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守秋：从案例的角度看环境公益诉讼的标准

第一篇：蔡守秋：从案例的角度看环境公益诉讼的标准

从案例的角度看环境公益诉讼的标准

蔡守秋

导语

在中国可以说环境公益诉讼与环保是两个相联系的事物，这两个事物至少在中国在学界受到了注意，也受到了国际的注意。目前来看，环保法庭可以说在中国发展最快，因为环保法庭的出现在我国取得了明显的突破。

为了适应我国环境资源保护事业的发展，为了处理持续增多的环境纠纷，应该建立环境保护法院、审判厅等等，但是这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自从去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大家知道2004年，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法庭。2007年11月20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审判庭，贵阳清镇市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了环境保护法庭。清镇市人民法院设立的环境保护法庭就是专门负责一审审理涉及环境保护的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和相关执行案件的法庭。贵阳中院成立环境保护审判庭负责上述案件的二审以及按规定应当由贵阳中院一审涉及环境保护的相关案件，同时对环境保护法庭进行工作指导。2008年5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审判厅。2008年12月11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法庭。这些新成立的环境法庭，大都宣布要受理环境公益诉讼。到2009年9月，仅云南省就设立了6个环保法庭。到2010年6月30日，我国已有7个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了环保审判庭，在基层法院中已设立13个环保法庭、18个环保合议庭、6个环保巡回法庭。

得注意的是，为了从司法诉讼方面加强环境法的实施，及时处理日益增多的环境纠纷、提高处理环境资源案件的效率，瑞典、新西兰、南非、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科威特、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已有设立环境法院（庭）、土地法院（庭）、水法院（庭）、生态法院（庭）、森林法院（庭）、矿业法院（庭）的实践和经验，这些“环境法院”专司涉及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案件。

如成立于1000多年前并保留至今的西班牙的巴伦西亚水法院（水法庭）。瑞典在1969年颁布第一部环境法后，成立了第一个环保法庭，随后在全国5个区域设立了环保法庭。在芬兰，设有“水域权利法院”解决涉及水域权的纠纷，以保护水资源。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土地和环境法院（1980年设立）的工作十分卓有成效，他们出色地处理、审理了不少环境资源纠纷。新西兰和美国佛蒙的环境法院在审理环境案件和处理环境纠纷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2009年11月初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环境法学院第七次全球学术研讨会上，美国乔治·普林教授对全球范围内3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100多个环保法院（法庭）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专门的环保法庭具有许多特点和优越性。在这个会议上，美国教授乔治·普林和凯瑟琳·普林做了《提高环境法治增强司法途径：关于专业化环保法院和环保法庭的全球研究》的报告。（载《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环境法学院第七次全球学术年会（武汉）》，2009年11月3日出版）所以我想讲的是环保法院在外国有，在我国也有。

与此相呼应，近年来各大媒体开始报道形形色色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一时间，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及其识别标准开始成为理论研究和诉讼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拟结合案例分析，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探讨。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质是原告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为不特定多数人打官司，为不特定多数人谋利益。

根据我的研究，不仅世界上有很大的发展成就，我国今年出现了很多的案例，因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问题，去法院立案的都基本解决了。只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是不难得到统一的。我觉得我们有的法学家缺乏对理论的研究和对实际的理解，到现在还在反对环境公益诉讼。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问题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类型和特点

公益诉讼是指自然人、法人、政府组织、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其他组织认为其公益权受到侵犯时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公益是指不特定多数人所能直接感受、享受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生态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是指自然人、法人、政府组织、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其他组织认为其环境权即环境公益权受到侵犯时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或者说是因为法律保护的公共环境利益受到侵犯时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大家知道诉讼有三大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这三大诉讼分类，依照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的传统分类，以自然人和单位（包括法人组织和非法人组织）为被告的环境环境公益诉讼称为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环境环境公益诉讼称为环境公益行政诉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是公民（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和组织（包括政府组织、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其他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应该具备如下条件：享有法律规定的环境公益权利；可以直接感受、享受该环境公益，但不能独占该环境公益，也不能排除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直接感受、享受该环境公益。因为环境公益是一种与不特定多数人有关的利益，是多数人可以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不特定多数人都有资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被告是侵犯环境公益权的个人、法人、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被告主要包括：污染破坏或可能污染破坏环境资源、侵犯环境权的自然人、法人或个人、企业；不履行环境资源保护职责并导致或可能导致侵犯环境权的政府部门。

如果原告胜诉，法院可以对环境公益诉讼案进行判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一般是判决被告停止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治理或恢复受污染破坏的环境，也可以判决被告赔偿环境损失，但这种赔偿金一般不是交给原告私用，而是交给社会公共组织或公共环境基金用于防治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一般是判决被告依法履行其环境职责、撤消其违法具体行政行为。

对于传统的理性人或经济人而言，他们出于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时，是不愿意提起公益诉讼的，他们宁愿等待别人提起诉讼，然后自己去搭便车。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公益诉讼的原告具有广泛性，法律对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很少；但是，即使法律鼓励公益诉讼，也不会因此造成诉累即出现公益诉讼案件大量出现的现象；正如虽然政府提倡和鼓励“学雷锋、做好事”，但不会出现“人人都争当雷锋，人人都做好事”的局面一样。

环境公益诉讼是实现环境权、环境公众参与、保障公共环境利益的主要诉讼方式，是对环境公益权的司法救济，是“以第三种调整机制（又称非行政非市场调整机制、社会调整机制、治理机制，它主要适用于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它的主要调整方法是治理governance）为主、充分发挥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强调公众参与，综合考虑行政调整、市场调整、社会三种调整机制的作用”的一种新型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优点和作用如下：

第一，可以经济有效地保护环境公益和公民环境权；第二，可以有效地解决政府公权、个人私权和企业私权对环境公益和公民环境权的无能为力和侵犯；

第三，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维护环境公益和公民权，弥补政府在维护环境公益和公民环境权方面的不足。

第四，不仅直接维护原告的公益权，也直接维护不特定多数人的公益权，是一种双赢甚至多赢的司法补救方式。

第五，有利于维护正义、公平、和谐、安全等社会价值，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变革和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明确规定，但已有某些接近环境公益诉讼或包含环境公益诉讼因素的法律规定。《环境保护法》（1989年）关于“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进行检举和控告”的规定，可以解释或引伸为允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第30条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上述规定虽然没有提到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但已经隐含有环境公益诉讼的意思，有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实现。《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第八十八条有关“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共同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国家鼓励法律服务机构和律师为水污染损害诉讼中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也可以用于环境公益诉讼。

国务院于2005年12月3日颁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强调，“完善对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机制，研究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公诉制度”，“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可以认为是环境行政性法规对环境公益诉讼的明确支持。

一些省、市地方法院、检察院也有公益诉讼的规范性文件。例如，2007年，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了《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设立环境保护法庭的实施方案》（2007）、《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书》（2007）、《关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案件受理范围的规定》（2007）；这些文件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为检察院、相关行政职能部门，以及两湖一库管理局这样的特别机构。2008年11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无锡市检察院共同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试行规定》；该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所指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为了遏制侵害环境公益的违法行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根据职能分工，通过办理支持起诉、督促起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等方式所实施的诉讼活动”。同年，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昆明市公安局、昆明市环境保护局共同制定的《关于建立环境保护执法协调机制的实施意见》（2008年），对昆明环保法庭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了规定。2009年5月13日，云南省高级法院组织讨论通过了《全省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建设及环境保护案件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成为云南省审理环境保护案件，包括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判指南”。该《会议纪要》规定：“只有检察院及在我国境内经依法设立登记的、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可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暂不受理公民个人提起的环保公益案件。”

三、识别环境公益诉讼的五项标准对于何谓公益诉讼，目前中国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均存在不同认识。这也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迟迟未能被高层接受、未能在中国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中国法学界有些人认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正像环境公益的概念一样难以明确界定，因而反对在中国推行环境公益诉讼。在法律实务界，对环境公益诉讼也存在不同看法。例如，《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试行规定》（2008年）第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涉及侵害环境公益的民事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支持相关单位或者个人起诉：

（一）当事人的财产权或者人身权受到环境污染行为侵害；

（二）受害人因证据收集困难或者诉讼能力缺乏等原因尚未起诉；

（三）受害人有起诉意愿的。”

笔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和内涵，如果单从某一个方面看，似乎难以界定，但如果从几个方面综合分析，则比较容易界定。根据国内外有关环境公益诉讼的通说和实践，可以将识别环境公益诉讼的标准或条件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1．从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看

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特别是生态利益），不是为了获得额外的私人利益。这是一般标准、抽象标准。

2．从原告的诉讼请求看

原告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求一般是：（1）要求被告停止侵犯环境公益行为，或停止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行为；（2）要求被告治理、恢复被其污染破坏的环境资源生态；（3）要求被告赔偿其所造成的环境公益损失；（4）减免原告的诉讼费用。

3．从法院受案范围分类看

人民法院在审查原告的起诉请求时，应该明确识别：（1）该诉讼不属于刑事诉讼（包括环境刑事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包括环境行政诉讼），不属于民事诉讼（包括环境民事诉讼）；

（2）该诉讼属于环境公益诉讼，包括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3）该诉讼属于复合诉讼，包括环境公益诉讼附带民事诉讼附（或民事诉讼附带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附带行政诉讼（或行政诉讼附带环境公益诉讼）。

法院在受案审查时应该明确告知原告该诉讼属于什么性质的诉讼，不能以原告提起的诉讼不属于上述各种诉讼为由，拒绝受理该案。

4．从法院判决的种类看

如果原告胜诉（即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法院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决一般包括如下几种：（1）被告停止侵犯环境公益行为，停止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行为；(2）被告建设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设施；（3）被告治理、恢复被其污染破坏的环境资源生态或者或承担治理恢复费用；（3）被告赔偿其所造成的环境公益损失，但这种赔偿不是交接原告私用，而是作为公用（一般是将损害赔偿费纳入公共环境生态基金）。（4）减免原告的诉讼费用。

如果原告败诉，法院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决一般包括如下几种：（1）驳回或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2）原告承担诉讼费用。

5．从诉讼完成后的效果看如果原告胜诉，环境公益诉讼的效果或效益如下：不特定多数人因搭原告的便车而受益；原告没有获得额外的好处，而仅仅获得与不特定多数人一样的好处；被告承担了因侵犯环境公益的而形成的法律责任。

如果原告败诉，环境公益诉讼的效果或效益如下：公益（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公益主要指环境公益即生态利益）与私益（包括行政机关的部门性利益、单位和个人专有的利益）在法律面前平等，公益与私益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公益与私益的纠纷只能依法处理；作为被告的政府部门的职责得到依法维护，作为原告的政府部门与作为被告的政府部门的纠纷、作为原告的单位和个人与作为被告政府部门的纠纷得到依法处理。

四、结合案例析环境公益诉讼

随着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的兴起，各地出现了或各媒体报道了不少有关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例，这对我们深入研究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素材。首先，对各地热心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和探索应该肯定；其次，对于具体案件应该具体分析，通过案例分析提高对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特点和作用的认识；其三，应该认真总结各地进行环境公益诉讼的经验，不断提高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效。

目前我国在推行环境公益诉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些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在诉讼实践中难予操作。本文拟运用上述“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受案范围分类；法院判决的种类；诉讼完成后的效果”等五项识别标准，通过具体分析五个媒体报道的“公益诉讼”案例，来加深对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特点和现实可行性的认识和理解。

案例一：广州石榴岗河污染公益诉讼案 1．案情介绍

海珠区石榴岗河曾经是一条清澈的小河，从华洲街土华村穿村而过，2007年9月以后，小河突然变得黑臭逼人，附近居民苦不堪言。接到群众投诉后，海珠区环保局查明，这些水污染系由新中兴洗水厂违法排污所致。

2008年7月，海珠区检察院正式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新中兴洗水厂厂主陈忠明违法排污，造成水域污染，要求赔偿环境污染损失和费用。海珠区人民法院根据《水法》第三条规定和《民法通则》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认定此案受污染的海珠区石榴岗河水属于国家资源，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就其辖区内洗水厂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提起诉讼。2008年11月13日，广州海事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同年12月9日，广州海事法院判决陈忠明对其违法排污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承担民事责任，并赔偿环境污染损失合计费用117289.2元。

2．案例评析

该案曾被作为“广东省首例环境公益诉讼的新闻”而一度占据广东省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但是，笔者认为该案不属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在该案中，提起诉讼的原告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目的说是为了维护环境公益；人民法院也将此案作为公益诉讼案件受理；仅从这两点看，该案应该属于公益诉讼。但是，从原告的诉求看，原告是要求新中兴洗水厂厂主陈忠明赔偿土华村村村民（特定多数人）的损失；从法院的判决看，法院判决新中兴洗水厂厂主陈忠明赔偿村民的环境污染损失117289.2元，而不是将这笔赔偿费作为当地的公共环境基金用于环境（河流）治理；从诉讼完成后的效果看，村民（特定多数人）从该案中获得了额外的利益；从上述三个标准看，该案不属于环境公益诉讼。该案与以往的共同民事诉讼或集团民事诉讼没有多少区别，即该案也可以由村民共同提起民事赔偿诉讼或集团诉讼，而不一定要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如果检察机关在其诉求中增加如下内容：要求新中兴洗水厂厂主陈忠明停止污染行为或治理河流污染；要求新中兴洗水厂厂主陈忠明赔偿其污染行为所造成的法律污染损失，并且将赔偿费纳入当地的公共环境基金，用于防治环境污染。而且法院判决也满足了上述诉求，则可以认为该案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者属于环境公益诉讼附带环境民事诉讼。

案例二：案例：“塔斯曼海”油轮海洋环境污染案 1．案例介绍

2002年11月23日凌晨4时，满载原油的马耳他籍“塔斯曼海”油轮与中国大连“顺凯一号”轮在天津大沽锚地东部海域23海里处发生碰撞，导致原油泄漏。经中国国家海洋局北海监测中心对事故海域以及沿岸区域进行调查取证和海洋生态环境污损监测，发现受溢油事故影响海域面积达359.6平方公里，沉积物中油类含量高于正常值8.1倍，原油泄漏使作为海洋渔业资源的重要产卵场、索饵场和肥育场的渤海湾西岸的海洋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

“塔斯曼海”油轮溢油事故案发后，受损各方以肇事船东英费尼特航运公司和伦墩汽船互保协会为被告，分别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了诉讼。国家海洋局授权天津市海洋局代表国家提起海洋生态损失索赔，请求赔偿金额为9830余万元；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代表国家提起渔业资源损失索赔，请求赔偿金额为1830余万元；天津市塘沽区大沽渔民协会等代表1490户渔民、河北省滦南县渔民协会代表921户渔民和15户养殖户、天津市塘沽区北塘渔民协会代表433户渔民、大沽渔民协会代表当地236户渔民以及汉沽地区256户渔民、养殖户等就渔业资源遭受的损失提起海洋捕捞损失索赔，请求赔偿金额为6228万元。

天津海事法院受理案件后，鉴于此案案情复杂，当事人众多，为了节省司法资源，提高效率，采取了对本案涉及的共同问题作为共同证据进行合并审理的审判方式。

2004年12月24日对天津海事法院依法对渔民诉两被告索赔案的8个个案分别做出判决。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河北省滦南地区、天津市汉沽地区、塘沽区北塘地区、塘沽区大沽地区共计1490名渔民、养殖户渔业捕捞损失、滩涂养殖损失和网具损失等共计1700余万元。

2004年12月30日天津海事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天津市海洋局海洋环境容量损失及相关调查、评估及研究经费等共计1000余万元；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渔业资源损失和调查评估费等共计1500余万元。

2．案例评析

这是我国加入《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后，第一例根据该《公约》向外国船公司保险人进行索赔的案件。此次索赔案共有10个诉讼主体，涉及自然人1500余人的利益和环境生态公益，总标的额达到1.7亿元人民币。该案是一起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复合诉讼案件。

第一，该案开创性地维护了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权益。本次海洋生态索赔是我国第一例根据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向外国船公司保险人进行索赔的案件，是我国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在法律框架内提出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涉外索赔第一案，首次以司法程序确定了海洋生态环境价值，开创了维护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权益的先河，提供了运用国内法和国际法维护国家生态环境权益即环境生态公益的成功范例。

第二，该案有力地保护了国家渔业资源。农业部黄渤海区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接受委托，于2002年11月26-27日对污染海域进行了环境质量监测，并于200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对污染海域的渔业资源现状进行了拖网调查，确定本次污染事故造成了约690平方公里海域石油类浓度超过《渔业水质标准》（50μg/L）4倍以上，污染造成渔业资源经济损失和评估费用共计1832.8万元人民币，得到法院的采信。

第三，该案合理地保护了渔民的合法权益。当单个渔民遭受外国侵权人的损害时，他是典型的弱者。在该案中，渔民都由渔民协会作为诉讼代表提起诉讼，便于统计渔民所受损失，提出合理的诉讼请求，也提高了法院的办案效率，为尽快结案、恢复渔民的权益创造了条件。

第四，该案为法院处理大型海洋污染侵权案件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法院成功地将众多原告的诉讼合并审理，实现了污染损害事实证据共享，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负担，提高了诉讼效率，实际上也有利于被告减少诉讼的时间成本；院士及众多专家学者出庭作证，在我国司法审判史上，尚属首次，专家证人作出的鉴定结论对海洋环境污染案件的科学处理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五，该案是包括民事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的复合诉讼案件，法院采取了对本案涉及的共同问题作为共同证据进行合并审理的审判方式。在本案中，“塔斯曼”海轮在天津大沽口东部海域发生船舶碰撞，造成该轮船载原油泄漏。泄漏原油形成长约2.5海里、宽1.4海里的溢油漂流带，对海洋生物、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损害。随后，天津市塘沽区大沽渔民协会代表当地129位渔民、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以国家渔业资源受到损害为由、天津市海洋局以海洋环境受到污染为由分别提起诉讼，要求肇事航运公司赔偿损失。

天津海事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大沽渔民请求的是因污染造成的海洋捕捞停产损失、网具损失和滩涂贝类养殖损失；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请求的是渔业资源损失；天津市海洋局请求的是海洋环境生态污染破坏和生态恢复的索赔；三者不存在重复索赔的问题。法院不仅支持了渔民们的索赔请求，也支持了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和海洋局的请求。这一案件的处理已明显涉及环境公益诉讼，因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和海洋局提起的诉讼不是为了维护特定个人或单位的利益，而是为了环境公益，所以该诉讼实际上属于公益诉讼的范畴。

案例三：贵州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诉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纠纷案

案情介绍：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的磷石膏尾矿库自九十年代中期投入使用，至案发前堆放在磷石膏尾矿库的磷石膏废渣大约有200万至300万吨。由于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水、防渗及相应的废水处理措施，该磷石膏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均通过地表、地下排入羊昌河内。

案例评析：红枫湖是贵阳市的重要饮用水源，依据国家有关标准，红枫湖水域及其水源保护区内的河流水质应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Ⅲ类水质标准。2007年10月27日，贵州省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通过对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所在地的周边水环境进行监测并得出结论：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磷石膏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对羊昌河水质影响较大，羊昌河水在流经被告所在地前，被监测项目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Ⅲ类水质标准，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磷石膏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渗入羊昌河后，羊昌河水质总磷和氟化物均超标，且总磷为劣五类。

贵阳市“两湖一库”（红枫湖、百花湖、阿哈水库）管理局是从事两湖一库水资源保护及环境保护行政管理工作的贵阳市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鉴于上述情况，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于2007年12月向贵阳市清镇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诉请判令被告（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对贵阳市红枫湖及其上游河流羊昌河环境的侵害，并排除妨碍、消除危害；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12月10日，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受理了贵州省第一例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案件。2007年12月27日，清镇法院环保法庭依法开庭审理此案。环境保护法庭判令被告贵州天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停止磷石膏尾矿库废渣场的使用，并于三个月内采取相应措施，排除磷石膏尾矿库废渣场对环境的妨碍、消除对环境的危险。

这是全国首家环境保护法庭（据称是）贵阳清镇人民法院环保法庭（2007年11月20日成立），于2007年12月27日依法开庭审理的贵州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原告是诉讼请求是诉请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对贵阳市红枫湖及其上游河流羊昌河环境的侵害，并排除妨碍、消除危害；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人民法院判决的结果是，判令被告贵州天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停止磷石膏尾矿库废渣场的使用，并于三个月内采取相应措施，排除磷石膏尾矿库废渣场对环境的妨碍、消除对环境的危险。原告是具有公益性的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被告是一家化工企业；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为了维护环境公益，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也是维护公益；原告没有因为该诉讼结果得到额外的利益，不特定多数人从本案中获得了环境公益。因而，本案符合上述“五项标准”，是一起环境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案件。

案例四：华清嘉园小区绿地环境公益诉讼案 1．案情介绍：

位于海淀区五道口的华清嘉园小区由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至2002年8月，一二三期工程全部竣工并交付使用。开发商在2000年楼盘预售的楼书上宣传该小区的“绿化率高达41%”。业主张先生入住之后，发现原本小区规划中的绿地上凭空建起一幢六层板楼，即绿地变成楼房后小区的绿化面积减少了。根据1990年颁布的《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第13条，各项建设工程，应当安排一定的绿化用地，明确规定“新建居住区绿地率不低于30%，并按居住人口均两平方米的标准建设公共绿地”。为此，张先生把华清嘉园的开发商告上法庭，但开发商出示了北京规划委对该小区的绿地指标，坚称小区绿化面积符合规划要求。张先生在没有办法拿出权威实测数据的情况下，通过代理律师陈岳琴找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要求出具华清嘉园的绿地面积检测报告，但遭到拒绝。

于是，2004年5月，张帆、陈岳琴夫妻又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告上了法庭，请求测量小区绿地面积。法庭上，市规委拿出《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监督若干规定》称，工程规划验收的确是他们的职责，但是在绿地这一块，他们只负责绿化用地的腾退情况验收，并不管测量工作，也从未出具过绿地率的证明文件。这项工作应该由北京市园林局负责。陈岳琴转而找到市园林局，要求出具绿地验收报告，但园林局没有答复。无奈之下，2005年6月，他们又将北京市园林局告上了法庭。

2005年6月17日，陈岳琴律师与北京市园林局就华清嘉园小区绿化工程竣工验收行政诉讼一案，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陈岳琴律师当天从西城区法院撤回行政诉状，被告北京市园林局于2005年7月10日前完成对华清嘉园小区的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并出具盖有公章的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单。被告应本着专业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实地测绘并出具此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单。被告现场测绘时，邀请原告到现场见证。

2005年7月7日，北京市园林局如约履行承诺，对华清嘉园小区绿地进行核查，并出具了《绿地验收证明》：华清嘉园小区的实际绿地率仅有16.3%。从2002年到2005年，经过三年时间，张先生总算拿到了状告开发商侵占绿地的权威证据。这个案件虽然在北京，但是搞的红很轰轰烈烈，我认为它有很重要意义。公益诉讼必须是从诉讼请求和法院判决。

2．案例评析

有关媒体和部分专家认为，此案是中国环境公益诉讼成功第一案，开创了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先河，具有可与美国1960年代的Storm King Law Case 相媲美的里程碑价值。

该案被美国法律专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是美国现代环境法的奠基之作，因为它为环保组织开启了一扇门，即确立了通过诉讼保护美学和其他非经济利益的司法审判标准。这一案例开创了律师和非政府组织利用诉讼来推动环境保护的新时代，并且直接促成了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和环境保护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的成立。

笔者不否认该案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但是本人认为，该案并不是典型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从“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受案范围分类；法院判决的种类；诉讼完成后的效果”等五项识别标准进行综合分析，发现该案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和非诉案件的混合，不是典型的公益诉讼。该案是一个复合案件，先是由私益纠纷即民事合同纠纷所引起的民事诉讼案件，然后发展为行政诉讼案件，其结果表明该案是一个具有公益效益的行政诉讼案件。现将该案件简略分析如下：

第一，该案具有明显的公益价值。从该案件完成后的结果和最终社会效益看，该案具有重要的公益价值。

（1）该案使得北京市3000多个商品房小区的绿地问题进入政府监管视野，100个小区的实际绿地将被检查验收。对于不达标的工程，有望在政府监管督促下恢复绿地。今后的商品房小区竣工验收时将增加绿地验收项目，也就是说政府规划许可的小区30%绿地率的底线不再是一纸空文，而能够实实在在地出现在小区居民的生活中，让业主真实地享受绿地带给他们的生活品质和环保价值。

（2）该案促成了政府对商品房小区绿地监管职能的到位，履行法定职责不再是一句大白话，而成为政府养成依法行政习惯的必修课程。

（3）该案促使政府走下高高在上的宝座，与民间握手合作，合力规管企业，共同推动我国环保事业，开创了我国环保公益诉讼的成功范例。

（4）该案虽然不属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但却促进了环保团体和“公益律师”在环境诉讼中的作用。

第二，运用“五项标准”进行综合分析可知，华清嘉园小区绿地案不属于环境公益诉讼案该案由两类诉讼组成，其一是业主对开发商的违约之诉，其二是业主对绿地率审批监管部门的行政不作为之诉。原告最初提起诉讼的直接目和书面诉求都是为了维护私益。

（1）2002年张先生把华清嘉园的开发商告上法庭是民事诉讼案例，是业主对开发商的违约之诉。这个案件是张先生与开发商的纠纷，张先生之所以将开发商告上法庭，是因为开发商在2000年楼盘预售的楼书上宣传该小区的“绿化率高达41%”的信息与业主张先生入住之后实际情况不符合，即绿地变成楼房后小区的绿化面积减少了，是张先生或小区特定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2）2004年5月陈岳琴律师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告上了法庭是行政诉讼案例，是业主对绿地率审批监管部门的行政不作为之诉，是因为她要求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出具华清嘉园的绿地面积检测报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拒绝出具该报告，即拒绝履行其法定职责。

（3）2005年6月陈岳琴律师将北京市园林局告上了法庭也是行政诉讼案例，是业主对绿地率审批监管部门的行政不作为之诉。陈岳琴律师申请市园林局出具绿地验收报告，但园林局没有答复，即拒绝履行其法定职责。

（4）该案的最终结果是以使张先生获得了额外的利益，也具有私益诉讼的性质。2005年7月7日，北京市园林局如约履行承诺，对华清嘉园小区绿地进行核查，并出具了《绿地验收证明》，张先生总算拿到了状告开发商侵占绿地的权威证据。（5）从该案原告及其律师自己向媒体介绍的情况看，也说明该案不是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该案原告及其律师自己介绍，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没有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直接提起公益诉讼于法无据，因而采取了一种迂回战术、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如果直接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法院肯定不会受理。这说明，无论是人民法院还是当事人，他们都没有将该案作为公益诉讼案件

（6）该案除了直接维护原告张先生的利益外，还间接维护了该小区居民在小区绿地方面的“公益”。但是，本案中小区居民在小区绿地方面的“公益”，不像大气、河流那样明显，有学者将这种权利称为“私有公益的俱乐部物品”；严格来讲属于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对于损害这种利益的侵权行为可以通过“共同诉讼”或“集团诉讼”来处理，因而不属于典型的环境公益诉讼。

如果原告及其代理律师在最初的诉状中，明确增加如下要求：请求法院判决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北京市园林局依法履行职责，责令开发商按照法律规定的小区绿化面积开发建设小区，恢复小区绿化面积到规定的标准；要求开发商赔偿因没有按照标准建设小区绿地的损失，将这种损失作为公共环境基金，用于绿化以弥补该小区绿地缺失或不足所造成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案视为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案。

第三，该案是具有公益影响、作用或效果的复合诉讼，但具有公益影响、作用或效果的案件不一定就是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几乎所有的案件（包括私益纠纷案件）的合法、有效解决，都具有维护公益、有益公益的效益、效果和性质，即都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维护法治权威，都对相关人、事和案件具有一定的甚至普遍的教育、宣传、引导、诱导、警惩、威胁等作用。但是，不宜因为个别案件所具有的公益作用就将该案认定为公益诉讼案件。

案例五：北大教授提起松花江公益诉讼案 1．案情介绍

2005年11月13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双苯厂(101厂)的苯胺车间因操作错误发生剧烈爆炸并引起大火，造成8人死亡，60人受伤，造成100吨苯、硝基苯和苯胺流进松花江，直接经济损失6908万元，并引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泄漏事件发生之后，不仅造成吉林停水7天，哈尔滨市的380万居民连续五天没有供水，并且影响下游的俄罗斯近千公里30多个居民点165万人的饮水，俄国杜马主席根据国际水域原则向中国要求赔偿，引起俄罗斯索赔声浪。该事件创造了许多重大的、甚至第一的新闻。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12月2日就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发出的通报，指出这起重大事故发生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作为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对这起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为此，解振华同志向党中央、国务院申请辞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职务。

国务院事故及事件调查组认定，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11·13”爆炸事故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是一起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特别重大水污染责任事件。中国石油的母公司中国国家石油及天然气总公司的副总裁段某，被国务院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吉化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于某、吉化分公司双苯厂厂长申某等九名企业责任人员被给予行政撤职、行政降级、行政记大过、撤销党内职务、党内严重警告等党纪政纪处分。吉林省环保局局长王某被给予记大过、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吉林市环保局局长吴某行政警告处分。

据2007年1月24日《中国环境报》，国家环保总局近日向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下发了《松花江水污染事故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该公司处以100万元的罚款。哈尔滨市南岗区某市民来到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代表全体哈尔滨人向吉化双苯厂提起索赔诉讼，但是这位市民被认为是不适格的起诉人──他没有得到全体哈尔滨人的授权。

2005年11月25日，哈尔滨市顺意园饭店法定代表人李颜彬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吉林石化双苯厂立即搬迁或立即停止向松花江排放污染物、负担因其对松花江污染行为而发生的全部清理费用，赔偿原告因松花江污染导致哈尔滨全市停水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万元以及对原告本人造成的人身伤害损失1千元。这是我国首个跨省“下游居民起诉案”，但这一诉状令立案庭工作人员犯难，他们认为，这个案子非常重大，需要向上级请示后才能决定是否受理。

2005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三位教授及三位研究生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国内第一起以自然物（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作为共同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100亿元人民币用于设立松花江流域污染治理基金，以恢复松花江流域的生态平衡，保障鲟鳇鱼的生存权利、松花江和太阳岛的环境清洁的权利以及自然人原告旅游、欣赏美景和美好想象的权利。同时，鉴于本案标的数额巨大，且涉及环境公益诉讼，原告方同时提出了减免诉讼费用的申请。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以“本案与你们无关、目前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等为由拒绝接受本案。对此，原告代表坚持向立案庭提出了应当依法接受诉状、如果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可以再裁定不予受理的建议。但是，此举也被法官婉言拒绝。

2．案例评析

该案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探讨。第一，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在本案中，松花江是公共利益的载体，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环境利益，其诉讼请求是治理松花江的污染、保护松花江生态系统，而不是请求法院给作为原告的几位北大师生以赔偿；原告既不是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对象或行政管理对象（即行政相对人），也不是被告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直接受益人（即直接利益受损人），原告是远离松花江的北京大学师生；无论原告在该诉讼中是胜诉还是败诉，作为原告的北京大学师生都不会获得比其他公民额外的利益，事实证明原告不仅没有得到好处，还在法院或法官不理解、不支持公益诉讼的情况下，损失了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钱财。

遗憾的是，北大教授提起松花江公益诉讼没有获得成功，这真实地反映了当前中国司法部门对公益诉讼的认识、理解水平和受理公益诉讼的能力水平。尽管中国全面实施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法治的道路还很漫长，但是这次北京大学法学院师生的行动将在推进中国司法制度进步的版图上写上凝重的一笔。

第二，本案既是一起典型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也是一起典型的人与动物等自然体共同提起的案件，它涉及动物和生态系统等自然体的权利、代理、诉讼资格和诉讼参与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本案中，原告除北大几位师生外，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等动物、生态系统等自然体也作为原告赫然出现在原告的起诉状中，并且还有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作为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的代理人参加诉讼。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原告的诉讼状写得情文并茂、事理俱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生态人的生态文明观。环境公益诉讼应该推动，推动是一个好处。法院判决的时候，你可以判决工厂，可以要求他治理大气污染环境和水污染环境，也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是赔偿损失不是交给原告，而是治理污染。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从提出诉讼的要求和法院的判决我们都清楚了，我认为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本文系本人9.15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的讲座内容）

第二篇：环境公益诉讼案例

环境公益诉讼案例

判决书：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

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

关键词民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

裁判要点

1.社会组织的章程虽未载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工作内容属于保护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的，应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条关于“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

2.《解释》第四条规定的“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既包括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包括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有利于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广泛共识的活动。

3.社会组织起诉的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对应关系，或者与其所保护的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具有一定联系的，应认定符合《解释》第四条关于“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的规定。

第三篇：从三起环境关联诉讼案例看环境公益诉讼之开端

从三起环境关联诉讼案例看环境公益诉讼之开端——在私益与公益诉讼之间徘徊的环境权益保护司法救济模式之选择

【出处】《法律适用》2010年第2、3期总第287、288期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下属汉阳区人民法院近期以行政协调和解和民事诉讼调解的方式一并圆满审结了三起相互关联的环境权益保护行政争议和民事赔偿案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虽然这三起环保关联诉讼案例有着较多的特殊性，但撤开其他的特点与特色，案例最有法学研究和法理思考价值意义的是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无意中预言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开端。三起行政与民事关联诉讼案件的起因均是环境污染，案件的起点均是私益目的，而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却在无意中同时实现了公益目的。本案“种豆得瓜”的处理结果引发我们对环境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的法理思考：在各类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何准确识别和认定案件所涉及的环境公益诉讼性质？如何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找环境利益保护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平衡点？在环境私益诉讼中如何正确选择和适用法律来兼顾环境保护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如何正确地选择在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之间徘徊的环境权益保护的司法救济模式？

一、案情审理回放—私益诉讼起点与公益诉讼终点之巧合

龙阳湖是武汉市人民政府特许国营汉阳渔场从事养殖业的水体湖泊，自2003年以来，该渔场职工马长松与渔场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龙阳湖进行渔业养殖。近几年来，由于周边几十家工厂企业大肆排放污水，加上周边地区大量的居民生活污水和雨天地面径流污水均未经污水处理直接排人湖内，导致龙阳湖水体水质日益恶化，自承包以来每年都会发生多起大面积死鱼事件，湖水水质遭到十分严重的污染损害，最终导致龙阳湖完全不能养鱼。马长松因为环境污染造成的养殖业经济损失经过相关部门评估高达239万元。为此，马长松选择了龙阳湖周边几家大型排污企业为被告向汉阳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排污企业共同承担因环境污染造成其经济损失239万元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于造成龙阳湖环境污染的原因既有工业污染也有生活污染，马长松又在民事诉讼中追加了负有生活污水处理职责的武汉市水务集团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和生活污水处理厂等国有企业作为民事诉讼的共同被告。在民事诉讼中，虽然环境污染侵权赔偿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本案的环境污染是“多因一果”，排污污染、生活污染和地面径流污染并存，原告不可能将湖边所有的企业和居民都作为被告，且被诉的企业被告均辩称持有合法的排污证，龙阳湖的环境污染与其无关，因此，法院难以就环境污染的事实和赔偿责任作出准确的认定。马长松及其代理律师为了实现其民事诉讼私益目的想到了一个“怪招”，即通过行政诉讼来收集民事赔偿的相关证据，因为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一般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而且行政诉讼的“门槛”和成本都很低，提起行政诉讼或许能收集到一些有用的民事诉讼证据，于是，马长松又在代理律师的指导下提起了两起行政诉讼。其一开始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就是为其民事诉讼收集证据，也还是出于私益的目的。

为了确保实现私益目的，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马长松与其代理律师做了精心的设计和准备。马长松的代理律师在起诉前分别向武汉市市长和武汉市环保局、武汉市水务局同时邮寄送达了《关于请求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保护龙阳湖养殖水体不受污染的函》，要求武汉市市长和市环保局、市水务局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未经处理以及虽然处理但未达标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地面径流污水排向龙阳湖。市环保局、市水务局均根据自己的管理权限给予了相应的答复，但由于武汉市经济条件限制和行政管理程序的规制而均未能及时行使法定职责采取有效治污措施保护当事人的环境权益。马长松根据我国环境法律法规以及武汉市地方规章对行政机关的职责要求，认为武汉市环保局、武汉市水务局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对龙阳湖的继续污染行为，维护其环境权益。其不作为不仅使得龙阳湖的污染继续恶化，也给马长松的养殖业造成了经济损失。马长松分别以市环保局和市水务局为被告，同时提起两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对龙阳湖的继续污染行为，并赔偿因其不作为导致湖泊继续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2元。

对于市环保局的行政诉讼案件，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我国环境保护实行地域管辖，法律法规及地方法规明确赋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龙阳湖地处汉阳区，其管理职权理应由汉阳区人民政府及汉阳区环保局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市环保局是不适格被告，因此，裁定驳回了马长松的起诉。

对于市水务局的行政诉讼案件，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并没有赋予水行政主管部门水污染防治的法定管理职能。原告马长松以某市水务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属于被诉行政主体错误，也裁定驳回了原告马长松的起诉。

提起两起行政诉讼不仅没有收集到民事诉讼需要的有价值的诉讼证据，反而均被裁定驳回起诉，马长松不服提起上诉。在行政案件上诉审的审理过程中，马长松通过其代理律师邀请了国内专门从事环境公益诉讼事务代理的某民间环保组织与律师共同代理其二审行政诉讼。上诉人马长松还通过其上级主管部门向二审法院反映其虽然是以个人名义提起的民事和行政诉讼，但实际上其私益目的中也包含了一部分公益。因为，马长松的承包合同虽然是以个人名义签订的，但养殖承包合同的附属条件是必须保证安排40余名该渔场职工在养殖场工作，所以，案件的处理还涉及到40余名某渔场职工的生活安置问题，本案表象上是私益诉讼，实质上属于群体性的利益纠纷，且存在较大的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因素，也同时具有公益诉讼的性质和特点，实际上两起行政诉讼已经明显属于公益诉讼的性质。

二审法院在审理这两起涉及环境公益的特殊行政上诉案件过程中，非常审慎地考虑环境私益与公益交织的特殊性，在充分审理查明案情的前提下反复分析论证环境行政诉讼案件的公益性质识别和法律适用问题，尝试将上诉人在汉阳区法院起诉的环境民事赔偿私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相结合一并统筹解决，力争做到环境私益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都能“案结事了”，妥善解决环境行政与民事纠纷和民生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在这三起特殊环境民事与行政关联诉讼案件的审理、协调和解、调解的过程中，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程序性规定，认真贯彻执行最高法院关于规范撤诉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积极探索运用和创新行政协调和解方式方法，市区两级法院联动协作，突破审级与审判区划的界限，通过协调增加共识，求同存异；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寻找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平衡点；利用现行体制提供的各种资源，特别是争取政府行政机关的支持配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积极寻找解决公权力纠纷的替代性方案，将行政协调和解与民事赔偿调解相结合，将行政审判与民事审判相结合，将中级法院的二审与基层法院的一审相结合，将解决民生问题与解决环境问题相结合，将应对群体性环保利益纠纷与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相结合，将行政审判司法审查职能与行政协调和解的监督促进职能相结合，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经合议庭法官多次主持做行政协调和解和民事调解工作，并建议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促进人民群众与政府行政机关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被上诉人武汉市环保局和武汉市水务局在二审诉讼期间积极履行对龙阳湖水污染治理的职责，上诉人马长松认为其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得以实现，加之渔业养殖经济损失和如余名渔业职工生存问题也得到妥善解决，因此自愿提出撤回行政上诉和民事一审起诉的申请，三起案件均以撤诉方式圆满审理结案。案件最终处理结果是环境私益诉讼的起点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终点的“巧合”，这一“巧合”达到了“一举三得”的共赢的良好效果。

二、案件性质识别—环境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交织

马长松个人提起的这三起环境民事与行政关联诉讼案例私益起点与公益终点的“巧合”，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首要问题是：在各类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何识别和认定案件所涉及到的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因为，环境保护权益不仅仅属于私人利益，也属于社会公益。所以，环境诉讼实际上存在一个私益与公益交叉、交织的性质识别与判断的现实法律问题。

我国现行诉讼法律制度中并没有设立民事或行政的环保公益诉讼程序制度，虽然我国已经有法院设立探索性质的环保法庭，但目前立法空白导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失，加上目前较为严格的立案审查制度，使得无论是公民个人、律师、学者、学术科研单位、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村民自治组织、居委会、学校，还是民间环保组织和环保社团都难以以自己的名义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去起诉环境污染的制造者。对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主要还只能通过私益诉讼的司法救济途径得以解决。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暴露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违法排污企业已经造成周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只有直接受害人才有原告资格提起环境诉讼，但对于环境污染难以取证的和污染造成的隐性损害暂时还没有暴露出来的情况则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得以救济。本案中原告马长松及其40名渔场的职工因环境污染受到损失的私益得到了法律和司法的保护，然而，龙阳湖周边广大居民受到的隐形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却没有也无法得到法律和司法的保护，也没有任何一个公民、机关团体或者民间环保组织能够在现有的司法诉讼制度中依法代表龙阳湖周边社区广大居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对于环境公益诉讼而言，究竟哪些主体能够享有环境权的公共利益代表资格，是困扰法律界的一个问题。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需要满足何种条件，法官对环境权的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如何审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在诉讼过程中提出终止诉讼或者变更公共利益代表人应当如何处理等等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公益诉讼只能隐含在私益诉讼之中去部分或全部实现，当前这种环境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交织的现状需要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准确识别环境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

马长松因为民事诉讼而求助于行政诉讼收集民事证据的无奈之举，表明环境私益诉讼目前面临诉讼证据取证困难和专业技术鉴定困难这两个“诉讼瓶颈”。环境污染和损害往往需要专业技术和装备才能进行检测、鉴定和举证，普通公民很少具备这样的举证和鉴定的诉讼能力，一般的当事人都难以承受高额的取证费用；而且我国大部分的环境专业鉴定和检测机构均隶属于环境行政部门之中，在环境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中，它们本身有可能就是当事人，对于它们做出的环境检测和环保鉴定结论，法院应当如何正确审查和认定也是建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由于“举证难”和“鉴定难”使得环境私益诉讼普遍存在着原告败诉率较高的诉讼风险，由谁来负担环境私益和公益诉讼的较高的诉讼成本也是个很现实的社会问题。[1]马长松起诉两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行政诉讼案例，还揭示了一个困扰着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现实难题，目前我国环境违法现象相当普遍，但行政管理执法机关的法定授权和行政执法职能有限，很多环境污染企业都是地方政府引资的企业，是地方财政的支撑，靠行政执法取缔环境污染企业较为困难，而且行政执法措施特别是强制性执法手段也严重不足，对于某些侵害不特定多数人、较大区域的环境民事侵权纠纷，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行政不作为的行政诉讼案件也显得力不从心和无可奈何。对于环境诉讼的司法救济问题，目前缺乏环境诉讼保全、环境诉讼证据保全和停止侵害等环境诉讼救济强制措施制度设置及实践经验，比如目前还没有法院发布环境污染禁止令，以司法手段停止正在进行的环境污染行为或裁定污染企业主管机关采取责令停产、停业具体行政强制措施以保护环境遭到继续污染等。如果我们建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可以通过司法救济途径，由公众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行使裁判权，并辅之以司法强制执行手段，责令侵害人停止环境侵害行为，赔偿环境损失，直至恢复原状，可以大大弥补环境行政部门执法手段之不足，从而也有利于强化环境法治。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构之前，司法审判中还是主要依靠法官对环保私益与公益诉讼性质的识别。环境权益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社会公益。环境污染具有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侵害人数多等特点，单个的环境污染受害者，往往受经济条件、技术和信息不对称等影响，而导致举证困难以及诉讼成本高等困难。若法官在审理环境私益诉讼的过程中能够正确识别和判断其中环境公益的性质，则可在现行司法制度体系内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些弱势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共环境权益。

法官对于环境诉讼案件中私益与公益的准确识别，首先是基于对社会公共性权利司法保护的需要。社会公共性权利是公民级别权利的延伸。公民基本权利以及社会公共性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法治状况和人权发展水平的反映。司法救济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一种法律权利要获得实在性，就必须赋予权利人获得司法上救济的权利。概言之，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公共性权利，除了通过法律的普遍性实体赋予外，还要获得可诉性，这是法官需要在司法审判中正确识别环保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其次是私人力量对行政权的制约的需要。面对行政公权力的无限扩张趋势，必须借助和运用公权以外的力量—私人力量来进行制衡，通过司法审查的手段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再次是诉的利益观之更新与公益救济的需要。诉的利益是法院进行裁判的前提，在大量的公害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涌现之前，权益之纠纷主要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按照传统的法律权利观，是否具有诉的利益是容易识别的。而随着环境公益诉讼利益在环境私益诉讼的出现，法官往往没有将环境公益诉讼纠纷的利益纳人现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体制或框架之中，然而，事实上又必须对这些公共环境利益纠纷予以解决。按照传统的诉的利益的观念和标准进行审查，法官可能难以识别环境私益诉讼中包含的公益诉讼的诉的利益。法官对于包含在环境私益诉讼之中的环境公益之诉的利益的识别和衡量，应当从其积极功能的角度来进行识别和判断。鉴于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目前还只停留在探索实践阶段，对社会公众来说还是一种陌生的诉讼形式，这就更加需要法官在审理环境私益诉讼的过程中准确识别环境公益的性质并予以法律秩序上的司法引导。

三、案例审判启示—环境私益诉讼中私益与公益的平衡

马长松提起的民事环境私益诉讼得到圆满的解决，其私人的经济利益（包括40余名渔场职工的经济利益）也得到了较为满意的经济补偿，在私益得到司法救济的同时，为收集民事诉讼证据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实际上也起到了行政环境公益诉讼的效果，行政机关在诉讼期间已经开始积极履行治理和处罚环境污染的法定职责，环境保护的公共利益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实现，周边地区的居民也都成为了行政环境公益诉讼的受益者，在无意中得到了司法的救济，享受了法律的公正和司法的利益。本案例带给我们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构问题思考的最大的启示是：如何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找环境利益保护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平衡点？在环境私益诉讼中如何正确选择和适用法律来兼顾环境保护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如何正确地选择在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之间徘徊的环境权益保护司法救济的模式？我们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还是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我们现行的社会治理制度建构还是以行政权力为主的体制，政府欢行政机关的重视配合支持是本案例中环境公益得以协调解决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行政审判的目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促进依法行政；而是在于通过行政协调和解等多种方式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切实解决行政纠纷和矛盾，化解官民矛盾。

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找环境利益保护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平衡点，需要在司法与行政之间寻找环坑诉讼案件最终处理的利益平衡点。因为，任何行政案件的协调和解和妥善处理，实际上都离不开对政府和行政机关行政权力资源的合理调配运用。取得政府和行政机关的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和鼎立支持是本案例中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和环境公共利益得以协调和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在本关联案例中的两起特殊行政案件二审审理行政协调和解的过程中，合议庭法官注重对行政权力资源的协调与调配，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后，就及时根据审理查明的相关案件事实能否协调和解进行合议，并及时向市政府提出司法建议函，建议市政府针对案件的特殊性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进行协调和解处理。法院的司法建议得到了市政府高度重视，武汉市政府责成法制办和市环境局、水务局、财政局、园林局、农业局、渔政处等多家相关行政机关配合法院协调处理好环境私益诉讼和其中隐含的环境公益诉讼。由于法院得到市政府办公厅、法制办和相关行政机关的重视、配合和支持，还有市环境局和水务局行政首长积极出庭应诉，都为本案的妥善协调和解解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找环境利益保护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平衡.点，需要法官在政治智慧和司法智慧之间寻找环境诉讼案件处理的利益平衡点。没有那个国家的司法可以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也没有那个时代的法官可以抛开政治来纯粹司法.司法实际上就是穿法袍的政治，司法是政治社会普遍的政治现象，是政治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结构。法官从来不是在政治真空下裁判，无论多么独立的司法都会带上或多或少的政治色彩，受到主流政治意识的影响，即使在法治发达的国家，大法官的政治偏见也时常在裁判里若隐若现。由于环境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环境私益诉讼及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一般都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如何有效地避免政治因素对法院司法审判活动的干预和影响，确保公正司法，就需要法官在政治智慧与司法智慧之间寻找平衡点。本案例在整个环境诉讼案件的司法审判和行政协调和解的过程中，法官将政治智慧与司法智慧巧妙相结合来妥善解决矛盾纠纷，环境诉讼案件最后处理结果体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高度统一的价值取向。本案例中两起行政诉讼案件成功协调处理和一起民事案件成功调解的审判经验的启示就在于行政审判法官政治智慧与司法智慧在审判实践中的完美结合。

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找环境利益保护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平衡点，还需要法官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间寻找环境诉讼案件的利益平衡点。我国现行法律中的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均有涉及百姓环境权益保障的内容，但由于这些法律规定过于条文化、可操作性差，对环境诉讼私益与公益交织类的案件，依据什么标准办案、无过错责任到底如何确定，法官在法律适用上十分为难。由于现行的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法，二者“在立法宗旨、诉讼当事人、举证责任和审判方式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别”[2]导致两种诉讼程序之间缺乏衔接机制。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适用统一的法律，却可以依法对同一个纠纷作出两个相互矛盾的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环境行政诉讼与环境民事诉讼之间的交叉形成的两难困境促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和两种程序的平衡问题。实际上现行行政诉讼法脱胎于民事诉讼法，两种诉讼程序有一定的渊源，并非水火不容。法律的合力也来源于司法程序的合力，虽然在诉讼程序的诸多方面有所不同，但两种审判的主体都是人民法院，最终的目的也都是定纷止争，因此，两种程序完全可以根据司法统一原则结合起来并行协调解决环境纠纷。司法制度的设计总是与设计该制度的司法理念密切相关的，而这一司法理念就是诉讼法哲学的体现。所谓诉讼法哲学，是指对程序正义、程序目的、程序价值、程序异化等一系列诉讼法基础理论性间题进行研究的总和。[3]民事、行政两种程序之间如何协调衔接来共同解决环境纠纷需要诉讼法哲学的指导。从司法解决纠纷机制的整体建构来看，现行法律虽然没有明确具体规定两种诉讼程序的衔接及并行审理.但也没有禁止性规定.这就为两种程序的融合提供了发展空间。法官注重将环境诉讼纠纷行政与民事关联案件的利益进行平衡的协调审理程序模式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需要，也符合人民法院追求的司法公正高效权威有机统一的价值取向。注重民事、行政程序的协调与平衡审理模式有利于法院和法官同时运用两种程序和审查标准来更好地处理环境行政与民事关联诉讼纠纷，有利于法官充分考虑到民事或行政裁判结果对于环境行政民事交叉关联案件的影响而一并作出更为协调一致的裁判，“防止对同一事实或者法律问题作出不同裁判，11（4）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司法尺度的统一和稳定。虽然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对环境纠纷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的审理程序、审理模式和法律适用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不表明法律没有原则性规定。其实，法律的精神和司法统一原则、合法性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权责一致原则、司法权优先原则等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都为法官审判指明了方向。司法实践的困境实际上对现代法官发现法律和解释法律的职业技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应当成为法官思考自己角色的启示。[5]现实的困境有立法漏洞的原因，同样也有法官职业技能缺失的原因。法官在审判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做机械适用法律的“法匠”，还是创造性地适用法律来审理好环境私益与公益诉讼案件值得我们思考。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发展的，法律的局限性、语言的局限性和社会现实对审判的需要，要求法官必须具备发现法律、解释法律的职业技能。“审判是一种法官创造性地适用法律的活动。[6]“面对存在漏洞的法律条文和存在歧义的语言，法官需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凭着自己的法律素养来解决实践中纷繁复杂的纠纷。在法律适用中，法官通过权衡和解释相关法律，发掘法律的原则和精神，进而弥补法律的缺陷。此时的法律就是法官理解的法律，其精确意义是法官解释的意思。”[7]法官不仅应当成为法律的执行者，而且应当成为法律的发现者、解释者和创造者。“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对司法过程的认识中，法律创造说必须被人为是一种最普遍的共识，”[8]创造性解释法律更多的是需要学会目的解释方法。“目的是内在的生活和被掩盖的灵魂，但它却是一切权利的源泉”。[9]解决环境私益民事诉讼与环境公益行政诉讼关联案件的法律适用难题需要法官运用目的解释方法来发现和解释法律，法官只有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按照立法的精神和原则来解释法律，衡平环境利益的正义与法律的部分冲突，才能最终彻底解决环境私益与公益纠纷，真正实现实质性的司法正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快速发展，各种环境诉讼也日益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私益与公益交织的状况，这也是近几年来司法实践中环境行政诉讼与环境民事诉讼案件相互交织和重叠现象日益突出的根源。因此，只有在已有的环境私益诉讼机制的基础上同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才能实现司法解决纠纷机制最终解决环境纠纷的价值和功能。然而，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尚未建构之前，还需要法官善于在民事与行政诉讼中寻找环境利益的平衡点。“法是有、存在、现象、同构的有序规则，世界依法而存在。法思想当是人类之于存在的规则和秩序的觉悟呈显。法哲学是人类关于有序现象的观念化体悟、理解、解释的最深层集结，它包括法的终极原创、起源和终极价值。”[10]当前民事环境诉讼案件和行政环境诉讼案件审判的法律适用方法均缺乏法哲学的引领和指导，法律应当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民事法律与行政法律均是法律精神的同构，二者的功能之间具有相互矫正性，调整对象也具有交叉性。法官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应当考虑法律的同构性，应当有一种法律的整合和互动的理念，在审理环境诉讼案件适用民法时应当适当考虑行政法和环境公益，适用行政法时也应当适当考虑民法和环境私益。虽然行政法是关于国家与国家权力的法律，而民法是关于市场和人的法律，但私法与公法二者之间交叉领域产生的环境私益与环境公益纠纷只有将两种法律进行整合互动才能妥善地在现实司法体制下解决好环境利益纠纷。马长松提起的三起环境诉讼案例最终处理出现了“种豆得瓜”的戏剧性结果，在追求环境私益的同时实现了部分环境公益，实际上就是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构开端的最好启示。

【作者简介】

杨凯，单位为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1]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组织发起的“2008法律援助绿色行动”启动后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援助专项基金”，能否考虑将此基金作为今后启动环保会益诉讼的专用基金值得我们在建构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时去认真思考。

[2]方世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9页。

[3]金友成：《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第20条，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6期。

[5]杜实林：（法律的人文主义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6]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7]王新艳：“法官的角色”，载王贵松：《行政与民事交织的难题—焦作房产纠纷案的反思与展开》，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8] [美]博登海致：《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页。

[9][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3页。

[10]江山：《人际同构的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第四篇：从人民调解员角度看案例

以人民调解员角度看案例

随着社会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也进入了矛盾多发期，民间纠纷层出不穷，种类繁多。传统的民间纠纷大量存在并且与其他纠纷相互交织，此外，还有公民与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纠纷。随着公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司法诉讼的工作量也不断增加，无论案件简繁，均需要通过司法诉讼进行裁判。由此，人民调解制度也逐渐承担其中一部分的重要角色，在达到解决民间纠纷目的的同时，缓解司法压力。

现从下列一个简单的案例，对人民调解的应用进行一个简略的看法。

一、案件概况

在居民宅楼下，有一家烧烤店，经常在深夜招待顾客。深夜里，顾客在吃宵夜的同时大声叫喊，严重影响了居民们的正常作息，无法正常工作作息。烧烤店老板以自身的盈利为由，致使居民们多次与其协商未果，故最后导致双方针对营业和作息的时间安排产生了激烈的争执。

二、人民调解的应用

作为调解员，需要讲究方法和技巧，方法得到，事半功倍；方法不得当，可能更加激化双方之间的矛盾。

（一）及时稳定双方当事人的情绪，为后续工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凡发生矛盾冲突，都是因为某些利益冲突无法达成共识，双方为此都固执己见，互不退让，双方当事人都攒着一股劲，情绪都很激动。所以祥和、良好的氛围很重要。

1.创造一个祥和、良好的氛围

调解员进行调解时，对当事人得保持一样的热情，贴近他们，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表现出对他们发生的事情的关切，也表明出帮助他们公平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在获取当事人信任的同时，转移双方之间“对抗”的激烈矛盾焦聚。

2.引导当事人树立自我探讨、认识，决定处理双方之间的矛盾。

调解员应当向当事人明确指出：双方发生矛盾冲突很正常，调解机制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组织，为人民服务，会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告诉他们不伤和气的前提下解决问题，肯定双方的观点。

（二）注意调解过程中的细节问题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调解机构没有作出判决、裁定的权利，所以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对于当事人的是非对错不能随意评论和批判。要避免谈话中出现的可能会引起当事人激烈反应的敏感词语，并启发当事人心平气和地叙述整个事情的发生经过，不随意指责任意一方。若出于疏忽产生了语言冒犯，应及时予以纠正。本着“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原则，疏导当事人心平气和进行整体事件的叙述，促使当事人自我觉悟、自我认识，反复协商达成和解。

（三）调解过程中应注意“刚柔并济”

在调解过程需要用柔和的语言抚慰处于极度激动的当事人，使当事人的情绪趋于稳定。此外，在有些纠纷中，由于涉及过大的自身利益，当事人会处于极度“气愤”的状态，转而成为难以调解的刺头。这时，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强硬的语气，拿出适当的勇气和魄力震住整个难以平息的混乱场面。倘若遇见一些“村霸”之类的人，调解员缺乏勇气，不敢调解，不善调解，那么，调解就变成了纸上谈兵。

（四）调解员告知调解的优势，促使双方通过调解达到目的

人民调解员在调解矛盾纠纷时不伤感情，而且低成本高效率，达成协议后还能申请司法确认。告知当事人调解的优势是有必要的，可以促使当事人尽快解决双方纠纷，达到效率最大化。

针对上述案例，我会采取以下的步骤进行调解。

首先，稳定双方当事人的情绪，然后进行单独谈话。在谈话过程中，用温和平易的语言进行商谈，用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表达公平合理解决问题的决心，待当事人接纳后，引导当事人自行说出事情的完整经过，并引导当事人进行自我反思和探讨。最后询问双方当事人所能接受结果的各自程度，若能达成一致，则调解结束；倘若不能，则对调解提出的双方要求进行融合，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共赢”局面。

调解，虽然源于民间，但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化解家长里短的矛盾，减轻司法负担

第五篇：从个人角度看教师心理健康的标准

从个人角度看教师心理健康的标准

教师要建立和增强自我心理保健意识，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而且心理健康应主要靠自己来维护。只有自己才能最好的帮助自己，一切外部的帮助都只能是起到“助人自助”的作用，都只能通过个人的吸收、内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具体而言，教师应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良好的自我意识

首先，一个人要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必须清醒的看待自己，对自己有现实的知觉，了解自己的优缺点，对自己有恰如其分的评价。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必须无条件的接受自己，心理上应独立自主，不只是用外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必须坦然面对自己的一切，深信自己的价值和无可替代的独特性，即使有无法弥补的缺陷也能泰然处之，而不是贬低自己，妄自菲薄。就教师而言，要维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就必须能正确对待自己，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

保持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建立良好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的个性的核心，在个性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个体若有良好的自我意识，则会发展成自尊、自信的良好品格，其潜能就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反之，则容易导致自卑、焦虑，其潜能就很难发挥出来。

建立良好的自我意识就要求个体能保持良好的情绪。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情绪会影响到人的认知过程，影响到其对外界信息的选择、加工。积极乐观的情绪，良好的心境，会使人更多的关注自我积极的方面，从而易形成积极的自我意识，消极的情绪、不良的心境会使人更多的关注自我消极的方面，从而易形成消极的自我意识。

要确立良好的自我意识，还必须使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保持适当的距离。所谓现实的自我，是指个体对自己现状的知觉与评价；而理想的自我则是个体希望自己要成为的样子。个体要能够接受真实的自我，改变对自我的不正确的认知，因为真实的自我蕴藏着创造的潜能和自我实现的潜能。理想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距离过大的人，凡事都要追求完美，总是会给自己设置过高的、力所不及的目标。因此，不论实际取得了多大的成绩，个体还是会体验到失败和挫折，因此总是陷于自卑和焦虑之中。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距离适当的人，能够为自己确立适当的、力所能及的目标，故总能体验到成功的快乐，不断增强自尊和自信，从而使已有的良好的自我意识更为巩固，而良好的自我意识又能促使个体自我潜能的发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二）教师应强化自身的角色意识，认同自己的教师身份

教师的角色意识，是教师个人对社会、团体所规定与期望的教师典型行为系统的认识。它是教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师提高自身的水准、更好的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教师对自己的角色认识的越清晰、客观、准确，其活动就越主动和自觉，越能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发展适应角色所需的心理素质，减少心理压力与冲突，提高与角色相适应的能力。社会期望角色与教师实际角色之间常常存在着矛盾。社会对教师的期望角色水平总难跟上不断发展的形势要求，因而教师实际角色与社会期望之间总会有差距，于是教师在这方面始终存在内心冲突。另外一个突出的矛盾是教师角色劳动艰辛与待遇偏低的矛盾，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一矛盾更加突出，虽然八十年代以后，教师的待遇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横向相比，教师的收入并没有什么增长，甚至反而显得更少了，于是导致冲突加剧。在日益现代化的社会中，教师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条件，较其他很多行业的职工更慢、更难，自然心理易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教师本人应及时调整自己的这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正确认识教师角色，努力提高自己的角色意识。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之处并加以弥补，同时也不能对自己有过高的期望。

（三）、教师应树立正确合理的价值信念

有时侯人内心的冲突是由于自身所持的观念不正确造成的。不正确的观念会导致不恰当的行为，进而造成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如有的教师认为“我在课堂上把知识教授给学生了，学生就应该学会”。持有这种观念的教师往往在学生没学会时非常气愤。而事实上，由于主客观原因，不可能每个学生的接受能力、学习进度都是一样的。因此，教师如果了解了学生认知上的差异，就会持宽容的态度，并采取适当的方法，帮助每一个学生取得进步。

那么，有那些不合理的信念会使人产生不恰当的行为呢？艾里斯认为，有11种不合理的信念会使人产生困扰，甚至诱发神经症。它们是：（1）每一个人绝对要获得周围每一个人，尤其是生活中重要他人的喜爱；（2）个人是否有价值，在于他是否全能，是否在人生各个方面都有成就；（3）世上有些人很邪恶、可憎，故应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4）事情不如意是非常可怕的、悲惨的；（5）对人生中的责任和困难，逃避更省事些；（6）人的不快是由外在因素造成的，所以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痛苦和困扰的；（7）对于危险和可怕的事物，人应非常担心，要不断的去关注，随时注意它们会不会发生；（8）一个人的行为完全取决于过去的经历，这是不可变更的事实；（9）一个人总要依赖他人，同时也要依附于一个比自己强有力的人；（10）一个人应关心他人的问题，也应为他人的问题悲伤难过；（11）人生中的每一个问题，总会有一个精确的答案，若得不到合理的答案则会很痛苦。以上这11种不合理的观念是形成神经症的根源，应予剔除，这样才能为自己创设良好的心理环境，保持心理健康。

（四）调节自身心理冲突和自身情绪。

佛洛伊德认为，无意识中的心理冲突是焦虑发生的心理根源，而为应付焦虑所发生的防御反应若过于严重则会导致神经症。生活中充满选择，人在面临多种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陷于认知失调的冲突中，而且大多是多重趋避式冲突，即做出某种选择便意味着失去其他机会，有时由于无法权衡某种选择所带来的利弊得失，就会陷入严重的心理冲突之中。这种心理冲突如得不到及时解决，就会使身心处于应激状态，危害心理健康。因此要及时化解心理冲突，这要求教师能够清晰认识到自己的心理冲突是什么，其原因何在，然后做出比较恰当的取舍，这时教师应有做出选择的勇气，虽然有时做出选择也会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但既然是自己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也不应患得患失，瞻前顾后。

对于日常生活中种种小挫折所引起的不良情绪，也应及时加以疏导，否则，如果压抑在心中会造成极大的心理困扰，并使人无法找到其根源。疏导的方法可以是向亲朋、同事倾诉，缓解不良情绪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也可以是把心理压力

事件写出来等等。对于愤怒情绪，要控制自己，不能随意发泄，因为这样做可能伤害他人，带来诸多不良后果，事后又可能愧疚不安。如有的教师在工作中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时性急打骂学生，甚至失手打伤学生，造成这些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教师震怒之中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失手，而并不是教师有意如此。这样做已被证明有损于心理健康。对愤怒情绪应做无害化处理，如脱离引起愤怒的情境，然后冷静思考，接受他人劝告，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等等。教师也要善于从生活和教育教学工作中发现生活的乐趣，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教师不能只是把工作看作谋生的手段，更要把工作看作是安身立命、发挥自己潜能的所在。

教育教学工作是一项既劳神又费力的工作，已有研究表明沉重的工作压力也是影响教师心理健康的长期应激源，学校应合理安排教师的工作量，教师本人更要注意劳逸结合。在辛勤工作的同时，注意放松自己，适当的给自己减压。

（五）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学校人际关系是指学校中人与人之间在工作关系的基础上，由个体个性调节并伴随情感状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心理关系，他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距离。心理相容则是指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吸引，和睦相处，相互尊重、信任和支持。心理相容是良好人际关系的条件。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每个人都具有心理相容的需求，希望与别人交往，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学校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教师理想工作环境的重要条件，不仅有助于教师群体对学校教育目标和工作任务的认同，而且有助于教师归属感和荣誉感的产生，满足交往双方的各种需要。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一个单位人际关系紧张，个体就会缺乏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并处于经常性的应激状态，导致焦虑的发生，一旦生活中遭到重大挫折，便会缺少来自他人的心理上的支持。即使事业有成，也易招致嫉妒，无人与之分享快乐与成功，人际关系紧张的个体也难于得到来自他人的积极的评价，因而他的自我意识也是消极的，不良的人际关系还是导致神经质的重要因素，人际关系不良常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存有敌意，但这种敌意并不总是能够随意表现出来，有时人们必须压抑这种敌意，而对敌意的压抑就会造成焦虑，个体为了应付焦虑，就会发展出种种神经症倾向。而如果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个体便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个体必然会得到更多的肯定性评价。在遭受挫折时，会得到朋友和同事的心理上的支持，进而克服由挫折感带来的消极情绪，由此可见，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在学校情景中，教师所具有的重要人际关系包括教师同学校领导的关系，教师之间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与家长的关系。其中，前两种关系与教师的心理健康关系最大。要处理好这几对关系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

要注意了解他人的需要，关心他人的各个层次上的需要的满足，工作上要积极配合，相互帮助，共同走向成功。要重情谊，轻名利，若过分看重名利，就容易视同事为对手，有时就会为争夺有限的机会，进行不适当的竞争，从而导致关系的紧张。要能容忍别人的过失，即便是批评他人的缺点，态度也一定要诚恳，要在了解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平心静气的进行，避免损伤他人的自尊，努力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善意，要能接受悦纳他人，善于发现和欣赏同事的优点、长处，并给予赞赏和肯定；对人不能求全责备，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善于同他人沟通思想、交流情感；要善于融入教师集体，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目标，以同集体的行为目标相一致。对待领导，要服从其合理的工作安排，努力工作，及时完成领导所交给的教育教学任务，学校领导的最大需要就是使工作有起色，获得成就感。对待同事应相互尊重、利益协调。人际相互作用的形式分为合作与竞争两大基本类型。合作是互动的双方联合起来，为共同利益而协调一致的活动，活动的结果不仅有利于本人也有利于对方。竞争是互动的双方为了一个物质的或精神的目标而争夺的过程，争夺的结果是区分出优劣胜败的名次。竞争还是合作与能否满足各自的利益，即满足各自的物质、精神需要密切相关。如果利益相斥，一方需要的满足会阻碍另一方需要的满足，就会导致竞争。如果利益一致，相互合作有利于各方需要的满足，往往出现合作，合作导致亲密关系的形成。在实际生活中，教师彼此之间的利益有的是相互矛盾的，有的是相容的，大多数情况则是排斥、相容共存的。教师在协调人际关系应尽量不着眼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应把眼光放长远一些，着眼于长远的利益和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这样有利于建立融洽的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关系。

要在学校中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也要求教师善于与人沟通，要能开放自己，表露自己的价值观、兴趣、爱好和待人处事的原则。对他人开放也意味着信任他人，他人才有可能相应的开放自我，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志同道合者，才有交流沟通的可能。，若是一味的封闭自我，沟通和交流便不可能，要掌握沟通的技巧，在沟通过程中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应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了解他人的思想观点，要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

不盲从，不丧失自我也是与领导、同事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条件之一，一味迁就别人，丧失自我，一定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与信任，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便不可能。因此与人交往必先尊重自己的立场，如果对方的要求违背自己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与立场，就应说“不”，但在拒绝他人时，应避免伤害他人的自尊心，切忌标榜自己清正、高洁而指责他人污浊，不堪共处，最好能公开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这样他人一般也不会强人所难。

蔡守秋：从案例的角度看环境公益诉讼的标准

第一篇：蔡守秋：从案例的角度看环境公益诉讼的标准

第二篇：环境公益诉讼案例

第三篇：从三起环境关联诉讼案例看环境公益诉讼之开端

第四篇：从人民调解员角度看案例

第五篇：从个人角度看教师心理健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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