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藏与中央的关系

第一篇：近代西藏与中央的关系

近代西藏与中央的关系

（仁增本 青海师范大学）

摘要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西藏”这个词的定义。“西藏”这个词有着双重的含义——政治西藏和民族西藏。政治西藏指的的中国境内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同等于近代**喇嘛政治统治区域，民族西藏则指的是西藏人种分布的区域。中国是个统一的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朝建国号后，五世**与中央取得联系。顺治帝册封五世**“**喇嘛”的封号。雍正设驻藏大臣，行使中央在西藏的行政权利。中华民国期间，中央政府继续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南京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专管藏 蒙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物。1940年4月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并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关键字：西藏 **喇嘛 中央政府 关系·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后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管理西藏的制度，以确保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具有法律、制度的保证。

第一，法定西藏的行政区域。清朝中央政府在划分全国的行政区划时，法定了西藏的行政区域，以法规的形式，划定了西藏等地行政区界。

第二，决定西藏的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地方政权组织形式。颁布《钦定西藏章程》对西藏的经济、政治、宗教、军事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第三，封赠西藏的宗教首领。公元1653年，清朝中央政府册封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

1；公元1713年，册封五世**为“班赤喇恒喇**喇嘛”○禅额尔德尼”。此后，历辈**、**必须经中央政府正式册封才为合法，成为历史定制。

第四，清朝中央政府于公元1793年建立了金瓶掣签制度，由在驻藏大臣监督主持下，经金瓶掣签选定**、**或大喇嘛继承人的候选对象，报经中央政府批准后，才为合法继承人。这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宗教加强行政管理的关键措施，也是对西藏行使完全主权的一种体现。

第五，因俗而治。清朝在统治少数民族地区，不更多的变更其旧制，采取了“因其教而不易其俗，其齐政不易其2 易”。○

3**、**是西藏最高的宗教首领。**任用第巴官○与出身蒙古部长取得护法地位的西藏汗共同掌握西藏政权，实行“汗王制”，但汗，第巴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他们又

4勾结准格尔叛军掀起叛乱，造成西藏政治上的极端混乱。○清政府为加强对西藏的管辖，于雍正五年（1727年）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政权，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进一步加强。“乾隆四年，设驻藏办事，帮但当时“番众 仍统属于办大臣，分驻前后藏以辖之”。○6。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中央政府出兵平定朱喇嘛”○尔莫特叛乱后废除了“汗王制”。

尽管古代藏汉的关系非常复杂并且不在书本的研究范围之内，继18世纪最初10年，即六世**喇嘛和七世**喇嘛动荡年代之后，西藏已经隶属于满族统治的中国，这

7然而，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它在西藏事务是毫无疑问的。○所的作用也削弱了。到十九世纪中叶，或者更早一点，清王朝在西藏的影响已经十分微弱。列如：1841年的西藏多格拉战争、1857年的廓尔喀战争、1862—1865的瞻对战争以及1903—1904英国侵略西藏的战争和签订条约中都

8同样，夏礼和甘丹寺的僧人们于没有清王朝的援助。○1862年强迫热振交出西藏摄政王的权力时也没收到清朝皇9清朝中央政府通过驻藏大臣对拉萨噶厦政府施帝的干预。○加的压力也是有限的的。列如：十三世**喇嘛的的选定就没有像1793年那样由清朝皇帝实行金瓶抽签制来选定。中国清朝对西藏的主权已经名存实亡了。鸦片战争使原本就落后中国封建社会陷入半封建反殖民的社会形态。清王朝内忧外患连年不断，进入20世纪以后，英俄加强了对我国西藏地区的争夺。面对又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政府表现得更加软弱无能，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方针。它听任日俄两在我国东北地区厮杀并最后宰割了我国东北。在英俄企图把西藏从我国分裂出去的问题上，它对西藏人民反抗侵略的强烈要求漠然处之，仍顽固坚持其妥协退让的立场。这不仅极大地伤害了西藏人民的感情，而且也使清政府与西藏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藏汉关系被藏人的政治理论所弄得更加复杂，他们认为，西藏与中国的关系是“供施关系”即是说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是宗教徒与世俗的施主之间的一种象征性关系。因此，对于西藏人来说，**喇嘛和清朝皇帝之间的关系则作为宗教教主和世俗施主而有存的，并不存在君臣关系。○

10无论在二十世纪以前藏汉关系具有多么微妙的特点，但因为三件大事便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状态：（1）随着英国对西藏的兴趣愈大，导致了一系列入侵西藏的事件，并于1904年占领了拉萨；（2）中国中央政府重新确立对西藏的控制权，导致了1910年初中国将军钟毅对拉萨的军事占领；（3）中国1911年发生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以及西藏清朝驻军的兵变。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次年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中华民国。民国期间中央政权更替频繁，但是，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基本政策，始终坚持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一，利用政府宣言和立法等形式，维护国家对西藏的主权。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先生主持制订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总纲”第三条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22行省之一。这是以“临时宪法”的形式，从法律上规定了民国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此后公布的《宪法》中有关西藏地方的规定，其基本精神和核心内容，都是强调西藏地方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

第二，建立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中央机构─蒙藏局和蒙藏委员会。民国于1912年成立蒙藏事务局，直属国务院，作为主管西藏、蒙古地方事务的中央机关，蒙藏事务局于1914年改为蒙藏院。1927年迁都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对蒙藏院进行了改制，正式设立蒙藏委员会。九世**、十三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驻京代表贡觉仲尼、章嘉呼图克图、喜饶嘉措大师等，都参加了蒙藏委员会，著名的佛学大师喜饶嘉措还曾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

第三，加封**和**，袁世凯于1912年10月28日发布大总统令，恢复**喇嘛名号。时隔不久，十三世**即由印度返回西藏。为了缓解西藏内部矛盾，表彰九世**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的贡献，袁世凯又于1913年4月1日发布了“大总统加封**令”。

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在“五族共和”的旗帜下，继续清朝的一体化政策○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宣布：今后民国11政府不再以藩属对待蒙藏，“蒙藏回疆各处，自应统筹规划，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为此“民国政府于理藩不设专部，原系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地方一切政治，具属内务行政范围”将原理藩院所辖事物交归内务部辖理。但在地方制度划一规定以前，蒙藏回疆应办事宜均照旧例办理○。

注释

1：《清世祖实录》卷七四 ○2：《清朝文献通考-舆地二四-西藏》卷二九二 ○3： 政务官 ○4：《清史简编》上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0 ○5：《清史稿》P2470 中华书局 1976 ○6：《清史稿-兵志-边防》卷一三七 ○7：Z.哈默《1708—1959年的中国和西藏》（1960年○版）伯戴克《18世纪初的中原西藏》（1950年版）夏格巴《西藏政治史》和《西藏史》第二卷为17世纪和18 世纪的西藏史提供了材料

8：《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梅.戈尔斯坦

9：《西藏政治史》夏格巴 P172 ○○：《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10梅.戈尔斯坦P 6 八行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 第4期 许百永

11○：《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2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P2359

近代西藏与中央的关系

第二篇：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我国自1994年起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改革史上一次重大制度创新。

经过九年多的实践与探索，分税财政管理体制运行平稳、成效显，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逐步规范。尤其是$%%$年中央功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进一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系，政府间财政关系日趋完善。是在分税制改革实践中也存在些问题，如政府间财政支出职划分不够明晰，收入分享还不科学合理，转移支付结构不够化等。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接涉到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深化改革，需要在实践中加以究解决。笔者拟结合地方实际，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相问题加以分析。

一、关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出职责划分问题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出责任划分缺乏明确的法律依，从而导致政府间支出职责不、上级政府随意下放支出责任、方基本公共服务不能有效供应诸多问题。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政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在政府事和支出范围未作调整的情况下行的，尽管在财政体制文件中对政支出责任作了划分，但划分比笼统，并没有大的突破。总体上，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职责上互有“越位”与“缺位”，职责划分并不稳定。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一）地方承担中央支出职责。实践中比较明显的事例有：

1、三峡移民搬迁工程，以及对口支援西藏、新疆，以及黄淮海综合开发等受益范围大规模外溢、关系到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中央要求地方给予资金配套。

2、由中央财政垂直管理的部门经费，如气象部门经费、地震部门经费、武警系统经费等，要求地方负担一部分。

3、由中央负担的部属高校建设，要求地方给予共建资金配套。

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向地方转嫁负担。出于改革需要，中央企事业单位频繁下划，将中央支出责任下移，对地方财政支出格局以及收支平衡也产生很大影响等等。

（二）中央承担地方支出职责。目前，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补助相对于一般转移支付补助而言，规模要大得多。中央专项补助中，有许多是对地方性项目的补助，如地方企业技术改造、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旅游事业发展等等，事实上这等于中央介入地方事务。

（三）中央频繁出台法律法规，要求地方保证的“硬性”支出过多。

中央通过许多部门法律或法规，规定地方对于农业、教育、科技、计划生育、社会保障、体育、卫生等支出增长要超过财政收入增长，或者规定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必须达到某个水平。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地方财政支出中有许多是近几年新增加的事权，在原来的体制规定中并没有包含相应的财权。比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企业下岗职工、低收入人群有所增加，相应要求地方财政负担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支出；因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而带来的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支出等。地方支出职责的不断扩大与财权范围的固化，最终造成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困难的加剧。

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政府间职责划分，长期以来缺乏科学合理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以致在实践中很容易造成经常性的相互“越位”行为。反过来讲，由于政府间事权的划分长期未能有效解决，又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整体功能。下一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首先大力促进地方政府退出竞争性领域，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逐步明确各级政府在农业、教育、科技以及地方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事权责任。其次，在进一步理顺了政府间职责以后，有必要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以法律形式规范政府间事权和支出划分，使各级政府在履行其事权和支出责任方面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权划分问题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我国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实行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

分税制之初确定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后，2002年起又实施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初步打破了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作法。

总体上讲，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完善，目前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的规范化程度有所提高，但近几年出现了财力进一步向中央集中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财政职能的发挥。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税”税收返还计算办法不利于地方财政良性发展。现行体制规定，“两税”每增长1%，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比上年增长0.3%，这造成税收返还增量占“两税”增量的比重逐年降低。以山东为例，按照目前方法计算，1:0.3税收返还占上划“两税”增量的比重，1994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2个多百分点，到2002年已下降到10.6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个多百分点。实践证明，经过近几年的运行，分税制改革已经达到了中央集中财力的目的，中央财政调控能力明显增强，但同时地方各级财政却越来越困难，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不尽合理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共性问题。

（二）地方收入中缺乏主体税种。我国税收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而这部分税收大部分为中央收入。

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地方税种主要是营业税、城建税以及农业税收等，地方财政没有“当家”税种，或者说缺少主体税种，因而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级独立的财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死面多，活面少”，城建税、农业税收、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排污费等基本上都是不增长或增长潜力不大的税种。近年来，地方政府为了维持财政收入的增长水平，只能“税不够，费来补”，导致地方收入中非税收入比重越来越高。非税收入中的行政性收费收入又多是由预算外转为预算内的，因此尽管地方财政收入连年高幅增长，但可用财力并未同步增长。

（三）税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目前，我国的税制微调政策措施几乎完全出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是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两个税种上有税额决定权，对营业税中的娱乐业税率和资源税中的“资源等级表”中未列举税目的纳税人的税额有决定权，所有这些权力在中央制定的有关税收法规中都作了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在实际操作中不得超越中央政府的限制。在中央控制过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平衡地方预算，满足基本支出，在正常的税收之外，则开征了不少收费项目、基金、集资等，这些“准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大部分都不规范。

（四）中央政策性减免对地方财政造成较大冲击。近年来，中央陆续出台了一些税收减免和先征后返、列收列支等不规范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直接造成地方财力减少。虽然从长远来看实行这些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有利，但对地方财政确实造成减收增支的困难。

（五）中央部门在财政体制规定之外集中地方财力。比较典型的例子有：2003年7月1日起，排污费收入的10%上交中央；2002年7月1日起，无线电频率占用费全部上交中央；2001年起，海域使用金30%上交中央等。此外，目前还有一部分中央部门在系统内集中省以下部门的收入，由此而产生的地方部门经费不足，最终还要反映到地方财政上来，从而间接加大了地方财政负担

外，中央政策调整中还存在一个利益转移问题。比如，中央拨付用于地方企业技改的国债转贷资金，本来地方财政可以用因技改投入新增的地方财政收入偿还贷款，但实行所得税分享改革后，中央又集中了地方企业所得税增量的大头，从而造成地方政府无力还贷。

针对上述问题，目前在财权划分方面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是：

在税制设计上，最为科学的选择是实施税基分享制，即不同层级的政府分别按不同税率对同一税基征税，这样做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据此，建议取消现行$：#&’税收返还办法，对“两税”实行“**”

分成办法，即增值税和消费税由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与现行弹性系数办法相比，“**”分成办法的优点：一是清除了对地方财政增收的负面激励机制；二是操作简便，相对于原办法而言，便于各级政府年初安排收入预算，也简化了上下级财政年终结算手续；三是由于其相对于原办法提高了地方分享“两税”增量的比例,地方政府将乐于接受，而中央付出的改革成本也不大；四是中央在实施这一办法时，可以要求各省以下政府将该办法不打折扣地落实至县乡一级，这样不但可以统一省以下税收返还体制，进一步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完善与规范，也有利于解决当前突出存在的县乡财政困难问题。

首先，国内外经验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地方权利意识的强化，地方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中，特别是在向当地居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服务中，日益扮演着一个中央政府无法取代的重要角色，客观上要求赋予其在自行组织收入方面的充分灵活性。在国外，地方政府至少控制一种地方税的立法权，能够决定是否值得付出更多的税收来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其次，目前地方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是造成各地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次，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国家里，由中央政府统一划定各地的税基范围，会使相当一部分未纳入规定征收范围的税基和潜在的收入流失掉。最后，在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告一段落后，赋予地方以必要的税收立法权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

要加快地方税改革步伐，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地方税税制结构。比如，中央可以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遗产税等新税种，以及改革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可行性。国家出于对宏观考虑，制定出台一些税收减免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但从体制规范的角度，应适时研究对因执行中央减免政策而造成的地方财力减少给予一定补偿的合理机制，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近年来，尽管中央通过体制结算对部分政策减收给予了补偿，但这些补偿主要是针对中西部地区，其中仍然存在一个政策的公平统一问题，有待进一步规范。

三、关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问题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作为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其直接涉及与政府间事权相对应的财权配置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预算管理中存在的原体制补助、税收返还收入、专项拨款、通过公式计算的规范办法分配的资金以及部分决算补助资金等，都可以称之为转移支付或专项转移支付。但是，真正科学规范的、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具有公开、公平、公正性并对受补地区财政平衡最具作用的，仍是规范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分析近几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突出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结构不合理。专项拨款比重偏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偏小。2002年，中央下达地方专项拨款约为2500亿元，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仅为259亿元，专项拨款是一般转移支付近9倍。二是一般转移支付规模偏小。1995年中央安排过渡期转移支付20多亿元，到2001年达到138亿元，2002年加上中央集中的所得税增量，一般转移支付规模仅为279亿元，占中央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不足3%。

一般转移支付既要力求规范，又要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人口、产业结构、成本差异等因素应给予足够重视。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一）转移支付规模应进一步扩大。目前，中央对地方一般转移支付力度远远不够，资金数量极其有限，基本上属于“扶贫”的性质。扩大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有两个途径：

一是从每年中央集中的税收增量中固定一定比例用于转移支付。二是在专款上做文章。目前，各级对下专款都比较多，这种资金分配方式不符合规范的分税制要求，一些专款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随意性和“撒芝麻盐”的问题，实际上是专款不专，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必要打破部门既得利益，对现有专款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改革。改革后的专项拨款应主要用于一些特殊项目，如救灾、扶贫、国土整治、环境保护，并与一般转移支付等均衡拨款协调起来。

（二）转移支付应考虑结构因素。产业结构、GDP构成不同，对财政收入会产生直接影响。中央设计转移支付方案时应充分考虑产值结构不同对标准财政收入测算造成的影响。例如，中央目前确立的一般转移支付办法是按照工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增加值和全国平均有效税率计算的地方增值税标准收入，这其中没有考虑到地方计税产值中有相当一部分为零税率、低税率产值，象黄金、白银、食用植物油、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等。由于各省的产业结构不同，其产值对财政的贡献能力便有差别，不考虑GDP的构成，全国使用同一个看似公平的公式计算出来的标准收入，肯定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从而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三）转移支付应考虑不同地区的成本差异问题。中央设计转移支付方案时，在标准支出计算上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支出成本的差异。例如山东是农业大省，也是全国贫水地区之一农田水利建设等农业支出成本肯定要高于其他省份，因此按照全国实际支出数与耕地面积等相关指标的比重简单计算的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支出等标准农业支出会低于实际水平，一定程度上脱离现实，不能够真实反映支出需求。再如，沿海省份住房、水、电等基本生活成本相对于内陆省份要高，而这些都最终反映到财政对行政事业单位的正常经费支出上。因此，转移支付方案还是应适当考虑基本服务成本的差异，区别不同省份制定不同的人员、公用经费支出标准，然后测算基本支出需求。

（四）转移支付应对中央政策性减收增支有所考虑。对取消征收农业特产税、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改造农村中小学危房等中央统一政策要求，应分别在计算标准收入、标准支出时予以统筹考虑，以增强转移支付方案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整体合理性。

第三篇：香港的法律体系以及中央与香港的关系

香港的法律体系以及中央与香港的关系

一、香港的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是一国现行的全部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成的一个具有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以香港回归为时间界限，香港法律体系可分为回归前香港的法律体系和回归后香港的法律体系。从历史上看，随着英国对香港的强占和殖民统治，具有英国法特色的香港法律体系逐渐形成。1843年，香港立法局制定的《最高法院条例》明确规定英国的法律延伸适用于香港。此后，大量的英国判例法、成文法直接沿用到香港并影响到香港本地的制定法和判例法，使得长期来香港法律体系凸显英国法和殖民地法的特色。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成为相对独立于我国大陆法律体系并具有自身特色的法律体系。

（一）香港回归前的法律体系

回归前，香港的各种法律部门在多元的法律渊源基础上形成了香港地区法律体系的统一体。该法律体系包括：

1、宪法性法律。作为英国最高统治象征的英皇发布的关于香港地位的各种敕令是香港的最高法律，其他法律不能与之抵触。在香港适用的宪法性法律主要有：《英皇制诰》（1917）、《皇室训令》（1917）、《香港宪章》，它们全面确立起了港英政制。

2.、三种成文法。（1）适用于香港的英国法律。依据制定机关不同可分为枢密院为香港制定的法令和英国国会为香港制定的法律，它们依据1865年的《殖民地法律有效法》在香港适用。（2）香港立法局制定的条例。立法局成立初期主要照搬英国相关法，后来，立法局制定的条例逐渐增多，但要受到英国方面的许多限制，诸如：“香港法例不得与英国议会为香港制定的法律相抵触，香港立法局只能制定适用于香港内部的法例。”（3）香港的“附属立法”。它是香港立法局为保证条例的实施授权具体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实施细则”。条例和附属立法两部分是香港法中最主要的成文法，数量最多，涉及范围也最广。

3、英国的普通法和衡平法。普通法是十二世纪以来由英国普通法院发展起来的判例法总和。衡平法是平行于普通法由英国衡平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发展起来的一种判例法，其原则优于普通法。普通法和衡平法都是判例法，都需要遵循先例，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具有约束力。长期来，香港法院沿用这一传统，对英国法院的判例予以引用，是判例法适用地区。在香港适用的判例法除了英国的大量判例法，还有香港本地逐渐发展起来的判例法。

4、中国传统法律和习惯。自英国强占香港始，香港就一直保留一部分清朝法律与习惯。清朝以《大清律例》为主体的法律和习惯也成为香港法律的渊源之一。

（二）香港回归后的法律体系

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体系在原有香港地区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1、《中英联合声明》承诺香港“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及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习惯法）除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抵触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2、从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到特别行政区成立前，由香港有关机关制定的涉及过渡时期重大事务的条例及其他法规，制定前经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磋商的，中方承担基本保留这些法律的义务。《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八条还明确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条规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全国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3、香港回归后，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英国宪法性法律必须予以废止并代之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此后立法的依据和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条规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全国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凡列入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可对列入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规定了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六部全国性法律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

1997年5月23日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作出增减的建议》，在基本法附件三中增加的全国性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同时，在《基本法》附件三中删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命令》这一全国性法律。1998年4月由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因为属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全国性法律，也列入了《基本法》附件三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原有法律除与《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原来适用于香港的国际条约中的大部分在香港回归后将继续适用。普通法和衡平法中只有香港法院本身的100多册判例中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抵触的大部分判例可继续在香港沿用，香港判例法的多元结构就此变成了单一结构。英国的300余部制定法经过法律的香港本地化后不违反《基本法》规定的法律也都在香港继续适用。香港的条例和附属立法大部分不变。

根据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的《处理香港原有法律问题的决定》，“整部条例和附属立法不予采用的只有14项，不采用部分条款的条例和附属立法只有10项，两项合计共24项，仅占原有条例及附属立法总数的1.3%”。此外，不与《基本法》抵触的中国传统法律和习惯也继续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七条、第七十三条还作出肯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有权制定新法律，也有权审查原有法律是否与《基本法》相抵触并对相抵触的法律作出不予适用的决定。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如果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该法律立即失效。

前述法律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都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主要依据，构成了与在大陆实施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法律体系并存与共的地区性法律体系。香港回归后，香港法律体系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央与香港的关系

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我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这种法律地位是其职权范围以及与中央关系的基础。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地方行政区，是由我国所采取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享有全国人大授予的高度自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表明了它相当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是地方行政区域中最高的一级。这一规定既体现了国家统一和主权的原则，又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的一个重要保证。香港基本法对由中央行使的职权和负责管理的事务作了明确规定。一般来说，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职权，即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负责管理香港特区的防务；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解释基本法；修改基本法。这些权力都是限制在国家主权和统一所绝对必须的范围之内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自治权是十分广泛的，它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的有关对外事务的权力和可享有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是史无前例的。

第四篇：中国梦与西藏梦的关系---杨发明

西藏万德福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华中师范大学新农学院教授杨发明专题

中国梦与西藏梦的关系----构和谐，汇聚磅礴正能量----作者 杨发明“中国梦”！从一个人，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梦想和追求。中国梦把国家梦、民族梦和个人梦融为一体，正在激发起团结向上的正能量。

中国梦说到底是人民的梦，是人民幸福的梦。国强民富的梦。只有人心稳，才能百业兴。只有社会和谐，中国梦才真美丽、真精彩、真温馨。

党的十八大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做好长治久安的基础工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自治区党委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维护社会稳定、着力建设和谐西藏，这是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和谐社会的梦想，正在西藏大地延伸，正在所有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变为现实„„维护社会稳定，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

不稳定，什么事都干不成，遭殃受苦的是老百姓。社会和谐稳定，最快乐最幸福的是咱们老百姓！”建设和谐西藏，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保持安定祥和、维护社会稳定是建设和谐西藏的重中之重。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建设和谐西藏将无从谈起，只有社会更加和谐、更加稳定，才能切实维护和实现好全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形成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的社会氛围，才能使各族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谐西藏的目标也就能如期实现。

我们必须大力改善民生，以此凝聚人心，这是构建和谐西藏的一个主要内容；要努力建设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律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并建立科学的社会管理体制，确保障社会稳定。”

汇集各方正能量，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

汉族、藏族、回族，...都是经营者，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乡音，却有着共同的梦想。长期以来，我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各族干部群众在工作生活中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帮助，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只要全区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实干兴邦，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西藏的社会和谐，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当前，我区社会环境总体上进入了团结和谐、持续稳定的新阶段，但仍然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仍然存在，建设和谐西藏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建设和谐西藏。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把维护稳定作为硬任务和第一责任，贯彻落实好党中央的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的维稳措施，构建维护稳定的长效机制。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稳定，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

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帮助下，三百多万藏族同胞的努力下，同全国一道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百年之梦！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奋斗创造梦想，梦想掌握未来。有梦想就有奋斗、有机会就有希望，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创造出来。中国梦就能实现！西藏梦就能实现！

第五篇：西藏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方法

西藏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方法

2012-04-16 23:12:08 向日葵保险网

[导读]：在西藏有很多跨省区流动就业人员，有些人在内地多个地区流动就业，并参保缴费。那么，他们在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应当在哪里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呢？“参保人员户籍所在地与最后参保地一致时，在户籍所在地办理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西藏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方法

在西藏有很多跨省区流动就业人员，有些人在内地多个地区流动就业，并参保缴费。那么，他们在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应当在哪里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呢？“参保人员户籍所在地与最后参保地一致时，在户籍所在地办理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祁维国说，“当户籍所在地与最后参保缴费地不一致时，如果在最后参保地参保缴费满10年，则在最后参保地领取；如果在最后参保地参保缴费不满10年，依次向前推至满10年的参保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各地参保缴费都不满10年，则在户籍所在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

对于年满50周岁的男性和年满40周岁的女性跨地区转移就业的，由于按现行退休年龄规定，一般不可能再在新参保地连续缴费满10年并在该地办理退休手续。因此，规定其在新就业地建立临时养老保险缴费账户，便于其继续参保缴费；待其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将临时养老保险缴费账户中的全部缴费，转移归集到原保留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或办理退休手续所在地。

“老工伤”可享工伤保险待遇

伤残等级需重新鉴定

“自2009年10月1日起，西藏老工伤人员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生育失业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西藏老工伤人员是指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统筹前因工伤原因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致残程度达到1至10级的人员。这里所说的用人单位，不含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这位负责人向记者具体介绍了老工伤人员可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1至10级工伤伤残人员旧伤复发所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基本报销规定的医疗费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24个月本人工资，2级伤残为22个月本人工资，以此类推，伤残等级每降低一级，伤残补助金标准就减少2个月，最低的10级伤残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6个月本人工资；1至4级工伤在职职工伤残津贴，办理退休手续的，停发伤残津贴，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本基金补足差额；“老工伤”还可享受经统筹地区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的生活护理费、辅助器具配置或更换费。

另外，因工死亡职工，其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等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或者不满18周岁、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上述亲属，可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抚恤金标准按因工死亡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放，具体标准为配偶40％，其他亲属30％，孤儿、孤寡老人各提高10％。“老工伤人员伤残等级需要重新进行鉴定。”这位负责人说，由于现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职工都是伤残等级达到1至10级的人员，而老工伤人员原伤残等级都是“二等甲级”、“三等甲级”等老的伤残等级，无法与现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1至10级伤残相对应，无法确定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