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满分作业

第一篇：2018年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满分作业

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满分作业

1.佛山陶瓷业已经成为中国陶瓷产业发展最完善的产业集群地。

2.产业生态、大数据、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互联网的三要素。3.旧动能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需求侧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旧动能在传统经

学特别是凯恩斯经济学里面有系统的阐述,大家也都很熟悉。过去多年来,中

经济主要依靠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拉动增长,尤其是投资。现在这“三驾马车 都遇到了新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尤其是大规模的要素的粗放投入,这包括

劳动投入、资本投入、资源能源投入以及环境方面的投人。这种粗放投入现在看 来也是比较旧的动能

第三个方面是GDP导向的考核制度。包括我们长期以来以CDP、工业增

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指标为主的一套干部考核体系。通过这样一套考

核体系来引导GDP或者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也是旧动能 所以,我们把旧动能概括为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大规模的要素投入、CDP 导向的考核制度等三方面。

4.从发展阶段看,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有序转换是推动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5.第二次工业革命以20世纪初福特汽车公司大规模生产流水线诞生为标志,或者以电气化、石油、汽车为标志。6.在电磁理论出现之前,技术的发展大致是遵循技术—理论—技术的循环路径。

7.当前,中国并未完成工业化发展阶段,也未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特定发展阶段。驱动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只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这两大部门。8.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 ' error)提出的,20世纪50年代初,他针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均衡发展观点,指

出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是在一种非均衡条件下发生的, 9.新技术革命给生产带来的变化 第一是生产方式变革。第二是制造模式变革。第三是生产组织方式变革。

1.科技创新具有乘数效应,不仅可以直接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提高社 会整体生产力水平。

2.许多学者通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也证实了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3.“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主要经历过以下四个阶段,成功实现了全球价 值链逐步提升。

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1967-1973年)。资本密集型产业阶段(19-190年)技术密集型产业阶段(1980-1985年)。全商务服务出口阶段(1985-1990年)。

4.增长极体系有三个层面:先导产业增长;产业综合体增长;增长极的增长与 国民经济的增长。

5.产业结构优化是指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并满足社会不断

增长的需求的过程的合理化和高高化。6.最初,学界将20世纪50年代晚期美国公司向海外市场的拓展及其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 认为是新技术革命的开端。

7.制造业产业链条主要可分为7个大环节:产品设计、仓储运输、原料

果购、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和生产制造。8.产权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非国有经济发展 等都属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内容,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9.从20世纪70年代起,每

次重大技术创新或管理方式变革都被认为有可能引领新技术革命。

10.过度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1.产业集群的主要特征是产业的空间集聚。

2..新技术革命的发端信息技术在初期会降低生产率,提高收入差距,但在一段时期内,信息技术始终被认为是新技术革命发生的助推器

3.作为区域主导产业,必须拥有长期而广阔的国内外 市场容量。主导产业的产品应在国内甚至是国际市场具有较大的、长期的需求。

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主导产业很快就会衰落。所以,主导产业选择必须把

需求的收人弹性最大化“作为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 系数至少要大于1。

4.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新动能

5.产业升级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结构的调整,既包括产业之间的

结构变化,也包括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

6.共享经济的实质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产权制度变革。7.中国农业发展传统动能,不仅表现为政府对粮食等农产品高产增产的追求

而且也体现在农业生产经营者高度依赖化肥、农药等现代物化技术要素投入实现增收等方面。

8.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占比上升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占主导地位的

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也在发生重大调整,服务业作

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主动力作用更加显 现。

9.理解“业态”,可从“业”和“态”两个视角去观察。1.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出 现下滑态势,2013年后下行趋势明显,呈现“L”型。

2.产业业态是指(某项)产业的产业组织或产业活动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的

组织形式和运作形态,是产业的实现形式或存在形式。3.复合模式即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模式复合而成,通常在产业转型的初期

表现为产业链延伸模式。

4.,库盘涅获划分产业的方法与克拉克类似,三大产 业具体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5.新技术革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以数字化制造及 新型材料应用为标志,但并未能得到一致的最终确认。6.新旧动能转换就是要逐步减少旧动 能、增加新动能,甚至用新动能替换旧动能。7.从一定程度上说,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就是发展经济学,而当代经济学发展也越来越承认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研究 中的重要意义。8.所谓削减式

制造模式,是先铸造零部件或产品毛胚,然后进行切削加工,最后形成零部件或

产品。显然这个生产过程要浪费很多人工、能源与原材料等,还会造成碳排放等 环境问题。1.创新是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推动力,只有创新才能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新兴

产业的培育,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 2.与过去30多年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需求特征 条件、风险状况、竞争环境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往 的深刻变化,中国将进入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长期保持中高速发展的 “经济新常态”。

3.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认为,社会成本是交易成本范畴的扩展,人

们不仅要在既定制度框架下促进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还要在可实现这种配置 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之间进行选择。

4.可持续发展是基于环保减排,改善环境质量,减少生态破坏,使用可再生资

源,并保持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模式。5.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有关产业升级内因与外因的分

析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创新推动了产业升级。二是要素禀赋决定了产业升级。三是在一定的发展积累后,由产业链条的升级带动的产业升级。

6.“新常态”背景下,国内经济环境面临九大发展趋势: 7.当前我国投资和出口动力逐渐减弱,未来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将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

8.制度转型和制度创新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经济增长的关

键。单靠市场化改革可能不足以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长期动力在根本上将

来源于新的多元化的制度改革红利。

8.所旧动能,是指传统产业,包括采谓用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9.新技术革命的典型特征(1)技术科学化。(2)技术群体化(集成化)。(3)技术智能化。

1.从世界范围看，产业升级趋势可概括为：现代、虚拟融合。2.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增长主要由政府主导;3.匹兹堡的钢铁行业大规模发展，当时，炼钢炉的滚滚浓烟为来了“烟城”的名号，甚至被人称为“人间地狱”。

4.近年来，全市把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载体，充分发挥现代农业园区在积聚产业、整合要素、集约资源、规模经营等方面的作用。

在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管理架构和体制，是塑造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

具体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动力或优势主要体现为要素低成本和要素升级。

5.以新型煤化工为主体，重点发展煤制天然气，深化发展煤焦化产业，建设新疆、山东、内蒙古三大煤化工基地，形成具有能源集团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化工产业发展模式。6.动能转换能克服“新常态”下成本、资源、环境和市场等诸方面面临的约束与短缺

7.创新就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动能问题，形成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动力。

8.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9.将适应技术模仿追赶型的经济治理模式改革为适应前沿创新的经济治理模式，以下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1.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合力 2.发挥金融的助推放大效应 3.发挥要素的支撑作用 4.充分发杯市场主体的力量 5.注重劳动力质量与技能的提升 6.完善营商环境 7.增强创新能力

1.创造新动能、发展新动能、适应新动能，使我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型国家。

2.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战后首次衰退

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

4.发展新产业。值得重点关注的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节约、环保产业，包括节约产业和环保产业。二是生态产业。三是资源能源行业，四是大文化产业。五是大健康产业

2.金融风险不断的汇聚主要两个原因：一是经济的微观基础比较脆弱，二是对自己制度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5.要实现上述七大动能转换，技术创新是先导，改革是基础。3.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创新为依托，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优化供给结构的动力源泉，是提高供给质量的根本保证。

4.产业更新模式是指摆脱对原有资源的依赖，依靠自身积累或者借助外部力量，建立起基本不依赖原有资源的替代产业体系。

5.科学技术的进步虽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正确制度安排下的有效经济组织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经济组织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也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在诸多决定这种有效经济组织的制度因素中产权的作用最为突出。

8.从发展本质看，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外在表现

6.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背景下，挖掘旧动能、构建新动能，将是我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应着力于实现下列几个方面新动能的转换:(1)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2)以人口质量红利代替人口数量红利；(3)以技术创新导向的民间资本设备投资取代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4)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和深度工业化代替原来以数量扩张为导向的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5)以攀升国际价值链的新型开放和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取代外需的数量扩张；(6)以城市群一体化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简单数量增加的城市化；(7)以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红利提升原有改革红利。

1.从理论上说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2.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农业机械化，而农业机械化并不直接改变农业产品，3.1988年初东莞升格为地级市。

4.自从电磁理论产生之后，技术发展中，除了技术一一科学一一技术的途径外，又增加了科学一一技术一一科学这一新型发展途径。

5.大规模定制智能化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是由计算机控制的联网智能化制造设备通过互联网，在收到指令后，随时进行更快的感知、自我反应、计算判断、分析决策，进行操作上的变化，6.产业升级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结构的调整，既包括产业之间的结构变化，也包括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

7.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生产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8.没有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就没有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半导体材料技术、光制技术等的进步。

9.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低成本比较优势会形成对创新的抑制。10.引入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各个产业的劳动力份额和产值比例二者的比例关系即该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11.当代技术革命，在表现形态上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出现了科学和技术一体化的过程。12.产业结构优化的特征

(1)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不断升级的过程，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标准不同；

(2)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则是产业间协调发展和最高效率原则；(3)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是资源配置最优化和宏观经济效益最大化；

(4)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1.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生产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世界经济面临长期维持低增长的平庸时代的威胁（IMF）”，主要通过加快推进结构性调整，来培育经济增长内生新动力。3.芮明杰（2012)认为新技术革命实质是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为代表，4.三次产业结构可通俗地表述为：“一二三”；“二三一”；“三二一” 5.技术发展中的横向关联性综合性、交叉性极为突出。6.产业结构优化是指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并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的过程的合理化和高高化。7.要实现上述七大动能转换，技术创新是先导，改革是基础。8.产业现代化演进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的推动，科技的特征实际上往往成为产业现代化的根本标志。

9.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和实质，实际上是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使各产业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10.我国环境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增长，其主要原因是环境政策并未得到充分执行，实施方式主要以事后治理为主。

11.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1.产业集群的实现与城市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2.转方式、调结构是新常态的本质要求。

3.区域产业系统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复杂的大系统 4.产业生态、大数据、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互联网的三要素 5.新技术革命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快速的交通连接。新技术革命将助推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硬件措施）和交通需求管理（软件措施），提高区域整体的交通便利性和效率性，降低环境负荷。二是积极老龄化的安心社会。大城市将树立起充满活力的老年人形象，它将随着新健康技术问世而成为一个人人都能安心生活的都市。三是绿色清洁的环境。生态和低碳技术的发展将有助于营建水绿环绕、共生共存的都市空间。四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随着新技术革命带来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变。新技术促进就业市场，增加残障人士的就业机会，通过改善地区间的关系来改善社会分配不均。五是更具活力的都市商业。大城市依靠尖端技术驱动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以建设具有强大基础设施条件的全球城市网络的金融商业中心。

6.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优化供给结构的动力源泉，是提高供给质量的根本保证。

7.伴随着东京城市发展，其产业结构变化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都市发展的初级阶段。城市规模扩张阶段。全球化城市阶段。

8.产业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升级变化遏制了产业链延伸和服务业发展

第二篇：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2018继续教育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与意义

世界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重大事件，诸如：(1）科技革命如火如荼飞速发展，以网络技术、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新一轮的全球技术革命对社会生产方式、生产组织方式、生活方式与交易模式等的影响日益彰显，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均尝试通过新技术革命重塑产业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创新能力与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确立或巩固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2）中国迅速崛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总量在2007年超过德国为世界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为世界第二，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和增长动力结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幻莫测，正在经历新的分化与重组，各种利益集团与新的组织互相角力，新的国际秩序和地缘竞争局面正在展开。（3）产业、资本、技术、贸易出现新的流向或动向，对发展主动权话语权的争夺更加激烈，尤其是高科技高端产业领域，一些国家纷纷出台了发展计划。（4）国际市场和消费能力也在转型升级，趋向更高层次，一般产品和低附加值技术遭受打压或抑制，经济增长趋缓。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的根本途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重大的经济与产业的调整期或转换期，新旧动能的转换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对于中国而言，与过去30多年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需求特征、供给条件、风险状况、竞争环境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中国将进入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长期保持中高速发展的“经济新常态”。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和变革，也将进一步倒逼中国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不同于以往高投资、高增长、高加工贸易出口的发展模式，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发展动能转换是我们面临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美囡启动“再工业化”战略，日本实行“产业复兴计划”，德国推出“工业4.0”战略，法国则颁布了“未来工业计划”。

一、国际背景

（一）新一轮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给社会生产转型带来契机1.新技术革命的内涵从普遍共识来看，人类社会已经出现了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18世纪后半叶英国纺织机械化、出现工厂为标志，也有人认为是以蒸汽机或煤炭利用为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以20世纪初福特汽车公司大规模生产流水线诞生为标志，或者以电气化、石油、汽车为标志。前两次的工业革命都给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重大变革。新技术革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以数字化制造及新型材料应用为标志，但并未能得到一致的最终确认。从20世纪70年代起，每一次重大技术创新或管理方式变革都被认为有可能引领新技术革命。最初，学界将20世纪50年代晚期美国公司向海外市场的拓展及其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认为是新技术革命的开端。随着电子产业发展，后来有学者将电子工业成本的下降，信息化、计算机的发展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作为新技术革命的发端。信息技术在初期会降低生产率，提高收入差距，但在一段时期内，信息技术始终被认为是新技术革命发生的助推器。

2011年里夫金（Rifkin,2011）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版，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另外，他全面分析了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互联网、绿色能源、3D打印技术等将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门。也有人指出工业革命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的革命，新技术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制造，其将带来制造业的巨大变革，终结大规模的流水线制造业，取而代之的是分散、个性化的经营模式，并且有可能出现反城市化浪潮，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有可能成为主流生活方式。

国内对新技术革命内涵的认识也存在些许差异。芮明杰（2012）认为新技术革命实质是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为代表，从而导致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这一过程不仅将推动一批新兴产业诞生与发展以替代已有产业，还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最终使人类进入生态和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贾根良（2012）从经济史角度指出新技术是以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为主体，并融合信息技术革命（即第五次技术革命）重大成果的变革，其在新.2.技术革命上不仅包括了里夫金的“新能源革命”和保罗·麦基里（PaulMakllie)以机器人和3D打印技术为核心的“制造业智能化革命”，丽且也包括了新材料、纳米技术革命和生物电子等技术革命。黄群慧、贺俊（2013）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角度认为随着第二次工业 革命的加深，工业和制造业将会被重新定义，用来描述价值链经济特征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或“悲伤曲线”，制造业将再次向发达国家转移，这对依靠人口红利和廉价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后发国家非常不利，中国制造业要想在全球仍保持优势，必须调整发展策略，提升软实力。

2.新技术革命的典型特征当代技术革命有着不罔于第一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特征，仅就技术自身而言，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1）技术科学化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是十分伟大的，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但是，同新技术革命相比，它们无疑要逊色得多。当代技术革命，在表现形态上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出现了科学和技术一体化的过程。一方面，当代科学理论必须依靠一定的技术手段，才能进仔深人的研究；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又必须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科学和技术融为一体。因此，当代技术革命的第一个特征是技术科学化。

在电磁理论出现之前，技术的发展大致是遵循技术一一理论一一技术的循环路径。科学理论对技术肯定有着指导作用，不过，从总体上说，技术与科学又都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双方保持着相对分离的发展道路。自从电磁理论产生之后，技术发展中，除了技术一一科学一一技术的途径外，又增加了科学一一技术一一科学这一新型发展途径。例如，电子技术、无线电技术等等新技术都是科学理论的直接产物。也就是说，没有电磁理论、电子学理论，便不会有这些新技术。这一现象，在当代技术革命中更加突出。科学理论已经成了技术形成发展 的直接原因。这样，在整个技术体系中传统技术的发展大致还在采用技术一一科学一一技术的路子，但新型技术全部都是采用科学一一技术一一科学的路子，并且这些新型技术已经在技术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说科学一一技术一一科学的形式巳经成为当代技术发展的主要模式。

(2）技术群体化（集成化）这一特征反映出新技术革命中技术体系中结构的某些变化。由于科学理论的高度抽象和综合，当代技术革命已经不仅要解决材料和能量中某一领域或者是一些技术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息及相关的问题。这样，在.3.科学理论之间、技术领域之间、科技之间出现了多元化的关联性。因此，技术发展中的横向关联性、综合性、交叉性极为突出。这些特点明显地同第一次、第二次技术革命有别。例如，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中，重大的发明常常是单一技术成果。如17331738年呢绒工凯伊发明的“飞梭”，1779年克伦普顿设计的“mule”即骤机，都是单一的织布纺纱技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内燃机技术也基本上是单一的机械技术。但电力技术的出现便开始了技术群体的发韧，因为电力技术是电机技术、通讯技术、弱电技术等的集合。

到了当代技术革命时代，由于技术体系内部各类技术之间的关联性日益加强，技术群体化已经成了一大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各类技术之间的关系土。这种关系表明在技术体系中的不同技术是相互包容、互为前提的。例如，没有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控制技术，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等全面自动化技术便不能实现。没有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就没有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半导体材料技术、光制技术等的进步。其次，技术之间的相关性还表现在主导技术以及主导技术与相关技术的结合日益综合化，例如信息技术的综合化表明，它不但是电子学、数理逻辑等科学理论的产物，而且还是横断科学理论的结晶，它不但包含有电子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而且还包含有“软件”技术、“硬件”技术等等；这种综合统一还表现在主导技术与相关技术的结合上，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是动力技术同机械技术相结合，而在新技术革命中，是机械技术、动力技术同电子技术相结合，形成一批自动化的技术群体。乔布斯发明的ipod,iphone及其苹果公司等产品就是技术集成化成果。

(3）技术智能化新技术革命更加深人，技术与科学相互作用更加紧密，出现了一体化趋势。

一方面，电子计算机以微处理机与传统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机电一体化技术领域，技术智能化已经十分明显。机器已经不仅仅是代替人的工具，而且可以解决人脑控制的智能。另一方面，科技一体化，产生了“知识密集型技术”。这种技术创造性高、智力高、驱动性强，风险性也较大，其发展主要依赖于智力发展，因此也有人称“高技术”，它能广泛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去。在这种新技术中，资金的因素已经退到了第二位，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有效信息。

3.新一轮技术革命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1）新技术革命给生产带来的变化第一是生产方式变革。目前工业化国家普遍采用大规模大批量标准化生产方式，而新工业革命将产生以互联网为支撑的大规模 定制智能化生产方式。这.4.一生产方式是由计算机控制的联网智能化制造设备通过互联网，在收到指令后，随时进行更快的感知、自我反应、计算判断、分析决策，进行操作上的变化，如此，符合需要的个性化产品的大规模定制生产即成为可能。这种智能化生产方式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如德国大众汽车已经制定了一项全新的生产战略，即模块化横向矩阵，通过标准化某些部件参数，最终达到通过一条生产线生产出市场所需的任何款型的汽车的目的。

第二是制造模式变革。新一轮工业革命将导致制造业制造模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现在的削减式制造模式变为一次成型叠加式制造模式。所谓削减式制造模式，是先铸造零部件或产品毛胚，然后进行切削力日工，最后形成零部件或产品。显然这个生产过程要浪费很多人工、能源与原材料等，还会造成碳排放等环境问题。而新一轮工业革命以3D打印机为代表的叠加式制造模式，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消费需求，同时由于其快速、一次成型，就地分销，大大降低了能源、原材料及运输成本等消耗。这种制造模式不仅涉及制造母机变革，还涉及原材料等方面的革命，可以说是划时代的重大革命。

第三是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至今，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实际是“集中生产，全球分销”，即在某地建一工厂后，在全球购买原料并在此工厂集中大批量生产，再运输到全球销售的方式。这种生产组织方式适应大规模大批量的生产需要，但在全球运输成本急剧上升、低碳环保要求加大的今天，显然有很大的缺陷。新一轮工业革命条件下，与新生产方式、制造模式变革相匹配的新的生产组织 方式已经形成，即“分散生产，就地销售，共享使用”，它只需要在有需求的地方开设3D打印店，根据需要进行及时的就地生产、销售。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可以大大降低流通环节的费用、能耗与碳排放等。这一生产组织方式现已在报刊出版产业得到了广泛使用。

(2）新技术革命给生活带来的变化新技术革命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普遍变化。比如：低碳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将缓解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机器人和自动驾驶交通工具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广泛应用；增材制造将大规模应用，尤其是在高价值产品领域；可再生能源将替代传统矿物燃料能源；农业和资源技术的进步将为世界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带来保障等。

对于大城市而言，新技术革命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快速的交通连接。新技术革命将助推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硬件措施）和交通.5.需求管理（软件措施），提高区域整体的交通便利性和效率性，降低环境负荷。

二是积极老龄化的安心社会。大城市将树立起充满活力的老年人形象，它将随着新健康技术问世雨成为－个人人都能安心生活的都市。三是绿色清洁的环境。生态和低碳技术的发展将有助于营建水绿环绕、共生共存的都市空间。四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随着新技术革命带来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变。新技术促进就业市场，增加残障人士的就业机会，通过改善地区间的关系来改善社会分配不均。五是更具活力的都市商业。大城市依靠尖端技术驱动、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以建设具有强大基础设施条件的全球城市网络的 金融商业中心。

｛二）世界经济处于深度复苏调整期在寻求新的动能发力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随后伴随产生的欧美债务危机，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大事件。这场危机把世界经济由快速发展拉人了缓慢增长的调整期。这场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人发展、国与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全球经济失衡、经济虚拟化和国际金融体系重大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充分暴露了既有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转折点，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和转型发展期，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交织，新旧动力转换难以元缝接续，经济步人弱复苏小周期。长期看，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轮长周期的下行阶段，在人口、技术创新和宏观政策等深层因素的制约下，供需两侧都受到明显抑制，将在较长时期呈现弱增长态势，总体风险偏于下行，虽然2017年以来世界经济有回暖趋势，但我们仍要看到所面临的风险。

1.世界经济处于长波周期调整途中的弱复苏小周期阶段从长波看，世界经济处于第五轮长周期下行阶段。在技术创新周期、信贷周期和制度变迁等因素交织作用下，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大体经历了五轮长周期，每轮周期50年左右（参见表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第五轮周期从上升阶段（19902008年）到下行阶段的转折点，世界经济从危机前近6%的中高速增长转向衰退、萧条和曲折复苏。未来5-10年，人口加速老龄化、通用技术创新难有新突破以及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空间大幅收窄等因素将继续抑制消费、投资和供给，加之经济全球化面临新的结构性挑战、国际贸易仍将疲软，世界经济预计持续呈现弱增长态势，再次进入上行周期尚需时日。

.6.表1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长周期概况上升阶段下行阶段标志性技术和产业第一轮1795-18251825-1850蒸汽机、纺织业第二轮1850-18731873-1890钢铁、煤炭、铁路第三轮1890-19131913-1945电气、汽车、化学第四轮1945-19711971-1990计算机、汽车、生物第五轮1990-20082008一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业表2代表性通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期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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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1780-18600.320.190.511840-18700.10.130.23铁路（美国）1870-18900.090.140.231839-18700.090.120.21铁路（美国）1870-18900.240.210.561899-19190.070.340.41电力（美国）1919-19290.750.230.981974-19900.270.410.68

信

息

技

术1990-19950.410.460.87（美国）1996-20010.771.021.79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intellectualprope民yreport2015》，吴敬进（2011）《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抉择〉（增订版），上海远东出版社从短波看，世界经济步入弱复苏小周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大致历经了1983-1988年、1994-2000年和2002-2007年三轮上升小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触发了新周期的转折点。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战后首次衰退，2010年反弹后一路走低至2015年的3.09%。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世界经济增速自2016年一直到2021年都将呈现持续走高态势。目前可将2010-2021年视 为一个可预见的经济小周期，其中2010-2015年世界经.7.济处于该周期的下行阶段，2016-2021年将处于该周期的上行阶段。与历次小周期上行阶段相比，2016→2021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仅为3.629毛，低于1983一1988年的3.91%、1994一一2000年的3.669毛和2002-2007年的4.779毛，是历次经济复苏最弱的上行小周期。

2.新动力不足是世界经济弱复苏的主要原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凸显，世界经济步人深度调整和转型发展期。传统动力弱化，新动力尚在培育中，在新i日动能接续转换过渡期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世界经济在短中期都将呈现弱复苏态势。

传统动力弱化。一是从供给面看，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减弱。信息技术扩散的边际效应递减，通用技术创新未有实质性突破。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带来的廉价劳动力空缺未能有效填补。全球直接投资规模大幅缩减，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显著萎缩。全球化逐渐陷人低潮，多哈回合谈判历经15年仅在个别点上取得→些进展，未来在重大问题上很难有所突破。区域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但合作机制和贸易规则的区域化、碎片化会导致其在全球层面上相互冲突、彼此牵制，难以给全球贸易带来有力促进。

二是从需求面看，强力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传统“大三角”关系趋弱。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进口的拉动效应减弱，2002-2008年美国GDP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货物进口额增长3.5个百分点，而2011→2014年GDP增长1个百分点仅带动货物进口额增长1.8个百分点；与之相应，中国出口额持续下降，201

511 年萎缩2.9%。东亚生产网络外需疲软及国内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导致全球对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速大幅放缓，而“页岩气革命”等大宗商品价格高峰期的新增投资逐渐形成产能，大宗商品供求关系转为宽松，全球原油供需差额由2010年的40万桶／目迅速回升至2015年的195万桶／日，价格大幅回落，对出口国经济增长形成明显制约。随着“大三角”关系趋弱，危机前全球贸易量增幅显著高于全球经济增幅的态势发生逆转，2012→2015年全球贸易量年均增长3.1%，低于全球经济年均增幅3.3%0未来看，这一外部需求关系变化仍将持续，一方面给主要制成品和资源产品出口国经济带来下行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对美欧等主要制成品进口国经济带来冲击，这种负反馈效应将弱化世界经济复苏力度。根据IMF预测，2016-2021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年均增速仅为3.62%，远低于2002-2007年7.6%的年均增速，低迷的国际贸易反映出全球需求乏力，预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很快。

.8.新动力尚在培育期。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逐渐意识到“世界经济面临长期维持低增长的平庸时代的威胁(IMF）”，主要通过加快推进结构性调整，来培育经济增长内生新动力。美国通过私人部门持续去杠杆、重振制造业、促进出口等加快调整过度依赖消费和负债、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发展方式。欧元区通过降低政府负债水平、金融监管一体化建设、容克投资计划等，努力解决高福利社会带来的创新不足、劳动力市场僵化、基础设施陈旧、欧元区经货联盟缺陷等结构性问题。日本安倍政府提出涵盖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企业部门、贸易、金融部门、工资政策等广泛内容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旨在激发市场活力，剌激私人消费和投资，推动经济实现振兴。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制定规划和战略着力解决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产业结构单一等结构性问题，如印度“莫迪新政”（2014年）、沙特阿拉伯“沙特视野却30”（2016年）等。中国也在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长期看，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并推动形成更平衡、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全球新供需格局，是支撑全球经济实现长期强劲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

但新动力培育尚需时日，在新旧动力转换接续期间，财政紧缩、去杠杆、去产能、优化产业结构、适度放缓工业化城镇化速度等结构性改革举措将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拉低全球经济增速。

（三）国际经济风险累积亟待转型破解尽管2017年世界经济出现回暖，但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仍是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隐患。

1.债务风险2017年全球债务率继续上升，债务风险的控制对世界各国仍是严峻挑战。

OECD首席经济学家Mann表示，虽然曾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发出红色警报的债务指标目前并未达到2007年水平，但已非常接近。OECD称，企业债务的积累情况非常可怕。世界银行表达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和赤字不断增加的担忧。据统计，2016年年底，半数以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出2007年10个百分点以上，三成国家的财政平衡恶化，赤字占GDP的比重 超出2007年5个百分点。2016年至2017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诸如土耳其、阿根廷、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重新迎来资本流人、本币升值、经济复苏、资产价格反弹等诸多利好，企业开始重新大量借人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加速，这些国家可能再度面临本币贬值与资本外流的冲击。发达国家中，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2017年已经突破20万亿美元。特朗普税改•90如果得以推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进→步上升。要达到降低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目标，美国现在的经济增速远远不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目前欧洲五国、美国以及日本的公共债务水平已经突破警戒线。

2.发达经济体过激的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环境带来风险美国重启货币正常化进程已两年，2017年下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也相继释放转变超宽松政策的信号。如果货币政策正常化速度超过预期，全球金融环境的收紧更为迅速、收紧幅度更大，将对较脆弱的经济体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在欧元区，债务高企的成员国的通胀和增长仍十分滞后。如果这些国家不能进行必要的财政整顿并实施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增长潜力，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就将面临风险。部分新兴市场的金融风险也可能因金融环境收紧而暴露出来，那些与美元挂钩、具有高杠杆和存在资产负债表错配的经济体可能遭受更大压力。

世界经济呈现出经济发展温和与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之间的脱节。自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来，本轮美国股市的牛市已经历时八载有余，目前股价巳经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3倍。“特朗普牛市”是2017年股市继续上扬的→个重要影响因素。不过，一 些分析人士已经认为，这其中存在泡沫。如果较高的全球风险偏好突然恶化，股市牛市将终结。随着美股市盈率接近历史高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担心美国股市未来由升转跌的风险。罗伯特·希勒教授就指出，尽管他不知道本轮股市何时下跌，但一旦股市转为下跌，其持续时间与下跌幅度都可能超出市场预期，不仅可能通过传染效应冲击其他国家资产价格，还可能通过负向财富效应影响美国的居民消费。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股市也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上涨。此外，全球房地产市场也面临过热风险。

3.在国际贸易领域，贸易保护主义仍是一大隐患2017年全球贸易增长逐渐回升至4%，虽然预计仍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带动全球增长加快。然雨，新的贸易眼制措施仍可能不利于全球贸易回暖。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努力捍卫自身利益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难以减弱的一个新因素。

《2017年新兴经济体报告》揭示，一些国家为了自身短期利益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力度，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手。2009年至2017年，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高达1378项，居全球首位，平均每年出台153.1项.易保护主义措施。2017年，全球新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最多的国家仍然为美国，新增143项。

.10.贸易保护主义短期内或对某个经济体有利，但对全球市场有害无益。因而，贸易保护主义是缺乏全球贸易大局观的功利表现，十年危机周期也凸显，贸易保护主义延缓了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4.美国政府决策的不确定性仍是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因素特朗 普所承诺的改革仍在进行过程中，不少政策尚未出台，对于已经被国会通过的税改措施，可能带来的财政、经济和社会影响仍待明确。美国放松金融监管也使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金融监管方面取得的进展出现倒退，这可能会降低资本和流动性缓冲或削弱监管的有效性，对全球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这些持续存在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损害市场信心和投资。如果没有鼓励商业投资的新措施，经济增长将从2019年开始放缓。

5.政治、安全问题等非经济因素也可能是使经济增长脱轨的风险因素其他非经济因素方面，如地缘政治紧张、欧洲地区政治风险尚未消散、治理薄弱和腐败带来的风险、极端天气事件、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等都可能是使经济增长脱轨的风险因素。

2015年以来，地缘政治危机的扩散效应更加明显，影响蓓围更加广泛，呈现出长期化、复杂化、僵持化态势。总体而言，当前地缘政治风险仍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中东欧以及亚太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多种因素相互叠加，将持续影响区域及各国政治和安全局势。

世界经济论坛（WEF）在近日发布“2018全球风险报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互联网攻击、数据欺诈与窃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调整措施失败”将成为2018年全球前五大风险因素。与2017年报告相比，2018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前五大风险因素中，有关环境与气候的问题占到三位。报告指出，接下来的一年全球将可能面对强胞风影响、极端温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上涨等恶劣的环境问题。

二、国内背景

（一）经济“新常态”要求回归理性发展2013年 12月10日，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新常态”，所谓“新常态”是指一种新的但又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持续的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它包括宏观发展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需要确立的转型.11.发展模式，以及因应这种环境和模式的目标体系与具体目标。“新常态”的“新”所区别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我国加人WTO以来一直持续的高投资、高增长、高加工贸易出口的“三高”发展模式。

1.“新常态”下的发展环境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期”：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政策作用释放期。与过去30多年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需求特征、供给条件、风险状况、竞争环境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新的变化和新的条件，决定了做好各项经济工作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新常态”背景下，国内经济环境面临九大发展趋势：（1）市场升级，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拉开档次的消费渐成主流；（2）投资升级，传统的高强度大规模投资模式让位于较为精准化的对功能设施及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模式的投资；（3）贸易转型，我国出口竞争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贸易巨额顺差局面正在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方向发展；(4）产业升级，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房地产业趋势性转弱，新兴产业、服务业加快发展，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5）要素提质，劳动力的数量及成本优势和引进技术引领创新的驱动力持续 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人力资本质量和自主创新能力；（6）内涵提升，市场竞争过分依靠产能数量、价格比拼、政策倾斜、资源垄断的时代终结，培育个性化的创新型的有引领作用的市场需求，呼唤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产品研发机制和法制保障体系；（7）环境提升，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资源约束全面趋紧，人民群众生态需求日益迫切，需在绿色低碳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点；（8）监管提升，伴随经济增速下落，历史积累的各种隐性和结构性风险不断显露，政府必须加快职能转变和能力提升，加大预研预判和果断处置角机力度；（9）机制创新，以全面剌激投资来拉动消费的边际效果不断递减，新消费、新需求应由市场来培育，政府如何创造环境、政策调控和适度干预将会不断有新的探索和尝试。

2.“新常态”下应对机制新常态的提出是符合经济规律、尊重经济规律的直接体现。后发国家追赶先行国家的过程中，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在经济起飞后，通常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与先行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但随着后发优势的逐步消减，在经历一个高增长阶段后，经济增速会明显回落。德.12.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的发展，元一例外地经历了这一过程。

对这个过程认识不清、处理不当，更严重的后果是可能落人一些新兴发展国家已经落入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央提出新常态判断，强调转变增长方式，保持战略定力，不对经济阶段性下滑采取强剌激，是按经.规律办事的直接体现。因而，应对“新常态”，要全面深化改革催生新的社会动力；提高创新能力，培育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产业结构调整催生要素节约、生态文明和新的消费；稳步“走出去”催生新的国际市场和需求、消化过剩产能，全面培育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累积的弊端问题亟待化解中国近40年的高增长总体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竞争和市场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并依靠出口的增长来支撑技资的增长和产业成长。这种高增长是在周期性经济波动中实现的。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下滑态势，2013年后下行趋势明显，呈现“L”型。在高增长的同时，不仅累积了一系列问题，而且面临着一系列新变化。支撑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在逐渐消失，而制约因素在不断生成和强化。

1.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我国综合能源对外依存度从2005年到2015年有6.0%上升到16.3%，且至2012年起就始终维持在150毛以上的水平。其中，原油依存度最为严重，从2005年39.5%上升到2015年69.69%。

土地资源质量下降，土地超载导致土地沙化、土壤流失、土地盐渍化，造成土地生产减退。中国盐渍化土地约6万平方公里，占耕地总面积的7%，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89毛，年增1万平方公里。

中国是三大酸雨区之一，三分之一国土受到酸雨危害。每年污水排放量400多亿吨，排名世界第一，全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城市河道90%受到严重污染。目前中国哥哥量为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世界第二。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环境戚本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59毛。在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偏低和粗放型增长的交互作用下，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显现。

2.生产供应能力强与价值创造能力弱并存，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目前有17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74种产品出口居世界第一。然而，低技术含量和低创新能力必然导致低附加价值。中国的.13.R&D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359毛，而创新型国家在2%以上。在全球R&D投人中美国、欧盟和日本占86%0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9%，而创新型国家在70%以上。中国对外引进技术的依存度为549%，其中70%的数控机床、80%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依赖进口，而创新型国家在30%以下。创新型国家拥有的发明专利总数占世界的999毛。仅占全球人口159毛的富国几乎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技术创新成果，获得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人的98%。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所承担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并缺乏自主品牌。目前，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近60%，其中具有自主品牌的机电产品不足10%。即使如此，中国在低端制造领域仍然受到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

3.金融风险加大前所未有金融风险不断的汇聚主要两个原因：一是经济的微观基础比较脆弱，具体反应为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不高。二是对自己制度基础设施投人的不足，例如信用风险不合理的评估与 定价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套利机会、监管漏洞，甚至出现金融的乱象。正式上述原因造成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汇聚。

微观基础比较薄弱的表现就是投资资本回报率低。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高歌猛进，但是企业的投资资本回报率（简称ROIC）较低。该指标是衡量企业基本面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比其竞争对手有更高竞争力的指标。

例如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在1998-2015年的ROIC平均值仅为3%。这也意味着这些公司1元的投资资本产生的税后利润为3分。对比美国在过去38年中用同样方式测算出来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平均值为11.6%，差异显著。

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两大驱动力，一个是投资率，另一个则是投资资本回报率。在中国投资效益不高或者是比较低的情况下想要实现很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依靠投资率。事实上，这几乎是中国过去很长→段时间的增长逻辑。

这种增长逻辑下的确可以实现一个很好的增长数字，比如说每年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9%或是6.7%，甚至可以得更高－些。但带来的后果是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金融系统风险不断汇聚。

2017年，社会融资总量约为19.4万亿元，而GDP增长量不到6万亿元。换言之，将近3元的融资拉动了1元的GDP.这也证实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应在减弱，意味着投资效率打了很大折扣，其背后的微观基础正是企业薄弱的投资资本回报率。

关于制度基础设施的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制度设计短板等原 因，我们目.14.第一部分中国经济新1日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与意义前仍无法对信用风险作出正确的评估。同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融资利差较民营企业低138个基点。这就是典型的定价失效，让价格调整资源配置的功效丧失。

因此，金融风险在不断积累、汇集。为此，防范的重点在于提升企业的质量和投资资本收益率的同时，加大研发力度和能力并对金融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

更长远来看，增加对制度基础设施的投资，共同合力才可以真正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汇聚，使得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却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始终处于健康良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另外，中国的体制转轨客观上已经给居民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包括失业、养老、医疗增加储蓄O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而且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衡量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此后一直保持在0.4以上，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未得到有效抑制。这样，消费需求不足已不可避免，生产元限扩大的趋势与有限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

4.实体经济承受着不利的冲击没有实体经济的幅起，中国的经济一定不会有未来。只靠房地产金融支撑的经济是建立在沙土之上的，没有牢固的基础，必然会倒塌。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通过低廉的商品价格在全世界元往而不胜。中国制造的成本之所以这么低，除去劳动力价格因素外，最为关键的 还是土地使用权分化。中国的土地使用权为耕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等。这就使得土地因为使用功能的不同而出现价格的差异。在一个城市中建厂房与建商场的价格相差很大，这就导致工业的土地成本被人为降低。而低地价加上低人工成本直接导致工业产品价格极具竞争力，这也是中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致胜法宝。

而随着近十年房价的飞涨，带动国内土地、房租、用工成本的不断攀升使中国制造业之前的优势消失殆尽。很多国内外知名企业都逐步将工厂搬至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地区，中国制造业陨落的清晰轨迹正逐步呈现。

首先，高房价带动土地租金和用工成本上升，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一定不堪堪承受。再者，高房价让很多企业家“脱实向虚”。最后，高房价将抑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创新企业都诞生在低房价时代，高房价的城市是肯定没有创新土壤。比如在国外，微软最初诞生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后来才搬到西雄图；日本的优衣库诞生在山口县，离东京有四个.15.新l日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多小时的车程。而在国内，如果当初杭州房价提高，肯定无法催生阿里巴巴、快的打车、同花顺等创新性的互联网企业。我们反过头来看高房价的香港，不仅滋生金融泡沫，而且还使其实体经济投资环境恶化。

还有中国依靠出口的增长来支撑投资的增长和产业增长，对海外市场、技术和资本（其背后是技术和营销网络）依赖的增强。不仅可能因化中国产业体系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而且必然使整个经济 暴露在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之下，承受着不利的外部冲击。这对中国处于组装加工环节的国际分工地位而言是出口深度下滑的反映。

｛三）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需要转型升级疏解第→，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降。2017年1「8月我国民间投资增速降至6.4%，若从单月看，8月份同比增速降至3.0%。中国此轮民间投资增速，经历了从2ο16年初至今先降后升再降的过程。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60%多，其增速下降，带动投资增速由升转降。这一变化使我们更深人地认识稳投资过程的复杂性。2012年以来，稳投资的重点集中在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稳定房地产投资。当这两个方面见到成效以后，就认为投资增长可以企稳固升了，因此对投资增速回升态势，出现了偏乐观的判断。民间投资的回落，提醒我们需要全面认识投资增长由落转稳的过程。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稳不住，投资增速仍可能下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会加大。

第二，外贸出口负增长格局预计难以改变。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近期英国脱欧，恐怖袭击增多，地缘政治问题有所增加，预计世界经济仍将是不稳定的弱复苏态势。再考虑到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等因素，我国出口低迷的态势预计难有大的改观。

第三，居民收入增速略低于GDP增速，保民生、稳消费的任务仍然繁重。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人增长的情况对消费有重要影响。考虑到困难地区和重点行业去产能、调结构、转方式仍面对较多困难，需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如关停并转），局部就业稳定、居民收入稳定的任务还相当繁重。因此，总体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

三、申国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性与意义总书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强调指出，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牵住创新这个“牛鼻.16.子”，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受全球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双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日动能接续转换、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因素消退与新兴力量成长并行。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了大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重要机遇。

（一）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是要素配置方式的变革与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各国经济正在由衰退逐步走向复苏，中国经济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重塑经济发展新动能，是中国开启经济发展新方位、对全球经济作出新贡献的关键。

中国经济阶段转换存在工业化逐步钝化、出口带动占比越来越低、人口红利降低、城市化率趋缓、居民收入已经进入中高端上沿、生产率开始出现下降的状况，经济仍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稳增长面临严峻挑战，亟须提高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切换效率，让新动能尽快释放 出强劲的动力，让经济阵痛期变得更短一些。稳增长、调结构、提质增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化解矛盾风险等成为当前经济建设工作的主要任务。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新动能不断增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有效弥补了传统动能减弱带来的对经济的影响和冲击，确保了国民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新动能已彰显力量，推动经济平稳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2013二2017年，GDP年均增长7.1%，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7年，GDP总量达到82.7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59毛左右。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新动能持续发力功不可没。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涌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三新”经济活动层出不穷，新动能不断增强。虽然目前“三新”经济增加值的比重还比较低，但发展势头旺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动能减弱带来的影响，对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稳增长的同时，新动能还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工业高技术产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推动工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发展。2013-2017年，工.17.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7%，高于全部工业年均增速5.1个百分点；2015→2017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5%，高于同期全部工业年均增速4.4个百分点。

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增长，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2015-2017年，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人年均增长14.8%，高于同期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3.5个百分点。网上交易爆发式增长，激发了国内市场活力和消费需求。2015-2017年，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速超过30%，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约20个百分点。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升级，服务业撑起国民经济半壁江山。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6%，比2012年提高了6.3个百分点。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13-2017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4.6%、42.6%和52.8%，第三产业的年均贡献率比第二产业高10.2个百分点。

新功能推动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加快改造，高耗能行业产能有序缩减。2013-2017年，六大高耗能行业年均增速为6.4%，比全部工业低0.2个百分点。2017年，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7.0%，比2013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新动能推动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全方位渗透，与互联网融合的服务业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带动邮政快递业高速增长，分享经济带动交通出行、房屋住宿、金融、餐饮、物流、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多个服务业领域新型发展，使得新功能主要来自服务业。”2016年，在“三新”经济增加值中，“三新”服务业增加值占529毛。受此影响，有关服务行业比重不断提高。

推动需求结构升级。近年来，我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13-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年均达56.2%，资本形成总额的年均贡献率为43.8%，近5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年均贡献率几乎为零。

消费贡献率持续保持较高水平，与新功能推动消费升级换代密不可分。新动能推动创造新型消费供给。2016年，“三新”经济中新型生活性服务活动增加值占全部“三新”经济增加值的比重约为7.2%，比2015年有明显提高。

新功能推动居民消费的品质不断改善。网上零售、视频直播、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订餐洗衣等020服务让消费者的各种需求足不出户即可得到满足。

而网络约车、共享单车、共享住宿、移动支付等新服务模式，也让人们的出行、旅.18.游、休闲娱乐变得更加精彩便利。文化娱乐、教育培训、健康养生类消费升温，服务型消费渐成热点。

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投资结构也在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投资、装备制造投资、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特别是民生相关领域技资快速增长。2013-2016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14.8%，装备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13.4%，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年均增长29.7%，教育领域投资年均增长19.2%，都大大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

（二）动能转换能克服“新常态”下成本、资源、环境和市场等诸方面面临的约束与短缺经过改革开放近4ο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而这种成就的取得主要源于发挥了劳动力和 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也由此形成了不少领域大而不强、大而不优。在新形势下，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技人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方式已不可持续，同时，这种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社会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战，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国防安全等风险压力不断增加，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保障国家安全。因此，我国发展正面临着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

创新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举措。通过创新可以推动我国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增强发展的长期动力，促进旧动能的转换。与低成本优势相比，技术创新具有不易模仿、附加值高等突出特点，由此建立的创新优势持续时间长、竞争力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换，可以为我国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同时，科技创新具有乘数效应，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可以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过渡，并通过加快产业技术创新，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既可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也可 以改变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

目前，全球信息、能源、材料及制造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物联网、大.19.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新材料、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催生了一系列新产品、新工艺、新能源、新交通与通讯工具、新产业，推动了智能制造、个性定制、协同生产等新型生产方式的发展，揭示了资源和环境约束趋紧、传统投入要素成本上升情况下产业转型和企业战略调整的方向，展现了以科技化、全球化、互联化、绿色化、定制化和利基产业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轮廓。面对此形势，美国推出“制造业回归”战略，德国推出“工业4.。”战略，日本加速更新制造模式，其目的都是期望抢占未来制造业的主导权。目前，我国在重大工程、基础研究和新科技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创新成果，这对于我国加快培育新动能，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工业化进程，对于提升我国的产业和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动能结构转换为侬托近年来，我国经济进人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人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这些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悖的现象表明当前我国出现的问题既非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缓，IS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角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 异军突起。这些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的问题，供给侧矛盾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因此，必须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来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才能有效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精胀”“中等收人陷阱”“塔西伯陷阱”和“福利陷阱”式风险，这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面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在处理好“要有产品与服务满足消费”的需求侧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一→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是借助制度动力、创新动力和结构调整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三大新引擎，从要素结构、供给者结构、产业结构着手重点推动经济发展，是围绕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需求，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元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20.第一部分中国经济新1日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与意义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创新为依托，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优化供给结构的动力源泉，是提高供给质量的根本保证。李克强总

理多次强调，“要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推动力，只有创新才能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新兴产业的培育，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只有创新才能有效推动中国制造2025目标的实现，并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只有创新才能促进劳动分工并改变劳动力就业结构，改变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技术创新才能造就优秀品质，促进产品质量提升，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的消费需求。总之，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与创新，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不竭动力。

（囚）实现动能转换、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选择我国经济发展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人转变的重要时期，加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按照世界银行的报告，当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高杰（2012）在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其总结为：一是只注重增长速度和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从而导致社会建设滞后；二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失

败；三是社会流动性不足；四是依靠资本技资驱动经济的发展模式的缺陷；五是过于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六是内需不足、出口增长乏力的需求不足。张德荣（2013）将其原因总结为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阻碍经济的发展、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一个国家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城市化进程会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结构的制约等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力不够，从而难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难以有创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由此使有效投资的机会不足，而制度创新不足更使市场化竞争严重迟缓，导致稀缺的资源不受市场控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加之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需求不足等系统性问题呈现出来，最终使得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21.对于跨越“中等收人陷阱”，周文和孙蘸（2012）强调体制改革、结构转变以及发展方式转型；陈吕兵和张平（2016）认为只要转变增长方式，保持知识部门平稳增长就会顺利突破“中等收人陷阱”；丁→兵等（2014）认为融资约束是制约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造成“中等收人陷阱”的重要因素，因此主张放松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韩师光和李建柱（2013）对日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做法的研究表明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先发展教育提供充足的优质人力资源、加强公共服务建设、保障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性，并提出我国跨越中等收人陷阱的路径选择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并优化经济结构，以及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内需，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总之，中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只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实地推进经济发展，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更加充分地激发创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就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国家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成了首要的发展理念。只要以创新增强发展动能，推进结构性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抓于实现发展动力转化、结构优化，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22.第二部分功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基础

一、动能转换原理与经济增长理论

（一）新动能的内涵1.“新旧动能”概念进入政策层面“新旧动能”概念的提出到内涵丰富，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

2015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召开的政府工作会议上对当时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初步判断：“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新旧动能”开始正式出现在国家领导人讲话中。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三处提及“新旧动能”，强调做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指出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并对国内经济形势作出了初步判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进一步显现，经济增

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换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2017年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日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是我国培育新动能加速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第一份文件。

2017年3月6日“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山东发展得益于动能转换，希望山东在国家发展中继续挑大梁，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继续打头阵。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处提到“新旧动能转换”，并提出做好2017年政府工作要“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并提出“双创”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

2017年4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发展新动能座谈会上强调，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必须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这种转换既来自“无.23.中生有”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也来自“有中出新”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2.新旧动能的含义什么是旧动能？要想明白什么是新功能，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fB动能。所谓旧动能，是指传统产业，包括采用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它不仅涉及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还更宽泛地覆盖利用传统经营模式经营的第一、二、三产业。旧动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需求侧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旧动能在传统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经济学里面有系统的阐述，大家也都很熟悉。过去多年来，中国经济主要依靠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拉动增长，尤其是投资。现在这“三驾马车”都遇到了新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尤其是大规模的要素的粗放投人，这包括劳动投人、资本投人、资源能源投入以及环境方面的投人。这种粗放投入现在看来也是比较旧的动能。

第三个方面是GDP导向的考核制度。包括我们长期以来以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人等指标为主的一套干部考核体系。通过这样→套考核体系来引导GDP或者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也是旧动能。

所以，我们把旧动能概括为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大规模的要素投人、GDP导向的考核制度等三方面。

那么，什么是新动能？与旧动能相对应，我们要寻找新动能。所谓新功能，是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都属于新动能。

具体而言，新旧动能转换有三层含义：一是通过新功能的增量来对冲传统功能的减弱，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创造出新业态、新模式来改造传统动能；三是通过新功能创造的“战略纵深”为传统功能升级赢得空间。通过新旧动能转换的提出和推荐，从而改善共给侧与需求侧的矛盾，或者说通过新变革创造更多的需求，来提升经济。

新动能与旧动能主要的区别就是，新功能通过创新驱动、提高效率拉动经济增长，旧动能主要通过要素投入、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所以新功能与传统的旧动能有显著的不同。

对于新功能，也可以根据生产函数的理论来分析。生产函数左边

是GDP或.24.者是产量，等于右边前面一个系数（全要素生产率）乘以各种要素投入量；要素投入就是原有的旧动能，而新动能则存在于全要素生产率里面。全要素生产率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可以把它们概括为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制度变革包括改革等；结构优化包括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化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知识增长等。这“三大发动机”大致对应着新一届领导所强调的改革、转型、创新三方面。这也就是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三个方面。

再有，什么是新旧动能转换？顾名思义，新旧动能转换就是要逐步减少旧动能、增加新动能，甚至用新动能替换旧动能。但是严格说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仅仅有新动能也是不够的，旧动能不可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更准确的说法是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也就是说，旧动能还要发挥一定作用，只不过是不能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今后，我们要更多发挥新功能的作用，提高新功能在整个动力结构体系中的比重，更多地依靠新动能来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新动能和旧动能是相对而言的。以第二产业这个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战场为例，新旧动能的区别显著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能源利用上讲，18功能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粗放利用为主导，新动能是以矿物能源的精细化利用或风能、太阳能、核能等物理能源为主导；二是从原材料上讲，旧动能是以对矿物原材料一次性利用为主导，新动能是以对原子设计、分子制造的新材料以及深层循环利用为主导；三是从生产工艺上讲，旧动能是以

机械化为主导，新动能是以高度网络化、人工智能化为主导；四是从生产模式上讲，旧动能是“资源一产品一废物”的单向生产方式，新动能是“资源一产品一废物一再生资源一再生产品”的深层次循环式生产方式；五是从资源约束上讲，旧动能是资源匮乏性生产，新动能则由于能源物理化、原材料元素化以及深层循环化生产，所以极大地增加了资源约束弹性；六是从生产性服务业上讲，新动能的生产过程包含了更多的服务业因素。

当然，新动能与旧动能是相对的、是动态发展的，旧动能经过升级改造可以变成新动能，新功能随着时代发展、技术革新也会衰落成旧动能。这就要求我们时刻要以发展的眼光审视新旧动能转换，在改造升级传统动能时注意发掘其中蕴藏的新的生命力，在培育发展新动能时及时根据技术前沿调整方向。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将进一步打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资源、环境、市场的新空间，将克服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市场饱和形成的工业危机，从而把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升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

.25.3.新1日动能概念的外延“新旧动能”自2015年开始出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讲话和文件中以来，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新旧动能”作为政府官方用语，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在发展中深人理解。

(1）发展“新经济”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措施。在不同时期，“新经济”有不同的内涵，当前新经济主要是指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新经济形态。而“新动能”的内涵

更加广泛，需求端（例如：消费能力提升）和供给端（例如：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或新产业形态）都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出现“新经济”，并将“新经济”和“新功能”联系在一起。报告指出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培育壮大新功能，加快发展新经济。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技术进步，一种新的产业形态或模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2）“旧动能”可转换为“新动能”。如果将“新动能”对应“新经济”，那么“旧动能”应该对应传统产业和传统经济模式，既包括“两高一剩”产业，也包括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下降的对外贸易。对于“旧功能”，实行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发展效率和质量，可转换为“新动能”。

(3）“新旧功能”是“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主要特征就是：经济由过去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由过去30多年的平均增速10%下降到如今的7%左右。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消费和服务业取代投资、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和重要性日益提高，但是传统产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旧动能”共同构成新常态背景下支撑经济增长的力量。

（二）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研究，集结了众多流派和观点，也因所处阶段的不同而形成了阶段性结论，按照思想史的→贯发展脉络，经济增长主要呈现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经

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也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增长理论）等。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谈及经济增长，人们普遍认为是从solow所代表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开始，但他自己也坦言，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在他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有所研究，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26.典经济理论更关注于增长和发展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学，而当代经济学发展也越来越承认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从增长论的角度及对当代的影响看，这三人对经济增长均有着重要的思想贡献，这些思想一直是现代增长理论的思想源泉。

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认为增长论与劳动论是紧密相关的，增长取决于生产性劳动的生产率以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比例，这意味着劳动参与率的不断优化促进了专业化和分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资本积累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资本积累可以使得资本存量扩大，与之相联系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资本积累往往与专业化和分工相联系，从而借助于分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与斯密全力强调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反，李嘉图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对立面一一经济停滞，他试图从收入分配理论出发，以边际生产递减原理来论证经济增长会由于收益递减而趋于停止。也就是说，李嘉图看到了由于土地质量下降带来的边际收益递

减，因而他更加关注有限产出下的收入分配问题。

马尔萨斯（1798）则将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相联系，他认为，按照人口不加限制地增长，会呈现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以快于算术级数的速度增加。因此，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经常的趋势，从而以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

2.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经济增长”的用语，但其理论著作中蕴藏着其对经济增长的思考。

其一，马克思在论著中关于劳动生产力变动的分析，可以认为是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他认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劳动者素质、科学技术、企业组织形式、规模经济以及自然资源等五个经济增长因素决定的。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土地和其他自然条件影响自然生产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在工业化初级阶段，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不断地积累资本，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扩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

其二，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来看，劳动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性质；而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则分析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正是因为马克思卓越的开拓性研究，西方经济学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叉开始沿着马克思所探索的领域向前走。

．τ7.其三，马克思不仅在许多场合论述了分工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意义，还特别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41 其论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又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造成的后果有两个：一是财富的积累，二是贫困的积累。第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对资本家而言表现为绝对剩余价值再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再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表现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方法的改善。

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实践是分析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他得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论述对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方式转变有直接指导意义。

3.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一环，兼具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点，因此被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基本思想认为，在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假定为外生不变参数的资本产出率，可以通过资本和劳动的相互替代而加以调整；而资本和劳动的相互替代和资本劳动比率，又是随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变动的，因而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哈罗德所说的充分就业均衡增长。

新古典经济学最主要的理论成果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索洛方程，经济增长通常被定义为产量的增加，产量既可以表示经

济总量，也可以表示人均产量。

Y=A*F(K,L)=Kα＊（AL)oα）yK一＝（）α~y=k°'=f(k)LL日＊f(k)=（δ＋n+g)*k其中，芷一资本，L一劳动，A一技术，S一资本折旧率，k－人均资本，s－储蓄率，n－人口增长率，y－有效劳动之上的GDP0索洛汲取了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优点，又摒弃了后者那些令人疑惑的假设条件，因为他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要以产出增长率（Gw）和自然增长率（Gn）的长期平衡为前提假设，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不能取代资本，生产中的.28.劳动力与资本比例是相对固定的，但在现实经济中这种比例很容易被打破，由于它过于强调资本与产量的比率不变，导致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条件很难实现，并且模型过于强调资本形成的作用，而忽视了劳动投入、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基于此种分析，索洛建立了一种没有固定生产比例假设的长期增长模型。

作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开创者，索洛在构造他的长期增长模型过程中，不仅保留了哈罗德一多马模盟的主要特征（如齐次资本函数、比例储蓄函数以及既定的劳动力增长率），而且还在理论模型的现实性方面有新的突破，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假设基础上，得出了经济稳态增长的结论，对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是一个重大改进，而且也与许多经济数据相吻合，对后续的经济增长因素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经济增长因素理论经济增长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正确地把握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于把

握经济增长规律、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研究领域。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索洛率先试图估计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美国的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之后，丹尼森、库兹涅茨等人又进一步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分析。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关于生产要素投入量，丹尼森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劳动、资本和土地技人的结果，土地是不变的，其他两个是可变的。关于要素生产率，丹尼森把它看成是产量和技人量之比。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具体而言，丹尼森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六个，即劳动、资本存量的规模、资源的配置状况、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和其他影响单位产量投人的因素。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库兹涅茨，将一国的经济增长定义为“不断扩大的供应人民所需各种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长期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先进技术为基础，并按先进技术的要求进行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他认为，这个定义中的兰句话都很重要，商品供应的持续增加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是应用现代化技术取得的。

但技术要得到有效和充分的利用，就必须进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除此之外，库兹涅茨还强调了知识存量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当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存量被利用的时候，它们就成为高增长和迅速结构变动的源泉。库兹涅茨利用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描述和分析了一百多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29.特点，以及各种变量

的变化趋势和相互关系，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在西方经济学界影响深远。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只提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若干因素，但没有对各个因素进行数量方面的具体分析。丹尼森、库兹涅茨所研究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影响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具体化和数量化，是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极大丰富与发展。此外，丹尼森和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并把这一理论具体化，加人了创造性分析，从而大大发展和丰富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当然，丹尼森和库兹渥茨对经济增长因素所做的分析，只是在这一领域作出的初步的探索，这一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如经济增长因素分类的细化、余值法估算技术进步的局限性，以及对经济增长各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等，还没有进一步地展开和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5.新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从产生以来，经历了一条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和问题的兴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潮流。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全力解决经济科学中一个重要且令人困惑的主题：增长的根本原因。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这一融合的显著特点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

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滥、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人的广泛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这一理论自1980年代产生以来，迅速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对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主要涵盖以下凡方面：(1）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的内生增长观点以Romer.P、Lueas.R、Stokey.N和You吨，Alwyn等人为代表，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因为知识和人力资源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投入要素：一方面它是投资的副产品，即每一个厂商的资本增加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的相应提高；另一方面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外滥效应”，即一个厂商的新资本积累对其他厂商的资本生产率有贡献。这意味着，每一个厂商的知识水平是与整个经济中的边干边学，进而与全行业积累的总技资成比例的。通过这种知识外溢的.30.作用，资本的边际产出率会持久地高于贴现率，使生产出现递增收益。也就是说，任一给定厂商的生产力是全行业积累的总投资的递增函数，随着投资和生产的进行，新知识将被发现，并由此形成递增收益。因此，通过产生正的外在效应的投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增长就可以持续。

(2）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内生增长观点以Baumgardner.J,borland.J和杨小凯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对亚当·斯密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劳动分工不仅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那样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且主要受协调成本刊

oordinationCost）以及可获得一般知识的数量的限制，并且分工的扩展与知识的积累相互作用。如果参与分工的人数在协调分工的成本函数的弹性与其在生产函数中的产出弹性之间的相对差异小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d性，那么，均衡的增长率将大于零，即增长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

(3）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观点以Romer.P、Helpman.E和Howitt.P等人为代表，强调发展研究是经济刺激的产物，即有意识的发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大量的创新和发明正是厂商为追求利润极大化而有意识投资的产物。由于这一研究与开发产生的知识必定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因此开发者拥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力量。

可见，创新需要垄断利润的存在，因此，这种经济不是完全竞争的，它需要某种垄断力。但是，发明者的垄断地位具有暂时的性质，在新的创新出现时，它就会被取代并丧失其垄断科润。正是这种对垄断利润的追求，以及垄断利润的暂时性质，使得创新不断继续，从而，经济就进人持续的长期增长中。

(4）线性技术的内生增长观点以Rebdo.S和Barm.R等人为代表，其显著特点是生产函数的线性技术（或称凸性技术eonvextechnology），产出是资本存量的函数。与新古典模式不同的是，这里的资本是广义概念的资本，它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即两者的复合。它们在生产中未被完全替代，因而虽然每一种投入具有递减收益，但两种资本在一起就具有不变规模收益。从而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产出同比例地增加，导致长期增长成为可能。

这一研究思路的另一特点是对政府政策的分析，提出政府服务是与私人投入一样的生产性支出，是“增长的催化剂”（catalystofgrowth），政府的活动被完全内生化。同时，政府政策效应一一增长效应还是水平效应一一取决于各种政策的配套，具有复杂性，由此评估政策效应必须“面面俱到”（lookateverything)0.31.(5）开放经济中的内生增长观点以Romer.P、Grossman.G、Helpman.E和Kn耶nan.R.P等人为代表，他们受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新贸易理论”的启发，把内生创新的模式扩展到国际的商品、资本、思想流动。这一研究强调政府贸易政策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影响，即政府政策对技术投资结构产生的作用，将会使世界经济的增长状况呈现相应的变化。同时由于知识外溢的作用，在开放型经济中，国际贸易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并形成静态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效应和动态意义上的资本积累效应。结合比较优势理论的论述，只要贸易能够增加资本的回报率，资本积累就会产生，进而导致一国生产函数的扩张，并且偶然的主要技术变化的作用可能会导致后进国家的“蛙跳”式增长，实现赶超。

新增长理论最重要的突破是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人经济增长模式中，提出要素收益递增假定，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增长，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在长期内可以单独递增。技术内生化的引人，说明技术不再是外生的人类无法控制的东西，而是人类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投资的产物。

新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在经

济学理论界和各国经济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增长理论目前仍在继续发展，新的理论模型还在不断产生，一些严格的假设条件逐步被放宽，越来越多的新增长理论家开始将政策变量纳人新增长模型，一些学者则利用新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对各国经济增长作了经验分析，对于新增长理论的运用也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日渐成熟。

新增长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首先，填补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空白。新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的源泉由外生转化为内生，从理论上说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作了详细的分析，这些研究填补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空白。它将技术看作是经济系统的一个中心部分，是“内生”的，并且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投资又使技术进步更有价值，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长期恒定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其次，为经济持续的增长找到了源泉和动力。新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为经济持续的增长找到了掘泉和动力。古典增长理论学家大卫·李嘉图得出经济发展最终处于停滞的悲观结论。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增长理论都认为一旦没有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也将停止。新增长理论则认为，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人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总的规模收益递增，这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要素收益的递减或不变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

.32.第三，对于一些经济增长事实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例如，新增长理论证明了垄断竞争经济中均衡的存在，因为对新技术的垄断以

及由此带来的超额利润提供了投资和技术研究的动力。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有外溢效应，高人力资本的发达国家资本利用率高，从而这些国家的物质资本收益率与人力资本收益率也将较高，因此，当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时，资本和人才可能会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此外，国际贸易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但同时国际贸易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技术含量低的传统产品部门，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等等。

最后，对制定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新增长理论认为，市场力量的作用不足以利用社会可能达到的最大创新潜力，一部分创新潜力被浪费了。政府有责任、有理由进行干预，这样做的结果是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但是，政策制定者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周期上，忙于进行“微调”和寻求操纵“软着陆”的方法是不对的，因为支撑经济周期的是探索发现与创新过程。因此，政府应着力于能但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如支持教育，剌激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以及避免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等。

6.演化增长理论演化增长是指将增长视为经济演化过程，即在数量变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质量或结构性的变化，它是一种知识增长过程，即知识如何被创造和运用的过程。

因此，正如Metcalfe和Foster(2010）指出，对于演化增长理论而言，“财富如何通过知识来创造”或者“经济增长与知识增长的50

第三篇：(电子版)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知识

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与意义

世界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重大事件,诸如科技革命如火如茶飞速发展,以网络技术、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新一轮的全球技术革命对社会生产方式、生产组织方式活方式与交易模式等的影响日益彰显,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均尝试通过新技术革命重塑产业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创新能力与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确立或巩固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2)中国迅速崛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总量在2007年超过德国为世界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为世界第二,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和增长动力结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幻莫测,正在经历新的分化与重组,各种利益集团与新的组织互相角力,新的国际秩序和地缘竟争局面正在展开。(3)产业、资本、技术、贸易出现新的流向或动向,对发展主动权话语权的争夺更加激烈,尤其是高科技高端产业领域,一些国家纷纷出台了发展计划0。(4)国际市场和消费能力也在转型升级,趋向更高层次,一般产品和低附加值技术遭受打压或抑制,经济增长趋缓。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的根本途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重大的经济与产业的调整期或转换期,新旧动能的转换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对于中国而言,与过去30多年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需求特征条件、风险状况、竞争环境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中国将进入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长期保持中高速发展的“经济新常态”。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和变革,也将进一步倒逼中国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不同于以往高投资、高增长、高加工贸易出口的发展模式,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发展动能转换是我们面临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0美国启动“再工业化”战略,日本实行“产业复兴计划”,德国推出“工业4.0°战略,法国则顿布了“未来工业计划”

一、国际背景

(一)新一轮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给社会生产转型带来契机 1.新技术革命的内涵

从普遍共识来看,人类社会已经出现了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18世纪后半叶英国纺织机械化、出现工厂为标志,也有人认为是以蒸汽机或煤炭利用为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以20世纪初福特汽车公司大规模生产流水线诞生为标志,或者以电气化、石油、汽车为标志。前两次的工业革命都给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重大变革。新技术革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以数字化制造及新型材料应用为标志,但并未能得到一致的最终确认。从20世纪70年代起,每次重大技术创新或管理方式变革都被认为有可能引领新技术革命。最初,学界将20世纪50年代晚期美国公司向海外市场的拓展及其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认为是新技术革命的开端。随着电子产业发展,后来有学者将电子工业成本的下降,信息化、计算机的发展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作为新技术革命的发端信息技术在初期会降低生产率,提高收入差距,但在一段时期内,信息技术始终被认为是新技术革命发生的助推器

2011年里夫金(Rifkin,2011)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版,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另外,他全面分析了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互联网、绿色能源、3D打印技术等将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门。也有人指出工业革命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的革命,新技术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制造,其将带来制造业的巨大变革,终结大规模的流水线制造业,取而代之的是分散、个性化的经营模式,并且有可能出现反城市化浪潮,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有可能成为主流生活方式。

国内对新技术革命内涵的认识也存在些许差异。芮明杰(2012)认为新技术革命实质是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为代表,从而导致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这一过程不仅将推动批新兴产业诞生与发展以替代已有产业,还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最终使人类进入生态和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贾根良(2012)从经济史角度指出新技术是以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为主体,并融合信息技术革命(即第五次技术革命)重大成果的变革,其在新技术革命上不仅包括了里夫金的“新能源革命”和保罗·麦基里(PaulMakllie)以机器人和3D打印技术为核心的“制造业智能化革命”,而且也包括了新材料、纳米技术革命和生物电子等技术革命。黄群慧、贺俊(2013)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角度认为随着第三

次工业革命的加深,工业和制造业将会被重新定义,用来描述价值链经济特征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或“悲伤曲线”,制造业将再次向发达国家转移,这对依靠人口红利和廉价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后发国家非常不利,中国制造业要想在全球仍保持优势,必须调整发展策略,提升软实力。

2.新技术革命的典型特征当代技术革命有着不同于第一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特征,仅就技术自身而言,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

(1)技术科学化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是十分伟大的,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但是,同新技术革命相比它们无疑要逊色得多。当代技术革命,在表现形态上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出现了科学和技术一体化的过程。一方面,当代科学理论必须依靠一定的技术手段,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又必须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科学和技术融为一体。因此,当代技术革命的第一个特征是技术科学化。在电磁理论出现之前,技术的发展大致是遵循技术—理论—技术的循环路径。科学理论对技术肯定有着指导作用,不过,从总体上说,技术与科学又都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双方保持着相对分离的发展道路。自从电磁理论产生之后,技术发展中,除了技术—科学—技术的途径外,又增加了科学—技术—科学这一新型发展途径。例如,电子技术、无线电技术等等新技术都是科学理论的直接产物。也就是说,没有电磁理论、电子学理论,便不会有这些新技术。这一现象,在当代技术革命中更加突出。科学理论已经成了技术形成发展的直接原因。这样,在整个技术体系中传统技术的发展大致还在采用技术科学——技术的路子,但新型技术全部都是采用科学—技术—科学的路子并且这些新型技术已经在技术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说科学一技术—一科学的形式已经成为当代技术发展的主要模式。

(2)技术群体化(集成化)这一特征反映出新技术革命中技术体系中结构的某些变化。由于科学理论的高度抽象和综合,当代技术革命已经不仅要解决材料和能量中某一领域或者是一些技术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息及相关的问题。这样,在科学理论之间技术领域之间科技之间出现了多元化的关联性。因此,技术发展中的横向关联性、综合性、交叉性极为突出。这些特点明显地同第一次、第二次技术革命有别。例如,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中,重大的发明常常是单一技术成果。如1733-1738年呢绒工凯伊发明的“飞梭”,179年克伦普顿设计

的“mu"即骡机,都是单一的织布纺纱技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内燃机技术也基本上是单一的机械技术。但电力技术的出现便开始了技术群体的发轫,因为电力技术是电机技术、通讯技术、弱电技术等的集合。到了当代技术革命时代,由于技术体系内部各类技术之间的关联性日益加强,技术群体化已经成了一大待征。这首先表现在各类技术之间的关系上。这种关系表明在技术体系中的不同技术是相互包容、互为前提的。例如,没有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控制技术,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等全面自动化技术便不能实现。没有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就没有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半导体材料技术光制技术等的进步。其次,技术之间的相关性还表现在主导技术以及主导技术与相关技术的结合日益综合化,例如信息技术的综合化表明,它不但是电子学数理逻辑等科学理论的产物,而且还是横断科学理论的结晶,它不但包含有电子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而且还包含有“软件”技术、“硬件”技术等等;这种综合统一还表现在主导技术与相关技术的结合上,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是动力技术同机械技术相结合,而在新技术革命中,是机械技术、动力技术同电子技术相结合,形成一批自动化的技术群体。乔布斯发明的ipod、iphone及其苹果公司等产品就是技术集成化成果(3)技术智能化新技术革命更加深入,技术与科学相互作用更加紧密,出现了一体化趋势方面,电子计算机以微处理机与传统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机电一体化技术领域,技术智能化已经十分明显。机器已经不仅仅是代替人的工具,而且可以解决人脑控制的智能。另一方面,科技一体化,产生了“知识密集型技术”。这种技术创造性高、智力高、驱动性强,风险性也较大,其发展主要依赖于智力发展因此也有人称“高技术”,它能广泛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去。在这种新技术中,资金的因素已经退到了第二位,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有效信息。3.新一轮技术革命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1)新技术革命给生产带来的变化第一是生产方式变革。目前工业化国家普遍采用大规模大批量标准化生产方式,而新工业革命将产生以互联网为支撑的大规模定制智能化生产方式。这生产方式是由计算机控制的联网智能化制造设备通过互联网,在收到指令后,随时进行更快的感知、自我反应,计算判断、分析决策,进行操作上的变化,如此符合需要的个性化产品的大规模定制生产即成为可能。这种智能化生产方式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如德国大众汽车已经制定了一项全新的生产战略,即模块化横向矩阵,通过标准化某些部件参数,最终达到通过一条生产线生

产出市场所需的任何款型的汽车的目的。第二是制造模式变革。新一轮工业革命将导致制造业制造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从现在的削减式制造模式变为一次成型叠加式制造模式。所谓削减式制造模式,是先铸造零部件或产品毛胚,然后进行切削加工,最后形成零部件或产品。显然这个生产过程要浪费很多人工、能源与原材料等,还会造成碳排放等环境问题。而新一轮工业革命以3D打印机为代表的叠加式制造模式,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消费需求,同时由于其快速、一次成型,就地分销,大大降低了能源、原材料及运输成本等消耗。这种制造模式不仅涉及制造母机变革,还涉及原材料等方面的革命,可以说是划时代的重大革命。第三是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至今,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实际是“集中生产,全球分销”,即在某地建一工厂后,在全球购买原料并在此工厂集中大批量生产,再运输到全球销售的方式。这种生产组织方式适应大规模大批量的生产需要,但在全球运输成本急剧上升、低碳环保要求加大的今天,显然有很大的缺陷。新一轮工业革命条件下,与新生产方式、制造模式变革相匹配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已经形成,即“分散生产,就地销售,共享使用”,它只需要在有需求的地方开设3D打印店,根据需要进行及时的就地生产、销售。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可以大大降低流通环节的费用、能耗与碳排放等。这一生产组织方式现已在报刊出版产业得到了广泛使用。(2)新技术革命给生活带来的变化新技术革命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普遍变化。比如:低碳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将缓解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机器人和自动驾驶交通工具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广泛应用:增材制造将大规模应用,尤其是在高价值产品领域;可再生能源将替代传统矿物燃料能源;农业和资源技术的进步将为世界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带来保障等。对于大城市而言,新技术革命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快速的交通连接。新技术革命将助推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硬件措施)和交通需求管理(软件措施),提高区域整体的交通便利性和效率性,降低环境负荷二是积极老龄化的安心社会。大城市将树立起充满活力的老年人形象,它将随着新健康技术问世而成为一个人人都能安心生活的都市。三是绿色清洁的环境。生态和低碳技术的发展将有助于营建水绿环绕、共生共存的都市空间。四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随着新技术革命带来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变。新技术促进就业市场,增加残障人士的就业机会,通过改善地区间的关系来改善社会分配不均。五是更具活力的都市商业。

大城市依靠尖端技术驱动、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以建设具有强大基础设施条件的全球城市网络的金融商业中心。

(二)世界经济处于深度复苏调整期在寻求新的动能发力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随后伴随产生的欧美债务危机,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大事件。这场危机把世界经济由快速发展拉入了缓慢增长的调整期。这场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全球经济失衡、经济虚拟化和国际金融体系重大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充分暴露了既有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转折点,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和转型发展期,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交织,新旧动力转换难以无缝接续,经济步入弱复苏小周期。长期看,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轮长周期的下行阶段,在人口、技术创新和宏观政策等深层因素的制约下,供需两侧都受到明显抑制,将在较长时期呈现弱增长态势,总体风险偏于下行,虽然2017年以来世界经济有回暖趋势,但我们仍要看到所面临的风险。

1,世界经济处于长波周期调整途中的弱复苏小周期阶段从长波看,世界经济处于第五轮长周期下行阶段。在技术创新周期、信贷周期和制度变迁等因素交织作用下,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大体经历了五轮长周期,每轮周期50年左右(参见表1)。2006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第五轮周期从上升阶段(1902009年)到下行阶段的转折点,世界经济从危机前近6%的中高速增长转向衰退、萧条和曲折复苏。未来5-10年,人口加速老龄化、通用技术创新难有新突破以及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空间大幅收窄等因素将继续抑制消费、投资和供给,加之经济全球化面临新的结构性挑战、国际贸易仍将疲软,世界经济预计持续呈现弱增长态势,再次进入上行周期尚需时日。表1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长周期概况上升阶段下行阶段标志性技术和产业第一轮1795-18251825-1850蒸汽机、纺织业第二轮1850-18731873-1890钢铁、煤炭、铁路第三轮1890-19131913-1945电气、汽车、化学第四轮1945-19711971-190计算机、汽车、生物第五轮19020082006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业表2代表性通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时期(%)贡献率(%)蒸汽机(英国国)1780-18600.190.511840-18700.10.130.23)1870-18900.140.231839-18700.090.120.21铁铁

路路

(（美美

国国)1870-18900.240.210.561899-19190.070.340.41)1919-19290.750.230.981974-19900.270.40.68

电信

力息

(技

美术1990-19950.410.460.87(美国)0.77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rep2015)》,吴敬(2011)《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抉择》(增订版),上海远东出版社从短波看,世界经济步入弱复苏小周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大致历经了1983-1988年、1994-2000年和2002-2007年三轮上升小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触发了新周期的转折点。2009年世界经济陷人战后首次衰退,2010年反弹后一路走低至2015年的3.09%。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世界经济增速自2016年一直到2021年都将呈现持续走高态势。目前可将2010-2021年视为一个可预见的经济小周期,其中2010-2015年世界经济处于该周期的下行阶段,2016-2021年将处于该周期的上行阶段。与历次小周期上行阶段相比,2016-2021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仅为3.62%,低于1983-1988年的3.91%、1994-2000年的3.66%和2002-2007年的4.77%是历次经济复苏最弱的上行小周期。

2.新动力不足是世界经济弱复苏的主要原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凸显,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和转型发展期。

传统动力弱化,新动力尚在培育中,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渡期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世界经济在短中期都将呈现弱复苏态势传统动力弱化。

一是从供给面看,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减弱。信息技术扩散的边际效应递减,通用技术创新未有实质性突破。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带来的廉价劳动力空缺未能有效填补。全球直接投资规模大幅缩减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显著萎缩。全球化逐渐陷入低潮,多哈回合谈判历经15年仅在个别点上取得一些进展,未来在重大问题上很难有所突破。区域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但合作机制和贸易规则的区域化、碎片化会导致其在全球层面上相互冲突、彼此牵制,难以给全球贸易带来有力促进。

二是从需求面看,强力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传统“大三角”关系趋弱。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进口的拉动效应减弱,2002-2008年美国GDP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货物进口额增长3.5个百分点,而20112014年GDP增长1个百分点仅带动货物进口额增长1.8个百分点;与之相中国出口额持

续下降,2015年萎缩2.9%。东亚生产网络外需疲软及国内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导致全球对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速大幅放缓,而“页岩气革命”等大宗商品价格高峰期的新增投资逐渐形成产能,大宗商品供求关系转为宽松,全球原油供需差额由2010年的40万桶/日迅速回升至2015年的195万桶/日,价格大幅回落,对出口国经济增长形成明显制约。随着“大三角关系趋弱,危机前全球贸易量增幅显著高于全球经济增幅的态势发生逆转2012-2015年全球贸易量年均增长3.1%,低于全球经济年均增幅3.3%。未来看,这一外部需求关系变化仍将持续,一方面给主要制成品和资源产品出口国经济带来下行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对美欧等主要制成品进口国经济带来冲击,这种负反馈效应将弱化世界经济复苏力度。根据IMF预测2016-2021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年均增速仅为3.62%,远低于2002-2007年7.6%的年均增速,低迷的国际贸易反映出全球需求乏力,预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很快。新动力尚在培育期。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逐渐意识到“世界经济面临长期维持低增长的平庸时代的威胁(MF)”,主要通过加快推进结构性调整,来培育经济增长内生新动力。美国通过私人部门持续去杠杆、重振制造业、促进出口等加快调整过度依赖消费和负债、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发展方式。欧元区通过降低政府负债水平、金融监管一体化建设、容克投资计划等,努力解决高福利社会带来的创新不足、劳动力市场僵化、基础设施陈旧、欧元区经货联盟缺陷等结构性问题。日本安倍政府提出涵盖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企业部门、贸易、金融部门、工资政策等广泛内容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旨在激发市场活力,刺激私人消费和投资,推动经济实现振兴。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制定规划和战略着力解决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产业结构单一等结构性问题,如印度“莫迪新政”(2014年)、沙特阿拉伯“沙特视野2030”(2016年)等。中国也在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长期看,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并推动形成更平衡、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全球新供需格局,是支撑全球经济实现长期强劲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但新动力培育尚需时日,在新旧动力转换接续期间,财政紧缩、去杠杆、去产能优化产业结构、适度放缓工业化城镇化速度等结构性改革举措将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拉低全球经济增速。

(三)国际经济风险累积亟待转型破解尽管2017年世界经济出现回暖,但一

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仍是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隐患。

1.债务风险2017年全球债务率继续上升,债务风险的控制对世界各国仍是严峻挑战。OECD首席经济学家Mann表示,虽然曾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发出红色警报的债务指标目前并未达到2007年水平,但已非常接近。OECD称,企业债务的积累情况非常可怕。世界银行表达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和赤字不断增加的担忧。据统计,2016年年底,半数以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出2007年10个百分点以上,三成国家的财政平衡恶化,赤字占GDP的比重超出2007年5个百分点。2016年至2017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诸如土耳其、阿根廷、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重新迎来资本流入、本币升值、经济复苏、资产价格反弹等诸多利好,企业开始重新大量借入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旦货币政策收紧加速,这些国家可能再度面临本币贬值与资本外流的冲击。发达国家中,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2017年已经突破20万亿美元。特朗普税改如果得以推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CDP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要达到降低财政赤字和政府值务的日标,美国现在的经济增速远远不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目前欧洲五国、美国以及日本的公共债务水平已经突破警戒线。

2.发达经济体过激的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环境带来风险美国重启货币正常化进程已两年,2017年下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也相释放转变超宽松政策的信号。如果货币政策正常化速度超过预期,全球金融环境的收紧更为迅速、收紧幅度更大,将对较脆弱的经济体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在欧元区,债务高企的成员国的通胀和增长仍十分滞后。如果这些国家不能进行必要的财政整顿并实施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增长潜力,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就将面临风险。部分新兴市场的金融风险也可能因金融环境收紧而暴露出来,那些与美元挂钩、具有高杠杆和存在资产负债表错配的经济体可能遭受更大压力。世界经济呈现出经济发展温和与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之间的脱节。自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来,本轮美国股市的牛市已经历时八载有余,目前股价已经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3倍。“特朗普牛市”是2017年股市继续上扬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不过,一些分析人士已经认为,这其中存在泡沫。如果较高的全球风险偏好突然恶化,股市牛市将终结。随着美股市盈率接近历史高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担心美国股市未来由升转跌的风险。罗伯特·希物教授就指出,尽管他不知道本轮股市何时下跌,但一旦股市转

为下跌,其持续时间与下跌幅度都可能超出市场预期,不仅可能通过传染效应冲击其他国家资产价格,还可能通过负向财富效应影响美国的居民消费。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股市也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上涨。此外,全球房地产市场也面临过热风险。

3.在国际贸易领域,贸易保护主义仍是一大隐患2017年全球贸易增长逐渐回升至4%,虽然预计仍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带动全球增长加快。然而,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仍可能不利于全球贸易回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努力捍卫自身利益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难以减弱的个新因素。(2017年新兴经济体报告》揭示,一些国家为了自身短期利益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力度,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手。2009年至2017年,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高达1378项,居全球首位,平均每年出台153.1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2017年,全球新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最多的国家仍然为美国,新增143项。贸易保护主义短期内或对某个经济体有利,但对全球市场有害无益。因而贸易保护主义是缺乏全球贸易大局观的功利表现,十年危机周期也凸显,贸易保护主义延缓了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4.美国政府决策的不确定性仍是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固素特朗普所承诺的改革仍在进行过程中,不少政策尚未出台,对于已经被国会通过的税改措施,可能带来的财政、经济和社会影响仍待明确。美国放松金融监管也使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金融监管方面取得的进展出现倒退,这可能会降低资本和流动性缓冲或削弱监管的有效性,对全球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这些持续存在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损害市场信心和投资。如果没有鼓励商业投资的新措施,经济增长将从2019年开始放缓。5.政治、安全问题等非经济因素也可能是使经济增长脱轨的风险因素其他非经济因素方面,如地缘政治紧张、欧洲地区政治风险尚未消散、治理薄弱和腐败带来的风险、极端天气事件、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等都可能是使经济增长脱轨的风险因素。2015年以来,地缘政治危机的扩散效应更加明显,影响范围更加广泛,呈现出长期化、复杂化、僵持化态势。总体而言,当前地缘政治风险仍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中东欧以及亚太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多种因素相互叠加,将持续影响区域及各国政治和安全局势。世界经济论坛(WEF)在近日发布“2018全球风险报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互联网攻击、数据欺诈与窃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调整措施失败”将成为2018年全球前五大风险因素。与2017

年报告相比,2018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前五大风险因素中,有关环境与气候的问题占到三位。报告指出,接下来的年全球将可能面对强飓风影响、极端温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上涨等恶劣的环境问题

二、国内背景

(-)经济“新常态”要求回归理性发展2013年12月10日,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新常态”,所谓“新常态”是指一种新的但又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持续的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它包括宏观发展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需要确立的转型发展模式,以及因应这种环境和模式的目标体系与具体目标。“新常态”的“新所区别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来一直持续的高投资、高增长、高加工贸易出口的“三高”发展模式。

1.“新常态”下的发展环境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期”: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政策作用释放期。与过去30多年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需求特征、供给条件风险状况、竟争环境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新的变化和新的条件,决定了做好各项经济工作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新常态”背景下,国内经济环境面临九大发展趋势:(1)市场升级,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拉开档次的消费渐成主流;(2)投资升级,传统的高强度大规模投资模式让位于较为精准化的对功能设施及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模式的投资;(3)贸易转型,我国出口竞争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贸易巨额顺差局面正在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方向发展;(4)产业升级,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房地产业趋势性转弱,新兴产业、服务业加快发展,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5)要素提质,劳动力的数量及成本优势和引进技术引领创新的驱动力持续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人力资本质量和自主创新能力;(6)内涵提升,市场竞争过分依靠产能数量、价格比拼、政策倾斜、资源垄断的时代终结,培育个性化的创新型的有引领作用的市场需求,呼唤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产品研发机制和法制保障体系;(7)环境提升,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资源约束全面趋紧,人民群众生态需求日益迫切,需在绿色低碳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点;(8)监管提升,伴随经济增速下落,历史积累的各种隐性和结构性风险不断显露,政府必须加快职能转变和能力提升,加大预研预判和果断处置危机力度;(9)机制创新,以全面刺激投资来拉动消费的边际效

果不断递减,新消费、新需求应由市场来培育,政府如何创造环境、政策调控和适度干预将会不断有新的探索和尝试。

2.“新常态”下应对机制新常态的提出是符合经济规律、尊重经济规律的直接体现。后发国家追赶先行国家的过程中,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在经济起飞后,通常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与先行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但随着后发优势的逐步消减,在经历一个高增长阶段后,经济增速会明显回落。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的发展,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这一过程。对这个过程认识不清、处理不当,更严重的后果是可能落入一些新兴发展国家已经落人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央提出新常态判断,强调转变增长方式保持战略定力,不对经济阶段性下滑采取强刺激,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直接体现。因而,应对“新常态”,要全面深化改革催生新的社会动力;提高创新能力培育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产业结构调整催生要素节约、生态文明和新的消费;稳步“走出去”催生新的国际市场和需求、消化过剩产能,全面培育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累积的弊端问题亟待化解中国近40年的高增长总体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竟争和市场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并依靠出口的增长来支撑投资的增长和产业成长。这种高增长是在周期性经济波动中实现的。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下滑态势,2013年后下行趋势明显,呈现“L”型。在高增长的同时,不仅累积了一系列问题,而且面临着一系列新变化。支撑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在逐渐消失,而制约因素在不断生成和强化。

1.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 我国综合能源对外依存度从2005年到2015年有6.0%上升到16.3%,且至2012年起就始终维持在15%以上的水平。其中,原油依存度最为严重,从2005年39.5%上升到2015年69.69%。土地资源质量下降,土地超载导致土地沙化、土壤流失、土地盐渍化,造成土地生产减退。中国盐渍化土地约6万平方公里,占耕地总面积的7%,全国荒漠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8%,年增1万平方公里中国是三大酸雨区之一,三分之一国土受到酸雨危害。每年污水排放量400多亿吨排名世界第一,全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城市河道90%受到严重污染。目前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世界第二。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环

境成本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5%。在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偏低和粗放型增长的交互作用下,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显现。2.生产供应能力强与价值创造能力弱并存,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4.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目前有17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74种产品出口居世界第一。然而,低技术含量和低创新能力必然导致低附加价值。中国的R&D投人占CDP的比重为1.35%,而创新型国家在2%以上。在全球RAD授入中美国、欧盟和日本占86%。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9%,而创新型国家在70%以上。中国对外引进技术的依存度为549%,其中70%的数控机床、80%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依赖进口,而创新型国家在30%以下。创新型国家拥有的发明专利总数占世界的99%。仅占全球人口15%的富国几乎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技术创新成果,获得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所承担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并缺乏自主品牌。目前,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近60%,其中具有自主品牌的机电产品不足10%。即便如此,中国在低端制造领域仍然受到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竟争。

3.金融风险加大前所未有金融风险不断的汇聚主要两个原因:一是经济的微观基础比较脆弱,具体反应为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不高。二是对自己制度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例如信用风险不合理的评估与定价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套利机会、监管漏洞,甚至出现金融的乱象。正式上述原因造成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汇聚。微观基础比较薄弱的表现就是投资资本回报率低。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高歌猛进,但是企业的投资资本回报率(简称ROC)较低。该指标是衡量企业基本面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比其竟争对手有更高竞争力的指标例如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在1998-2015年的ROC平均值仅为3%。这也意味着这些公司1元的投资资本产生的税后利润为3分。对比美国在过去38年中用同样方式测算出来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平均值为1.6%,差异显著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两大驱动力,一个是投资率,另一个则是投资资本回报率。在中国投资效益不高或者是比较低的情况下想要实现很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依靠投资率。事实上,这几乎是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增长逻辑这种增长逻辑下的确可以实现一个很好的增长数字,比如说每年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9%或是6.7%,甚至可以得更高一些。但带来的后果是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金融系统风险不断汇聚。2017年,社会融资

总量约为19.4万亿元,而CDP增长量不到6万亿元。换言之,将近3元的融资拉动了1元的GDP.这也证实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应在减弱,意味着投资效率打了很大折扣,其背后的微观基础正是企业薄弱的投资资本回报率。关于制度基础设施的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制度设计短板等原因,我们目前仍无法对信用风险作出正确的评估。同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融资利差较民营企业低138个基点。这就是典型的定价失效,让价格调整资源配置的功效丧失。因此,金融风险在不断积累、汇集。为此,防范的重点在于提升企业的质量和投资资本收益率的同时,加大研发力度和能力并对金融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更长远来看,增加对制度基础设施的投资,共同合力才可以真正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汇聚,使得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始终处于健康良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另外,中国的体制转轨客观上已经给居民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包括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诸多方面。居民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缩减当前消费和增加储蓄。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而且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衡量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此后一直保持在0.4以上,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未得到有效抑制。这样,消费需求不足已不可避免,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限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

4.实体经济承受着不利的冲击没有实体经济的崛起,中国的经济一定不会有未来。只靠房地产金融支撑的经济是建立在沙土之上的,没有牢固的基础,必然会倒塌。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通过低廉的商品价格在全世界无往而不胜。中国制造的成本之所以这么低,除去劳动力价格因素外,最为关键的还是土地使用权分化。中国的土地使用权为耕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等。这就使得土地因为使用功能的不同而出现价格的差异。在一个城市中建厂房与建商场的价格相差很大,这就导致工业的土地成本被人为降低。而低地价加上低人工成本直接导致工业产品价格极具竞争力,这也是中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致胜法宝。

而随着近十年房价的飞涨,带动国内土地、房租、用工成本的不断攀升使中国制造业之前的优势消失殆尽。很多国内外知名企业都逐步将工厂搬至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地区,中国制造业陨落的清晰轨迹正逐步呈现。

首先,高房价带动土地租金和用工成本上升,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制

造业一定不堪堪承受。再者,高房价让很多企业家“脱实向虚”。最后,高房价将抑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创新企业都诞生在低房价时代高房价的城市是肯定没有创新土壤。比如在国外,微软最初诞生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后来才搬到西雅图;日本的优衣库诞生在山口县,离东京有四个多小时的车程。而在国内,如果当初杭州房价提高,肯定无法催生阿里巴巴快的打车、同花顺等创新性的互联网企业。我们反过头来看高房价的香港,不仅生金融泡沫,而且还使其实体经济投资环境恶化还有中国依靠出口的增长来支撑投资的增长和产业增长,对海外市场、技术和资本(其背后是技术和营销网络)依赖的增强。不仅可能固化中国产业体系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而且必然使整个经济暴露在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之下,承受着不利的外部冲击。这对中国处于组装加工环节的国际分工地位而言是出口深度下滑的反映。

(三)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需要转型升级疏解

第一,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降。2017年1-8月我国民间投资增速降至6.4%,若从单月看,8月份同比增速降至3.0%。中国此轮民间投资增速,经历了从2016年初至今先降后升再降的过程。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60%多,其增速下降,带动投资增速由升转降。这一变化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稳投资过程的复杂性。2012年以来,稳投资的重点集中在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稳定房地产投资。当这两个方面见到成效以后,就认为投资增长可以企稳回升了,因此对投资增速回升态势,出现了偏乐观的判断。民间投资的回落,提醒我们需要全面认识投资增长由落转稳的过程。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稳不住,投资增速仍可能下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会加大

第二,外贸出口负增长格局预计难以改变。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近期英国脱欧,恐怖袭击增多,地缘政治问题有所增加,预计世界经济仍将是不稳定的弱复苏态势。再考虑到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等因素,我国出口低迷的态势预计难有大的改观

第三,居民收入增速略低于GDP增速,保民生、稳消费的任务仍然繁重。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长的情况对消费有重要影响。考虑到困难地区和重点行业去产能、调结构、转方式仍面对较多困难,需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如关停并转),局部就业稳定、居民收入稳定的任务还相当繁重。因此,总体看,中国经济下行压

力仍然存在。

三、中国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性与意义

总书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强调指出,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牵住创新这个”牛鼻子”,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受全球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双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因素消退与新兴力量成长并行。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了大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重要机遇。

(一)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是要素配置方式的变革与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各国经济正在由衰退逐步走向复苏,中国经济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重塑经济发展新动能,是中国开启经济发展新方位、对全球经济作出新贡献的关键。

中国经济阶段转换存在工业化逐步钝化、出口带动占比越来越低、人口红利降低、城市化率趋缓、居民收入已经进入中高端上沿、生产率开始出现下降的状况,经济仍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稳增长面临严峻挑战,亟须提高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切换效率,让新动能尽快释放出强劲的动力,让经济阵痛期变得更短些。稳增长、调结构、提质增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化解矛盾风险等成为当前经齐建设工作的主要任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新动能不断增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有效弥补了传统动能减弱带来的对经济的影响和冲击,确保了国民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新动能已彰显力量,推动经济平稳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2013-2017年,GDP年均增长7.1%,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7年,GDP总量达到82.7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5%左右。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新动能持续发力功，不可没。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涌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三新”

经济活动层出不穷,新动能不断增强。虽然目前“三新”经济增加值的比重还比较低,但发展势头旺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动能减弱带来的影响,对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稳增长的同时,新动能还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工业高技术产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推动工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发展。2013-2017年,工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7%,高于全部工业年均增速5.1个百分点2015-2017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5%,高于同期全部工业年均增速4.4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增长,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2015-2017年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4.8%,高于同期规模以上服务业管业收入年均增速3.5个百分点。网上交易爆发式增长,激发了国内市场活力和消费需求。2015-2017年,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速超过30%,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约20个百分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产业结构逐步优升级,服务业撑起国民经济半壁江山。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6%,比2012年提高了6.3个百分点。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132017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4.6%、42.6%和52.8%,第三产业的年均贡献率比第二产业高10.2个百分点。新动能推动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加快改造,高耗能行业产能有序缩减。2013-2017年,六大高耗能行业年均增速为6.4%,比全部工业低0.2个百分点。2017年,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7.0%,比2013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新动能推动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全方位渗透,与互联网融合的服务业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带动邮政快递业高速增长,分享经济带动交通出行、房屋住宿、金融、餐饮、物流、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多个服务业领域新型发展,使得新动能主要来自服务业。”2016年,在“三新”经济增加值中,三新“服务业增加值占52%。受此影响,有关服务行业比重不断提高。推动需求结构升级。近年来,我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13-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年均达56.2%,资本形成总额的年均贡献率为43.8%,近5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年均贡献率几乎为零。消费贡献率持续保持较高水平,与新动能推动消费升级换代密不可分。新动能推动创造新型消费供给。2016年,“三新”经济中新型生活性服务活动增加值占全部“三新”经济增加值的比重约为72%,比2015年有明显提高。新动能推动居民消费的品质不

断改善。网上零售、视频直播、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订餐洗衣等020服务让消费者的各种需求足不出户即可得到满足。面网络约车、共享单车、共享住宿、移动支付等新服务模式,也让人们的出行、旅游、休闲娱乐变得更加精彩便利。文化娱乐、教育培训、健康养生类消费升温,服务型消费渐成热点

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投资结构也在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投资、装备制造投资、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特别是民生相关领域投资快速增长。2013-2016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14.8%,装备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13.4%,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年均增长29.7%,教育领域投资年均增长19.2%,都大大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

(二)动能转换能克服“新常态”下成本、资源、环境和市场等诸方面面临的约束与短缺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而这种成就的取得主要源于发挥了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也由此形成了不少领域大而不强、大面不优。在新形势下,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方式已不可持续,同时,这种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社会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战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国防安全等风险压力不断增加,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保障国家安全。因此,我国发展正面临着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

创新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举措。通过创新可以推动我国形成国际竟争新优势、增强发展的长期动力,促进旧动能的转换。与低成本优势相比,技术创新具有不易模仿、附加值高等突出特点,由此建立的创新优势持续时间长、竞争力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换,可以为我国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同时,科技创新具有乘数效应,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可以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过渡,并通过加快产业技术创新,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既可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也可以改变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

目前,全球信息、能源、材料及制造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新材料、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催生了一系列新产品、新工艺、新能源、新交通与通讯工具、新产业,推动了智能制造、个性定制、协同生产等新型生产方式的发展,揭示了资源和环境约束趋紧、传统投入要素成本上升情况下产业转型和企业战略调整的方向,展了以科技化、全球化、互联化、绿色化、定制化和利基产业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轮廓。面对此形势,美国推出“制造业回归”战略,德国推出“工业4.0”战略,日本加速更新制造模式,其目的都是期望抢占未来制造业的主导权。日前,我国在重大工程、基础研究和新科技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创新成果这对于我国加快培育新动能,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工业化进程,对于提升我国的产业和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动能结构转换为依托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这些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悖的现象表明当前我国出现的问题既非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缓,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这些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的问题,供给侧矛盾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因此,必须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来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才能有效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风险,这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在处理好”要有产品与服务满足消费“的需求侧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一尤其是“制度供给怎

样优化”,是借助制度动力、创新动力和结构调整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三大新引擎,从要素结构、供给者结构、产业结构着手重点推动经济发展,是围绕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需求,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创新为依托,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优化供给结构的动力源泉,是提高供给质量的根本保证。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推动力,只有创新才能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新兴产业的培育,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只有创新才能有效推动中国制造2025目标的实现,并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只有创新才能促进劳动分工并改变劳动力就业结构,改变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技术创新才能造就优秀品质,促进产品质量提升,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的消费需求。总之,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与创新,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不竭动力。

(四)实现动能转换、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选择

我国经济发展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转变的重要时期,加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按照世界银行的报告,当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竟争,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高杰(2012)在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其总结为:一是只注重增长速度和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从而导致社会建设滑后;

二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失败;三是社会流动性不足;四是依靠资本投资驱动经济的发展模式的缺陷;五是过于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六是内需不足、出口增长乏力的需求不足。张德荣(2013)将其原因总结为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阻碍经济的发展、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一个国家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城市化进程会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结构的制约等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力不够,从而难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难以有创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由此使有效投资的机会不足,而制度创新不足更使市场化竞争严重迟缓,导致稀缺的资源不受市场控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加之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需求不足等系统性问题呈现出来,最终使得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阴”,周文和孙懿(2012)强调体制改革、结构转变以及发展方式转型:陈昌兵和张平(2016)认为只要转变增长方式,保持知识部门平稳增长就会顺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阴”;丁一兵等(2014)认为融资约束是制约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造成“中等收人陷阱”的重要因素,因此主张放松金业外部融资约束,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韩师光和李建柱(2013)对日韩跨越中等收入陷阴的做法的研究表明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先发展教育提供充足的优质人力资源、加强公共服务建设、保障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性,并提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的路径选择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并优化经济结构,以及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内需,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总之,中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只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实地推进经济发展,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更加充分地激发创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就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国家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成了首要的发展理念。只要以创新增强发展动能,推进结构性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抓手实现发展动力转化、结构优化,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研”,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第二部分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基础动能转换原理与经济增长理

论

(-)新动能的内涵

1.“新旧动能”概念进入政策层面“新旧动能”概念的提出到内涵丰富,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

2015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召开的政府工作会议上对当时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初步判断:“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新旧动能开始正式出现在国家领导人讲话中。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三处提及“新旧动能”,强调做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指出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新旧动能选代更替”的过程,并对国内经济形势作出了初步判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进一步显现,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换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2017年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是我国培育新动能加速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第一份文件。

2017年3月6日“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山东发展得益于动能转换,希望山东在国家发展中继续挑大梁,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继续打头阵。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处提到“新旧动能转换”,并提出做好2017年政府工作要“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并提出”双创”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

2017年4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发展新动能座谈会上强调,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必须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这种转换既来自“无中生有”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也来自“有中出新”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

2.新旧动能的含义什么是旧动能?要想明白什么是新动能,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旧动能,所谓旧动能,是指传统产业,包括采用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它不仅涉及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还更宽泛地覆盖利用传统经营模式经营的第二、三产业。旧动能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需求侧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旧动能在传统经学特别是凯恩斯经济学里面有系统的阐述,大家也都很熟悉。过去多年来,中经济主要依靠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拉动增长,尤其是投资。现在这“三驾马车都遇到了新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尤其是大规模的要素的粗放投入,这包括劳动投入、资本投入、资源能源投入以及环境方面的投人。这种粗放投入现在看来也是比较旧的动能

第三个方面是GDP导向的考核制度。包括我们长期以来以CDP、工业增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指标为主的一套干部考核体系。通过这样一套考核体系来引导GDP或者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也是旧动能

所以,我们把旧动能概括为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大规模的要素投入、CDP导向的考核制度等三方面。

那么,什么是新动能?与旧动能相对应,我们要寻找新动能。所谓新动能是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都属于新动能。

具体而言,新旧动能转换有三层含义:一是通过新动能的增量来对冲传统动能的减弱,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通过大众创业方众创新、“互联网+”等创造出新业态、新模式来改造传统动能;三是通过新动创造的“战略纵深”为传统动能升级赢得空间。通过新旧动能转换的提出和荐,从而改善共给侧与需求侧的矛盾,或者说通过新变革创造更多的需求,来提升经济。

新动能与旧动能主要的区别就是,新动能通过创新驱动,提高效率拉动经增长,旧动能主要通过要素投入、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所以新动能与传统的旧动能有显著的不同。

对于新动能,也可以根据生产函数的理论来分析。生产函数左边是GDP成者是产量,等于右边前面一个系数(全要素生产率)乘以各种要素投入量;要素投入就是原有的旧动能,而新动能则存在于全要素生产率里面。全要素生产率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可以把它们概括为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制度变革包括改革等;结构优化包括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化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23

知识增长等。这“三大发动机”大致对应着新一届领导所强调的改革、转型、创新三方面。这也就是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三个方面。

再有,什么是新旧动能转换?顾名思义,新旧动能转换就是要逐步减少旧动能、增加新动能,甚至用新动能替换旧动能。但是严格说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仅仅有新动能也是不够的,旧动能不可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更准确的说法是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也就是说,旧动能还要发挥一定作用,只不过是不能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今后,我们要更多发挥新动能的作用,提高新动能在整个动力结构体系中的比重,更多地依靠新动能来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新动能和旧动能是相对而言的。以第二产业这个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战场为例,新旧动能的区别显著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能源利用上讲,旧动能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粗放利用为主导,新动能是以矿物能源的精细化利用或风能、太阳能、核能等物理能源为主导;二是从原材料上讲,旧动能是以对矿物原材料一次性利用为主导,新动能是以对原子设计、分子制造的新材料以及深层循环利用为主导;三是从生产工艺上讲,旧动能是以机械化为主导,新动能是以高度网络化、人工智能化为主导;四是从生产模式上讲旧动能是“资源一产品一废物”的单向生产方式,新动能是“资源一产品一废物一再生资源一再生产品”的深层次循环式生产方式;五是从资源约束上讲,旧动能是资源匮乏性生产,新动能则由于能源物理化、原材料元素化以及深层循环化生产,所以极大地增加了资源约束弹性;六是从生产性服务业上讲,新动能的生产过程包含了更多的服务业因素。

当然,新动能与旧动能是相对的、是动态发展的,旧动能经过升级改造可以变成新动能,新动能随着时代发展、技术革新也会衰落成旧动能。这就要求我们时刻要以发展的眼光审视新旧动能转换,在改造升级传统动能时注意发掘其中蕴藏的新的生命力,在培育发展新动能时及时根据技术前沿调整方向。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将进一步打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资源、环境、市场的新空间,将克服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市场饱和形成的工业危机,从而把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升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

3.新旧动能概念的外延新旧动能”自2015年开始出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讲话和文件中以来,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新旧动能”作为政府官方用语，24

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在发展中深入理解

(1)发展“新经济”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措施。在不同时期,“新经济”有不同的内涵,当前新经济主要是指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新经济形态。而“新动能”的内涵更加广泛,需求端(例如:消费能力提升)和供给端(例如: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或新产业形态)都能成为经济发展的能”。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出现“新经济”,并将“新经济”和“新动能”联系在一起。报告指出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技术进步,一种新的产业形态或模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2)“旧动能”可转换为“新动能”。如果将“新动能”对应“新经济旧动能”应该对应传统产业和传统经济模式,既包括“两高一剩”产业,也包括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下降的对外贸易。对于“旧动能”,实行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发展效率和质量,可转换为“新动能”。

(3)“新旧动能”是“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中国经济进人了新常态,主要特征就是:经济由过去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由过去30多年的平均增速10%下降到如今的7%左右。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消费和服务业取代投资、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和重要性日益提高,但是传统产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旧动能”共同构成新常态背景下支撑经济增长的力量。

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研究集结了众多流派和观点,也因所处阶段的不同而形成了阶段性结论,按照思想史的一贯发展脉络,经济增长主要呈现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也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增长理论)等。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谈及经济增长,人们普遍认为是从 solow所代表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开始,但他自己也坦言,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在他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有所研究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理论更关注于增长和发展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学,而当代经济学发展也越来越承认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从增长论的角度及对当代的影响看,这三人对

经济增长均有着重要的思想贡献,这些思想一直是现代增长理论的思想源泉。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认为增长论与劳动论是紧密相关的,增长取决于生产性劳动的生产率以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比例,这意味着劳动参与率的不断优化促进了专业化和分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资本积累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资本积累可以使得资本存量扩大,与之相联系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资本积累往往与专业化和分工相联系,从而借助于分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与斯密全力强调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反,李嘉图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对立面—一经济停滞,他试图从收入分配理论出发,以边际生产递减原理来论证经济增长会由于收益递减而趋于停止。也就是说,李嘉图看到了由于土地质量下降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因而他更加关注有限产出下的收入分配问题

马尔萨斯(1798)则将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相联系,他认为,按照人口不加限制地增长,会呈现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以快于算术级数的速度增加。因此,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经常的趋势,从而以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

2.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经济增长”的用语,但其理论著作中蕴藏着其对经济增长的思考

其一,马克思在论著中关于劳动生产力变动的分析,可以认为是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他认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劳动者素质、科学技术、企业组织形式、规模经济以及自然资源等五个经济增长因素决定的。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土地和其他自然条件影响自然生产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在工业化初级阶段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不断地积累资本,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扩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

其二,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来看,劳动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性质;而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则分析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正是因为马克思卓越的开拓性研究,西方经济学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又开始沿着马克思所探索的领域向前走

其三,马克思不仅在许多场合论述了分工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意义,还特别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论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又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造成的后果有两个:一是财富的积累,二是贫困的积累。第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对资本家而言表现为绝对剩余价值再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再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表现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方法的改善

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实践是分析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他得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论述对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方式转变有直接指导意义。

3.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一环,兼具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点,因此被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基本思想认为,在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假定为外生不变参数的资本产出率,可以通过资本和劳动的相互替代而加以调整;而资本和劳动的相互替代和资本劳动比率,又是随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变动的,因而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哈罗德所说的充分就业均衡增长

新古典经济学最主要的理论成果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索洛方程,经济增长通常被定义为产量的增加,产量既可以表示经济总量,也可以表示人均产量。Y=A·F(K,L)=K°(A)<1-)2=(今)=y=k=(4)s*f(k)=(6+n+g)·k其中,K一资本,L-劳动,A一技术,S-资本折旧率,k-人均资本,s-储蓄率,n-人口增长率,y-有效劳动之上的CDP。

索洛汲取了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优点,又摒弃了后者那些令人疑感的假设条件,因为他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要以产出增长率(Gw)和自然增长率(Cm)的长期平衡为前提假设,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不能取代资本,生产中的劳动力与资本比例是相对固定的,但在现实经济中这种比例很容易被打破,由于它过于

强调资本与产量的比率不变,导致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条件很难实现、并且模型过于强调资本形成的作用,而忽视了劳动投人、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基于此种分析,索洛建立了一种没有固定生产比例假设的长期增长模型。

作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开创者,索在构造他的长期增长模型过程中,不仅保留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主要特征(如齐次资本函数、比例储蓄函数以及既定的劳动力增长率),而且还在理论模型的现实性方面有新的突破,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假设基础上,得出了经济稳态增长的结论,对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是个重大改进,面且也与许多经济数据相吻合,对后续的经济增长因素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经济增长因素理论

经济增长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正确地把握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于把握经济增长规律、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研究领域。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索洛率先试图估计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美国的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之后,丹尼森、库兹涅茨等人又进一步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分析。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人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关于生产要素投入量,丹尼森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的结果,土地是不变的,其他两个是可变的。关于要素生产率,丹尼森把它看成是产量和投入量之比。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具体而言,丹尼森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六个,即劳动、资本存量的规模、%资源的配置状况、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和其他影响单位产量投入的因素。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库益涅茨,将一国的经济增长定义为“不断扩大的供应人民所需各种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长期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先进技术为基础,并按先进技术的要求进行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他认为,这个定义中的三句话都很重要,商品供应的持续增加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是应用现代化技术取得的。但技术要得到有效和充分的利用,就必须进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除此之外,库益涅茨还强调了知识存量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当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存量被利用的时候，28

它们就成为高增长和迅速结构变动的源泉。库涅茨利用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描述和分析了一百多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特点,以及各种变量的变化趋势和相互关系,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在西方济学界影响深远。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只提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若干因素但没有对各个因素进行数量方面的具体分析。丹尼森、库兹涅茨所研究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影响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具体化和数量化,是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极大丰富与发展。此外,丹尼森和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并把这一理论具体化,加入了创造性分析,从而大大发展和丰富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当然,丹尼森和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因素所做的分析,只是在这一领域作出的初步的探索,这一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如经济增长因素分类的细化、余值法估算技术进步的局限性,以及对经济增长各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等,还没有进一步地展开和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5.新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从产生以来,经历了一条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和问题的兴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潮流。新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全力解决经济科学中一个重要且令人困惑的主题:增长的根本原因。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这一融合的显著特点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这一理论自1980年代产生以来,迅速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对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

(1)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的内生增长观点以 Romer.P、lacas.R、Stokey.N和 Young, Alwyn等人为代表,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因为知识和人力资源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投入要素方面它是投资的副产品,即每一个厂商

的资本增加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的相应提高;另一方面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即一个厂商的新资本积累对其他厂商的资本生产率有贡献。这意味着,每一个厂商的知识水平是与整个经济中的边干边学,进而与全行业积累的总投资成比例的。通过这种知识外溢的作用,资本的边际产出率会持久地高于贴现率,使生产出现递增收益。也就是说,任一给定厂商的生产力是全行业积累的总投资的递增函数,随着投资和生产的进行,新知识将被发现,并由此形成递增收益。因此,通过产生正的外在效应的投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增长就可以持续

(2)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内生增长观点以 Baumgardner.J, borland.J和杨小凯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对亚当·斯密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劳动分工不仅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那样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且主要受协调成本(Coordination Cost)以及可获得一般知识的数量的限制,并且分工的扩展与知识的积累相互作用。如果参与分工的人数在协调分工的成本函数的弹性与其在生产函数中的产出弹性之间的相对差异小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那么,均衡的增长率将大于零,即增长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

(3)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观点以 Romer.P、Helpman.E和 Howitt.P等人为代表,强调发展研究是经济刺激的产物,即有意识的发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大量的创新和发明正是厂商为追求利润极大化而有意识投资的产物。由于这一研究与开发产生的知识必定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因此开发者拥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力量。可见,创新需要垄断利润的存在,因此,这种经济不是完全竟争的,它需要某种垄断力。但是,发明者的垄断地位具有暂时的性质,在新的创新出现时,它就会被取代并丧失其垄断利润。正是这种对垄断利润的追求,以及垄断利润的暂时性质,使得创新不断继续,从而,经济就进人持续的长期增长中。

(4)线性技术的内生增长观点以Rbdo.S和Bam.R等人为代表,其显著特点是生产函数的线性技术(或称凸性技术 eonvextechnology),产出是资本存量的函数。与新古典模式不同的是,这里的资本是广义概念的资本,它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即两者的复合。它们在生产中未被完全替代,因而虽然每一种投入具有递减收益,但两种资本在一起就具有不变规模收益。从而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产出同比例地增加,导致长期增长成为可能。这一研究思路的另一特点是对

政府政策的分析,提出政府服务是与私人投入一样的生产性支出,是“增长的催化剂”(catalystof growth),政府的活动被完全内生化。同时,政府政策效应一增长效应还是水平效应——取决于各种政策的配套,具有复杂性,由此评估政策效应必须“面面俱到”(look at everything)(5)开放经济中的内生增长观点以 Romer.P, Grossman.、Helpman.E和 Krugman.RP等人为代表,他们受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新贸易理论”的启发,把内生创新的模式扩展到国际的商品、资本、思想流动。这一研究强调政府贸易政策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影响,即政府政策对技术投资结构产生的作用,将会使世界经济的增长状况呈现相应的变化。同时由于知识外溢的作用,在开放型经济中,国际贸易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并形成静态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效应和动态意义上的资本积累效应。结合比较优势理论的论述,只要贸易能够增加资本的回报率资本积累就会产生,进而导致一国生产函数的扩张,并且偶然的主要技术变化的作用可能会导致后进国家的“蛙跳”式增长,实现赶超。

新增长理论最重要的突破是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中,提出要素收益递增假定,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增长,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在长期内可以单独递增。技术内生化的引入,说明技术不再是外生的人类无法控制的东西,而是人类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投资的产物。新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在经济学理论界和各国经济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增长理论目前仍在继续发展,新的理论模型还在不断产生,一些严格的假设条件逐步被放宽,越来越多的新增长理论家开始将政策变量纳入新增长模型,一些学者则利用新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对各国经济增长作了经验分析,对于新增长理论的运用也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日渐成熟

新增长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首先,填补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空白。新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的源泉由外生转化为内生,从理论上说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作了详细的分析,这些研究填补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空白。它将技术看作是经济系统的一个中心部分,是“内生”的,并且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投资又使技术进步更有价值,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长期恒定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其次,为经济持续的增长找到了源泉和动力。新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为经济持续的增长找到了源泉和动力。古典增长理论学家大卫·李嘉图得出经济发展最终处于停滑的悲观结论。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增长理论都认为一旦没有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也将停止。新增长理论则认为,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总的规模收益递增,这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要素收益的递减或不变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

第三,对于一些经济增长事实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例如,新增长理论证明了垄断克争经济中均衡的存在,因为对新技术的垄断以及由此带来的超额利润提供了投资和技术研究的动力。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有外溢效应,高人力资本的发达国家资本利用率高,从而这些国家的物质资本收益率与人力资本收益率也将较高因此,当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时,资本和人才可能会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此外,国际贸易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但同时国际贸易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技术含量低的传统产品部门,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等等。

最后,对制定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新增长理论认为,市场力量的作用不足以利用社会可能达到的最大创新潜力,一部分创新潜力被浪费了。政府有责任、有理由进行干预,这样做的结果是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但是,政策制定者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周期上,忙于进行“微调”和寻求操纵“软着陆”的方法是不对的,因为支撑经济周期的是探索发现与创新过程。因此,政府应着力于能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如支持教育,刺激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以及避免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等

6.演化增长理论

演化增长是指将增长视为经济演化过程,即在数量变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质量或结构性的变化,它是一种知识增长过程,即知识如何被创造和运用的过程。此,正如 Metcalfe和 Foster(2010)指出,对于演化增长理论而言,“财富如何通过知识来创造”或者“经济增长与知识增长的互动关系”是其重要的研究主题。经济增长不仅仅表现在要素积累或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还涉及整个资源配置模式

(包括生产模式、交易模式和消费模式等)的变化,它最终体现为一个经济体能够满足人们各种不断变化和增长的需求的能力的提升。

演化增长理论从三个不同时期,站在不同起点上开始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演化增长理论:有的强调技术变迁,有的强调制度变迁,最新进展则强调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

第一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从技术变迁来研究经济增长

演化增长模型最早是由Ncon和 Winter(1982)创建的。他们的模型反映了产出、投人等要素随着时间演化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其基本原理是:假设在个竟争性市场环境下,存在许多厂商,每一厂商都使用一定资本存量和技术,生产仅有两个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厂商充分利用资本,资本的增长是内生的。市场上存在不同技术,技术是里昂惕夫类型的。企业搜寻最赢利的技术,并把不利技术驱出市场。企业对技术的搜寻是一个马尔可夫过程。模型的长期动态曲两个搜寻的随机过程决定。第一个过程产生新奇性成发明作为暂时的私人知识,第二个过程中私人知识扩散到其他厂商,并最终变成公共信息,通过这些过程,厂商发现它比现有技术更赢利,并立即无成本地改变其资本去利用。在Nn和 Winter先丽性工作的基础之上, Dosi Silverberg.Verhagen,Fado等人从微观和宏观经济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演化增长模型。演化增长的微观经济模型主要有四种: Chiaromonte和Doi(1993),Dom等(1994), silverberg和venp(194,196), Apolo和Do(2002);演化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也主要有四种:Conlisk(1989), Met.calle(1988).Verspagen(1993), Silverberg in Ichnen(19931996).Neom(1995)Silverberg和 Verspagen(2003)对这些模型作了详细的评述。这些新发展的演化模型都传承了 Nelson Winter模型的思想:强调了经济增长中技术变迁的作用;在模仿者方程的基础上模拟选择过程,选择过程持续地变更技术,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尽管这些新发展的理论模型立足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但仍然具有四个共同的观点:(1)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一个演化的过程,而非新古典主义所说是向平稳状态增长路径的收敛过程。因为资本主义的转化涉及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因素如科学、技术与制度的相互作用。(2)与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类似,都赞同技术是形成经济增长以及增长率变动的关键因素。但演化增长理论的特殊性在于用技术变迁解释了增长率变化的趋势。为此,演化增长理论作了两点强调:一是区别激进创新

与增量创新,二是区别创新与模仿。(3)关于激进创新和增量创新的作用,这些演化增长模型都赞同激进创新和增量创新在经济变迁中的作用,激进创新常常开启新的经济活动的可能,创造新的产业,或者毁现存产业,增量创新是这些产业背后的驱动力。经济增长过程的特征是结构变革,解释新产业的增长和老产业的衰退是演化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4)关于经济选择和克争。演化模型都把竞争看成一个重要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长期趋势。选择的动态过程形成了经济增长。据此观点,分析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市场份额的变化需要采纳群体动态的观点。

第二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强调技术变迁的演化增长理论能够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这种理论所具有的魅力。但是,为什么同样受到工业革命影响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增长却有差异?经济史学家在对此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强调制度变迁的演化增长理论,其代表人物是Dou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制度变迁的演化角度开辟了演化增长理论研究的另一条途径Nomh认为,经济增长理论忽略制度的作用是导致其缺乏解释力的关键。在新古典理论以及演化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含有两个错误的假设:一是制度不起作用;二是时间不起作用。因此,这两者对“为什么经济走上持久的繁荣之路,或处于持续的停滞状态?”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Noth把演化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以及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考虑。由于经济增长存在制度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持续的繁荣,出现持续的贫困也是可能的。这将取决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当经济进入一种好的市场机制时,由于经济的外部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等形成有力的反馈机制,强化了这一轨迹,最终把经济引向长期繁荣;相反,如果进入一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经济将在这条路径上滑下去,陷入长期混乱与萧条。影响经济绩效的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特点的混合体,它们都处于不断的演化中,随着时间变化而显示不同的绩效。据此, North提出,政治制度对经济绩效有着极大影响,将西方成功的市场经济的各种正式的政治和经济规则转接到第三世界和东欧的经济上,并不是取得良好经济成效的充分条件。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改变了新古典主义忽视制度的作用,在理论上具有进步意义。在实践上,对于处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国家,进行制度创新,避免陷于不良制度陷阱的路径依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过分强调制度重于技术,而忽视经济变迁的全过程中制度、技术和人口统计之间存

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没有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把各个要素的演化都整合起来。这是它的缺陷所在。

第三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演化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论及何种因素促进经济增长时,都有不同的兴趣点。前者主要关注技术进步的过程,后者则定位于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两大学派相互之间很少交换思想,以致各自都具有定的局限。Nelson等人试图从新的角度统一这两种理论。他们提出技术与制度应该被理解为协同演化,这种协同演化应该被看作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而不应该被看作各自独立发展。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Douglass North最近也采取了一种演化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形成和变迁。两个学派之所以能够相互靠近,主张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变,究其原因在于: 第一,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在形式上是同源的。两学派的行为假设都认为,人的行为和相互关系需要被理解为行为和思想共有的习惯的结果。人们在面临复杂环境时,具有“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拒绝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

第二,对技术、制度等研究对象的共同关注。现代演化理论主要关住“技术”。对他们面言,一个国家的技术竞争能力是约束生产率的基本要素,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现在出现了新的倾向,一方面,演化经济学逐渐把“制度”看成由社会、技术变迁本身铸造的技术。不过他们还未能把制度纳入正式分析之中。另一方面,虽然制度经济学家明显倾向于制度,他们也承认国家制度对于运用提升技术能力的影响是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的主要方式。但是,迄今为止,制度学家还没有把技术和技术变迁明确地包括在制度分析中。

第三,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在理论上已经可行, Nelson等人已经找到一个恰当的概念使之作为两大理论的连接点。其中,“惯例”可以作为一个联合的概念。虽然许多演化经济学家把“物质”技术作为惯例,然而, Nelson认为,惯例这概念更适合于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化。如果把制度界定为广泛运用的“社会”技术,那么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演化理论的一个成分就是自然的了。Sampat和 Nelson提出形成惯例的项目通常涉及两个不同方面,他们称之为“物质技术和

“社会技术”。对于后者,许多学者称之为“制度”,如Narh称之为“游戏规则”,威廉姆森称之为“治理模式”。把制度作为社会技术可更好地与增长的演化理论相协调。强调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物质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持续地起着领导性作用。社会技术的作用在于它确保物质技术的执行和发展。另一方面,没有适当的制度,驱动经济增长的物质技术将不能以它们应有的方式出现,取得应有的效力。当前的协同演化理论还很不成熟,如何以个“正规的”或者“准正规的”模型表述这一协同演化的过程,则有待探索。

以上分析说明影响演化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不同的因素随时间的变化而演化变迁,在某一时期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另一时间可能会变得很不重要,并会为其他因素所代替。这是演化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方面。另外,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演化增长也有很大作用。Faerie(1989, Freeman和Sete(1987),Doi, Pavitt和Sote(1990)等人认为,解释经济增长时,很难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作出有益的区别,任何模型都不能仅限于某一因素的狭险视野中,强调单一的因素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因素是不合理的。总之,演化增长理论还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按笔者看来,一定要结合具体情况,考虑技术与制度的具体协同演化规律这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既要强调技术创新,建立国家创新系统,同时又要不失时机地推进产权制度、政治制度等制度创新,使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根据不同情况相互搭配,协同作用,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三)制度变动与经济增长理论

前面所提及的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进行了研究,无论是外部力量抑或是内部力量都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持续影响,但有些情况下,尽管我们尽可能地考虑上述因素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得出的结论和实际增长数据仍有很大的差距。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把口光投向了另一重要因素一制度,对前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理论挑战

新制度学派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因素,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把制度因素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只有实施有效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等，36

才可能实现经济有效增长。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认为,社会成本是交易成本范畴的扩展,人们不仅要在既定制度框架下促进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还要在可实现这种配置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自由交易都能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而在正的交易成本下,权利的初始界定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虽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正确制度安排下的有效经济组织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经济组织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也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在诸多决定这种有效经济组织的制度因素中产权的作用最为突出。诺斯指出,当技木没有重大变化时,只要充分发挥制度因素的作用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分析了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制度创新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其动机是实现预期的收益增长,其结果是出现制度均衡。制度均衡与制度创新交替出现的过程被定义为制度变迁。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逐步深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认可,制度变迁更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持续性作用

(四)空间动力与组织理论 1.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growthrate)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 error)提出的,20世纪50年代初,他针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均衡发展观点,指出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是在一种非均衡条件下发生的,佩鲁通过对实际经济活动的调研分析,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程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上,然后通过不同的联系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区域经济产生影啊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的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邮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法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Boudeville)作为佩增长极理论的重要追随

者,于1957年在其论著《区域经济规划问题》中将地理空间概念引入增长极,并且提出了“增长中心”的空间概念,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补充了原来佩鲁对于“经济空间”概念的理解布代维尔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布代维尔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盖尔在研究了各种增长极观点后,指出影响发展的空间再组织过程是扩散一回流过程,如果扩散一回流过程导致的空间影响为绝对发展水平的正增长,即是扩散效应,否则是回流效应。增长极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

增长极理论的基本点包括

第一,其地理空间表现为一定规模的城市,即增长中心。

第二,必须存在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和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第三,具有扩散和回流效应。

增长极体系有三个层面:先导产业增长;产业综合体增长;增长极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此理论框架下,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递进、有机联系的系统。其物质载体或表现形式包括各类别城镇、产业、部门、新工业园区、经济协作区等。增长极形成与发展过程会产生两种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佩鲁认为,极化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向增长极的回流和聚集:扩散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从增长极向周围不发达地区的扩散。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增长极效应是一种多种效应的复合体,如上游下游效应、集聚效应和互利效应等

增长极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塑造新动能和转型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主要表现在

第一,集聚经济(区位经济)。集聚(区位)经济是由于从事某项经济活动若干企业或联系紧密的某几项经济活动集中于同一区位而产生的。例如,某专业化生产的多个生产部门集中在某一区域,可以共同培养与利用当地熟练劳动力,加强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共同承担新产品开发的投资,可以形成较大的原材料等外

购物资的市场需求和所生产产品的市场供给,从而使经济活动活跃,形成良性循环。区位经济的实质是通过地理位置的靠近而获得综合经济效益

第二,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范围的增大而获得内部的节约。如可以提高分工程度、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分摊广告费和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使边际成本降低,从而获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外部经济。外部经济效果是增长极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结果。经济活动在某一区域内的集聚往往使一些厂商可以不花成本或少花成本获得某些产品和劳务,从而获得整体收益的增加。

打造增长极的必需条件:(1)在一个地区内存在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群体和企业家群体,这实际上是熊彼特关于创新学说的反映,即创意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元动力而非简单的投资或消费拉动;(2)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即发育成为增长级的地区需具备相当规模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存量,通过不断投资扩大经济规模,提高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率,形成规模经济;(3)要有适于经济与人才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它包括既要有便捷的交通、良好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还要有政府高效率运作、恰当的经济政策、保证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以及人才引进与培养等“软环境”。打造增长极的三个条件对于地方政府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参考意义。

在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中,增长极理论被作为指导理论来解决区域发展与规划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增长极理论被广泛应用在不发达的地域经济发展中,许多国家通过实践试图应用这一理论,消除落后地区的贫困,来促进地区内经济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极理论不断发展成熟,派生出了诸如核心一边缘理论、非均衡增长理论、自中心发展理论和区域网络模型理论等,增长极理论已发展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一个理论。

2.核心一边缘理论

1957年瑞典学者缪达尔(K.My)在其代表作《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中提出“地理上的二元经济”,认为“空间经济的增长并不会产生或发生均质扩散,而是首先起源于具备优势条件的区域,通过不断累积地区内优势因素,从而拉大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加深区域经济空间发展非均衡性程度”。

美国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德曼(J.R.Friedmann)根据缪达尔和赫

希曼等人有关区域间经济增长和相互传递的理论,于191年在《区域发展政策一一委内瑞拉案例研究》以及1966年在《区域规划与政策》中,对“核心一边缘”理论进行了详细解释。他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创新”问题,并尝试通过新的组织形式来解释社会革新以及制度创新。他认为,社会革新一般从具有创新价值的核心聚集区向周边区域扩散,核心集聚区集中了区域内的优势发展条件,在地区空间系统中处于支配的地位;而核心发展区的外围区域,由于发展条件较差,在空间上往往表现出依赖于集聚区发展态势。他认为,核心发展区具有较强的扩张趋势,而边缘区的发展则要依附于中心区的增长,两者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在这个完整的系统中,技术、信息、资本等要素多产生且集中在核心区,促进核心区经济增长;而边缘区则会表现出在经济资助和技术、信息、资本等方面的匮乏,使区域内空间在增长初期的二元化发展更加明显。

该理论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在区域发展实践上,都倾向于将生产投资的重点集中在初具规模的城镇,并认为这不仅能够促进镇的迅速成长,催化地理意义上“区域增长极”的成熟,还可以通过政策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带动腹地的经济发展弗里德曼的核心一边缘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会发生转化。在发展的初期,呈现出的特征是核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控制,边缘区域对核心区域的依赖。然后,依赖和控制关系逐步加强,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核心扩散作用的加强,核心将带动、影响和促进边缘区域的发展。边缘区域将形成次级核心,甚至可能取代原来的核心区域。

3.非均衡增长理论

1958年,德裔美籍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chman)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了“发展是一连串非均衡的链条”的命题。他提出的基本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进步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但是它一旦出现,必然使相关因素集中于发源地附近形成经济增长。其强调了非均衡性的系统增长,进而提出了非均衡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首先发展某一类或几类具有带动作用的部门,通过基本的发展,来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由于较落后的地区资本有限,不可能发展所有的部门,而只能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几类具有带动性的部门,这样可以高效地利用资本。他认为对不发达国家或地区来说,多部门的齐头并进、多元发展是不现实的，40

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缺乏资金。最现实的办法是在各部门之间,保持某种比例的不均衡增长。不均衡发展就会产生压力,压力推动着地区发展。同时,在这种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的干预,以支持发展一些薄弱部门。基于“非均衡发展理论”,根据地区条件、基础设施、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经济实力,有选择性地建设发展,以培育增长极。

4.自中心发展理论

自中心发展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D.圣海斯等人提出,是指区域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在现有地方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尽可能地长期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应用小规模技术,组织劳动密集型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区域外部的依赖性,直接满足区域内人口的基本需求。强调在较小尺度的地域单元内发展应自下而上进行,在不断增强资源有效性的条件下,逐步为建立更大的生产单元打下基础,为组织更复杂的生产过程积累经验。其发展步骤有:确定潜在的加工生产活动,确定综合经济圈的空间层次,分析潜在的经济活动。自中心理论强调农村地区的内源发展,强调综合利用当地资源、满足当地居民需求。

5.区域网络模型理论

区域网络模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态思考。道格拉斯(Douglass)的区域网络发展模型是增长极理论演进过程中比较典型的理论。道格拉斯认为,在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乡村的内在推力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流”与城镇的外在辐射扩散力相交合,进而导向“城乡联系的良性循环”。这一过程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多个聚落的族群在一定区域内地方化的、有序的、相互关联的系统化过程,并从中获得更强程度的网络功能效应,从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它已经将城乡发展中的增长中心与城乡一体化理论由单纯的城乡系统内部的静态分析转向了复杂的区域背景下的动态思考。区域网络模型理论在合理开发资源、调整空间结构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五)创新理论

熊彼特(188-1950)认为,创新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 它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然而,面对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削溃却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场混乱—可能变为加重萧条后果的中心变成有秩

序的撒退”。这一观点指出了创建新动能、转型发展的艰巨任务

创新的概念比较宽泛,指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或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径、环境,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在经济学范畴中,创新主要是指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来提高生产力、推动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自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最早提出“创新”概念,目前对创新理论的理解不仅局限于熊彼特的创新观,而是发展成了包含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战略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国家创新、区域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等不同划分类型和层次的研究分支的复杂创新理论体系。

创新概念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的。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而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熊彼特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静态分析认为,假定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存在着没有利润、没有得悉的静止均衡状态,那么在此状态中,生产就始终在原有水平上均衡地循环往复,没有资本运动,也没有企业家活动。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其本质特征就是运动和发展。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是经济生活中本身所发生的非连续化变化与运动,是某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这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就是创新。因此,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创新、新组合和经济发展。他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在破坏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创造中毁灭的生命变化过程,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作用,把创新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联结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换媒介

熊彼特的创新概念本质上属于经济范畴,是一个包括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创新内容在内的经济学概念,他强调的是把技术等要素引人经济,使技术与经济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即只有当新的技术发明42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能成为创新。他认为,发明并不等于创新,发明者不等于创新者,只有敢于冒风险把一种新发明最先引入经济组织之中的人才是创新者。正是

基于这样的认知,熊彼特指出,所谓的创新,或者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主要包括五种情况:“一是生产新的产品,即产品创新;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四是获得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即材料创新;五是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

熊彼特的理论奠定了创新理论基础,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对其创新理论不断地发展,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完善,从而形成了当代西方创新经济学,并逐步发展为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和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两大流派。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纳尔逊和温特在生物进化理论的启示下,创立了创新进化论这一独特新颖的理论分支,而就在经济进化理论的主题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经济学两个分支又呈现出融合的趋势,成了1987年英国著名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弗里曼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基础。

表3创新理论体系理论理论研究的学术观点代表人物体系分支问题技术创新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索洛新古典技术创新干预可促进技术创新学派与经济增长没有技术创新就不会有新的主导部门,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罗斯托经济增长技术创新理新技术扩散的七种影响因素曼斯菲尔德新技术扩散企业规模大小对技术扩散具有重要影响戴维论新熊特技术创新中等程度意争的市场结构最适于卡曼、学派与市场结构技术创新施瓦茨将创新分为基础创新、改进创新技术长波与虚假创新,并认为缺乏技术创门斯新是导致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理论理论研究学术观点代表人物体系分支问题新马克思制度改变促进创新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加尔布雷斯、螺尔达尔主义派与创新制度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论新制度经/制度与创源泉;制度具有内生性:有效刺激诺斯理济学新的相互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关系技术创新与制度相互作用拉坦

(1)技术创新理论研究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其代表人物包括曼斯菲尔德、卡曼、施瓦茨、列文、海莱纳等。技术创新理论首先关注的是新技术推广或扩散问题,它揭示了影响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部不同企业之间推广,以及向不同部门扩散的经济因素,包括模仿比例、模仿的相对盈利率、采用新技术所要求的投资额、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某项新技术初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该项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

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技术扩散呈现“S型曲线”,这是新技术或新产品在推广过程中所具有的带规律性的普遍特征。这些研究也表明,技术创新扩散过程是一个学习过程,即模仿者在模仿的基础上还有自主创新活动,以区别于不创新的简单模仿(斯通曼,1987)。舒尔茨则将技术创新扩散定义为新技术通过市场和非市场果道得以传播的过程,并且,如果没有扩散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有直接的经济影响。从指导经济发展的政策含义来看,技术创新包括了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组织创新,三者间既遵循各自的发展规律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着产业的演化。

作为对熊彼特理论的发展,技术创新理论也关注市场结构对创新的影响,认决定技术创新的市场因素包括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竞争促使企业不断创新,并且竞争越剧烈创新的动力会越大。而企业规模影响着创新所开的市场前景,规模越大的企业在技术上创新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力量则影响着技术创新的持久性,差断程度越高的企业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它所进行的创新也就能持久,越不易在短期内被模仿者所仿制。因此,最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的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

技术创新理论的一个研究重点是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促成了技术创新长波论,即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持续时间为50年的周期性波动是由技术创新推动的。根据熊彼特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魄力眼光、进取、敢于冒险和创造精神的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时间上不是均匀分布,而是“蜂聚”在某些时间段里,创新活动带来的盈利机会和超额利润会引起大批企业仿效和跟进,从而出现创新浪潮,成为促进经济繁荣的驱动力,促使经济处于周期的上升阶段。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创新活动因为被社会消化而不再有利可图,此时经济就出现收缩和不景气,从而进入周期的下降阶段。而经济不景气持续一段时间后,企业家们会继续转向那些可能取得技术突破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领域,新的创新活动将再次出现。门斯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的技术创新长波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和长期波动的主要动因,并利用美国1900-1979年耐用生产设备方面固定投资的时间序列总量数据证实了技术创新长波论。荷兰经济学家范·杜因综合了熊彼特和门斯的观点提出了创新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任何一项基本创新活动都要经历引进、增长、成熟和下降四个阶段,并构成基本技术创新

的生命周期,而经济长波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阶段分别对应创新生命周期中的增长、成熟、下降和引进阶段。这样,在创新生命周期的带动下,经济增长就会出现长周期波动,即经济长波发展阶段是由创新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2)制度创新理论研究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涉及诸多与制度相关的问题,尽管他没有深人入分析,而这此工作在其后由戴维斯和诺斯(1971)发展成了，新制度经济学派。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发展等并非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只是经济增长本身的表现,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因此,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首要选择是制度的选择。如果社会群体发现现有制度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酝酿建立新的制度,否则,经济就会处于停滞状态。如果经济社会不存在通过制度创新而获得潜在收益的时候,意味着此时不存在制度创新的可能,制度实现了所谓的均衡。按照这种逻辑,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明确所有权。新制度学派的观点与旧制度经济学完全不同,在旧制度学派看来,技术创新决定着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理论争执,是新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区别,尽管这种争执在拉坦看来并没有实质意义。实际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必须在一个持续的相互作用的逻辑中进行分析,而动态、互构、共演应当成为现代经济学关于技术与制度关系研究的基本取向。马克思也认为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同时又受到制度创新的影响和制约,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可分割。新制度学派所指制度是涉及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而非社会政治制度因此,所谓的制度创新就指能够使制度创新者获得追加或额外利益的对现存制度的变革,或者是经济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形式方面的一种新设计或新选择,主要表现为某种特定组织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在这一组织环境中当事人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规则的变化。制度创新的动力和影响因素包括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因二者引起的一定社会集团或个人对自己收入的预期的变化,而制度设计的任务就是要创新建立一种适当的平衡机制,既保持足够的私人刺激以鼓励创新,又保持足够的公有性,其核心是确立与保存创新的私有权,以及维护创新的公有权。

制度创新是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在新制度学派看来,因为制度上新的发明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等待这种发明的产生,同时,即使有了制度发明,新旧制度的交替和更迭也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和适应,再加上法律法规的限制,制度创新往往存在时滞。戴维斯和诺斯进而把制度创新过程分为五个阶段或步骤,其中认识到创新提出创新方案和比较选择方案由“第一行动集团”承担,并与“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创新,这些“行动集团”可以是个人、团体,也可以是政府。但是政府担任“第一行动集团”组织制度创新被认为是最为合理的,因为政府具有强制力,可以在产权、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制度创新需要高费用,并且在制度创新的经济利益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时,政府承担制度创新费用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

(3)国家创新系统研究

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内的创新活动,推动着经济系统的演化。在熊彼特看来,如果在经济均衡中产生了创新,在短时间内必然会获得超额利润,同时带来大量的模仿,而模仿则会打破技术上的垄断,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并引起经济的繁荣。但是,随着技术扩散到绝大多数企业,超额利润降为零,此时,投资就会下降,经济开始衰退,并直到新的创新行为出现。可以理解,创新因素的引人入所带来的熊被特称为的经济“循环流转过程”,可以对经济周期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然而,这种由创新作为单一要素投入从而诱发经济演化的创新理论线性模式并不能够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作出完美的解释,因为创新的思想可以来自研究、开发、营销等多个环节,同时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政府、社会、媒介等都有可能成为创新的源头,这就需要系统化的创新理论来进行解释,于是,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因此得以产生

国家创新系统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赶超实质是整个“技术一经济范式”的变迁和超越,它依赖于国家创新系统对技术创新资源的集成能力、集聚效率和适应性效率,因此,国家创新系统是一国为了促进技术创新而设定的一组制度或机构,它本质上关注的是互动学习互动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系统中如何实现经济效益。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的各种组织机构,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教育部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以促进新技术启发、引进、改造和扩散为目的而构成的网络,并通过在知识进行生产、扩散和

使用过程中各种构成的要素以及各种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创新绩效和国家竞争优势。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看来,国家创新系统的运行绩效可以从表现在企业间的相互作用,企业、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间的相互作用,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以及人员流动四个维度建立的评估指标体系去进行评判。事实上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更看重制度创新,因为国家间的追赶、超越乃至出现重大的技术差距,不仅仅与发明及科学活动的增加和技术创新有关,而且是制度、组织管理创新综合作用的结果(Freeman,1987)。创新需要促进创新要素进行交流互动的一种复合机制,这种机制是通过大学和企业等一系列的相关机构联结产生而在技术的公有和私有之间平衡和趋向平衡的动力是通过相关制度安排来保证(Nelson,1988:1993),因此,提高国家创新系统运行效率的关键在于解决制度设置问题,通过制度设计或一系列的机构组成调整其社会经济范式以适应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其中的核心是通过政府有关政策、对创新进行投资的企业进行的研究与发展、大学和机构提供的基础研究、教育和相关培训、特定的产业机构、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的财政金融支持等形成对创新活动的激励。

国家创新系统在后续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部门或产业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创新系统运行机制及全球化与国家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三个重要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其中,产业创新问题与国家创新问题关注的内容较接近,基本上涵盖合作网络、技术流动和制度设计等要素,具体包括技术和技能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创新等方面的内容。产业创新的核心是技术的创新,而技术创新要依赖知识的生产、扩散和流动,因此,以研究知识创造、吸收、流动、扩散等为核心的知识管理及以促进知识溢出、共享为主的产业集群网络成了产业创新系统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大量的以产业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揭示和验证了知识管理和产业集群方面的创新理论。区域创新则关注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所支持并产生的创新问题,其本质只是国家创新系统在研究层面上的微观化。区域创新系统包括由企业、顾客、供应商、合作者和竞争者构成的知识应用和利用子系统,以及由技术中介机构、劳动中介机构、公共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组成的知识产生和扩散子系统,两个子系统通过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流动与相互作用而产生联系。而区域创新的动力来自相互学习、知识生产地理上的邻近以及

社会嵌入性,其中,不同主体之间空间上聚集在一起,不仅使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知识共享更为方便,而且可以减少知识和信息交流与交易的费用,还有利于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社会嵌入性则强调社会文化基础,参与方因为地理空间上的邻近所形成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可以使得地方行为主体之间应形成相对稳定的依赖于当地社会文化的非正式联系、信赖关系和协作关系。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理论(一)产业结构升级经典理论

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相反,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生产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化源于需求结构的变化,也应该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资本和劳动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许多学者通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也证实了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是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而且还是产业结构的长期显著的变动,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研究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二者关联的早期文献中,学者们都将经济增长看作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原因,这类理论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配第一克拉克定律、霍夫曼定律和库兹涅茨产业结构变动理论。

1.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威廉·配第(willianPelty)最早发现了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某种内在关联,他在《政治算术》中谈到了英国农民和船员之间存在的收入差异,当时船员的收入达到了农民收入的4倍。根据这一比例关系,配第总结道:“比起农业来,工业的收入更多,而商业的收人又比工业更多。同时,配第发现当时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的人均国民收入比欧洲其他国家都高,可见配第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经济增长的内在结构变动。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基于威廉·配第的研究成果系统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故学者们将他们的理论统称为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在满足配第一克拉克定律的前提假设后,克拉克依据59个国家的统计数据系统总结出了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增长所表现出来的变动规律,即: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将依次主导产业结构变动。产业结构变动的内

在机理主要源于恩格尔定律的作用:初期的人均收入增长带动了工业品的需求的上升,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工业品需求的饱和,人们消费结构不断深化,促使服务需求的不断上升;同时,由于产业间资源配置的不对等,产业间工资收入出现了较大的差别,寻求更高收入的劳动力就会不断地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进而流向第三产业

2.霍夫曼定律

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的工业化进程是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也是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演化的主要形式。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C.Hofman)在(工业化的阶段与类型》中对此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霍夫曼计算了20个国家制造业中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生产资料产业净产值的动态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叫作霍夫曼比例,因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霍夫曼比例表示了制造业内部消费资料产业与生产资料产业的结构关系一般而言,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霍夫曼比例会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就是著名的霍夫曼定律。根据霍夫曼比例不断下降的趋势,我们可以将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霍夫曼比例为5.0(6.0-4.0),此时制造业以消费资料产业为绝对主导产业;以此类推,可以得到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四个阶段如下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结构变动主导产业霍夫曼比例阶段5.0(60-40)第一阶段|消费资料产业在制造业中占绝对主导25(35-15)第二阶段消费资料产业仍占主导,但其发展速度较缓1.0(20-1.0)第三阶段消费资料产业逐渐被生产资料产业赶超,二者生产规模相当1以下第四阶段生产资料产业在制造业中占主导霍夫曼定律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制造业将由轻工业为主导逐渐演化为由重工业为主导,消费资料产业的权重地位会不断下降,而生产资料产业的权重低位会不断上升,产业结构最终将出现不断深化的变动趋势

3.库放涅茨产业结构变动理论

库盘涅茨(ss Kumets)基于各个产业的产值比例进一步发展了配第拉克定理,即将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同时用劳动力份额和产值比例这两种比例关系的动态变化进行描述,利用现代经济统计体系,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考察,库盘涅获划分产业的方法与克拉克类似,三大产业具体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引人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各个产业的劳动力份额和产值比例

二者的比例关系即该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即4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库盘深茨还比较了40多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产业结构,通过国家问横截面和国家内时间序列的研究,得出产业机构变动的具体内在规律:随看国经济水平的持续增长和发展,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会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逐渐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它创造产值的速度要快于吸纳劳动力的速度,即劳动生产率可以呈现持续快速上升的趋势;第三产业会逐渐成为产业结构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产业,但是它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要高于它创造产值的能力,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将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要产业,但其劳动生产率水平持续上升的幅度和速度是难以维系的。同时通过横截面分析,库蕴益比较了不同国家三次产业的总产值和劳动力所占份额的分布规律,得出了同纵向分析大致相同的结论

4.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

经济学家钱纳里(H.B.Cey)运用库盘涅茨的方法,对产业结构变动趋50势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他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考察了制造业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地位与作用的变动,发现产业间存在着的产业关联效应是制造业内部结构转换的原因。他发现制造业发展受人均GNP、需求规模和投资率的影响大,而受工业品与初级品输出率的影响小。

钱纳里将制造业的发展分为经济发展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发展阶段,并进而将制造业按三种不同的时期划分为初期产业、中期产业和后期产业等三种不同类型的产业。在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初期产业包括食品皮革、纺织等制造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中期产业包括非金属矿产品、橡胶制品、木材加工、石油化工、煤炭制品等部门;在经济发展后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后期产业包括服装和日用品、印刷出版、粗钢纸制品、金属制品和机械制造等部门

5.罗斯托经济成长六阶段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atw.Rostow)提出了“主导产业扩散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他认为,无论任何时期,甚至在一个已经成熟并继续成长的经济体系中,经济之所以能保持增长,是因为为数不多的主导部门迅速扩大的结果,而这种扩大又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扩散效应作用,这种扩散效应包括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罗斯托这种理论被称为罗斯托主导产业扩

第四篇：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本讲座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新阶段、新挑战和新机遇

二、中国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与未来展望

三、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升级的问题与战略

四、产业转型升级与新旧动能转换

五、区域经济发展与新旧动能转换

六、科技创新与新旧动能转换

七、新开放与新旧动能转换

八、企业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

第一节

00:01:44 01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新阶段、新挑战与新机遇

在持续六年的经济增长下滑后，中国经济正进入呈L型走势的中高速增长时期。从短期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解决还处在起步阶段，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中新动能发展还不够强大；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下行的空间不大，在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推进下，我国更加强调资金有效脱虚入实；

而从国际上看，在全球贸易规则重构与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并行的背景下，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而新一轮科技革命给全球产业发展带来了新变革，也与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发生交汇，我国经济具备企稳的基础。

00:06:42 步入了L型中高速增长阶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是如何从降速转向提质的阶段，通过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这就意味着我国产业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产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外部经济环境和制度因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既面临新的挑战，也有新的机遇。

L型中高速增长阶段下，中国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经济触底叠加特朗普新政等海外新环境，传统的“三驾马车”将会面临新的考验，在“环保风暴”硬约束下，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可持续，而人口红利逐渐衰退，人力资本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00:09:57 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产业发展也面临新的机遇，消费需求潜力大，内需升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自贸区与“一带一路”的加快推进建设，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空间和新动力，在制度改革不断的演进下，以制度创新释放改革红利，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新形势下，经济增长应逐渐从降速转向提质的阶段，通过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00:11:58

一、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新阶段

（一）中高速增长新方位：经济运行“L”型走势 2016年，《人民日报》刊登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中明确指出：“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在新常态下，我们最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培育新动力、形成新结构”。

短期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解决还处在起步阶段，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中，新动能发展还不够强大，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下行的空间不大，在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推进的背景下，经济具备了企稳的基础。步入L型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是如何从降速转向提质的阶段，通过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视频：李克强总理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00:18:21 “L”型的经济运行走势下，中高速增长方位发生新的变化：（1）从产业结构上看，伴随着2011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第二产业对GDP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而与之对应的是第三产业对于GDP的同比拉动作用则稳中有升，并且在2015年超越第二产业，成为GDP同比增长中贡献最大的部门。

（2）从需求结构上看，进入2014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对于GDP的同比拉动已经开始相对稳定地超越资本形成总额对于GDP的同比拉动，2016年，两者之间的剪刀差达到1.5个百分点。（3）从收入水平上看，我国早在2014年人均GDP就已达到7485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2016年，我国人均GDP为8866美元（中等收入偏上国家），有9个省份人均GDP破万美元，其中，东部8个，中部1个，西部地区最高依然为重庆市（折合8757美元，低于全国水平），东中西部收入差距依然显著。

00:21:20

（二）中高速增长阶段强调资金脱虚入实，实体经济重振盘活产业发展空间

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严重失衡，社会资源不断地涌入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当前我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剪刀差愈发加大，2016年更是下降到了0.5的比例，不仅远低于美国的水平，甚至比印度的水平还要低。

这意味着即便扣除价格因素外，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存在大量的并没有最终进入GDP的耗费，如土地出让金等，其中蕴含着泡沫成分。而从虚拟经济的角度来看，近几年，我国的金融业发展相对较快，过度金融化主要表现在社会中的金融资产相对于非金融资产（实物资产）过度膨胀，甚至引发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利润越来越多地来源于金融渠道，而金融过度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脆弱，容易受到金融风险的影响。

00:23:18 化解中国经济的“脱虚入实”，一是要抑制虚拟经济泡沫化，如美国就通过强监管和抑制资本利得两个方面来促使金融去杠杆、抑制金融泡沫；二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合理引导资金流动，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传统行业的去产能，以及僵尸企业的清理，从而将资金的“死水”置换为“活水”。

而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脱虚入实的可能性是在不断上升的。一是供需结构改善叠加市场准入放开，在传统行业加快整合的同时，新兴部门加快发展，实体经济投资变得更加有效。阻碍脱虚入实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债务高筑下的盈利能力的低下，导致资金愿意选择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而从供给侧改革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钢铁、煤炭等领域的供需结构改善明显，盈利逐步恢复的同时，盈利能力一直处于相对高位的新兴行业发展迎来新的机遇期，实体经济的投资将变得更加有效。

00:25:27 二是金融去杠杆不断深化，监管不断加强。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上升相对应的应该是银行资产规模的上升，因此，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大是与GDP增长相一致的。2006年以来，我国银行业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资产扩张，然而不同的是2007年银行资产规模扩张的同时，与之对应的是GDP同比增速的上升，而2008年之后的三次资产规模的扩张，对应的则是GDP增速的下行。

走势相背离的三个阶段中，在金融危机期间，主要是由于地方债务平台的扩张明显，2012年左右由于央行、银监会开始限制房地产和地方融资贷款，但是这部分收益高，所以，银行绕道去做，影子银行发展比较迅速。而近几年资产规模的快速上升，除了刺激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之外，更多的无疑是金融杠杆率的上升，资金大量进入虚拟经济所致，伴随着金融去杠杆的不断深化，脱虚将更加有效。

00:26:34

（三）全球贸易规则重构与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并行，制造业面临的外部形势复杂多变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久陷僵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全球贸易规则重构悄然而生。而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打造全球贸易规则2.0新时代，其12个成员国涵盖了全球经济总量的36%，全球13%的国际贸易。

2017年1月，美国正式宣布退出TPP，使得TPP难以继续推进。2013年，美国开始推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其成员国美国和欧盟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50%，占全球贸易总量比重的33%，然而原定于2016年之前结束的TTIP并没有如期在奥巴马政府任期内结束，新一轮谈判迟迟没有启动，前景不明。

00:28:37 与西方国家主导的两大贸易协定前景堪忧相比，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重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2010年启动的自由贸易协定（FTAAP）亚太地区，成员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的60%，占全球贸易总量的46%。2016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4次领导人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闭幕，会议批准了《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和相关政策建议，并以此作为《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积极推进中，前景明朗。

而2011年启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第17轮谈判在日本神户开幕，谈判围绕关税、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领域展开，取得圆满结束，而经济技术合作和中小企业两个领域已在之前的谈判中基本达成一致，若RCEP谈成，将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29%，占全球贸易总量的12%，所涵盖区域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

伴随着这一贸易规则重构的是产业格局的调整，产业发展所面临高端回流的压力。特朗普上台延续了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当局的“再工业化”政策，主张将最高联邦企业所得税率从目前的35%降至15%，同时提议对美国企业海外利润一次性征收10%的税，以此实现其将流向海外制造业的机会重新带回美国的目的，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推进，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稳步上升至2015年的18.6%，较2011年的低点上升了2.1个百分点。

00:31:25

（四）新一轮科技革命给全球产业发展带来新变革下，也与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发生交汇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在科学领域，“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基础科学领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人民日报》2014年6月10日）

在技术进步方面，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使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

00:33:18 而上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面临消退，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例，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是一个全球现象，德国、英国和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自2002年以来均步入一个放缓的节奏，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较发达国家而言还很低，2002年以来有所上升，但近几年上升幅度开始放缓。

我国需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创造的历史性机遇，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从投资端上看，2016年以来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新旧动能的投资也在发生转换，传统的采矿业、钢铁行业投资持续负增长的同时，计算机、仪器仪表等新兴行业的投资则在稳步上升。而从产出端上看，也体现出了新旧动能转化的特征，汽车、计算机、医药等行业增加值不断上升的同时，传统的煤炭、钢铁行业占比则下降明显。

00:34:37

二、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一）中国经济触底叠加特朗普新政等海外新环境，“三驾马车”面临新考验

伴随着2011年以来的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明显放缓，2017年以来名义投资上行，实际投资增速仍在下降，反映投资需求仍旧乏力。从投资内部结构上看，基建投资相对保持高位，发挥了对冲老产业投资下滑的作用，房地产投资受地产调控以及土地供给的影响仍将处于低位水平，而制造业投资短期内仍将承压供给侧改革的影响。进入2014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对于GDP的同比拉动已经开始相对稳定地超越资本形成总额对于GDP的同比拉动，成为支撑GDP同比增长的第一动力。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消费对于GDP的贡献，一方面是来自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是来自投资下降带来的被动抬升。

00:36:14 短期来看，消费承压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影响，汽车销售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15%左右，2010年购置税从减半提高到7.5%，再到2011年恢复10%的征收，汽车销售增速大幅下滑。2016年购置税减半政策调整为7.5%，2017年回归10%，可能会引起汽车销售增速下滑。2010年以来，我国的进出口额同比增速双双回落，进入2016年以后，进口增速开始低位反弹，而出口表现仍旧处于下行通道。从未来短期内看，美欧经济的复苏利好我国的外贸出口，但美国特朗普新政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欧洲受英国脱欧影响仍旧存在较大的风险因素。

00:37:18

（二）“环保风暴”硬约束下，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可持续 与以往环境保护显著不同的是，《“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环境保护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在我国环境保护体系下，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部门是环境保护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部门，然而，各级人民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主要责任。

也就是说，地方的环境保护部门受到地方政府约束。当环境保护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地方官员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就可以被充分调动起来，从而增加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2006年以后，我国环境保护进入新阶段，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逐年降低。

我国高耗能行业占比高，单位GDP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强化“环保风暴”非常迫切。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促进经济更快发展，我国大力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中，六大高耗能行业发展尤为迅速，其中包括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39:13 大量的能源消费支撑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随着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不断降低，然而由于高耗能行业在工业中占比较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依然过高。2013年，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为1862.8（千克石油当量），为同期英国、日本和美国的2.34、1.85和1.37倍。

环境保护加强将对我国工业和GDP造成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直接的负向影响，即环境保护加强，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受冲击，导致工业和GDP增速下滑；二是间接的正向影响，即环境保护加强，资源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流向低耗能、低污染行业，例如，节能环保行业、服务业等，从而促进该类行业发展，进而间接地促进工业和GDP增长。人口红利逐渐衰退下，人力资本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00:40:55 从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上看，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10%，0-14岁人口占17%，劳动力人口占73%。从演变趋势上看，老龄人口占比近几年不断上升，而0-14岁人口占比下滑明显，劳动力人口占比则波动上升。从区域结构上看，我国的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为东部及东北部沿海地区。其中，江苏（12.7%）、上海（12.8%）、辽宁（12.9%）、重庆（13.3%）老龄化水平表现最为明显。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单独二孩”政策逐步落地实施。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中国推行了三十多年的城镇人口独生子女政策真正宣告结束。到2050年中国主要人口集中在60-64岁年龄段，其中，男性人口达到6200万人，而女性人口达到5814万人，已经体现出明显的老龄化状态。

00:44:02 而进入2010年后，中国老龄化水平则更加明显，彻底演变为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这就意味着全面二孩政策可能并不能改变我国的老龄化进程。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为了控制人口总数，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家庭采取了诸如减少产假和政府津贴，以及限制孩子就读名校等措施。限制生育政策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人口总和生育率在70年代迅速减小，并且在进入80年代以后仍然保持下降趋势。

但是，新加坡政府在80年代后期发现随着年轻一代生育观念的变化，出生率不断下降，新加坡人口出现较为严重的老龄化现象，因而政府开始调整相关政策鼓励人们生育，尤其是对生育多孩的家庭实施大幅度的现金奖励。但是，现实表明，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总和生育率在80年代末仅受到短暂的冲击，其后继续表现出长期的下降趋势。00:45:59 伴随着人口结构演变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根据《2015/2016年全球50国薪酬计划报告》显示，中国各个行业的基本工资比东盟劳动力成本相对最高的印度尼西亚高出5%-44%，其中，初级白领专业人员平均的基本工资是2.1万美元/年，高出印尼相同阶层雇员的30%。

而从专业和中级管理阶层的薪资水平上看，中国也高出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如专业人员的平均薪资分别是越南和菲律宾的1.9倍和2.2倍，而中等管理阶层的薪资比印度尼西亚高出44%。在人口红利衰退的情形下，人力资本水平还不能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从全球主要国家的受教育水平指数来看，我国仍处于相对低位水平，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00:47:46 比如就山东省济宁市来说，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加快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为紧迫。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的70.2%，传统动能主导地位尚未根本改变。新经济规模偏小，占比低于全省8.7个百分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处于起步或跟跑阶段，新动能对经济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济宁市研发创新投入不足，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低于全省0.45个百分点，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燃煤总量4860万吨、占全省的六分之一，电厂密度排全国第二，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均居全省前列，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重点领域改革难度加大，开放型经济发展滞后，知识、技术、资本等先进要素吸纳能力较弱，政务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是我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必须着力突破的关键问题，迫切需要创新举措尽快解决。

第二节

02中国产业发展基本情况与未来展望

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工业生产总体平稳，企业效益显著改善。工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增速进一步加快，高耗能行业的增速继续回落，旧动能的重塑和新动能的培育稳步推进。

00:00:48 2016年，“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对于重塑传统产业的动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去产能超额完成目标，减税降费带动企业成本下降，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房地产去库存取得明显效果。新动能培育加快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取得积极进展，股权众筹、众创空间等新的创业创新模式得到发展，创新成果相继涌现。

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平台经济、分享经济、协同经济等新模式广泛渗透。网络购物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顺应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新产品不断涌现，但中国的产业发展仍然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资金脱虚向实、金融业无序扩张、房地产风险积聚、企业负债率仍然偏高、企业融资成本显著抬升等均制约了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00:02:31 展望未来，中国的产业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仍将持续推进。消费将成为中流砥柱，消费升级势不可挡。从消费结构转换的方向来看，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和医疗类等代表发展享受类的消费比重不断上升。向服务类和发展享受类消费升级的方向决定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旧动能的重塑仍然需要时间。旧动能仍在逐步出清，尚未具备再出发的能力，尚无法支撑中国经济步入新周期。

居高不下的债务率仍然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金融去杠杆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对旧动能产生冲击。新动能的发展势不可挡。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大大拓展了发展空间。

00:04:35 新旧动能转换的根本路径在于改革开放，应通过国企改革、金融市场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重塑旧动能。而新动能的培育需要通过简政放权、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鼓励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创新发展，为新动能的培育提供市场空间。

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档和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传统产业在经历了连续多年的高增长和前期政策刺激之后，面临着需求相对不足、产能相对过剩的挑战；另一方面，新兴产业仍然在培育，新的动能正在兴起，但仍然未能充当起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角色。

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内，传统产业仍将在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新旧动能的转换具有长期性。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通过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以重塑其发展动能，并通过新动能的培育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

00:07:33

一、目前中国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2016年，在经济增长基本平稳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进一步凸显。工业增加值保持了平稳增长，但微观层面的企业效益则出现了显著改善。工业内部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占比提升，高耗能产业的占比进一步降低。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传统能源的生产下降，新能源生产快速增长，清洁能源的比重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提升，单位能耗进一步下降。

00:08:24

（一）服务业占比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进一步凸显 2016年，中国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至51.6%，比2015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占比则分别降至8.6%和39.8%，分别较2015年回落了0.3和1.1个百分点。

从增长情况来看，三次产业的增速较2015年均有所下滑；但第三产业增长最快。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7.8%，高于第二产业的6.1%和第一产业的3.3%。从对GDP增长的拉动来看，第三产业是GDP增长的最主要拉动力，且贡献仍在进一步提升。2016年，第三产业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至58.4%；第二产业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贡献率则回落至37.2%；第一产业拉动GDP增长0.3个百分点，贡献率回落至4.4%。

00:09:17

（二）工业生产总体平稳，企业效益显著改善

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较2015年略降低0.1个百分点。从全年的走势来看，工业生产基本平稳，全年围绕着6%上下波动。

从工业内部的结构来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速显著回落，由2015年的2.7%降至2016年的1%，主要是受到供给侧改革的影响。而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则由2015年的7%小幅回落至2016年的6.8%，表现相对平稳；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则由2015年的1.4%提升至2016年的5.5%。

2016年，受益于PPI的显著上涨，工业企业效益显著改善。2016年，企业利润增长8.5%，而2015年下跌为2.3%。从工业内部结构来看，改善最明显的是上游的采矿业，其利润由2015年的58.2%降至2016年的27.5%，这也与上游的价格改善最为明显有关。

制造业的利润增速由2015年的2.8%提高至2016年的12.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利润增速则由2015年的13.5%降至2016年的-14.3%，主要是因为上游价格的上涨挤压了公用事业的利润空间。

00:11:09

（三）工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2016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增速进一步加快，并显著高于工业平均水平。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较2015年提升2.7个百分点，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出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增长10.8%，较2015年提升0.6个百分点，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出4.8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中的占比也分别达到32.9%和12.4%。

而高耗能行业的增速则继续回落，并低于工业整体水平。2016年，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长5.2%，较2015年回落1.1个百分点，比工业整体水平低了0.8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则降至28.1%。00:12:20 工业增长更加依赖于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2016年，装备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高技术制造业的贡献率达到21.6%。而传统资源密集型行业对工业的拉动减弱。六大高耗能行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降至24.7%，采矿业的贡献率则降至-1.3%。

电子、汽车已成为拉动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主导行业。2016年，电子、汽车行业现价增加值分别占工业的7.5%和6.9%，两个行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7.9%。符合消费升级发展方向的智能手机、智能电视、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suv、新能源汽车等生产均保持较高增速。

00:14:05

（四）出口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2016年，尽管我国出口同比下跌7.7%，但部分原因是全球贸易的下滑。根据WTO的数据，2016年全球商品贸易下滑3.24%。此外，由于出口增速采用美元计价，汇率贬值也会拉低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事实上，2016年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速仅下跌2%。

而从我国出口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来看，国内产品仍然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2016年，中国商品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高达13.15%，这一比重仅次于2015年。尽管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升，国内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受到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的竞争压力，但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并没有出现显著的下滑。

从结构上来看，机电产品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是出口的主力。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16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98万亿元，下降1.9%，占我国出口总值的57.7%。同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2.88万亿元，下降1.7%，占出口总值的20.8%。

贸易方式结构有所优化。从贸易方式来看，2016年我国出口金额中一般贸易的占比进一步上升至53.84%，较2015年上升0.3个百分点。

00:16:00

（五）能源结构优化，单位能耗降低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环保标准的提升，我国传统能源的生产下降，新能源生产快速增长，清洁能源的比重不断提高。同时，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提升，单位能耗进一步下降。

近年来，煤炭、原油等传统能源生产明显下降，天然气、电力和新型能源生产显著增加。原煤生产自2014年以来连续下降，2016年降至34.1亿吨，比上年下降9.0%；2016年原油生产19969万吨，比2012年下降3.8%；天然气生产1369亿立方米，比2012年增长23.8%；电力生产61425亿千瓦时，增长23.2%，新型能源（核电、风电以及其他新型能源）发电快速增长达5120.5亿千瓦时，增长1.3倍，其中核电增长1.2倍，风电增长1.5倍。

00:16:56 在能源的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由2015年的63.7%进一步降至62%，而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9.7%，上升1.7个百分点。单位能耗进一步降低。2016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00:17:41

二、供给侧改革重塑旧动能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明确提出主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而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对于重塑传统产业的动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视频：李克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频：李克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00:27:28

（一）去产能目标超额完成

2016年，原计划淘汰钢铁产能4500万吨，但实际去产能6900万吨；计划淘汰煤炭产能2.5亿吨，实际去产能2.9亿吨。通过落后产能的淘汰重组，市场格局得到优化，行业集中度得到显著的提升。

根据工信部数据，2016年国内钢铁产业集中度有所提高。CR10上升为35.9%，同比增长1.7%；CR4上升为21.7%，同比增长3.1%。而去产能也促进了相关行业的价格改善和效益提升。煤炭行业的出厂价格指数的同比跌幅显著收窄，由2015年的下跌14.7%提高至2016年的下跌1.7%。钢铁行业的出厂价格指数同比增速由2015年的-16.7%提高至2016年的2.5%。

而煤炭和钢铁行业的盈利在2016年也实现了大幅度的提高。2016年，煤炭行业实现利润总额1091亿元，较2015年增长223.6%；钢铁行业实现利润总额1659亿元，较2015年增长232.3%。

00:28:56

（二）企业成本有所下降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介绍，2016年企业税费成本和用能成本均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其中，2016年营改增减税约5000亿元，涉企收费减少560亿元，企业用能成本减少2000亿元。除此之外，得益于前期偏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企业的利息支出也在2016年有了显著的下降。

从工业企业的数据来看，2016年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率为85.52%，较2015年下降0.16个百分点。而2016年企业利息支出同比下降6.2%。

00:30:20

（三）企业去杠杆取得一定进展

2016年，得益于企业效益的显著改善和一系列去杠杆举措的推出，企业杠杆率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2015年的56.2%降至2016年的55.8%，下降0.4个百分点。其中，2016年采矿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0.9%，较2015年提高1.2个百分点；而制造业则显著降低0.7个百分点至60.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则小幅降低0.1个百分点至60.9%。分企业类型来看，股份制和私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降低比较明显。2016年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1.4%，与2015年持平；集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1.1%，提高0.2个百分点；股份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则由57.1%降至56.6%；外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小幅降至54 1%；而私企的资产负债率则由51.2%降至50.7%。

00:31:11

（四）房地产库存部分去化

2016年，得益于一系列房地产去库存政策的实施，房地产销售增长强劲。一方面，地产销售受到前期宽松政策的带动；另一方面，棚户区改造也对地产去库存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根据住建部的数据，2016年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达48.5%，比2015年提高18.6个百分点，助力地产去库存2.5亿平方米。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22.5%，远高于2015年的6.5%。受此带动，房地产投资增速也由2015年的1%提升至2016年的6.9%，对于支撑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00:32:26 而房地产去库存也取得积极的进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2015年底的7.19亿平方米下降至2016年底的6.95亿平方米，同比下跌3.2%。而住宅类待售面积由2015年底的4.52亿平方米下降到2016年底的4.03亿平方米，同比下跌11%。

值得注意的是，地产销售的火爆带动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但也酝酿着房地产泡沫的风险。截至2016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5%，其中，一线城市上涨25%，二线城市上涨17.6%。而房价的过快上涨也引发政策层面的高度关注，一系列限购、限贷政策在2016年10月后密集出台。

00:34:51

三、新动能培育持续推进

李克强总理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发展新动能”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必须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覆盖一二三产业，重点是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体现了新生产力发展趋势，是实体经济发展升级的强大动力。

近年来，我国积极实施“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蓬勃发展，新动能的发展得到较快的推进。

00:37:22

（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推进

随着商事制度的改革以及一系列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出台，中小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创新创业的积极性被激发。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数据，2016年全年新登记企业增长24.5%，平均每天新增1.5万户，加上个体工商户等，各类市场主体每天新增4.5万户。

股权众筹等新的模式开始兴起，涌现出如众筹天地、人人筹等代表性的众筹平台。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417家众筹平台，较2015年增加112家。其中，股权式众筹平台182家，较2015年增加34家。在创新领域，新的创新模式积极发展。

00:38:33 2016年全国众创空间数量达4200家，增长84倍。一系列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如超级计算机、量子通信等相继涌现。全年研发经费支出15500亿元，增长9.4%，占GDP的2.08%。全年受理境内外专利申请346.5万件，授予专利权175.4万件。（视频：激发创新创业微活力，加快新旧动能转化。）

00:42:56

（二）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互联网+”深入推进，平台经济、分享经济、协同经济等新模式广泛渗透，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网络购物快速发展。2016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41944亿元，同比增长25.6%，远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的增长。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也进一步提高至12.6%。

如果再考虑服务，则2016年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合计达到51556亿元，同比增长26.2%。2016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6.1万亿元，同比增长19.8%。2016年，快递业务量312.8亿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3.5%。

00:44:40 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2016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1395.61亿笔，金额249445万亿元。其中，网上支付业务461.78亿笔，金额2084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96%和3.31%；移动支付业务25710亿笔，金额157.5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5.82%和45.59%。

2016年，非银行支付机构累计发生网络支付业务81639.02亿笔，金额99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9.53%和100.65%。根据中国保险业协会的数据，2016年共实现互联网保险收入2347亿元，其中互联网财险收入403亿元，互联网人身险收入1944亿元。互联网保险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7.6%。

00:45:46

（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2017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势展望》显示，2016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27个主要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达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其中，太阳能发电产业增长41.2%，锂电子电池制造业增长31.6%，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增长17.8%，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4.9%。（视频：2017中国工业经济处三年来最好水平。）

00:48:04 2016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0.5%，比规模以上工业高出4.5个百分点。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同时，顺应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新产品不断涌现。

2013-2016年，光电子器件产量年均增长27.1%，光缆年均增长19.1%，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年均增长33.1%，电工仪器仪表年均增长17.8%，太阳能电池年均增长22.1%，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年均增长45.7%，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年均增长12.7%。2016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达50.7万辆，同比增长53.13%。

第三节

四、中国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脱实向虚，金融业无序扩张

近年来，在政策推动和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资产管理业务规模不断攀升。同时，一大批影子银行业务无序扩张。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快速扩张，由2008年的5.7%快速攀升至2016年的8.35%。这一比重不仅明显高于新兴经济体的水平，而且也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的这种快速扩张，并不意味着我国金融深化的程度显著提高，而恰恰反映了国内金融业的效率比较低，使得每一单位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金融资源来支撑。同时，金融业的无序扩张，也是资金脱实向虚、层层嵌套的反映，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00:01:05 在金融业无序扩张的同时，国内监管却存在缺位，导致金融领域一系列风险集聚。2015年以来，我国的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领域的风险均不同程度地暴露出来。因此，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40次集体学习中，总书记也明确表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00:02:12

（二）房地产市场风险积聚

在2014年以来一系列货币宽松政策的影响下，房地产市场在2016年迎来爆发式的增长。2016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22.5%。同时，全国房地产价格也出现大幅度的上涨。2016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5%，其中一线城市上涨25%。2017年以来，尽管国家加强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房价涨幅有所回落，但绝对价格同比仍然呈上涨之势。

一方面，高房价会影响实体企业的竞争力。高房价使得投机资金更容易从实体领域流向房地产市场，降低了实体企业的资金可获得性，加剧资金脱实向虚。同时，高房价也提高了城市的用地成本和生活成本，进一步推升了劳动力价格。这将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成本压力，降低国内产品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高房价也使得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不断累积。大量投机性的资金集聚在房地产市场，容易导致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同时，房价高涨也推升了居民加杠杆的冲动。2016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占全部新增人民币贷款中的45%。

00:03:15

（三）企业杠杆率仍然偏高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的宏观杠杆率尤其是企业层面的杠杆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6年底，我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率为257%。其中，2016年底，企业部门的债务率更是高达166.3%。我国企业部门的债务率不仅高于同期新兴经济体的水平，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导致我国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国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以及金融领域的资源错配问题长期存在。由于这些体制性的因素，使得国有企业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因此，未来只有通过持续推进国企改革以及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开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企业杠杆率偏高的问题。

00:04:08

（四）流动性边际趋紧，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随着全球经济的弱复苏，流动性整体趋紧。预计美联储2017年将有一次加息，其中3月和6月已分别上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半年仍有一次加息，并且下半年美联储也将开启缩表进程。而随着欧洲经济和英国经济的好转，欧央行和英国央行边际收紧政策的概率也在提高。

国内方面，随着经济的小周期复苏，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同时，一系列金融风险的集聚，也使得金融监管加强，并对货币政策构成约束。在强监管和政策边际趋紧的背景下，融资成本出现比较明显的上升。2017年第二季度，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至5.67%，较2016年第四季度提升40个基点。

00:05:03

五、中国产业发展形势展望

短期来看，全球经济正处于一轮小的复苏周期中，但持续性仍有待观察。国内经济在2017年上半年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格局，但下半年仍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而“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仍将继续推进。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流动性和国内的流动性都开始趋紧，带来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将对产业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仍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传统产业仍将在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旧动能的重塑需要一段较长时期的培育，产能过剩、杠杆率过高以及金融风险等问题，都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而新动能短期内也难以承担起支撑中国经济的重任，决定了国内经济仍将处于筑底的阶段，新周期难以在短期内启动。但新动能的发展将势不可挡。服务型和发展享受型的消费升级的方向，决定了产业结构的演变轨迹。当前，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我国具有明显的大国优势，可以在一个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分担风险和降低成本。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互联网经济中，也表现在一些研发成本比较高，或者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的领域，譬如高铁产业。未来，我国的新动能不仅体现在数字化和智能化，也体现在装备制造领域的技术升级、环保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等方面。

00:07:16

（一）产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分析

全球经济处于一轮小的复苏周期中，但持续性仍有待观察。自2016年第四季度以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PMI整体呈现出改善的趋势。2017年4月，IMF将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由之前的3.4%调高至3.5%，尤其是大幅上调了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而从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来看，欧元区的经济也比预期的强劲。

政治方面，荷兰和法国的大选均平稳度过，之前市场比较担心的民粹主义“黑天鹅事件”没有重演；而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看来也比之前担心的要平稳。因此，2017年的外贸格局整体上出现了比较显著的改善。2017年前8个月，出口累计增长7.6%，远好于2016年的-7.73%。

00:09:05 中国经济则处在L形的筑底阶段。2017年上半年，国内经济稳中有升。主要有几个方面的支撑：一是企业继续补库存；二是PPI上涨带动企业盈利改善和制造业投资回升；三是地产投资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四是外部形势有所好转，出口增速提升。但整体来讲，2017年国内经济可能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走势，后续仍有回落压力。

一是企业补库存周期可能已经见顶回落，补库存将逐渐过渡到去库存，对经济有一定的拖累；二是地产调控政策趋严，地产销售已显著回落，后续地产投资也面临下行压力；三是在基数效应下，PPI增速已开始下行，并带动企业效益逐步回落。但考虑到出口仍然在改善且制造业投资仍有小幅的修复，预计下半年回落压力可控，全年经济增长实现预期目标是可以做到的。

00:10:37 供给侧改革仍将继续推进。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而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扎实有效去产能。今年要再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以上。同时，要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5000万千瓦以上”。

去库存方面，主要是坚持因城施策，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三四线则继续鼓励去库存，并通过棚户区住房改造等手段加大支持，去杠杆则主要是针对企业领域的去杠杆。而降成本方面，根据2017年6月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合计全年将为企业减负超过1万亿元，其中降费占60%以上。

00:11:58

（二）消费成为中流砥柱，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发展

消费结构的演变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是不断提高的。相对于投资来说，消费的增长相对平稳。在中国经济L形的筑底阶段，消费仍将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从消费结构转换的方向来看，服务类的、享受发展类的消费比重将日益提升，消费升级的方向决定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

从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来看，儿童和老龄人口的比重日益提升。尤其是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将进一步提高新生儿的比重。而这部分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比较高的，这会提升整体的消费意愿，带动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因此，未来的产业发展要更多地从居民消费的需求出发，尤其是要更多地考虑到儿童和老年人口的消费意愿。婴幼儿用品、教育、医疗保健等领域都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00:13:21 根据201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消费结构转型和升级的方向。食品烟酒、衣着和居住类等的消费比重显著下降，而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和医疗类代表发展享受型的消费比重在不断上升，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一定是朝着服务类的且满足人们丰富的精神享受型的方向发展。00:13:52

（三）旧动能的重塑仍然需要时间

目前，我国仍然处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2016年，我国城镇人口的占比为57.35%，仍然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仍较大。因此，传统产业在经济增长中仍将占有一席之地，且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关键是要通过产业格局的优化、体制机制的改革，提高传统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重塑经济增长的旧动能。

尽管供给侧改革实施以来，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绩。并且，从现实情况来看，也出现一些积极的迹象。企业效益出现显著的改善，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由底部开始回升，因而无法支撑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增长周期。另外，从政策层面来看，随着环保约束的加强，也不允许传统的高污染行业进行新一轮的快速产能扩张。

00:15:14

（四）新动能的发展势不可挡

2017年6月22日，李克强总理曾明确表示：“当前，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可能重塑国家竞争力在全球的位置，颠覆现有很多产业的形态、分工和组织方式”。在6月27日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表示：“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不仅创造了新的供给和需求，大大拓展了发展空间，也给各方带来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

可见，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的过程中，新动能的发展势不可挡。而新一轮工业革命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意味着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深刻地重塑产业的格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具有明显的大国优势，可以在一个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分担风险和降低成本。

这就意味着，在一些新兴的并且具有明显规模经济性的行业中，我国是具有比较大的比较优势的。这一点在互联网经济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方面，我国可以利用自身的大国市场，获取弯道超车的优势。我国巨大的消费市场，与互联网技术的规模经济性和网络经济性相契合，可以降低互联网应用的边际成本。

00:16:22 而我国在平台经济、互联网支付等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未来也将会有更多的产业和应用场景与互联网相结合。而在人工智能领域，Althago的表现以及无人驾驶等领域的成绩已经宣告人工智能的广阔前景。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积极去探索和发展的领域。

除了互联网经济，我国的大国优势还可以体现在一些研发成本比较高，或者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的领域。譬如我国的高铁产业，就是凭借我国的大市场优势，成功地实现了追赶和跨越，已经成为我国产业走出去的一张名片。

2017年以来，随着C919大飞机的试飞成功、第一艘国产航母的下水、量子卫星取得的成就以及可燃冰等技术的突破，标志着我国在培育新动能方面继续取得新的成就。未来，我国的新动能不仅体现在数字化和智能化，也体现在装备制造领域的技术升级、环保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等方面。

00:17:34

（五）新旧动能转换的根本路径在于改革开放

无论是旧动能的重塑还是新动能的培育，都决定了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走势的最根本途径还是改革。一方面，旧动能存在的很多问题都面临着体制性的束缚，譬如预算软约束带来产能盲目扩张和过度负债问题，导致产能过剩和杠杆率偏高；譬如金融资源垄断和结构扭曲带来的融资成本高等问题，损害了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譬如土地财政和户籍制度限制导致的房地产价格和库存的区域分化问题等等。

要从根本上解决传统产业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只能通过改革。通过国企改革、金融市场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真正地实现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杠杆、减轻企业成本、去房地产库存等目的，重塑旧动能，使传统产业获取再出发的能力。

00:18:53 李克强总理曾表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本着鼓励创新，探索审慎监管方式，使市场包容有序、充满活力。因此，我们认为新动能的培育需要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变革，通过简政放权和负面清单，简化审批程序，鼓励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创新发展。此外，要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打破国企垄断和服务领域的垄断，为新动能的培育提供市场空间。同时，新动能作为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试验的成本和较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和收益的不匹配要求政府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降低新动能培育过程中的外部性。

00:20:11 事实上，我们也确确实实可以看到改革和开放的实质性推进。一是自贸区范围进一步扩大。2016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2017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并发布各自的总体方案。

二是设立雄安新区。4月1口，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并将之定位于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承担着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等重要职能，将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三是“一带一路”加快推进。2017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吸引了29个国家的参与，对“一带一路”的资金支持力度也进一步加大。以此为契机，“一带一路”的推进将进一步加快。四是国企改革加快推进。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00:22:16 截至2017年4月，第一批9家试点的方案已基本批复；第二批10家试点企业名单已由国务院审议确定；第三批试点遴选启动。五是资本市场开放取得积极进展。6月21日，MSCI宣布，决定将A股纳入其指数体系。6月21日，人民银行发布《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管理暂行办法》，继续推进债券市场对外开放。

比如，济宁市确立了发展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四新”促“四化”，统筹改革、创新、开放三大动力，聚焦园区、企业、项目三大载体，强化服务、人才、基础设施、生态、要素五大支撑，积极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医养健康等新兴产业壮大新动能；

改造提升高端化工、纺织服装、高效农业、文化旅游、现代金融等传统优势产业形成新动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效、新兴产业提规模、跨界融合提潜能、品牌高端提价值，建设全国资源型城市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市，开创经济社会创新发展转型发展持续发展新局面。

00:24:49 济宁市的主攻方向：适应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大力发展“四新”、促进“四化”、实现“四提”。一是聚焦新技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集群发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制造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老树发新芽”“有中出新”，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效。二是聚焦新产业，提升创新平台驱动力，实现产业智慧发展。推动知识、技术、创意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做大做强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筑巢引新凤”“无中生有”，实现新兴产业提规模。三是聚焦新业态，提升三次产业联动力，实现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产业与互联网融合、生态旅游与上下游产业融合、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等，形成乘数效应，实现跨界融合提潜能。

四是聚焦新模式，提升品牌影响力，实现产业高端发展。全面做强产品、企业、行业、区域品牌和地理标志品牌，诚信为本、品行天下，实现品牌高端的价值。（视频：山东代表团热议高质量发展 全力以赴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00:28:43 03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升级的主要问题与战略

我国新旧动能转换不仅面临着内部要素变化、结构调整的挑战，同时，国际上逐渐抬头的贸易保护等一些反全球化的行为，我国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亦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带来重大挑战。一方面，我们需要充分认识我国在基本经济要素、产业新旧动能上面临着转换接续脱节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要深刻认识到体制机制改革面临的难题。

00:30:27 这就需要我国在结构性调整、新经济业态的培育、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制度创新上深入推进，极大地释放潜在的经济增长的活力。结构的调整需要重点推进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的转变，先发地区的重点在于探索构建适应新经济、新动能的新体制机制，后发地区需要突破束缚动能释放的传统制度。

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中高速轨道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非常关注的议题。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现在经济的增长速度从10%左右两位数增长平台下降到了7%左右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速度还能不能稳得住是一个重要问题，这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动能的转换接续。前面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旧动能正在逐渐失去。要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就要看一些新的产业是否能够及时发展起来，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00:32:21 上述产业新旧动能的潜在空间基本上体现了结构性的因素，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上述因素也恰恰是我国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而这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往往和体制性、制度性问题纠缠在一起，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形成较大制约。因此，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就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拦路虎”，释放新的动力与活力。

从新旧动能转换接续的本质来看，从根本上夯实经济动能形成的基础。从产业的角度，就需要辩证看待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新旧动能转换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题，更多地是要将新动能与传统动能有机地结合，通过进一步地的改革开放，盘活经济潜在的增长动力。

00:33:53

一、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动力来看，传统劳动力数量的红利在逐渐减弱，劳动力成本不可逆转的上升使得我国所依赖的这一传统动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渐势弱。创新驱动的动力也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与提升。而诸多体制机制的制约依然是我国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最大的拦路虎，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顺利地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

（一）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接续面临脱节风险

1.中国经济长时期增长所依赖的大量廉价劳动力这一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劳动人口的结构在2010年出现了拐点，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开始呈现下滑趋势，表明我国有效劳动力的供给不像以前那么丰裕。尽管总体而言，我国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但我国的产业结构依然没有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完成升级。

因此，劳动力结构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用工紧张，并传导至整个经济，导致用工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上述效应不仅体现在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长期超过我国经济的增长。这一现象表明廉价劳动力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出现了下滑。并且，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在由工资以及社保等福利费表示的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地提高的情况下，其呈现出不可逆的趋势。

分析劳动力成本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单位增加值劳动力成本，这一指标是劳动力成本与实际增加值的比值，它表示每增加一单位增加值所耗费的劳动力成本，反映了一个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动情况。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呈持续增大的趋势，表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在加速弱化，当生产率的增长难以弥补成本的上升趋势时，表明当前劳动力成本上升给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00:36:13 2.高投资、高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过度的投资也造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产业过剩等问题，这也导致社会对投资驱动经济往往批评较多。但实际上，投资对于经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论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还是创新驱动，都需要以资本投入的增长为前提。

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资本要素能够通过改善其他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来提高整个经济的产出结构水平，因此，资本要素投入已成为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投资的效益与成本的关系、投资是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而不是不计成本的低效投资。因此，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依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00:37:04 一方面，资本增速呈下降态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处于下降通道。不管是从投入法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还是从使用法计算的资本形成总额，在经历了长期的增长后，增速上也明显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低于10%的水平，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速也已经下降到6%以下的历史低位。

这对于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来说，直接反应就是经济整体的速度从高速增长开始转换到中高速的平台。投资贡献率是反映投资对经济拉动的重要指标，对于投资驱动型的经济体而言，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高度正相关。总体而言，资本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样处于下降的通道，从这一角度来看，投资驱动中国经济的动力出现了疲态，高投资、高增长的模式显然难以为继。

00:38:08 另一方面，从投资的结构来看，内部结构的优化是未来的重点。国有企业的投资基本保持稳定，整体上略有下降，占比基本维持在1/4左右，而私营企业投资则上升为占比最高，达到1/3左右，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成逐年萎缩态势，占比分别下降至2%左右。

从投资的增长速度来看，近几年所有类型的企业投资增速均处于下滑的态势，相对而言，私营企业的增跃速度处于高位，2015年只有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速止跌回升，外商投资和股份合作均处于负增长。而且，当前面临的比较严峻的问题是民间投资下滑速度较快。

从2014年末开始长期低于全国固定资产的增速，在2016年长期处于5%以下的低速增长，这表明市场的活力与动力遇到较大阻碍，对未来的预期较为悲观。因此，从未来投资的所有制格局来看，代表市场活力的非国有经济将会进一步巩固在投资中的主体地位，但动力不足是实现这一动能的最大障碍。而随着外商投资的逐渐减少，中国经济的内生驱动力将进一步增强。

00:39:15 从投资的产业分布来看，第三产业的投资在逐年上升，目前已经超过55%，这也表明我国的投资更多地流向了服务业这一经济转型的方向。但由于房地产投资计算在服务业中，最近几年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上升得比较迅速，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都超过23%，如果剔除掉房地产的因素，实际上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并不高，因此，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的投资结构是今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

使用率的高低是衡量固定资产投资效果最直接的指标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的这一指标处于70%以下。而且，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来看，2013年以来逐年下降，出现负增长，而亏损额则在逐年增长。国有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占国民经济主要地位的企业整体亏损较大。这表明作为我国经济支柱的企业其发展绩效表现差强人意，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这些企业由于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导致抗风险能力较差。

00:40:55 从中国经济未来转型的方向来看，创新驱动是必由之路，但我国的创新发展还不足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研发投入上新台阶，企业的主体地位显现，但结构问题依然严峻。2016年中国研发（R＆D）经费投入15500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达2.08%，连续4年突破2%。

一般而言，作为一个向创新驱动转型的经济体而言，研发投入迈过2%这一门槛表明我国科技实力不断增强，作为一个大国的创新基础也在不断夯实。研发强度代表国家推动科技的优先程度，表示对科技活动的重视程度，但与美国、日本3%左右的强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2%向更高水平攀升时，面临的困难也更大，我国从占比1%到突破2%花了10多年的时间。

00:42:15 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不仅要实现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要提升研发的效率，提高资金转化的边际效益。我国在科技研发产出总量方面成果较为丰富。在专利申请受理数和专利申请授权量方面，我国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突破50%的大关，达到了56.2%，科技的应用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与美国、日本、芬兰公认的世界上的创新型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一般在70%以上，我国与此的差距还比较明显，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还任重道远。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产业的新动能尚处于培育阶段，新旧动能接续存在一定的断档期。按照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标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到10%，还难以带动中国经济跃上新的台阶。而作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样对经济的拉动乏力，近几年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额增长一直处于下滑的通道，2014年、2015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表明我国高技术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较弱，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干扰和影响。00:44:12

（二）传统体制束缚旧动能的改造升级，制度创新滞后于新动能的发展需求

目前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往往都有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的束缚，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依然受制于体制的约束而转型缓慢，许多非市场的因素导致我国经济要素的误置，进而对整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带来较大的羁绊。

譬如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经济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由僵尸企业所带来的“僵尸经济”的风险，一些僵尸企业已经成为新动能成长和旧动能改造的“拦路虎”。由于僵尸企业占据大量的融资资源，导致非僵尸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投资下降，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较大隐患。众多僵尸企业不能退出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转型经济的预算软约束。

00:45:14

（三）世界经济新格局给我国新旧动能的转换带来了严峻挑战

除了中国内部存在的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制约着新旧动能转换外，新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也对我国经济动能的升级与培育带来了重要的挑战。

中国由于在经济规模、经济增速上在全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经从以前的世界经济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重要的主动治理者。我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2016年贸易总量全球第二（在连续几年占据全球第一后，2016年被美国超越，但出口依然是全球第一）、对外投资全球第二，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在全球重要的经贸地位，并且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稳步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一直高于世界的增长率。2013-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是世界平均增速的近3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贡献率。中国经济持续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加速器”。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合作与治理，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构建，如我国积极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等。

00:46:47 随着中国地位的崛起，在国际上也面临着更多不确定性挑战：A.世界经济仍处于缓慢的恢复期，各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仍然乏力，美国2016年的经济增长只有1.61%，欧盟1.87%，日本只有1%，增长趋势也未见有较大的起色，作为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区域，这些地区的慢增长意味着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依然低迷。如果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则我国自身的新旧动能转换的进程也会受到制约。

B.诸多“逆全球化”的因素也对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仅是中国在进行新旧动能的转换，国际上大多数经济体都在进行这一转型。出现了诸多如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后一系列反全球化的措施等。这些都对全球化的深入起到一定的负面效果，具体表现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很多世贸组织成员已经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

00:47:36 全球贸易预警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2015年全球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的数量比2014年增加50%。2015年的贸易限制措施数量是自由贸易措施的3倍。世贸组织、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G20贸易投资措施报告》显示：近一年来，G20成员平均每月新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达到2009年以来最高数量。以WTO为标志的全球贸易一体化不断受到挑战，TPP、TTIP等区域性贸易组织和规则也前途不明。

这些一方面给我国贸易的未来环境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会影响我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此外，美欧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朝着去全球化方向发展，民粹主义也日渐抬头，并且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这些“逆全球化”的现象同样会传导到经贸领域，影响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深度合作，从而限制了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空间。

另外，中国所处的亚太区域尽管经济的增长是未来的亮点，但这一区域的地缘政治会对我国的经贸发展带来更大的挑战。南海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中日关系问题、中韩问题等都是羁绊中国经贸发展的棘手问题。这些背后大国之间的博弈更是增加了挑战。这些挑战不是短时期存在，可能在比较长的时间都是困扰中国经贸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会限制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空间拓展。

00:48:55

第四节

二、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战略措施

由上可知，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关键时期。一方面，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的不断涌现和国家经济战略的推行为我国经济注入了新的问题；另一方面，传统领域也在上述创新因素的推动下不断焕发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新旧动能的转换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及国内体制机制束缚。因此，现阶段我国新旧动能的转换需要新的战略理念。

首先，新旧动能转换不是一个静态的切换，而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新旧动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现阶段的新动能，在未来技术变革的影响下有可能成为传统动能，传统动能在新技术的融合下，也有可能焕发新的活力。

00:00:47 其次，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需要国际化的视野，中国经济动能转换是世界经济转型的重要变量，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在经历新一轮的经济转型升级。一方面，我们需要充分考虑重要经济合作国家的经济战略决策；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未来经济、技术、国际规则发展的趋势。

第三，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决策中，需要有历史的维度，需要厘清现阶段的重要特征。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新旧动能的转换，20世纪80年代耐用消费品新动能的产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基础设施投资的驱动、入世后贸易动能的发挥等都是比较明显的动能转换。

上述动能的转换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即这些都是在结构扭曲下积累了很长时间爆发出来的，所以，其动能表现特别强劲，释放得也很快。但现阶段的动能释放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新因素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信息技术下的动能可能释放的时间比较长，呈现螺旋式释放的特点。基于上述的分析，我国在结构性调整、新经济业态的培育、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制度创新上深入推进，是实现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所在。00:03:44 比如济宁市的发展目标。按照“一年全面起势、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取得突破”的要求，2018年，形成科学有效的新旧动能转换路径和推进体制机制，各项工作全面铺开。到2020年，形成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提升“双轮驱动”发展格局，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明显提高。

到2022年，基本形成新旧动能迭代更替新格局，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力争高端装备规模突破2000亿元，纺织服装和文化旅游实现1500亿元，新一代信息技术达到1200亿元，高端化工、现代农业突破1000亿元，新能源新材料达到800亿元，节能环保、医养健康规模均突破500亿元，现代金融突破300亿元。00:05:50.23 质量效益全面提高。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创新能力全面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创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高，力争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7%，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37%，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达到60人，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2%。

动能转换体制机制全面建立。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为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强力的制度支撑。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全面形成。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等开放战略取得明显成效，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到2028年，改革开放50周年时，与全省同步完成这一轮新旧动能转换，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转高效，产业结构、城乡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持续优化，发展活力迸发、动力强劲。到2035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提升，“美丽济宁”目标基本实现，“文化济宁”品牌更加靓丽，人民生活更为宽裕，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全省前列 00:09:46

04产业转型升级与新旧动能转换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正由增量扩能向调整存量阶段全面调整，经济模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模式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模式全面转型，经济方位也正由传统制造业主导的低端水平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支撑的高端发展阶段全面过渡，经济动能正由传统增长的旧动能向新的增长动能全面转变。下一轮我国产业转型中新旧动能转换呈现三点特征：

第一，新旧动能转换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第二，新旧动能转换将是一种长期过程并呈现区域性趋同。第三，新旧动能转换是一种动态融合过程。同时，需要谨防产业转型升级中新旧动能转换可能出现的风险：一是新旧动能转换不畅所引发的产业接续的断档风险；二是新旧动能转换引致的经济分化问题的加剧。因此，新旧动能转换下如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需要认识到我国区域产业升级孕育着巨大的动能，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释放产业新动能，另一方面挖掘旧动能的潜力拓展发展新空间。

00:15:01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旧动能转化

经济发展过程实质是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新旧动能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展现的就是一个新旧动能不断迭代更替的发展过程。在过去对经济发展起重要助推力的旧动能也会随着比较优势的转换，逐步会转换为新动能。

现如今，我国正值新一轮的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把握好过去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经验，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今后的新旧动能转换的方向。

00:16:1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旧动能出现了两次重要转换。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总体上处于脱贫和解决温饱阶段，为满足城乡居民“吃、穿、用”需求，轻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一度成为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成为这段时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尤其是以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等发展最为突出。

第一次新旧动能转换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为了解决加工工业过快发展与能源、原材料工业发展不足之间的矛盾，80年代中后期，政策开始向公路、港口、电力、钢铁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倾斜，这时期第二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第二次新旧动能转换在21世纪初一至今，随着我国产业体系的不断健全，全国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基本上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以第三产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得以迅速发展，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升级中对“住、行”的需求。

00:21:03

（一）20世纪80年代轻工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生产供应基本满足不了居民生活所需，消费需求受到抑制。1978年以后，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并快速释放出对轻工业品的巨大需求，这一需求成为该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推动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浪潮，而轻工业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居民消费生活的第一次大变迁。该阶段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84年的355.3元，年均增速达到17.7%，是迄今为止农民收入增幅最高的时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652.1元，年均增长11.3%。随着居民收入的大幅提升，食品和衣着的消费支出占比呈现迅猛上升态势，并成为该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

紧接着，1985年开始，高收入增长推进城镇居民消费生活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变革，居民消费从传统的基本生活消费逐步向发展性消费转移，形成以彩电、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消费热潮，这一热潮大约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为重要导向，家电工业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产能获得“爆炸式”增长。

1986-1995年，家用电器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2.1%，大大超过同期工业总产值和轻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而“排浪式”的消费使得我国城镇及早完成了家用电器的普及，家电的社会拥有率迅速提高。以电视机为例，80年代末期城镇居民保有量已经达到100%，农村普及率也达到30%以上。进入90年代后，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等家用电器的产量及市场容量都雄踞全球，家用电器成为我国在全球市场上的一张靓丽名片。

上述轻工业的蓬勃发展又进一步拉动了投资需求扩张。1984-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5倍，且主要集中于轻工业领域，因此轻工业的生产能力急剧扩张，总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43%一度上升到1988年的51.4%。

在以轻纺工业发展为主导的工业化浪潮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呈现出与两次消费品需求热潮相吻合的超常增长，1979-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9.6%，1983-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0.3%、14.6%和12.7%，1987-1988年分别增长11%和11.2%。

00:28:41

（二）20世纪90年代基础设施建设

经过轻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满足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为了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邮电通信、原材料等行业的发展作出明确的部署，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迅速增长，这段时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1990-2002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基本建设累计完成投资80249亿元，年均增长26%，比1979-1989年年均增幅高15.3个百分点，比同期全社会投资年均增幅高4.5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国债资金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作用非常突出。

1998年起，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为启动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5年内共发行66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农业、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中央储备粮库等基础设施项目，另外有部分技改贴息资金用于一些基础产业的技术改造项目。

这些资金的投入，带动了大量社会资本的进入，使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从而进一步带动全社会投资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增长。1998-2002年5年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73380亿元，年均增长13.1%，比同期全社会投资年均增幅高2.2个百分点，有力地带动了全社会投资的增长，也使国民经济平稳度过困难时期。

1990-2002年，是我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一大批重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并开始发挥效益。全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黑龙江和内蒙古100亿斤商品粮基地等项目使我国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改善；

神府东胜矿区、新疆塔里木油田、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一期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二滩水电站等工程缓解了能源紧张状况；京九铁路、北京西客站、上海浦东和广州白云新机场、上海地铁2号线等项目投产，沈大高速建成通车，高速公路建设进入如火如荼阶段，现代化交通网络开始形成；水利方面进行了长江、黄河等主要干流、湖泊的防洪堤建设，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开始启动。

在这种情况下，80年代那种轻工业增长超过重工业的格局被打破，自1991年第四季度，出现了重工业增长速度持续快于轻工业的态势。1992年重工业增长速度高于轻工业3.1个百分点，1993年高于2.3个百分点。而且不同于改革前以重加工业为主导的自我循环、自我扩张的重工业发展，这次重工业化是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为主导的产业关联带动型的发展。

00:39:24 在产业投资结构中，第三产业投资持续上升。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158.2亿元，同比增长19.6%，所占比重由2.8%下降到2.2%；第二产业投资3850.1亿元，同比增长37.1%，所占比重由58.9%下降到53.6%；第三产业投资3174.7亿元，同比增长73.7%，所占比重由38.2%上升为44.2%。

第三产业投资增幅之大，比重之高，为近年来所未有。特别是运输、邮电、通讯业完成投资1450.35亿元，同比增加748.64亿元，增长106.7%，所占比重由14.7%上升到20.2%。即使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时，这些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重点建设项目所受影响也不大，有的项目则加快了进度。

1993年生产铁路机车922辆，比上年增长15.5%；发电设备1534.3万千瓦，增长17%；程控交换机981.42万台，增长162.7%。这几类产品在1992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持续地高速增长，反映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我国工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00:42:43

（三）21世纪产业以来的房地产产业发展

21世纪以后，居民对家庭设备和耐用品的消费趋于饱和，消费需求逐步向医疗保健用品、交通和通讯工具以及住房改善等方面转移。与之相对应，以房地产为首的新一代耐用消费品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成为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和住房供应体系商品化，标志着我国住房供应和分配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展开。伴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把压抑了60多年的住房需求快速释放出来了，中国进入近20年的房地产超常规发展时期。

198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仅101亿元，经过近30年发展，201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已达86013亿元，是1986年的852倍，年均增长28.4%。房地产开发投资发展的特点以2000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以前，房地产开发投资高速发展，但很不平稳，增速大起大落。1987-1999年，年均增长33%，其中，1992年增长117.5%，1993年增速又进一步攀升至165%，达到历史最高点。

2000年以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比较平稳，2000-2013年，年均增长24.3%。房地产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提高步伐与住房市场化进程相吻合，1998年以后，随着住房市场化不断发展，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由1998年的4.1%提高到2013年的5.9%。房地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2%上升到2013年的12.7%。00:48:57

第五节

二、下一轮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与潜在风险

（一）下一轮中国产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特征

当前，A.我国经济结构正由增量扩能向调整存量阶段全面调整，B.经济模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模式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模式全面转型，C.经济方位也正由传统制造业主导的低端水平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支撑的高端发展阶段全面过渡；D.经济动能正由传统增长的旧动能向新的增长动能全面转变，可以说，经济的新结构、新模式、新动能、新方位等一系列新特征正在逐步孕育壮大，即将破茧而出化蛹成蝶，成为主导中国经济的崭新力量。

00:01:03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技术创新的飞速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速度显著加快。产业结构转变是理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区别的一个核心变量，同时也是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Chenery etal，1989）。罗斯托（1962）认为产业结构演进或变动是一个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以及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一次更替的过程。产业结构变动一般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各产业技术进步速度不同，并且在技术要求和技术吸收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各产业增长速度的较大差异，从而引起一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二是一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主导产业来推动国家的发展，而主导产业的更替直接影响了一国生产和消费的方方面面，在根本上对一国的产业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确切地说产业转型升级实质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一种表现形式。

00:03:56 我国正是在历经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充分认识下一轮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之中的新旧动能转换的特征可以加深新旧动能转换的认知，指导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政策的实施。下一轮中国产业发展中新旧动能转换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新旧动能转换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从产业转型升级角度来看，新旧动能的转换体现为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结构的变化，以及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具体而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发展较快。

其中，服务业增加值高于制造业增加值，2006年制造业增加值为72437亿元，服务业增加值为88554.9亿元，到2012年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161326.2亿元和231626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4.28%和17.38%。同时，服务业增加值每年的增长率（较比于上一期）高于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并且服务业增加值率呈现上升趋势。在制造业内部，新旧动能转换体现为蕴含新动能的制造业行业运行状况要优于依靠旧动能的制造业行业。

自2012年后，制造业内部的相关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基本上处于下降趋势。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医药制造业增加值，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以及化学纤维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略有下降，但下降幅度小于其他行业，发展速度相对于依靠旧动能的制造业而言仍保持着高增长。

因此，在制造业内部新旧动能逐渐的进行分化，拥有新动能的制造业仍有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发展。2008-2016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0.9%。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快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个百分点。

00:08:15 就服务业内部发展而言，新旧动能转换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优先于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以社会服务为代表的生活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逐年下降，从2006年的1.52%下降到2014年的0.82%，平均每年下降8.02%。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良好，2016年的四个季度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景气指数处于上升趋势，并且指数均高于100，生产性服务业呈现景气景象。

总而言之，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着重表现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快于制造业增长，并且拥有新动能的制造业内部的行业发展速度较快，与传统动能的制造业内部行业逐步分化开来；而服务业内部的发展表现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景气指数的不断提高。新旧动能的转换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00:10:26 第二，新旧动能转换将是一种长期过程并呈现区域性趋同。我国新旧动能转换仍需要历经持续性长期阶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阶段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仍较低，并且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能够显性代表新动能中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较为缓慢。

研究表明，新动能的发展主要体现为服务业拉动作用增强。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持续增长，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266290.5亿元，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且在2015年达到338752.3亿元。然而，从2007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率达到最大值（6.57%）后，其拉动率呈现下降趋势，最低值为2002年的3.51%。

此外，代表新动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较慢。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相对较低，2016年也仅仅略超出11%，达到11.8%。并且，高技术产业利润的增长率从2010年的48.84%的高峰值逐步下降，最低值为2011年的7.84%，后虽有所反弹，但阻挡不了其下降的势头；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投资额以及新增固定资产的增长近年来也处于下降的通道。

同时，新旧动能转换呈现出区域性趋同。中国是一个具有显著地区间“异质性”特征的大国，中国的人口和资源不是均匀分布的，中国地图按照腾冲一瑷珲县黑河的“胡焕庸线”分为两块，在这条线的两侧不仅人口及其他各种资源分布不均衡，经济发展水平也有明显的差异和梯度。由此，中国内部的差异性使得产业可以有效的在国内进行梯度转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从不同区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来看，2001-2015年期间，东中西部省份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率呈现趋同，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区域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拉动率随时间的推移表现出变动的一致性，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区域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率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2014年和2015年两年的差距更不显著。

00:14:49 第三，新旧动能转换是一种动态融合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会有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升级，形成新的“双引擎”，能够更好地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是我国制造业行稳致远的两台发动机，不可失衡。

既要加大力度发展新技术、新产业，着力提高新发动机“功率”；又要致力于传统产业改造优化，修复旧发动机。发展新兴产业是增加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后也是新动能。新旧动能转换是一种动态融合过程，不仅包括利用新动能改造传统产业、传统动能，形成新的动能，而且包括积极培育新动能。

全球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速，新一代信息和互联网技术、数字智能制造技术等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制造，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进行结合，能够架起人、机器与资源之间的智能互联桥梁，并产生高度自动化和高度连通的颠覆效应。例如，针对煤炭、电力、化工、冶金和建材等传统高耗能产业，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可以使得传统产业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都能产生新动能。

我国正在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而“互联网+制造业”是重中之重，互联网能够从传统产业的研发设计、流程再造、市场营销及物流配送等多个方面起到引领带动作用，甚至互联网在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工业、装备等方面，也会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可见，新工业革命不仅产生以互联网为支撑的大规模定制化和智能化的生产方式，而且将直接导致传统产业制造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00:22:06 现阶段，新技术、新模式、新动能正快速地推动传统动能加速改造升级。通过技术改造可以有效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盘活经济存量。据估算，我国有大概100万亿元以上的传统工业资产。经过多年积累，我国工业体系已比较完善，当下经济企稳主要取决于现有企业和产业能不能修复动力。技术改造具有技术新、投资省、工期短、见效快、效益好等5个特点。

“十二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投资金额达到37.5万亿元，是“十一五”期间的2.7倍左右。2016年1-8月，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13%，快于工业总投资10.1个百分点。在制造业内部相关行业的技术改造支出也在稳中有升。例如，医药制造业的技术改造支出由2000年的28.82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87.39亿元，年均增长9.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改造支出由2000年的52.08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16.4亿元，年均增长6.9%。

域中的国家火炬计划项目为新动能的发展提供巨大的资金支持。可以发现，2007年新材料获得的资金最高，为3209.46亿元；其次，是光机电一体化技术所获得的资金，为2914.90亿元；电子与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以及新能源和高效节能也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

新兴产业取得科技活动成果也十分显著。其中电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以及新材料及其应用所获得的科技活动成果累计实现额度，从2006年的1354.63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4516.03亿元，年均增长18.77%。其中，航空航天技术的科技活动成果实现金额的年均增长率最高，达到28.71%；而年均增长最低的为电子信息技术，为16.65%，也呈现高速增长。

00:28:21

（二）产业转型升级中新旧动能转换可能出现的风险

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这是一个充满阵痛、十分艰难的过程，经济增长难免有波动起伏，这是调整转型时的一种正常现象。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也需要提防两类风险的出现：一是新旧动能转换不畅，产业接续可能存在断档风险；二是新旧动能转换可能会引致的经济分化的加剧。

第一，新旧动能转换不畅，产业接续可能存在断档风险。当前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化，经济增速仍处于合理区间。然而，经济新常态下旧动力渐弱，新动力将生，正处于交替期，结构性矛盾突出。

在新旧动力的交替期，传统动能进一步衰减，新动能尚在培育中，经济增长动力暂时面临“青黄不接”局面，经济增速的放缓不可避免。旧动力渐弱主要表现在传统产业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出现经营困难、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滑、地区行业和企业分化明显；新动力则主要表现为相关产业投资增速和增加值增速均高于传统产业，但这些增长不能完全弥补传统产业的减速。

00:31:33 从产业部门来看，总体上制造业步履艰难，但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一枝独秀，亮点闪耀。2016年前三个季度的工业数据表明，采矿业、高耗能行业的生产增速回落幅度较大，而高技术产业保持高速增长，其中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等制造业增长也较快。这种经济分化的趋势在不断增强，程度不断加深。

例如，在经历2016年3-4月的“短暂躁动”后，制造业和服务业扩张动能减弱，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难度较大。受结构调整、去产能等影响，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增速明显放缓；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大背景下也难以独善其身，行业景气指数继续下滑，增速出现回落，难以填补传统制造业下滑空缺。2016年1-4月，战略性新兴产业27个重点行业营收增速下降至10%；5月战略性新兴产业PMI回落明显，下滑至55.3%，同比下降9个百分点，其中订单回调幅度较大。

财智BBD中国的新经济指数（NEI）2月以来连续下降，新经济占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下滑至30.0%，略高于2015年8月以来的平均水平。尽管新兴产业也在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增加值2015年增速为10.2%，近两年始终比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快约5个百分点；投资增幅17%，比工业投资增幅高出9个百分点。但问题是，占GDP的比重小。同时，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只占工业增加值的11.8%，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不到8%。

00:34:13 第二，新旧动能转换引致的经济分化加剧。我国拥有幅员辽阔的地域，并且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着经济差距，这为我国产业的梯度转移提供了条件。产业的梯度转移不仅为转出地的新兴产业的入驻和产业转型升级腾挪了空间，也带动转入地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原有的潜在要素资源成为可利用的经济资源要素。

产业梯度转移是一种新旧动能转换作用在区域中的结果，然而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仍要谨防经济分化现象的加剧。经济分化的加剧，一方面表现为资源和市场加速向新动能增长基础和优势好的地区、行业和企业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旧动能经济部分比重较高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加速收缩。这两种力量可能引致经济分化问题加剧。

2003年之前东中西部省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间的差距较小，2003年之后开始分化，并且在2007年东部省份与中西部省份的分化开始明显，在201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的年份，东部省份与中西部省份之间的分化未能呈现缩小的趋势。可见，从全国总体区域分布来看，新旧动能的转换需要谨防区域间的经济分化加剧的风险。

同时，区域内的经济分化问题也将逐渐显现。以浙江省为例，新经济和总部经济较集中的杭州等市第一季度GDP持续两位数增长（10.3%），而传统经济比重较高的绍兴、嘉兴、金华、温州、台州等增速放缓，收缩较严重。资源和市场加快向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1-5月，电气机械、汽车制造和通信电子等新兴产业增速均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为8.9%、25.0%和14.6%；

服务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长较快；而以旧动能为主支撑的行业如化纤、有色金属、印刷、烟草、酒饮料茶等制造业增速收缩、利润下降，全省近半数行业（15个）增速在4%以下。依托大企业做配套协作和在新兴产业领域创业创新的小微企业增速较快（9.0%），而缺乏市场先发优势和能力进行新旧动能置换的中型企业严重收缩（3.5%）。

00:39:00

三、新旧动能转换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新旧动能的转换推动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需要确保新旧动能的顺利转换。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要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核心，从侧重提高发展数量和效益转向注重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一方面挖掘旧动能的新潜力，拓展旧动能的新空间；另一方面，要切实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体制、模式、业态等全方位的创新，实现新动能发展。

00:40:29

（一）区域产业升级孕育着巨大的动能

不同区域的新旧动能，是不一样的，经济增长的活力也各不相同。例如，珠三角地区新技术驱动的产业不断发展，极大带动了地区区域发展；长三角和珠三角一些地区已经完成了新旧动能转换；中部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按照梯度转移理论同样可以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西部地区有着后发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后起之秀；而东北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的理念思路及其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问题，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同时，区域之间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潜在的要素资源若能够进入到市场，成为可以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可以继续带来新的动能。特别是一些区域的开放，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要素投入新的生产领域，从而增强经济动能的新空间。

00:42:12

（二）通过改革开放释放产业新动能

大量研究发现，我国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对较高。高成本直接表现为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以及资本要素的升高，另外则是制度的成本。高的制度性成本给产业发展施加了巨大的阻力，因此，释放产业新动能必须通过改革降低制度性成本，例如进行结构性减税和降费。

对政府而言，需要创新政府管理、优化政府服务，完善政府职能，营造包容支持创业创新和培育新动能的制度环境。政府的改革，必须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全面落实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大力推进“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务模式，拓展网上办事大厅功能，提高行政服务效能，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释放产业新动能：第一，加强中小微企业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推动科技服务机构加强技术集成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第二，建立产品和服务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释放产业管制权及减低准入门槛培育新动能；第三，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平台体系，促进技术交易市场，缩短科技成果转化周期；第四，探索包容创新的审慎监管制度，对新产业新业态采取既具弹性又有规范的管理措施，推动以分享、信息、生物、绿色、创意、智能等为特点的新兴经济业态成为增长新引擎，扩大群众就业和创造财富新空间。

此外，通过对内、对外开放以提高产业的整体发展效率，释放产业新动能。对内开放而言，我国产业的开放仍具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例如，我国大量基础产业市场的竞争仍不够充分，和竞争市场比较合意的产业组织结构仍没有形成，并且这些产业本身的效率相对降低。

通过进一步的开放，可以形成有效的可竞争市场，不仅推动产业本身的发展，同时产生对其他产业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等溢出效应。对外开放而言，需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提供的新机遇，利用这一战略平台展现新优势、发展新贸易、开拓新投资，构建有利于我国的全球价值链，为产业新动能的培育提供充分的国外资源。

00:45:48

（三）挖掘旧动能的潜力拓展发展新空间

旧的产业结构是新旧动能顺利转换的基础，没有旧产业结构的支撑，新产业结构形成也就无从谈起。新旧动能转换落地的方法在于不抛弃旧动能，通过适当的改造来挖掘其新的潜力，拓展其新的空间，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

新技术新业态，尤其是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融合最深入、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信息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为此，需要积极运用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继续淘汰落后产能，同时立足创新驱动，依托“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推动传统产业迈向中高端。

此外，促进实体经济升级，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汇聚众智众力，使传统产业在与新动能融合中形成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提升产品和服务价值链，焕发新活力，通过生产组织方式创新使传统产业释放新的增长动能，并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协同发力，促进覆盖一二三产业的实体经济蓬勃发展。

第六节

05区域经济发展与新旧动能转换

中国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经济增速降低、结构再平衡、新经济模式不断涌现等为特征的经济环境，为当前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一些传统的支撑力量正在消退，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力量则在成长，有的新业态新产业呈爆发式成长。厘清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变得极为迫切，结合区域发展维度，梳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能够清晰的勾勒出中国未来发展蓝图，破解当前困局。00:01:22

一、工业化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工业化一直是引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部分省份和地区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后，工业化程度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消失。

未完成工业化的省份和城市，工业化因素仍然是区域发展的主要动能，而处在工业化后期以及完成工业化的城市和省份，工业化因素是将被代替的旧动能。总体东部地区的工业进程快于西部地区，全国各地的工业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梯度。

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城市，已经完成工业化，而且服务业的劳动效率在这两个城市也是最高的。完成工业化的特大城市，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能依靠产业结构的变动，而是以创新或新的商业模式为推动。

计算得到广东、湖南、江苏、安徽、浙江、陕西、天津、内蒙古、辽宁和宁夏的工业化指数在0.5和1之间，表明10个省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一半，广东和湖南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较为明显的是广东、江苏、浙江和安徽服务业较为发达，虽然同是进行到工业化的一半，但是内部结构却不一样，湖南、陕西和内蒙古的第二产业发展较为充分。

而新疆、山东、黑龙江、吉林、山西、重庆、福建、河北、湖北、甘肃、海南、广西、青海、河南、四川、云南、江西17个省份的工业化指数在0.2-0.5之间，按照工业化的判断标准，这17个省份正处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只有西藏还处在工业化的初级水平。工业化伴随着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完成本质是三次产业内部劳动效率的提升。00:06:58 可以说，改革开放近4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对劳动力的解放，提高了产业内部的劳动生产率，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步完成将会减速，北京和上海工业化已经完成，特大城市劳动力的效率已经提到很高的水平，在提高单人的生产效率不是新动能的主要来源，探索大城市经济增长动力仍然是一项棘手的研究。也许近年的京津冀一体化整合以及雄安新区建设探索将是特大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动力。

从历史上看，全国的工业化进程也许比截面更为直观，能够反映1995-2014年间中国工业化演进的过程。全国的工业化指数H在2011年之前都是小于0.5，说明1995-2010年的中国都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这一阶段都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

2011年后，全国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过半，转而经济增长处于换挡期，随着工业化完成过半，经济增长难以维持以往的高速增长，需要内涵式发展。由于国内个别省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甚至个别特大级城市北京和上海完成了工业化，再以工业化为经济增长动力已明显不足，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的动能。

典型区域的动能比较按照全国典型区域划分。选择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长江三角洲流域（包括：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珠江流域（包括：广东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由于数据收集的原因，这里只包括广东省）和少数民族地区（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进行分析，来对比工业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动力。00:09:30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对比了典型地区工业化进程，总体上观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快于长江三角洲流域；京津冀地区排第三；工业化作为区域发展的主要动能将依次递减，工业化水平最低的东北三省和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将工业化作为区域发展的主要动能。

长江三角洲流域、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京津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均处于工业化后期，而东北地区才完成了工业化一半的进程，少数民族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依靠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

00:13:30 随着全国主要经济增长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冀地区的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难以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各地区需要新的增长动力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地区也有利于新动能的产生，以《财富》杂志于2017年7月20日发布的最新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公布的数据为例，全国共115家入榜。

其中，京津冀地区上榜59家，主要集中在北京56家，河北2家，天津1家；珠江三角洲地区共11家，其中，深圳6家、广州3家、佛山2家；长江三角洲流域共15家，其中，上海8家、浙江3家、江苏4家。东北地区没有上榜企业，少数民族地区仅有1家上榜。工业化过程一定伴随着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但随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或完成工业化的特大城市，无法再主要依靠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而需要另外新的动能。

就山东省济宁市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动能转换来说，根据现有基础和发展潜力，聚集资源要素，加快打造济宁高新区增长极（“一极引领”），发挥“五区示范”：任城运河新城、兖州工业聚集区、邹城（邹西）现代工业新城、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示范带动作用，“多点突破”：集中突破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大企业专业园区）、信息技术产业基地、医养结合示范省先行区等重点区域，加快形成“1+5+N”的全市新旧动能转换总体布局。00:16:51 在济宁市的多点突破上，面向：A.省级开发区（大企业专业园区）。支持太白湖新区打造总部经济、生态经济聚集区，加快建设济宁高新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工程机械）和安全产业示范园、济宁保税物流中心和青岛保税港区（邹城）功能区、济宁新材料产业园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

汶上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梁山专用汽车专用车特色产业基地和全媒体教育基地、金乡大蒜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泗水健康食品产业示范区。依托如意集团、华勤集团、太阳纸业、菱花集团、山推股份、中银电化、辰欣药业、东宏管业、凯赛生物等龙头企业建设专业园区，延伸产业链条，再造发展新引擎。到2022年，力争各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10%以上，占全市比重较2017年提高5个百分点。

B.省级数字经济和信息技术产业基地。结合任城区、兖州区、邹城市、济宁高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项目建设一批医养结合服务综合体，开发休闲、养生、旅游、娱乐、康体等多种产品。C.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区。破解农业“规模小、投入散、融资难、风险大”为重点，建设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科技化、集约化、融合化“六化结合”的农业产业、生产、经营新体系。D.大运河文化带。E.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区。00:21:47

二、产业转移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

产业转移总是伴随着技术溢出，转出地一般转出生产效率较低的产业而吸纳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或更高形态的产业，转出产业将作为转出地的旧动能而淘汰；而承接地接受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同样接受技术转移，技术溢出，承接产业将作为承接地的新动能，因此，产业转移必定带动了新旧动能转换。在赤松要（Akamatsu，1962）.大来（Okita, 1985）、弗农（Vernon.1966）和Kojima（2000）等提出的雁阵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蔡防（2009）等把中国产业转移概括为：一是国内产业转移符合雁阵模型，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比较优势的相对变化，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发生持续转移；

二是雁阵式的产业转移是由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特征决定（Vernon.1966），从而隐含着与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相关性；三是国家或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历史遗产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是产业相继承接差异引发的（Okita，1985）。

00:26:33 目前，国内产业转移对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较少。显而易见的是，伴随着国家支持西部、东北等政策的出台以及对区域发展的重视，非中心城市的经济动能增加得益于国家宏观战略的实施和产业转移的带动，而且大量学者验证了中国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趋势。早在21世纪初期，有学者研究表明工业发展向中西部扩散与转移的趋势。

贺灿飞和潘峰华（2011）的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变化开始进入拐点，大多数产业在2004年左右集聚程度进入高位，维持稳定或者开始下降。吴三忙和李善同（2010）研究发现1997-2003年，中国制造业整体重心向东南移动，2003年后呈现制造业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新趋势。贺曲夫和刘友金（2012）分析，虽然产业转移的规模尚且不大，不过自2005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扩大。

收集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2002-2016年的产业数据，将31个省份共划分为4个区域。单独考察三次产业的转移，通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中的叠加分析和重心模型，将区域产业的产业重心数据表现在图中，可以观察出产值重心点在空间转移的轨迹，进而分析国内产业转移趋势。00:33:04

（一）第一产业转移动能

2001-2015年第一产业重心转移的路径。若只看第一产业2001年和2015年的两个重心点，再把它们用直线连接起来，可直观看出2001-2015年从大趋势上观察，全国的第一产业重点朝向西北。具体可以把路径具体划分为两阶段观察：2001-2013年，第一产业的重心点移动轨迹表现出螺旋上升状态，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其中，2003-2006年，这四年的重心点较为集中，有向北偏移的趋势，但是幅度极小，故产生的影响不大：2007-2013年的重心点移动轨迹并没有很强的规律性，只能看到其一直向北的走势，2008年和2011年两年的移动路径较特殊，均向南转移；从2013年起，其重心点开始向西南方向转移。总的来说，第一产业的重心移动轨迹呈现先向北再向西南方向转移的情况。

从象限分布图来看，第一产业的重心点主要分布在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且较为密集。重心点移动轨迹的起点在第四象限的右下角，终点落在第二象限。2003-2006年的重心点在第四象限，但是靠近第三象限，2007年和2008年的重心点在第三象限；2003-2008年的重心点都很集中，2008-2009年有一个东北方向的跳跃，2009年的重心点在第一象限，有且只有该点。2010-2015年的6个重心点落在第二象限，处于西北方向，在全国地图中应当处于西部地区。

说明2001年以来，第一产业往西北方向转移趋势显著，显示出西部开发战略的成效，第一产业的产业重心逐步由东南向西北转移，随着西北地区产业素质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改善，第一产业向中国更为纵深的区域发展。

00:37:13

（二）第二产业转移动能

2001-2015年第二产业和工业重心转移的路径。第二产业重心点移动轨迹和工业产值重心点移动轨迹，可以观察出两条移动轨迹大体趋于一致，都大幅度向西偏移，而且2011年后，大幅向南偏移，而小幅继续偏西。只不过第二产业的在工业产值的北面，较工业产值的重心点轨迹更偏向西侧，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比工业的重心点更偏北和南。

工业产值重心点在2001-2004年大部分处在最东边，与新中国成立初东北形成的重工业基地有关。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工业重心开始向西转移，而且有向南偏移的趋势。可以将转移路径划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2004-2007年工业产值重心转移南北向基本不变，但向西移动跨越较大；第二阶段2007-2010年重心路径南北波动较大，2008-2009年间产业重心跨幅较大，2012年后工业重心向南移动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后，第二产业以及工业产业重心点一直大幅度地向南偏移，到2014-2015年间不仅大幅度向南偏移，而且有向东回归的趋势。工业向西发展的趋势在2013年出现阻碍，2011-2015年第二产业以及工业产业重心主要向南转移。

00:40:58

（三）第三产业转移动能

我国第三产业的重心点转移轨迹，第三产业重心总体是向西移动的。若把转移路径分为两阶段观察，第一阶段2001-2009年，这一阶段没有形成明显的趋势性转移，南北转移波动比东西幅度大。第二阶段2010-2015年间，产业中心向西偏移趋势明显，第二产业带动的三次产业向西部偏移，而2012年后，第三产业重心又有向南偏移的趋势。

从分析看出，国家“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战略有较大成效，三次产业的重心不同程度的向西部转移，也伴随了新旧动能转换，尤其是在提出西部开发战略四年后才有效果，最为明显的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工业产业重心向西部转移的趋势显著，极大提高了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西部产业承接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充当了西部区域的经济增长引擎。

然而如上所述，第二产业从2012年、第一产业从2014年开始，产业中心向西发展的趋势明显减弱，重心向南发展形成强劲趋势，产业承接作为西部地区的主要经济动力开始减弱，东部地区旧动能转出较少。工业从2014年开始重心掉头有向东发展趋势，表明东部地区工业动能转出率降低，只有第三产业重心仍然向西发展，但是从2014-2015年的趋势分析，向西发展的动力减弱，西部地区依靠产业转移和产业溢出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经济发展需要新的动能。比如：济宁市发展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新动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医养健康为重点，推动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扩容倍增、重点突破，培育形成新动能主体力量。以山东省信息技术产业基地和山东大数据产业聚集区建设为引领，依托华为、IBM、中兴等龙头企业。

集中建设济宁高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任城区智慧城市产业基地，形成以济宁高新区和任城区为核心、多个特色信息产业园区联动发展的产业格局。深入实施“6501”三年行动计划，开展专项招商活动，对接世界500强企业和京沪深杭等知名企业，积极引进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信息产业。

到2022年，济宁市力争新能源新材料销售收入突破800亿元。依托任城中建、德丰重工、天意机械等企业，打造全省装配式住宅产业基地。2022年，力争主营业务收入突破500亿元。加快建设济宁高新区生物医药基地、邹城鲁抗医药产业园、兖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和济宁（嘉祥）生物产业园，打造鲁南医药产业基地。到2022年，力争全市医养健康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

比如济宁市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形成新动能。以高端化工、纺织服装、高效农业、文化旅游和现代金融为重点，加快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新动力融合，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整体跃升，培育形成新动能基础力量。到2022年，力争高端化工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0亿元。到2022年，力争纺织服装销售收入突破1500亿元。到2022年，力争建设兖州区、金乡县等农业“新六产”示范县8个、示范主体100家。

第七节

三、创业带来的新动能

创业是近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2016年12月28日，清华经管学院中国创业研究中心发布了《全球创业观察2015/2016中国报告》，报告以创业环境和政策、创业质量和创业融资等不同方面综合分析了全球创业活跃程度，分析指出中国创业活动的主体是青年，占创业者总体比例的41.67%，创业动机以机会型创业为主，64.29%的创业者为机会型创业者。

同时显示，中国创业活动在二十国集团中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中国早期创业活动指数为12.84%，比大多数创新驱动国家，如美国（11.88%）、英国（6.93%）、德国（4.70%）和日本（3.83%）更活跃。报告显示，中国创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客户服务业，高附加值产业创业比例较低。

00:02:44 中国客户服务产业（如批发、零售等）创业比例占所有行业的69.79%，而高附加值的商业服务业（如信息通讯、金融、专业服务等）创业比例为8.2%。发达国家的商业服务业创业比例更高，如英国（35.49%）、美国（32.79%）、法国（31.42%）、德国（26.89%）。

报告显示，我国创业活动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导向有待提高。与二十国集团相比，中国的创新型企业比例为25.80%，在效率驱动型经济体中排在前列，与创新驱动型经济体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落后于加拿大（36.10%）、美国（36%）、英国（36%）和德国（34.20%）。我国创业企业的产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仍需提高竞争力。中国创业企业拥有25%以上海外客户的比例也相对较低，为5.46%，落后于加拿大（27.93%）、德国（25.13%）和美国（11.67%）等发达国家。

在高成长企业方面，中国创业企业表现较好，5年内能创造20个及以上就业岗位的公司占调查人口的3.51%，在二十国集团中是领先的，创业带动就业方面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通过收集历年的法人单位数来衡量创业，仍然以京津冀地区、东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为典型，来对比分析各区域的创业水平。

2008年以后，中国企业法人单位数有较大增长，明显的新开企业法人单位数增长较快，2015年新增企业法人单位数达218162个，而2006年新增的企业法人数仅有70353个，2015年是2006年的3倍多，创业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引擎。

通过对中国典型区域的创业水平分析，进而分析各区域创业水平对地区发展的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法人数在2013年前都是增长的，但2014年企业数量下降到132000家，比2013年少了22815家，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珠江地区所谓的“倒闭潮”开始，2015年企业法人单位数进一步下降到59838家。

从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的创业水平来看，由于区域发展过度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在国际供求关系重大变化下，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挤出市场，短时间内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的创业水平难以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强劲的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趋势。区域不同，创业带来的新动能也不同。长江三角洲地区好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体量来讲，企业法人数持续增加，2005-2013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当年企业法人数最高占全国达25.89%，总体量也基本上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2倍，到2014年则达到3倍，而到2015年接近7倍。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地区虽然也深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在2013年以来逐渐企稳，各项经济指标都在变好，企业法人单位增长较稳定，新的经济动能正在发力。

00:12:00 06科技创新与新旧动能转化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正处于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的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展开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加速融合，伴随社会分工形态和产业组织结构的更新，以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

全球创新分工体系的重构和创新要素的全球流动为我国新旧动能转化带来了重大的外部机遇，与此同时，我国创新水平的提升，尤其是信息技术的井喷式发展更是为新旧动能转化提供了充分条件。尽管我国已经在构建跨国公司、推进政策和制度的改革等方面取得进展，但在制度监管、企业组织模式、科技创新管理等方面仍存在大量制约新旧动能转化的弊端。（视频：聚焦十九大：创新驱动开启新征程。）

为此，应当以包容审慎底线思维的思路，进一步推进制度监管创新以适应新模式、新业态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新特性；加强中试环节，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以“双创”带动中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顺应并参与到全球创新体系，充分利用中国大市场、大数据以及信息技术，创新业务模式，寻求增长的新动能。

00:19:30

一、科技创新趋势与新旧动能转化

（一）全球创新分工体系重构为我国发展新动能提供外部机遇

全球创新地图从欧美为中心向欧美亚三足鼎立发展。据估计，2015年全球的有效专利为1060万件。其中约四分之一在美国（占总数的24.9%），其次是日本（18.3%）和中国（13.9%）。这显示了随着世界各国的创新研发投入不断增强的同时，世界创新地图也在发生变化，由以欧美为中心的创新格局，逐渐向以欧洲、北美，以及亚洲的“三足鼎立”趋势演变。

1.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为我国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创造了历史性机遇。新的全球研发布局下，研发与创新已经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中位于技术前沿的跨国公司。在创新全球化过程中，新的世界分工突破了以国家划分的单位，转变为以企业为边界、遍布全球的研发网络。

基于此研发网络，大量的科技人才、创新资源通过各研究中心、大学、科研机构的互动，形成在全球性的创新资源流动，推动知识的外溢，促进创新链、产业链的延伸。从研发全球化的研究单位类型来看，主要有技术转移研究单位、原产地技术研究单位、全球技术单位、公司技术研究单位和区域技术研究单位等。

一批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设立研发机构，吸引并充分整合当地科技人才等创新资源。跨国企业全球研发布局，一方面是基于东道国重要的市场地位或巨大的市场体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充分配置整合当地的人才资源。

我国正通过加入创新全球化，嵌入全球价值链，整合全球研发资源，培养自身的科技新动能。以华为公司为例，华为已经在全球各地建立16家海外研发中心，设计研发领域包括光电、无线技术、技术标准、未来网络等12个方面，并且与国外一流高校，如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建立研发合作关系。

00:23:53 2.创新资源全球流动与配置，为中国新旧动能转换带来更多可能性。创新全球化的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全球化流动，其内在动力是国家争夺创新资源和跨国公司全球研发布局。创新全球化及全球创新链形成的核心在于知识资源及其载体人力资本的流动，全球各国在争夺创新资源上的斗争日益激烈。

美国硅谷除了其毗邻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先天优势外，美国通过政府采购及出台的支持创新制度，如打造宜居生活环境和积极落实移民政策，以吸引高学历、高科技人才移民。硅谷公司自身优秀的创新文化氛围和股票期权形式的人才激励机制更是有利于人力资本在此集聚。

印度建立了班加罗尔等国际知名园区，采取多项措施吸引各种创新要素，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倡导办公、财务活动电子化，在财政、税收政策上基于大量的扶持，并通过银行间接融资以及上市融资、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为创新资本提供支持。

我国各省、市陆续通过对科技领域管理制度改革的推进，吸引全球创新资集聚。从2016年开始，广州市出台《关于加快集聚产业领军人才的意见》《广州市人才绿卡制度》多项“引资引智”政策，为海外人才提供出入境和居留、购房购车、子女入学等服务，促进国际创新人才在广州聚集。北京市先后出台“京科九条”、“京校十条”等政策，以及14个配套实施细则，同时在全国率先对科研人员展开股权激励，深化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等试点工作。

上海市为打造科创中心，吸引全国全世界的创新和资源，出台科创中心建设“22条”，从落实人才户籍政策、扩大创新资助经费等吸引世界各地的创新创业人才，构建关键领域创新型平台以及天使投资协会，整合海内外以及社会各界创新资源。

00:27:32

（二）我国信息化技术发展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分条件

信息技术是本轮科技革命的主要推动力。2015年计算机技术在全世界的已公布专利申请中占比最高（占总数的7.9%），其次是电气机械（7.3%）和数字通信（4.9%）。近年来大数据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在各领域的渗透应用，各新兴企业及大型跨国企业纷纷在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领域布局，加大对计算机技术研发的支持和投入。

信息化推动新旧动能转化，主要体现在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实现对旧动能的改造升级；通过促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之间融合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催生新动能。

目前，互联网是我国最为活跃的领域。截至2016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全年新增网民429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3.2%，同比提高2.9%。我国境内外上市互联网企业数量达91家，总体市值为5.4万亿元。其中，腾讯公司和阿里巴巴公司的市值总和超过3万亿元，两家公司作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代表，占中国上市互联网企业总市值的57%。

00:30:09 1.信息技术对企业价值链各环节进行改造，降费提效促进新旧动能转化。信息技术渗透促进传统企业价值链各环节，促进各个环节的低成本化和高附加值化。另外，大数据和传统制造业的结合，可以将企业价值链上各个孤立环节连接起来，包括企划、采购、研发、制造、营销、物流、客户、用户等，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满足用户需求。

截至2016年12月，我国对信息化系统进行内部部署的企业占总样本的60%，远高于2015年的46.6%，其中有50.4%的企业建有办公自动化系统（OA）、28.2%的企业建有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以及25.9%的企业建有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在销售环节，截至2016年12月，分别有45.3%和45.6%的企业通过互联网进行在线销售和在线采购。

在营销推广环节，有38.7%的企业通过互联网进行营销推广，远高于其他类型，如户外广告、传统媒体（电视、杂志、报纸）等，互联网成为企业营销推广的最主要手段。信息技术也开始渗透到生产环节，不断对旧动能进行升级改造。

上市企业三一重工通过和腾讯云合作，在全球范围接入超过23万台工程机械数据，收集超过1000亿工程机械工业大数据使得机器故障维修时间缩短为24小时以内，同时易损件备件滞留库存与同行业相比减少40%以上，每年直接为下游经销商减少备件库存超过3亿元。

00:34:14 2.信息技术激发产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注入新动能。在过去10年中，借助大数据和平台和共享等新的商业模式，苹果、谷歌、facebook、亚马逊、阿里巴巴等平台型企业获得快速发展。传统企业在新兴企业的包围威胁下，也开始持续探寻和定义企业的价值主张，以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寻求新的突破和自身转型。

随着互联网思维和分享经济的广泛渗透，近年来，我国无人超市、020生鲜、共享单车等新服务模式层出不穷，传统的零售业、旅游业、医疗行业等得以改造升级，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获得极大地改变。2016年，我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为4.7万亿元，占全社会总消费品零售的14.2%，同比增长23.9%，说明互联网成为零售业的主流渠道。

从种类来看，除了不断促进产品的多样化、售后服务的优质化以及物流的高效化外，企业还进一步对跨境网购、农村网络购物等渠道进行开拓，以及对母婴、医疗、家装等细分市场进行深耕。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各个领域的大量应用，供需信息及时更新、整合分散资源实现快速匹配以及信用认证等分享经济的相关要素得以快速发展，推动分享经济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发展和渗透。

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同比增长103%，主要分布在生活服务、生产能力、交通出行、知识技能、房屋住宿、医疗分享等重点领域。参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6000万人，同比增加1000万人。其中，分享经济平台的就业人数约为585万，同比增加85万人。分享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优化组合，降低了创新创业的门槛；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提高了创新创业的效率。

2016年，分享单车、知识付费以及平台直播成为分享经济的三大亮点，共享经济不仅实现对传统交通出行部分的升级改造，更以知识分享、信息变现为突破口形成新产品、新行业。

分享经济新业态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加速融合，预计未来几年，“互联网+”在产品、空间、资金、知识技能、劳务、生产能力等领域会迅速繁殖，出现更多的平台企业。与此同时，实体企业的各个环节，如创立、用工、研发、设计等也将被分享基因改造，实现技术融合、产业融合、数据融合、产销融合、虚实融合。

00:40:40 3.信息技术催生新产品，产业内部融合培育新动能。为了更好应对激烈的科技创新能力竞争，高科技产业之间开始相互渗透、强强联合。随着人工智能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协同推进下取得突破性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信息化进程。制造业企业广泛引入人工智能，使生产过程更“聪明”、更有效率。2016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总体为34亿美元，4年来平均增速达到34.5%。

与此同时，物联网发展也开始起步，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医疗、工业自动化等典型应用大量涌现。在这种背景下，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两大产业开始出现明显的融合趋势。另外，互联网技术向移动互联趋势发展，越来越多于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相结合嫁接，变成人体能力增强的技术轨迹。（视频：上海，互联网＋打造宽广创新空间 传统产业完成升级转型。）

第八节

二、中国新旧动能转换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监管制度供给创新不足，难以适应新组织、新业态发展

由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变化快，且互联网经济下业务多表现为跨地区以及多产业融合，使得地方性、行业性法规冲突凸显，由于涉及范围大、修订面广，法律法规难以配合适应监管，导致当前一方面促进发展新经济的制度供给创新不足，另一方面监管模式也不适应新经济的发展。

1.传统监管的地域分割与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跨地域性冲突。以网约租车为例，我国网络约租车已经形成较大规模，根据CNNIC最新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网络预约出租车用户规模达2.25亿，较2016年上半年增加6613万，增长41.7%，网络预约出租车用户占网民的30.7%，比2016年年中提高8.4个百分点；

曾经长期存在的“打车难”、“出行难”等问题得到极大缓解，这是“互联网+”下共享经济的杰出代表，但由于我国传统出租车行业监管滞后，网络约租车行业进一步发展面临极大瓶颈。我国政府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监管方式主要是划归出租车公司所在市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但互联网技术推动下，“滴滴出行”的经营范围早已突破北京，遍布全国360多个城市。如果按照传统的监管方式，“滴滴出行”需要根据经营区域向相应的社区的市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且登记，这种监管方式将使得“滴滴出行”轻资产的经营优势大打折扣。

00:03:59 2.传统监管的行业分割性与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跨界融合性冲突。我国传统政府监管主要是依据行业特征设立，但“互联网+”经济下产业边界模糊，导致原有监管模式出现“要么多头监管，要么不知道谁来监管”。以新兴的“共享单车”为例，如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共享单车”属于交通部门监管；但是“共享单车”同时还对其押金进行托管等服务，属于金融部门监管范畴；而其对于大数据和网络的使用，由于涉及用户信息安全问题，可能又需要公安部门协同作战。

在互联网时代，产业的跨界融合将逐渐成为新常态，但我们的监管方式仍然较为落后。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享单车用户数量已达到1886万，预计2017年将飙升至5000万。2017年1月，作为共享单车的两大领头平台，摩拜单车和ofo单车双双宣布用户量超过1000万，故对这类跨界企业的监管以及传统监管方式的改革迫在眉睫。

00:06:52 3.传统监管下的资源约束难以适应新动能下监管主体激增。我国传统政府监管主要是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但在互联网经济下创新门槛降低，使得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新的企业。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发布数据，2016年，全国新登记企业5528万户，同比增长24.5%；创业板新股发行募集额2185.98亿元，同比增长41.9%；新三板新增挂牌数量5067家，挂牌企业数量实现翻番；

技术合同成交额首次跨越万亿门槛，同比增长15.97%。如果仍然按照原来事中事后监管的模式，将面临监管资源难以满足激增的监管需求的现象。当前全国各地行政管理部门纷纷反映“事中事后监管难”，这其实是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与互联网下监管主体激增矛盾的必然结果。

00:08:19

（二）大量企业创新组织模式陈旧，制约企业新旧动能转换

我国企业大多数仍然处于附加价值低端环节，加工贸易仍为高新产品进出口主导方式。2015年，加工贸易方式下高新商品出口2.6万亿元，占同期机电商品出口的63.0%；进口15亿元，占同期我国机电商品出口的44.0%。

尽管进出口总量中加工贸易比例与2014年相比有所下降，但由于我国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等条件仍比较落后，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高新产品进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标志着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仍较差。制约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因素主要包括：

00:09:24 1.科技研发制度具有较强路径依赖，企业主体地位薄弱。长期以来，中国创新体制一直带有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的科技研发主要是作为政治任务集中派给科研院所、大学等科研机构完成，在科技宏观管理上，主要靠行政命令，手段单一，管理水平低。到1985年科技体制推行改革，核心是实现创新组织从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双主体向企业单主体转变，但由于经济或者科技体系的发展也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转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据科技部最新数据显示。2017已经公示的40个专项拟资助的1078个项目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司企业获批项目分别占36.6%、40.1%、23.3%，获批经费分别占35.5%、41.7%、22.8%。可见公司企业在创新资源配置中仍不占优势，正在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并没有改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和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结构模式。

00:11:30 2.对外创新投资和技术知识依赖程度高，自主创新动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企业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全球竞争。我国企业在长期合作和技术引进下，形成对国外和新技术及发展模式的依赖，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将我国研发中心处于跨国公司整个全球创新链的低端，干扰了我国企业正常的研发活动，导致我国企业甚至面临低端锁定风险。

00:13:07 3.企业创新组织形式陈旧，开放性、国际化程度较差。虽然在国家政策的积极鼓励以及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下，企业开始认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但我国大多数企业在创新模式和组织方式上仍然处于自封闭状态，极大地制约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大中型企业到小型企业，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封闭式独立研究仍是主要创新方式。

这类传统的创新模式具有极强的封闭性、排他性、高成本性和低效性。在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创新全球化的新阶段，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创新周期日趋缩短，技术人才全球流动性增强，外部创新资源可用性也在不断提高，封闭式的创新模式，长期看，无法应付市场的快速变化和激励挑战，面临着与市场需求脱离的风险。

00:14:37

（三）科研成果转化的中试环节薄弱

按照科技活动的一般规律，科技成果的转化可大致分为技术研发、成果获得、中试、生产和商品化等五个环节。其中，中试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基础研究和实验室阶段的许多成果都存在技术进步小、技术参数不稳定、不能直接转化等情况，产业化开发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技术不确定性和风险。

科技成果需求方出于规避技术风险的考虑，不愿引进或投资该类科技成果，使得科技成果难以产业化。要推广或应用这些科技成果，必须首先进行中试。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法》鼓励各企事业单位通过中试模式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但从实践来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环节仍然较为薄弱，原因如下：

00:16:16 1.中试阶段本身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较高。中试阶段要经过的技术、生产和市场的试验本身具有创新性、探索性、失败概率高的特点。即使试验成功，中试阶段获得的也不是直接的经济收入，而是一套成熟的技术和有关生产、市场的知识，这些技术和知识能否给中试生产主体带来利益依然是完全不确定的。同时，与实验室和生产阶段相比，中试阶段的项目所需的创新资源投入很大，导致了中试阶段的高风险性。

2.我国中试环节在创新资源配置上不具备优势。中试需要投入一定数量的专业中试人才、试验生产设备、实验设备、在线检测设备等创新资源。但我国各类创新资源主要集中在科技成果的研发阶段，而对于中间试验、工业化试验等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投入不足。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遍缺乏中试基地，大部分科技成果处于实验室阶段，应用于实际生产还必须进行二次或三次开发。而作为科技成果需求方的企业，为了规避风险，不愿引进或投资这类科技成果。

00:19:01

三、科技发展与释放新动能的政策建议

（一）推动政府监管制度改革，打造新动能新型监管制度

由于我国新经济、新动能正处于探索和试错阶段，对新经济和新动能的监管也尚缺乏成熟经验借鉴。对于新动能培育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模式、新产品，及其对传统竞争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带来冲击，对此应当遵循审视包容的态度，底线思维不断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同时，对于科技创新过程中仍然存在的大量体制机制弊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释放新动能，降低企业创新过程中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竞争力，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驱动的主体，有意愿、有能力、有渠道进行创新。具体措施如下：

00:20:31 1.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所具有的跨地区以及复杂性，应充分简政放权。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具有跨地区发展的显著特点，而现有经济社会管理中注重上下层级管理以及属地管理的制度，在监管实践中严重制约了新动能的发展。因此，应当赋予地方在网络经济监管方面更大自主权，让地方政府在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多样性强的特点，激发理性竞争，打造监管创新的氛围。

00:21:40 2.针对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所具有的跨产业性，应强化部门协同监管以及多方参与，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已有的行业管理制度与互联网经济的跨行业、跨部门等发展实践的现实需求不匹配，应当通过调动多方参与、强化部门间协同监管促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政府部门、平台企业、社会组织以及消费者都应当在对新动能发展的监管中起重要作用。

政府应在底线思维上鼓励新业态的创新，将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平台企业应当完善和加强内部治理，同时也应通过大数据监管体系强化对平台用户的监管。社会组织应当充分发挥行业自律，通过标准化建设以及反馈机制的构建，成为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监管部门之间的纽带。00:23:11 3.创新监管技术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对新经济进行监管。应当考虑以科技改造现有监管方式，以人力监管为主的传统监管方法逐步向以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型监管方式转型。构建起一套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新机制。一方面，尽快争取全面实行政务活动的网络化、虚拟化、信息化。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另一方面，逐步实现对数据的自动化流程管理，做到数据精准管理。真正打破信息孤岛。

00:24:09

（二）加强建设中试环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健全相关扶持政策，加大对科技成果中试阶段的投入。可以从财政、税收、金融、土地、平台建设、科研投入、人才引进、成果评价、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出台支持政策，加大扶持力度，支持技术加工基地建设，发展技术加工产业。

鼓励有能力的科研单位自身建设工程中心或中试基地，鼓励科研单位与政府、企业、中介机构等联合建设工程中心或中试基地等。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自身、企业与科研单位建设工程中心或中试基地，鼓励等联合建设工程中心或中试基地等。从单纯重论文、重专利转向理论研究成果、实验室成果与技术加工成果、产业化应用并重。

以“双创”带动中试环节发展，激发和调动广大科技人员转化的积极性作为重点。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在“双创”中鼓励科研人员创业或者和其他企业联合创业，或者产学研结合创业等方式。发挥各类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科技成果等创新资源与大学科技园、孵化器、众创空间等方面进行对接。政府降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门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跨进去，构建规则公平、机会公平的创新体制和环境。（视频：激发创新创业微活力，加快新旧动能转化。）

00:29:19 比如，济宁市在加强产业人才引进方面。开展十大产业人才需求预测研究，建立产业领军人才信息库和网络平台，健全“线上线下”精准对接机制。实施鲁西科学发展高地人才支持计划和“创新行动·智绘济宁”三年行动计划，重点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泰山学者、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完善柔性引进人才机制，制定“高精尖缺”人才来济短期工作政策，打造“周末实验室”“周末专家团”等专业服务团队。

构建引才网络，做优做实海外联络站。启动“虚拟人才港”建设，设立人才服务局，在济宁高新区规划建设人才综合服务平台，对各县（市、区）人才统一提供服务、兑现奖励政策，用三到五年时间，引进50名国内外知名院士，支持院士带领团队创办企业或项目。健全完善产业人才服务“绿色通道”，取消妨碍人才自由流动的户籍、学历等限制，集成“圣地人才一卡通”服务功能。

济宁市将不断健全人才支撑体系。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营造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倡导崇尚专业、爱岗敬业、工匠精神的社会氛围，最大限度释放人才红利，实现“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定期组织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民企二代”和青年企业家境外培训。依托曲阜师范大学、济宁医学院、济宁学院、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理工职业学院等，探索建立高校学科专业、类型、层次和区域布局动态调整机制，加快推进新工科建设。

第九节

07新开放与新旧动能转换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历经沿海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两个主要开放阶段，中国积极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重要机遇，大力引进外资，主要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主要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分工，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产业结构亟须升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因素加剧，呈现“分化复苏、波动复苏、脆弱复苏”三个新特点，加剧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中国与世界同处于发展的重大转折期，原有的开放理论已经不适应国际国内复杂形势，我国需要新的开放战略来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通过新开放来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创新决定着开放的深度与速度，开放影响着创新的广度和力度，只有将两者相结合，通过开放促进创新，释放发展新推力，通过创新深化开放，重塑发展新动力，才能最终引领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因此，从新开放理论入手，结合我国“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建设两大开放战略，我国产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机制、进程和效果，并探讨如何通过战略和体制的优化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加快推动新动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00:04:14

一、新开放理论和新旧动能转换机制

与新开放相关的理论是张幼文提出的“新开放观”，其核心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创新与升级，实现中国在更高开放阶段、更高效益的开放政策理念。新开放观不是对中国传统开放战略和开放政策理念的简单批判与否定，而是要在借鉴吸收中国过去数十年对外开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重新审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与政策思维，突破传统开放的体制约束与观念束缚，形成发展的新动能，在更高层次上推动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00:05:12

（一）新开放理论的核心 1.创新对外开放战略

新开放观提出，要转变对外开放战略思想观念，就要用全球化的战略眼光看待中国的对外开放，站在全球的角度把握中国所处的位置，从而提升对外开放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思考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处于长周期的相对衰退期，各国经济发展都面临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复苏调整压力。新开放观提出，要在世界经济的总格局下，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理念协调起来，使得开放战略与国内发展的目标一致。换言之，中国的对外开展战略，不仅仅是被动地应对开放，还要为自身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00:06:38 2.建立开放的新路径

改革开放已经快40年，我国开放的环境和目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对外开放战略理念要从被动地接受国际要素转向主动培育国家要素竞争优势。具体来说，通过新开放来形成产业发展的新路径，要以产业政策主导外资引进，而不是服从于数量增长；要加快加工贸易战略的转型与升级，提升在全球价值中的地位，获得产业发展的地位。

提高中国制造的品质，扩大内需，成为国内经济增长新动力；要以多种形式的技术引进实现技术的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推动原始创新；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建立，创造包括国内外企业、人才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利于自主创新；要与各国协同推进世界经济结构性改革，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00:09:09 3.建立新的涉外管理体制

中国的对外开放从突破体制约束与观念障碍起步，在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现有的涉外经济体制再次成为改革开放的桎梏。具体而言，首先，要建立符合国际收益的指标体系代替目前的规模化指标体系；其次，要完善投资管理制度、金融管理系统，培育对外开放的市场主体，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体地位。另外，改善投资环境是制度性开放的核心任务，通过优化服务来实现。00:11:37 4.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贸易大国、投资大国，中国提升对外开放的战略地位的迫切性提高。因此，要用全球战略意识，规划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组合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主导性要素，实行“全球组织型发展战略”。并从经济大国的角度设计对外开放战略，顶层设计应该把“以大求强”作为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基点，承担起大国的责任。00:13:25

（二）新开放理论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在逻辑

新开放观理论可以归纳为四个新，即新战略、新路径、新体制和新安全，勾画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机制，这是新开放理论和产业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在逻辑。即：（1）中国产业发展新动能的形成，必须突破原有的开放制度，在新的开放战略指导下完成；（2）围绕新的开放战略，形成各产业发展新的通道，通过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获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

（3）新的战略，必须配合新的体制安排，才能突破产业发展的天花板，从内而外保障产业新动能的形成；（4）在中国开放近40年的背景下，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全球政治经济紧密相连，因此，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是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保障，必须通过从参与到主导全球治理的模式，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自身的发展。

00:16:30

二、新开放战略和新旧动能转换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试验区建设都是在2013年提出的开放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侧重对外开放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是我国加强国际合作、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的重要途径；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探索贸易投资制度改革的试验田，这与新开放的理论核心是高度重合的。

“一带一路”倡议统领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战略目标，自贸试验区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落脚地，两者同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00:18:04

（一）“—带一路”倡议与产业新旧动能转换

“一带一路”倡议是依据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而来，是中国实现新开放的重要战略路径。“一带一路”倡议的形成和未来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时代和世界发展的背景。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经济贸易投资格局和多双边规则都在深刻调整。历史上所有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围绕着自身实力展开全球化。（视频：一图看懂“一带一路”。）

这个全球化也会被自身的能力所限制，也就是它的势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和交通设备所能到达的最远点，于是形成自身全球化的格局。中国提出并组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不难看出，是国家审时度势，在推动中国更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融合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激活中国与亚欧大陆经济潜力的重大战略举措。

与原先的TPP、TTIP等协定截然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实体经济合作为基础，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发展共赢为追求，强调开放包容，允许“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广泛参加，达到互利互惠、互利共赢高标准发展目标的战略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实现新开放的重要战略路径。“一带一路”倡议以区域的开放安排为经，以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畅通的“五通”为纬，是推动我国企业主体进行全球价值链布局，实现区域经济合作新路径和全球治理新框架的重要开放战略。00:24:38 1.区域开放和新动能形成

第一，内向的区域安排。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全局的战略中心区，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0%，人口密集，而西部地区地广人稀，面积占全国的57%，人口只占全国的23%。中国外贸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这一区域占到进出口总额的87.4%，出口额的86.8%，进口额的88%。经济重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外通道的路线选择。

以东南沿海地区为经济重心，必然对海洋通道产生依赖，要避免过度的依赖就必须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要实现平衡发展，就必须实现陆路通道的便利快捷。“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中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安排，主要包括三大走向：一是从我国西北、东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从我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从我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

主要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能源资源区块、重点产业集聚区为合作平台。这种新的区域开放制度，通过向西开放和向西发展，把广大的西部地区从开放的末梢变成开放的前沿，使西部地区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一方面有助于将东部沿海加工产业的梯度转移，形成与东部在产业、贸易、交通的合作；另一方面通过新的区域开放安排，打造具有中西部特色的产业价值链。

第二，外向的区域安排。中国传统的贸易伙伴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一方面，近年来逆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构筑贸易投资的壁垒，不利于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各行业价值链的主导者，而我国企业在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在这些市场中很难成为行业的主导者。“一带一路”外向的区域安排，有别于传统的区域合作，将给中国产业和企业发展带来新的动能。

中亚地区涉及中国政治、经济、能源、安全等多重利益，环中亚地区富有石油天然气资源，亚欧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是中国能源进入的主要区域之一。通过“五通”将开放区域串联，首先，将有助于保障我国产业发展的动力需求。其次，开展产业链的跨国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

开展农产品深加工，构建从农产品种植、深加工、包装到进出口的农业产业链；顺应国际产业发展趋势，扩大在纺织服装、电子信息、医疗化工等领域的投资，降低企业成本，规避贸易壁垒；此外，还可以扩大在金融、医疗、物流等服务领域的合作。第三，通过相对宽松的竞争环境提高我国企业开展国际投资和跨国经营的能力，建立在相关产业中的主导地位。00:32:03 2.领域开放和新动能的形成

区域的开放安排只是路径的支持，而“五通”则是从制度层面来保障区域开放的效果，尤其是政策、设施、贸易和金融的畅通是有效推动区域开放路径、实施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保障。

第一，政策沟通。政策沟通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保障，目前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国家已达到65个，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政策沟通主要将围绕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安全事务对话与合作，以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二是建立贸易投资政策沟通平台，积极推动投资贸易、人员往来便利化；

三是加强公共外交建设，培养中亚地区对华友好力量，建立“让各国领导支持、各国政府办事、各国民众参与”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四是加强法律政策协调。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中国已与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缔结各类互免签证协定，19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公民落地签便利，以进一步促进沿线国家的旅游交流。

第二，设施连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互联互通的优先领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比较优势所在，在装备、技术、人力、资金等各种优势，是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前期是抓关键通道、关键点和重点工程的建设，优先打通路段，畅通行进路段。为后期的贸易投资、文化交流和人员合作作铺垫。设施联通还有助于带动中国基础产业全面走出去，积极带动全球资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将在世界经济史上开创一个新的奇迹。

第三，贸易畅通。贸易是“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量明显增长，说明存在的巨大市场潜力和战略价值。但是如果要保证纵深推进贸易畅通，一方面需要解决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贸易壁垒，改善设施条件，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视频：“中欧班列” 原来“一带一路”这么繁忙。）

00:38:30 另一方面，推动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开放，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将大大增强整个制造业的竞争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为主的开放，需在总结以往产业开放经验基础上有序推进。

第四，资金融通。中国正在由资本输入国向资本输出国转型，“一带一路”的推进还有助于人民币“走出去”和国际化。如果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结算货币，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以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加快推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国际化，重点在于货币金融体系的建立和金融监管的合作。

坚持在有序开放中完善机制，高度重视防范潜在风险。全方位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风险，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害怕风险而迈不开对外开放的步伐。服务业中的金融开放，特别是资本账户开放，涉及国家经济金融稳定，要在稳妥可靠基础上有序推进。

第五，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过去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今天开放和合作的基因，它昭示着亚欧两个大陆之间文明交融，要弘扬古代丝绸之路凝聚而成的交流、融合、合作和共赢的价值理念，让21世纪亚欧各国之间文明对话更加顺畅、更加便利。民心相通还包括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多层面的合作，形成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视频：厉害了我的国！原来“一带一路”在外国人眼里这么厉害。）

第十节

08企业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

本部分主要通过企业改革来阐述新旧动能转换。首先分析在“旧动能”下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着几大方面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僵尸化”问题；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低端锁定等；以及外资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竞争加剧以及政策优惠优势不在而导致绩效下降。在此基础上，本部分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大方面分析各自的新动能培育方向。

在国有企业方面，国有企业分类推进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军民融合是国有企业新动能培育的重要方向。在民营企业方面，打造“隐形冠军”、实行差异化战略、中心企业之间合并以整合资源和联手国际巨头将是民营企业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方向。在外资企业方面，则应该因地制宜地满足国人的高端消费需求，以及不断培养创新能力以打造核心竞争力。（视频：习近平对国有企业改革作出重要指示。）

00:03:17

一、“旧动能”下我国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一）国有企业

1.国有企业发展面临多重困境。国有企业是特殊的企业形式，是由政府投资或控股的企业，经营活动具有营利性和公益性特点：营利性是通过具体的经营活动实现企业资本的增值体现的，公益性是政府借助市场手段对经济进行调节实现的，后者也是国有企业与常规企业的主要区别。

国有企业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现阶段国有企业仍面临着下列几方面的困境：（1）相比起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大部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这是最为大众所诟病的问题。（2）在效率低下的前提下，国有企业仍然占据了大量的国家和社会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民营企业有挤出效应，国企大而不强，而部分领域“国进民退”。

（3）由于政策的原因，某些行业为国有企业所垄断，也无须参与到全球市场，缺乏足够的国外与国内市场竞争，行业垄断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提供了“保护伞”，且行业垄断地位妨碍市场主体公平竞争。（4）国有企业由于与政府关系密切，因此，在经营不善的时候不能及时退出市场，当地政府和银行往往会通过政府补贴和信贷支持的方式勉强维持国企的运行，这样很容易使国有企业“僵尸化”。

00:08:15（5）部分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如钢铁、煤炭和化工行业的国企。（6）由于国有企业历史使命的不明确和目标定位的模糊，使国有企业产出效率低下，国有企业既面临提高盈利水平的任务，又需要提高对公众的服务能力，两者的矛盾性使国有企业改革在各方面未能全面落实。

（7）国有企业分类不清也影响了对国企的考核和评价。（8）大多国有企业仍分布在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较低。一些国有企业还在走扩大规模、增加投入的外延式道路，内涵式增长模式尚未形成。企业创新能力亟待提高，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有限，不少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国际化经营能力较弱，跨国经营指数远低于国际水平。

由于有政府这个“靠山”，以往很多国有企业都是依靠着行业垄断、银行低息信贷和政府补贴得以发展和壮大。然而，自从2013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外需不足且内需增长乏力，并且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大，因此，国有企业绩效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2013-201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营收入和利润总额都在不断地下降，2015年利润总额的增长率更是超过-20%。同时可以看出，从2013年开始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也在不断增长。其中，煤炭、石油、建材和石化等行业产能过剩严重，钢铁和有色行业继续亏损，大中型国有企业成为国有经济亏损的“重灾区”，经营绩效持续下跌。

因此，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国有企业亟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日益开放和竞争的市场，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过往的行业垄断及银行低息信贷等旧动能无以为继的时候，国有企业必须培育新动能，以此作为日后的核心增长点，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00:11:13 2.僵尸企业挤占了大量资源，严重影响其他企业发展 僵尸企业（zombie firm）指那些已经丧失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活力的企业。通常这些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连年亏损，甚至濒临倒闭。僵尸企业之所以“僵”而不死，主要是它们依赖非市场因素生存，靠政府补贴、银行续贷等方式获得给养。在所有类型的企业中，国有企业中僵尸企业的比重是最高的。

总体而言，对于我国来说，僵尸企业的形成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

第一，政府与潜在僵尸企业的利益捆绑。正是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破坏了市场的功能，与潜在的僵尸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面对僵尸企业的破产危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不愿企业倒闭破产，在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甚至下降的情况下，失业救济等支出将使地方政府面临更大的财政收支压力，从而对僵尸企业难以痛下“杀手”，持续利用财政补贴或动员债权银行支持等手段，寄希望企业能够继续维持、风险在短期内不爆发。毫无效率的不断输血最终导致亏损企业成为僵尸企业。

00:12:50 第二，市场化退出机制的不完善。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僵尸企业本应该是退出市场的，但造成现阶段这部分企业“僵而不退”的原因在于市场化的退出机制不完善，导致这类企业积重难返，企业难以拿到“死亡证书”。破产案件的审理周期冗长，社会成本较高。

据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统计，2011-2013年，审结的28件破产清算案件平均审理期为347天。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各项政策措施不配套，致使政府、企业、银行、法院，对僵尸企业市场出清望而生畏，对企业依法破产或依法重整更是很少问津。

00:14:17 第三，银行出于不良贷款的考虑，难以对僵尸企业贸然“断供”。僵尸企业的另一个重要的成因在于银行不断地对其供血，对于银行而言，主要担忧出现大规模的不良贷款。银行给企业每一笔贷款，都是作为银行的资产存在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一旦贷款企业的还款能力出了问题，对应的贷款就要被当成不良贷款。因此，为了避免出现不良贷款，银行会在企业刚遇到困难的时候提供资金。

由于僵尸企业的存在，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向僵尸企业，导致健康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投资率下降，给经济体埋伏下长期的隐患，这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僵尸化，再多的资源投入也难以推动经济增长，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就是前车之鉴。

因此，对于处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来说，僵尸企业的处置是实体经济振兴的重要抓手，僵尸企业退出市场，不仅能够减少低效企业的比重，提升经济的质量，而且能够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使效率高的企业配置到更多的资源，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在产能过剩行业中存在的大量的僵尸企业，是我国提升行业整体的生产效率，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00:15:42

（二）民营企业

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的规模增长较快，但是长期以来民营企业依靠的都是以低廉劳动力成本大力拓展市场、高成本低能效、粗放式的“旧动能”发展路径。然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和新常态以来，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由于无法应对外部冲击、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等原因陷入了发展困境，甚至倒闭破产。

虽然其中有劳动力成本上升，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以及政府和银行的差别对待等因素，但是核心的原因还是民营企业依靠“旧动能”的发展模式无以为继。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内部因素主要体现在：

1.产业链低端镶定，创新能力匮乏

我国很大一部分的民营企业是出口导向型企业，而在其出口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据重要位置。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代表为杂项制品，包含纺织服装等），并在2000年高达36.88%。随着2001年我国加入WTO，通过融入全球化经济，我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如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增加。

然而，也应该意识到，一方面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仍非常高（都在25%以上），另一方面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相当一部分采用的都是加工贸易模式，即我国企业进口原材料然后进行组装生产最后出口到国外，此外，出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很大一部分是大型国有企业，其中民营企业的占比相对较小。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民营企业出口大部分还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中低端商品，仍在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环节。

我国民营企业处于产业链低端锁定的状态，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民营企业最初凭借着廉价劳动力、土地等传统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长期从事简单代工环节，使企业获利能力偏低，但利润高的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却被发达国家牢牢掌握。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缺乏“中国创造”，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不足，缺乏嵌入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技术优势。比如，目前我国的科技转化率仅为25%，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还相距甚远。

00:18:55 2.低成本战略导向难以为继

目前民营经济面临着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巨大挑战，同时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换，内需不足的问题成为摆在民营企业家面前的一道难题，产品的结构性过剩，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供给过剩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并存。

00:29:23 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其经营生产方式、战略发展方向以及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是否成功将会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微观基础。下面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大方面分析各自的新动能培育方向。

（一）国有企业改革与新动能培育

在“旧动能”下国有企业主要依靠行业垄断以及银行低息信贷等方式得以发展壮大，然而在新常态下旧动能已无以为继，此时国有企业必须培育新动能，以此作为日后的核心增长点，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入2017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大新动能分别是国有企业分类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军民融合。

00:19:26

二、企业改革与新动能培育

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其经营生产方式、战略发展方向以及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是否成功将会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微观基础。下面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大方面分析各自的新动能培育方向。

（一）国有企业改革与新动能培育

在“旧动能”下国有企业主要依靠行业垄断以及银行低息信贷等方式得以发展壮大，然而在新常态下旧动能已无以为继，此时国有企业必须培育新动能，以此作为日后的核心增长点，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入2017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大新动能分别是国有企业分类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军民融合。

00:20:58 1.国有企业分类推进改革与新动能培育（1）国企分类推进改革的含义。解决国有企业分类不清的根本措施是根据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的不同，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分类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的分类推进主要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

商业类国有企业又分为商业一类，充分竞争行业；商业二类，即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承担国家重大专项任务的企业。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并着力推进整体上市。对这些国有企业，重点考核经营业绩指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市场竞争能力。

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放开竞争性业务，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

对需要实行国有全资的企业，也要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实行股权多元化；对特殊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实行业务板块有效分离，独立运作、独立核算。对这些国有企业，在考核经营业绩指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的同时，应加强对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以及完成特殊任务的考核。

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这类企业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具备条件的也可以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对公益类国有企业，重点考核成本控制、产品服务质量、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根据企业不同特点有区别地考核经营业绩指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考核中要引入社会评价。

进行国企分类推进改革的目的，一是解决国有资本的定位，二是解决考核精准化，三是解决国有资本的流向，在分类基础上，分类改革、分类考核、分类监管的精准有助于国有企业在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中找到平衡。

00:25:53（2）国企分类推进改革的积极影响。一是“分类”有助于处理好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性。公有制资本具有特殊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功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需要转换机制，变革政资政企关系，使公有制资本能够主动适应和积极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和运行法则。

二是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国有企业承担着多重责任和使命，许多企业“盈利性使命”和“公益性使命”并存，一些应由政府履行或通过购买服务履行的职责仍由企业承担，一些应由企业自主决策的重大事项仍由政府审批，阻碍了企业市场化体制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对国有企业进行功能界定与分类，区分不同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定位，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增强企业活力与发展动力。

三是有利于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仍然有待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国有企业功能定位不够清晰、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方向不够明确是主要原因。对国有企业进行功能界定与分类，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国有资本投向，优化国有资本配置，从整体上增强国有经济的质量和效率。

四是有利于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各级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成立以来，进行了一系列差异化监管的尝试，但由于没有明确的国有企业功能界定和分类，在监管措施、监管内容、监管要求、监管方式等方面仍存在“一刀切”的现象。对国有企业进行功能界定与分类，有利于推进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增强国有资产监管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视频：李克强主持召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

00:29:23

（二）民营企业转型与新动能培育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面对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外需增长乏力，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强烈，以及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许多依靠低廉劳动力生产低端产品的传统民营企业开始走下坡路，旧动能开始萎缩。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很多民营企业急切需要寻找新动能带领企业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的民营企业中，在近几年大放异彩的大部分属于互联网企业，如腾讯、阿里巴巴等都在积极地培育着新动能，并进行着商业模式创新（如020，即零售业的线上线下融合，以及共享经济）和技术创新（大数据与云计算）等，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对于传统的民营企业来说，寻找新动能的道路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进行突破。

00:30:56 1.中小企业转型，打造“隐形冠军”

从中国经济的特点来看，除了大企业凭借规模优势在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外，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也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结构调整的生力军。据统计，中国中小企业数量占所有企业的99%以上，全国就业人口中80%以上供职于中小企业。而且，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有着巨大潜力，中小企业拥有我国发明专利的70%，完成了80%以上的新产品研发。

上海30多万家民营企业，96%以上是中小企业；上海高新技术企业中，90%以上是民营企业。而且，在当前创新发展日新月异的形势下，诸多中小型企业在市场生态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国际经验表明，“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是诸多国家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路径，这些特色鲜明的中小企业在整个创新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效应。

如德国积极培育“隐形冠军”，支持中小企业国际化，成为细分行业领域的强者，在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这些作为隐形冠军的中小企业支撑了德国经济经受住了欧洲衰退的考验。日本实施的“一町一品”计划，大大提升了日本产品的地位和地方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大批坚守本业、执着耕耘、诚信经营和持续创新的“长寿企业”，帮助日本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的日元强势和9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中摆脱出来。

从实践来看，上述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路径具有共同特点，即能够专注于某一行业领域，发挥工匠精神、做精做强，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品牌，做细分市场的领导者；能够坚持持续的投入、持续的创新，逐渐成长为具有国际化视野、优秀企业文化、先进管理水平的隐形冠军。00:35:10 2.从“低成本战略”向“差异化战略”转型，同时加强品牌建设

新常态下，民营企业不应盲目追求扩大规模，要摆脱困境，走出价格战的怪圈，使企业竞争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并获得竞争优势，必须深耕行业、深入挖掘消费潜力，走专业化、差异化的道路。当一个企业向其客户提供某种独特的、有价值的产品，而不仅仅是价格低廉时，这样就把自己与其竞争对手区别开来了。

差异化可以使企业获得溢价，即使在周期性或季节性经济萧条时，也会有大量忠诚的客户。如果实现的溢价超出了为使产品独特而追加的成本，则差异化就会带来更高的效益。对于很多珠三角或长三角的出口导向型民营企业来说，出路就在于，从最简单的代工方式逐渐变成设计能力再加工，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

在新常态下，民营企业实现差异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契机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政策的提出，这为民营企业差异化战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即互联网+定制服务，青岛的红领服饰集团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众所周知，国内的服装行业本来就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大规模低成本的同质商品很多，竞争十分激烈，企业的成本负担很重。激烈的竞争和日益下降的利润迫使红领开始考虑企业的转型升级，如果红领从批量化生产转型为个性化定制。

00:37:54 3.中小企业之间的并购实现资源优化整合，清理过剩产能

经济下行为民企进行资产并购和产业整合带来大好时机。经济下行和产能过剩导致行业预期的普遍悲观，引发资产估值的大幅下降，也导致大量的企业处于被淘汰的边缘，这正是优势企业进行资产并购和产业整合的大好时机。由于民企市场敏感度高，机制灵活，决策速度快，往往可以抓住市场中出现的并购机会，实现快速做大做强，提升和巩固其市场地位。

民营企业之间进行兼并和收购，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促进了中小企业间的分工协作，资源与信息的互补，从而实现不同资源的优化整合，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等优势。二是有利于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发技术和市场，适应全球化的要求，提高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竞争能力，不断发展壮大。

三是保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防止价格战，促进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使之成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现代化工业的保障。例如，中国水泥企业数量众多，不仅是集中度低下的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过度竞争、无序竞争的根源。四是有利于清理过剩产能，在民营企业之间实现兼并和收购之后，从而在清理落后产能的时候同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00:40:20

（三）外资企业改革与新动能培育 1.因地制宜满足国人高端消费需求

新常态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级都在逐渐提升，对于高端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具体体现在“海淘”等正受到不少消费者的追捧。大家都越来越倾向于购买质量优良且品牌认可度高的产品和服务，而不仅仅局限于过往只能满足日常需求的低端产品和服务。

一方面，许多外资企业具有先天的优势，因为其母公司位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品牌能够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高端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可以根据国人喜好、需求的变化因地制宜地设计、生产和制造出与国际主流不同的、满足国内消费者要求的产品和服务。这样既可以形成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提高利润率，也可以给国内消费者留下良好的品牌形象。00:42:40 2.着重培养创新能力，打造核心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外资企业在国内主打的都是低成本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其绩效在逐渐下降。因此，除了要做到因地制宜满足国人消费升级之外，外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外资企业要着重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打造核心竞争力，不要继续走依赖于低廉劳动力和政策优惠的旧动能老路。

一方面，外资企业试图向中国转移更加高端的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建立高端工厂，通过技术创新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以此才能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第五篇：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七〉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七〉

试卷总分：100分, 考试时长：60 分钟

正确答案以红色字体标注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2分, 共30题）1.“三去一降一补”中的“一降”是指（）。

降库存 降产能 降成本 降杠杆

2.自（）年后，制造业内部的相关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基本上处于下降趋势。

2011 2012 2013 2014 3.在制造业内部新旧动能逐渐的进行分化，拥有新动能的制造业仍有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的发展。

化学纤维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原料制造业 电子信息制造业

4.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良好，2016年的四个季度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景气指数处于上升趋势，并且指数均高于（），生产性服务业呈现景气景象。

5.我国新旧动能转换仍需要历经持续性长期阶段，这表现在（）个方面2 3 4 6.工业向西发展的趋势在2013年出现阻碍，2011-2015年第二产业以及工业产业重心主要向（）转移。

东 南 西 北

7.以（）为核心的新技术、新产业成为重要新动能，珠三角地区的3选项4打印、虚拟现实、无人机等新技术新产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人工制造 全面发展 创新 智能制造

8.上海市为打造科创中心，吸引全国全世界的创新和资源，出台科创中心建设“（）条”，从落实人才户籍政策、扩大创新资助经费等吸引世界各地的创新创业人才，构建关键领域创新型平台以及天使投资协会，整合海内外以及社会各界创新资源。21 22 23 9.“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中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安排，主要包括（）大走向。

二 三 四 五

10.（），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

加强金融制度创新 增强金融服务功能 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增强金融制度规范

11.随着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走向深入，不仅要进一步推动服务业的开放，而且要加快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互动，进一步缓解我国服务贸易的（）。

顺差 逆差 差距 分歧

12.在限制方式上，可以采用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协定采用的措施，一般为禁止外资进入的投资领域、对外资所有权有所限制的领域以及基于互惠条款的限制措施，减少业绩和高管等涉及企业具体运营的附加要求，增加外商投资的（）。

积极性 参与度 创造性 数量

13.在民营企业方面，下列说法中，不属于民营企业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方向的是（）。

实行同一化措施

中心企业之间合并以整合资源和联手国际巨头 实行差异化战略 打造“隐形冠军”

14.按照（）的原则，僵尸企业本应该是退出市场的，但造成现阶段这部分企业“僵而不退”的原因在于市场化的退出机制不完善，导致这类企业积重难返，企业难以拿到“死亡证书”。

统一性 规律化 市场化 公平性

15.我国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初期通常扩张速度非常迅猛，但相对来说缺乏良好的管理能力，在面临外部不利冲击时，无法准确且及时地作出应对，以致陷入发展困境。

中型 大中型 小型 中小型

16.在改革开放之初，大部分外资企业是冲着国内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庞大的未开发市场来的。依靠这些优势，外资企业在（）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迅猛，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18 19 20 17.（）年的数据显示，2010年之后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从22.87%下降到22.7%，而外资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率由2010年的19.25%提升到20.46%，实际税负率差距缩减为2.24%。政策优惠丧失，税费负担加重，结合成本上升以及竞争加剧，F选项4I的流入量也在不断下降。

2010 2011 2012 2013 18.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指的是（）。

军民融合 国有企业改革 集体所有制改革 混合所有制改革

19.（）与人力资本流动捆绑在一起，成为自由流动最大的障碍。

社会保障 医疗保障 子女教育 以上均对

20.“四新经济”是融合发展的，（）是基础，新产业与新业态是市场的最终体现，而新模式往往是重要的实现方式与手段。

新动能 新技术 物质条件 环境

21.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地区性多边或双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完善和构建，如（）。

WTO 选项1PE选项3 IMF 以上均对

22.济宁市发展目标，到（），改革开放50周年时，与全省同步完成这一轮新旧动能转换，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转高效，产业结构、城乡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持续优化，发展活力迸发、动力强劲。

2020年 2025年 2028年 2030年

23.20世纪（）初期是居民消费生活的第一次大变迁。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24.（）年，是我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

1980-1999 1990-2002 1990-2000 2000-2018 25.（）以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比较平稳，2000-2013年，年均增长24.3%。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6.2017年1月，（）正式宣布退出TPP，使得TPP难以继续推进。

中国 美国 日本 法国

27.在持续（）的经济增长下滑后，中国经济正进入呈L型走势的中高速增长时期。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28.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在科学领域，“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一些基础科学领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其中不包括（）。

物质结构 宇宙演化 生物进化 生命起源

29.以下不属于清洁能源的有（）。

水电 风电 核电 煤炭

30.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位。

一 二 三 四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4分, 共5题）

1.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历经（）两个主要开放阶段，中国积极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重要机遇，大力引进外资，主要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

全面发展 沿海开放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创新

2.我国产业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产业发展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既面临新的挑战，也有新的机遇。

宏观经济环境 外部经济环境 制度因素 微观经济环境

3.新动能的发展势不可挡。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以（）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大大拓展了发展空间。

网络化 数字化 智能化 以上均不对

4.从结构上来看，（）仍然是出口的主力。煤炭 机电产品 原油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

5.（）的工业化进程均处于工业化后期，而东北地区才完成了工业化一半的进程，少数民族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依靠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

长江三角洲流域 珠江三角洲地区 京津冀地区 雄安新区

三、判断题（每题2分, 共10题）1.仪器仪表属于新兴行业。（）

正确 错误

2.产业的新模式不仅为转出地的新兴产业的入驻和产业转型升级腾挪了空间，也带动转入地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原有的潜在要素资源成为可利用的经济资源要素。（）

正确 错误

3.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业化一直是引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部分省份和地区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后，工业化程度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消失。（）

正确 错误

4.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西北部，创业氛围低。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行，各地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干涉降低，创业环境较以往有较大改善，大大提升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创业能力。（）

正确 错误

5.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工业化和智能化的加速融合，伴随社会分工形态和产业组织结构的更新，以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

正确 错误

6.跨国企业全球研发布局，一方面是基于东道国重要的市场地位或巨大的市场体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充分配置整合当地的人才资源。（）

正确 错误

7.信息化推动新旧动能转化，主要体现在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实现对旧动能的改造升级。（）

正确 错误

8.我国企业大多数仍然处于附加价值低端环节，加工贸易仍为高新产品进出口主导方式。（）

正确 错误

9.新开放观提出，要转变对外开放战略思想观念，就要用全球化的战略眼光看待中国的对外开放，站在全球的角度把握中国所处的位置，从而提升对外开放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思考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

正确 错误 10.“一带一路”倡议统领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战略目标，自贸试验区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落脚地，两者同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正确 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