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视域下的老年社会工作_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反思(精)

第一篇：批判视域下的老年社会工作_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反思(精)

批判视域下的老年社会工作 :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反思 陈 伟 黄 洪

摘 要 谈及近十年来我国在发达城市大力推行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 很容易联想到已有半个多世纪 发展历程的英国社区照顾 , 然而 , 本文并没有采取同类比较的手法去启发我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 而是从西 方学界对英国社区照顾近二十年来的争议与探讨着手 , 重点引入批判老年社会工作方法 , 对我国为老服务的 输送环节在批判视域下做出更好的借鉴与反思。

关键词 批判老年学;批判老年社会工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图分类号 C 916．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2 01－0070－08 作者简介 陈伟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博士生 香港 新界沙田;黄洪;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 副教授、博导 香港 新界沙田

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涵义 , 通过相关的 文献回顾以及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与前线社工的深 度访谈 , 都不难看出 , 无论是学术界拟或是实务领 域 , 目前尚未对其有一个统一的界定 , 甚至在名称 的使用上也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与误导性 , 如 “ 居家养老 ” 很容易让人忽略服务层面的重要性 , 并把服务的范围狭义地缩窄在上门 /到户服务的 范畴内;又如 , “ 居家养老服务 ” 虽然较 “ 居家养 老 ” 多了对服务的强调 , 但也未能跳出传统的以 家庭为载体的思维定势 , 遗漏了社区作为服务载 体的并重性。因此 , 笔者在本文采用 “ 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 ” 一词 , 以突出家庭与社区双重载体在 服务输送层面的并行不悖 , 此外 , 不仅在广义的层 面上强调为老服务的场域 , 更以批判性的视角强 调服务层面对专业化介入的渴求与反思 , 而这样 的反思 , 除了由来自于构建我国为老服务模式本 土化的内源性考虑引发 , 更有来自于西方学术理 论探讨与实务经验的外源性因素的推动。近十年来 , 于我国发达城市如北京、上海、广 州等地试点的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 , 在理念的源 头不难看到 “ 英国社区照顾 ” 的影子。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 , 英国发展福利国家 , 社会工作即被提 倡介入到针对弱势群体的国家福利供给当中 , 上 世纪 60年代初 , 社会工作者

被大量聘用至地方政 府 , 并被 形 象 地 称 作 英 国 福 利 国 家 的 “ 第 六 只 手 ” ①。尽管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福利意识形态演 变的背景之下 , 英国的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照顾中 所扮演的角色 , 也由原先的直接服务提供者 , 逐渐 向照护管理者以及服务购买者等多元化方向延 伸 , 但不难看出 , 无论是社会工作 , 还是社会工作 者 , 其在为老服务输送过程中的受重视程度与渗 透力度都非常高 , 值得我国在推行社区居家养老

07 服务的过程中从专业介入的维度出发加以思考与 借鉴。

意识到社会工作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本土化 与专业化的积极意义 , 就社会工作专业与社区居 家养老如何更好地结合、以便在服务输送方面做 到专业性与人性化的双重考虑呢 ? 这不仅要求在 研究与实务领域把握发展社区居家养老的核心环 节 , 还要在老年社会工作方面做出及时的反思与 知识翻新。而在这一点上 , 西方学界对英国社会 背景下推出的社区照顾已有类似的探讨 , 并力图 将老年学研究与社会工作的实务领域在批判性视 域的连结下做出适当的整合 , 因而衍生出批判老 年学(critical gerontology , 并进一步在实务领域 发展出批判性老年社会工作方法(critical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approach , 以期待填补传统老 年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领域和具有批判性视角的 老年学研究方法之间的空白 , 本文借由老年专业 领域的学术创新与反思 , 不仅力求社会工作的专 业手法能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逐渐渗透并打开 新局面 , 更要乘胜追击地引入批判性视角 , 时刻做 到对为老年群体服务的审视与反思。

批判老年学 :多重视角的兼容与博弈

作为老年实务的理论前提 , 批判老年学无疑 为批判老年社会工作夯定了良好的基石 , 而基于 学科的历史发展背景 , 在引入对批判老年学的探 讨之前 , 本文首先会以对传统老年社会工作在老 年照顾领域的批判性分析作为反思的开端 , 顺着 这样一种历史的脉络让理论与实务发展的内在逻 辑变得有迹可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 社会工作与老年学 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的 , 几乎没有学科方面的共 通与交集。相对而言 , 视域较广的老年学很少如 老年社会工作一样聚焦在健康与社会照护领域(Phillips , 2000。然而 , 20世纪 80年代的英国 , 以市场为导向、强调私营化、市场化的理念驱使其 老年社会工作实务在社会照护领域发生了根本性 的转变 , 逐步投向管理主义及后来的新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 /Newmanagerialism ②。而不少西 方国家的社会工作研究也转向注重对社区照顾以 及个案管理之效果与效率的考察。这种重心转移 无疑体现了由对老年群体需要的关注转向对服务 效果与成本的考虑 , 从而易使社会工作实务人员 对服务本身专业化的强调逐渐隐退在个案管理的 面纱之下 , 甚至使老年照护工作越发成为一门标 准化的技术。然而 , 这种趋势并非没有引起警惕 , 事实上 ,近来出现的一些反思也正是从一个侧面 折射出对日前被频繁提及甚至较为推崇的个案管 理所持有的批判性思维。因而 , 有学者评论说 , 社 会工作者继承了只顾行动、而忽视反思的文化 , 在 社区照顾方面 , 商业化的思维先入为主 , 却极少关 注其它更为重要的方面 , 如专业技巧、自主性、避 免对老年群体的边缘化等等(Sheldon ＆Chilvers , 2000。相对于老年社会工作研究对评估与服务 的重视 , 社会老年学研究(social gerontological re-search 则有所不同 , 其在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就 已经逐步采用混合方法、多重学科与理论视角 , 来 进行相关研究领域的探索。如 , 采用政治经济学 视角来批判公共政策或健康与社会照护的提供 , 以此来反思福利体系如何将老年群体变成依赖群 体 , 及其偏重市场、效率与管理的特性;又如 , 另一 个关键的研究分支则力求逐渐打破老年人处于病 态的观念 , 强调其所具有的优势与资源 , 注重运用 优势视角看待老年群体;再如 , 从女性主义与人文 主义视角出发 , 采用定性方法、传记式手法来理解 老年人的人生经历。正是由于这些多元研究视角 的存在 , 才推动着老年人社会工作与健康照护领 域打破福利架构中对市场以及有效管理一边倒的 局面。

为了弥补旧有老年社会工作缺乏理论视角 , 从而导致社会工作实务方面过于偏重老年群体的 功能缺失 , 将之置于全然的依赖者角色中去 , 摒弃 传统的将老化与问题(ageing and problem 天然划 等号的惯性 , 新的指导理念势在必行。也就是说 , 批判性实践(critical practice 要求实务工作者拥 有良好的理论储备、以及对实践情

境下社会政策 的洞悉(Brechin , 2000 , 并力求打破对已有的、程 序化的框架的习惯性依赖。因而 , 在社会老年学 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批判老年学(critical gerontolo-gy 在本文尤其值得关注。起源于 20世纪初的批 17 判老年学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词 , 现今对其仍缺乏 普遍认可的定义。有学者将之理解为 :对老年学 有历史性建构作用的社会影响、哲学基础、经验性

方法论报以批判的态度(Ray , 1996。也就是说 , 应当提高对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敏感度 , 找 到最适合的方式来探析老年群体的切实生活与需

要。因此 , 更有学者将批判老年学视作较社会老 年学 更 忠 于 价 值 观(value －committed 的 方 法(Phillipson ＆Walker , 1987。确切地说 , 批判老 年学最初主要回应于当时社会老年学尚不能对主 流的范式作出充分的挑战(Holstein ＆Minkler , 2007。现今的批判老年学已经跳脱了批判社会 学运动的前身 , 正依靠众多学术基石逐步夯实自 身的观点。具体地说 , 批判性视角主张应当意识 到社会、社会结构是如何压迫个体的。就老年群 体而言 , 批判老年学认为他们长期被无视、被边缘 化 , 因而人们应当重新审视个体及社会对待或回 应老年群体的方式 , 并要意识到传统理论与方法 对老年及老年群体的观念应当有所转换或翻新。也正因为此 , 基于批判老年学的视角 , 其所探究的 大多是主流社会老年学研究常常忽略的议题 , 试 图跳出陈规来看待其领域内的现象与问题 , 如 , 如 何解释压迫与不公的产生 ? 以及压迫与不公是如 何影响老年群体的 ? 如何使受压迫或多元化群体(如老年妇女、智障人士等等 的声音被聆听 ? 最早根植于政治经济视角 , 批判老年学着重 强调老龄化与经济生活的关系、阶级不平等等方 面。以英国社区照顾为例 , 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它 实际上反映和加固了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 力量上的不平等(Estes et al．, 2003。甚至究其 实质 , 是在控制和管理 , 而非提供给老年群体自我 决定、参与等机会 , 这一点实际上有违英国社区照 顾以 “ 正常化 ” 为目标的宗旨 , 受照顾者的自主性 无法正常发挥 , 其公民身份自然也无法全然体现。而公共政策、健康与社会服务也通过加强这种控 制与

管理 , 不断地深化老年群体的依赖 , 故而又被 称之为 “ 结构性依赖 ”。正是由于秉持这样一种 观点 , 使得老年学研究开始偏离传统社会工作研 究向来所强调的评估与服务;直至 20世纪 80年 代到 90年代 , 政治经济学一味偏重的老龄化与经 济生活的关系、阶级不平等的局限视角被女性主

义者与人文主义者挑战 , 主要表现为女性主义视 角承认长期的性别不平等为老年生活带来的深远 影响;而同时间在美国发展较快的人文主义视角 则主张还原老化中的群体以人性的实质 , 侧重在 探索诸如什么是好的晚年 ? 社会应当如何支持不 同的老年 ? 等等这些有关进入老年阶段后的意义 之类的探讨。此外 ,近来一些学者开始强调另一 种新的视角 , 即人权视角 , 此一视角反对对老年群 体的歧视 , 指出任何年龄层、任何情况下 , 都应享 有合理的生活标准。

正是在上述多元视角的开启下 , 批判老年学 不仅摒弃了传统的以评估及服务为主 , 并建筑于 社会老年学的基础从而具备了新的特质 , 包括 :采 用混合方法、多重学科及理论视角;对影响老年生 活的公共政策、健康与社会服务供给持以批判的 眼光;对老年歧视、代际间公平应有适当的研究;关注老年生活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强调老年群体 所具有的优势与资源;关注进入老年阶段背后的 意义 , 注重生活品质的探索;运用定性研究与传记 式手法了解老年群体的真实生活;把老年群体置 于老年研究与实务的中心位置等等。然而 , 除了 以批判的视角、结合老年学运用在老年社会工作 领域 , 也应看到批判老年学需要应对的挑战 , 如怎 样在以上提及的多重视角尤其是争议最大的政治 经学视角与人权视角中做到融合 , 使不同视角与 观点之间良性博弈 ? 即 , 如何将政治经济学视角 所偏重的 “ 老化的结构性 ” 与人文主义视角看重 的 “ 老化的个体性 ” 做到统一的阐释 ? 如何做到 既了解老年群体所处的社会结构、社会情境与老 年个体的生命历程(life course , 又能深入探析其 所处情境中的人性化因素 ? 如何在方法上做到二 者的兼容并包呢 ?(Holstein ＆Minkler , 2007。在此 , 增权的概念尤被本文所推崇 , 以试图做到对 宏观与微观方面的同时关注 , 因其使我们意识到 身处的社会与政治情境 , 意识到研究对象的同质 性与异质性 , 以便能够以多样的方式探析弱势

及 边缘人群。如若能够了解到环境以及政策如何对 一部分人造成了消权 , 那么 , 学者或实务工作者便 有机会以创新的思维开展对弱势人群的环境重 建、权力重塑 , 并对有益于增权与个人成长的渠道 有更多的掌握。也正是基于此 , 更要求批判老年 学在研究与实务的过程中 , 学者或前线工作者应 强调老年群体对整个为老服务过程中各个阶段的 融入、参与 , 而非处在一个价值中立或保持距离的 位置上 , 并且应做到及时的反思与自我反省。也 就是说 , 理念上提倡运用增权的角度、方法上运用 传记式、叙述式、参与式、反思的方式贯穿始终 , 以 破除传统老年社会工作中专业人员与老年群体在 服务输送过程中施与受的固有角色。而是把老年 人置于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中较为中心的位置 , 以便更全面地给予老年人融入的机会 , 如商定不 同阶段田野调查中的研究问题、将田野调查的分 析所得重新放回老年研究群体当中以验证资料收 集的有效程度并同时提升老年人的参与感等等。而以英国社区照顾为例 , 谈及其深受影响的 “ 去 机构化 ” 与 “ 正常化 ” 思潮 , 真正在实践过程中 , 如 何做到通过 “ 去机构化 ” 的途径实现受照顾者对 正常生活的回归 , 从而在脱离机构式照顾的风险 中真正实现其作为正常人的权利 , 体现其公民身 份 , 很大程度上也是需要通过增权作用的发挥 , 来 实现受照顾者对自我及其所期望的生活的掌控。可见无论单纯地从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分析 , 还是 结合西方为老服务领域的经验总结 , 我国在推进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进程中 , 不仅要对批判老年 学所蕴含的多重视角有所掌握 , 更要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运用增权理念巧妙地将多种视角串联 , 活 灵活现地效力于现实的服务输送环节 , 而不是束 之高阁、仅仅停留在各自为论的单纯博弈层面。

批判老年学社会工作

1．老年人的需要 ? 还是风险与资格标准 ? 通过对老年学的反思而衍生出的批判老年 学 , 及其对于传统老年社会工作的启示与反思 , 开 启了老年社会工作领域的崭新视角 , 即兼具老年 学的理论基础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的 “ 批 判老年学社会工作 ”。本文以社区居家养老为背 景 , 着重探讨批判老年学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带有 浓厚批判性思维的老年社会工作方法 , 能为老年 人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能带来怎样的反思 , 为我 国老年人社会服务专业化带来何种启发。

在服务供给的过程中 , 社会工作者通常会面 临对老年群体的评估 , 而传统老年社会工作者对 老年人自身状况或所处环境的描述会习惯性地用 “ 处于风险之中 ”(at risk、“ 依赖性 ”、或 “ 年老体 弱 ” 等较为负面而又呼应以往刻板印象的词汇。加之总体照顾资源的短缺 , 导致了在通常情况下 对老年人所具有的风险的强调顺理成章地变成了 前线工作人员与机构、组织对老年群体关注的重 点 , 并以此来决定其可获得的社会服务。简而言 之 , 这体现了一种以风险为导向(risks －led 的评 估理念 , 风险成了评定服务使用者是否具备资格 的核心指标 , 而不是考虑到其作为个体、作为公民 所能公平享有的权利。实际上 , 这也是在无形中 建构了一种老年人之间以自身的弱势状况所引发 的对可能享有的有限资源的竞争机制 , 在原本孱 弱的老年人之间展开资源角逐。从批判老年学社 会工作的角度出发 , 实际上 , 风险一词 , 本身具有 很大的争议 , 它更多地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理念 , 是可以被社会建构出来的(Lupton , 1999。因此 , 不假思索地使用风险一词 , 会带来某种习惯性思 维与负面效果 , 如 , 忽视社会工作所强调的以优势 视角来看待老年群体、或者在风险评估的过程中 把老年群体当作 “ 他人 ” 而非真正的 “ 参与者 ”。从评估的角度来看英国社区照顾 , 一方面 , 其一开 始所强调的对服务使用者整体需求的评估(a ho-listic assessment of need , 实际上在英国社区照顾 改革中逐渐导向了最有需要的老年群体 , 一言以 蔽之 , 对资格的审核以及锁定资源在小部分群体 俨然成了高于一切的考虑。因此 , 最有可能获得 资源的服务使用者集中在少部分群体 , 而大部分 也有需要的老年人挡在资源之外;另一方面 , 虽然 服务使用者被鼓励说出自己的需要 , 但实际上评 估的 “ 把门人 ”(gate keeper 则是实务工作者 , 其 担负着决定老年人的需求是否位列机构或组织的 资格 范 围 内 的 筛 选 职 责(Department of Health , 1991。简而言 之 , 基 于 财 政、资 源 等 现 实 的 考 虑 , 老年人作为服务

使用者的主动地位被变相剥 夺 , 其真实的需求很可能屈服于拮据的现实而被 迫隐没。也正因为此种中央政策自上而下的导 37 向 ,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 英国地方服务局对风 险概念在评估方面的使用便越来越多 , 对于 “ 风 险理念 ” 的不断强调使之成为资格审查的一项决 定因素 , 并逐渐取代了对 “ 需求理念 ” 的坚持。也 基于此 , 专业人员所做的评估被局限在孱弱、风险 所建构出的框架与指标中 , 并不能做到对应老年 群体的需求、或真正实践对老年群体的增权 , 以帮 助其获得正常生活的机会 , 使 “ 正常化 ” 的口号大 于实践 , 口惠而实不至。

反观我国在构建专业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 过程中 , 对于何谓专业化 , 应有更加批判性的认 知。虽然英国社区照顾对我国社区老年服务的本

土化建构起着很重要的引领或先导作用 , 但批判 老年学社会工作方法对西方经验的审视 , 也使我 国在英国社区照顾的本土化导入过程中提高敏感 度、尽量规避一些错误示范 :对风险的强调 , 只是 满足了最有需要、最少部分老年人对健康、安全、以及自主的渴求 , 这从社会工作的专业角度出发 , 充其量是最小程度而非最佳的介入或干预 , 达不 到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品质的效果、无法给与其展 现其积极的公民身份的机会。因此 , 老年社会工

作者既要注重对老年人承受风险的关注 , 也要平衡其应享有的自立性与自主权。不加批判地使用

风险的概念容易带来潜在的不良后果 , 无论是对 老年群体自身、或是对希望用专业手法帮助老年 群体的人。如 , 过度依赖以技术性或科学性的手 法对风险的定义 , 定会强加生理医学的视角而做 出不当的理论假设 , 导致老年群体被动且身体及 智能退化的形象不断加深 , 从而使介入的手法也 相对程序化。此外 , 常规性的评估常常聚焦在老 年群体的功能失范与病理方面 , 既不能跳出风险 本身看待问题 ，又不能深入分析构成风险的原因 , 因而需要考虑更多诸如结构性因素、生命历程中 的不平等、医源性因素等等。再如 , 以风险为主导 的方法 , 容易使老年群体的状况被二元对立 , 要么 是充满依赖性或处于风险之中 , 要么就是完全相 反的状况 , 机械的归类忽略了老年群体的多样性 与异质性 , 也是既无法客观分析老年人自身的原 因 , 又忽略了个体功能失范以外结构性的原因 , 如 老年歧视、社会经济不平等所造成的终身贫困、社 会排斥或被边缘化等等。

2．易被忽略的角落 :从照顾者角度出发的反 思

早期的老年社会学与老年社会工作习惯性地 把研究触角与实务领域伸向老年人群体 , 关注这 个群体所面临的问题 , 从专业层面寻求解决问题 的手法。不仅如此 , 其所关注的重点也大幅度地 局限在正式服务的范畴 , 如政府部门对老年民政 对象的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如广州市民政局按月 发放的 300、200、100元的分层次补贴 , 用于帮助

不同困难等级的老人购买服务、“ 家庭综合服务 中心 ”

(广州、南京等发达城市正大力推行的针对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实体 所设置的各类中心式 活动、社区卫生系统对弱老的定期巡诊等等。然 而 , 本文秉持的基本观点则是 :在社区居家养老的 服务输送过程中 , 正式服务无论如何也无法并不 可能取代来自家庭、亲友、邻里等渠道所提供的非 正式照顾。而对非正式照顾来源尤其是护老群体 所表现出来的政策关注也可体现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背后的理念是否渗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人本主 义关怀 , 亦或是政府仅仅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而 推动的以隐没家庭照顾成本为代价的所谓 “ 便宜

选择 ” , 从而反观当下的主流社会福利意识形态 在为老服务领域所折射出的基本价值观。通过评估与个案管理 , 社会工作者需要同时 面对非正式照顾者与老年群体。虽然前者作为服 务提供者的身份需要应对来自老年群体较为复杂 的需要 , 然而 , 他们自身的需求和权利是否得到应 有的关注 ? 这常常是容易被忽略的环节 ，或容易 造成与受照顾者需要的冲突 , 因此 , 西方社会情境 之下 , 学者尝试着从照顾者的角度来建构不同的

照顾模型 , 其中比较早期的四个模型分别是 :“ 作 为资源的照顾者模型 ”(carers as resources mod-el、“ 同为工作者的照顾者模型 ”(carers as co －workers model、“ 同为案主的照顾者模型 ”(carers as co －clients model、“ 取代照顾者模型 ”(super-seded carers model(Twigg ＆Atkin , 1994。但通 过分析 , 这四个模型不仅未能为正式与非正式照 顾的交汇提供充足的基础 , 也不能真正反映 “ 增 权、合作、自主选择 ” 这三个理念 , 仅仅表现了正 批判视域下的老年社会工作：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反思 式与非正式照顾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共同具备的一 些观点。真正需要的模型，应该更多地在政策及 实务中渗透出合作与增权的理念，并意识到正式 服务的提供与家庭式的照料有着权力差异（power differentials），从而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模 —“作为专家的照顾者模型 ”（carers as experts 型 model）（Nolan et al．，1996）。此模型相较之前的 四个模型对批判老年社会工作有着强烈地回应。如，不仅仅通过对照顾工作困难度的评估来了解 照顾者的需求，而是把照顾当成一项职业，从专业 包括与老年人 知识的角度去评估照顾者的需要，照顾的酬劳、应对技能、资源 过往和现在的关系、等等方面； 评估必须结合照顾者的主观经验、照顾 意愿、以及照顾的能力； 生命历程的方法应当被采，用，以便强调照顾的“此时此刻性 ” 即照顾的需 求会改变、照顾的技能与专业知识也会随时间改 ； 变 如若照顾者被定义为专家，则他们进一步提升 技能、改进照顾的手法的可能性便更大，并且能

在 不伤害照顾者自身健康的前提下更好地保证服务 的高质素。总的来说，应该重新评定照顾者的价 值，在知识的建构中强调照顾者与照顾关系的多 而非强化已有的权力架构。样性，由此，从批判老年学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提 议应当打破一直以来着重强调照顾者的压力、负 转 向 以 权 利 为 基 础 的 方 式（rights － 担的观 念，based approach）、引入权力、公民身份与人权的概 念，来看待照顾者与受照顾者的角色。帮助实务 工作者 在 增 权 的 情 境 之 下（an empowering context）同时照顾到非正式照顾者与受照顾者之间的 Bernard ＆ Phillips，2008）。而在关注 需求（Ray，照顾者权益、了解其需求之前，首要的是对照顾一，词应有大致的了解 因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文化 背景之下有不同的理解、面向或价值体现，所以现 今对照顾的界定仍是不确定且充满争议的，主要 如，究竟照顾应该 体现在其周边的界限尚不明确，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有偿的，还是无偿的？ 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 由家庭内部提供的，还是 由市场提供、或公 / 私部门提供的？ 等等。此外，早期的文献对照顾的理解多局限在单向的层面，即照顾者与受照顾者之间施与受的关系，而他们 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却被有意忽视； 对照顾情境的 关注远甚于对照顾的理论探讨，就算对照顾情境 有所关注也并不太强调赋权的理念； 并频繁地将 照顾理解为有性别取向的词汇，即主要由女性担 当体力的或情感方面的照顾职责。因此，随着女 性主义视角的拓展，有关照顾的文献也开始关注 男性与女性在照顾职责承担方面的不公，即赋予 照顾以性别视角。再有，早期文献对照顾者所承 受的成本或代价（如经济代价、身体代价、精神 / 情感 / 社会代价等等）的偏重，负强化“缺失 ” 印象，即缺乏 的同时也忽视了照顾者所具有的“优势 ” 随着新管理主义的理念被提上 优势视角。最后，政策议程，对照顾领域的关注普遍集中在对家庭 和个人责任的强调，而甚少聚焦在对照顾者的人 文关怀方面。并且，相较于青少年照顾，老年人照 顾领域中对照顾者的政策关注明显不多。以英国 社区照顾为例，直至 1990 年全民健康服务与社区 照顾法令的出台，对照顾者的关注才开始在社会 政策与法令中有所重视，但即便如此，从对英国社 区照顾三个面向（care in / by / for the community）的 “为社区照顾”（care for the communi分析来看，对 ty），即在护老者方面的着墨仍少之又少。在此一 方面，我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亦未引起应有的 重视，即便在学术探讨领域有少量篇幅的涉及，也 无 不足以带动思维的转变与政策的制定。因此，论是非正式的照料，或是专业的照护，实际上都饱 含着照顾任务、角色以及角色之间关系的内在复 杂性，在拓展及加深对照顾一词认知的同时，必须 首先认同它的多面性，才能够很好地将之再定义、理论化、以及在社会政策方面给予正确的启示，这 一前提对于我国在今后构建一个全面的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体系也同样适用。在上述对照顾一词的 争议简要回溯之后，从批判老年学社会工作的角 度出发，主张对照顾的涵义应有重新的界定。近来的批判女性主义理论对照顾的再定义有着比较 好的理解，认为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照顾本身应 当是一项合法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工作，提倡照顾 应由男性与女性共同分担； 公 / 私领域的照顾不应 当被人为分开； 家庭内部照顾的重要性应当被公 开认同，而非仅仅被视为一项私人责任，应走入公 75 2012 年第 1 期 2008）。因而 共视野（Martin － Mattews ＆ Phillips，照顾被看作一个具有政治以及道德成分的理念，可以直接从有关护老领域的社会政策中反观整个 社会的福利意识形态，洞悉执政者对护老领域重 视与否，让公民有机会对来自公共领域的照顾水平做出更适当的评判甚至监督。除此之外，对照 顾的界定应注重其背后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即 照顾因其所在文化的不同而有别样的定义。高质 量的照顾必然是充分考虑文化背景的，也正因为 此，不仅很难给照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界定，也要充分意识到任何照搬照抄西方经验如英国社 的 区照顾的举动在我国一定会遭遇“水土不服 ” 境遇，必须横向比较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福利服务 意识趋同与否、纵向比较对某一种为老服务模式 / 方式的选择是否存在类似的养老传统与习惯的演 变轨迹、专业对服务的介入如何因地制宜等等，都 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要在比较中为更好地推进 本土化进程而充分考虑的因素。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批判老年学延伸到批判 老年社会工作、还是以西方社区照顾的先验为我 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做前车之鉴，都不难看出，理 论与实务之间的息息相关让为老服务的发展在批 判的视域下得到了提升，既不让理论束之高阁，也 避免了盲目实践所走的弯路； 西方经验也为我国 在为老服务本土化过程中提供了更多借鉴与反省 的论据，使我国在探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这样一 种养老方式以便形成某一种或几种可推广的模式 的同时，有了更多来自于横向与纵向的类

比，以及 来自于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的发展所带来的启示。注： ①除政府 / 公立单位（可以是全民健康服务经营的，也可以是地 方政府社会服务局经营的单位）、志愿性组织（非营利的独立 单位）、私立组织（非政府控制下的单位，也可以是非营利性 商业单位、传统的家庭照料所能提供的服务以外的第 质的）、六个服务输送管道。②运用管理的理念、技术及商业组织的运作方式，以经济理性 化为基础，提倡私立组织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服务提供理念。参考文献： 〔1 〕 Brechin，A．（2000）． Introducing Critical Practice． In A． Brechin，H． Brown ＆ M． A． Eby（Eds）． Critical Practice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pp． 25 － 47）． London： Open University / Sage． 〔2 〕 Department of Health．（1991）． Care Management and Assessment： Summary of Practice Guidance． London： Department of Health． 〔3 〕 Estes，C．，Biggs，S．，＆ Phillipson，C．（2003）． Social Theory，Social Policy and Ageing：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4 〕 Holstein，M． ＆ Minkler，M．（2007）． Critical Gerontology： Reflec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M． Bernard ＆ T． Scharf（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geing Societies（pp． 13 － 26）． Bristol： Policy Press． 〔5 〕 Lupton，D．（1999）． Risk． London： Routledge． Martin － Matthews，A．（2008）． Introduction． In A． Martin － Matthews ＆ J． Phillips（Eds．）． Age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Work and Family Life：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6 〕 Nolan，M．，Grant，G．，＆ Keady，J．（1996）． Understanding Family Car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7 〕 Phillips，J．（2000）． Reconstructing Knowledge about Older People Through Social Work Research．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What Works as Evidence for Practice？ The Methodological ． Cardiff： Social Care Instiepertoire in an Applied Discipline’ tute for Excellence，27 April． 〔8 〕 Phillipson，C． ＆ Walker，A．（1987）． The Case for a Critical Gerontology． In S． De Gregorio（Ed．）． Social Gerontology： New Directions． London： Groom Helm． 〔9 〕 Ray，R． E．（1996）． A Postmodern Perspective on Feminist

Gerontology． The Gerontologist，36（5），674 － 680． 〔10 〕 Ray，M．，Bernard，M．，＆ Phillips，J．（2008）． Critical Issues in Social Work with Older People． Palgrave： Macmillan． 〔11 〕 Sheldon，B． ＆ Chilvers，R．（2000）． Evidence Based Social Care： A Study of Prospects and Problems． Lyme Regis： Russell House． 〔12 〕 Twigg，J．，＆ Aykin，K．（1994）． Carers Perceived： Policy and Practice in Informal Car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责任编辑： 秦 川〕 76 批判视域下的老年社会工作：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反思 Social Work for the Elderly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 A reflection up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 service users in the home － and community － base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Chen Wei ＆ Huang Hong Abstract ： With over half a century’ s developmental history，the British “community care”has indelibly theoretical as well as practical references to quite a few countries’aging policies and service programs． Rather than adopting a horizontal comparison with the British experiences to enlighten the Chinese “home － and community － base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this research chooses to begin with controversies and discussions towards the British community care by the western academics，and highly emphasizes the “critical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approach”as an academic creation among the recent gerontology domain，with an aim at reflecting up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as service users during the section of service delivery． Key words： critical gerontology； critical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home － and community － base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上接第 69 页）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of Modern Charity Resource in Our Country Zhu Li ＆ Long Yongh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our country＇s charity，the three elements of our country＇s mobilization mechanism of charitable resources are studied： the legitimac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the trust capital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charitable organization network． These three elements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relationship．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se elements will help

mobilization up to optimal efficiency． Financing mobilization mechanism of our charitable resources would be more emphasis on social exchange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trategy． Key word： our country； modern charity resources； mobilization mechanism 77

第二篇：批判视域下的老年社会工作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反思

批判视域下的老年社会工作：对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的反思

陈伟 黄洪

2012-7-25 15:32:51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摘 要：谈及近十年来我国在发达城市大力推行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很容易联想到已有半个多世纪发展历程的英国社区照顾，然而，本文并没有采取同类比较的手法去启发我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而是从西方学界对英国社区照顾近二十年来的争议与探讨着手，重点引入批判老年社会工作方法，对我国为老服务的输送环节在批判视域下做出更好的借鉴与反思。

关 键 词：批判老年学 批判老年社会工作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涵义，通过相关的文献回顾以及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与前线社工的深度访谈，都不难看出，无论是学术界拟或是实务领域，目前尚未对其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甚至在名称的使用上也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与误导性，如“居家养老”很容易让人忽略服务层面的重要性，并把服务的范围狭义地缩窄在上门/到户服务的范畴内；又如，“居家养老服务”虽然较“居家养老”多了对服务的强调，但也未能跳出传统的以家庭为载体的思维定势，遗漏了社区作为服务载体的并重性。因此，笔者在本文采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一词，以突出家庭与社区双重载体在服务输送层面的并行不悖，此外，不仅在广义的层面上强调为老服务的场域，更以批判性的视角强调服务层面对专业化介入的渴求与反思，而这样的反思，除了由来自于构建我国为老服务模式本土化的内源性考虑引发，更有来自于西方学术理论探讨与实务经验的外源性因素的推动。

近十年来，于我国发达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试点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理念的源头不难看到“英国社区照顾”的影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发展福利国家，社会工作即被提倡介入到针对弱势群体的国家福利供给当中，上世纪60年代初，社会工作者被大量聘用至地方政府，并被形象地称作英国福利国家的“第六只手”①。尽管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福利意识形态演变的背景之下，英国的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照顾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由原先的直接服务提供者，逐渐向照护管理者以及服务购买者等多元化方向延伸，但不难看出，无论是社会工作，还是社会工作者，其在为老服务输送过程中的受重视程度与渗透力度都非常高，值得我国在推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从专业介入的维度出发加以思考与借鉴。

意识到社会工作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本土化与专业化的积极意义，就社会工作专业与社区居家养老如何更好地结合、以便在服务输送方面做到专业性与人性化的双重考虑呢？这不仅要求在研究与实务领域把握发展社区居家养老的核心环节，还要在老年社会工作方面做出及时的反思与知识翻新。而在这一点上，西方学界对英国社会背景下推出的社区照顾已有类似的探讨，并力图将老年学研究与社会工作的实务领域在批判性视域的连结下做出适当的整合，因而衍生出批判老年学(critical gerontology)，并进一步在实务领域发展出批判性老年社会工作方法(critical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approach)，以期待填补传统老年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领域和具有批判性视角的老年学研究方法之间的空白，本文借由老年专业领域的学术创新与反思，不仅力求社会工作的专业手法能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逐渐渗透并打开新局面，更要乘胜追击地引入批判性视角，时刻做到对为老年群体服务的审视与反思。

批判老年学：多重视角的兼容与博弈

作为老年实务的理论前提，批判老年学无疑为批判老年社会工作夯定了良好的基石，而基于学科的历史发展背景，在引入对批判老年学的探讨之前，本文首先会以对传统老年社会工作在老年照顾领域的批判性分析作为反思的开端，顺着这样一种历史的脉络让理论与实务发展的内在逻辑变得有迹可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工作与老年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的，几乎没有学科方面的共通与交集。相对而言，视域较广的老年学很少如老年社会工作一样聚焦在健康与社会照护领域(Phillips，2000)。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以市场为导向、强调私营化、市场化的理念驱使其老年社会工作实务在社会照护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逐步投向管理主义及后来的新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New managerialism)②。而不少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研究也转向注重对社区照顾以及个案管理之效果与效率的考察。这种重心转移无疑体现了由对老年群体需要的关注转向对服务效果与成本的考虑，从而易使社会工作实务人员对服务本身专业化的强调逐渐隐退在个案管理的面纱之下，甚至使老年照护工作越发成为一门标准化的技术。然而，这种趋势并非没有引起警惕，事实上，近来出现的一些反思也正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对日前被频繁提及甚至较为推崇的个案管理所持有的批判性思维。因而，有学者评论说，社会工作者继承了只顾行动、而忽视反思的文化，在社区照顾方面，商业化的思维先入为主，却极少关注其它更为重要的方面，如专业技巧、自主性、避免对老年群体的边缘化等等(Sheldon & Chilvers，2000)。相对于老年社会工作研究对评估与服务的重视，社会老年学研究(social gerontological research)则有所不同，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逐步采用混合方法、多重学科与理论视角，来进行相关研究领域的探索。如，采用政治经济学视角来批判公共政策或健康与社会照护的提供，以此来反思福利体系如何将老年群体变成依赖群体，及其偏重市场、效率与管理的特性；又如，另一个关键的研究分支则力求逐渐打破老年人处于病态的观念，强调其所具有的优势与资源，注重运用优势视角看待老年群体；再如，从女性主义与人文主义视角出发，采用定性方法、传记式手法来理解老年人的人生经历。正是由于这些多元研究视角的存在，才推动着老年人社会工作与健康照护领域打破福利架构中对市场以及有效管理一边倒的局面。

为了弥补旧有老年社会工作缺乏理论视角，从而导致社会工作实务方面过于偏重老年群体的功能缺失，将之置于全然的依赖者角色中去，摒弃传统的将老化与问题(ageing and problem)天然划等号的惯性，新的指导理念势在必行。也就是说，批判性实践(critical practice)要求实务工作者拥有良好的理论储备、以及对实践情境下社会政策的洞悉(Brechin，2000)，并力求打破对已有的、程序化的框架的习惯性依赖。因而，在社会老年学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批判老年学(critical gerontology)在本文尤其值得关注。起源于20世纪初的批判老年学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词，现今对其仍缺乏普遍认可的定义。有学者将之理解为：对老年学有历史性建构作用的社会影响、哲学基础、经验性方法论报以批判的态度(Ray，1996)。也就是说，应当提高对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敏感度，找到最适合的方式来探析老年群体的切实生活与需要。因此，更有学者将批判老年学视作较社会老年学更忠于价值观(value-committed)的方法(Phillipson & Walker，1987)。确切地说，批判老年学最初主要回应于当时社会老年学尚不能对主流的范式作出充分的挑战(Holstein & Minkler，2007)。现今的批判老年学已经跳脱了批判社会学运动的前身，正依靠众多学术基石逐步夯实自身的观点。具体地说，批判性视角主张应当意识到社会、社会结构是如何压迫个体的。就老年群体而言，批判老年学认为他们长期被无视、被边缘化，因而人们应当重新审视个体及社会对待或回应老年群体的方式，并要意识到传统理论与方法对老年及老年群体的观念应当有所转换或翻新。也正因为此，基于批判老年学的视角，其所探究的大多是主流社会老年学研究常常忽略的议题，试图跳出陈规来看待其领域内的现象与问题，如，如何解释压迫与不公的产生？以及压迫与不公是如何影响老年群体的？如何使受压迫或多元化群体(如老年妇女、智障人士等等)的声音被聆听？

最早根植于政治经济视角，批判老年学着重强调老龄化与经济生活的关系、阶级不平等等方面。以英国社区照顾为例，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它实际上反映和加固了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力量上的不平等(Estes et al.，2003)。甚至究其实质，是在控制和管理，而非提供给老年群体自我决定、参与等机会，这一点实际上有违英国社区照顾以“正常化”为目标的宗旨，受照顾者的自主性无法正常发挥，其公民身份自然也无法全然体现。而公共政策、健康与社会服务也通过加强这种控制与管理，不断地深化老年群体的依赖，故而又被称之为“结构性依赖”。正是由于秉持这样一种观点，使得老年学研究开始偏离传统社会工作研究向来所强调的评估与服务；直至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政治经济学一味偏重的老龄化与经济生活的关系、阶级不平等的局限视角被女性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挑战，主要表现为女性主义视角承认长期的性别不平等为老年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而同时间在美国发展较快的人文主义视角则主张还原老化中的群体以人性的实质，侧重在探索诸如什么是好的晚年？社会应当如何支持不同的老年？等等这些有关进入老年阶段后的意义之类的探讨。此外，近来一些学者开始强调另一种新的视角，即人权视角，此一视角反对对老年群体的歧视，指出任何年龄层、任何情况下，都应享有合理的生活标准。

正是在上述多元视角的开启下，批判老年学不仅摒弃了传统的以评估及服务为主，并建筑于社会老年学的基础从而具备了新的特质，包括：采用混合方法、多重学科及理论视角；对影响老年生活的公共政策、健康与社会服务供给持以批判的眼光；对老年歧视、代际间公平应有适当的研究；关注老年生活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强调老年群体所具有的优势与资源；关注进入老年阶段背后的意义，注重生活品质的探索；运用定性研究与传记式手法了解老年群体的真实生活；把老年群体置于老年研究与实务的中心位置等等。然而，除了以批判的视角、结合老年学运用在老年社会工作领域，也应看到批判老年学需要应对的挑战，如怎样在以上提及的多重视角尤其是争议最大的政治经学视角与人权视角中做到融合，使不同视角与观点之间良性博弈？即，如何将政治经济学视角所偏重的“老化的结构性”与人文主义视角看重的“老化的个体性”做到统一的阐释？如何做到既了解老年群体所处的社会结构、社会情境与老年个体的生命历程(life course)，又能深入探析其所处情境中的人性化因素？如何在方法上做到二者的兼容并包呢？(Holstein & Minkler，2007)。在此，增权的概念尤被本文所推崇，以试图做到对宏观与微观方面的同时关注，因其使我们意识到身处的社会与政治情境，意识到研究对象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以便能够以多样的方式探析弱势及边缘人群。如若能够了解到环境以及政策如何对一部分人造成了消权，那么，学者或实务工作者便有机会以创新的思维开展对弱势人群的环境重建、权力重塑，并对有益于增权与个人成长的渠道有更多的掌握。也正是基于此，更要求批判老年学在研究与实务的过程中，学者或前线工作者应强调老年群体对整个为老服务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融入、参与，而非处在一个价值中立或保持距离的位置上，并且应做到及时的反思与自我反省。也就是说，理念上提倡运用增权的角度、方法上运用传记式、叙述式、参与式、反思的方式贯穿始终，以破除传统老年社会工作中专业人员与老年群体在服务输送过程中施与受的固有角色。而是把老年人置于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中较为中心的位置，以便更全面地给予老年人融入的机会，如商定不同阶段田野调查中的研究问题、将田野调查的分析所得重新放回老年研究群体当中以验证资料收集的有效程度并同时提升老年人的参与感等等。而以英国社区照顾为例，谈及其深受影响的“去机构化”与“正常化”思潮，真正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做到通过“去机构化”的途径实现受照顾者对正常生活的回归，从而在脱离机构式照顾的风险中真正实现其作为正常人的权利，体现其公民身份，很大程度上也是需要通过增权作用的发挥，来实现受照顾者对自我及其所期望的生活的掌控。可见无论单纯地从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分析，还是结合西方为老服务领域的经验总结，我国在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进程中，不仅要对批判老年学所蕴含的多重视角有所掌握，更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运用增权理念巧妙地将多种视角串联，活灵活现地效力于现实的服务输送环节，而不是束之高阁、仅仅停留在各自为论的单纯博弈层面。

批判老年学社会工作

1.老年人的需要？还是风险与资格标准？

通过对老年学的反思而衍生出的批判老年学，及其对于传统老年社会工作的启示与反思，开启了老年社会工作领域的崭新视角，即兼具老年学的理论基础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的“批判老年学社会工作”。本文以社区居家养老为背景，着重探讨批判老年学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批判性思维的老年社会工作方法，能为老年人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能带来怎样的反思，为我国老年人社会服务专业化带来何种启发。

在服务供给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常会面临对老年群体的评估，而传统老年社会工作者对老年人自身状况或所处环境的描述会习惯性地用“处于风险之中”(at risk)、“依赖性”、或“年老体弱”等较为负面而又呼应以往刻板印象的词汇。加之总体照顾资源的短缺，导致了在通常情况下对老年人所具有的风险的强调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前线工作人员与机构、组织对老年群体关注的重点，并以此来决定其可获得的社会服务。简而言之，这体现了一种以风险为导向(risks-led)的评估理念，风险成了评定服务使用者是否具备资格的核心指标，而不是考虑到其作为个体、作为公民所能公平享有的权利。实际上，这也是在无形中建构了一种老年人之间以自身的弱势状况所引发的对可能享有的有限资源的竞争机制，在原本孱弱的老年人之间展开资源角逐。从批判老年学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实际上，风险一词，本身具有很大的争议，它更多地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理念，是可以被社会建构出来的(Lupton，1999)。因此，不假思索地使用风险一词，会带来某种习惯性思维与负面效果，如，忽视社会工作所强调的以优势视角来看待老年群体、或者在风险评估的过程中把老年群体当作“他人”而非真正的“参与者”。从评估的角度来看英国社区照顾，一方面，其一开始所强调的对服务使用者整体需求的评估(a holistic assessment of need)，实际上在英国社区照顾改革中逐渐导向了最有需要的老年群体，一言以蔽之，对资格的审核以及锁定资源在小部分群体俨然成了高于一切的考虑。因此，最有可能获得资源的服务使用者集中在少部分群体，而大部分也有需要的老年人挡在资源之外；另一方面，虽然服务使用者被鼓励说出自己的需要，但实际上评估的“把门人”(gate keeper)则是实务工作者，其担负着决定老年人的需求是否位列机构或组织的资格范围内的筛选职责(Department of Health，1991)。简而言之，基于财政、资源等现实的考虑，老年人作为服务使用者的主动地位被变相剥夺，其真实的需求很可能屈服于拮据的现实而被迫隐没。也正因为此种中央政策自上而下的导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地方服务局对风险概念在评估方面的使用便越来越多，对于“风险理念”的不断强调使之成为资格审查的一项决定因素，并逐渐取代了对“需求理念”的坚持。也基于此，专业人员所做的评估被局限在孱弱、风险所建构出的框架与指标中，并不能做到对应老年群体的需求、或真正实践对老年群体的增权，以帮助其获得正常生活的机会，使“正常化”的口号大于实践，口惠而实不至。

反观我国在构建专业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中，对于何谓专业化，应有更加批判性的认知。虽然英国社区照顾对我国社区老年服务的本土化建构起着很重要的引领或先导作用，但批判老年学社会工作方法对西方经验的审视，也使我国在英国社区照顾的本土化导入过程中提高敏感度、尽量规避一些错误示范：对风险的强调，只是满足了最有需要、最少部分老年人对健康、安全、以及自主的渴求，这从社会工作的专业角度出发，充其量是最小程度而非最佳的介入或干预，达不到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品质的效果、无法给与其展现其积极的公民身份的机会。因此，老年社会工作者既要注重对老年人承受风险的关注，也要平衡其应享有的自立性与自主权。不加批判地使用风险的概念容易带来潜在的不良后果，无论是对老年群体自身、或是对希望用专业手法帮助老年群体的人。如，过度依赖以技术性或科学性的手法对风险的定义，定会强加生理医学的视角而做出不当的理论假设，导致老年群体被动且身体及智能退化的形象不断加深，从而使介入的手法也相对程序化。此外，常规性的评估常常聚焦在老年群体的功能失范与病理方面，既不能跳出风险本身看待问题，又不能深入分析构成风险的原因，因而需要考虑更多诸如结构性因素、生命历程中的不平等、医源性因素等等。再如，以风险为主导的方法，容易使老年群体的状况被二元对立，要么是充满依赖性或处于风险之中，要么就是完全相反的状况，机械的归类忽略了老年群体的多样性与异质性，也是既无法客观分析老年人自身的原因，又忽略了个体功能失范以外结构性的原因，如老年歧视、社会经济不平等所造成的终身贫困、社会排斥或被边缘化等等。

2.易被忽略的角落：从照顾者角度出发的反思

早期的老年社会学与老年社会工作习惯性地把研究触角与实务领域伸向老年人群体，关注这个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从专业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手法。不仅如此，其所关注的重点也大幅度地局限在正式服务的范畴，如政府部门对老年民政对象的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如广州市民政局按月发放的300、200、100元的分层次补贴，用于帮助不同困难等级的老人购买服务)、“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广州、南京等发达城市正大力推行的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实体)所设置的各类中心式活动、社区卫生系统对弱老的定期巡诊等等。然而，本文秉持的基本观点则是：在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输送过程中，正式服务无论如何也无法并不可能取代来自家庭、亲友、邻里等渠道所提供的非正式照顾。而对非正式照顾来源尤其是护老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政策关注也可体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背后的理念是否渗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人本主义关怀，亦或是政府仅仅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而推动的以隐没家庭照顾成本为代价的所谓“便宜选择”，从而反观当下的主流社会福利意识形态在为老服务领域所折射出的基本价值观。

通过评估与个案管理，社会工作者需要同时面对非正式照顾者与老年群体。虽然前者作为服务提供者的身份需要应对来自老年群体较为复杂的需要，然而，他们自身的需求和权利是否得到应有的关注？这常常是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或容易造成与受照顾者需要的冲突，因此，西方社会情境之下，学者尝试着从照顾者的角度来建构不同的照顾模型，其中比较早期的四个模型分别是：“作为资源的照顾者模型”(carers as resources model)、“同为工作者的照顾者模型”(carers as coworkers model)、“同为案主的照顾者模型”(carers as co-clients model)、“取代照顾者模型”(superseded carers model)(Twigg & Atkin，1994)。但通过分析，这四个模型不仅未能为正式与非正式照顾的交汇提供充足的基础，也不能真正反映“增权、合作、自主选择”这三个理念，仅仅表现了正式与非正式照顾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共同具备的一些观点。真正需要的模型，应该更多地在政策及实务中渗透出合作与增权的理念，并意识到正式服务的提供与家庭式的照料有着权力差异(power differentials)，从而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模型——“作为专家的照顾者模型”(carers as experts model)(Nolan et al.，1996)。此模型相较之前的四个模型对批判老年社会工作有着强烈地回应。如，不仅仅通过对照顾工作困难度的评估来了解照顾者的需求，而是把照顾当成一项职业，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去评估照顾者的需要，包括与老年人过往和现在的关系、照顾的酬劳、应对技能、资源等等方面；评估必须结合照顾者的主观经验、照顾意愿、以及照顾的能力；生命历程的方法应当被采用，以便强调照顾的“此时此刻性”，即照顾的需求会改变、照顾的技能与专业知识也会随时间改变；如若照顾者被定义为专家，则他们进一步提升技能、改进照顾的手法的可能性便更大，并且能在不伤害照顾者自身健康的前提下更好地保证服务的高质素。总的来说，应该重新评定照顾者的价值，在知识的建构中强调照顾者与照顾关系的多样性，而非强化已有的权力架构。

由此，从批判老年学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提议应当打破一直以来着重强调照顾者的压力、负担的观念，转向以权利为基础的方式(rightsbased approach)、引入权力、公民身份与人权的概念，来看待照顾者与受照顾者的角色。帮助实务工作者在增权的情境之下(an empowering context)同时照顾到非正式照顾者与受照顾者之间的需求(Ray，Bernard & Phillips，2008)。而在关注照顾者权益、了解其需求之前，首要的是对照顾一词应有大致的了解，因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有不同的理解、面向或价值体现，所以现今对照顾的界定仍是不确定且充满争议的，主要体现在其周边的界限尚不明确，如，究竟照顾应该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有偿的，还是无偿的？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由家庭内部提供的，还是由市场提供、或公/私部门提供的？等等。此外，早期的文献对照顾的理解多局限在单向的层面，即照顾者与受照顾者之间施与受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却被有意忽视；对照顾情境的关注远甚于对照顾的理论探讨，就算对照顾情境有所关注也并不太强调赋权的理念；并频繁地将照顾理解为有性别取向的词汇，即主要由女性担当体力的或情感方面的照顾职责。因此，随着女性主义视角的拓展，有关照顾的文献也开始关注男性与女性在照顾职责承担方面的不公，即赋予照顾以性别视角。再有，早期文献对照顾者所承受的成本或代价(如经济代价、身体代价、精神/情感/社会代价等等)的偏重，负强化“缺失”印象的同时也忽视了照顾者所具有的“优势”，即缺乏优势视角。最后，随着新管理主义的理念被提上政策议程，对照顾领域的关注普遍集中在对家庭和个人责任的强调，而甚少聚焦在对照顾者的人文关怀方面。并且，相较于青少年照顾，老年人照顾领域中对照顾者的政策关注明显不多。以英国社区照顾为例，直至1990年全民健康服务与社区照顾法令的出台，对照顾者的关注才开始在社会政策与法令中有所重视，但即便如此，从对英国社区照顾三个面向(care in/by/for the community)的分析来看，对“为社区照顾”(care for the community)，即在护老者方面的着墨仍少之又少。在此一方面，我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亦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即便在学术探讨领域有少量篇幅的涉及，也不足以带动思维的转变与政策的制定。因此，无论是非正式的照料，或是专业的照护，实际上都饱含着照顾任务、角色以及角色之间关系的内在复杂性，在拓展及加深对照顾一词认知的同时，必须首先认同它的多面性，才能够很好地将之再定义、理论化、以及在社会政策方面给予正确的启示，这一前提对于我国在今后构建一个全面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也同样适用。在上述对照顾一词的争议简要回溯之后，从批判老年学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主张对照顾的涵义应有重新的界定。近来的批判女性主义理论对照顾的再定义有着比较好的理解，认为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照顾本身应当是一项合法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工作，提倡照顾应由男性与女性共同分担；公/私领域的照顾不应当被人为分开；家庭内部照顾的重要性应当被公开认同，而非仅仅被视为一项私人责任，应走入公共视野(Martin-Mattews & Phillips，2008)。因而照顾被看作一个具有政治以及道德成分的理念，可以直接从有关护老领域的社会政策中反观整个社会的福利意识形态，洞悉执政者对护老领域重视与否，让公民有机会对来自公共领域的照顾水平做出更适当的评判甚至监督。除此之外，对照顾的界定应注重其背后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即照顾因其所在文化的不同而有别样的定义。高质量的照顾必然是充分考虑文化背景的，也正因为此，不仅很难给照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界定，也要充分意识到任何照搬照抄西方经验如英国社区照顾的举动在我国一定会遭遇“水土不服”的境遇，必须横向比较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福利服务意识趋同与否、纵向比较对某一种为老服务模式/方式的选择是否存在类似的养老传统与习惯的演变轨迹、专业对服务的介入如何因地制宜等等，都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要在比较中为更好地推进本土化进程而充分考虑的因素。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批判老年学延伸到批判老年社会工作、还是以西方社区照顾的先验为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做前车之鉴，都不难看出，理论与实务之间的息息相关让为老服务的发展在批判的视域下得到了提升，既不让理论束之高阁，也避免了盲目实践所走的弯路；西方经验也为我国在为老服务本土化过程中提供了更多借鉴与反省的论据，使我国在探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这样一种养老方式以便形成某一种或几种可推广的模式的同时，有了更多来自于横向与纵向的类比，以及来自于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的发展所带来的启示。

注释：

①除政府/公立单位(可以是全民健康服务经营的，也可以是地方政府社会服务局经营的单位)、志愿性组织(非营利的独立单位)、私立组织(非政府控制下的单位，也可以是非营利性质的)、商业单位、传统的家庭照料所能提供的服务以外的第六个服务输送管道。

②运用管理的理念、技术及商业组织的运作方式，以经济理性化为基础，提倡私立组织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服务提供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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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老年需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老年需求：社区养老助老服务的取向、问题与对策研究

作者：王辅贤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工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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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平均寿命延长，老年人口数量在增加。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近6亿，预计到2050年将增加到20亿。有关预测表明，1950年-2025年跨世纪的75年中，世界老年人口以年均2.4%的速度递增。而我国从1990年以后以年均3%的速度递增。至1999年10月，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0%，中国已进入老年型社会是不争的事实。我国目前的老年人口近1.3亿，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20%以上。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8亿，占总人口的18.64%。因此，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具有速度快、绝对数量大以及是在经济不太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年型社会的等鲜明的特点。老年人口已经成为一个有其特殊需求的庞大群体。老年人有哪些特殊需求？根据我国的国情，怎样开展社区养老助老服务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这是本文研究的中心所在。

一、老年人的需求分析

总的来说，老年人的需求具有多样性，既有生理性的，又有社会性的；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各种需求归纳为五个层次，这就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尊重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老年人也有这五个层次的需求，根据老年心理的特殊性，对其需求应作具体的分析。

第一，生理需求。这是一切需求中最基本、最优先的一种需要。它包括人对食物、水、空气、衣服、排泄及性的需要等，如果这一类需要不能得到满足，人类将无法生存下去。老年人也有这些基本的需要，以满足其生存，但老年人的生理需要有其特殊之处。在食物方面，老年人更注重保健，对饮水和空气环境的需求也更讲求洁净、新鲜、卫生；在服装方面，老年人需求与自己年龄相符的服饰，讲求宽松、轻便、保暖、透气和适用；由于其身体机能的衰退，老年人更需要方便、舒适、无障碍的卫生间；老年人对性的需求虽已不象中青年那样强烈，但依然是一种本能的需求。

第二，安全需求。在人们的生理需要相对满足后，就会产生保护自己的肉体和精神，使之不受威胁、免于伤害、保证安全的欲求。如防御生理损伤、疾病，预防外来的袭击、掠夺、盗窃，避免战乱、失业的危害，以及在丧失劳动力之后希望得到依靠，等等。老年人的安全需要较之其他人群更为迫切，尤为集中在医、住和行这样三个方面。在医疗康复保健方面，老年人希望老有所医、老有所乐、健康长寿。一旦生病，希望能及时得到治疗，能就近看病和看好病；还希望生病期间身边有人护理和照顾；另外就是希望有人指导他们加强平时的健康保健，使其不生病或少生病。老年人的居室要求稍宽敞一些，以便于行走和活动，室内要求通风、干燥、透光；内部设施要便于老年人使用和行动，比如卫生间要有扶手和坐便器之类，楼道要安装栏杆和扶手，以防其摔倒；居住楼层不宜太高，以便于老年人进出和下楼活动。老年人出行的安全尤其重要，一般需要有人伴护，以防途中摔倒或犯病，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也需设老人专座或老人通道，保障老年人出行的安全。

第三，归属与爱的需求。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他总希望在友谊、情爱、关心等各方面与他人交流，希望得到他人或社会群体的接纳和重视。如交结朋友、互通情感，追求爱情、亲情，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及其活动，等等。老年人的这些需求也是强烈的。首先，他们需要家庭的温暖，子女的孝顺，享受天伦之乐；其次，老年人也需要参与社会活动，渴望与邻里、亲朋好友的接触和交流，害怕孤寂；还有，老年人也有爱情需求，特别是一些丧偶老人，希望能有一个伴侣与之相濡以沫，共度晚年。

第四，尊重需求。一个人在社会上总希望自己有稳定、牢固、强于他人的社会地位，需要自尊和得到他人的尊重。老年人特别爱面子，自尊心强，特别需要别人对他的尊重，对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尤为敏感。这种尊重需求往往也会延伸为老年人注重自己在知识和修养方面的提高，对自身形体、衣着装扮的关注等等。

第五，自我实现的需求。人们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潜在能力，取得一定的成就，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老人年也希望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余热，实现自身的价值或未完成的心愿，也从中体验到成功的喜忧和满足感。

面对滚滚而至的银发浪潮，根据对老年需求的分析，我们不仅要提供解决供养、医疗等问题的经济保障，更需要提供大量的日常生活照料和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借鉴世界上一些福利型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开展和加强社区养老助老服务，满足老年群体的多方面需求，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发展社区服务，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这不仅从根本上明确了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主要问题，而且也为开展和加强我国社区养老助老服务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

二、社区养老助老服务的主要取向

社区养老助老服务，内容涉及方方面面，而且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制度建设、社会实践也得经历初创、发展并逐步完善的过程。开展社区养老助老服务，首先应立足现实，在充分考虑愿望与效果统一的前提下进行。既不能盲目超前搞理想化的大而全模式，又不能以困难多等为由畏手畏脚。必须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不搞形式主义，而又实实在在地为老年朋友解决实际需求。从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来看，我国社区养老助老服务的重点取向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举办社区养老院、敬老院、托老所、老人公寓、老人新村等社会福利机构。这是满足社区内老年人生理和安全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养老助老服务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福利机构内部，可以根据老年人对居住条件的不同需求，设计不同层次的住房和生活设施；老年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家人的不同需求，或进养老院或住老年新村，或当寓翁或做托老。

（二）设立社区老年购物中心和服务中心。使老年人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能够方便地买到合适的食品、衣物及各种日用品，保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求。

（三）开设老人餐桌、老人食堂、家政服务中心。许多老年人特别是单身老人和体弱多病的老人，不愿为买菜做饭、料理家务、打扫卫生花费很多时间，希望能有适合老年特点的食堂、餐馆；能在家政服务中心请到家政服务人员帮自己料理日常的清洁卫生和日常生活。

（四）建立社区老年医疗保健机构。为方便老年人就诊和康复保健的需要，应本着小病不出社区，健康保健日常化的原则，在社区内开设老年门诊、家庭病床、保健中心或兴建老人医院、老年康复保健站等，以减轻老年人在病中挤车、排队、耽误治疗和日常健康保健无人指导的压力，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五）建立社区老年活动中心。老人们在经济有了保障的同时，更渴望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以增进生活的情趣，扩大社交的范围，使精神生活得到充实。因此，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形式多样的老年文化娱乐中心，让他们在这里看电视、听音乐、打扑克、下象棋、读书看报、吹拉弹唱，开展多种文化娱乐活动以丰富他们的生活，增加他们的乐趣，使他们的晚年生活幸福快乐。同时，还可以建立老年体育活动中心，开展各种适宜老年人的体育活动，通过体育锻炼，促进他们的身体健康，有助于老年人延年益寿。这些文娱体育活动，也将增加老年人的社会联系，扩大社交范围，陶冶思想情操，满足老年人归宿与爱的需要。

（六）设立老年婚介所。伴随社会家庭小型化趋势，鳏寡老人日益增多，老年人求偶需求也会增加。设立社区老年婚姻介绍所，帮助鳏寡、孤独、离异的老人求得生活伴侣，互相照顾、互相关心、安度晚年，也应是社区养老助老服务不可缺少的内容。

（七）开办社区老年学校。可以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函授等多种方式，也可采取集中授课的方式开办老年书画班、音乐班、舞蹈班、电脑班等，以满足老年人求知、自尊的需求。

（八）设立老年人才市场。老年群体是一个蕴含着极大开发价值的人才资源群体，尤其是离退休的老干部、老科技工作者，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设立社区老年人才市场，就是为了使老年人中的各类人才通过人才市场找到发挥余热的场所，以自己的优势再就业，继续奉献，参与社会发展，体现老年价值。这样既为社会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又满足了老年人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

（九）开展老人法律援助、庇护服务。老年人有许多问题需要得到法律的援助和支持，时有的家庭、财产、邻里等关系也需要有咨询、调解的地方。开展社区老人法律援助、咨询、调解、庇护等服务活动，帮助老年人解决诸如丧偶、离异后的再婚问题；无子女及亲人瞻养问题；老年人受虐待问题；家庭财产分割问题等等，维护和保障老年人权益，使其安度晚年。

针对老年人的诸多需求所作出的以上取向，设想未必面面俱到。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离退休人员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的步伐的加快，会产生许多新的需求，这将对社区养老助老服务与管理工作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

三、社区养老助老服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们为养老助老服务提出了上述取向，目前我国社区中的老人实际享受服务的现状如何呢？有资料表明：托老所，18.9%的老人需要,仅有0.5%的老人得到服务;保健指导,36.8%的老人需要,仅有9.3%的老人得到服务;家庭病床,42.5%的老人需要,仅有14.8%的老人得到服务;定期体检,57.8%的老人需要,仅有7.6%的老人得到服务;应急服务,45.1%的老人需要,仅有0.7%的老人得到服务。由此可见,社区养老助老服务与老年人的迫切需求相距太远。归纳起来，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观念认识不到位。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的一些职能部门和社区管理与服务部门对开展和加强社区养老助老服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观念落后。没有把社区养老助老服务事业提高到反映一个社会文明进步水平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保持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认识，服务意识差。

（二）政策法规不健全。前面曾经提到，我国是在经济不太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型社会的。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物质基础比较薄弱，许多地方需要承担“扶贫”与“养老助老”双重任务，使传统的养老方式和养老观念，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受到一定的冲击，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在一些地方得不到保障；部分人道德水准较低，养老助老意识淡化，不尽瞻养义务，打骂、侮辱甚至虐待、遗弃、残害老年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之我国已有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难和健康上最脆弱的老年群体压力，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还不尽如人意。这些问题急需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助老服务，用法律来调整有关社会关系，把一些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

（三）基础设施差，硬件设备和服务水平跟不上需要：

1、老年医疗保健匮乏，医疗费用高，有病不能医、不敢医。随着医疗费用的逐年增加，而医疗保险又相对滞后，使许多退休职工看病成了一个大问题，迫切需要有一个老年人自己的医疗保健机构。

2、老年人购物困难，合适的商品不仅数量少，而且品种单一。虽然国家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大小商场林立，商品门类繁多、档次各异，但适合老年人的生活用品、服饰、食品等却难以购买。这显然是社区养老助老的一个薄弱环节。

3、老年文化体育设施缺乏，老年人没有地方玩耍，精神没有寄托。目前，适合青少年的文化娱乐体育设施及各种活动，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而适合老年人的则较少，致使老年人生活枯燥乏味。

4、现有的养老设施使用率相当低。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收费偏高，老年人难以承受；另一方面是现有养老机构的设施条件和管理服务水平难以令人满意。

（四）专业工作人员缺乏，志愿者队伍不足。人力资源是推动一个事业发展的基本因素。目前活跃在养老助老服务中的大部分是一些仅凭人道主义和经验而工作的人，没有接受过相关的专业教育或有关老年服务知识的培训。这不仅影响了养老助老服务的质量，而且也制约了养老事业的发展。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社区养老助老服务工作除了专业工作人员之外，还应有相应的志愿者服务队伍作为支撑，组成诸如“老年服务小组”、“送温暖小组”、“孤老残疾保护网络”等志愿组织。他们所提供的救助和服务是无偿的和非盈利性质的。但目前我国社区中的志愿者服务队伍普遍不足，有的社区还根本没有形成志愿者组织，也就谈不上具有志愿者队伍。没有社区公众的广泛支持与参与，社区养老助老服务工作肯定是搞不好的。

四、开展和加强社区养老助老服务的对策与建议

社区养老助老服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千家万户，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惠及众多老年人的社会系统工程。要使这一工程建设好，应充分发挥政府、社区组织和社区公众的支持力量。综观国内外社区养老助老服务的实践，无不充分考虑社区老年人口的特殊需求。结合老年学的有关理论，针对社区养老助老的取向、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发展和加强我国社区养老助老服务事业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一）充分认识发展和加强社区养老助老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社区养老助老服务是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满足老年人需要和促进老龄工作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在发展过程中，要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理论研究，加大宣传力度和资金投入，制定优先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同时，要规范管理，明确职责，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二）社区养老助老服务必须走社会化的道路。

1、服务主体社会化。即服务机构、服务设施的社会化。

2、服务客体社会化。也就是服务对象既突出重点又要面向社会全体老年人，增大服务的受益面。

3、资金筹措社会化。改革资金来源的单一渠道，多渠道筹措资金，采取财政拨款、社会集资、有奖募捐、各方捐助、街道和居委会出资等方式解决社区养老助老服务资金问题。

4、服务队伍社会化。建立一支由专职人员、兼职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服务队伍。以专职人员为主体，兼职人员为辅助，青年志愿者为基础，形成庞大的服务队伍；充分动员社区公众和年轻型的老年人参与自愿助老服务；增强老年人的自助能力和代际间的互助意识。

5、服务管理社会化。社区养老助老服务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工作过程，仅靠民政部门一家是难以运筹的，它要解决场地、占道、治安、卫生、办照、免税等诸多具体问题，需要各部门的支持与参与。

（三）社区养老助老服务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社区养老助老服务不能等同于慈善事业，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内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在政府的扶持下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积极发展，走产业化道路，逐步形成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动力机制。

（四）社区养老助老服务必须走专业化的道路。社区养老助老服务是一项长期的具有丰富内涵的工作，要把它作为一个专业来研究和发展；要从专业院校（如社会工作职业院校）选用相应专业（如社区服务与管理、养老服务、社区康复技术、家政与社区服务等）的大中专毕业生，充实社区养老助老服务专业工作人员队伍；还应分批选送在职工作人员到有关高校或培训机构学习老年服务知识和技能；国家有关职能部门要制定老年服务职业资格标准，实行劳动准入制度，提高专业工作者队伍的质量和服务水平。通过以上专业化措施，为社区养老助老服务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人才保障。

（五）要以发展的观点开展和加强社区养老助老服务。把帮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目标作为发展的方向，根据老年人的不同需要，全方位地提供不同层次的养老助老服务。当前，开展和加强社区养老助老服务，既有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制约因素。各级老龄工作部门和老年服务机构必须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针，深入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面对现实，与时俱进，紧紧依靠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协调行动，从设施、管理、服务对象、资金筹措、从业队伍等几个方面入手，逐步形成多方参与兴办，运作机制完善，政策法规配套，管理规范有序，专业化程度高的社区养老助老服务体系。

第四篇：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我国早在2000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行列，近年来更是呈现出老年人口庞大、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快的特点。《中国老龄化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由1.78亿增长到2.21亿，比重将增加到16%，增幅高达7.2%。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养老问题也日益凸显。

为弥补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机构养老资源缺乏等不足，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应运而生。《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总则第五条也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居家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也符合大部分老年人的生活意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更是整合各种养老资源、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种现代化养老服务模式，并深受欢迎。

目前，我国内地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式以日托服务和上门服务为主。在服务开展过程中，还存在各种问题。从服务对象看，因宣传不到位，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认识不足，导致其自主参与度低下；从服务环节与服务内容看，服务前评估不完善，简单的菜单式组合及资源短缺导致无法满足服务对象不同层次的需求；从服务人员看，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偏低，职业认同度低下，社会地位和待遇偏低，造成人员流动性大，专业人员缺乏；从社会氛围看，社会及公众认识不到位，难以链接、整合有效资源。

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的助人学科，老年社会工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的社会工作者便已投身到社区照顾当中。历史和现实经验均揭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解决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将有效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

现有的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分为四类：一是社会工作组织直接对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机构或项目进行托管；二是由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直接招聘专业社工参与服务；三是依托街道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由原先的社区工作人员经过培训或学习取得助理社工师、社工师等相关资质，介入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四是兼职社工长期或短期参与社区居家养老项目和活动。

在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时，社工往往会承担不同的角色和职能。例如，在日托服务中，社工主要运用个案、小组工作方法，组织小组活动、兴趣活动，为老年人处理心理问题，以及对日托所进行管理工作。在上门服务方面，社工多从事间接服务，如对助老员进行培训，并调解、处理冲突与矛盾。但目前，社工对某地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统筹、设计的职能尚未体现出来。

在我国，虽然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已有十多年时间，但这种介入实践并不广泛。一方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没有全面强调社会工作的介入；另一方面，由于项目性质、项目资金情况和社工经验等条件限制，社会工作并未介入社区居家养老项目的整体运营。因此，将来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完善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要停留在提供直接服务的层面，宏观层面的介入尤其薄弱，无法体现出社会工作的政策建议和倡导功能。完善的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即对需要照顾的老人及其家属提供直接服务，注重对服务对象评估、服务方案制订、资源协调和服务输出等方面，以实现对老年人精神慰藉、生活照料和医疗康复的功能。同时，注重对老人家属的关怀，以缓解其压力、增强其技能、化解矛盾。中观层面，即从组织层面来说，主要可分为组织管理与资源链接、志愿者管理、工作人员督导、自我评

估与矛盾解决四大部分，以达到对组织、对工作人员、对志愿者以及对外形象的管理和提升。宏观层面，社工专业人才或组织通过深入有效的社区需求调研以及对已有服务的评估工作，对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更切合民众需求、更专业。

第二，加强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提升服务质量。从业人员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的层次差异，造成了他们之间服务能力的差距。即使是接受过社会工作专业系统教育的社工，也常因初入养老服务领域、缺乏实践经验而出现服务提供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推广过程中，应注意对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提升其工作技能，以保证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服务。

第三，增强社工的评估能力。目前，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很多地方尚未形成完善的评估体系。社工应加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各方面知识的了解，增强自身各项技能，为承担评估责任做准备。应逐步建立起社区居家养老专业服务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增强社工的评估能力，并提升以评促建的功能。

另外，部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组织忽视了对在职工作者的督导和培训，无法更好地提升服务技能和水平。因此，应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领域专业高级督导的跟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的发展阶段不同，对专业督导的需求也不同。在服务初期适当引进部分外部督导力量的同时，也应加强对本机构督导人员的培育，以便尽快提升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整体服务质量。

第五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版]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工作制度

1、认真贯彻落实省、州、市相关制度，加强对居家养老工作的组织领导，不断探索深化居家养老工作的新途径。

2、建立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强化目标管理，明确服务理念，推进居家养老工作深入开展。

3、加强对中心服务人员的管理，严格各项管理制度，落实奖惩措施，确保各项服务项目落到实处。

4、树立为老服务意识，讲究礼貌用语，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热情周到地为辖区老年人提供服务。

5、认真听取老年人意见建议，尽可能改进工作，促进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服务制度

1、居家养老的服务对象是社区60岁以上的所有老年人，根据老年人的生活、身体状况提供无偿、有偿服务。

2、发挥社区助老志愿者队伍的作用，为偶尔需要服务的老年人提供志愿者服务。

3、利用居家养老信息员队伍，提供老年人生活信息。主动上门与老年人取得联系，为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服务。

4、服务站要组织开展以下服务项目：文化教育、健身娱乐、医疗保健、精神安抚、陪护陪伺、家政服务、饮食就餐、家电维修、法律服务、发挥余热等。每个服务项目都设有服务网点，由专人负责，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5、接待老年人时要热情服务，急老年人所急，想老年人所想，要向老年人推荐质量好、信誉高的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实惠的服务。老年人有需要的，社区应尽力提供服务，暂时无条件提供的服务，社区也要做好解释工作，要让老年人满意而归。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象

1、孤寡贫困和空巢老年人；

2、长期患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

3、伤残老年人；

4、烈军属老年人；

5、高龄并生活不便的老年人（90岁以上）；

6、居住在本辖区内，自愿出资申请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和其他60岁以上需要照料的老年人。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式

1、实行“五定”即定服务人员、定服务对象、定服务时间、定服务地点、定服务项目；

2、走访家庭个别服务；

3、组织生活集体服务；

4、找代理结对服务；

5、电话信息网络服务；

6、建立档案跟踪服务；

在传统服务方式的基础上，扩大服务范围和种类，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不同需求，使养老服务目标得以实现。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1、生活服务；照顾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帮助老年人买菜、做饭、洗澡、清理卫生等，为老年人购买生活用品或开展捐赠活动。

2、精神服务；对老年人进行心里保健教育，陪老年人聊天、读书、散步、游览或参加娱乐、体育等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3、健康服务；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体检，对生病老年人及时提供医疗救助服务。

4、走访服务；在节日和老年人生日期间，到家中探望，陪老年人过节、过生日，使老年人享受亲情。

5、日间照料；早晨接老人到日间照料室，组织开展文体活动，负责午餐、休息和安全，并在晚间送其回家。

6、法律服务；为老年人免费开展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

7、其他服务；根据老年人的需求，组织开展各种人性化的居家养老服务。

服 务 公 约

礼 貌 待 客态 度 亲 切 接 待 求 助主 动 热 情 提 供 服 务快 速 准 确 解 答 问 题耐 心 细 致 接 受 意 见虚 心 诚 恳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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