施管理过程中,要找准定位,正确引导、指导和调节市场,避免各种不当干预与限制。本案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市政府29号文,未支持鸿润超市变更经营范围的申请,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不仅维护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体现对不同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同时也对当地合理设置菜市场、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有着积极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法院适用了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明确指出市政府29号文不仅与商务部有关规定不符,也违反国家对个体工商户实行的市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性依据,切实贯彻了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精神,具有一并审查“红头文件”(规范性文件)的时代意义。

四、德清莫干山蛇类实业有限公司诉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监督案

(一)基本案情

浙江省湖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3年10月抽检德清莫干山蛇类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莫干山公司)生产的某批号三蛇粉胶囊。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对送检样品出具的检验报告为汞含量0.5mg/kg,该公司申请复检后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复检结果为汞含量0.45mg/kg。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称省食药局)依据《保健(功能)食品通用标准》(GB16740-1997,规定胶囊产品中有害金属及有害物质限量应≤0.3mg/kg),认定被检样品汞超标,属不合格产品,并于2014年8月向各设区市、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2013省级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督抽检结果的通报》(浙食药监稽[2014]15号文),对抽检不合格产品予以通报(含上述胶囊),并在该局网站上予以公布。莫干山公司认为,检测报告在认定标准上存在错误,抽检样品应适用经备案的企业标准,该局在网站上通报该公司产品不合格的行为严重影响其声誉。故诉至法院,要求撤销浙食药监稽(2014)15号文中对其上述产品监督抽检不合格的通报。

(二)裁判结果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经一审认为,诉争产品首次检测结果汞含量为0.5mg/kg,经复检后汞含量为0.45mg/kg,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GB16740-1997,应≤0.3mg/kg),属不合格产品。原告莫干山公司提出其制定了诉争产品的企业标准并经备案,其产品符合该标准。但企业标准中关于汞含量的限量指标要求不符合国家标准,不能对抗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效力。被告省食药局具有进行食品安全监测和评估、检验、公布食品安全信息的法定职责,有权向社会公布检验信息,在其网站上公布的名单并未扩大原告实际抽检产品范围,符合法定程序。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维护市场安全、公众健康的典型案例。繁荣的市场必须是安全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特别是流通中的食品药品质量,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必须严格执行相关国家标准。即使是经过备案的企业标准,也必须服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本案中,虽然莫干山公司强调抽检产品应适用经备案的企业标准,但食药监督部门严格执法,认定抽检产品不合格,主张该产品系食品安全法定义之食品,已公布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生产企业必须执行。人民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在判决中明确指出企业标准中关于汞含量的限量指标要求不符合国家标准,不能对抗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效力。可以说,通过行政审判职能的充分发挥,对于维护市场安全、保护公众健康,促进行政机关依法严格管控食品药品的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五、上海辉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诉崇明县财政局行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6月1日,上海市崇明县政府采购中心受该县妇幼保健所委托,对高频X线摄片机设备政府采购项目组织招标。上海辉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慈公司)、裕满公司等四家企业参与报名,招标文件中有“欧美一线品牌”等具体要求。辉慈公司经竞争性谈判中标后,裕满公司以辉慈公司投标设备为国产品牌,不属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欧美一线品牌”为由提出质疑。后县政府采购中心组织专家复评,并给辉慈公司回函称:“我中心维持专家的复审意见,对你公司投标文件未作实质性响应,作废标处置。同时建议此次投标作流标处置”。辉慈公司向县财政局投诉。该局经审查后作出崇财库(2012)9号投诉处理决定,认定招标文件中设定产品为欧美品牌,且作为实质性条款加以限制,具有明显歧视性。根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决定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辉慈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县财政局上述处理决定。

(二)裁判结果

崇明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县财政局对原告辉慈公司投诉所涉政府采购活动进行了全面审查,认定招标文件中设定产品为欧美品牌,且作实质性条款加以限制,具有明显歧视性,有违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故依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有关规定作出被诉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辉慈公司上诉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上诉人县财政局认定招标文件条款存在歧视性,认定事实清楚;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等规定作出被诉处理决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同时,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十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应当优先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招标文件对采购产品的品牌限定为欧美品牌,亦不符合上述规定。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政府采购的典型案例。政府采购通常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使用财政资金按法定要求和标准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是受一定限制、底线清晰的市场交易活动,需要考虑公共资金的合理使用、采购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及供应商的合理收益等多重因素,如果不依法规制、精打细算,会造成成本浪费、质次价高甚至滋生腐败,损害公共利益、破坏政府形象。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原则,第十条规定了除特定例外情形外,应当优先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原则。本案中,涉案医序器械招标文件设定产品为“欧美一线品牌”,排斥了非欧美品牌产品供应商,未平等地给予所有潜在供应商公平竞争的机会,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违反了上述原则。人民法院据此支持县财政局的被诉处理决定,判决驳回辉慈公司的诉讼请求,凸显了上述政府采购原则的实践价值,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六、青岛爱思梦食品有限公司诉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四方分局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青岛爱思梦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思梦公司)于2012年6月从俄罗斯进口一批冰激凌,全部销售给青岛中恒易达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公司),存放于中恒公司租赁的一处冷库中,该批冰淇淋销售时未加贴中文标签。2013年2月,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四方分局(以下简称工商四方分局)在冷库中查获中恒公司尚未销售的俄罗斯进口预包装冰淇淋283箱(均未加贴中文标签)。中恒公司承认该批冰激凌是2012年6月从爱思梦公司购买,进货时包括两种口味的冰淇淋共计1300箱(均未加贴中文标签)。工商四方分局于2013年3月对中恒公司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决定(另案处理)。随后,根据上述案件中查获的线索,于2013年5月17日对爱思梦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该公司经营无中文标签进口预包装食品冰淇淋的行为违反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30万元。爱思梦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对其的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工商四方分局所收集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爱思梦公司将从俄罗斯进口的两种口味的冰淇淋共计1300箱,卖给中恒公司且均未加贴中文标签的事实。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和第八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原告将未加贴中文标签的进口预包装食品冰淇淋出售给中恒公司,显然违反上述规定。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正确,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爱思梦公司上诉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有关进口商品强制性要求的典型案例。随着国际贸易快速发展,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物资流通、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对各种进口商品与货物的监管,不仅涉及质量、价格、税收,还会涉及使用安全、公众健康等一系列问题。进口食品就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重视的领域。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等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否则不得进口。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进口食品必须贴中文标签才能上架。本案中,工商四方分局对违反上述规定的爱思梦公司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法院对此予以支持,有利于确保进口食品安全和大众健康,有利于防范和消除市场上进口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本案判决对涉外贸易经营者的市场引导和类似行政案件的处理具有参考、借鉴价值。

七、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萍乡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2004年2月,江西省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鹏公司)通过投标竞拍竞得涉案地块(原为该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用地)土地使用权,其后与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开发用地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市国土局给该公司颁发了两本国有土地使用证,其中一证地类登记为“工业”。亚鹏公司认为约定的“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是维持冷藏库的使用功能,并非维持地类性质,要求将该证地类由“工业”更正为“商住综合”;但市国土局认为维持现状是指冷藏车间保留工业用地性质出让,且该公司也是按照冷藏车间为工业出让地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故不同意更正土地用途。后市规划局向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复函明确涉案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住综合用地(含冷藏车间约7300平方米),并指出“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指暂时维持其使用功能。市国土局于2013年2月向亚鹏公司作出书面答复:1.同意涉案地块中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2.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应补交土地出让金208.36万元;3.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调整后,其使用功能未经市政府批准不得改变。亚鹏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市国土局履行出让合同约定,更正相关土地证上地类用途,撤销答复第二项内容。

(二)裁判结果

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宗地最初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的权属来源是划拨,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依法收购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开挂牌出让,土地用地性质是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并无冷藏车间用地是工业用地性质。市规划局的复函中均佐证含冷藏车间的用地性质是商住综合用地。亚鹏公司要求更正土地登记用途,不存在还要补缴的情形,遂判决市国土局在生效之日起90内对相关证载土地用途予以更正;撤销上述答复第二项,即应补交土地出让金208.36万元的决定。市国土局上诉后,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土地出让合同中土地用途之表述存在不同理解,市规划局就此作出专门答复,亚鹏公司要求市国土局更正具有正当理由。该公司作为土地受让方按约支付了全部价款,市国土局认为若变更土地用途则应补交土地出让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行政协议的典型案例。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本案行政协议即是市国土局代表国家与亚鹏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无论扮演经济活动的管理者、服务者,还是直接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其中,都越来越多地采用签订行政协议方式,实现政府职能转型与管理手段的转变。行政协议强调诚实信用、平等自愿,一经签订,各方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在约定之外附加另一方当事人义务或单方变更解除。当出现争议时,如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合同中有关“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条款产生不同理解时,行政机关不得随意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解释。法院不仅判决市国土局履行合同义务,还撤销该局作出的补交土地出让金的单方决定,直接回应了当事人的诉求,实质性地解决了双方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协议过去受理渠道不一,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统一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行政协议日渐增多,行政审判在该领域也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八、青岛遨广通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诉即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3月9日,青岛遨广通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遨广通公司)向山东省即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举报王某、姚某伪造营业执照等证件,冒用该公司名义贷款,请求市工商局对两人伪造公章及营业执照的行为进行查处。2014年3月19日,市工商局调查了青岛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里庄分理处,证明王某曾以遨广通公司名义在该分理处贷款。2014年3月21日,市工商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遨广通公司举报事项不属于该局管辖范围,主要理由是:该公司未能提供被举报人以其名义对外经营的情况,经多方联系未能找到被举报人,被举报人与银行是借贷关系,应由银监会管辖。2014年6月30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在有关函件中提及,加盖市工商局公章的《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打印日期为2013年7月12日)等信贷材料中企业法人信息与市工商局登记的情况不符。敖广通公司将市工商局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局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判令该局对姚某、王某伪造营业执照、私刻公章、非法经营的违法事实依法查处,撤销该局2013年7月12日违法出具的《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诉讼期间,市工商局自行撤销了上述不予立案通知书。

(二)裁判结果

即墨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查处伪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行为是否是被告市工商局的法定职责。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及其施行细则有关规定,工商机关对于伪造、涂改、出租、转让营业执照等行为具有查处的法定职责。被告在接到举报后,应当予以立案,进行调查取证,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相应处理。对原告遨广通公司诉请撤销《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问题,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查询结果是被告出具,且该查询结果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自行撤销了不予立案通知书。遂判决被告作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违法,驳回原告撤销《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的诉讼请求。该公司上诉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工商机关未依法履行查处扰乱市场违法活动职责的典型案例。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代表国家向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依法核发的经营凭证,是企业取得经营资格的证明文件。对于明确企业的市场地位,稳定以企业为核心的市场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公司登记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伪造营业执照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应受到相应处罚。现实中不乏钻营者通过伪造营业执照等手段,实施不法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管理秩序。本案中法院以裁判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工商机关对此类行为负有查处职责,对于怠于履责、查处不力情形应承担败诉后果,案件裁判具有积极的社会导向作用。

九、福建新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平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福建新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新公司)出售其开发的某项目商品房时,除与购房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外,还补充约定“水电开户费及计量仪表均由买受人自理”的内容,作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该公司委托物业公司交房时未向当地自来水、供电公司缴纳水、电安装相关费用,也没有为购房者所购商品房配套安装水、电计量仪表,致使一、二期商品房购房者自己交纳自来水安装材料费、电安装工料费后,才通水、通电到户;三期商品房由该公司统一办理水、电报装手续,向购房者收取了水安装材料费、电安装工料费。以上三期商品房购房者共计缴纳上述费用421480元。2013年9月,平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县工商局)根据消费者投诉,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新新公司改正,按规定承担购房者房价之外缴纳的水安装材料费、电安装工料费;对该公司罚款人民币147.518万元。新新公司不服,申请复议后复议机关维持上述处罚决定。该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县工商局的上述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规定了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所使用的格式条款,不得“免除或者部分免除经营者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本案中,原告新新公司与购房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增订了附件及补充协议约定“水电开户费及计量仪表均由买受人自理”的内容,与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房屋接管验收标准》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住房供应体系规范和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等规定不符,把依法依规属于自己应承担的水、电建设安装成本支出以格式条款的形式转嫁给购房者承担,增加了购房者额外负担,属于违法行为。被告县工商局认定事实清楚、处罚程序合法。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新新公司上诉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经济生活中,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电气暖供应、交通、金融借贷、房屋买卖租赁等领域,经常会遇到合同中大量出现的格式条款。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可以使用格式条款,但格式条款不得有违法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或者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内容。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签订的合同虽属民事法律关系,但其中的格式条款如果明显侵犯消费者权益,工商机关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行政处罚法等规定履行查处职责,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对此应给予以有力支持。本案中,人民法院以裁判方式肯定了工商机关依法查处新新公司利用格式条款加重购房者水、电建设安装成本支出负担之正确举措,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了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十、周可添、魏达志、陈凤娇、何祥增诉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1993年开始,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基公司)通过其他公司代持“皖能电力”“鄂武商A”和“昆百大A”等股票。2007年3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监管关注函》,要求鸿基公司董事局核实并回复有关股价异动事项,同时针对媒体有关该公司法人股股票投资收益惊人的评述等事项报道,要求该公司刊登《澄清公告》并明确说明有关情况。时任鸿基公司董事局秘书在核查公司以前报告时发现,该公司报告中披露的法人股持股数量少于其他上市公司股改公告中提到的该公司持股数量,其随即向董事长报告了有关情况。2007年3月19日鸿基公司发布《澄清公告》,称该公司代其他公司持有“皖能电力”“鄂武商A”“昆百大A”等股票,其他公司是上述股票的实际所有人,代持股份不属于公司资产。发布2006年、2007年、2008年及2009报告时,鸿基公司存在未将上述三种股票收益计入报表、未披露上述股票虚假代持法人股出售和资金划转情况等问题。该公司董事局在审议2006年、2007年、2008年报告时,参会董事周可添、魏达志、陈凤娇、何祥增未对法人股事项提出异议;在审议2009年报告时,参会董事陈凤娇、何祥增未对法人股事项提出异议。2011年3月19日,鸿基公司发布2010年报告,披露了对“代持股”的清查情况和资金清收情况,称根据专项审计报告,该公司代其他公司持有的上述三种股票,权益属于该公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10年11月对鸿基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并于2012年12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鸿基公司2007年3月19日《澄清公告》及2006年至2009年报告未如实披露其“代持股”问题,依据证券法有关规定,在对上市公司及董事长等责任人员作出处罚的同时,决定对周可添、魏达志、陈凤娇、何祥增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四人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对其的处罚。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周可添等四名原告认可鸿基公司在2006年至2009年的报告中未如实披露“代持股”问题。根据证券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四名原告作为鸿基公司的独立董事,应当勤勉尽责,实施必要、有效的监督。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四人在审议相关报告时未对上述问题提出异议。且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7年3月15日向鸿基公司发出《监管关注函》,要求该公司刊登澄清公告并明确说明有关公司股票持续异常波动情况。之后四人对涉案的“代持股”问题并未实施必要、有效的监督,故被告中国证监会认定其未尽监督义务,未勤勉尽责,应当对鸿基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四名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周可添等四人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证券市场监管的典型案例。证券市场在经济活动中重要性日益凸显,针对实践中不断出现的违法信息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证券监督管理机构需要不断加大查处力度,以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由此引发的行政纠纷也会增多。信息披露直接涉及股票市场价格和广大股东知情权保障、是证券监管的核心领域。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法定责任,不可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司其责甚至刻意参与、策划造假。本案中,中国证监会针对鸿基公司及其有关人员在未如实披露信息过程中的责任大小,区分不同情况加以处罚,周可添等四名独立董事因未能提供其已尽到忠实、勤勉义务等免责证据,被视为证券法规定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并受到处罚,处罚于法有据,人民法院给予充分支持,本案判决对于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其他高管明确责任意识,切实勤勉履责是一种警示和借鉴,对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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