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加强医药诚信体系建设 推进科学监管
加强医药诚信体系建设 推进科学监管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来说,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强化食品药品监管,坚决维护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加,需求的内涵也更加丰富和多样化,饮食用药更加注重质量和安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消费需要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当前,解决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更新观念,开拓思路,破确难题,以创新的理念、创新的手段和创新的措施推动科学监管,不断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以科学监管防范各种食品药品安全风险,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下面我结合自身分管工作,谈一谈我们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推进监管工作的做法和体会。
一、构建医药诚信体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中国历来是一个崇尚信用的国家。孔子在三千年前就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在现代社会中,诚信则是与市场公平、社会公正、权利义务息息相关的经济运行的基石,更是以“和谐”为终极诉求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经济”,前提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对契约规则的认同和遵守。诚信的缺失伤害的并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严重的是动摇了整个社会和谐运作的基础。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药害事件背后都是“不诚信”在作祟。诚然,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现行的许多制度和规则还不完善,不诚信或许在短期内会获利,甚至还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但从长远来说,一个失去信誉的人只能自绝于社会,一个出现“信任危机”的企业终将是自掘坟墓。
(一)目前我国药品市场信用严重缺失。一是生产信用缺失。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将劣质、有害产品充作合格产品出售,或者采用不正当生产方式,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严重损害消费者和其他企业的合法利益。二是商业信用缺失。某些药品经营企业或授权业务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履行法律法规,不严守信用,混乱了药品市场经济秩序。三是财务信用缺失。有些企业利用财务制度的漏洞,制造虚假的财务数据,为制售假劣药品的违法分子虚开、代开发票,致使其他企业或个人受到蒙蔽,使假劣药品以合法身份流入市场,损害了其他合法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药品市场诚信缺失危害极大。不仅会影响企业之间的正常交易,造成市场秩序紊乱,同时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阻碍经济发展。如果发生严重药害事件,会危及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甚至会降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二)信用严重缺失的根源在于没有建立诚信保障机制。信用缺失是我国目前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仅从媒体公布的有关数字看,信用缺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就令人悚然:全国每年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目前我国每年订立的经济合同大约有40亿份左右,但合同的履约率仅有60%左右。没有健全的信用体系的约束和威慑,是信用缺失行为泛化的原因所在。
在药品市场建立诚信体系的办法之一就是公开信用信息,建立诚信保障机制。也就是通过公开个人的社会诚信信息,使行为主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完全责任。其核心是将缺乏诚信的人公之于天下,一方面增加总社会成本,使其不愿再从事违法活动;另一方面,增加行业风险,使其难以在社会立足甚至被排除行业之外,从而不敢冒犯缺乏诚信的风险。
由于药品具有特殊属性,普通老百姓对药品的内在安全没有辨别能力,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及个人的信用信息又大量掌握在政府手里,长期以来,不依赖政府就没有任何信息来源。因此政府必须尽快建立一种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诚信保障机制,使背信弃义者能够公之于众并且受到社会有效的约束,从而为社会建立一道最基本阻断诚信风险的屏障,并使诚信成为一张能够在社会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二、以现代技术手段构建我省医药诚信体系
科学的监管必须以科学的技术和手段作为依托,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自2005年起,我们就开始尝试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加强医药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截止目前,初步形成了以“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药诚信网(www.xiexiebang.com)”为工作平台,“药监部门案件上报系统”为数据基础,“企业查询系统”为监管手段,“公众查询系统”为服务目标的综合性医药诚信体系。体系的核心是:通过记录每一个涉药单位、每一个法人、每一个责任业务员的诚信污点,促使企业和相关人员客观上不敢、主观上不愿从事违法经营,从根源上督促药品从业人员增强对药品质量的重视,封堵假劣药械流入合法市场的渠道。最终使“不讲诚信、不守信用的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以及不讲诚信、不守信用的药品从业人员无法在河北立足”,使药品市场进入“诚信时代”。
(一)建立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责任业务员数据库,摸清企业底数。自2006年底以来,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始对省内外药品生产企业以及省外医药企业(生产、经营)在河北境内从事药品经营活动的营销人员实行登记备案管理制度。此举一是备案了企业营业执照等各种证件资料。二是明确了企业责任。即若销售人员发生变化或变更授权期限、授权范围等内容的,企业要重新申报备案,否则,企业要对本单位营销人员的行为负法律责任。截至目前,全省840家药品批发企业的15437名责任业务员已全部纳入医药诚信体系中,实现了100%的覆盖面。省内外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在河北从事药品销售的2万余名业务员已全部纳入系统管理。
(二)建立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行政处罚案件上报系统,保障数据来源。稳定、可靠的数据来源是医药诚信体系的基础。为此,省局要求各级食药监部门在行政处罚案件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10个工作日内,通过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行政处罚案件上报系统,填写《药品、医疗器械行政处罚案件上报表》,将案由、案件种类、案件来源、当事人名称、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企业质量负责人或医院药房主任以及直接责任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违法事实、违反条款、处罚依据、处罚结果、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是否继续追查等案件基本信息上报省局。
(三)建立责任业务员稽核查询系统,鼓励合法经营。为促进药品诚信经营,我们专门建设了“药品医疗器械责任业务员稽核查询系统”,将省内药品生产企业以及省外医药企业(生产、经营)已经登记备案的营销人员进行公示。我们规定:自2008年8月1日起,凡是未在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登记备案并网上公示的药品营销人员,一律不得在河北省境内从事药品经营活动。河北省境内所有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不得与未通过登记备案或审核不合格的药品营销人员开展药品购销业务。同时,利用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行政处罚案件上报系统录入的违法案件信息,把这些单位或个人在交易过程中的不诚信记录自动添加到药品医疗器械责任业务员稽核查询系统中的个人基本情况页面中,以备查询。无论是药品采购方,还是销售方都可以通过责任业务员稽核查询系统来了解业务员的诚信情况。如果该业务员没有违规记录,系统提示:“可以与其洽谈购销业务。其诚信情况是:该人员无不良行为记录,经营品种范围是药品,销售区域是河北省。”如果该业务员曾有违规记录,系统将提示:“某某在何时何地因何存在违规记录,药监部门对其做出某某行政处罚”。通过这个查询系统,使得整个药品交易更加透明和公开,所有非法经销者无处藏身。
(四)建立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药诚信网,服务广大群众。河北省医药诚信体系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人民,为老百姓提供药品消费“指南”。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的有关要求,将单位或个人违法行为记录和个人诚信记录公之于众,普通百姓登陆到医药诚信网后,可以按照企业性质查询和人员查询两种方式,查询到想要了解的有关信息,从而使医药诚信信息真正变成违法单位(个人)和涉案关键人直接的社会责任。截止目前,河北省医药诚信体系建设虽然启动时间不长,但已经得到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并显示出自身的威力,一些出现违规经营的企业和个人被列入“黑名单”,十几个因为从事假劣药品经营的业务员被驱逐出河北药品市场,既净化了医药市场又促进了医药经济的良性循环。医院普遍反映,通过核实药品营销人员的合法身份,保障了药品购入的合法性,药品的真实性和质量的可靠性,从源头上杜绝了不合法药品流入合法渠道,更进一步保证了药品质量和我省患者用药安全有效。药品经营企业认为,此举能够净化业务人员队伍,保证企业安全,同时使一些出租出借证照、挂靠的企业失去生存环境,有利于净化药品市场。
三、提高科学监管水平,必须不断完善医药诚信体系
通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我更深切的体会到,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实践科学监管理念,以创新的手段,不断解决新问题、新矛盾。结合当前监管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医药诚信体系。
(一)统一医药信用衡量标准体系。根据医药行业特点,建立信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企业和个人不良行为的综合考评,全面评价企业和个人信用等级,最终使信用信息成为促进合法企业正当经营、违法企业不敢经营的政策利剑。
(二)建立失信惩戒机制。一要完善行政性惩戒机制。尽快实现全国各地医药市场信用信息的联网,信息资源能够通过网络异地互查,为药品监管部门在行政审批、执法检查等方面依法加大查处力度提供服务,对失信者惩戒,切实扭转失信违规成本小的状况。二要逐步形成社会性惩戒机制,通过信用信息的广泛使用,把失信者对某一方的失信转化为对全社会的失信,使其一处失信用、处处受制约。
(三)扩大信息采集范围。由单一采集行政主管部门的信息逐步转变为工商、卫生、税务等多部门信息的汇集整合,进一步扩大范围、拓展领域,提高医药市场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和权威性、社会性。
(四)加强诚信环境建设。构建诚信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培育信用道德,强化诚实守信观念,规范公民行为,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社会风尚。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曾指出:“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比黄金还要贵重的诚信、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有比爱自己还要宽宏的博爱,有比高山还要崇高的道德,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的国家。”由此可见,比黄金贵重的诚信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所系,是一个社会安定和谐的必要条件,更是政府施政的基石和一切价值的根基。药品的真伪和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建设医药诚信体系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人民公仆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科学监管理念,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第二篇: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DL质监局全面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为提升企业质量诚信水平,实施品牌战略及质量提升工程,提高我县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某某质监局采取五项措施积极推进企业质量诚信制度建设。
一是督促企业建立健全质量诚信教育和奖励制度、质量检验制度、售后服务制度等,对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及其使用的原材料,建立有效的追溯制度。
二是建立企业质量信用评价制度,包括评价原则、评价等级分类、评价标准、信用等级分类监管等内容,涉及规范经营、标准化管理保证能力、计量管理保证能力、质量水平等8大类26项关键要素,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和诚信自律意识,引导企业增强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强化质量安全责任意识,落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三是积极建立以企业签署质量承诺声明为主要形式的质量信用机制,开展质量承诺。同时健全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的监督、投诉和处置机制。通过12365投诉举报热线和县局举报电话等渠道,广泛收集质量违法行为线索,所有投诉举报须100%予以处理。通过利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实现对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的早发现、早整治、早解决。
四是积极引导企业牢固树立“质量第一、诚信为本”的理念,督促各类企业严格守法经营,做到诚信自律。我局结合开展产品质量监督、组织机构代码办理、标准计量、执法
办案等工作对企业开展诚信教育,指导企业建立诚信制度,使生产、质量管理等工作正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五是鼓励诚信、扶优限劣。充分利用企业质量信用评价结果,采取激励、预警、惩戒、淘汰等措施,加强对企业产品质量信用的分类管理。对守信企业,大力扶持宣传,推荐授予其大英县“诚信示范企业”称号。并在计量、标准化等方面充分给予技术扶持,优先推荐和培育其争创四川名牌等荣誉称号。对基本守信企业,积极帮扶,帮助其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计量检测体系和标准化体系,加强质量管理,解决突出质量问题,提高信用水平。对失信企业,将其列入监管重点,加大监督抽查和检查力度,督促其实施整改。对严重失信企业,实施信息披露与淘汰,坚决禁止不具备资质条件的企业从事产品生产。对情节严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企业,及时报告当地政府,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取缔。
截至目前,通过加强企业信用管理,我县4家企业的9个产品获得“四川名牌产品”称号;2家企业通过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评审(简称“C”标志);3家企业获得四川省质量信誉等级“AAA”称号,4家企业获得四川省质量信誉等级“AA”称号,7家企业获得四川省质量信誉等级“A”称号;1个产品采用国际先进标准认可认证。
第三篇:诚信体系建设
2011年息烽县餐饮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2011年工作部署,组织实施《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工信部消费[2010]549号),加快推进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提高企业诚信保障能力和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促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特制订2011年息烽县餐饮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11年推进餐饮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是:按照“全面铺开、选择重点、稳步推进”的原则,在全县餐饮行业加快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在乳制品、肉类食品行业开展诚信试点基础上,扩大试点到调味品、葡萄酒、罐头和饮料行业企业,加强诚信标准宣传和贯彻指导,加快诚信信息平台建设,制定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营造食品行业诚信氛围。
具体工作目标是:组织指导县城内246家餐饮企业按行业标准建立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其中示范街餐饮企业100%建立并实施诚信管理体系。
二、主要任务
(一)完善诚信体系建设协调工作机制。一是完善部门协调机制。在上级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与公安、教育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联动。二是成立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办公室(简称“诚信办”)。诚信办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司,具体负责制定工作实施计划、组织专家指导地方和企业开展诚信体系建设、审核并管理企业诚信信息和评价机构备案信息、建立并维护国家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信息管理平台、组织开展标准制(修)订和升级等工作。三是组建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专家队伍。充分发挥专家在指导企业建立诚信管理体系、开展诚信管理培训、参与企业诚信评价等方面的作用,形成诚信咨询和管理服务机制。四是建立部与省、行业组织间的联系机制。明确各省、行业组织在食品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中的任务,落实地方政府负总责,行业组织加强自律的责任。五是建立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督查及信息报送制度。检查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开展情况,对地方工作进行指导和督促检查。建立简报和半年、工作报告制度。
(二)完善诚信制度和标准体系。一是编制扩大试点行业实施指南和评价细则。按照《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CMS)建立及实施通用要求》和《食品工业企业诚信评价准则》,编写调味品、葡萄酒、罐头、饮料等行业诚信管理体系建立及实施指南,制定乳制品、肉类食品、调味品、葡萄酒、罐头、饮料等行业诚信评价实施细则。二是完善诚信信息管理规定。研究制定诚信信息征集与使用管理办法,明确信息征集项目、渠道、方式,规范信息的使用和披露。三是研究制定诚信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完善诚信评价申报、审核、评定、申投诉等流程和评价证书(或报告)的发放、暂停、撤销等管理环节和程序;规范诚信服务机构和服务行为,培育诚信服务市场。
(三)加快建立企业诚信管理体系。一是开展培训。开展诚信建设标准宣贯工作覆盖31个省份;培训地方诚信建设和食品安全管理师资。二是加强指导。平均每省选择指导10-20
家企业作为示范,指导其建立诚信管理体系,积极推行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并对每家企业按实际需求,培训食品安全和诚信管理人员,充实企业管理队伍。三是开展交流。组织罐头、调味品、饮料和葡萄酒等行业企业开展诚信体系建设学习交流活动,推动企业加强原料管理,建立健全诚信经营档案,同时,督促食品企业完善检验检测手段和健全良好生产规范(GMP)、危害分析与控制点(HACCP)等质量自控体系,提升质量安全保障能力。
(四)建立诚信信息征集和披露体系。一是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信息管理平台和查询披露系统。促进部门间诚信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及时向社会公布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信息。二是加快地方、行业、企业诚信信息平台建设,促进两化融合。作为平台建设试点,拟在黑龙江、上海等省市指导建立地方食品企业诚信信息管理平台。三是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做到依法采集和披露企业诚信信息。
(五)建立并完善企业诚信评价体系。一是组织先期试点的乳制品、肉类食品等行业企业开展对标达标自查自评活动。二是开展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试评价。由企业自愿申请,地方工业和信息化、质监等部门推荐,由行业协会或第三方诚信服务机构,在乳制品、肉类食品、调味品、葡萄酒、罐头和饮料等行业选择400家(包括所有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基础较好的企业,开展诚信管理体系试评价。三是开展诚信等级试评价。对已通过诚信管理体系评价试点的企业,开展诚信等级试评价。
(六)加强行业自律机制建设。行业协会要制定和完善行规行约,在行业内开展诚信宣言、公约、自查或互查等自律活动;食品工业行业协会要促进行业信用评价结果在部门间、上下游行业间的有效应用,要加强对会员企业信用风险知识的培训,协助会员建立信用风险防范机制;企业要重合同、守信誉、依法生产经营,倡导文明诚信经商,提高企业和员工的诚信意识和诚信水平,形成有效的企业自律机制。同时,建立诚信管理体系的乳制品、肉类食品、调味品、葡萄酒、罐头和饮料等行业企业要建立内部失信举报制度,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七)加强诚信宣传与诚信文化建设。一是宣传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进程。指导北京、河北、福建、广东分别在调味品、葡萄酒、罐头和饮料等重点行业开展诚信体系建设现场交流会;组织消费者进诚信试点企业开展参观活动,宣传试点地区、行业及企业好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二是开展专题宣传活动及企业“诚信经营”示范创建活动。3月份组织3.15诚信宣传、6月份举办第三届食品安全高层论坛和9月份举办诚信兴商宣传月等活动。三是组织开展诚信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企业诚信文化交流等活动,探索交流国际诚信管理经验。
(八)加快诚信奖惩机制建设。研究诚信激励惩戒措施。利用现有政策及资金渠道,包括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国家级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信息管理平台建设、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建设和宣传、培训等工作,提高食品企业诚信保障能力;在国家食品储备、政府采购、招投标管理、公共服务、项目核准、技术改造、融资授信、有关资金政策、信用担保、社会宣传等方面参考使用企业诚信信息及评价结果,对诚信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和优先安排。同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通过失信曝光、分类监管和市场退出机制等手段加大对失信企业惩戒力度,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三、工作要求
(一)增强责任意识。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会和食品企业,要高度重视食品质量安全,把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作为食品安全长效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切实提高对诚信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意识,认真履行职责。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的领导,要结合行业企业实际,制定地方工作计划,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落实各项工作任务;要研究建立地方诚信管理配套制度,加大标准宣贯力度,全面推进食品工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
(三)加强工作协调。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地方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健全地方部门协调工作机制,促进信息和管理资源共享。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行业规范与自律作用,形成全方位、多层面合力推动、协同推进的格局。
(四)加强诚信宣传。继续大力营造诚信建设的舆论氛围,加强地区间、企业间交流,宣传好的做法和经验;组织开展“以讲诚信为荣,不讲诚信为耻”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及企业诚信专题宣传活动,巩固社会舆论监督成果。
第四篇:诚信体系建设
诚信体系建设机制
诚信是人们的基本道德观念。“诚者,天之道也《孟子·离娄》”,“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学而》”,表明诚信是自然规律,追求诚信是做人的基本规律;“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荀子·议兵》”、“信,国之宝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则强调了诚信之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2001年,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诚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提出在全社会建立诚信体系的目标。检察诚信是指检察机关及检察工作人员在行使法律监督职权时,忠于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检察权行为准则,依据职权设立的宗旨、目的、范围、程序,诚信履行。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不但有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法律信用的任务,也有通过自身公正执法行为树立司法诚信形象的责任。因此,检察诚信应当是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意义的诚信,是社会诚信的范本,直接影响着国家机关和诉讼当事人的诚信建设。
一、检察诚信的价值蕴含
(一)检察诚信的法理价值蕴含
古代诚信是建立在哲学道德层面或小范围的商品交易中,现代诚信则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现代诚信不只是熟人之间的“诚信”,更多的是符合法律预设的陌生人之间的诚信。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之所以诚信遵守法律,原因在于能够通过遵守法律实现自己的利益。在法理学的发展中,利益曾被视为法律生活的中心概念,边沁提出“法一般的和最终的目的,不过是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而已”,到耶林认为“权利作为法的目的和法的根本标志,而权利就是法上保护的利益”;从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到赫克构筑起利益法理学,再到庞德将法的功能限定在调节、调和、调解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利益被认为是法律生存的真实意义。其实法律将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以条文形式确立下来,就在于将当事人之间的可期待利益以国家强制力形式予以保障,要求当事人予以诚信履行。在刑事领域,法律将何种行为构成犯罪及受到何种处罚,以明文形式予以规定,要求司法机关做到依法定罪,依法处罚,诚信司法。在诉讼领域,法律将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予以明晰,要求当事人在庭前准备,庭中审理,庭后执行,诚信履行,实现法的利益归属和秩序安排。从构成法律关系内容——权利义务这两条主线看来,个人权利的实现依赖于他人义务的诚信履行,自己义务的诚信履行有利于他人权利的及时实现。因此,诚信是贯穿于法律制定、运行的每个步骤,是法律利益实现的精神资源。法律作为利益的调节器,其实现过程也就是法律利益调节、调和、调解功能得以信用证明的过程。
(二)检察诚信的法治思想价值蕴含
诚信从道德术语转化为法律术语,反映的不仅是法律规范在文字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法治思想的深刻变化。诚信执法、诚信司法、诚信守法诉说着清晰的法治思想脉络——德治、法治、德法合治。
1、提倡检察诚信建设是对传统德治思维的扬弃。传统的德治有两大根本条件,一是宗法社会结构使“尊、孝、亲”宗法伦理和“诚、义、礼、信”等处世道德能融为一体。二是道德与刑律合为一体,刑律被等同于法律,从而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推行道德成为可能。在传统德治两大根本条件均已经不复存在的当下,德治精神却因认识论上“否定之否定”被普遍运用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德治国主要是要求领导干部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破除“官本位”意识,养成“守法公民”意识,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诚信本质就在于要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任何自己的私利”、“甘做人民公仆”等话语转化为每一位权力拥有者的实际行动。检察诚信要求检察人员对待职权应当以甘做人民公仆的意识,公正无私、执法为民。
2、提倡检察诚信建设是对现代法治思维的拓展。法律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但有了法律并不等于有了法治。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在强制力被滥用或缺损时,法治便遇到了障碍。法治思维的首要命题是法律至上。法律至上要求人们以已有法律做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实现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换言之,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必须被实现(也称法律实现)。法律实现过程具体可分为执法、守法、监督等形态。检察诚信顺应了法律实现的要求,检察诚信要求检察人员在行使权力时,应严格依照权力设立宗旨、目的、行使范围、行使程序等规定,诚信履行。
3、检察诚信建设是德治与法治结合共治的标本。德法合治不是一种理论的杜撰,而是有其外在的历史依据和内在的规定性。首先,中国两千年礼法合一的法治发展历程和西方的自然法与实在法的思辨历史说明了德法合治具有相当的外在历史依据。其次,德法合治具有内在的规定性。法律是一种外在的他律性规范,道德是一种被内部化的、自律性规范;法律着重于抑制人的非理性,道德则更多的倾向于激发人的理性;法律依靠强制力实现自身的预期目标,而道德则依靠内心服从及社会舆论实现着自身主张。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纯粹的法律之治将会因强制力过于泛滥而陷入逆反困境,纯粹的道德之治将会因为道德多元和道德相对而陷入虚无和混乱困境。因此,现代社会的最佳治理途径是道德与法律的结合之治。法律与道德基于人的本性多元而存在的,各自独特的功能恰恰是相互弥补的。通过道德,能够将法律的外在、他律规范内化为行为者的自律性规范;通过道德,能将法律所抑制的非理性调适为行为人的自觉理性;通过道德,能将法律的强制后盾消解为行为人的内心服从和社会良好舆论。
检察诚信以道德表述的形式将法律关于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义务性规范内化为检察人员的自律规范。呼吁检察人员诚信检察,将法律实现过程的所可能出现的非理性行为,以诚信履行法律设定检察权的宗旨、目的予以消解。
二、检察诚信建设的现实依据
(一)形势发展和法治建设呼唤检察诚信——必然性
公正是法律永恒的价值追求。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执法不公不廉很容易引起民怨甚至激起民愤,最终导致政法机关形象乃至党的形象受到损害。在今年初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政委站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从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着手,明确把公正廉洁执法作为全国政法机关今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
公正廉洁执法就是要求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问题,切实提高执法公信力。尽管检察职权拥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但并不意味当然地拥有人民群众的诚信认同,法律监督的公信力还是源自于司法公正。检察诚信正是体现和包容了公正廉洁执法的实质内涵,要求把“忠诚、公正、清廉、文明”的检察职业道德要求内化为检察人员行使职权的自觉行为。通过诚信为人,真正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事实和法律,忠于人民的检察事业;通过诚信执法,真正做到崇尚法治,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通过诚信守纪,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淡泊名利,不徇私情;通过诚信与民,自觉服务保障民生,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树立良好形象。因此,在检察工作和检察队伍建设中,打造诚信,维护诚信,实践诚信既是时代的理性呼唤,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检察职权行使过程中存在诚信缺失现象——必要性 在法治环境中,作为公权行使一方的检察人员对自身权力的观念应当是保守和积极两向兼备。检察人员通过保守观念实现对权力恣意行使欲望的抑制,通过积极观念实现对行政权、审判权滥用的抑制。但是出于个人价值判断、好恶或者源于对私情、私利的追求而违背职责要求的现象并不罕见,少数检察人员或凭借法律话语权的掌控优势,对诉讼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设置障碍,或任凭传统人治思维惯性,向当事人进行权力“寻租”,都无疑在破坏着检察诚信。从社会学角度看来,当事人都是在现实法治环境下形成对权力运行、权力机关的看法,并进而决定着自己的诉讼行为选择。其实,在法治环境中,诉讼当事人应该意识到自己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义务,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争端、维护权利。但现实中一些诉讼当事人的做法却截然不同,总是有部分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在具体选择上体现着对检察机关或者检察人员的不信任,当事人及其亲属千方百计疏通关系、送礼行贿的事例时有发生,试图动用权力运行潜规则,通过各种非诚信手段实现着自身的非法目的。因此,检察人员的价值理念取向、当事人自身法律意识及行为方式选择共同决定了检察诚信建设的重要与艰巨。
三、检察诚信体系构建
检察诚信体系构建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既需要思想认识层面的不断深化和提高,也需要制度机制的不断完善提供有力保障,实现循序渐进的持续发展。
(一)建立完善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
“诚信需要一个稳定的载体,用于记录和传播诚信及违背诚信的人和事,从而给诚信者以持久的荣誉和信赖,给人们对违背诚信者以疏远和警惕”。在高检院新近出台的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把检察人员执法档案建设列为加强公正廉洁执法,提高执法公信力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这也为检察诚信提供了最好的载体。执法档案的价值与诚信建设的目标一致,诚信建设的要求也与执法档案的目的呼应。因此,将检察诚信与执法档案有机融合,把检察诚信细化为执法档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客观真实记录检察人员在检察活动中是否诚实守信、依法办案、诚信履责、规范行为,进一步强化对检察人员的考核监督和科学评价,增强干警依法办案、廉洁从检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努力打造一支诚信为人、诚信执法、诚信守纪、诚信于民的检察队伍,不断推进检察工作的发展。
1、客观真实记录。诚信需要行为作为表征,行为需要文字作为历史档案。将检察人员的诚信履职行为以文字、图像、照片等形式予以记录并形成档案,实事求是。诚信并非检察领导人员特定义务,而是每一位执掌公权的人员应尽的义务。诚信档案应当由检察人员个人申报和相关部门搜集。
2、内容全面详尽。诚信档案应当有详实内容,客观而全面的记录检察人员在诚信为人、诚信执法、诚信守纪、诚信于民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诚信执法、诚信守纪要求检察人员以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作为检察诚信的核心内容,以案件质量考评等级优劣、办案用时情况为档案资料形式。诚信于民要求检察人员除了检察工作之外,要积极参加所在社区活动、进行工作之外的守法情况在人民群众中起到示范作用,通过守法行为征表检察人员的法律信用。
3、考核评价实绩。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检察诚信的引导、激励、保障机制,使诚信者受到尊重、奖励,使不诚信行为受到监督、谴责和追究,对违法违纪的行为严肃依法处理。对每位检察人员的诚信程度评价与奖励、职级等挂钩起来,通过强化不同阶段的考核,突出诚信评价的重要地位,促进和增强检察人员的责任意识。
(二)营造诚信工作氛围,培育检察官公正廉洁的品质
检察官的工作环境是否能为其提供独立的行为空间直接决定了其公正廉洁的品行是否能够养成。除拥有自身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外,检察官的外部工作环境深刻影响着自身道德支配,尤其是检察机关行政领导的引领作用。检察机关的领导可以运用自身行为,以身作则、带头示范,以务实诚信的工作作风引导自己下属保持诚信品质;以严守纪律、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向下属公开承诺,主动接受下属评议和监督。检察机关的领导还可以通过行政管理方式与各检察人员签订岗位目标责任书和廉政建设责任书,就检察人员遵守政治纪律、办案纪律、履行工作职责、服从管理等方面做承诺,以行政管理方式激励检察人员树立诚信意识和履行诚信职责。
(三)开展检察文化活动,促进诚信检察建设
诚信建设不仅可以依靠行政管理的体制问题来予以营造,还可以通过文化活动将诚信融为检察人员的日常生活方式,让检察人员在参与文化活动的同时,接受检察职业道德和检察官形象的教育、熏陶、引导。通过文化活动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引导激励其他检察人员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教育活动,灌输诚信知识,掌握诚信原则,提高诚信意识,切实领悟以诚待人,以信立身,以诚立业,以信兴业的真谛,着力构建检察诚信文化,为检察队伍建设注入诚信理念、诚信内容。
(四)强化组织保障,建立诚信推进机制
借《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明礼诚信”确定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之一的契机,检察机关将诚信引入到检察工作机制中。通过设置组织架构,建立检察机关诚信评价体系,并根据岗位、人员变动及时进行调整、充实组织架构。通过诚信领导小组对下属检察人员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确定检察人员的诚信等级,并通过日常考核监督,引导检察人员的日常行为规范,确保诚信档案的各项考核内容落到实处。
第五篇:国内监管方式和诚信体系
国内诚信体系建设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质量发展纲要》要求,把质量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统筹规划、循序推进,政府推动、严格监管,完善法律、培育市场,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原则,全力推进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现今国内诚信体系建设概况如下:
一是建立了质量诚信体系规章制度。我国出台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加强企业质量信用监管工作的意见》,研究起草了《质量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质量信用产品管理办法》、《质量信用分类监管办法》。其目的是通过加强质量诚信建设的理论研究,进一步研究企业质量诚信管理的规律,优化质量诚信管理的模式。以规范和服务质量诚信体系制度建设为目的,加快研究涵盖质量信用基础标准、质量信用技术标准、质量信用服务标准、质量信用管理标准的研制,建立统一的身份识别标准、质量信用数据标准、质量信用评价标准,形成比较完善的质量信用标准体系。
二是建立了以组织机构代码实名制为基础的企业质量信用档案。具体内容为以组织机构代码实名制为基础、以物品编码为溯源手段,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电子化技术,归集质量监督、检验检测、行政执法、认证认可、计量、标准、特设、食品、纤检等各个业务领域在依法履职过程中产生的质量信用信息,搭建统一的企业质量信用档案和产品质量信用记录平台。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覆盖面最完整、动态性最强、应用领域最广泛的全国统一的单位法人基础数据库,搭建了功能完备的全国组织机构基本信息检索系统共享平台、全国组织机构代码数字档案中央数据库系统和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空间分布系统,涵盖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等3000多万个各类组织。
三是开展信用标准化工作,建立了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质量信用标准分技术委员会。按照“政策定向、市场定需、专家定位”的工作思路,开展信用标准化研究,发布了《信用基本术语》、《企业信用等级表示方法》、《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处理和提供规范》、《信用中介组织评价服务规范——信用评级机构》、《企业信用数据项规范》等一批基础的信用标准,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撑。
四是建立以物品编码管理为溯源手段的产品质量信用信息记录。开放、统一的物品编码体系是实现产品质量信息溯源的技术支撑。物品编码技术作为实现数据采集、编码、搭载、识读和处理的最为简便、快捷和低廉的实用技术,可作为一种重要的溯源手段,并实现产品的身份识别,在产品质量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中发挥基础作用。目前,商品条码已经广泛应用在我国零售、制造、物流、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医疗卫生、图书音像、产品质量追溯等领域,已经有1000多万种商品应用了商品条码,是产品质量信息溯源信息化的重要基础资源。
五是建立了质量失信“黑名单”制度。将严重失信企业纳入“黑名单”,依法向社会披露和曝光其违法、违规行为,利用市场机制和法律手段惩处质量失信行为。质量失信“黑名单”制度是加强质量失信惩戒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通过建立质量失信“黑名单”制度,将严重违反质量相关法律法规、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企业,纳入“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使违法企业的名誉受到损害,从而有效惩戒违法违规企业,引导和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实现对其他企业的警示和教育作用,不断增强全社会的质量意识和诚信意识。质量失信“黑名单”制度主要包括明确纳入“黑名单”的条件、上报程序、发布机制和监管措施等。
六是进行质量信用监管工作,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建立了以企业质量管理、产品质量、质量监管等信息为主要内容的企业质量档案。二是结合企业信用状况,确立了企业信用分类等级,即A、B、C、D(守信、基本守信、失信、严重失信)4级,并以此为依据,实施分类监管。三是建立了企业信用信息发布平台。在质检总局门户网站上设立了产品质量信用记录专栏,发布产品质量信用记录。四是进行全国企业质量信用信息数据库系统建设,为汇集信息、查询信息、依法披露信息提供信息化手段。
国内质量诚信体系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的质量诚信体系建设还处于初创阶段。近年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通过发布一系列指导性和规范性文件,建立了若干重要的与质量相关的信用制度,初步形成了质量诚信体系。如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17号)专门提及质量信用,将其与其他行业信用建设一起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初国务院发布的《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国发[2012]9号),对质量诚信体系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明确提出“搭建以组织机构代码实名制为基础、以物品编码管理为溯源手段的质量信用信息平台”“完善企业质量信用档案和产品质量信用信息记录”“建立质量失信„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开,加大对质量失信惩戒力度”“鼓励发展质量信用服务机构,规范发展质量信用评价机构,促进质量信用产品的推广使用,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质量信用服务市场”等新举措。质检总局2006年发布了《关于加强企业质量信用监管工作的意见》(国质检质[2006]464号),建立了质量信用等级划分制度及分类管理等重要监管措施并随后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了《企业质量信用等级划分通则》(GB/T 23791-2009)等国家标准。质检总局2013年11月专门召开会议,就企业质量信用分级分类管理进行研讨,拟出台《企业质量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和《企业质量失信“黑名单”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产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在地方层面,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组成部分的质量诚信体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北京为例,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步2001年,是国内起步较早的省市之一。为推进“诚信北京”建设,北京市先后发布了《北京市行政机关归集和公布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06号,2002)、《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实施方案》(京政办发[2002]17号)、《北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案》(京政办发[2005]6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信用监管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京政发[2012]42号)等·40·文件。根据上述文件,建立了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并相应建成了“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作为北京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平台,让公众能查询到提示信息(商品服务质量信息)、警示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及不良司法信息)和良好信息等,已经累计提供了信用查询3.6亿户次。同时,“信用北京”网设立了“质量信用”专区,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企业资质记录、良好记录、提示信息等进行公布。
国内产品质量监管方式
一、中国产品质量监管依据的法律法规体系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政府监管部门对社会行为主体的活动制定一定的规制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禁止、限制或鼓励某些特定行为的发生"这些标准一般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它可以来源于宪法或其他法律,也可以是行政机关依据授权原则制定的具体规章,根据制定部门和监管效力,中国监管标准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宪法。宪法是中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宪法所规定的是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与职权等。中国《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一条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于产品质量监管所做的原则性规定。
第二,正式的法律条文。在宪法的原则指导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产品质量监管的正式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法律从不同角度规定了市场行为主体从事经营活动所必须具备的资格条件、必须保证的产品质量性能以及所应承担的相应责任,为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行政单位的监督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司法解释。考虑到中国大陆法系法律变更困难等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就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结合实际发生的新情况,陆续发布了一些关于产品质量的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对于产品质量监管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四,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即地方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其效力不能及于全国,而只能在地方区域内发生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当代中国,地方性法规是一种数量最大的法律渊源,包括一般地方性法规与特殊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所制定的规章。
第五,监管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以及行政措施在实际执行当中,这种决定、命令与行政措施的有效性最高,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9号——《企业登记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12号——《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等。
二、中国产品质量监管机构的设置及其监管制度
质量监督部门为国家产品质量技术监督局,由它来负责全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其主要职责包括:拟定并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质量监督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和发布规章、制度。组织实施相关法律、法规,指导监督行政执法工作;管理和指导质量监督检查,管理产品质量仲裁的检验、鉴定,组织协调依法查处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活动中的质量违法行为;宏观管理和指导全国质量工作;统一管理国家标准的计划;统一管理计量工作;统一管理和监督认证认可工作;组织制定质量技术监督事业发展规划,管理和指导质量技术监督科技工作,组织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的宣传、教育、培训、信息工作等。
其次,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这是指除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以外的其他与质量监督工作有关的部门。
最后,县级以上地方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地方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各自管辖的行政区域内行使职责,这样就达到了责任明确的效果,更有利于监督工作的开展。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一个部门,其行使职责的范围,由本级人民政府根据地方人大的决定来规定其职责,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职责承担产品质量监督的责任。
中国产品质量监管的主要制度包括:检验制度、标准制度、认证制度、生产许可证制度、监督检查制度。这些制度不仅适用于生产领域的质量监管,还适用于流通领域的质量监管。
国外产品质量监管方式 美国
一、法律体系
美国政府在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几乎涵盖所有产品且相对完善,由上至下制定了内容详实、条例清晰的规定,具备较强的操作性,致力于保证产品质量监管的公平、公正及一致性。如,国会立法规定相关机构的职权,机构负责对产品质量制定强制性要求,机构内部具备详细的工作程序,逐层细化控制,使得工作有章可循,有效降低产品质量监管过程中人为因素产生的不利影响。美国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主要法律下:1934年颁布《第一次侵权法重述》,1938年颁布《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1965年颁布《第二次侵权法重述:产责任》,1972年颁布《消费者产品安全法》,1972年颁布《消费品安全法》,1975年颁布《马克尤逊— 摩西保证法》,1979年颁布《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1982年颁布《产品责任法》,1996 年颁布《食品质量保护法》,1997年颁布《第三次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
二、监管机构
美国联邦政府对质量的监督管理采用分散管理方式,政府中没有专门负责产品质量监督的部门,而是通过相关部门制定的法规对各自管辖领域内的产品进行监管。美国的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主要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美国农业部(USDA)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等。
三、监管制度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客体是产品质量,依据是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等,而手段则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其目的为实现对产品质量的依法监管,保障产品质量满足社会需求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进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美国政府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制定了一系列监管制度,较为典型的有:认证认可与强制检验制度、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产品分类监管制度和激励制度等。
四、认证标准
美国产品质量监管之严格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进入市场之前的技术壁垒,即涉及范围广、拥有先进技术的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可见,某一产品能否顺利进入美国市场并流通的关键取决于美国权威检测检验部门的严格检测后,获得市场准入的“王牌”——许可证。美国的认证机构一般是授权美国当地权威实验室来受理、检测某项产品,以此形成一套以严格质量责任为出发点,政府专业化监管与民间机构共同参与支撑的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体系,为保障国内产品质量安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较为常见的产品认证标准有以下几种,FCC标准/UU标准、FDA标准、CP规则、FTC标准、美国标准咨询中心、华盛顿实验室(Washington Lab)、美国的消费者联盟。
欧盟
一、法律体系
欧盟法律体系很重视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并围绕保护人身安全而展开立法,对产品质量安全的权责利,包括产品制造者与销售者的责任、消费者的权利,监管机构的职责以及仲裁规则等进行了详尽规定。以下主要列举了英国与德国两个国家关于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法律文件:1879年颁布《食品法》,1968年-1972年颁布《交易说明法》,1974年颁布《食品改革法》,1978年颁布《消费者安全法》、1978年颁布新《药品法》,1987年颁布《消费者保护法》,1992年颁布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指令》(GPSD)。
二、监管机构
德国产品质量监管机构主要由消费者组织与商品测试机构组成,其中消费者组织包括消费者协会、消费者保护协会与消费者研究所;商品测试机构主要包括商品测试基金会与消费者信息咨询服务组织。英国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十分精简,主要由公平交易局、垄断与合并事务委员会及限制性商业行为法院构成。监管技术体系
三、监管技术体系
(1)欧盟自愿性标准体系的技术协调
欧盟通过多层次的安全标准体系确保产品质量符合技术规范。关于产品质量安全的技术规范与基本要求是通过具体化为一系列详细的安全标准来实施。标准通常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也会涉及到多方利益关系问题,由此标准的制定者一般为非政府机构,与政府部门颁布的技术规范或基本要求相比,标准不具有强制性及法律约束力。欧盟标准,即欧盟协调标准(Harmonized Standards)主要由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和欧洲电信标准学会(ETSI)三个机构制定。
(2)欧盟强制性技术规范的法律约束欧盟技术法规(Technical Regulation)的建立与完善,是适应完成欧盟内部统一大市场的要求,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和环境保护。欧盟技术法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涉及产品检验检测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发布与实施技术法规的形式,保证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法规的主体由新方法指令与旧方法指令构成。其于 1960 年初至 1985 年发布近300 个“旧方法指令”,有关消费品检测方法主要集中于食品、化学品、机动车及药品等领域。1985 年以来发布 25 个“新方法指令”,涉及安全、健康和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的领域,包括玩具、机械设备、人身保护设备、燃气器具、电信设备等。
(3)新方法指令运行模式。新方法指令适用于在成员国生产的新产品,也适用于从第三国家进口的新产品、老产品及所有经过重大修改的产品,新方法指令的原则把该基本要求限定于安全、健康、环保等方面,而将其他有关生产及投放市场的产品必须符合基本要求的技术协调工作赋予标准化机构
日本
一、法律体系
日本从总体法、基本法及针对不同类别制定的产品法角度出发展开立法,对监管机构及生产厂商等权责利进行了详尽的规定。
二、监管机构
日本产品质量监管机构主要由消费者保护会议、消费者保护行政机构、国民生活中心及经济产业省构成。
三、监管制度
日本政府比较典型的质量监管制度有:(1)强制性检验制度
日本《出口检查法》重点规定了进出口商品的强制性检验,规定若干产品必须由日本政府或政府指定的民间检验机构进行检验,称之为法定检验商品种类。生产该类产品的企业必须按照规定向政府或政府指定的检验机构申报检验,经检验合格后发放检验合格证书,加附BESST标志,如此经海关审核验证后予以通关放行。
(2)民间检验机构
日本政府极为重视组织与利用社会监督检验力量,国内民间检验机构由政府主管当局依据《出口检验法》的规定批准营业。该些机构代表政府对出口产品检验并承担“法定检验”任务。政府当局为确保检验工作的公正准确性,对该些民间检验机构的检验技术水平、设备手段、检验能力与范围等进行严格控制与考核认证,对所制定机构的检验业务与结构进行不定期抽查等监督管理。
(3)激励制度
日本政府极为重视激励作用,多年以来形成了以“戴明奖”为主,包括质量管理奖和质量激励奖等比较完善的质量激励体系。
(4)强制性认证制度
日本有25项认证制度,其中强制性认证有4种:①消费品安全认证,指使用不当可能发生事故的产品;②电器产品安全认证,指使用中容易引起危险的产品;③石油液化器具安全认证,如调压器、高压管道等;④煤气用具安全认证的产品。强制性认证的产品,在质量、形状、尺寸和检验方法都满足特定的标准,否则不能生产与销售。
中外在产品质量监管方式上的差异
产品质量安全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严峻问题。建立健全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保障消费者的人身与财产安全,是国际组织、各国政府部门及社会机构必须承担、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许多国家与地区积极推进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其中美国、欧盟与日本成为开展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先行国家,从法律法规、组织机构、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着手,构建以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与事后追溯为特征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体系,使得产品的安全生产受到全程监控。
我们主要对比中美两国监管部门在产品质量监管上的异同。我们看到,美国的各种监管理念、手段,在我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即两国产品质量监管体系有相当的相似性。我国产品质量监管取得的成绩,与我们不断改进理念和方法,不断完善监管体系有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理念的差异和程度的差别也导致监管水平的差别。美国政府在监管理念上更重视风险管理的贯彻应用,充分实施风险58管理的四个步骤,建立的相关体系也以风险管理理念为指导;我国尚未形成系统的风险监管体系,虽然在监管顶层设置及监管手段上零散的看到风险管理的影子。但是,由于没有系统的风险监管理论,使得风险管理在我国产品质量监管中运用程度不高。美国政府在制定一系列法规标准和设置政府相关监管机构时以保护消费者安全为第一要义,同时注重市场机制、信用机制等作用,政府监管只做辅助作用;建立有完善的产品伤害监测体系,在发现质量安全问题后具有完整的处理体系,对产品的召回能够落实到位,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我国在相关机构设置、技术法规等体系建设时延续计划经济时期模式,对风险管理认识不足,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未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及信用机制的作用;监管手段仍属集成计划经济模式,未能按照产品风险等级进行监管,造成监管力度大,成效不显著的局面。
国外诚信体系的建设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已针对科研诚信问题出台了各自的应对指南、规范、制度和法律,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民间学会还设立了专门的防治学术不端行为的管理机构。例如,日本文部科学省以部门规章方式发布了《关于处理不良研究行为的指南》,韩国科技部出台了《关于国家研发事业中确保研究伦理及真实性的准则》,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药品研究所和校长委员会联合发表了《关于科研行为的联合声明和规范》,德国马普学会发表了《关于处理涉嫌学术不诚信行为的规定》等。此外,世界各国均以在大学中防治学术不诚信行为为工作的重点,设立了官方或非官方的学术监督机构。丹麦科学技术和创新部成立了官方的丹麦学术不端委员会,主要负责处理非常重要的学术不端事件,拥有一套严格的法律法规,其模式已成为其他北欧国家如芬兰和挪威的学习范本。英国于2006年成立了由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支持组成的学术监督机构——英国科研诚信小组,致力于促进良好的学术、科学和医学研究的管理、事务处理及行为,分享对于不良实践以及不端和不道德行为的认知,并为特定的研究项目、案例、问题和争端提供保密、独立和专业的建议。2012年,UKIRO为超过70个诚信案例提供了帮助,50所以上的大学采用了发布的相关指南。
美国是全世界学术科研活动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在学术诚信体系建设方面历史悠久,拥有最多的实践经验,也最完善。年成立的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代表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监督和指导公共卫生服务研究中的诚信活动。1989年美国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颁布了一项纲领性政策《关于科研不诚信行为的联邦政策》,对发现的不正当研究行为、联邦机构和研究机构各自的责任、联邦机构的行政措施以及其他组织的作用均给出了具体的定义和规定。这些举措均从政府层面对维护学术诚信提供了保障。以美国高校学术诚信制度建设为例,通过事前预防(建立荣誉准则制度、事中审查(举报、调査和申诉程序)和事后处理(执行力较强的处罚程序)这3个环环相扣的阶段,建立起完整的学术诚信防治体系。同时,积极发挥各学术团体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以学会或学术团体牵头建立促进学术诚信的制度和措施,建立联盟的学术诚信合作机制,并且积极促进司法部门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