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生命终末期的实施和伦理学问题

第一篇：ICU生命终末期的实施和伦理学问题

ICU生命终末期的实施和伦理学问题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及近年来重症医学的飞速发展，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明显提高，但对于重症监护病房(ICU)中处于生命终末期的患者，先进的生命支持技术只能维持其生命体征，延长存活时间，但却无法保证其生活质量。

一些患者并不希望依靠机器和药物延续其生命，他们期望有尊严地死去。由此可以看出，ICU中持续、积极的治疗并不是完全有利于患者，使用大量医疗资源换来的却是一些患者在痛苦中等待死亡，一些生命终末期患者维持着毫无生活质量的生命。2004年Angus等对美国6个州进行的一项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在5.53万死亡患者中约有22.4%死于ICU，ICU仍然是医院病死率最高的地方，对于重症不可逆患者的医疗是危重症医学需要深度思考的重要问题。

本文主要介绍ICU生命终末期医疗的国内外现状及伦理学、法律、生命终末期医疗问题，以期引起从业人员的重视。ICU生命终末期医疗现状

1.1 国外生命终末期医疗现状：国外对生命终末期限制医疗的研究开展较早。1976年美国麻省总医院的工作者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根据患者预后选择治疗方法，将治疗分为4级：①积极治疗；②积极治疗但每天评估病情；③选择性地限制生命抢救治疗；④停止全部治疗。之后欧美医学界又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生命终末期限制医疗的研究，但对何时开始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怎样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等问题有很多争论。

1990年美国危重症医学会(SCCM)发表的文章指出：在伦理学上对生命终末期患者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持肯定态度，ICU医生认为进一步治疗对患者无益时，可以停止全部治疗；患者或其代理人(代理人为患者指定的亲属或其他法人)可以决定治疗方式。任何一种治疗都应该使患者受益，如果某种治疗措施不能使患者受益，那么这种措施实施的可行性就存在争议，甚至应该考虑限制或撤离。

这篇文章奠定了生命终末期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基础，法院的判例也给予了支持。1997年，在美国生命终末期采取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患者比例上升至死亡患者的90%，而且医生也有权拒绝代理人对没有治愈希望患者继续抢救的要求。

2001年美国危重病医疗伦理委员会发表了“ICU终末期医疗推荐意见”的文章，详细阐述了在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方面，医生和患者或其代理人要经过充分的考虑和详细的交流。患者们的治疗要求往往是基于减轻痛苦，减轻精神负担，保持清醒以及与亲属保持联系和避免延长死亡时所造成的痛苦；而代理人的治疗要求往往是确保患者舒适，有一定的生活自主性，有家人陪在身旁和尽全力去治愈患者。当患者或其代理人要求进行或撤停某种治疗措施时，医生应该诚实而详细全面地向其交代治疗的益处和风险性，并且应经过讨论后达成一致意见，讨论是必需的程序。临床医生既不应该完全听从患者或其代理人的要求，也不能主观地决定患者的治疗方案。欧美国家对生命终末期患者的研究提示，这些国家ICU中对生命终末期患者采取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是普遍的医疗行为。

1994年至1995年，美国一项107家ICU的调查显示，仅25%的患者死亡是未经过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而直至心肺复苏术(CPR)失败。1999年至2000年，在欧洲17个国家的37家ICU死亡患者中，有72.6%实施了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Ⅲ。亚洲的日本1995年调查显示，多数日本人在人ICU前已经签署过拒绝CPR的文件，因此日本人ICU治疗的比例较美国低。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ICU医生即使已了解到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的相关政策，但真正实行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的比例仍然较低。

1.2 国内生命终末期医疗现状：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长期历史沉淀，对死亡始终采取否定、蒙蔽的负面态度，甚至不可在言语中对死亡有所提及，这是不幸和恐惧的象征。我国的ICU自20世纪90年代起步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挽救了大量的危重患者。但国内治疗危重患者的模式仍以积极治疗为主，实施限制医疗的比例较低。

国内一项研究提示：决定生命终末期患者治疗选择的主要因素为年龄和经济条件，而非伦理和医疗因素，虽然医生已经就患者病情与家属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但实施生命终末期限制或撤离治疗的患者比例仍低于国外水平。国内法律法规对于生命终末期患者的处置也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医生为了避免医疗纠纷，常常选择不主动参与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的建议或行为。在另一项对上海6家ICU死亡患者的研究中，放弃治疗组自费患者占73.72%，而且不放弃治疗是由患者直接或间接决定，这与国外研究存在明显差异，也与我国的风土人情、国情和伦理均有关系。

生命终末期患者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伦理学和法律问题

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医学科学发展到今天，一些以往被认为不可治愈的疾病现在有些已能治愈。但是即使医学科学再发展，也仍会有一些疾病是我们无法解决的，对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对医学科学的发展也没有任何推动和促进作用，此时的医疗行为应以尊重生活质量、避免延长无意义的生命、缓解患者痛苦为主。因此，帮助临终患者可以有尊严地、无痛苦地死亡，是ICU当前治疗和护理工作的新任务。

伦理学上并没有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生命而不顾及患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医学伦理学需遵循有益、无伤害、患者自主权、公平4项原则。有益指医生有照顾患者并充分尊重患者利益(包括挽救生命、缓解痛苦、减少伤残)的责任”。无伤害指医生应避免使用医学上无效的治疗而延长患者的痛苦，医生应充分考虑各种医疗措施的风险及伤害。

患者自主权指要尊重精神上有能力作出决定的人的权利，由他决定接受或拒绝临床提示需要进行的医疗措施(包括维持生命治疗)；医生应提供足够的资料帮助患者作出选择，患者应对其选择负责。公平指为患者提供治疗时，应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应因残疾、年龄或社会地位等因素而遭受不公平对待；另一方面，没有人可以忽视对其他人的影响或医疗资源不足，而要求享有特权(例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治疗)。但在ICU中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实践有很大难度，首先ICU患者大多处于无意识状态，无法准确地了解各种治疗和风险的优劣，而且患者和家属不一定接受医生提出的患者处于无效治疗阶段的观点。

1991年美国胸科协会发表了“不予和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相关共识及指导原则”，首次从法律层面支持了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是否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法律学上的首要判定原则是“被同意和被拒绝”，原则指出，如果没有患者或其代理人的同意或拒绝，那么治疗就不应该开始或停止，患者或其代理人有权同意或拒绝任何治疗措施，如果处于紧急情况时(如地震、交通意外、患者意识不清或没有代理人在场等)除外。

当患者已失去自主能力而无法表达其意愿时，当没有可信证据(如遗嘱、授权书)证明患者的意愿时，代理人面对选择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时可以依据两条测试标准：

第一，治疗该患者带来超负荷的负担，而不能使患者病情逆转；

第二，治疗使患者的身体承受巨大痛苦，包括外观重度毁损(全身肿胀、出血、恶液质等)，这种治疗是不人道的。

英国有关法律明示，如果恢复健康这一目的无法实现，医生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减轻痛苦，甚至是缩短其生命。目前法律上认为从机械通气到营养支持的所有医疗干预都应以减轻患者痛苦、治愈疾病和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为基本出发点，如果这些医疗干预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只是做样子，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实施限制该医疗或撤停。生命终末期患者的医疗问题

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医疗研究主要出自于对临床医生的调查信息。许多大规模的调查都指出，绝大多数临床医生都实施过至少1次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国外研究发现，临床医生不仅在患者和／或其代理人提出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时考虑实施限停治疗，而且当他们判断进一步治疗对患者无益时往往会主动向患者和／或其代理人建议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

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实施主要与患者年龄、疾病类型、ICU住院日、患者所在地区、宗教信仰、医生们对患者病情的判断、医生们的临床经验、当地的医疗水平和一些危重病评分系统(如急性生理学号嗄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等)密切相关。

脑死亡、持久性昏迷、一些不可逆的神经系统损伤和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在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者中占相当高的比例。而ICU床位占用、医疗资源使用、患者的社会地位和医疗费用并不是主要相关因素”“。大多数患者对自己所患的危重病没有预先的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或者发病后迅速丧失自主能力，临床医生在这种时候往往要参与到与患者代理人共同制定下一步治疗的讨论中。

例如美国尽管没有哪个州有明确规定医生可以为患者作决定，但当患者代理人出于多种因素(如感情因素)而不能(想)作决定时，临床医生往往愿意为患者作决定。尽管会进行多个医生间的讨论，以决定是否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但一般不需要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参与，而且几乎没有法律检验和法庭听证。

当代理人愿意(能)为患者作决定时，他们往往会听从于医生的关于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建议，并经常对医生的建议进行不同程度的选择。还有一些代理人不能立即接受医生关于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建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是几天后)，他们也能接受现实而同意医生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只有极少数代理人拒绝听从医生关于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建议而坚持积极治疗到底，但一般可以和医生达成一致不进行CPR。

尽管从伦理学和法律学的角度上看，患者或其代理人应该占主导地位，但临床医疗中，其实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医生。如法国医生率先发起谈话的占56%，加拿大占77%，希腊占62%，谈话内容以提出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建议为主，并征得代理人同意。

但1995年美国胸科协会的调查就指出，有34%的医生拒绝过代理人提出为患者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要求，原因是医生认为患者还有康复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还有83%的医生承认他们曾经单方面实施限制性生命支持，原因是对治疗无益。在美国40家医院的ICU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CPR是实施最多的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手段，占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方法中的60%。

2000年在加拿大外科ICU中的研究发现，一旦患者作出了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决定，患者死亡的平均时间为4.3h，而对于积极抢救的死亡患者，将接受更多的支持治疗(包括血管活性药物、透析、机械通气等)心“。

在美国胸科协会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选择实施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患者中，选择撤离机械通气的有89%，选择撤销血管活性药应用的有88%，选择停止抗菌药物应用和输血及血液制品的有80%。撤离机械通气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执行：

①“临终脱机”，指逐渐降低呼吸机条件，如降低吸入氧浓度、降低压力支持水平、降低呼气末正压通气(PEEP)、降低分钟通气量至脱机，但保留气管插管，可以应用“T”管。

②拔除气管插管。明尼苏达大学生物伦理中心的调查研究显示，有33%的医生会选择“临终脱机”，13%选择拔除气管插管，其余54%的医生会依病情及其他一些因素而选择两种方法中的一种㈤。还有一项对在14家ICU中死亡患者的584位家庭成员进行的调查显示，83%的气管插管患者死前被同意拔除气管插管，而且患者死前拔除气管插管还与患者家属满意度相关。

综上，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在美国(还有欧洲国家)的ICU中是很常见的，而且流程也相差无几。更进一步地说，临床医生对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科学态度和专业行为与伦理学和法律学的要求不矛盾，唯一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医生是否有权单方面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这在伦理学和法律学方面还没有明确的判定。以目前的现状，因为ICU是封闭环境，患者代理人不能进入，单方面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很常见，但这样做究竟是否正确，有待于伦理学和法律学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ICU中生命终末期医疗实施方法

对生命终末期患者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流程需综合医学伦理学、临床经验和研究数据进行。撤离生命支持流程应是ICU中类似其他指南的必备流程，ICU医生应像熟悉气管插管或深静脉置管的操作流程一样熟悉它。

首先与患者和家属的沟通是实施限制或撤离的第一步。医生与代理人(或有自主能力的患者，但有自主能力的患者在ICU中凤毛麟角)要经常以座谈会的形式沟通，应该开诚布公地向代理人交代患者的诊断及治疗。这些座谈会应该在安静、舒适和相对私密的房间内举办，参加人员应该包括：临床主管患者的住院医生、科主任、患者的主管护士、患者的家庭医生、患者的家庭成员(代理人)。

在座谈会中，临床医生只能全面详细介绍患者的疾病情况、治疗情况及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可行性乜“。在ICU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也应和其他常用的临床常规一样，要有明确的计划，以避免可能的疏忽，例如及时停止可能导致患者不适的常规治疗(像胸片和抽血)，而且也可以保证临床医生尽早与社会工作者、牧师、器官捐赠机构取得联系。

一旦签署了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的协议，ICU中就应制定明确的撤离计划和处理并发症的方案，一般包括以下内容：①根据家属签署的撤停文件，停止常规化验以及x线检查；②给患者深度镇静和镇痛，药物剂量没有限制，以确保患者没有痛苦；③可以实施“临终脱机”，但要保证患者无痛苦；④制定撤离生命支持的指导原则。结论

生命终末期患者的管理在国外已经成熟，ICU医生可以很好地用伦理学原则指导临床医疗行为，也完成了大量临床研究。但由于各国地域、宗教、民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生命支持撤离的认识在世界范围依然有很大差异。美国对患者的自主权和生命价值相对比较重视，且法律也支持生命终末期实施限制医疗；欧洲差异较大，发展不均衡。我国危重症医学起步较晚，ICU挽救了大量危重患者，也发现越来越多生命终末期患者依靠昂贵的生命支持技术低质量地存活，消耗了大量医疗资源。

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仍有不完善之处，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无原则地维持生命终末期患者的治疗，必然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给社会、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许多没有经济能力的危重患者在急性期却无法得到ICU的有效治疗，这是国内ICU医生面临的最大伦理问题。我国由于相关法律不完善，ICU生命终末期患者一般只能积极治疗到底，国内ICU医生也不能主动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健全相关法律，多学科医学专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生命终末期实施限制医疗的标准，并加强死亡教育，才能保证生命终末期患者能够选择有尊严、无痛苦地死亡，并且有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死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当死亡已经开始或不可逆转时，放弃治疗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对人生命尊严的尊重。

------------摘自医脉通

第二篇：终末期肾病汇报材料

终末期肾病汇报材料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怀化市最南端，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交界处，是通往中国大西南的要道。地处云贵高原东缘向南岭山脉过渡地带，雪峰山西南余脉延伸境内，分属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东邻湖南省绥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北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南毗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县，西连贵州省黎平县。

历史上，通道县为楚越分界的走廊地带，素有“南楚极地”、“百越襟喉”之称。全境东西宽58公里，南北长68公里，总面积为2239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4%。主要有侗、汉、苗、瑶为主的14个兄弟民族，全县总人口23万人(2013年)，其中侗族占总人口的78.3%。通道县是湖南省成立最早的少数民族自治县，2002年2月被列入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民政府驻双江镇。

通道县是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生态示范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最佳休闲旅游县、中国大学生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中国最具潜力的十大县域旅游县。

通道县境地处云贵高原与南岭西端的过渡地带，东北为雪峰山余脉延伸地，西南有贵州苗岭余脉，全境山多田少，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2013年末，通道侗族自治县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222家，病床722张，其中非营利性医疗机构228家，营利性医疗机构15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中，县直医疗机构3个，中心卫生院6个，乡镇卫生院15个，村级卫生室176个，其他医疗机构22个。卫生专业技术人员879人中，取得护士执业资格注册人数381人，执业助理医师以上注册人数278人。正高职称2人，副高以上职称25人，中级职称160人，初级职称375人。全县居民每千人均拥有医生1.16人，护士

1.59

人，床位

3.0

1张。

我院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十五部委下发的《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指导意见》（国卫财务发[2016]26号）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务院扶贫办等五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三级医院对口帮扶贫困县县级医院的工作方案》（国卫医发[2016]7号）等文件的要求，为落实省卫生计生健康扶贫措施，推动健康扶贫同质化培训与适宜技术应用推广，我院于2016年8月5日派员参加了在邵阳市中心医院召开湖南省健康扶贫同质化培训与适宜技术应用指导基地建设工作会议《湖南省贫困县县医院肾病专科培训及腹透治疗可及性与分层管理模式探索项目实施方案（怀化片区）》。之后，于9月至11月选派2名医护人员（一名主治医生、一名护师）到邵阳市中心医院进修学习腹膜透析与护理。

为尽快开展腹膜透析业务，我院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召开院务会就此项业务工作进行研讨，并立即着手开展各项工作，成立了以李文贵院长为组长的腹膜透析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决定将腹膜透析室挂靠肾内科，同时要求血液净化中心积极配合腹膜透析的各项工作，在科内也成立了腹膜透析骨干技术小组。在科内多次开展腹膜透析相关业务学习，并继续选派骨干人员至上级医院进修学习，为以后腹膜透析在我院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院领导的安排督促下，10月份决定在肾内科建设专用病室，并根据腹膜透析中心建设相关要求，立即着手腹膜透析中心建设。通道县第一人民医院腹膜透析中心总面积 70 ㎡，其中腹膜透析治疗室面积31.60㎡，医护办公室、宣教室、接诊室面积为24.84㎡，污物处理间面积为10.35㎡，另腹膜透析臵管在手术室进行。已于11月中旬完成装饰装修工程，并购臵相关设备，总投入10余万元。现开放床位6张，配备副主任医师1名，主治医师1名，专职护师2名，兼职护士1名。同时通过多渠道联系县域内腹膜透析患者，并建立档案，实现“一人一档”，并做到“一月一访”。于2016年12月1日进行了第一例腹膜透析臵管术。于2016年12月18日邀请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参加通道县第一人民医院第一届“让肾命更美好”肾友会，请肾内科专家夏智明教授进行腹膜透析专题讲座并现场解答患者疑问，请刘莹莹教授对慢性肾脏病患者摄食、营养进行授课指导，很好的宣传了腹膜透析对于尿毒症患者的治疗优越性，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于2016年12月20日在通道县卫计委会议室举办了通道县腹膜透析规范化治疗县、乡、村三级医生同质化培训班，让广大的基础医务人员充分了解腹膜透析的适应症与居家护理的注意事项，认识到腹膜透析较血液透析有无法替代的优越性，对腹膜透析的普及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我科开展第一例腹透臵管术后，就开始了正规化的腹透患者管理，已进行了多次专科护士培训，我科护士已熟练掌握腹透换液、腹膜平衡试验及外接短管保养和更换操作，能很好的向腹透病人进行饮食知识宣教及正规化腹膜透析换液的操作示教，加强了腹透中心医院感染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医院感染管理办法》，《消毒技术规范》和《消毒管理办法》避免了院感的发生，特别是操作区。建立了医患和患患交流方式即微信群，建立了医务人员和腹透患者之间的互动，部分问题得以及时有效的解决。2017年3月以来我科医师与我院泌尿外科主任吴永福副主任医师对传统的腹膜透析臵管术进行改进（微创经皮腹腔穿刺腹膜透析臵管术），此方法手术时间短（约20分钟），手术创面小，患者下床活动早，腹痛较传统臵管术明显减轻，对肠道刺激小，此改进方法冲腹时间较传统方法提前，进液量较传统臵管术多，住院时间缩短，大大的减轻患者的痛苦，节约了患者的时间与金钱，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2017年5月13日至2017年5月14日我院派腹膜透析骨干医护人员武政德、王轩婷、龙政、杨丽芳四人到靖州县人民医院参加由怀化市医学会肾病委员会主办的首届怀化市腹膜透析研讨会，会间对腹膜透析的各种并发症的处理与新的腹膜透析套管臵管术进行了学习，与兄弟单位就腹膜透析存在的共同问题进行了探讨。2017年5月3日省卫计委李世忠处长带领怀化市、邵阳市腹透专家对我院腹膜透析中心建设进行了指导，指出了我院腹透中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院腹透中心立即进行整改。目前管理病人数15人，其中我院腹透中心臵管6人，其他均为外院臵管回通道治疗者，转归2人。目前，我院已具备开展腹膜透析的条件。

自2016年9月我院腹膜透析中心运行至今，发现腹透工作存在的不足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建议政府、医疗行业、媒体多宣传，使基层医院重视腹透的重要性和认识到腹透的远期效益，让广大患者及群众认识腹膜透析的好处，另外还要靠有经验的专家对肾内科医生进行带教和培训。腹膜透析是真正为终末期肾病患者解决因病致贫的有效方法之一。目前我腹透中心人员不足，工作强度大，不能按时完成对腹透患者的居家指导和回访，以至于部分相关工作开展缓慢。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腹透中心将继续响应国家和卫计委的政策，努力做好腹膜透析的相关工作，努力为腹膜透析患者谋取福利，使之回归社会，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腹 膜 透 析 发 展 计 划

目前我院血液透析患者有120余人，争取三分之一的血透病人改做腹膜透析。

在国家健康扶贫、精准扶贫的大方针下，在省市级卫计委的大力推动下，在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坚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首先，大力培养本科室腹膜透析骨干力量，并逐渐普及所以本科室医护人员。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我们自己对腹膜透透析相关知识与技术了解透彻了，才能更多的减轻患者的痛苦，才能更多的解决腹膜透析过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

其次，要大力宣传腹膜透析，要人人都知道腹膜透析是怎么回事。首先，继续进行县乡村腹膜透析同质化培训，让我们的宣传员遍布每一个角落；其次，请腹膜透析患者给血液透析或慢性肾脏病患者专业知识宣教，让他们更容易了解、接受腹膜透析，所谓的“同类相求”；再次，科室内多制些作腹膜透析宣传读物，增加对腹膜透析的了解。

再次，坚持对县域内腹膜透析患者定期回访。可以了解患者基本病情和腹透换液环境及其操作规范，也可增加医患之间的个人感情，亦可对患者邻里做无声的腹透宣传。

再次，为腹膜透析患者争取更多利益，力争政府相关部门能给予腹膜透析更多的优惠政策。好的政策导向也是提高终末期肾病腹透患者所占比例的重要举措，才能普遍提高尿毒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回归社会的能力。

最后，要不断开展技术创新。在传统解剖法腹膜透析臵管的基础上，我们与外科联合，采用了微创经皮腹腔穿刺腹膜透析臵管术，经临床观察，疗效显著。由于病例少，且尚存疑虑，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不断探索，继续发挥主观能动性，用更好的技术手段为患者解除痛苦。并将技术推而广之，造福更多患者。同时也为我院争得荣誉。

肾内科 武政德

2017.07.07

第三篇：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

题目：临终关怀与安乐死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物理基地班专业

姓名：江铖

学号：

对施救无王而又忍受病痛煎熬的病人施予安乐死，对病人本身就是一种解脱，也是对病人家属的一种宽容。但是很多人认为安乐死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而安乐死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的将濒危的病人死亡，可是我不知道所谓的人权在哪里？即便是选择死亡，我们也应该尊重病人的选择，在我看来，其实现在的社会道德道德底线早就没有了，我国几千年发展的儒家学术思想，本身就是衍生和制订了中国的庞大的道德文化，而几千年的道德文化到现在社会的冷漠以及所谓的法律制约，早已经被现在的法治社会所摧毁，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社会需要法律，但是同样需要尊重、包容与关怀，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人并不是仅仅是一个生物人，更重要的是他是社会人。生命既是神圣的，同时生命更是有质量和价值的。人类生命的尊严就体现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上。因身患绝症而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且处于巨大的身心痛苦之中的病患，其生命已无质量可言，对他们来说，维护其生命意味着承受无尽的痛苦，病人的生命尊严在无尽的痛苦中丧失殆尽，更不用说生命的价值了。死亡对于这些病患来说已不是正常人所感受的可怕和悲哀，而是一种快乐和解脱，此时，允许病患以安乐死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有利于从精神和生理上解除患者的痛苦，维护其生命的尊严，符合人类道德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必然选择。

我们看以下的案例：

案例一：

据当代商报报道，长沙市某单位的一名退休职工因为喉癌晚期，痛苦不堪，他希望能为自己进行安乐死，但是其家人和医院都拒绝了他的这个请求。生似乎已经感觉不到任何快乐：疼痛与日俱增；家中的所有积蓄已然耗尽。20日，患者张建波在53岁生日时，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病痛。生前为死者做陪护的章先生告诉记者：“由于患病多年，张建波曾经提到过想安乐死。”为此，章先生和医院都十分关心张建波，章先生更是寸步不离。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疼痛加剧，张建波越来越感觉希望渺茫。疼痛和绝望让他再次痛不欲生。20日中午，张建波以让章先生为自己打饭为借口将其支开，独自爬到5楼的房顶跳了下去。

张建波的主治医生说：“死之前，其喉咙部位长出了直径大约有40厘米的肿块，并且开始溃烂，病情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他被病魔折磨得非常痛苦。”

而院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对记者说——“安乐死？不。我们不能接受病人这样的请求：因为这是违法的。”

我想知道，这就是所谓道德么？在法律的制约下是不是连救死扶伤的医生也无法让让病人有自己的选择？究竟是选择痛苦的活还是快乐的死？

泰戈尔在诗中写道：“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在诗人看来，生命的结束就如其开始，是一种至美的境界。求生是人类的本能，谁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一个生命只剩下痛苦，苟延残喘是否就等于尊重生命？有朝一日，艰难的生，还是安宁的死，是否将只是一个决定？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想，患者是我们的亲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选择会是如何？我们会是选择痛苦的活还是选择快乐的死？

在我看来，人道与非人道其实没有清晰的界限，尤其是在模糊的边缘地带，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制定标准，当我们无从下手的时候，应该争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时，所谓的专家学者也并不一定可靠，我认为他们的思维往往被法律所束缚，缺乏对想要安乐死的病人的关怀，他们看到的是法律道德，也许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颗痛苦的心，以及渴求解脱的眼神。

案例2：

65岁的荷兰老太太派特拉-布莱克莫尔活的很滋润。她经常去听音乐会，喜欢晚上同朋友出去，每天从阿姆斯特丹的家里出来散步二到三英里，但实际上，她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不过，她已经向医生表示，当大限来临的时候，她不想拖累别人，希望医生能够帮助她结束生命。

布莱克莫尔老太太对记者说：“幸好我生活在荷兰”，这是因为多年来安乐死在荷兰一直得到人们的理解„„

我们理解东西方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可是对于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道德争论有时是不同的道德前提、不同的道德价值观之间的争论。全球生命伦理是否可能？值得期待，但为时尚早。很多人在积极的推进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但是阻力相当大。

我一直认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就没有权利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去批判别人，这同样也是我相对某些所谓得到完整的人权和人道，这也同时导致我们现在的社会集体冷漠。法律的角度分析：从《人权法》的角度。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而生存权包含有体面地生存权，即生命权和尊严权。安乐死便是生命权与有尊严的死去之间的较量。“一个人有权选择择机生存的方式（在法律自由的范围内），也必然有权选择结束自己生命”。人身自由权，自由是法的灵魂，核心和本质内容，的专家学者教授所要说的。

其实在我看来，有时候我们所说的人权或者人道其实并不是那么完善，在很多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法律上的自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而安乐死行为无害于他人，完全是病人自由权的表现。并且人身自由权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三种：控制权、利用权及有限处分权。由此分析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一是充分尊重病人自由权的表现；二病人对自己的生命权有有限的处分权，其有权要求医生为其实施安乐死。人道权，虽然安乐死的行为没有被法律明确规定，但安乐死完全符合国际、国内关于人道权立法中的精神。安乐死本身就是一种人道的死亡方法，无论对于病人个人、其家属还是社会。

我们除了要在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上要体现出社会的关爱，其实我们更要考虑的是如何给重症患者的临终关爱，在这方面，我们探讨的还是患者的选择：究竟是痛苦的活还是平静的死？

很多时候我们给病人或者一些对生活无望的人仅仅是物质上的关怀，可是病人所面临的是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我们能给他们最好的给予也就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平静的死。

也许在不远的未来，痛病患者这一想法会实现合法化，并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认可。

参考文献：

1．孟宪武《人类死亡学论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M]2000年版 P3

2．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M] 2004年版P27

3．沈永敏安乐死立法及其合法化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2006年第3期

4．项益才论安乐死的法律规制法制与社会[J]2006年第8期

5．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M]2004年版P40

6．吴靖 “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载刑法问题与争鸣编委会《刑法问题与争鸣》（第二辑）

中国方正出版社[M]2001版P389

第四篇：生命伦理学导论

生命伦理学导论

期末论文

专业：英语（师范方向）年级及班级： 12级4班

学号：

201203014008

姓名：黎俊秀

论转基因大米该不该商业种植

摘要：为了人体的营养，为了作物的高产，转基因作物逐渐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很多人却不知晓它们的存在或者觉得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吃饱是他们的唯一要求。转基因大米问题引起科学家们的强烈争论，是否应该商业种植转基因大米，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和深思。

关键词：转基因大米、商业种植、好处、危害

一、转基因大米的综述

转基因大米是通过在现有的稻子基因中，转入其他植物，动物，细菌等生物的一部分具有特定功能的基因片段，使其拥有更好性状的一种稻子结出来的大米。

转基因大米具有抗涝、抗旱、抗虫害等性质。并且蛋白质含量更高，糖类更易于吸收，这些对人则是有益的。但是在极个别大鼠实验中，少数品种的转基因大米会造成大鼠的不育症和肝脏病变，从而导致一些民间科研人员，环保团体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转基因大米对人类是否无害，尚需验证。

二、转基因大米的好处

（一）、提高产量

1.与普通水稻相比，转基因水稻的种植周期短，相同时间内，可以多次种植，进而增加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

2.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转基因大米的存活率相对普通大米较高，种植相同面积的水稻，最终能顺利到达成熟阶段的占大部分，甚至是全部；

3.具有抗涝、抗旱、抗虫害等性质。由于转基因大米本身具有这些特性，就不用人们进行定期的喷洒农药来防止虫害，即使遇到旱涝，它们也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幸存下来，不必人们大费周章，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涝防旱，能够节省许多人力、物力；

4.降低农药的使用量，关系到环境和人类的食品安全。农药残留不是简单洗洗就能洗干净的，转基因抗虫害能间接减少农药在食品上的残留。人们都知道农药等化工排泄对环境的污染导致了大量的癌症村的出现，农药使用量的降低就能减少这一可怕现象的出现； 5.耐储存能力提高，延长保鲜期。

（二）、增加营养

1.黄金水稻中含有胡萝卜素，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体补充维生素A。在中国还是有相当多的人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这种黄金稻价格和普通大米一样，人们可以不用多花钱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贫困人口维生素A缺乏的问题；

2.蛋白质含量高。众所周知，人体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蛋白质，蛋白质量过少，可能造成人体身体素质下降，进而引发各种疾病，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补充一定量的蛋白质来供给身体所须需。

三、转基因大米的危害

（一）、当前的危害

1.对哺乳动物造成毒性。BT蛋白对于昆虫细胞的毒性可能并不特异。实验证明，BT蛋白不仅可以溶解昆虫动物的肠道细胞，而且可以溶解非昆虫细胞来源的磷脂双分子层，并且可以与哺乳动物的肠粘膜细胞发生结合。因此，在高浓度的时候，可能会对哺乳动物造成毒性。

2.引起自身免疫疾病。动物实验证实，BT蛋白能激发机体产生特异性的免疫应答，出现抗BT蛋白的抗体。这些抗体可能识别那些存在于自体细胞(如肾小球细胞)表面的BT蛋白，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溶血性贫血和肾脏炎症。同时，在体内存在的BT蛋白还可以与这些抗体形成循环的抗原-抗体复合物，导致肾炎或其它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红斑狼疮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3.引起超敏反应。研究证明，BT蛋白可以引起机体产生IgE型的特异性抗体，从而引发I型超敏反应，导致荨麻疹和哮喘发作等。

（二）、潜在的危害

1.导致人体器官功能下降。BT蛋白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和造血功能。动物实验证明，长期大量摄入BT蛋白，可以造成机体红细胞减少和造血抑制，同时导致白细胞数量减少。动物实验还表明，摄入BT蛋白的小鼠，其脾脏和胸腺等免疫器官出现明显的萎缩，T细胞的增殖能力明显下降。

2.导致人体器官变异。BT蛋白在人体中能够蓄积，其长期毒性不能低估。虽然，BT蛋白对于小鼠的LD50为20g/KG，但其蓄积系数

大于6.24，长期摄入可造成肝、肾细胞空泡化，肾血管上皮细胞变性，等肝肾功能损害

3.影响生育。在小白鼠的实验中，科研人员只进行了为期90天的实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转基因大米与普通大米一样，不会影响小鼠的健康成长或者说影响微小地人们难以发现。但若人们长期使用转基因大米，谁都无法保证它会导致畸形婴儿或不孕现象的出现。

四、我的看法与观点

尽管转基因大米有自己的特性和优势，可以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但不排除它的种植会导致土质改变，进而加深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甚至导致该土地无法种植其他作物，使其成为毫无用处的荒土。对于人体的健康，转基因大米存在着有形和无形的威胁，它对人体的危害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所以，转基因大米不该商业化种植。

参考文献：

《科学技术与工程》2009年 第07期 《营养学报》2004年 第05期 《卫生研究》2004年 第01期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05年 第01期 《安徽农业科学》2009年 第33期 《核农学报》2012年 第06期 《食品工程》2013年 第02期

《中国营养学会第九次全国营养学术会议项目总结论文集》

论是否应该进行死亡教育

摘要：在生活水平不管提高、生活方式不断改善的发展时代，人们对死亡的承受能力大不如前，看着亲人或好友离世，有的人承受不了悲痛的打击，当场晕厥，更有甚者，直接追随他们而去。悲痛是理所当然的，但把死亡看得太重是不好的表现。正确面对死亡，不畏惧死亡，这才是我们对死亡应有的态度。

关键词：死亡教育、安乐死、脑死亡、解脱

一、死亡的综述

死亡分为两种，脑死亡和心脏停止。对于临床上虽有心跳但无自主呼吸，脑功能已经永久性丧失，最终必致死亡的病人，称之为脑死亡。脑死亡可能是植物人，心脏停止一般才是判定死亡的标准。

安乐死有“好的死亡”或者“无痛苦的死亡”的含意，是一种给予患有不治之症的人以无痛楚、或更严谨而言“尽其量减小痛楚地”致死的行为或措施，一般用于在个别患者出现了无法医治的长期显性病症，因病情到了晚期或不治之症，对病人造成极大的负担，不愿再受病痛折磨而采取的了结生命的措施，经过医生和病人双方同意后进行，为减轻痛苦而进行的提前死亡。我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二、死亡教育的必要性

美国的一些小学校里开设了别具一格的“死亡课”。在教育部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殡葬行业从业人员或护士走进课堂当起教师，跟孩子们认真地讨论人死时会发生什么事，并且让他们轮流通过演剧的方式，模拟一旦遇到亲人因车祸死亡等情形时的应对方式，体验一下突然成为孤儿的凄凉感觉，或走进火葬场参观火葬的全过程，甚至设计或参加一台模拟的“向亲人遗体告别”仪式等等。尽管也有人认为这么做可能会给孩子心中留下阴影，但大多数教育专家和家长却对此表示支持。孩子们还在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郊外专为绝症患者提供善终服务的宁养院，把准备好的五彩缤纷的花瓣轻轻撒向临终者的床榻，送上祝福的话语，微笑着目送他告别人世。

对于孩子提出的“死亡问题”，美国家长总是做出最为直截了当、简单明了的回答，并尽量避免似是而非或模糊不清。此外，他们也较少利用神话或宗教中的诸如天堂、地狱之类的传说来对死亡做出解释。这是因为他们认定，尽管做出这样的解释也许最为简单轻松，但要是孩子长大了并不相信这些，那他就必然会陷入更深的无所适从之中难以自拔。当然，美国人更不赞成将“人死后都会变鬼”这样的“黑色迷信”作为知识，来传授给天真的孩子。他们认为：要是同时还把“鬼”描绘成面目狰狞的怪物，副作用可能就会更大——这样的“解释”除了可能误导孩子外，无疑还会增加孩子做噩梦的可能，并人为地加大了孩子的恐惧感等其他种种心理压力，以至于当家里真的死了人时，惊恐的孩子甚至不敢参加亲人的追悼会。更确切地说，绝大多数美国家长是将“死亡”视为一种“情感知识”存入孩子的“知识库”

的。他们断言：可能有那么一天，家中一只小狗小猫或家庭成员真的归西时，孩子便能动用他所需要的“情感知识”，来理解他将面临的深深悲伤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由此观之，对人们从小进行死亡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死亡教育的特殊性

死亡教育对青少年尤为重要。不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并不代表他们已经了解该领域的知识。孩子们通过不正当、不合理的渠道和途径在潜意识里获得的“死亡教育”，注定是不全面的、偏激的，甚至是畸形的。针对青少年屡见不鲜的轻视生命、曲解死亡和恐惧死亡的现实，死亡教育的实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死亡教育的目的性

许多专家和学者都认为，儿童对死亡问题应该有观察、发问、表达记忆及感受的机会。它的主要目的有4个：使人们获得死亡的知识；使人们对死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提高人们为濒死病人提供帮助的能力；减少青少年的意外死亡。

死亡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面对自我之死和他人之死，理解生与死是人类自然生命历程的必然组成部分，从而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死亡观；可以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焦虑等心理现象，教育人们坦然面对死亡；使人们思索各种死亡问题，学习和探讨死亡的心理过程以及死亡对人们的心理影响，为处理自我之死、亲人之死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五、我的观点和看法

生命诚可贵，无论病痛要我们承受多大的折磨，我们都要坚持到最后，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也要和病魔抗争到底。所以我不接受安乐死，就算是脑死亡要孤独地、冷冰冰地躺一辈子，我也要凭着最后一点意识撑到最后。我们应该从小进行死亡教育，学会如何面对死亡，珍惜宝贵的生命。

参考文献

《死亡教育（中国健康教育丛书）》

邹宇华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临终关怀与安乐死曙光》

陈蕃，李伟长 编 《新亚特兰提斯》

F.培根 《论安乐死在我国是否应该合法化》张蓬清

《生命法学论》 顾肖荣, 倪正茂 上海：文汇出版社 《卫生法学》吴崇其, 达庆东 北京：法律出版社 《死亡档案》王雪梅

科学出版社

《死亡课》

查尔斯·科尔 克莱德.内比 多娜.科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安乐死启示录》许士凯等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第五篇：第九章 生命伦理学

第九章 生命伦理学

教学时间安排：6课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教学,了解生命伦理热点问题，掌握生命伦理的涵义及其基本原则，提出克隆人和安乐死的理由。

教学重点和难点：生命伦理的涉及内容；克隆人的理由；安乐死的理由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析法 教学过程：

第一节 生命伦理学的含义

一、生命伦理学（bioethics）的含义

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试图把生命伦理学的内容局限于医生和患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认为它是调整医患伦理关系的学科。一种观点认为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一系列与职业医疗活动有关的道德问题，即它是围绕改进生命质量而展开的各种伦理问题的概括，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崭新阶段。一种观点主张“生命伦理学是根据道德价值和原则对生命科学和卫生保健领域内的人类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的新兴学科”。（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1978年版）第三种观点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观点。

生命伦理学是根据道德价值和原则对涉及人的生命和健康领域内的人类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应用伦理学学科。

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医患关系、公共卫生（卖淫、吸毒、虐待等）、卫生保健（艾滋病等）、辅助生殖（人工授精、克隆人等）、精神卫生和行为问题、性和性别、死亡与安乐死、器官移植、人类基因组研究、干细胞研究等等。

二、生命伦理学的产生

生命伦理学是在现代生物医学技术迅猛发展、并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出挑战的背景下产生的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标志着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到来。医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并对传统伦理观念提出了新挑战。人们对此采取积极态度。第一，设立大量研究单位，出版一系列学术著作。第二，产生了三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关于死亡标准的讨论。1968年，哈佛医学院特设委员会发表报告，把死亡标准定义为不可逆的深度昏迷或脑死，引起激烈争议。第二次是关于安乐死。生物医学技术已能使植物人生存，到底是生命质量重要还是维护生命重要？第三次是关于DNA重组的伦理学争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关于生命伦理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广泛。进入90年代后，一系列事件和现象标志着生命伦理学进入成熟期。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1997年，“多利”诞生，1998年，人类干细胞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命伦理机构在北美已超过数十所，专门学刊达数十本。

第二节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生殖技术的伦理诘难

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代理母亲等人工生殖技术为不育夫妇带来福音，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但也带来许多伦理困惑：

1、家庭结构多元化问题。

2、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

3、婚配血缘化问题。

4、人体胚胎等成为商品问题。

5、社会公正问题。

6、扰乱人类进化问题。

二、克隆人

克隆（clone,cloning）,指“人工诱导的无性繁殖方式”。

克隆：通过人工诱导的无性繁殖手段，从单一的植物和动物的任意一个细胞制造出和母体遗传上完全相同的后代的技术。克隆技术分为两种：一种是首先得到设想的“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一种是后来得到设计的“治疗性克隆”。

1、克隆人

1997年，“多莉”诞生，使克隆人成为可能。

克隆人：指用无性繁殖手段制造出与供体细胞遗传上完全相同的人。克隆人的伦理困惑： 反对者的理由：

第一，不人道，亵渎人的尊严。第二，克隆人可能有缺陷，克隆人的体能、智力是否与原版相同？ 第三，会使人伦关系混乱。如果体细胞核匿名，会不会由此产生“生物学孤儿”？会不会出现同父异母群或同母异父群？

第四，克隆技术可能被滥用。

第五，会导致人类基因库的单一性。而人类基因多样性的丧失对人类不利。赞成者的理由：

第一，新发明新发现不可避免，开始时人们难接受，最终人们也会在道德上接受它。

第二，有优生学意义，可以复制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

第三，有医学价值，可使不育者拥有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后代，可复制出和自己基因完全相同的人，以备万一需要时可进行骨髓移植。

2、治疗性克隆

是从克隆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然后培养成人们所需的各种人体器官。德国1991年颁布胚胎保护法，规定若将胚胎用于和该胚胎本身的福祉无关的其他目的，则当事人可被判刑三年或处罚款，但联合国至今无禁止使用人类胚胎的决议。而英国2000、8、宣布允许以治疗研究为目的的人体胚胎克隆实验（前提是：该胚胎不得大于14天。

治疗性克隆，指先从需救治的病人身上提取一细胞，然后将该细胞的遗传物质置入一个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该细胞开始自行分裂，直至形成一个早期胚胎，从早期胚胎中即可提取对生命成长起主干作用的细胞——胚胎干细胞。经技术处理，便可发展成病人所需的各种组织，由于再造的细胞及组织基因与病人基因相同，可解决器官移植的排异问题，使癌症、骨髓病、眼病、心脏病等都能得到有效治疗与治愈。

伦理困惑：为了目前活着的病人的利益而牺牲人类胚胎的利益，是否道德？战胜癌症等疾病在伦理上是否比保护仅几个月大的人类胚胎更有价值？业已分享着我们生活形式的那些人的道德需求权是否高于那些尚不属于我们生活形式的生物的被保护权？

三、安乐死(Euthanasia)的伦理困惑 案例分析：王明成案 2002年4月1日，荷兰安乐死法律正式生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安乐死不同于听任死亡。安乐死是指按照病人或亲属（在病人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情况下）的意愿和要求，经医生鉴定认可，对身患不治之症、无法挽救、濒临死亡，肉体和精神处在极度痛苦中的病人，使用医学方法使其在无痛苦中渡过死亡阶段的过程。即让其平静地、无痛苦地死亡。听任死亡指按照病人和亲属的意愿和要求，对无法挽救、濒临死亡的病人放弃医疗和抢救措施，让其自然死亡的做法。听任死亡没有人为致死情节，不会受法律的干预和禁止。

支持安乐死的理由：

1、可使病人减少痛苦和折磨。安乐死符合痛苦而濒临死亡病人的利益。

2、节省大量医疗资源，有利于稀缺医疗资源的公正分配。也有利于减轻社会和病人家属的负担。

3、体现了对人的权利的尊重。

4、人的尊严具有崇高价值，与其无尊严地苟延残喘，不如尊严地死去，尊重病人尊严死的权利，与医学伦理学应遵循的原则一致。

反对者认为：

1、人的生命是神圣和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和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生命。

2、承认安乐死，会导致主动杀人等严重后果，给一些心术不正的患者亲属或医生借口。

3、安乐死可能使病人错过三种机会：自愈、继续治疗可望恢复健康的机会、出现新技术新方法使疾病治愈的机会。

4、对病人家属来说，安乐死是一道难以逾越的传统道德难关，尤其在有“孝道”传统的国家，它简直就是对社会集体意识的严重冒犯。

5、病人要求安乐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有的只是精神空虚或暂时的要求。

安乐死之难，难在它是一种善与善的冲突，不管我们是否实施安乐死，都会付出某种难以割舍的代价。至于最终究竟割舍哪一种，只能通过更深入细致的利弊权衡来决定。

四、器官移植在我国面临的伦理问题

1、传统观念束缚。《礼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器官捐献少。

2、传统死亡标准，影响手术成功率。

3、自愿捐献缺乏法律和政策的依据支持。发达国家一般采取自愿捐献、商业化、推定同意三种政策，我国缺少相应政策支持。

4、有限的医疗资源如何分配问题。涉及设备、器官、资金等卫生资源的分配、临床中器官供不应求和负担不起高昂费用的实际问题。在分配中如何体现公正？

5、活体器官供给问题。活体器官可否出售？活体摘除标准是什么？在器官移植立法中应禁止器官商业化的倾向。

第三节 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

一、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

生命伦理，是涉及人的生命和健康的行为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规范和人们在涉及生命和健康问题上应该作出的价值选择。关于其基本原则，有争议。有四原则说，如美国学者Tom Beauchamp 和 James Childress 在《生命医学伦理学的原则》一书中提出行善、自主、不伤害（或有利）、公正四大原则。有三原则说，如国际医疗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自主、仁爱和公正三原则。有两原则说，如著名生命伦理学学家恩格尔哈特博士在《生命伦理学基础》书中提出允许原则和行善原则。

根据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实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以下原则：

1、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人道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基本思想是尊重人的价值、权利和尊严，促进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首先，生物和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各种有关卫生保健政策的制订，都要以人为本，造福于人，服务于人。

其次，医务人员要维护和促进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再次，要关心、爱护和尊重患者。

2、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原则。其内容在于：

首先，它肯定了道德的利益基础。要求无论是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还是生命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都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其次，它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当三者矛盾时，要求人们正确运用物质利益原则，反对只讲金钱、不讲道德的倾向。

再次，它要求在维护促进生命和健康与减少费用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

3、尊重生命原则。包括：

尊重、珍惜他人的生命，不能轻易放弃和剥夺他人的生命。尊重、爱惜自己的生命。

4、公正原则。公正就是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地得到应得到的利益，平等地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公正问题主要体现在医疗保健资源的公正分配。

首先，医疗保健资源的分配要具备公益性。其次，医疗卫生保健资源的分配具有公平性。再次，分配必须具有有效性。

5、自主原则。要求涉及他人的行为必须得到别人的允许，每个有健全思维能力的成年人对涉及到自身利益的行为具有自决权。它是对传统父权制医患关系的挑战。

知情同意是自主性原则的集中体现。但在必要时医务人员也可采取紧急避险的策略。

6、保密原则。医务人员保守病人的秘密，不向他人泄露病人的秘密和隐私。

二、生命伦理原则的联系和冲突

生命伦理原则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原则之间的深化和指导上。公正原则、人道主义原则、自主原则和保密原则是对功利主义原则的深化和具体化，而功利主义原则又是对公正原则、人道主义原则、自主原则和保密原则的指导和确证；尊重生命原则是对人道主义原则的深化，而人道主义原则是对尊重生命原则的指导。

当面临具体的道德情境时，生命伦理原则也会发生冲突。如一个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他本人也愿意马上手术，但在器官匮乏的情况下，这种出于患者本人自主权的要求会与公正原则冲突。

如何协调冲突，还在探讨中，有学者（恩格尔哈特）提出应当跳出具体的原则，制订出更为抽象、涵盖性更强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原则的冲突。也有学者提出（比彻姆和詹姆斯·F·奇尔德雷斯），实际的道德问题不能求助于一般原则来解决，为了让一般原则适用于特有的情况，必须被具体化，必须被灵活使用，以便为制度和政策的制定留有余地。

思考题：

1、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2、分析当前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主要参考书目：

邱仁宗：《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卢风、肖巍：《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