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2月新闻发布会材料二
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目录
1、杨武、宋帮林等贩卖毒品案
2、姚连生等贩卖、制造毒品案
3、王大庆等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
4、练锡雄等贩卖毒品案
5、黎锦华等贩卖毒品案
案例1
杨武、宋帮林等贩卖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武，男，汉族，1980年10月5日出生，农民。被告人宋帮林，男，汉族，1987年7月21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夏永发，男，汉族，1976年11月5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蔡碧刚，男，汉族，1979年8月16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史勇，男，汉族，1986年12月22日出生，农民。被告人蒙角发，男，布依族，1983年7月16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宋凯，男，汉族，1979年3月9日出生，农民。被告人陈世伟，男，汉族，1959年8月25日出生，农民。
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底，被告人杨武、宋帮林、夏永发先后与被告人蔡碧刚、史勇等人共同出资，由宋帮林联系上家，从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购买毒品“麻古”（主要成分系甲基苯丙胺），由蔡碧刚、史勇、蒙角发等人运输至浙江省余姚市，交给杨武、夏永发进行贩卖。其中，杨武、宋帮林、夏永发出资贩卖“麻古”4次，共计约18 360克；蔡碧刚贩卖、运输“麻古”3次（1次受雇运输、2次出资并运输），共计约16 200克；史勇贩卖、运输“麻古”2次（1次受雇运输、1次出资并运输），共计约12 420克；蒙角发受雇运输“麻古”1次，约3 780克。2010年2月22日，公安人员根据夏永发的指认从余姚市蔡碧刚的租住处查获“麻古”
370.5克。
2010年一二月间，被告人宋凯在余姚市先后2次从被告人杨武、夏永发处购得“麻古”共计约675.8克后进行贩卖。同年3月1日，公安人员在余姚市宋凯的租住处查获“麻古”351.8克、海洛因25.588克。
2010年1月，被告人陈世伟明知被告人宋凯从事贩毒活动，仍介绍宋凯向他人贩卖“麻古”约4.5克。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武、宋帮林、夏永发、宋凯明知是毒品而贩卖，被告人陈世伟为他人贩卖毒品进行居间介绍，其行 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蔡碧刚、史勇明知是毒品而贩卖、运输，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告人蒙角发明知是毒品而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杨武、宋帮林、夏永发伙同他人多次贩卖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且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鉴于夏永发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对侦破案件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蔡碧刚、史勇伙同他人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蒙角发运输毒品、宋凯贩卖毒品数量大，陈世伟居间介绍贩卖毒品，均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杨武、宋帮林均判处并核准死刑，对被告人夏永发、蔡碧刚均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对被告人史勇判处无期徒刑，对被告人蒙角发、宋凯均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对被告人陈世伟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案例2
姚连生等贩卖、制造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姚连生，男，汉族，1985年11月20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林根，男，汉族，1984年5月14日出生，农民。被告人高建，男，汉族，1985年8月26日出生，无业。2007年底，被告人姚连生为牟取暴利，去外地学习制造甲基苯丙胺的方法。2008年7月，姚连生购得制毒原料及工 具，在江苏省灌云县其家中制造甲基苯丙胺。同年9月初，姚连生与被告人林根在网上商定贩卖甲基苯丙胺事宜。同月5日，姚连生在其家中以每克220元的价格向林根及被告人高建出售其制成的甲基苯丙胺270余克。次日2时许，林根、高建在驾车将所购甲基苯丙胺运回江苏省南京市贩卖途中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276.54克。当日15时许，公安人员在姚连生家中将姚抓获，当场查获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液体14 360克、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白色晶状颗粒2.91克。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姚连生制造毒品后进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被告人林根、高建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毒品后进行运输，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姚连生贩卖、制造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林根、高建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均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姚连生判处并核准死刑，对被告人林根、高建均判处无期徒刑。
案例3 王大庆等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大庆，男，汉族，1982年10月16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张成，男，汉族，1972年7月30日出生，农民。被告人王升，男，汉族，1983年4月16日出生，农民。被告人张伟，男，汉族，1981年9月22日出生，无业。被告人梁美妙，女，壮族，1984年7月14日出生，农民。
2007年至2009年，被告人王大庆从事贩卖、运输毒品犯罪活动牟利。2009年4月，王大庆提议并与被告人张成共谋制造氯胺酮，后选定张成在四川省安岳县的住处为制毒场所。王大庆筹集资金并购得制毒原料及工具，纠集被告人王升、张伟参与，伙同张成共同制出大量氯胺酮。王大庆决定将制成的氯胺酮运至广东省贩卖牟利，遂安排王升、张伟与张成分两批将氯胺酮运至广东省珠海市。同年5月8日3时许，王大庆与王升、张伟乘出租车到达珠海市香洲区王大庆租住的小区门口时被抓获。公安人员从该出租车后备箱内查获氯胺酮96 078.4克，从张伟随身携带的手提袋内查获氯胺酮33.64克；在王大庆的租住房内抓获张成的女友被告人梁美妙，从梁的卧室内查获其为张成保管的氯胺酮1 197.93克，并从王大庆的卧室内查获氯胺酮12.66克。当日，张成携带氯胺酮到达珠海市后被抓获，并带领公安人员查获了其藏匿的氯胺酮56 696.16克。随后，公安人员在珠海市香洲区王大庆女友李春霞的住处查获王大庆存放的含氯胺酮成分的毒品4 514.71克。同月11日，公安人员在安岳县王大庆等人的制毒处查获含氯胺酮成分的黑色液体、黑色粉末、白色结晶粉末共计231.5克及一批制毒工具。
综上，被告人王大庆贩卖、运输、制造氯胺酮共计约160千克。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大庆以贩卖为目的制造毒品并指使他人进行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被告人张成、张伟、王升制造毒品后进行运输，其行为均已构成运输、制造毒品罪；被告人张成、梁美妙非法持有毒品，数量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王大庆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且在运输、制造毒品共同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组织、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张成运输、制造毒品数量大，且非法持有毒品，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并依法数罪并罚，鉴于张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小于王大庆，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王升、张伟运输、制造毒品数量大，在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依法从轻处罚。梁美妙在非法持有毒品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依法减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王大庆判处并核准死刑，对被告人张成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对被告人王升、张伟均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对被告人梁美妙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案例4
练锡雄等贩卖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练锡雄，男，汉族，1955年11月8日出生，无业。1992年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6年11月 24日刑满释放。
被告人农植干，男，壮族，1969年12月20日出生，农民。
2010年5月下旬，被告人练锡雄向被告人农植干打电话求购海洛因准备用于贩卖牟利，农应允。同月27日13时许，农植干驾车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硕龙镇中越边境地区向他人购得2块海洛因后运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当日18时许，当农植干在南宁市兴宁区某楼房内将海洛因交给练锡雄时，公安人员将二人抓获，并当场查获海洛因697.64克。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练锡雄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毒品，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农植干明知是毒品而贩卖、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练锡雄贩卖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且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贩卖毒品罪，系累犯和毒品再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应依法从重处罚。农植干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练锡雄判处并核准死刑，对被告人农植干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案例5
黎锦华等贩卖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黎锦华，男，壮族，1966年5月10日出生，无 业。1983年12月6日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被告人赵俭耳，男，汉族，1973年11月5日出生，无业。2007年5月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8年1月15日被暂予监外执行。
被告人邓德华，男，汉族，1966年3月25日出生，无业。1981年9月因犯抢劫罪、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被告人熊建设，男，汉族，1964年1月23日出生，无业。1986年8月因犯盗窃武器装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1990年刑满释放；1994年7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被告人刘华，男，汉族，1973年1月19日出生，无业。2009年6月1日，被告人刘华、赵俭耳、邓德华、熊建设租乘汽车从湖北省石首市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准备向被告人黎锦华购买海洛因用于贩卖牟利。次日中午，刘华、赵俭耳先后2次以每块10万元的价格向黎锦华购得海洛因共4块，刘华等四人每人分购1块。赵俭耳另以3万元的价格向黎锦华购得散装海洛因l00克。同月3日凌晨，刘华等四人携带所购海洛因乘汽车返回湖北途中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从四人处查获海洛因共计l 487.4克。当日，公安人员在刘华的协助下将黎锦华抓获。
2008年7月至l0月，被告人刘华多次向他人贩卖海洛因共计283克。2008年间，被告人熊建设多次向他人贩卖海洛因。
2006年6月4日及8月10日，被告人邓德华伙同他人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抢劫2次，共劫得5 200元现金和价值1.5 万余元的财物。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黎锦华明知是毒品而贩卖，被告人刘华、赵俭耳、邓德华、熊建设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毒品，刘华、熊建设还曾向他人贩卖毒品，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邓德华伙同他人抢劫财物，其行为还构成抢劫罪。黎锦华贩卖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且曾因犯罪被判刑，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应依法惩处。赵俭耳贩卖毒品数量大，且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贩卖毒品罪，系毒品再犯，应依法从重处罚，并数罪并罚。邓德华贩卖毒品数量大，还犯有抢劫罪，且曾因犯罪被判刑，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应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熊建设多次贩卖毒品，数量大，且曾两次因犯罪被判刑，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应依法惩处。刘华多次贩卖毒品，数量大，鉴于其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黎锦华，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黎锦华判处并核准死刑，对被告人赵俭耳、邓德华、熊建设均判处无期徒刑，对被告人刘华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2013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1.新材料技术领域等同判定专利侵权案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爱蓝天高新技术材料（大连）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知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2.“威极”酱油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佛山市高明威极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佛中法知民初字第352号民事判决书〕
3.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诉前行为保全案
杨季康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诉前行为保全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保字第9727号民事裁定书〕
4.“奥特曼”著作权纠纷案
圆谷制作株式会社、上海圆谷策划有限公司与辛波特·桑登猜、采耀版权有限公司、广州购书中心有限公司、上海音像出版社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259号民事裁定书〕
5.树脂专利相关信息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
圣莱科特国际集团、圣莱科特化工（上海）有限公司与华奇（张家港）化工有限公司、徐捷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沪高民三（知）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
6.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案件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IDC公司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5号民事判决书〕
7.确认“两优996”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无效纠纷案
福建超大现代种业有限公司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确认植物新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无效纠纷上诉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皖民三终字第81号民事裁定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8.“圣象”驰名商标保护案
圣象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河北广太石膏矿业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提字第24号行政判决书〕
9.“金骏眉”通用名称商标行政纠纷案
武夷山市桐木茶叶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山茶业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终字第1767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10.假冒食用油注册商标犯罪案
宗连贵等28人假冒注册商标罪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豫法知刑终字第2号刑事裁定书〕
2013年中国法院十大创新性知识产权案件
1.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与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
2.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研发公司与黄孟炜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
3.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2352号民事判决书〕
4.谷歌公司与王莘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1221号民事判决书〕
5.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知民终字第194号、（2012）苏知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
6.中山市隆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与湖北童霸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
7.北京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与上海淮海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复审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9号行政裁定书〕
8.李隆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三亚市海棠湾管理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知行字第41号行政裁定书〕
9.卡比斯特制药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75号行政裁定书〕
10.江西亿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山沃德打印机设备有限公司、余志宏、罗石和、李影红、肖文娟侵犯商业秘密罪案〔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珠中法刑终字第87号刑事判决书〕
2013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1.马培德公司与阳江市邦立贸易有限公司、阳江市伊利达刀剪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
2.宜宾长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与潍坊恒联浆纸有限公司、成都鑫瑞鑫塑料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309号民事裁定书〕
3.北京市捷瑞特弹性阻尼体技术研究中心与北京金自天和缓冲技术有限公司、王菡夏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146号民事裁定书〕
4.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与三门峡赛诺维制药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
5.陈顺弟与浙江乐雪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何建华、温士丹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25号民事判决书〕
6.大连大金马基础建设有限公司与大连北兴构件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大民四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
7.塞伯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知终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
8.陈锡奎与晋江市凯达石材机械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闽民终字第482号民事判决书〕
9.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江门气派摩托车有限公司、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瑞骑力帆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长中民五初字第620号民事判决书〕
10.江门市亚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与雷炳全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
（二）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
11.吉林美术出版社与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欧亚商都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150号民事裁定书〕
12.景德镇法蓝瓷实业有限公司与潮州市加兰德陶瓷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392号民事裁定书〕
13.窦骁与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演出经纪合同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1164号民事判决书〕
14.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智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8854号民事判决书〕
15.哈尔滨秋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哈尔滨秋林糖果厂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秋林里道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黑知终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
16.北京汉仪科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福建双飞日化有限公司、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
17.郑子罕与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著作权权属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知终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
18.蒋友柏与周为军、江苏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知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
19.广州万唯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广东海外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三终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
（三）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
20.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大宝日用化学制品厂、深圳市碧桂园化工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66号民事判决书〕
21.陕西茂志娱乐有限公司与梦工场动画影业公司、派拉蒙影业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3027号民事判决书〕
22.兰建军、杭州小拇指汽车维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小拇指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华商汽车进口配件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
23.广州市芳奈服饰有限公司与李菊红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赣民三终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
24.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际通文具有限公司、青岛际通铅笔有限公司、青岛永旺东泰商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三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
25.河南杜康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汝阳县杜康村酒泉酒业有限公司、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豫法民三终字第194号民事判决书〕
26.湖北十堰武当山特区仙尊酿酒有限公司与湖北神武天滋野生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武汉天滋武当红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终字第132号民事判决书〕
27.广州饮食服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市西关世家园林酒家有限公司商标及老字号品牌使用许可合同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
28.北京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与桂林花桥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2）桂民三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
29.路易威登马利蒂与三亚宝宏实业有限公司宝宏大酒店、三亚宝宏实业有限公司、潘小爱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琼民三终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
30.成都同德福合川桃片食品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合川区同德福桃片有限公司、余晓华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273号民事判决书〕
31.宜宾五粮液股份公司与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川民终字665号民事判决书〕
32.普拉达有限公司与陕西东方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华商报社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西民四初字第227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垄断纠纷案件及其他
33.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国栋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海南欣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技术转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542号民事裁定书〕
34.济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福瑞康正医药技术研究所技术转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718号民事裁定书〕
35.湖北洁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郑州润达电力清洗有限公司、陈庭荣、吴祥林侵害商业秘密纠纷管辖权异议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
36.北京天道新源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合同纠纷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哈知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
37.江苏建华管桩有限公司与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虚假宣传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219号民事判决书〕
38.南京国资绿地金融中心有限公司与江苏紫峰绿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知民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
39.曹彬与济南乾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三终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书〕
40.襄阳市农业科学院与四川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终字第323号民事判决书〕
41.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IDC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6号民事判决书〕
42.兰州正丰石油化工技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奋图过滤材料有限公司、王京良、无锡奋图网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甘民三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一）专利授权确权案件
43.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郑亚俐、佛山凯德利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市易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知行字第53-1号行政裁定书〕
44.北京世纪联保消防新技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山西中远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
45.株式会社岛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宁波赛冠车业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提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
46.新日铁住金不锈钢株式会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李建新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终字第1754号行政判决书〕
（二）商标授权确权案件
47.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佛山市名仕实业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8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48.尤艳、宋兵峰、马化涛侵犯著作权罪案〔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2013）禹知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
49.王文利、张剑毅、陈邦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厦刑初字第62号刑事判决书〕
50.周开忠、蔡细漂假冒注册商标罪案〔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宜昌中知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保障民生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保障民生典型案例
2014年2月17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人民法院保障民生典型案例的有关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主持会议。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通报了杨季康（笔名杨绛）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诉前禁令案等7起典型案例。
孙军工指出，执法办案是人民法院的第一要务，以案释法、以案讲法是经过多年实践证明非常有效的涉法信息传播方式。此次保障民生典型案例发布是人民法院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的重要举措，旨在以案例的形式将宪法法律精神传播给社会大众，进一步彰显以公开促公正的理念。
一、再审申请人河南省修武县郇封镇郇封村村民委员会与被申请人薛海金承包合同纠纷案
二、杨季康（笔名杨绛）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诉前禁令案
三、塞拉利昂籍“LEDOR”轮遭阿尔巴尼亚船东基恩毕船务有限公司弃船所引发系列纠纷案
四、范根生诉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政府环保行政复议案
五、张辉、张高平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赔偿案
六、余恩惠、李赞、李芊与重庆西南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再审案
七、南平市总工会与南平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执行案
一、再审申请人河南省修武县郇封镇郇封村村民委员会与被申请人薛海金承包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2月30日，薛海金与河南省修武县郇封镇郇封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郇封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承包郇封村北地工业区养狐场进行狐狸养殖，承包期限为六年。合同履行期间，因项目开发需要对薛海金养狐场用地进行征迁。郇封村委会在双方对搬迁补偿费用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且薛海金不在场的情况下，于2011年3月5日对薛海金养狐场进行了强制搬迁，造成薛海金损失。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郇封村委会与薛海金签订的承包合同第七条约定，薛海金在承包期内，如遇上级政策性项目，薛海金应服从规划。依据该约定，薛海金养狐场土地被纳入修武县产业聚集区整体规划范围内，符合双方约定的承包合同的解除条件，郇封村委会享有解除权。但郇封村委会应当通知薛海金，并应根据养狐场正常养殖需要，给予薛海金合理的搬迁时间。在双方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郇封村委会未给薛海金合理搬迁时间而擅自进行强制搬迁构成侵权，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二审判决郇封村委会赔偿薛海金狐狸损失350余万元。郇封村委会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郇封村委会即使享有承包合同约定的解除权，亦应依法行使，在双方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郇封村委会没有给薛海金合理搬迁时间，而是擅自进行强制拆迁，造成薛海金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裁定驳回郇封村委会的再审申请。
（三）典型意义
本案属于保护弱势被拆迁养殖户利益的案件。当前，采用暴力手段强制拆迁，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而少数地方政府认为受害人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破坏稳定的大局，群众不配合拆迁就是影响发展。为了维稳而迁就不当行为人，为了一时的发展侵害群众利益，与总书记“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讲话精神相背离。以丧失公平公正为代价换取的“稳定”是暂时的，必将引发新的不稳定；侵害群众利益带来的“发展”切断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利民、不惠民的发展不可持续。该案的审查过程中紧紧围绕“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目标，即保护弱势群体，又不搞反向歧视，积极探索拆迁侵权类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结合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审慎查明事实，讲科学，讲道理，讲法律，体现了只有公平公正才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才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杨季康（笔名杨绛）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诉前禁令案
（一）基本案情
本案系因已故著名学者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引发的纠纷。申请人杨季康称：钱钟书（已故）与杨季康系夫妻，二人育有一女钱瑗（已故）。钱钟书、杨季康及钱瑗与李国强系朋友关系，三人曾先后致李国强私人书信百余封，该信件本由李国强收存，但是2013年5月间，中贸圣佳公司发布公告表示其将于2013年6月21日举行“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公开拍卖活动，公开拍卖上述私人信件。为进行该拍卖活动，中贸圣佳公司还将于2013年6月8日举行相关研讨会，2013年6月18日至20日举行预展活动。杨季康认为，钱钟书、杨季康、钱瑗分别对各自创作的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钱瑗、钱钟书先后于1997年3月4日、1998年12月19日病故。钱钟书去世后，其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由杨季康继承，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杨季康保护，发表权由杨季康行使。钱瑗去世后，其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由杨季康与其配偶杨伟成共同继承，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杨季康与杨伟成保护，发表权由杨季康与杨伟成共同行使；鉴于杨伟成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主张权利，故杨季康依法有权主张相关权利。杨季康主张，中贸圣佳公司及李国强即将实施的私人信件公开拍卖活动，以及其正在实施的公开展览、宣传等活动，将侵害杨季康所享有和继承的著作权，如不及时制止上述行为，将会使杨季康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故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责令中贸圣佳公司及李国强立即停止公开拍卖、公开展览、公开宣传杨季康享有著作权的私人信件。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关于行为保全的规定作出了禁令裁决：中贸圣佳国际 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预展及宣传等活动中不得以公开发表、展览、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实施侵害钱钟书、杨季康、钱瑗写给李国强的涉案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裁定送达后，被申请人中贸圣佳公司随即发表声明，“决定停止2013年6月21日„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的公开拍卖。”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作出的首例涉及著作人格权的临时禁令，也是《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实施后首例针对侵害著作权行为作出的首例临时禁令。同时，由于案件涉及到我国已故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先生及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女士，案件处理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审理法院积极合理采取保全措施，准确把握保全措施的适用条件和程序，既为权利人及时提供保护，又防止滥用诉讼权利。在社会各界对钱钟书手稿即将被大规模曝光一事高度关注的情况下，法院充分考虑了该案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准确地作出了司法禁令，既有效保护了著作权人权利，又避免对拍卖公司及相关公众造成影响。该禁令将有助于推动全社会特别是收信人对于发信人著作权及隐私权的保护，彰显了司法权威，发挥了司法的社会引导功能。
三、塞拉利昂籍“LEDOR”轮
遭阿尔巴尼亚船东基恩毕船务有限公司 弃船所引发系列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承运我国某大型国企2万吨进口铁矿石的塞拉利昂籍船舶“LEDOR”轮于2011年10月从印度陈奈港开往我国江苏南通港途中搁浅在福建莆田。海事部门认为该轮存在断裂、沉没、危及人命安全及污染海洋环境的风险，要求船东提交船舶脱险方案、过驳货物及船上存油过驳的措施，收货人则要求船东就地卸货，均未果。当地政府从保护环境和保证安全出发，多次协调动员该轮靠泊卸货，亦因各种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未果。该轮船体老旧、压载舱及部分货舱破损、证书过期，阿尔巴尼亚船东基恩毕公司无力使船舶续航，遂将船舶连同十几名外籍船员及货物遗弃在福建莆田。2012年7月，收货人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和海事请求保全，请求扣押船舶和强制卸货。厦门海事法院在执行民事裁定时，船上1名阿尔巴尼亚籍船长和17名叙利亚籍船员称其被拖欠的巨额工资得到解决之前，他们不会让船舶和货物脱离其控制。经过多方沟通，18名外籍船员同意走法律途径起诉要求船东支付工资。随后，收货人起诉基恩毕公司要求赔偿货物损失等，因“LEDOR”轮搁浅而受损的养殖户以及该轮搁浅期间为该船提供了防污服务和物料油料供应、代理服务的各家公司等相继起诉，要求支付相关费用，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类型各异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
（二）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在受理上述案件后，通过多种途径与船东取得联系，但船东因债台高筑，无心也无力出面解决纠纷。厦门海事法院一方面及时依法裁定拍卖船舶并发布公告、通知相关债权人进行债权登记。在航运市场极不景气、两次公开拍卖流拍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联系有意向的潜在买受人，最终以超乎船东预估的高价变卖了船舶；另一方面及时依法定程序公开审理“LEDOR”轮引发的系列纠纷案件，在被告缺席且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通过走访莆田口岸的港务、检疫、海关、边检、海事、引航等多个部门，对该轮滞留莆田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情况等进行全面细致的了解，认真仔细甄别审核各类证据，最后作出一审判决，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公告送达后，系列一审判决已于2013年5月发生法律效力。随后，厦门海事法院及时组织召开债权人会议，将船舶拍卖款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分配。考虑到叙利亚正遭受欧美各国经济制裁，为确保船员的工资能及时准确发放到位，厦门海事法院通过电子邮件与船员取得联系，将工资汇至其指定的第三国账户。
（三）典型意义
厦门海事法院在执行扣船令和海事强制令过程中了解到船员被船东遗弃在船上基本生活没有保障、身心健康受损的情况后，指定国有船代为“LEDOR”轮提供船舶代理服务，为船员提供了充分的人道主义帮助，多途径筹措资金为船舶和船员安排供给，还为叙利亚船员安排穆斯林斋月期间的伙食，在船员身体出现状况时，联系莆田市政府组织医护人员为船员提供医疗服务，同时与外汇管理部门协调，特事特办，将收货人垫付的人民币工资兑换成美元发放给船员。这些工作不仅有效地促使外籍船员配合法院执行海事强制令和扣船命令，而且展示了中国法院的公正高效的工作作风和文明人道的国际主义情怀。最后，厦门海事法院又与公安部门联系，根据这批外籍船员的特殊情况办理相应签证和出境手续，使其得以分期分批返回祖国。叙利亚船员向厦门海事法院赠送了英文书写的“人民法官为人民”锦旗，叙利亚驻华使馆向厦门海事法院致信表示感谢。厦门海事法院则从中积累了在外籍船东弃船的情况下如何审理这一系列重大疑难复杂典型案件的宝贵经验。
四、范根生诉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政府环保行政复议案
（一）基本案情
范根生自2002年开始利用嘉善县干窑镇白龙潭60亩水域从事渔业养殖。2012年11月20日，范根生致信嘉善县环境保护局投诉河道污染严重、养殖业受损一事，要求职能部门认真履行职责，依法查处，弥补损失，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信中反映2012年5月以来有人养殖生猪，开办餐具洗涤厂，所产生污水排入河道，造成水质严重污染，养殖鱼类大量死亡。2012年11月21日，嘉善县环境保护局收到范根生的投诉信件。2012年12月31日，范根生向嘉善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责令嘉善县环境保护局履行法定职责。2013年2月26日，嘉善县人民政府作出善政复决字[2013]5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范根生以其向被申请人嘉善县环境保护局投诉反映问题后，嘉善县环境保护局未履行法定职责为由，申请行政复议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国务院《信访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有关行政机关收到信访事项后，能够 当场答复是否受理的，应当当场书面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信访事项之日起15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被申请人嘉善县环境保护局未提交证据证明对范根生信访事项的登记受理情况，应当认为被申请人嘉善县环境保护局已经受理该信访事项。《信访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信访事项应在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可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告知信访人延长理由。被申请人嘉善县环境保护局2012年11月21日收到信访申请，至2012年12月31日范根生申请行政复议之时，仍在《信访条例》所规定的办理期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未履行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依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有履行期限的，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故本案行政复议申请期限应当按照《信访条例》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据此，范根生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项规定，未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驳回范根生的行政复议申请。范根生不服该复议决定，向嘉善县人民法院诉称，嘉善县人民政府所作行政复议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且导致其损失扩大，请求撤销善政复决字[201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复议决定，判令被告赔偿其故意拖延期间所造成的损失。
（二）裁判结果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1日作出（2013）浙嘉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嘉善县人民政府善政复决字[2013]5号行政复议决定；嘉善县人民政府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驳回范根生其他诉讼请求。范根生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针对被上诉人嘉善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提起的诉讼案件。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向被申请人嘉善县环境保护局提出的投诉事项属于信访事项范畴，且被申请人在收悉投诉事项后亦未超过信访条例规定的办理期限，故上诉人径直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因此，上诉人投诉事项是否为信访事项还是属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应为案件的审理重点。国务院《信访条例》第二条规定，信访人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申请的属于信访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该法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后不予查处的，或者有其他未依照本法规定履行职责的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被申请人嘉善县环境保护局在其网站公布的工作职责
（三）、（六）亦明确，其承担监督管理大气、水体、土壤等事项的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检查工作。本案中，上诉人投诉认为,相关单位存在将生猪养殖和餐具消毒污水直接排放于河道的行为，造成水质严重污染，并致其养殖的鱼和珍珠蚌大量死亡，故要求被申请人履行职责、依法查处。从上诉人的投诉内容看并非《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事项范畴，而系要求被申请人对污染河道的行为予以制止并依法进行查处，该请求事项属于被申请人的法定职责范围。因此，被上诉人嘉善县人民政府仍将上诉人的投诉事项界定为信访投诉，并依据《信访条例》规定认为上诉人的复议申请条件尚未成就，并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并判令其重作。被上诉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虽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但该行为本身并未给上诉人带来物质利益的损害，故上诉人就此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遂于2013年8月2日作出(2013)浙行终字第11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起诉的行政行为虽然是嘉善县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但实质的争议焦点是嘉善县环保局是否依法履行了环境保护的法定职责。近年来，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针对违法排污、排气等环境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不断增多。但一些对环境保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责意识淡薄，有些对群众的投诉举报或不予理睬，或拖延不办，有些则将群众的投诉举报作为一般信访事项转办了事，没有下文。本案终审裁判认为，上诉人投诉称相关单位将生猪养殖和餐具消毒污水直接排放于河道，造成水质严重污染，致其养殖的鱼和珍珠蚌大量死亡，故要求被申请人履行依法查处职责。从上诉人的投诉内容看并非《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事项范畴，而系要求被申请人对污染河道的行为予以制止并依法进行查处，该请求事项属于被申请人的法定职责范围。因此，被上诉人嘉善县人民政府仍将上诉人的投诉事项界定为信访投诉，并依据《信访条例》规定认为上诉人的复议申请条件尚未成就，并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依法判决撤销并判令其重作。该裁判要旨要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正确区分行政相对人信访事项与履责申请，积极履行对环境违法行为监管查处的法定职责，具有典型意义。据了解，案件终审判决后，嘉善县环保局对相关违法排污企业进行了查处。
五、张辉、张高平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张辉、张高平（张辉之叔）因涉及2003年发生在杭州的一起强奸致死案，被判决犯强奸罪并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有期徒刑十五年。案经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浙江高院）于2013年3月26日公开宣判，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2013年5月2日，张辉、张高平分别向浙江高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请求赔偿合计266万元，其中人身自由赔偿金12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20万元，财产损失16万元，律师费10万元。
（二）裁判结果
浙江高院经审查认为，张辉、张高平自2003年5月23日被刑事拘留至2013年3月26日经再审无罪释放，各被限制人身自由3596天，应由该院按照法定标准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并综合考虑两人被错误定 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影响等具体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据此，该院于2013年5月17日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赔偿张辉、张高平人身自由赔偿金各65.57306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各45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2013年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刑事冤错赔偿案件，审理期间和赔偿决定作出后，各大媒体、网站均予跟踪报道评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在依法及时充分赔偿的同时，针对张辉、张高平所提困难补助申请积极进行人道补偿救助，叔侄两人服判息诉，未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1、依法及时赔偿，让公平正义得以高效实现。为尽快实现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国家赔偿法》为赔偿义务机关自赔程序设定了两个月的期限。本案中，浙江高院一方面于再审改判后即向张辉、张高平公开道歉，另一方面于收到赔偿申请的当日即予立案并派人听取了两人的意见，十五日后即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2013年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赔偿金标准的通知》之日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依法及时地保障了两人的合法权益，社会反响普遍较好，被网民、法律界人士评价为“赔得快也是一种正义”、“赔得快对蒙冤者也是一种慰藉”等。
2、依法充分赔偿，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司法关怀。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家赔偿法》实行法定赔偿，只对属于法定范围且符合法定条件的赔偿项目按照法定标准计算赔偿金，例外项目如精神损害抚慰金允许自由裁量。本案中，浙江高院自始即确定了用好用足现有法律规定的工作思路，对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赔偿请求，按照法定标准确定人身自由赔偿金，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张辉、张高平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影响等具体情况，依法酌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司法关怀。
3、“改、赔、补”紧密衔接，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本案再审期间，浙江高院即根据案件进展拟定了初步的国家赔偿方案和补偿救助方案。再审改判无罪且张辉、张高平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后，国家赔偿工作即快速启动并及时办结，补偿救助问题亦同步研究并在赔偿处理后期特别是结案后即紧锣密鼓开展，三项工作衔接紧密，有效促成了张辉、张高平服判息诉，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其他冤错赔偿案件的处理，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六、余恩惠、李赞、李芊与重庆西南医院 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再审案
（一）基本案情
重庆市民李安富（余恩惠之夫，李赞、李芊之父）因腰部疼痛不适，于2009年7月22日到重庆西南医院治疗，并根据医院诊断住院治疗。7月24日，重庆西南医院在对李安富进行手术前检查时发现患者有感染征象，遂进行抗感染、补充白蛋白等医疗措施。但李安富病情逐渐加重，发展为肺感染。7月31日，李安富经全院会诊后诊断为败血症，转入感染科继续治疗，医院下达病危通知。李安富病情进一步恶化，8月2日发生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2009年8月9日，李安富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诊断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脓毒血症，双肺肺炎，右踝软组织感染。经司法鉴定后查明，李安富的死亡原因符合脓毒败血症继发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主要与其个人体质有关；重庆西南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属次要责任。重庆西南医院对李安富死亡造成的损失应承担40%赔偿责任。
余恩惠、李赞、李芊向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重庆西南医院支付医疗费48843.27元(含人血白蛋白16200元)、死亡赔偿金236235元等项费用，共计374953.77元。
（二）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判决对余恩惠、李赞、李芊主张的人血白蛋白费用不予支持，属认定事实错误。依据重庆西南医院的医疗记录，李安富使用的人血白蛋白中有20瓶系余恩惠、李赞、李芊从他处自行购买，重庆西南医院对此项事实也予以认可，并提供证据证明每瓶人血白蛋白在重庆西南医院的出售价格为360元。余恩惠、李赞、李芊虽未能提供其购买人血白蛋白的收费凭证，但明确表示认可重庆西南医院提供的明显低于其主张费用的人血白蛋白出售价格，因此，余恩惠、李赞、李芊主张的16200元人血白蛋白费用中的7200元（20瓶×360元/瓶=7200元）应当计算在李安富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之中，李安富医疗费总额应为39843.27元，重庆西南医院应按照其过错程度对上诉医疗费用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重庆西南医院的医疗行为并未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余恩惠、李赞、李芊要求重庆西南医院承担死亡赔偿金，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根据民法通则制定的，已经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对死亡赔偿金的适用范围和计算标准都有明确规定。因此，应当按照规定计算死亡赔偿金，再根据重庆西南医院的过错程度确定其承担数额。原审判决认为余恩惠、李赞、李芊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予以改判。最高人民法院改判重庆西南医院支付余恩惠、李赞、李芊死亡赔偿金236235元的40%，即94494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群众民生问题，任何细节都会影响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切实得到救济，准确认定事实是正确审理案件的基础，应当全面审查证据材料，不能简单化处理，这样才能避免形式主义错误。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需要证据证明，但对证据法定构成要件的理解不能僵化。原始收费凭证确实是证明商品数量和价格的直接有力证据，但仅仅拘泥于此就不能解决复杂问题，很难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原审判决对于余恩惠、李赞、李芊16200元人血白蛋白费用的诉讼请求一概否定，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讼争20瓶人血白蛋白用药系遵重庆西南医院医生之嘱，医生开出处方后交由患者家属外购，该院护士有注射记录。余恩惠、李赞、李芊虽然不能提供原始收费凭证，但对此做出了合理解释，而且他们原本主张的实际购置费用远远高于重庆西南医院的出售价格，但为尽快了结纠纷，在诉讼中进行了让步，同意按照重庆西南医院的出售价格计算其支出费用。而且，重庆西南医院也提供了证据，证 明其同时期出售的人血白蛋白价格为每瓶360元。在这种情况下，李安富住院治疗期间自行购买人血白蛋白的费用数额，已经具备了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符合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认定事实的优势证据原则。所以，最高人民法院部分支持余恩惠、李赞、李芊关于人血白蛋白费用的诉讼请求，纠正了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的错误。
另外，余恩惠一方和重庆西南医院都没有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所以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死亡赔偿金的相关规定。原审判决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审理，完全不支持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同样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对此一并进行了纠正。
七、南平市总工会与南平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执行案
（一）基本案情
南平市总工会与南平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一案，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南民终字第412号民事判决：
1、南平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南平市府前路36号延府豪庭2号楼五楼（原南平财富广场2、3、4号楼裙楼的五层）整层房产交付给南平市总工会。
2、南平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南平市总工会逾期安置补偿费2887026元。
3、驳回南平市总工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南平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南平市总工会于2011年11月1日向延平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同日立案执行。
（二）执行情况
案件立案执行后，延平区法院向被执行人南平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出了执行通知书，后冻结了被执行人南平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银行的账户及名下部分房产。执行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就房产交付及逾期安置补偿费进行协商。但是，被执行人南平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将延府豪庭2号楼五楼200多平方米安排给延平区四鹤街道延福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办公用房，延福社区居委会经装修后搬入该场所办公，其认为社区办公用房是依规取得，不愿搬离。基于此种原因。应交付给南平市总工会的200多平方米房屋无法交付，案件执行陷入困境。
此后，执行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并依法对被执行人南平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采取了查封财产、冻结账户、罚款50万元以及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媒体公开对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义务的行为进行评议等一系列措施，但仍无效果。
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实施后，执行法院根据该规定将被执行人南平市博基房地产公司列入首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示。该公司面临社会不予认同，参与招投标项目难度加大，银行信用降低，金融部门对其贷款不予支持等后果。在强大的信用惩戒威慑下，该公司立即将执行标的物1870.2平方米房产全部交付申请人南平市总工会，并另外提供装修好的办公场所交付延福社区居委会办公。三方当事人于2013年11月25日自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纠纷得以化解。
（三）典型意义
执行法院将被执行人的失信信息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同时，向有关单位定向通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由受通报单位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施以信用惩戒。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公布及运用，致使被执行人迫于各方面压力，为恢复其在经济交往中的名声，确保企业经营不受影响，主动向执行法院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达到了促进执行的目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信用惩戒功能得以有效发挥。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十件海事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十件海事诉讼典型案例
2017年，全国海事审判队伍紧紧围绕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建设等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在提升海事司法理念、统一裁判尺度、促进国际航运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为充分发挥法院在海洋强国建设中的司法保障和服务职能，营造良好的海洋司法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17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十个典型案例中，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事案件比例较大。其中既有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盟公司海事强制令案、海德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招商局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也有提供中国智慧，通过调解解决系列国际商事纠纷的哈皮那公司船舶建造纠纷案，还有案件当事人与纠纷均在国外，但当事人在中国海事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大宇公司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这些案件充分展示了人民法院采信域外证据、查明及适用外国法律的能力与水平，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公正司法形象。此外还有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规则的隆达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三福公司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案、力鹏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以及我国海事法院试点海事刑事审判的艾伦•门多萨•塔布雷涉外海上交通肇事案，这些案件对海事审判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回应，对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尺度、完善审判规则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黄西武）
附：2017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1.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诉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A.P.Moller-MaerskA/S)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隆达公司由中国宁波港出口一批不锈钢产品至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隆达公司通过货运代理人向马士基公司订舱，涉案货物于同年6月28日出运。2014年7月9日，隆达公司通过货运代理人向马士基公司发邮件称，发现货物运错目的地要求改港或者退运。马士基公司于同日回复，因距货物抵达目的港不足2天，无法安排改港，如需退运则需与目的港确认后回复。次日，隆达公司的货运代理人询问货物是否可以原船带回。马士基公司当日回复“原船退回不具有操作性，货物在目的港卸货后，需要由现在的收货人在目的港清关后，再向当地海关申请退运。海关批准后，才可以安排退运事宜”。涉案货物于2014年7月12日左右到达目的港。2015年5月19日，隆达公司向马士基公司发邮件表示已按马士基公司要求申请退运，马士基公司随后告知隆达公司涉案货物已被拍卖。隆达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马士基公司赔偿其货物损失及相应利息。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隆达公司的诉讼请求，隆达公司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马士基公司赔偿隆达公司50%的货物损失及利息。马士基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的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享有请求变更合同的权利，同时也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变更运输合同难以实现或者将严重影响承运人正常营运，承运人可以拒绝托运人改港或者退运的请求，但应当及时通知托运人不能执行的原因。涉案运输方式为国际班轮运输，货物于2014年7月12日左右到达目的港，隆达公司于7月9日要求马士基公司改港或者退运，在距离船舶到达目的港只有两三天时间的情形下，马士基公司主张由于航程等原因无法安排改港、原船退回不具有操作性，客观合理。一审判决支持马士基公司的上述主张，符合公平原则，予以维持。隆达公司明知目的港无人提货而未采取措施处理，致使货物被海关拍卖，其举证也不足以证明马士基公司未尽到谨慎管货义务，二审法院判决马士基公司承担涉案货物一半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典型意义】
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是否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一直是理论研究与审判实务中争议很大的问题。本案再审判决紧紧围绕案件事实，依据合同法之公平原则，合理平衡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各方当事人之利益，确定了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般规则，统一了相关纠纷的裁判尺度，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海商法修订工作提供司法经验。再审改判支持了外方当事人的抗辩，表明人民法院严格适用法律，平等保护境内外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彰显我国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与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三福公司与波兰赫密恩公司于2008年4月28日签订了造船合同，同日三福公司、赫密恩公司与设计方上海佳豪公司签订该船舶建造的技术规格书，约定船舶达到干舷吃水8.25米时，载重吨大约为16900吨。三福公司于2011年5月14日为该艘船舶的建造向人保航运中心投保船舶建造险，人保航运中心于5月17日向三福公司签发保险单。涉案保险单背面印制的保险条款第三条列明保险责任范围包括“保险船舶任何部分因设计错误而引起的损失”，第四条列明的除外责任包括“建造合同规定的罚款以及由于拒收和其他原因造成的间接损失”。涉案船舶基本建成前进行的空船测试显示：空船重量为6790吨，吃水8.25米时载重吨为15968.60吨，比设计合同的约定少931.40吨。三福公司发现上述问题后，于2012年3月10日与赫密恩公司签订备忘录协商同意降价286万美元。此后，三福公司通过增加船舶干舷吃水0.2米将船舶载重吨增加至16593.90吨，于2012年3月16日向赫密恩公司实际交付船舶。三福公司于2012年7月9日就上述降价损失向人保航运中心提出保险索赔被拒，遂于11月26日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三福公司因船舶吃水设计错误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18038878元属于船舶建造险的承保范围，判决人保航运中心赔偿该损失及其利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基本同意一审判决意见，但认为一审判决没有扣除保险单约定的免赔额人民币14万元不当，遂在此基础上相应改判。人保航运中心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
（一）海商法规定的船舶原则上应限于基本建成而具有航海能力的船舶，船舶建造险所承保的船舶是否属于该法规定的船舶，需要根据其是否具有航海能力分阶段相应认定。在三福公司投保当时造船材料尚未移上船台，远未建成为海商法一般意义上的船舶，且涉案保险事故及其原因发生在船舶基本建成前的建造与设计阶段，本案纠纷不应适用海商法的规定。
一、二审法院适用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作出判决错误，应予纠正。
（二）对保险条款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涉案保险条款规定“本公司对保险船舶的下列损失、责任和费用，负责赔偿”，以船舶指代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建造人等相关利益主体，“损失和费用”是指被保险人的“损失和费用”。在没有特别限定情况下通常可以理解为包含有形物理损害（损坏）和无形的经济损失。
（三）船舶建造保险单已经明确以造船合同文本为基础，应根据保险单和保险条款确定保险责任范围。被保险人与船舶买方在造船合同约定之外另行协商赔偿，超出保险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合理预期，保险人有权拒绝赔付。遂改判人保航运中心赔偿三福公司损失人民币5640640.45元及其利息。
【典型意义】
中国作为造船大国，多年来持有造船订单和实际造船总载重吨位居全球第一。本案涉及
船舶建造险的法律适用、保险条款的解释，以及船舶设计错误、损失赔偿数额认定等一系列比较复杂的法律适用和海事专门技术问题。航运和保险业特别关注，将本案再审作为依法解决类案的一个示范性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通过通俗阐明专业技术问题和抽丝剥茧的法律论证，逐一厘清了船舶建造险的法律适用规则、保险条款的解释方法、船舶设计错误及有关损失的认定依据，积极回应了船舶建造业与保险业长期争执不休的法律热点问题，对指导全国法院公正审理同类纠纷案件、规范相关市场主体的履约行为、促进航运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均具有积极作用。
3.广州海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福建英达华工贸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英达华公司委托海德公司运输一批照明设备至哥伦比亚。海德公司的授权代表向英达华公司签发了无船承运人提单，记载托运人为英达华公司，收货人为哥伦比亚国家电气进口有限公司，装货港为中国盐田港，卸货港为哥伦比亚布埃纳文图拉，船名和航次为“圣塔卡琳娜（Santacatarina）”轮429E航次，运费到付，运输方式为场到场（CY-CY）。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涉案2个集装箱分别于2014年11月26日、12月9日空箱调度到中国上海。英达华公司仍持有涉案提单，且未收回全部货款。英达华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主张海德公司无单放货，请求判令海德公司赔偿英达华公司货款及运杂费损失。海德公司抗辩称其并未向收货人交付货物，涉案货物系因在卸货港海关保税仓库超期存放，而被哥伦比亚海关依
据法律规定作为弃货处理，海德公司依法无需承担责任。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海德公司抗辩涉案货物因超过法律规定期限无人提货而被目的港海关作弃货处理，但其提交的哥伦比亚税务海关局的文件无原件核对，亦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判决海德公司构成无单放货，赔偿英达华公司货款损失93622.3美元及其利息。海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并提交了经认证的哥伦比亚税务海关局出具的相关文件作为证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海德公司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涉案货物在目的港因超过存储期限无人提取而被海关当局作为弃货处理，承运人海德公司依法可以免除交付货物责任。二审改判驳回英达华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典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物交付纠纷，具有以下典型意义：第一，涉案货物运输的目的港在哥伦比亚，证明货物交付需要调取域外证据，难度较大。二审法院依法审查采信域外证据，认定海德公司不构成无单放货，判决驳回英达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实现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第二，该案具有国际贸易商业风险提示意义，有利于促使国内出口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境外买方未按时付款赎单，卖方在积极处理贸易纠纷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自己作为提单持有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不适当地将贸易风险转嫁到运输领域，可能导致“钱货两空”，损失难以弥补。
4.招商局物流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与以星综合航运有限公司、合肥索尔特化工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以色列以星航运公司与我国招商物流公司签订的订舱协议约定，招商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作为其在天津的进出口货物运输承运人；若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取，招商物流公司将与托运人对因此给以星航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后果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8月，招商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将一个20尺集装箱货物从天津新港运至乌克兰敖德萨港。以星航运公司签发了托运人为索尔特公司的指示提单，提单载明了集装箱的免费使用期与超期收费标准。货物到港后，一直没有收货人持正本提单提货。后货物在目的港被销毁，以星航运公司为此支付了目的港产生的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等。以星航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招商物流公司、索尔特公司连带赔偿其目的港各项费用及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经济损失20310美元及利息。案件审理中,以星航运公司与招商物流公司均主张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合同争议。
【裁判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一审判令招商物流公司赔偿以星航运公司在目的港支付的货物处置费用及按照购置成本基础计算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共计66152.52元人民币及利息,驳回以星航
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招商物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提单系以星航运公司基于招商物流公司按照订舱协议提出的订舱要求所签发，虽提单记载托运人并非招商物流公司，但以星航运公司仍有权按照由订舱所形成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订舱的托运人主张权利，当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货时，以星航运公司有权向合同相对方招商物流公司主张相应权利。承运人留置货物仅为其主张债权的方式之一，不留置货物并不影响承运人向托运人主张相关费用的权利。就货物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等损失，以星航运公司提交的在乌克兰目的港形成的相关证据经过公证认证，可相互印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终审后，招商物流公司主动履行了判决确定的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目的港无人提货引起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具有以下典型意义：一是明确了目的港无人提货给承运人造成损失的责任主体。在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的情况下，承运人有权基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向合同相对方托运人主张相应权利。二是明确了海商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承运人留置权并非其向托运人索赔的前置条件。留置货物仅为承运人主张债权的方式之一，承运人不留置货物并不影响其向托运人主张相关费用的权利。三是不把公证认证作为判断域外证据证明力的唯一标准，而是结合具体案情、域外证据种类、待证事实、可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等因素，运用经验法则与逻辑推理，对域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充分展示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人民法院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的应有水平。
5.厦门力鹏船运有限公司等与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货轮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力鹏公司所属“力鹏1”轮与中海公司所属“碧华山”轮发生碰撞，造成“力鹏1”轮船体右倾，之后因舱内集装箱系固不当发生倒塌，致使“力鹏1”轮右倾角度不断增大，加之被拖轮从左侧顶推往浅水区坐浅，最终导致沉没。海事部门作出调查报告认定“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对碰撞事故分别承担事故主次责任。力鹏公司及“力鹏1”轮船舶保险人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碧华山”轮承担80％的事故赔偿责任，并从“碧华山”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优先受偿等。中海公司抗辩认为，“力鹏1”轮沉没的最主要原因不是碰撞事故，而是该轮船舶结构缺陷、积载不当、货物系固不当、船员打压载水时操作错误等原因，故“力鹏1”轮应承担70%碰撞责任，“碧华山”轮对“力鹏1”轮沉没导致的损失不承担责任。中海公司反诉请求判令力鹏公司赔偿损失并从“力鹏1”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一审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碧华山”轮和“力鹏1”轮就碰撞
事故本身应分别承担60%、40%责任，但“力鹏1”轮沉没除碰撞所致右倾之外，还加入了该轮本身集装箱系固不当等因素，故就“力鹏1”轮沉没而言，“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应分别承担40%、60%的责任，海事赔偿限额适用于本、反诉请求相互抵销后的差额。据此判决中海公司分别向力鹏公司及“力鹏1”轮船舶保险人赔偿人民币2843556元和5355402元及相应利息。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就碰撞和沉没均应分别承担60%、40%责任。中海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力鹏公司没有对“力鹏1”轮舱内集装箱进行防止倒塌的固定，该行为具有过错且对该轮沉没具有原因力。一审判决据此减轻中海公司对“力鹏1”轮沉没的损害赔偿责任，并酌定力鹏公司与中海公司分别对“力鹏1”轮沉没损失承担60%、40%的责任，并无不当。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典型的船舶碰撞及沉没事故引发的纠纷。就船舶碰撞与沉没的责任比例，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并在业界引起较大关注。本案具有两方面的典型意义：第一，本案从大量涉及航海、船舶驾驶、货物配载、集装箱系固等专业而复杂的证据材料中抽丝剥茧，全面分析“力鹏1”轮沉没的原因力，经过充分论证，判定集装箱系固不当造成船舶右倾角度加大是该轮最终沉没的原因之一，从而将“碧华山”轮因碰撞事故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区分于其因“力鹏1”轮沉没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这样处理既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也符合
法律的相关规定。第二，本案碰撞双方互负赔偿责任，均设立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在认定双方损失后，根据“先抵销，后受偿”的原则，先将双方损失相互抵销，再到对方所设基金中受偿，符合海商法的规定。
6.艾伦•门多萨•塔布雷（AllanMendozaTablate）涉外海上交通肇事案
【基本案情】
艾伦系马耳他籍“卡塔利娜（Catalina）”轮二副。2016年5月，“卡塔利娜”轮从中国连云港空载驶往印度尼西亚。艾伦值班驾驶“卡塔利娜”轮途经浙江象山沿海水域时，在海面起雾、能见度不良、渔区航行的情况下，艾伦违反海上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未保持正规瞭望、采取有效的雾航措施、使用安全航速行驶，未能对当时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并及早采取有效的避让行为，导致“卡塔利娜”轮与“鲁荣渔58398”轮发生碰撞，造成“鲁荣渔58398”轮扣翻、沉没，船员张某等十四人死亡，船员王某某等五人失踪的重大交通事故，宁波海事局认定“卡塔利娜”轮应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卡塔利娜”轮所有人波尔萨利船运有限公司（BorsariShippingCompanyLtd）共赔偿死亡和失踪人员近亲属人民币2245万元，被害人姜某某等的近亲属出具了谅解书。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艾伦在驾驶船舶过程中，违反海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与捕捞
渔船发生碰撞，致使渔船扣翻、沉没，造成十四名船员死亡、五名船员失踪，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情节特别恶劣，应当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艾伦案发后自首，真诚认罪、悔罪，“卡塔利娜”轮船舶所有人积极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部分被害人近亲属表示谅解等，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判决艾伦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艾伦服判，没有提出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海事法院试点管辖的第一宗海事刑事案件，是落实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内容和具体措施。该案的顺利审结，开启了我国海事审判“三审合一”新篇章，为探索以民商事案件为主，合理涵盖其他领域案件的海事管辖制度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审判实践表明，海事法院管辖海事刑事案件，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更能发挥海事法院的专业优势，有利于海事刑事、海事行政、海事民商事相关案件的协调处理，也有利于涉海法律法规的统一实施。
7.联盟多式联运有限合伙公司（SoyuzTransLinkLlp）与深圳运达物流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海事强制令案
【基本案情】
日本联盟公司为运输一批民生热电设施，委托运达公司办理从日本横滨港经海运至我国江苏省连云港，再继续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哈萨克斯坦的货运代理事宜。货物自日本横滨港运往我国江苏省连云港后，按计划应继续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运达公司以联盟公司的关联企业案外人SoyuzTransLink（Dubai）欠付其费用为由，拒绝安排后续货物运输事宜，致使货物长期滞留连云港。联盟公司向运达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并发函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之后，联盟公司以保障其合法权益，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为由，向上海海事法院提出海事强制令申请，请求责令运达公司向其交付涉案货物。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本案证据，运达公司系安排涉案货物运输的货运代理人。货物经海上运输抵达连云港后，运达公司并未按计划办理铁路运输事宜。联盟公司向运达公司支付了货运代理费，并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运达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将货物交付联盟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货物已在连云港滞留半年，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联盟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上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并责令运达公司立即向联盟公司交付涉案货物。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事强制令案件，双方当事人在履行涉及欧亚班列的海陆联运货运代理合同中产生了纠纷，因涉及多个国家，国际影响较大。本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海事强
制令制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损失扩大的制度功能。涉案货物是保障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居民供电及冬季取暖的重要设备，在连云港滞留近半年，如不能及时运输出境，将按照海关规定被处以罚款、强制退运甚至罚没。上海海事法院及时作出海事强制令，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与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中国法院的及时救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向上海海事法院发来致谢外交照会。
8.温州海事局申请认定财产无主案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20日，温州海事局接到报警，在瓯越大桥下游发现一艘船舶搁浅。经查，该船装载有燃料油，无证书或标识，也无船员在船。经救助，温州海事局于当天将船舶脱浅后转移至船坞内，船上油品转驳存放。经进一步调查，未找到该船船东或船员，遇险船舶也无任何证书或身份标识，船舶所有权情况无法证实，也无任何人主张权利。温州海事局遂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认定财产无主。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立案受理后，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因认定财产无主公告期为1年，船舶及船载油品长期存放，将持续发生保管费用，造成财产贬损，温州海事局申请提前拍卖无名船舶及船载油品，保留所得款项。宁波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无名船舶及油品各以人民币
10.7万元和62.4万元拍卖成交。涉案无名船舶由买受人买受后，在温州海事局的监督下被拆解处理。公告期满后，因无人认领，宁波海事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涉案船舶及船载油品为无主财产，拍卖所得价款在扣除公告、评估以及保存、拍卖费用后，余款收归国家所有。
【典型意义】
本案具有以下典型意义：第一，为依法及时处置无人认领船舶和船载货物提供了可行办法，为有效解决无人认领、无人管控船舶及船载货物处置难、保管难等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司法途径。第二，为打击海上走私等非法行为提供司法保障。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油品、冻品等走私猖獗，一些走私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弃船弃货，船舶因权属不明而难以处置，制约了海上执法行动的有效开展。通过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程序，提前处置无人认领船舶及船载货物，并在海事部门监督下进行拆解，可以有效避免上述法律风险，堵住船舶和货物再次流入市场的漏洞。第三，能动司法，及时处置无主财产，避免保管费用和风险持续增加。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关于诉讼中拍卖船舶和船载货物的规定，在公告期间裁定提前拍卖无名船舶及船载油品，减轻了执法部门因保管和处置船舶及船载货物而带来的财政负担。
9.哈皮那船舶公司（HarpinaOwningCompanyLimited）与江苏天元船舶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和扬子鑫福造船有限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底至2014年6月份，希腊卡迪夫海事有限公司（CardiffMarineInc.）以其设立的包括哈皮那公司在内的六家单船公司名义，与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天元公司、新扬子公司、扬子公司等分别签订六份船舶建造协议。双方除第一艘船舶正常交接外，其余五艘船舶均存在争议。2017年3月1日，哈皮那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要求三被申请人立即交付“世外桃源”轮。同月16日，哈皮那公司又向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此外，围绕其他几艘船舶的建造合同，相关各方还有3起在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进行的仲裁，以及1起在英国法院进行的诉讼。
【裁判结果】
在武汉海事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哈皮那公司等支付涉案款项、扬子江公司交付涉案船舶；哈皮那公司永久性地撤销英国伦敦仲裁并负担全部仲裁费用；双方当事人就本和解协议所涉事项不可撤销地相互放弃主张。为保证调解协议的顺利履行，武汉海事法院于调解协议达成当日即制作调解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都按期履行了各自义务。本案调解协议达成并履行后，卡迪夫海事有限公司和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等相关当事人，按照本案调解模式，就其他船舶建造合同项下的纠纷，也分别达成调解协议并实际履行。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国际航运市场持续走低背景下发生的涉外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具有如下典型意
义：第一，践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纠纷涉及多国当事人，通过一般诉讼程序解决耗时费力，执行难度大，武汉海事法院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调解方案，引导当事人理性面对和解决纠纷。调解结案，不仅使哈皮那公司及早将20万吨级的“世外桃源”轮投入运营，也避免了天元公司等可能面临的船舶营运损失索赔。第二，涉案纠纷的顺利调解解决，为卡迪夫公司和扬子江公司之间的诸多国际仲裁和诉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处理思路，在当事人都可接受的利益平衡点上，借鉴中国调解经验，最终解决了系列国际纠纷。
10.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Daewoo Shipbuilding & Marine Engineering Co., Ltd）诉西达克凌公司（C Duckling Corporation）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大宇造船与利比里亚JE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合同》，JE公司为买方，大宇造船为建造方。履约过程中，买方变更为马绍尔群岛的西象公司，巴拿马的西达克凌公司作为船舶所有人，加入履行买方义务。大宇造船与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西象公司承担第一笔3000万美元的付款义务，西达克凌公司承担第二笔1800万美元的付款义务。三方随后在英国伦敦签订抵押合同，约定西达克凌公司以其所有的“金鹅”轮（M/VGloryComfort）分别为付款义务及产生的相关费用提供第一、第二优先受偿抵押担保，并在巴拿马办理了船舶抵押登记。因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未能如约付款，大宇造船在英国伦敦提起仲裁，仲裁庭裁决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继续履行付款义务，该仲裁裁决
已被青岛海事法院裁定予以承认。因“金鹅”轮另案被青岛海事法院扣押并拍卖，大宇造船进行了债权登记并提起确权诉讼，请求确认其对“金鹅”轮享有580万美元的第一优先受偿抵押权。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经确权诉讼程序审理后认为，依照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涉案船舶抵押合同以及船舶抵押权均应适用巴拿马法律。根据巴拿马法律的相关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大宇造船享有船舶抵押权。相关主债权已被伦敦仲裁裁决予以确认，且该仲裁裁决已由青岛海事法院裁定予以承认。青岛海事法院终审判决大宇造船对西达克凌公司所有的“金鹅”轮享有580万美元的第一优先船舶抵押权，可自“金鹅”轮的拍卖价款中依法受偿。
【典型意义】
本案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的确权诉讼案件，由海事法院一审终审，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案件涉及来自韩国、利比里亚、巴拿马、马绍尔群岛等多个国家的当事人，抵押合同签订于英国伦敦，主债权涉及伦敦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青岛海事法院根据我国海商法第十四章有关涉外关系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依照船旗国法律认定船舶抵押权的效力，确认了在国外设立的船舶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效力。本案的成功处理，显示出中国法院依法查明适用外国法律的能力和水平，树立了我国海事司法公平公正的国际形象。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2014年7月25日）
案例1
陈某某人身损害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杜某某（88岁）与陈某某（小学学生）系同村村民，2009年1月4日在双方住房附近的街道上，陈某某将杜某某撞倒在地。杜某某被送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1.心房纤颤；2.右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花费医疗费人民币2121.85元。半年后，卫生所再次诊断为右下肢骨折，合伴感染。同年8月17日，杜某某去世。杜某某亲属要求陈某某及其法定代理人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94145元。陈某某一方辩称，陈某某是要去上学时发现杜某某躺在水沟里，主动上前要把她扶起来，根本没有撞倒杜某某，其行为完全是助人为乐。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月8日，被告陈某某的祖父陈国华出具一张便条交原告收执，该便条载明：“经征求××意见，不报警私了，一切由我自负。2009年1月8日 陈国华”。2009年1月10日，原告陈孙权、陈孙胜、陈东辉（即杜某某之子）出具一张收据交陈国华收执，该收据载明：“今收到第二监护人陈国华现金壹仟伍佰元正，［因其孙撞倒杜某某造成骨折。（前收据已由国华烧掉，以本据为准）］。收款人：陈孙权 陈东辉 陈孙胜 二○○九年一月十日 ”。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国华作为陈某某的长辈，在事发当日即到现场，从其出具的“私了”便条和其提供的“收据”内容分析，可以认定陈国华确认了陈某某撞倒杜某某的事实。虽然陈国华主张该便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到欺骗或威胁而写下，结合其已支付1500元的事实也表明其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就死亡后果与此次摔伤间的因果关系看，杜某某摔倒骨折并非导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定杜某某的摔伤在其死亡结果中占有20%的原因力。陈某某对杜某某的摔伤结果存在过错，但杜某某的子女未尽好监护义务导致其在巷道里摔倒同样存在过错，故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因此酌定被告陈某某与原告各承担50%的责任。结合杜某某摔伤与其死亡结果的原因力比例，法院确定，杜某某因伤就医的损失为13321.85元，死亡造成的损失59925元。判决被告方承担杜某某受伤、死亡造成经济损失为（13321.85元＋59925×20%）×50%＝12655.43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对侵权人是否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各执一词，在此情况下，原告方提出的被告方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承认侵权行为的书面证据，就成为认定事实的关键。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在被告方不能提供证据反驳案涉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根据书面证据认定被告的侵权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的规定。此外，在赔偿责任的负担上，法院对于侵
权行为与被侵权人死亡结果之间原因力的区分和确认，以及对最终赔偿责任的合理划分，亦有借鉴意义。
案例2
吴俊东、吴秀芝与胡启明、戴聪球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23日，吴俊东驾驶吴秀芝的鲁DK0103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全宽6米的机非混合车道超车时，与胡启明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搭载其妻戴聪球）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失控侧翻致胡启明及戴聪球二人受伤，随后吴俊东送二人至医院治疗。双方就吴俊东是否谨慎驾驶及其所驾摩托车与胡启明所驾电动自行车是否发生刮擦及碰撞，各执一词。交管部门对事故成因及责任无法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车辆靠道路右侧行驶，距道路右边半米左右，吴俊东车辆距离道路右边一米多远，两车横向距离为40-50厘米。吴俊东超车时为五档，迎面有一黑色轿车快速驶来，吴俊东称感觉有点危险。事发现场道路平坦，事发时除黑色轿车外无其他车辆经过。事故车辆经检验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吴秀芝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越胡启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时，其车速较快；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对向快速驶来的黑色轿车看，可以认定其未尽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交管部门的事故责任证明虽未能证实两车是否发生碰撞或刮擦，但从证人证言反映的情况看，正是在吴俊东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结合事故现场的其他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司法原则，审理法院认为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翻车与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车中疏忽大意存在因果关系，吴俊东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胡启明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成年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亦有过错，双方按三七比例承担胡启明等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不同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标准。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前方驶来的车辆，超车时车速较快（五档），与胡启明车辆横向距离较短（仅为40-50厘米），从而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与吴俊东的超车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合理界定了超车时驾驶人的注意义务范围，在证明标准及事实认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案例
3许云鹤与王秀芝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0月21日中午，许云鹤驾驶未投保交强险的轿车并道时，与违法翻越中心隔离护栏的王秀芝发生交通事故。王秀芝倒地受伤，造成右下肢受伤。现场勘查显示，许云鹤所驾车辆停在中心隔离栏边的第一条车道，车辆左前部紧挨中心隔离栏，左前轮压着中心隔离栏桩基，车辆与隔离栏呈约45度夹角。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跨越护栏时被绊自行摔伤，与己无关。因无现场证人及直接证据，当地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并未对该起事故责任予以划分。王秀芝起诉请求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16万余元。二审期间，经王秀芝申请并经征询双方意见，审理法院依法选择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对王秀芝的伤情成因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王秀芝右膝部损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该损伤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
二、裁判结果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本案系许云鹤与王秀芝在道路通行中因过错或意外而发生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事件，属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范围。关于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是否致害王秀芝的问题，二审认为虽无事故现场监控录像及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但根据相关证据亦可认定。交管部门的现场勘查及事发时许云鹤车辆的位置，符合紧急情况下避让制动停车状态；司法鉴定意见认为王秀芝的腿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由外向内直接作用的特征，且腿伤高度与案涉车辆制动状态下前保险杠防撞条高度吻合，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事故现场无致伤的第三方、从王秀芝尚能从容跨越护栏亦可排除其之前被撞受伤的可能性。鉴定单位及人员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接受质询分析清楚、说明充分，送检材料亦经过双方质证。二审认为，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自行摔伤，其停车救助的理由不能成立。许云鹤驾驶机动车未尽高度谨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40%的过错责任；王秀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的规定，应承担60%的过错责任。因许云鹤未履行交强险之法定投保义务，审理法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强险的有关规定，判决许云鹤于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医疗费赔偿限额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赔偿10.7万余元。
三、典型意义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对于一些无监控录像、无目击证人，且双方当事人对于事故原因又各执一词的情形，人民法院如何认定事实是一大难点，本案即具有典型意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秀芝的腿伤是否为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所致。对此，二审法院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成因鉴定。鉴定机构经过鉴定，认为受害人伤情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同时，由于事发时并无第三方车辆，且受害人尚能从容跨越护栏，故可以认定王秀芝的腿伤乃许云鹤的驾车
行为所致。此外，由于许云鹤违反法律规定，未购买机动车交强险，故而承担了交强险项下的赔偿责任。如果其依法购买交强险，该责任原本是可由保险机构承担的。
案例4
曾明清诉彭友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10日19时左右，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货车与横穿马路的曾某某相撞后逃逸；后有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机动车碾压倒地的曾某某后亦逃逸。19时05分许，彭友洪驾驶自有的川A211R9号小型轿车（该车在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2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途经事发路段时，由于刹车不及，从已倒在道路中间的曾某某身上碾压过去（其自述碾压部位为曾某某胸部），随即停车报警。19时21分，医护人员到场，经现场抢救，确定曾某某已无生命体征，出具了死亡证明书，载明曾某某死亡时间为19时34分。交警部门亦对现场进行了勘验、拍照，并制作了现场图，上述材料显示：道路基本情况为城市道路，双向8车道，道路中心由双实线分隔，事故现场附近无人行横道，路上血迹、曾某某倒地位置、川A211R9号车辆均位于靠近双实线的车道内，周围无拖拉痕迹。同月19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出具《DNA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川A211R9轿车前保险杠下部和轮胎上提取的血痕样本属于曾某某。同月26日，成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尸检报告》，载明检验意见为：“推断曾某某的死因为颅脑、胸腹部复合性损伤致死亡，建议进行尸体解剖明确致死方式。”但经彭友洪与曾某某亲属协商，未进行尸体解剖。2011年11月14日，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未知名驾驶人肇事后逃逸为由，确定未知名驾驶人均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载明：彭友洪驾车未确保安全，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于无法证实曾某某死亡是否因与川A211R9号车相撞所致，故不能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由于未找到逃逸车辆，曾某某之父曾明清（系曾某某的唯一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彭友洪、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赔偿因曾某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424576.50元。
二、裁判结果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彭友洪驾车碾压曾某某之前，有未知名驾驶人先后驾车与曾某某相撞并逃逸。未知名驾驶人与彭友洪虽无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但每个人分别实施的加害行为都独立构成了对曾某某的侵权，最终造成了曾某某死亡的损害后果，该损害后果具有不可分性，且每个人的加害行为均是发生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即每个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曾某某死亡。因此，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确定彭友洪与肇事逃逸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
当。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连带责任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对被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被请求承担全部责任的连带责任人，不得以自己的过错程度等为由主张只承担自己内部责任份额内的责任。在其他肇事者逃逸的情况下，曾明清请求彭友洪承担所有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1.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310212元；2.彭友洪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8099.60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审理之时曾广受关注，一些媒体将本案简化为“三车碾压老人致死，前两车逃逸第三车担责”的标题式报道。部分社会公众从普通情感出发，认为由第三车承担全部责任不合情理，可能助长“谁救谁倒霉”、“好人没好报”的社会心理。然而，从事实层面而言，第三车碾压之时，受害人并未死亡，究竟哪一辆车的行为致受害人死亡无法确定，但根据尸检报告、勘验笔录等证据，可以确认每一辆车的碾压行为均足以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这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聚合因果关系，行为人之间需承担连带责任。彭友宏发现碾压后果及时停车报警，救助受害人，是履行公民责任的诚信行为，值得赞赏和提倡，而就事件后果而言，由于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分担机制，车主自身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并不重。但反观肇事后逃逸车辆的未知名驾车人，一方面，在法律上其乃肇事后逃逸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时时有可能被抓捕归案；另一方面，逃逸之后其内心也将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无法安宁。与主动救助相比，逃逸的后果无疑是更为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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