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监狱执法中权力运作问题的思考(何巧伟)（推荐阅读）

第一篇：关于监狱执法中权力运作问题的思考(何巧伟)

关于监狱执法中权力运作问题的思考

随着法制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国家对执法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舆论监督的不断加强，监狱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暴露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大环境，我们有必要对当前监狱执法过程中的权力运作进行一定的探讨，并初步分析如何才能正确使用法律赋予监狱的正当权利，规范执法。

一、监狱刑罚执行权的定义及存在的问题

1994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并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监狱的权力与义务，对监狱拥有的权力给予了坚强的法律保障。因此，所谓的监狱刑罚执行权，就是国家法律法规赋予监狱在执法过程中行使的权力的总称。

在《监狱法》出台以前，监狱刑罚执行权被不正当使用，滥用的情况时有发生，《监狱法》颁布以后，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并非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就算再严密的法律，也仍然不能保证权力被正当使用，不被滥用。

监狱刑罚执行权的不正当使用、滥 用，可以分为下面三类： 第一种类型，不依照法律法规之规定，特别是法律的规定，而滥用刑罚执行权。此类如大连监狱案件、湖南邵东监狱案件。

第二种类型，虽然遵守了法律之规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违反操作原则，导致刑罚执行权被不正当使用，滥用的情况发生。这种类型的行为目前出现的比较多，比如监狱民警在执法过程中的不作为，乱作为，虽然并未严重到违反法律，却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狱的公正执法。

第三种类型，利用法律规定的粗疏，打擦边球，利用一些法律未明文规定的疏漏，刑罚执行权被不正当使用或滥用。

刑罚执行权的不正当使用、滥用，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枉法。监狱执法人员明知法律规定的原则，明知法律有规定，但是，执法人员应当履行职权却不履行，或者不应当向他人用刑，却向他人用刑。

第二．徇私。因徇私而玩弄职权在刑事司法领域是个早就被关注的话题。自古以来就有因徇私而玩弄职权的现象，至今也仍然存在，徇私的共同之处就是有关的执法人员因追求个人利益及相关好处而玩弄职权。这在监狱刑罚执行权被不正当使用、滥用里面，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特点。

关于监狱刑罚执行权不正当使用、滥用的危害，大家容易达成共识，不外乎破坏监狱形象、影响社会公平公正、阻碍法制社会建设等等，这里不进行深入探讨。但是，关于刑罚执行权不正当使用、滥用的存在形态，大家看法不一定达到一致。

在我看来，监狱的执法者是人，是有感情，有理性的人，而执法不仅是根据法律规定执行的活动，而且要面对罪犯，面对罪犯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面对罪犯的亲属、朋友及执法者本人的亲属、朋友、同学、同事等。当关系和利益出现以后，监狱执法人员的刑罚执行权使用就变成了各种利益选择的过程。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利益的参与者主要有：罪犯所在监区的民警，罪犯及其亲属、监狱机关的工作人员、监狱上级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驻监检查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法院的法官。利益博弈的启动者通常是罪犯或者其亲属。由于罪犯或者亲属将利益渗入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所在监区的民警，监狱机关的工作人员、监狱上级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驻监检查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法院的法官便有可能进入利益选择情境中。进入利益选择情境中的上述人员也需要在可能所获得的利益、拒绝的代价、指责感与良心、违法风险中选择。这些年“拒绝的代价”因素在刑罚执行违法中的分量呈上升趋势。由于罪犯及其亲属重视“关系”的价值，因而，有的罪犯及其亲属挖掘刑罚执行中“关节”人物的亲属关系谱、同事关系谱、同学关系谱、制约单位关系谱、联系单位关系谱、子女同学关系谱等，在比较选择后将这些对刑罚执行中“关节”人物有影响的人先卷入其中，然后通过他们转达利益信息。我认为，这是监狱刑罚执行权被不正当使用、滥用中一种较为主要的形态。

通过上面所述，我们看到，刑罚执行权的使用，同别的公共权力使用一样，不仅需要考虑有关法律的规定，现实中的执法人员有时候也需要掂量关系、利益等。毕竟执法人员是人，是有个人私利的人，不是机器，这一点是绝对的。在监狱的刑罚执行权运作中，存在问题也是绝对的，不可能被完全消灭。因此，我接下来要探讨的是如何降低监狱刑罚执行权在运作中被不正当使用、滥用的概率和频次。

二、监狱刑罚执行权运作中存在问题的防治

由于监狱刑罚执行权不正当使用、滥用的危害大，所以，防治刑罚执行权不正当使用、滥用的理论与实践前人已有。当然，至今人们仍然在不断探索，特别是近几年。

归纳防治刑罚执行权不正当使用、滥用的方式方法，我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是法律法规层面上的。以法律法规的完善为基本着力点，尽量减少法律法规层面的漏洞，从源头上抓起。完备的监狱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是防止监狱刑罚执行权被不正当使用、滥用的前提。这个体系应当是以各种相关法律、法规构成的一个全面联系的整体，并涵盖监狱管理、刑罚执行过程的各个方面，不仅有实体法的规范，还要有明确且严格的程序规范，努力使监狱所有的管理、刑罚执行活动都处于透明阳光有法可依的状态之中。

其次，是监狱执法人员道德层面上的。加强道德教育力度，提高监狱执法人员道德自我约束力。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和手段宣传忠于职守、秉公执法、甘于风险的先进事迹，以弘扬正气。严格要求监狱执法人员放弃私欲、恪尽职守。教育监狱执法人员要甘于奉献，必须经受住金钱的诱惑，耐得住清贫，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法。不能与罪犯及其家属有经济利益上的关系。教育监狱执法人员要铁面无私。每一个执法人员清醒认识到权力是人民给的,用权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行使刑罚执行权只能是认法不认人，讲公正不讲人情，讲原则不讲关系。教育监狱执法人员要刚正不阿。在思想上、行动上，监狱执法人员要有一条约束自己的“警戒线”。在工作时间以外，离开单位监督和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一定要泾渭分明。教育监狱执法人员应当甘于寂寞不求声名，始终保持高尚的情操。提高监狱执法人员的道德自我约束力也是保证监狱刑罚执行权不被不正当使用、滥用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三，是监狱执法人员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层面上的。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也相当关键。再好的法律制度也要靠人来执行，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直接影响到法律价值和目的的实现。监狱执法人员是国家刑罚执行权的直接实施者，其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对监狱刑罚执行权的正确使用具有决定作用，而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是形成法律意识和提高法律素养的前提条件。一方面，要通过不断学习使监狱执法人员掌握法学的基础理论、常用的法律法规，增加法律专业人才的比例，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习惯；另一方面，通过经常性的法律教育和规范日常的执法，提高监狱执法人员正当使用监狱刑罚执行权的意识和实现权力正确使用的能力，使正当使用权力的理念内化于监狱执法人员心中，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和价值追求。

第四，是强化监督层面上的。加强对监狱刑罚执行权运作的监督，严厉惩治执法领域的腐败，是保证监狱刑罚执行权正当使用的强有力措施。因此必须对刑罚执行权进行切实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把执法监督延伸到刑罚执行的全过程。除了要强化检察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等常规监督外，监狱自身还要建立和完善一套刑罚执行权运作的监督机制，改变以往的监督方式。建立执法监督责任制，实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强化监督部门的责任制，加强监督部门自身建设。建立和完善警务督查机制，建立执法督导巡视制度。并且还要进一步实施和完善“狱务公开”。监狱机关必须自觉接受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以及自觉接受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保证监狱刑罚执行权的合法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监狱执法过程中的刑罚执行权运作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该权力的不正当使用、滥用的危害是及其巨大的。本人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总结与思考，希望能够理出一丝头绪，为今后对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拟出思路，以便于探索出更多有助于监狱刑罚执行权正当运作的新想法，新举措。

(作者：何巧伟)

参考文献：

[1] 翟中东．刑罚问题的社会学思考－方法及应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 王云海．监狱行刑的法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 罗振旺．论监狱执法风险与防范[C]．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0．

[4] 姜良纲．监狱活动中权力与权利冲突[J]．中国监狱学刊，2007（6）．

第二篇：浅析公安执法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浅析公安执法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公安执法权力，是国家法律法规赋予公安机关依法履行的职责、行使的职权，是公安机关履行其职责、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所必须的措施和手段，是公安机关性质和职权的重要体现。公安机关的权力直接关系到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关系到党和各级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关系到公安工作的发展和公安队伍的建设。近几年，各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执法权力运行加以规范，民警业务素质，执法水平虽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但少数单位和民警在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

一、当前公安执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一是少数公安机关和民警对群众报警不出警或不及时出警处置，不依法及时受理群众报案，行政案件该受理不受理，刑事案件该立案不立案，不破不立、破了也不立的情况大量存在。如在2009年，公安部派驻督察组对我局如实立案情况开展专项检查时发现，不少基层派出所对多数轻微刑事案件只受理未及时立案，更未开展侦查；二是对公民要求保护人身、财产权利的求助，不理不睬，拒绝履行。如在办理伤害案件中，办案程序明确规定在没有确定伤势的情况下，先以行政案件受案调查。但少数办案人员却不调查取证，更多的是等待，等待鉴定，等待和解。一旦案件无法调解，要进入诉讼程序，再去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的话，往往已经太迟了，有的证据已经灭失无法弥补。三是对公民申领许可证、执照，该办不办、故意刁难或无故拖延等，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如我们曾经处理过这样一起投诉件，一群众需要办理户口迁移业务，迁入地派出所坚持要群众出示原户籍地派出所开据的户籍证明材料，原户籍地派出所则户籍联网不需要户籍证明、户籍证明业务已取消等多种理由拒绝出据证明，导致群众三番两次往返于两地公安机关，却一直无法办理业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期网上热炒的陕西“房姐”事件，一人轻易办理了四个户口。

（二）滥用侦查手段。一是非法逼供、诱供。对犯罪嫌疑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以逼取口供，讯问时故意威胁、恐吓犯罪嫌疑人，或许诺犯罪嫌疑人供述后减免其刑罚或无罪释放，以此来达到获取口供的目的。从轰动一时的杜培武案到影响巨大的佘祥林案，都充分暴露出这些问题。二是随意启动搜查、勘验或技侦等程序。不经严格审批手续，对不必要的人和事情进行搜查、监控，甚至动用技侦手段调查举报人、控告人等。如王立军、李亚力等原高级警务人员都因涉嫌滥用技侦手段而被查处。三是鉴定结论有失公平。少数鉴定工作岗们的公安民警，违背科学、客观、公正原则（虽然不完全是由于个人原因），随意出具鉴定结论，导致无法被当事人认可，只得启动重新鉴定、复核鉴定、补充鉴定等新的鉴定程序，甚至引发投诉、上访。在近几年督察部门受理的涉及伤害案件投诉，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要求重新鉴定占有很大比例，类似问题还出现在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上，经常引发争议。

（三）滥用强制措施。一是随意传唤他人。在实际操作中，少数执法人员未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不经上级审批随意传唤，或者出现传唤不在指定地点、超出传唤时限等问题，有的甚至因为一已私利，故意启动传唤程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二是随意适用刑拘延长期限。对刑拘延长30日的对象超出刑诉法第69条规定的三种对象范围，犯罪嫌疑人刑拘后，不管有无必要，办案单位基本上都延长至30日。有的甚至不属于延长刑拘30日范围的，也因各种原因随意延长期限；三是随意采取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寻衅滋事、雇凶商人、雇人讨债等案件，一些执法单位往往抵不住“说情网”的干扰或受钱财物的诱惑，对上述案件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少数办案人员对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办理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去继续侦查，致使一些案件流失，影响了整体打击效能，也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三是随意扣押、处置涉案财物。有的不办理呈批手续，未经负责人同意或批准就进行扣押、辨认，事后在补办手续；有的不该扣押的也扣押，随意使用扣押的物品，对交通事故肇事车辆连同车上货物一同暂扣，久拖不予发还等。

（四）滥用处罚权力。一是量裁处理不规荡。在办理行政（治安）等案件时，量罚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在同一地区、同类案件中，难以找出一个量裁的基准，导致处罚结果与违法的情节、后果严重不相符，同类案件违法情节差不多，罚款数额相差悬殊，甚至出现因当事人态度不好，就提高罚款额的情况；二是选择性执法。执法看对象，对领导、集体和对民众个人，缺乏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纵容了一些人继续违法，也使普通受处罚人心理失衡，对法律失去尊重。如在交警路面执法中，经常表现为对本地车辆管理松，对外地车辆查纠严；对小型客车管理松，对大型货车查纠严；对熟人关系车辆管理松，对一般违法车辆查纠严；对党政机关、政法部门等“特权车”管理松，对普通群众车辆查纠严。三是随意处罚。办理赌博、卖淫嫖娼、吸毒、交通违法等案件中，对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劳教处罚的，降格作罚款处理，以罚代刑、以罚代教或者想方设法寻找理由罚款等。个别案件收取预交款后，不调查取证，不上报审批，搁置一段时间，案件“自动消失”等；如近期网曝的河南获嘉交警乱罚款事件，据报道称“见车必查，查车必罚，罚款不开票”，执勤交警更出语惊人：“到这儿，一毛不拔能让你走？”

（四）违反执法程序。一是执法主体不合法。协警、辅警参与办案、制作笔录，有的单独上路检查扣证罚款；民警单人调查取证、检查和进行询（讯）问。二是违反地域管辖、警种管辖规定执法办案。如涉及本地企业被骗的经济犯罪案件，不管有无管辖权，都立案侦查；派出所跨管辖区域查赌、查嫖；刑侦部门办理治安（行政）处罚案件；派出所上路查处交通违章行为等。三是违反法定程序办案。先侦查（调查）后立案；先处罚后裁决；先告知后取证；当场处罚未出示证件，未告知处罚事实、理由、依据及诉权，未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没收财物、50元以上罚款和重大交通事故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处罚案件中，事故责任认定与处罚告知和听证权利告知书同时送达，处罚决定书不送达或送达不及时，有的甚至在制作笔录时就交当事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等。

二、产生突出问题的原因分析

造成上述存在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当前社会诸多消极因素在民警执法中综合作用的一种结果，既有主观思想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体制方面的原因。

（一）从民警自身执法素质上分析。一是有的民警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对“为谁执法、靠谁执法”理解不清，执法为民尚未根植于心中，缺乏应有的社会政治责任感，淡忘了人民警察的宗旨，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权思想比较严重，对待群众敷衍了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漠视法规纪律；二是受传统旧观念和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办事、办案中说情风盛行，不但在办理赌博、卖淫嫖娼、打架斗殴、交通违章、事故处理等行政处罚案件中有大量的说情，而且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也有不少说情。有的民警意识因此品质滑坡，标准倾斜，经受不起金钱、美色和欲望的考验，贪图享乐和刺激，背弃了从警的誓言；三是一些公安民警自身业务素质不行，主动学习不多、接受培训不够，该掌握的法律知识未掌握，该具备的执法意识不具备，凭习惯办事、凭情绪办案等情况时有发生，不会办案、不会取证，不会做群众工作，较低的执法能力与较高的执法要求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二）从执法权力运行体制上分析。一是公安机关职权过多。在我国政法体制中，公安机关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部门，既是负责社会治安管理的行政机关，又是承担刑事犯罪侦查的刑事执法机关，立法赋予公安行业的权力很多，同时公安机关肩负的社会责任、工作任务也相应过大。公安民警往往都扮演着“多面手”的角色，除了侦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调节各类纠纷，还要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应对公众的诉求，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无规律的生活节奏，使得广大民警体力严重透支，很难能够高质高效地同时完成各种工作任务，选择执法、不作为等问题也随之发生。二是执法自主权力过大。在行政执法方面，法律对原则性、框架性的规定较多，对操作细则和具体实施过程约束较少，特别是在处罚裁量方面较为宽松，极易导致“权力寻租”、“权力私有化”的发生；刑事司法方面，法律确立了公安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理判决，三机关共同完成惩治犯罪的任务的司法体制。但实际操作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权力很难受到有效的制约。案件从立案到搜查、拘传、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都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加之实践中的神秘主义，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与公正性惟有靠公安民警的个人品质、道德良知来保证，这显然是脆弱的。

（三）执法程序不够规范。随着立法和执法制度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执法工作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随着执法环境和执法要求的变化，一些执法管理制度、执法监督制度已明显滞后，难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造成执法流程不严密，执法程序规定还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如公安机关常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强制性教育措施”、《禁毒法》中的社区戒毒机制，至今仍无具体实施规定配套，给民警执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和难度。其他法律法规，也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在履行司法鉴定职能中，公安机关即是侦查机关，又是鉴定机构，容易造成当事人误解和质疑。

（四）从执法监督机制方面分析。一是内部审核把关不严。有时为了追求破案率、打击处理数等业务指标的完成，常常忽视了对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有效监督，容易出现程序违法、滥用强制措施、降格处理、伤害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等问题。另一方面，目前层层审批、层层把关的执法审核制度往往因工作量大而流于形式，具有审核审批权限的领导,也往往出于对具体执法办案民警的信任，或是自身法律知识的欠缺，难以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改正，而是“听听汇报、看看材料”就签字了事。甚至在本应集体研究才能作出的决定行为，却主要听取办案民警的介绍和建议，草率做出决定。二是内部监督机制落实不到位。公安机关出台的执法监督制度如《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公安机关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规定》等在很大程度上落实也不到位。监督工作往往流于形式，浮于表面。督察、纪委等部门的主动地开展监督工作少，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少，多限于事后监督，如核查群众的检举、控告及查处违法违纪行为等。法制部门一般每年搞一次执法质量考评或执法大检查，而这种“雷阵雨式”的执法检查，由于时间上的集中性和操作上的简单性，往往造成各基层单位简单应付，浮于表面，不能从根本上发挥监督的作用。三是外部监督乏力。在日常执法活动方面，特别是公安执法办案过程，媒体、社会、公众监督力量对公安工作很难细致了解，监督普遍要靠公安机关主动邀请或者当事人投诉举报，外部监督力度难以发挥作用。在刑事司法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司法监督，但因检察机关本身也是自侦案件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案件的起诉机关，与案件的追诉结果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在很多情况下与公安机关有着共同的职业利益与动机。因而，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很难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同时，律师与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使律师亦不可能对侦查活动实施有效的监督。

（一）注重在转变观念、端正执法思想上下功夫。一是公安执法者应该摒弃只注重结果的观念，树立注重过程中讲究和谐的观念。我们不能仅仅为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结果，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影响社会和谐，产生如刑讯逼供、急于破案、片面追求政绩等错误执法观念。而这些观念，正是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等侵犯人权、破坏社会和谐行为的始作俑者，其后果就是将自身利益与民众的人权对立起来，背离了民众，影响了社会和谐。因此，公安执法者应切实摒弃片面追求政绩的观念，牢固树立注重过程和谐的观念。二是公安执法者应该抵制住各种诱惑，如金钱、权利、人情等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私利的催化，社会上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思想逐渐渗透到了公安机关的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少数民警在利益的驱动下越权执法，搞执法创收，有的还给犯罪分子通风报信，严重影响着司法公正。因此，公安执法者应摒弃“重利轻法”的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二是公安执法者要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人权保护意识，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公平公正、及时高效处理有关案件和事件，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要尊重和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人、犯罪嫌疑人一级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其它合法权利。切实树立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权、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思想。

（二）注重在规范制度、约束权力运行上下功夫。一是运用科技手段控制权力行使，如在一线执法中全面配备执法记录仪，如实记录执法过程；对办证、行政审批等业务，全部升级优化各类业务管理系统，所有业务办理由系统把关，不符合办理条件，系统自动不予受理；二是加强执法过程审核。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公安机关使用侦查措施权力加强审核报备，对重大事项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办理，要坚决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作出决定，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形成“一言堂”；在原五类强制措施督察报备的基础上，对询讯问、取保候审、案件性质变更、启动技术侦查手段等敏感措施要向督察报备；对案件侦查过程的全程录音录像资料，要随案件一并交由法制部门审核，非涉密案件录音录像资料要向督察报备；履行公安司法鉴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等业务职能时，在暂时不能实现第三方鉴定的现状下，严格执行两名有资质民警勘验、鉴定制度，勘验、鉴定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在出具鉴定结论或责任认定书时，要由专门委员会集中审议后才能出具，在审议时勘验、鉴定过程的音视频录像资料也进行审阅，避免受到现场勘验人员的主观影响。三是固化执法权力运行流程。从完善制度入手，按照“一项权力就建立一项制度”的要求，将权力在制度的制约下规范运行；对不同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法规间有冲突，不协调的条款进行修改，进一步明晰职责权限；规范自由裁量权，确定适用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的各类违法行为，发放民警参照执行；对哪些属于重大事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明确划分，确保集体审议制度高效运转。

（三）注重在公开权力、按受监督上下功夫

一是从公开权力入手。对权力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的以外，一律向社会公开。做到公开内容经常化。把权力相关制度的公开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长期坚持，把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交通违法处理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办理规定，通过新闻媒体长期公示。做到公开过程动态化。建立权力运行公开发布制度，因法律法规变化或上级政策决定调整，导致业务办理条件、流程发生变化的，及时跟进调整公开内容。依托政府门户网站交警子网站，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将规范权力运行的各项制度全部公开；在各窗口单位，通过电子显示屏或宣传橱窗，公开相关业务办理的流程、依据、时限及收费标准；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管理信息，公开管理规定。二是从接受外部监督入手。将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置于广大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借助外部力量，加强权力的监控。聘请执法监督员，建立覆盖全辖区的形象监督员队伍，负责对民警执勤执法、违法处理、窗口服务等进行全面监督，定期召开警风警纪监督员座谈会，邀请当地人大、市政协、新闻媒体视察交管工作，听取对公安执法工作的评议。同时，主动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通过多种途径广泛公布举报监督电话，在互联网建立了监督信箱，推出了短信投诉机制，群众可发送短信进行投诉，24小时内受理投诉，五日内调查回复；在岁末年初开展“大走访”活动，组织民警深入走访群众，举行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群众参观执法装备，观摩执法过程，听取群众对公安执法的意见和建议。三是从强化内部监督入手。首先要对公安监督职能作进一步细化,特别要把公安内部人事和公安执法这两个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纳入监督的重点，全面落实派出督察机制，县级公安机关督察部门由上一级公安机关直接派驻；对现有公安内部纪委、监察、督察、法制、审计、信访等多个监督部门进行适当合理的调整，合并有关机构和职能,理顺内部监督体制。县级公安机关纪委书记可由政委兼任,具体负责队伍管理和执法监督工作；提升公安监督主体的地位，其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职级都必须与公安执法权力相均衡、相等同，以便于对执法权力的监督，并赋予监督主体独立的调查权、纠错权、处理权，确立公安监督的权威;要把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放在首要位置，让公安监督的触角延伸到执法活动的每一个环节，用严格的监督使每一个执法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不断加大力度,把监督重点放在最容易引发问题的时段,强化日常的监督效果；改变偏重监督执法权力运作后果的做法，把重点放在强化事中监督上，对公安执法权力运行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逐步改变以事为主的监督方法，把对人的监督放在重要位置，该追究的，一个也不能放过(包括负有领导责任的领导),以取得惩一儆百的监督效果。

第三篇：关于城管执法中存在问题的若干思考

——关于城管执法中存在问题的若干思考

汪心怡

城管执法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公共职能的热门话题之一，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城市管理执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更体现了当地政府对于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态度，城管执法是行政机关规范城市秩序的有效措施，却也是城市管理中的焦点和难点。今年8月至10月，我通过在上海市绿化市容行政事务受理中心实习，让我对城管这一特殊的行政执法机关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接触受理投诉的过程中，对城管执法行为不规范、城管不作为现象等，市民颇有怨言，因此，我希望通过更深入的调查对城管执法如何合理化、人性化予以更多的关注。关键词：城管 执法 政府职能 缺陷 改进

一、调研目的：

一直以来，关于城管执法方面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湖北天门企业家拍摄城管打人遭群殴身亡”、“北京一老教师斥责城管队员野蛮执法遭暴打”、“西吉城管人员当街围殴记者，城管队长带头”等一系列关于城管暴力执法的事件屡有发生，究竟城管执法部门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改进，值得深思。城市管理执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弊端，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城管执法面临着严重的现实困境，在其中关于执法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矛盾冲突尤为明显。因此，我希望通过调研查找城管执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此为切入，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思考如何能改善城管执法的弊端，提升城管执法工作的效率，在真正意义上能做到“依法行政、文明执法”。

二、调研时间

2010年8月——2010年11月

三、调研报告：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针的实施，我国各项法治事业突飞猛进，但是必须看到，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作为政府城市管理方面的形象代言人，无疑使其成为了的焦点。一）、城管的定义

所谓城管，是指我国当前法制体制下，为避免从前多头执法造成的重复执法而产生的综合执法机关。其职能包括：贯彻实施国家及本市有关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组织起草本市有关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研究提出完善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意见和措施；负责本市城管监察行政执法的指导、统筹协调和组织调度工作；负责本市城管监察行政执法队伍的监督和考核工作；负责本市市政设施、城市公用、城市节水和停车场管理中的专业性行政执法工作；负责城管监察队伍行政执法中跨区域和领导交办的重大案件的查处工作；负责本市城管监察行政执法系统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队伍建设以及廉政勤政建设工作；承办市政府及市市政管委交办的其它事项等。

二）、目前城管执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不文明的执法现象在各种执法工作中普遍存在，但在城管执法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其主要表现就是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作风粗暴、滥用职权、随意罚款。许多城管执法人员在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制止时，往往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城管打人”的案例屡屡见报。某些城管执法人员尤其是城管协管员，法律意识淡薄，违反执法程序，常常在不出示任何处罚决定和扣押手续的情况下，强行对执法相对人进行处罚。另外，某些城管执法部门巧立名目，乱收费、乱罚款，将城管局变成了处罚局。因此，普遍城管执法队伍得到的领导、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同感都不高。为什么城管执法队员付出了艰辛与努力，却无法换来公众的肯定？

今年7月1日下午，上海普陀区某村门口，四辆城管执法车辆被多名小商贩团团围住。现场一度聚集了近百名围观群众。起因是6月30日晚城管与小贩发生过冲突，据称小贩遭“迷彩服”拿着疑似“凳子腿”的铁棍围成一圈殴打。一位居民称，事件引来围观群众数百人，部分群众不满“迷彩服”的打人行为，将他们围住。大约9时30分，一名黑衣男子跳上卡车与其他两人向“迷彩服”发放铁条，并用喇叭指挥他们“冲出去”。人手一根铁条的众多“迷彩服”围在卡车周围，见人便打。事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向普陀区城管大队的上级主管部门——普陀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负责人进行求证。普陀区建交委党办主任侯冬梅明确表示，“迷彩服”并非城管人员，也不是城管大队所雇用，是由普陀区“迎世博600天行动城市管理指挥部”向社会招聘而来，意在协助区“整治三乱”联合行动队进行执法行动，被称为协助整治人员。东新路上历来摆摊者众多，卖烧烤的摊位，卖化妆品、小饰物、流行服饰、电子产品的摊位常年占据了街道两侧。当地居民虽颇有怨言，但因市口好、人流量大，前来摆摊的小商贩一直络绎不绝，城管执法颇有难度。

这个案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城管的现状，正式的城管队员无力管辖，编外人员进 行强制管辖却导致了违规执法，城管执法主体的不文明执法，严重损害了城管执法队伍的整体形象，激化了城管执法主体与相对人的矛盾冲突。

三）、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当前，我们的城管执法队伍建设总体上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制约和影响城管执法的因素有很多，城管执法的体制中还有不少缺陷。从内在因素看，原因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原因：城管执法的管理理念滞后。

如今问起城管，相信上海大多数人认为城管执法的通病在于执法行为不规范，不着城管服装，态度恶劣，行为粗鲁等等，其根源还出在城管队伍的管理上，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政府社会高度合一的管理模式，政府把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看成仅仅是政府的管理。其管理理念究竟注重于执法的过程还是执法的结果？到底是取缔非法重要还是执法过程中保持和树立形象重要？片面强调法律效果和工作效果而忽视社会效果和统筹兼顾各方利益，最终只能导致冲突。城管管理队伍规范秩序，以人为本、文明执法理念在城管执法中还没有真正形成。因此导致了行政执法中的执法违法事件时有发生。城管执法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其实质反映了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冲突。事实上，长期以来城管执法奉行“大棒”政策，轻则设限，重则封杀，可是非但没有消除马路摊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让管理部门备受指责。在上述的新形势下，如果我们还不继续解放我们守旧的强制执法的传统管理思想，只会使其在执法管理中冲突不断的升级。

（二）、制度原因：城管执法队伍法制建设不健全。

城管队伍自建立以来，经历了不少的改革，出台了许多相关管理规定，可是全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专门法规，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仅仅是《行政处罚法》中一些对于政处罚权的规定，城管执法仍旧缺乏系统科学的法律规范，存在着合法性和合理性矛盾的问题。城管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它不仅面临着市民和执法相对人的质疑，而且在与其他部门合作执法的过程中也处于“弱势地位”。其颁布的条令规定既得不到执法相对人的认同，也得不到其他部门的配合。同时，也没有法律对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利义务、法定职责以及履职范围等作出明确规定，使城管执法人员的执法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从而导致了滥用职权的现象，这不仅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更是直接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只有从根源上完善了法律制度，才会对双方都形成一种制衡，既能限制违法违规行为，同时也能对执法者起到约束作用。

（三）、历史原因：城管的执法经验相对缺乏。

由于城管执法队伍起步较晚，城管执法队伍的执法能力、执法手段、执法经验同其他执法部门相比还不够成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管执法队员正规执法的规范性。怎样处理好与违法者之间的关系成了城管执法中的障碍，缺乏有效沟通和正确引导往往会成为冲突的原因。好比一个残疾的老人在路边乞讨，城管是驱逐还是不管？遇到有人故意挑衅拉扯，城管是还手还是挨打？怎样协调处理好执法者与执法相对人的成为了城管制度的首要研究内容。

（四）、环境原因：城管执法的工作性质及环境的特殊性

城管执法的工作性质及现实环境决定了城管执法不可避免地处于城市管理矛盾的风口浪尖，其执法的对象和场所决定了其面临的执法环境比其他执法部门更加糟糕。在城市管理中，城管执法部门与执法相对人之间的矛盾可能是所有矛盾中最尖锐、最不容易协调的：一方面作为执法方的政府部门有权对城市管理中的违章违法行为进行管理和处罚；另一方面作为执法的相对人确实有许多是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从事违法违规行为，这就使他们与城管执法主体发生了直接的利益冲突，甚至分裂成对立的“敌我”两个阵营。正如毛寿龙先生所言：小商小贩保住了“饭碗”，城管人员就会丢了“饭碗”，反过来城管队员端稳了“饭碗”，小商贩的生存就面临着困难。市民普遍认为管理方是强势的一方，被管理方是弱势群体，大部分市民都是同情并支持弱者。城管执法部门面对执法相对人的抗法甚至暴力抗法，有时迫不得已进行强制执法，但是经过一番“猜测”和“推理”以后，在老百姓心目中形成了“野蛮执法”的印象。所以，多年来的管理执法工作经常遇到用暴力手段进行反抗。而管理方在反抗中采取制止的自卫手段，一般都会被市民恶指投诉为“打人”，而暴力抗法的前因却不提。上海市民普遍对于城管的评价都不高，原因也在于此。

这样的特殊环境就造成了城管执法领域的恶性循环：执法主体的不文明执法促使执法相对人抗法甚至暴力抗法，而执法相对人的抗法行为又促使执法主体变本加厉地不文明执法。执法力量在不断强化，执法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是成效却不够明显。

四）、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采取的解决措施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有对城市管理职责清醒的认识，城管队伍要有“以民为本，服务社会”的本质执法理念，在完善城管体系的进程中，必须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理性分析，大胆尝试，切实增强服务型城市建设，保障落实城市管理的责任，特别是在当前城管执法体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应把“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主题思想落实到每一个政府城市管理执 行者的思想中，以务实、创新的精神，扎实推进城管执法工作的科学发展，为社会的和谐进步奠定良好的基础。就原因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条解决思路：(一）制度上：建立和完善城管执法相关法律、法规

城管执法部门法律地位不明确，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执法行为进行规范，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制定出一部专门的有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缓解执法者和执法相对人之间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矛盾，在在执法过程中足够的权威和独立性，解决其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同时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使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具体的处罚标准，损害执法相对人的权利，避免出现随意收费、任意罚款、滥用职权的“城管弊病”，不断提高城管队伍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的质量和水平。

（二）思想上：城管执法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接受受理城管相关投诉中，最常见的要数乱设摊和占道经营，究其原因，是由于执法相对人在城市生存的需要。但是，强制执法是否真的能够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呢？在城管执法中应当灌输“以人为本”的城管执法理念，从而使得人得基本生存需求等到满足。以在各城市普遍出现的“夜排档”为例，一些中心城区可以根据市民需要，指定时间、地点经营，为流动商贩向固定摊位转化提供条件。当然，设摊和占道经营的另一个方面是由于存在社会需求，正规菜场的过高成本也促使马路设摊现象屡禁不止，因此，能否换一个思路来处理问题，比如解决流动摊贩的设摊场所，降低其设摊收费的标准，然后规范管理，保障其生存的权利也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处罚只是城市管理执法中的一个手段，协调好各方关系，保障各方权益才是长久之效。要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提高化解矛盾的水平，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做到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宽容以待、耐心说服、冷静处理，使管理对象平和接受，从而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

（三）环境上：做好信息公开，正确引导舆论，营造良好的城管执法环境。

宣传城管的工作职能、手段，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公开透明的以法律为准绳接受公众的监督。利用新闻媒体，提高市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营造良好的城管执法氛围，从而使广大市民能够自觉地理解、支持、配合城管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城管执法部门的执法过程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可以适当采取录像、拍摄等措施避免因执法相对人的胡编乱造引发公众的质疑和不满，以前面列举的上海普陀区城管的不文明执法为例，执法者否认携带工具而市民称其以棍状物打人，这就需要客观的证据来证明，任何一方的一面之词都不能尽信。另外针对一些涉及面广，对市民生活影响比较大的执法决策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公开举行听证，将执法范围、职责、收费标准、办案程序等内容向社会公开，充分听取相对人、社会公 众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和要求，强化社会对城管执法部门工作的监督，使城管执法决策更加体现公众的利益，执法过程更加公正化、透明化，这样也更能够使城管在日常执法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四）职能上：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怎样真正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呢？政府不再是凌驾于公民社会之上的官僚，而是作为人民的公仆，矜矜业业的服务于民，如果这种思想能在城管行政执法过程中加以体现，也就意味着城管之类的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不再是位居于庙堂之上、依靠权力控制相对人的“管理者”，而是与相对人平等沟通、相互尊重、提供帮助的“服务者”。应当真正做到替群众办事、为群众说话、受群众监督。充分发挥城管执法“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作用，加强各职能部门的联系沟通和协调，真正形成管理合力，以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和执法效率。

（五）硬实力：提高城管队伍自身素质

城管执法人员不仅要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还要熟练掌握城管执法业务知识，经常接受培训，切实提高自身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城管执法人员应当明确“服务”意识，认识到执法者同时也是服务者，在热情、周到、及时、高效地履行职能的同时，积极探索提高执法效率的途径，提高执法质量。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城管执法人员的信任是从外表开始的。如果执法人员衣着不整，满嘴脏话、粗话，举止轻浮，蛮横无理，人民群众就会失去对城管执法的信任，文明执法就无从谈起。因此，时时注重礼仪，养成良好的品行和端庄的举止，整齐的穿戴，给人民群众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是我们文明执法的良好开端。我认为，可以适当考虑在某些区县内试行大学生城管的队伍建设。首先大学生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有着较好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和沟通能力，法制观念较强，在执法中更多的运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执法行为，暴力执法可能性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管的风气和形象，也能为城管队伍起到宣传作用。

五）总结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各地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扩大，城管执法人员素质的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对严格执法、文明执法的要求越来越高。城管执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城管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只有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我们才能使城管执法走出现实困境。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和良好形象，需要城市行政执法人员的有序管理和文明执法，要做到有序的科学管理就需要继续解放传统的管理思想，在管理的方法和方式上不断的创新，加强自身队伍的建设，而政府方面应当及时做好信息的公开，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早日在真正意义上做到“服务型政府”，为城管的执法活动营造良好的城市环境和舆论导向。

以上是我这次的毕业实习社会实践中对于城市管理职能部门当今的一些现状和执法行为中存在问题的一些想法，虽然我的很多想法还不够成熟，文笔也很生硬，但是无可厚非，此次社会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为我明年步入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让我对于社会这个大环境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同时也给我留下了很多思考。最后，感谢所有在这次社会实践中帮助我的老师们，你们的生活阅历和为人处事的经验将是我今后踏足社会的指路牌。

参考资料：

1、百度百科

2、陈书成 《行政法视野下的城管执法问题及对策》[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郭静华 《城管细节不容忽视》[J]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年.第03期

5、魏其华 《加强城管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J] 长江建设 1998年.第02 期

6、吕娟 徐飞《市里游动的无照商贩》[J] 法律与生活 2002年.第10期

7、龚瑞生 《在城管中系情于民》[J] 学习月刊 2003年.第10期

第四篇：城管执法中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的思考

城管执法中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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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管执法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公共职能的热门话题之一，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城市管理执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更体现了当地政府对于城 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态度，城管执法是行政机关规范城市秩序的有效措施，却也是城市管理中的焦点和难点。

关键词： 城管 执法 政府职能 缺陷 改进

一、城管的发展历史及作用

追根溯源，城管的前身其实属于环卫部门。中国的城市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记》中，曾经将临安(今杭州)称誉为“世界最富丽华贵的城市”。而那个时候，古临安因为城市人口聚居而产生大量的垃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官府就开始招募专人进行清除；清末，警察机关负责对城市清洁管理工作，具体包括清理街道、收运垃圾、整顿厕所等。近代(1929年前后)，当时的各地政府还颁布了有关清洁卫生的管理条例，并开始设立专门的城市环卫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各城市即建立环卫管理机构。此后，环卫部门的隶属发生频繁变动，分别归属过公安、卫生、供销等部门。1980年起，城市的环境工作改由城市建设系统管理。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人口激增，城市环境破坏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势必严重影响城市公用设施功能的正常发挥。但当时的政府相关部门执法权力重叠，职责边界不清，执法过程中经常出现重复处罚与执法疲软的弊病。要尽快扭转“一群大盖帽管不了一个破草帽”的局面，还市民一个清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就必须设置一个及时高效的新职能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规定消除了达成这个目标的法律障碍。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最早启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试点。之后，经国务院批准，全国相继成立城管部门。

我们必须客观的承认，由于执法力量的集中，增强了执法威力，市民投诉和媒体 1

关注的很多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市容市貌日新月异。可见，从发展历史和工作成果上看，城管存在也是合理且必要的。但是为什么善花有时会结出恶果？两个必要的城市发展主体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冲突？要解开这个迷，必须从矛盾关系上进行分析。

二、当前城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乱摆乱卖根难治：流动摊点屡禁不止。不谈小区街巷，仅在主要街道、休闲广场等城市中心繁华地段，众多无证流动摊贩利用早、晚期间管理力量薄弱、人流集中的有利时机，利用部分市民贪图便宜、方便的心理，流动设摊，造成交通堵塞、行人通行不便。另外，流动摊贩使用三轮车、板车机动性强，逃逸方便，导致执法队员赶到时，他们已经更换了场所。

（二）五小行业难治理：诸如餐饮、加工、洗车、修理、娱乐之类的五小行业，存在规划滞后，环境卫生差，污染严重，居民投诉多，经营面积小等问题，这些行业沿街摆设，超门店经营，卫生设施不全，油烟排放差，脏、乱、差现象严重，同时还存在不同的食品安全隐患。从业者大多数是下岗职工、外来人员，流动性大，法律意识淡薄，对其进行长效管理难度大

（三）违章建筑难拆除：违章搭建是影响城市面貌和环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城管执法的突出问题。从违法建筑的动因来看，经营户为增加收入乱搭建、居民住户为增加居住空间而乱搭建。基本上两种规律，一是效仿，认为人家能搭我为什么不能，二是违法搭建投入与拆除难度成正比，越是投入资金人力多的违法建筑越是难拆除。

（四）部门之间难协调：城市管理工作面大量广、情况复杂，需要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工商、城管、卫生、公安等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都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但面对种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其他部门总能找出推脱的理由。在执法中往往存在“有利互相争，无利相互推”的现象，使城市管理的相关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三、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齐抓共管机制尚未形成。

1、综合整治靠突击。城市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职能部门齐 2

抓共管，协同作战。在城市创建的目标下，遇有重大活动时,往往习惯用“运动式”的方法搞城市管理，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力量进行突击整治，短期内能取得立杆见影的效果。这期间部门之间协调配合、推诿扯皮少，政府领导及相关单位也大力支持，一旦阶段性创建任务完成，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缺乏统揽机构来组织落实长效管理，形成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局面。

2、基层政府管理城市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城市管理点多面广，尤其在现场、现行方面，管理重心太高，往往出现“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作为城市管理主要责任人之一的区（街办）、社区、城中村（组），没有管理城市的具体责任和压力，因而不能很好地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投入到基层城市管理工作中，致使管理脱节、断链，城市管理网络不健全。从我调查的情况看，很多违章占道现象背后，都有街办、村组、驻街单位的背景。某些单位为了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带头违规“种房”、违章占道经营，甚至带头向政府提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有关部门查处时，他们一面以照顾困难名义为违章者说情开脱，私下又支持违章者与职能部门对抗，使城市管理工作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

（二）执法难度大。

1、执法手段单一。根据《行政处罚法》和部分行政法规的规定，违章者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依法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具有上述行政强制措施权的只能由法律设定，而且只有司法机关和工商、税务、海关等少数行政机关可以实施。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了各类行政处罚，但对违章者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后续监管措施，没有赋予城管行政执法部门任何有效手段。

现实的执法情况是，违章者对执法人员的管理根本就不理睬，罚款没钱，责令清理、改正我不干。执法人员没有什么办法强制其交罚款或强制其清理，也不能暂时限制其自由带回机关处理。这样一来，除了做工作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加以管理。

2、执法效果不佳。目前，违反市容环境、秩序的违法行为出现以下特点。第一，普遍性。违法违章现象大量存在，具有点多线长面广的特征。第二，动态性。表现在时间上、空间上和性质上的不确定，没有规律可以掌握，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第 3

三，反复性。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违法行为呈现出多发性、反复性和经常性，被纠正或教育后，又重新开始，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这些情况，使得我们的执法人员穷与应付，疲于奔命。

3、执法人员安全无保障。近年来，各地加强了对执法人员的教育，要求执法人员决不能与群众发生冲突，决不允许发生打架等暴力事件，起到了较好效果。但是，不法商贩、“钉子户”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

4、执法力量薄弱。城管执法队伍既有公务员，又有事业人员，更多的是协管员。各地城市规模迅猛扩大，但执法力量并未有明显增加，正式职工与协管员比例一般都在1:3-6，因此在做到长效管理方面，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三）执法环境差。

1、违章行为当事人认识上有误区。他们没有意识到城市管理法规也是行政法规体系的组成内容，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一样，违反了要承担法律责任。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中碰到最多的申辩理由是：“我又不偷不抢，在街边摆东西谋生，犯什么法！”他们在内心深处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导致不主动配合执法，有时纠缠、拒绝、阻碍甚至少数“钉子户”暴力抗法的事件不断发生。

2、市民对城市管理工作不理解。部分市民对城市管理

执法工作不理解，不配合。当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实施必要的处罚时，经常有一大帮围观群众，出于“ 同情弱者”的简单心理，乱“打抱不平”，乱起哄，喝倒彩，甚至还指责执法人员欺侮老百姓，彻底否定城管执法人员的执法行动，助长了违法行为人的底气，形成了不利于城管执法的社会氛围。给城管执法部门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3、市民的整体文明素质不高。一些市民的环境卫生习惯较差，社会公德意识薄弱，讲文明、树新风的观念还十分淡薄。一些干部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不高，不少人只抱怨不参与，只指责不自责，袖手旁观而不身体力行。

（四）、执法保障不足

1、法律保障不足。所谓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顾名思义是把某些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全部或部分集中起来行使。按照国务院国发[2002]17号文件要求，目前在城管范围比较规范又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涉及4个部门（系统）：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4

（包括市政、园林、公用、规划、市容环境卫生等）的全部行政处罚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对无照商贩的行政处罚权；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对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和建筑施工污染的行政处罚权；公安部门对侵占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涉及几十部法律、法规、规章，几百款罚则，这中间，既有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法规及国务院部门制定的规章，也有省级人大、政府发布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政策性文件，在具体执法工作中，还要顾及地方上人大、政府、部门的一些规定。且有些法律、法规、规章不尽完善，操作性差或相互打架，罚则不尽一致，或者只有禁止条款，没有处罚条款，给执法工作带来难度，如大型户外广告的认定就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对未经批准占道广告的处罚按市容环境管理方面的法规与城市道路管理方面法规罚幅就不一致，《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行政执法无可适从。

2、人员保障不足。要管理，就必须有人，人员保障也是城管执法最基本的保障。城市规模有大小，层级有区别，区域有差异，经济水平有落差，管理任务有轻重，一个城市到底有多少城管执法人员才算科学合理，至今没有一个定论。目前一些部门凡有核定编制的，一般都按照人口多少，地域范围大小，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来确定。如公安干警的配置一般按照辖区总人口的万分之十一确定，消防人员则为城市人口的万分之四，学校教职员工配置根据高中、初中、小学学生数确定一个基数后，再按照城市、县镇、农村加减不同的系数。城市管理执法人员编制如何确定，现在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以城市人口的万分之六——八较为适宜，笔者也同意这个观点，但在具体确定人员编制时，还应考虑诸多因素，如城市规模大小、人口集聚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外来人口数量等。一般说，大中城市人口集聚度高，经济发达的则可取低限，小城市，人口集聚度低的则应取高限。总之，合理确定城管执法人员编制，是保证管理工作正常运作的基础条件。在人员保障问题尚有一个问题亟待引起注意，就是人员性质问题，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公务员，但在各地实施中，几乎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是行政与事业混编、混岗，这既影响了执法的严肃性，又给队伍建设、人员管理、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带来许多难 5

题。

3、经费保障不足。经费保障涉及机构运作的三要素“人、财、物”中的二项，可见其重要性，财、物的保障主要是经费的保障。从城管执法经费来看，主要有这么几大块，一是人员经费，包括工资、奖金、福利等；二是日常公用支出，包括日常办公费用、办案经费、交通差旅、设施维护保养等；三是专项经费，包括设施更新、设备添置、专项整治经费等。

由于城管行政执法明确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因此其行政支出必须由财政全额拨付，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领导重视程度的差别，一些地方城管行政执法的经费往往得不到保障，影响了日常工作的开展，有些城管执法部门为了生存，为了维持正常运作，不惜以费代罚、创收补费、罚没分成等“乱收费、乱罚款”来弥补经费缺口，既影响了城管队伍的形象，拉大了城管执法队伍与群众的距离，使日常执法难以得到群众的支持，更严重的是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当前城管执法队伍在一些群众中认同度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那么经费保障这块如何能在最低限度上支撑正常运作？从各地的实践看，以人员经费的2倍较为适宜，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尽管有高低，但以人员经费为基数确定日常办公费用相对较为合理（当然大的专项支出不包括在内）。

4、人身保障不足。城管执法的场合是马路执法、一线执法，面对的管理对象主要是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这类执法的难度可想而知，执法中碰到“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情况往往使执法人员陷入尴尬的境地。社会矛盾的突出，谋生的需要，往往使一些人根本不顾法律、法规的尊严，违法违章现象大量存在，管理与被管理者经常达到你不给我设摊，我无法生存，只有跟你拼命的激烈程度，暴力抗法事件屡有发生，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保障受到极大的威胁。据报载，广州城管几乎“天天被打”，各城市都存在这方面情况，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5、环境保障不足。这里说的环境保障，主要是执法环境、舆论氛围、群众的城管意识等。城管执法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城管执法又是个出新闻的题材，城管执法又是个不讨好的差使。新旧体制转轨期间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最容易体现在城管执法过程 6

中，市容环境差，批评城管执法不到位，而一旦加强了管理，导致矛盾冲突，又责怪城管野蛮执法。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从众心理、同情弱者的心理使大部分群众不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笔者碰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位长者对其住宅周围乱设摊非常有意见，多次投诉反映，但当我们组织执法人员进行整治时，在经多次教育劝导无效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时，这位长者却站出来替他们说话，要我们给他们生活出路。无论是市民评城管，还是年终考核，城管执法不倒数几位已是不易。暴力抗法的不断发生也可窥见城管执法环境的恶劣。这里面当然有执法队伍自身建设、队伍素质存在的一些问题，更有整个社会大环境影响执法的公正性和形象。城管执法特定的管理对象注定了城管执法的矛盾性、冲突性和逆反性，因此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也是执法保障的基本面。

6、层级保障不足。体制既已确定，管理模式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层级管理即层级保障涉及到如何从组织上来保障高效的行动体系、指挥体系、运作体系。综观全国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地方，在层级设置上不外乎两种模式，一级执法、二级执法。一级执法就是市建立局，区建立分局，人、财、物由市里统一掌控，分局不具有独立执法主体，向区、街派出执法队伍，实行统一指挥、统一调度；二级执法即市建立局，区也建立局，人、财、物由市、区分别管理。两种运作机制利弊各显。

实行一级执法、垂直管理，好处是机构精简、一线人员充实、职责明确、扯皮减少、力量集中、指挥顺畅、效能提高；有利于加强队伍集中，调控能力强，人员进出口子畅，交流、调整、培训均能做到一个标准，有利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同时考核、评比、监督、管理一个尺度，防止相互攀比，消除负面影响。缺点是权力过分集中，可能影响区、街积极性，对做好基层基础工作容易带来负面影响。

实行二级执法，优点是做到重心下移，发挥区、街的城管积极性，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减少市财政的经费负担。同时使区一级政府能切实承担起管理城市的职能。存在的问题是机构增加，一线人员减少，人、财、物分散、浪费，市局调控能力减弱，造成政令不畅、指挥不顺；由于利益驱动，容易产生乱收乱罚现象；市局无法对整个队伍统一进行交流、调整，对违规违纪行为无法查处，影响队伍素质和执法水平的提高等。

四、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采取的解决措施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有对城市管理职责清醒的认识，城管队伍要有“以民为本，服务社会”的本质执法理念，在完善城管体系的进程中，必须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理性分析，大胆尝试，切实增强服务型城市建设，保障落实城市管理的责任，特别是在当前城管执法体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应把“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主题思想落实到每一个政府城市管理执行者的思想中，以务实、创新的精神，扎实推进城管执法工作的科学发展，为社会的和谐进步奠定良好的基础。就原因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条解决思路：

(一）制度上：建立和完善城管执法相关法律、法规

城管执法部门法律地位不明确，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执法行为进行规范，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制定出一部专门的有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缓解执法者和执法相对人之间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矛盾，在在执法过程中足够的权威和独立性，解决其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同时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使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具体的处罚标准，损害执法相对人的权利，避免出现随意收费、任意罚款、滥用职权的“城管弊病”，不断提高城管队伍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的质量和水平。

（二）思想上：城管执法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接受受理城管相关投诉中，最常见的要数乱设摊和占道经营，究其原因，是由于执法相对人在城市生存的需要。但是，强制执法是否真的能够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呢？在城管执法中应当灌输“以人为本”的城管执法理念，从而使得人得基本生存需求等到满足。以在各城市普遍出现的“夜排档”为例，一些中心城区可以根据市民需要，指定时间、地点经营，为流动商贩向固定摊位转化提供条件。当然，设摊和占道经营的另一个方面是由于存在社会需求，正规菜场的过高成本也促使马路设摊现象屡禁不止，因此，能否换一个思路来处理问题，比如解决流动摊贩的设摊场所，降低其设摊收费的标准，然后规范管理，保障其生存的权利也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处罚只是城市管理执法中的一个手段，协调好各方关系，保障各方权益才是长久之效。要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提高化解矛盾的水平，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做到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宽容以待、耐心说服、冷静处理，使管理对象平8

和接受，从而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

（三）环境上：做好信息公开，正确引导舆论，营造良好的城管执法环境。

宣传城管的工作职能、手段，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公开透明的以法律为准绳接受公众的监督。利用新闻媒体，提高市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营造良好的城管执法氛围，从而使广大市民能够自觉地理解、支持、配合城管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城管执法部门的执法过程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可以适当采取录像、拍摄等措施避免因执法相对人的胡编乱造引发公众的质疑和不满，以前面列举的上海普陀区城管的不文明执法为例，执法者否认携带工具而市民称其以棍状物打人，这就需要客观的证据来证明，任何一方的一面之词都不能尽信。另外针对一些涉及面广，对市民生活影响比较大的执法决策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公开举行听证，将执法范围、职责、收费标准、办案程序等内容向社会公开，充分听取相对人、社会公众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和要求，强化社会对城管执法部门工作的监督，使城管执法决策更加体现公众的利益，执法过程更加公正化、透明化，这样也更能够使城管在日常执法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四）职能上：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怎样真正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呢？政府不再是凌驾于公民社会之上的官僚，而是作为人民的公仆，矜矜业业的服务于民，如果这种思想能在城管行政执法过程中加以体现，也就意味着城管之类的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不再是位居于庙堂之上、依靠权力控制相对人的“管理者”，而是与相对人平等沟通、相互尊重、提供帮助的“服务者”。应当真正做到替群众办事、为群众说话、受群众监督。充分发挥城管执法“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作用，加强各职能部门的联系沟通和协调，真正形成管理合力，以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和执法效率。

（五）硬实力：提高城管队伍自身素质

城管执法人员不仅要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还要熟练掌握城管执法业务知识，经常接受培训，切实提高自身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城管执法人员应当明确“服务” 9

意识，认识到执法者同时也是服务者，在热情、周到、及时、高效地履行职能的同时，积极探索提高执法效率的途径，提高执法质量。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城管执法人员的信任是从外表开始的。如果执法人员衣着不整，满嘴脏话、粗话，举止轻浮，蛮横无理，人民群众就会失去对城管执法的信任，文明执法就无从谈起。因此，时时注重礼仪，养成良好的品行和端庄的举止，整齐的穿戴，给人民群众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是我们文明执法的良好开端。我认为，可以适当考虑在某些区县内试行大学生城管的队伍建设。首先大学生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有着较好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和沟通能力，法制观念较强，在执法中更多的运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执法行为，暴力执法可能性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管的风气和形象，也能为城管队伍起到宣传作用。

五、结论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各地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扩大，城管执法人员素质的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对严格执法、文明执法的要求越来越高。城管执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城管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只有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我们才能使城管执法走出现实困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良好形象，需要城市行政执法人员的有序管理和文明执法，要做到有序的科学管理就需要继续解放传统的管理思想，在管理的方法和方式上不断的创新，加强自身队伍的建设，而政府方面应当及时做好信息的公开，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早日在真正意义上做到“服务型政府”，为城管的执法活动营造良好的城市环境和舆论导向。

参考资料：

[1]百度百科

[2]陈书成 《行政法视野下的城管执法问题及对策》[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郭静华 《城管细节不容忽视》[J]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年.第03期 [5]魏其华 《加强城管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J] 长江建设 1998年.第02 期 [6]吕娟 徐飞《市里游动的无照商贩》[J] 法律与生活 2002年.第10期 [7]龚瑞生 《在城管中系情于民》[J] 学习月刊 2003年.第10期

第五篇：对当前道路管理执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某基层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部门立案查处了3起渎职侵权案件，均为有关道路管理执法人员越权执法、违规操作导致产生严重后果的案件，这类案件一方面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有关执法人员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载。通过办案，笔者发现，当前道路管理执法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

一、执法主体繁杂，政出多门。”要想富，先修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道路运输事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道路运输作为一种简便易行的运输方式，与每个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然而对各种车辆及其载体的道路的管理，却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公路三乱屡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根源，均与政出多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9条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也有类似规定，然而，受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影响，一些部门、行业和地方均出台了有关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授权其下属的执法部门上路检查，从而造成了政出多门的局面。目前在我国，除交通警察作为法定执法主体在履行上路检查的职责外，运政管理部门，交通征稽部门，农机监理部门也在上路检查规费的征收，而地方道路管理站、公路局（段）、路政队等也从路产、路权的角度上路检查。另外，工商、林业、烟草稽查、盐务执法等部门或行业也在不同程度的上路检查，粗略核计，不下于数十家，公路上的”三个～，围堵一个烂草帽”的现象屡见不鲜。

二、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当前，在上路检查的执法部门中，出于种种原因，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现象大量存在，如农机监理部门其法定职责应是农机生产的安全管理监督以及规费的征收，规费征收的主要方式按规定应是深入田间场院，必要时才可以在省道以下的县、乡道路上巡查征收，而现实生活中，许我农机监理执法人员并未深入田间、场院向群众宣传政策，征收规费，而是热衷于上路巡查，违规追撵车辆，有的甚至严重超越权限，违法上省道、国道巡查，于是产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同样运政管理执法按规定主要是对五大运输市场的管理以及有关规费的征收，其工作范围主要是车站、码头等固定场所，必要时对逃费、欠费车辆才可以上路追缴，并且交通部1997年8月22日颁布的《道路运政管理工作规范》也明确规定：”乡、镇交管站不得在国道、省道上稽查……”。而许多基层运管执法人员却置这些规定于不顾，违规上省道、国道巡查，如某基层检察院今年查办的该县运管所某乡镇运管站有关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案件，就是执法人员严重超越权限，违规上乾扶路（少道209线）夜间查车，造成一死两伤的典型案例。

三、重征费、轻管理。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职责均应是从各自的角度对道路及道路上运行的车辆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管理应是其主要的职责。然而是什么原因造成有关执法人员违反国家法规政策，违规上路且屡禁不止呢？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受经济利益驱动。许多基层执法单位往往从本单位、本部门的利益角度考虑，受经济利益驱动，搞创收，重视规费的征收和罚款的创收，而忽视对管理对象的日常管理和宣传教育，从而本末倒置。更有甚者，有些部门甚至将规费征收以及罚款创收定成硬性指标，层层分解到单位和个人，以创收论英雄，一个执法单位或个人工作的好坏，成绩的大小，全凭罚款创收任务来衡量，这就难怪有些单位领导对其工作人员违规上路查车采取放任甚至纵容的态度了，因而也造成了公路三乱屡禁不止。

四、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执法水平有待提高。道路执法本身是一项严肃的事情，执法人员是在代表国家执行公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