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县挂职

第一篇：中县挂职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里。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红白喜事，任村支书的父亲都是村民们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他便常常跟着父亲看《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在一次作文考试里，三年级的冯军旗还因为使用了“蒸蒸日上”这样的词，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从那时开始，冯军旗便渐渐产生了对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书店阅读领袖人物传记，一本518页厚的《江泽民传》，“两个下午就能读完”。读研究生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硕士论文选题是“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家仆世界”。

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叙旧闲聊。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刘新成无意中提及，自己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基层中国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北山市的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后来他听说，中县愿意接纳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帮县里“搞个关于信访问题的调研，并给一些对策”。

导师郑也夫也给了学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对几位评审老师说：“对不起各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冯同学要写什么。”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

“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睁大眼睛多观察，在实践中发现事实，发现论文主题。”临行前，郑也夫再三交代。

车到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冯军旗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春雨贵如油，这是为了迎接贵人啊！”副部长快步接过冯军旗手中的行李，并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乡，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总穿着从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我就是在尴尬中一点点融入官场的。”冯军旗自嘲道。

进入圈子后，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倒是大多乐于陪这位“从北京来的博士”聊天。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

“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事实上，中央曾明确规定：“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并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县的官场中，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县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冯军旗抱怨：“你看我发表文章都自己出钱，没有课题经费，电话费不报销，也没有专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有活动开会就派车来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

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一旦被提拔为副处级甚至处级干部，便意味着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是中县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还集中在县直机关，比如商业局的财政就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

冯军旗担任县长助理时，协助分管的部门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机常提醒他：“冯县长，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实权的部门！”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在论文中，冯军旗根据县领导们的简历归纳出了一套“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径是“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简单说，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周而复始，最终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冯军旗总结道，“打个比方，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在中县，管这叫做“没干成”。

而在受访的一些干部看来，只有能干到县委书记，“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

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腐败研究。

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

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这让冯军旗想起已经退休的老父亲。年少时，做村支书的父亲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常事，有时为了帮村民挑粪要走上十几里路。

而在如今的中县，一到晚上，村干部会回镇上的家，乡镇干部会回县城的家，而县领导则回北山市的家，“中县成了空城”。

中县曾出过一任“官声不好”的县委书记。他离任后不久，民间便盛传其已去世。后来这位前书记特意回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2009年春节前夕，冯军旗在县政府值班，连续4天县政府大门都被上访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官民之间的距离的确在变远，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员任免机制不无关系。”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他。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个县高歌猛进的发展。去年，一家五星级酒店刚刚完成盛大的奠基仪式。不远处的一座电影城也已经开张营业，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奥斯卡。

冯军旗错过了这些盛况。2010年5月，由于导师临时组织同门论文交流研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县的干部们辞行，便匆匆赶回北大。而按照这里的传统，送别挂职官员时，干部们通常要分列两排，让挂职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

回京后，冯军旗带着在中县完成的博士论文参加了毕业答辩。

“作为中县干部曾经的一员，我确实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但歌功颂德不是学术研究，于现实无补，于改革无益。希望中县的干部们能理解我的研究。”冯军旗这样表示。

在打印版的论文扉页上，只写着一句话：“献给中县干部。”

此时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印着烫金大字的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实际上，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如果是组织部，也许我就去了。”

如今，冯军旗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

第二篇：中党挂职A103简报

食品学院2009-2010学年中级党校挂职简报

2010-5-20

实践报道：

[编者按]关于我们办公室的中党挂职目前已经进行了近3周，每个办公室的成员都在挂职期间努力的协助老师，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体会到了老师们日常工作的辛苦，他们不仅要为我们的学业操心，还要关心我们的平实生活，能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协助到老师的工作，我们也很开心。

时间：第9周至第15周 人员：李东东 刘子菲 地点：食品学院办公室A103 内容：在课余时间去食品学院老师办公室做临时助理，协助老师处理一些力所能及的日常工作，如帮老师送文件到指定的地点、打印复印一些文件、在办公室接听电话并且做记录，核对校正新闻稿、整理资料等。

活动掠影： 老师平时的工作都很繁忙，要处理很多事情

挂职的时候用电脑处理一些新闻稿

实践心得：

因为在办公室挂职比较特殊，我们作为老师的临时助理，虽然只能在课余时间到办公室帮忙，可是即使是短短的这三周，也能感到老师们为我们付出了很多。

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不论大事小事，首先在做事的时候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认真细心的去对待，从一点一滴开始，一个字，一句话，如果有时忽略掉，会造成想不到的结果，做到让人满意，不仅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肯定。责任心也是做任何工作时不能缺少的，这也是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一个人是否有责任心很重要，这也会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他的人生观。对事负责，对人尽责，相信这也是中党挂职实践希望我们所收获的感悟。

通过这次的挂职，我们了解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只有现在好好锻炼，逐渐累积所需要的能力与水平，才能在以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希望在这短短的几周挂职实践活动中，我们能奉献出自己微薄的一些力量，能发光发热。

组员心声：

李冬冬：在中党挂职期间，因为老师工作都很忙，所以我要做的也就水涨船高—相应的比较多。例如整理资料、考勤统计等等。事情虽小，却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比如分类归档时要耐心、要仔细；替老师接听电话时，要把事情记录清楚，并且清晰的转达。我觉得在各方面对我的锻炼都很大，受益匪浅。

刘子菲：在中党挂职期间因为正值世博会开幕，所以我主要的工作是帮助老师校正一些新闻稿。事情虽小，可是每次校正都会花很长的时间，要一字一句检查，不能出错。在工作过后，在感慨学校积极为世博做奉献的同时，我也明白了做事情不论大小都要仔细认真，这样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作为办公室的小组长，一些通知会由我传达到各个组员手中，所以负责的工作态度必不可少，这也锻炼了我很多方面的能力，收获很大。

2010-5-20 中党办公室

第三篇：大学生中党挂职小结

中级党校小结

为期四周的中级党校挂职锻炼结束了。在这六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主要是在教学秩序督导队里监督学风教风问题，登记各个班级缺席情况，这让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单位的基层工作人员是十分不易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刚刚踏进大学校园的新生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历。这对于我今后踏上社会，工作、学习乃至生活，都是磨练我的基石。作为09级的新生，能够被第一批推选为中党挂职的一员，我感到十分的荣幸。这不仅是同学和老师对我的思想上的肯定，更重要的是我向党组织跨出了第一步。

对党章的学习使我深刻的理解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更加端正了入党动机，让我对入党有了一个更新更高的认识，明确了自己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时刻要求自己要有为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有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的觉悟，让自己的思想认识不断的提高，同时坚定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而在实践工作中，我更是深切的体会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我用党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更好的完成每一项学院和班级的活动。在学院里，我是一名普通的学生，每次我都要求自己做到不迟到不早退，带领班级同学积极参加班级活动，比如E-class的建设，学风考风建设主题班会，校外活动等等。看到大家的笑脸，我深刻的体会到了为大家服务的快乐。而在学习中，我也认识到自己离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还有很大的差距，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过去我一直认为只要好好的工作和学习，在工作上让领导放心，在学习上自己满意就万事大吉了，现在我知道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仅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更要有合格的政治理论素质。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仅仅有入党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付诸行动，特别是要先在思想上入党，然后才争取在组织上入党。必须树立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用此信念作为立身之本，站得高、眼界宽。在实践中不断用切身体验来深化对党的认识，进一步端正自己的入党动机，看淡个人名利得失，以满腔的热情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此外，在全面和谐社会的今天，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应该做到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时时严格要求自己，树立甘愿“吃亏”、不怕“吃苦”，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价值观，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实际行动，来体会共产党员不惜牺牲一切的高尚情操，学习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来激励自己。与时俱进，用良好的作风，求真务实的学习、工作态度来实践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争创佳绩，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动摇自己的信念，严于律己，多做贡献，勇于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在学习和工作中以共产党员为榜样，拥有宽阔的胸怀和宽阔的眼界，拥有高的思想境界和高的觉悟。

通过这次的挂职锻炼，我更加清晰的认识了自己实力，并及时弥补了自身的不足，这种不足不仅是能力上的不足，而且是心理和思想上的不足。同时，增强了自己的时间观念，看事物的眼光变得更加宽广。“中党挂职锻炼”是我们大学生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重要途径，它让我们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者和社会和谐的促进者。共青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团组织要围绕当前党政机关的工作中心展开工作。我相信这次挂职锻炼的经验，将会成为我受益终身的精神财富。此致

敬礼

第四篇：xx中-接待挂职培训方案

xx中学

关于接待x县校长挂职学习培训方案

根据xx市教育局《关于xx市支持x县中小学校长挂职培训的实施方案》安排，本学期5月6日-5月25日，我校将接待文县5位校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挂职培训活动。

为切实做好我校承担的x县校长挂职学习培训工作，根据省、市教育主管部门有关要求，结合我校实情，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加强领导，抓好落实。健全组织机构，明确职责分工，学校成立培训领导组和工作组。

组

长： 校

长 副组长：副校长

校长助理

二、具体分工

活动负责人： 副校长

教务处主任

生活负责人：校长助理

总务处副主任

食宿由省教育厅相关部门负责安排。

三、工作安排

1．营造舒适的办公环境、配备电脑，配备专人桌椅。2．全面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活动，多观察，早融入，全面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校园文化建设、学校管理特色及管理流程。

3．安排挂职校长分阶段到学校各行政管理部门“蹲点”，了解学校管理制度的规范建设、管理模式、管理特色。共同研究、探讨学校的教育教学发展计划和目标。4．全面深入课堂，每人听课不少于20节，通过听课、访谈、交流等方式，深入教学第一线，了解学校的课堂教学模式、课程建设方面的情况以及教师日常工作状态，学习学校的教育理念，考察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举措。

5．组织安排一次学生活动，一次教师活动，一次“教育均衡一体化办学”管理或教研活动。

6．利用周末休息时间组织挂职校长考察我市的部分兄弟学校，初步了解我市教育发展的状况。

7．五一前后组织挂职校长参观省内部分人文景观。

四、有关要求

1．学校培训工作领导组和相关部门人员，应做好挂职干部的日常管理工作，确保培训工作任务的全面完成。

2．学校各有关处室、相关人员要坚持把培训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要经常征求挂职领导意见，及时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问题，全心全意搞好有关服务工作；挂职校长和有关人员都应自觉执行上级有关培训要求和本校规章制度。

3．参加此次挂职学习的校长要积极参加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教研科研、班级和学校管理的有关活动。

xx中学 2013、5、2

第五篇：王德爱在挂职中学习（模版）

在挂职锻炼工作中再成长

——记高密市下乡挂职干部王德爱

2010年秋季，王德爱作为第二批下乡挂职锻炼的教育干部，来到李家营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工作，在李家营小学这片教育热土上，与广大干部、教师一道，团结奋斗，扎实工作，虚心学习，不断进步，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他所承担的各项工作，在工作中开拓了思路，锻造了能力，作为一名50多岁的老干部，他实现了二次成长。

坚定信念，扎根农村教育

王德爱时常想：既然踏上了城乡交流的飞舟快船，就要像一名水手去摇橹扬帆。在挂职的一年里，他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树立起挂职干部的良好形象。李家营小学地处我市东南乡，距离县城70多里路。为了集中精力，铺下身子工作，从报到的第一天起，他坚持吃、住在学校，只在周末回家一次，与家人团圆。为了不耽误周一早晨的升旗活动，他总是在星期天下午提前返回学校。学校住校教师少，就餐条件比较艰苦，只在中午做一顿饭。一年来，他早、晚只能泡方便面、啃火烧充饥。即使这样，他仍然能够很快地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以满腔的热情积极地投入到火热的工作中。

身先士卒，勇立课堂教学改革潮头

来到新的工作单位，王德爱主动要求承担起教学任务。

1在他的主动要求下，学校安排他担任三、四年级的思想品德课。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益，他大胆改革课堂教学模式，组织学生到社区、超市等参加社会实践和调查活动，通过讨论会，故事会，演讲会和各种传统节日活动，对学生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思想教育。同时，为充实思想品德课的内容，他尝试把古诗诵读引入思想品德课教学之中，坚持每周背诵一诗，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和知识储量，深受学生的欢迎，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发挥党员作用，践行“三个代表”

王德爱下乡挂职的是学校党支部书记。挂职一年来，他立足本职工作，紧密团结党支部一班人，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在各项工作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为进一步深化学校民主化管理，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氛围，凝聚广大干部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在他的组织下，选聘群众威信高，处事公正的四名教师成立了校务监察小组，随时对学校的一切工作进行监督，随时把教师对学校管理的意见和建议提交校务办公会研究。在一年的时间里，监察小组成员积极建言建策，先后提出合理化建议三十多条，有力地促进了学校工作，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

为配合扎实落实“教育文化管理年”活动，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党支部向全体党员干部发出“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教育文化管理”倡议书，号召全体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争优创先，时刻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担当起教育文化

管理的中流砥柱。全校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虚心改进领导方法，积极参与文化管理交流和讨论，有力地提升了党员干部的战斗力，很好地履行了模范带头作用。

为引导青年教师把业余时间和精力用于读书学习，自我提升。他组织成立了青年教师学研小组，利用课余时间组织青年教师学习知识，钻研业务，交流教书育人心得，为此，学校出台相应奖励政策，对取得成果的教师进行表彰奖励，引导青年教师热爱读书，崇尚文化，健康成长，不断进步。

挂职一年，是王德爱同志锻炼再成长的一年，也是带动农村教育再发展的一年。挂职期间，他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学校制度建设和文化管理、班级管理方面交流研讨，主动地做好两个学校之间、学校和家庭之间的沟通联系，使两所职级管理学校的优势得以互补，优质管理经验普惠共享,密切了学校关系，有力地推进了农村教育发展。他坚持读书学习，撰写的文章在康成书院相关栏目发表四十多篇，他挂职的李家营小学荣获高密市德育工作先进学校，高密市养成教育示范学校等荣誉称号，多项研究课题，在省级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