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人在当村干部？

第一篇：什么人在当村干部？

什么人在当村干部？

摘要：在当今农村，什么人最有可能成为村干部?本文的分析表明：多数村干部拥有中学文化程度;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中共党员和男性村民拥有绝对的优势。宗族之外的宗教、协会等民间组织背景尚未成为促成村干部出任的因素。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权力与权威出现分离。从村干部的成长路径看，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富人村官”和“村官谋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的村支书是从其他村干部位置转任过来。对出任村干部，家庭成分和父辈职业已无明显影响，但父辈的文化程度却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区域之间的村干部群体尽管有着共同的特征，但在村庄、宗族与职业背景等方面却有一定的差异。关键词：农村，村干部，社会政治资本，群体特征

什么人、并如何成为村干部，这是农村社会政治分析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拟集中分析“什么人能成为村干部”这一问题，考察他们之所以成为村干部的背后因素。笔者以为，对此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选择村干部的标准变化;二是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

本文不拟讨论选任标准的变化，而讨论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关于村干部选任标准的变化，笔者曾依据1999年对江西40个村50余年来干部更替的调查资料，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在解放初期，重家庭出身和政治上积极性(政治成分时代，以贫下中农为主);在19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突出政治表现、工作积极性和个人表现(劳模时代);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注重发展经济与致富的能力(经济能人时代);1990年代中期以后，则着重“能否镇得住地盘”(强势力时代)。相应地，50余年来，村干部经历了从“毛式干部”到“邓式干部”、再到“强人式干部”的变迁(肖唐镖等，2001：18-20)。所谓“邓式干部”，即指“先富群体从政”或“富人村官”现象，如在浙江省2002年第六届村委会选举后，全省新当选的133222位村委会成员中，属“先富群体”的约占30%;义乌市的比例高达60%，在新当选的421名村主任中更占到65%;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其人数占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周炳泉，2003：71)。所谓“强人式干部”，在江西农村主要以强宗大族背景为主要特色，但在有些地区农村，治村的“强人”甚至蜕变为“恶人”(樊平，2000)，如阎云翔调查的黑龙江农村案例(阳敏，2004)和于建嵘反映的湖南农村案例，就以黑恶势力背景为典型。尽管已有的研究指出了村干部的如此变迁，但尚不见对村干部队伍特征的系统分析。

这里，笔者借用“社会政治资本”概念，以指称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或其社会政治资源。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包括多方面内容，比如：(1)经济与财富状况，他们是否系经济精英?(2)政治身份，如是否系中共党员、参军，曾经拥有的家庭政治成分等;(3)文化与技术、职业状况，如文化程度、职业经历与专业技术，是否为文化、技术精英?(4)道德、人格与权威状况，如社区内外对其道德、威信的评价和认可;(5)家庭背景，如父辈或其亲属的权力与文化背景;(6)组织资源，参与各种社会组织的情况，宗族与村庄背景;(7)性别、身体素质和个人武力;(8)脾气与性格，等。在这些因素中，有些是“先赋性因素”，如性别、家庭、宗族和村庄背景;有些是“自致性因素”，如经济与财富状况、党员身份、参军、文化与技术、职业、道德权威和组织资源等。下面，我们将根据田野调查数据，主要从文化程度、职业与社会流动、经济与财富状况、道德权威状况、社会组织资源、家庭背景等六个方面，逐一分析村干部的社会政治资本。本文据以分析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我们完成的三项大型农村调查。一为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的调查(简称“2001年调查”)，即在山西、河北、江西和福建四省各选择两个县，按等距方式每县抽出8个乡镇，再按等距方式每乡抽出5个村，八县共320个村进行田野调查，最后完成并取得有效总样本村数316个。二为2002年对全国的抽样调查(简称“2002年调查”)。该次调查的村样本，系以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为总体样本，按18岁以上人口为基数，进行多级分层比例抽样出256个村委会，实际完成并取得241个村的调查数据。三为2002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在江西c、t 两县和山西x 市(县级市)农村的调查(简称“2002-2003年调查”)。此次调查也按分层等距方式，在各县分别抽选20个样本村。其中，江西c、t 两县是我们对1999年研究的40个村的跟踪调查，在山西x 市的样本村中完成了16个村的调查，最后共完成对56个村的调查。在这几项调查中，作为村主要干部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都是重点的了解对象，本文分析的重点也将是他们。

一、文化程度

下表1是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316个村抽样调查的数据。从此表可见，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文化程度在四省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异，他们主要集中在中学文化程度(初中和高中)这一区间，次为小学文化程度，而在小学以下、中专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两极”区间的人员甚少。这表明，村干部虽然已经告别了“大老粗”或文盲时期，但高文化素质的时期也并未到来。

二、职业与社会流动 在法理上，村干部的产生机制均是选举，村委会干部的产生机制是村民直选，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是党内选举。但实际上，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更为复杂，表2收集了两次对村支书调查的数据。在2002-2003年对江西和山西三县调查中，江西两县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是传统的“乡镇党委直接任命”，由党员选举的比例并不高;山西x 市村支书的产生则已从传统的任命方式改由党员选举产生，其中甚至有近七成的村实行了“两票制选举”。2002年对全国241个村的抽样调查表明，党员选举是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实行“两票制选举”的比例高达三成。

那么，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性别状况与职业经历如何?表3中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情况的显示，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只有个别女性干部，男性则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们的职业经历上，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河北省两县80个村的支书和主任中甚至近三成“曾参军”。从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情况看，江西与其他三省的差异主要在“在外村工作过”和“非农经历”两个方面，拥有此两类经历的人员比例明显低于他省。

表4是对全国241个村无任村支书在就任前、卸任后工作状况的调查数据。在列举的20多项职业中，村支书在就任本职务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村干部和农民上，此外，还有少数人来自企业工作岗位和乡镇干部。这也就是说，村支书中的成员主要还是从村里其他的干部位置转任过来，或直接从农民提升起来。而且，从农民直接提升起来的村支书，越在前期人员越多，前三任和前四任中这种“平民书记”曾达四成多。在村支书卸任后，多数人(五成多)直接返归为普通农民，一成多的人“降”为其他的村干部职位，还有部分则完全退休、或被提拔到乡里工作(如为乡干部、乡镇企业人员)。此外，还有少部分人一直工作到“病故”，在前三、四任中这种人员占到一成左右，这或许说明：在早期村支书往往“多年一贯制”。

三、经济与财富状况

根据1998年对江西84个村的调查，笔者曾分析村干部与农村“经济能人”之间的关系，表明村级“能人从政”现象确有一定规模。[1]那么，数年后情况是否有变化呢?本节根据近年调查的数据分析之。

在我们的调查设计中，将“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个体专业大户”和“与村外企业现有业务往来”作为村内经济精英的衡量指标，从村干部与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如当过或正当)，测量村干部(村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的调查既涉及到村一般干部的状况，也涉及到村主要干部(支书和主任)的状况。

先看村干部的经济经历状况。表5集中了两次对现任村干部的调查数据，由于问卷未统计到村干部的总人数，因而，无法得出拥有各种经济活动经历的村干部占村干部总数的比例，但就表内数据之间的比较而言，现任村干部在所列举的“曾当过”与“现为”这两大类(各含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曾当过”的人数相对较高。换言之，先为经济精英再当村治精英的人数，多于村治精英依然兼任经济精英的人数。另一方面，在“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专业大户”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当过或现为“个体专业大户”的人数相对多些。

而就村支书和村主任来说，如表6显示，拥有同类经济活动经历的比例要高于一般村干部。在村支书和村主任中，经济精英所占的比重要高些，尤其是当过或现当“个体专业大户或商业投资”的人数比例明显要高。

村支书和村主任的经济活动状况，在表7中有更直接的反映。笔者将担任过“村办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三种经历”之一的人合计起来，发现：这两类主要干部中曾是“经济精英”的比例在三成以上，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比其前任均提高了一成多，达到四成左右;而且，在316个村中，有近六成村的支书或主任曾是“经济精英”，比其前任增加了16个百分点。村支书和村主任在企业管理者、个体户和商业投资者中的兼职状况，如表7所示，现担任其中一种的人比例依然较高，在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中的比例达到三成以上，有近五成村的支书或主任兼任目前依然兼任“经济精英”。这些情况表明，村主要干部中“经济精英”的比重明显较高，而且，不管是“富人从政”还是“干部谋富(从事经济活动)”的现象，都在扩增之中。

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村支书与村主任的家庭经济状况与主要收入来源。从表8中反映的三县调查数据看，与本村村民普遍的经济状况相比较，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良好，多数好于普通村民，没有一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差于村内平均水准。

表9显示，在村支书和村主任自报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中，“农林渔业”依然是多数人的收入来源之一，其次为“自办企业”和“外出劳务”的收入。

四、道德权威状况

与权力体现暴力和强制力不同，权威所内含更多的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服从，它体现着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传统中国乡村，乡绅往往将“村治精英”与“道德权威”合为一体，不仅依凭权力、而且借助权威来治理着乡村地区。在当今农村，村干部的道德权威状况又如何呢? 在调查中，我们试图从“村里什么样的人最受尊敬”和“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度”这两个指标，测量村民对村干部权威的认同状况。从表10的调查数据可见，在村民所选择的最受尊敬的人中，“有知识或有技术的人”最多，其次为“有威信的老人”，再依次为“村干部”和“企业主和有钱的人”，在这里，村干部被列在第三位。村干部则将自我评估为第二位，与村民的评价有一定的距离。表11的数据反映，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并不高，表示“相当可信”或“完全可信”的村民在二至三成之间，多数村民的态度在“有点可信”和“有点不可信”之间。这表明，村干部与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

五、社会组织资源

组织意味着权力。按政治社会学理论，组织能为政治人物提供有力的“集体政治资源”(丹尼斯。郎，2001：162)。在中国农村，村干部们的上任是否也与其所拥有的组织资源有关呢?在我们的调查中，对村干部组织或参与正式组织(如中国共产党、科技协会、供销合作组织、经济组织、宗教组织、红白理事会)，以及非正式组织(如宗族组织、村庄组织)的情况，做了初步的了解。

从本文表3中所列村主任的“中共党员”身份看，多数人拥有此身份。但遗憾的是，在调查设计中未能考虑到村主任任职与加入中共组织的时序差，因而，无法区分出这样的情况：他们究竟是因党员身份而任村主任职，还是因出任村主任职而被发展入党?这种缺憾也表现在对村干部与其他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的考察上，以致无法进一步分析村干部任职与这些组织资源之间的关系。表12所示，在四省316个村中，除了“红白理事会”和“科技协会”在山西和河北、“宗教组织”在福建较为常见外，其他的正式组织并不普及。在这些业已存在的组织中，由村干部所主办或组织的多为“红白理事会”、“经济组织”和“科技协会”，而“宗教组织”、“民间信用组织”和“供销合作组织”则多为非村干部所主办或组织。

不过，对村庄、姓氏和宗族背景这类先赋性组织资源的调查，却让笔者能做进一步的分析。先看村干部的村庄背景。在表2所列村支书和村主任“是否是本村人”中，除了个别人外，绝大多数村支书和村主任均系本村人。表13显示，在三县回答村庄背景的157个村干部(主要为村内三大头，即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中，来自大村庄的村干部在江西c、t 两县达到六成，在山西x 市虽只有三成多，但比来自小村庄的仍高出20个百分点。

次看村干部的姓氏背景。表13的数据表明，来自大姓的村干部，在江西c、t 两县占到近七成，在山西x 市也达55.3%.再看村干部的宗族背景。表13含三县157个村干部的宗族与房股背景，表14则有对全国241个村和三县54个村的支书和主任的宗族与房股背景资料。表内标示的宗族与房股大小之分，依据的是其人口在全村或本族内之比。从三县情况看，在表13反映的157个“村三大头”中，江西c、t 两县来自大族者占近六成，但来自大房者却略少于来自小房者;山西x 市来自大族、大房者略低于来自小族、小房者。不过，从表14所列三县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情况看，来自最大和次大宗族与房股的人员均占了多数或大多数。

从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看，在前任村支书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3.5%和46.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3.0%、49.7%，前者均低于后者;在现任村支书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4.2%和42.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0.5%、54.2%，前者依然均低于后者;在前任村主任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50.7%和50.0%，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47.2%、47.5%，前者均略高于后者;在现任村主任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5.6%和40.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0.0%、55.6%，前者均低于后者。

以上情况说明，在江西和山西三县，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背景对出任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有明显影响，换言之，来自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的人更有可能出任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大族大房背景并未成为出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影响因素。

六、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作为影响村干部出任的可能性资源，同样值得关注。在我们的调查中，对家庭背景的考察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为：1980年代以前曾影响出

你正在浏览的社会学论文是什么人在当村干部？ 任村干部主要因素的“家庭成分”;父亲的职业状况;父亲的文化程度。为了使分析更有说服力，笔者试将村干部与村民的情况进行比较。表15所列了三县村干部和村民的家庭成分状况。其中，尽管大多数村干部原来的家庭成分为“贫下中农”，但与当地农民家庭成分的比率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家庭成分并未成为影响出任村干部的因素。

就父亲的职业状况而言，在我们调查的三县村干部与村民中，两者之间的父辈职业并无明显的差异，如父亲为农民的比例，村干部和农民分别为71.4%和77.1%.略有差异的在于父辈文化程度方面。如表16所示，村干部中父辈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的比例，低于村民同比10.4个百分点，换言之，村干部父辈中的文盲、半文盲要少于村民父辈中的文盲、半文盲。

七、结论

在当今农村，什么人最有可能成为村干部?本文以三次大型农村调查所获资料为基础，借助“社会政治资本”框架，通过对当今村干部群体特征的分析初步回答了这一问题。

根据对2002年全国抽样调查的同类资料，陈志柔(2004)在分析村干部的社会资本时曾发现：在个人和村庄因素完全一致的条件下，更有可能成为村干部的因素主要为男性、较高的教育程度和中共党员。本文对村干部性别与文化的分析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笔者的分析还表明：村干部已经告别“大老粗”或文盲时期，多数人拥有中学文化程度，但高文化程度时期仍未到来。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中共党员和男性村民拥有绝对的优势。而组织和参与宗教、协会等民间组织的背景，尚未成为促成村干部出任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不管是村干部还是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权力与权威出现了分离。为此，他们的治村行为往往要依靠其它因素，如江西农村的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需要有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的背景，山西x 市的村主要干部也有大族大房的背景。而就全国农村而言，村干部中尽管来自大族大房背景的支持不明显，但依靠经济实力支持的因素却较普遍。

在村干部的成长路径和流动上，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多数村支书是从村里其他的干部位置转任过来，或直接从农民提升起来，后类“平民书记”在早期曾达四成多，多数村支书在卸任后直接返归为普通农民。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曾有相当部分人是“经济精英”，有的依然兼任经济精英，“富人村官”和“村官干部谋富(从事经济活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好于普通村民。与经济因素影响到出任村干部不同，家庭成分和父辈职业对出任村干部已无明显影响，但父辈的文化程度却有一定的相关性。

通过对不同区域情况的比较，还发现：不同区域的村干部群体尽管有较多的共同特征，但也有着各自的差异。后者除了村庄、宗族与房股背景的不同外，还有职业背景的差异，如江西省的村支书和村主任中拥有“在外村工作过”和“非农经历”人员的比例，及其兼任“经济精英”的比例，均明显低于其他省。这种区域差异，对村干部的治村行为与绩效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的经验研究来说明。主要参考文献：

1.陈志柔，2004，„getting ahead in rural china：elite mobility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chinese villages ‟，paper for delivery at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ransformation citizen politics andcivic attitudes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taipei，vov.19-20.2.丹尼斯。郎，2001，《权力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樊平，2000，《“恶人治村”的实质是赢利经纪》，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学术研讨会》，2000.10.14—16.4.肖唐镖，2003，《转型中的乡村建设》，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5.肖唐镖等著，2001，《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阳敏，2004，《关于中国的村庄、麦当劳和全民学英语的故事——人类学家阎云翔专访》，《世纪中国》网。

7.周炳泉，2003，《“先富群体”成员竞选“村官”现象的调查与思考》，载刘亚伟、詹成付：《我们仍在路上：村民选举与村民自治研究论文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第二篇：惠在当厄美文

古人曰：“惠不在大，在乎当厄。”意思是，施恩无所谓大，关键要急人之难。俗语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

读历史的人，忘不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信陵君能周人之急，在危急关头甘冒欺君之罪，窃取魏王虎符，发兵救赵，解秦之围，很好地诠释了“惠在当厄”的思想。与“惠在当厄”相反的，有些人在他人急难面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落井下石。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打倒，离开庐山返回北京时，谁也不敢和彭德怀同乘一架飞机，生怕沾上晦气。只有一个人在飞机上陪伴彭总，空空荡荡的机舱，这陪伴可以想象，给彭总痛苦的心灵带来多大的安慰。这份看似平淡却又有石破天惊的陪伴，真正体现了“惠在当厄”的那分勇气和善良。那个陪伴彭总的人就是“罗长子”罗瑞卿。

对于那些面对他人危难视而不见或敷衍搪塞的人的嘴脸，庄子曾给予辛辣讽刺。庄子曾经向监河侯贷粟，监河侯满口答应：“好的，等我拿到采邑的岁赋，我会借给你三百金，好吗？”庄子愤怒地说：“你知道那涸辙之鲋吗？只要一口水就能让它活命，你却向它许诺，等我到吴国游说吴王之后，把西江的水引来救你，好吗？”庄子说，对鱼如此承诺，还不如到卖干鱼的集市去找这条鱼。有句俗话“口惠而实不至”，说的就是监河侯这样的人。事实上，生活中，像监河侯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常常向人承诺，却少有兑现。对这样的人，人们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满嘴跑火车。看来，大家对这种人看得很清楚，所以，靠空头支票来赢得他人的爱戴和敬意，实在是痴人说梦。

最近，梵蒂冈为特蕾莎修女举行封圣仪式。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离世19年后获此殊荣，根本原因就在她能“惠在当厄”，给那些危难中的人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也许做不了什么大事，但我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一点小事。”当她为临终的人擦洗身子，用温存的话语消除这些濒死者对死亡的恐惧之时，她已经超凡入圣。

记住，在人危难之时，你给他一滴水，他会铭记终身。韩信之所以在封侯拜相之后，能用千金报答漂母的一饭之恩，就是因为漂母能做到“惠在当厄”，在韩信最潦倒的时候，向他伸出援手。对施恩者来说，也许只是举手之劳，但对受恩者来说，却是喜出望外。所以，这样的恩惠，即使只是小小的一碗饭，也在受恩者心中种下了感恩的种子，一旦他有能力了，定会涌泉相报。

人都有遇到坎的时候，有人及时拉你一把，就可以将你拉出困境。想一想，那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事情。所以说，“惠在当厄”，有时需要极大的勇气，如上文说的罗瑞卿之于彭总，但有时也并不那么难，就看你是否有心。有心，即使无力，也会被人原谅，就怕有力而无心，那就是狠心肠，要受人诟病了。

第三篇：后进村村干部包户到人责任制

后进村村干部包户到人责任制 结合当前后进村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党委政府专题召开进一步落实村干部计生包户责任制座谈会，经研究决定，下大力气狠抓计生包户责任制。要求村干部以第二季度普查扫尾活动为契机，切实增强危机感、紧迫感，坚持以落实包户责任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计生工作上新台阶。

一是统一思想，打消侥幸心理。剖析了当前村干部包户责任制不够落实、人口计生工作底子不清、查环查孕工作有待加强等问题的原因和对策，要求全体村干部按照省市县的各项目标要求，突出抓好村干部包户责任制的落实，真正做到区域内农户计生政策宣传、婚育、节育、查环查孕、社会抚养费征收、流出流入对象的婚育及节育措施落实情况等包干责任落实到位，形成层级动态管理责任机制的有效执行。结合乡与村签定的责任状和村干部计生责任制和奖惩制度，要求村全体干部充分认识当前全乡计划生育工作的严峻形势，承认落后、不甘落后，增强危机感、责任感，从落实计生包户责任制入手，狠抓计生各项工作的落实。

二是开展计生日记活动。该乡统一印制发放了计划生育工作记录本，要求村干部每周至少到包干地域走访计生户一次。具体要求熟悉地段、熟悉人员、熟悉计生情况，遵照“对象就是任务，彻底就是标准”的要求，认真完成“四术”、社会抚养费征收和查环查孕。对群众或计生对象反映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或投诉举报，要记入计生日记，是合理合情合法的事情要认真帮助和解决。

三是加强检查、考核。乡党委政府在全乡干部中抽调了部分干部，负责对村干部计生包户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定期检查考核，现场指出导致工作落实不到位，具体存在问题。还强调规定，今后逢会必现场抽

检村干部的计划生育工作记录本，乡党委政府成立的后进村领导小驵成员还要不定期的下乡检查包户工作落实情况并及时兑现奖惩。

第四篇：2010-9-13山区村干部要当好四种人

山区村干部要当好“四种人”

在组织部长下基层调研活动中，笔者深入基层，与镇村干部群众谈心，广泛听取意见，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笔者认为村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第一线，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新形势下，山区村干部要自觉履行好职责，切实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就要当好“四种人”。

一是要加强学习，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山区信息不灵，身处山区的村干部掌握的文化知识不多，很少读书看报、关心时事政治，更谈不上政治理论的学习，导致山区一些村干部政治觉悟、理论素质、文化水平不高，对“村民自治”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出现个别村民为了当上村干部，竞选时竟然违背政策法规乱许愿、乱承诺的现象。这些村干部上任后政治方向感不强，处理问题的办法不多、工作很吃力，缺乏有效组织村民履行自治职责的能力。这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些村干部对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了解不多，政治上糊涂，头脑不清醒。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山区村干部一定要加强学习，与时俱进，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清除思想上的糊涂认识，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头脑，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正确认识和履行自己的职责，增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提高为村民服务的能力。

二是要率先垂范，做创业致富的“带头人”。加快脱贫奔康步伐，是农村发展的要求，是解决当前农村一些突出问题的有效方法。一个村的集体经济能不能发展，村民的收入能不能增加，与村干部是否能率先垂范、具有创业致富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五华县安流镇红山村自然条件恶劣、条件十分艰苦，村支部书记徐有权带头上山搞种养，带领群众走出一条“红山模式”致富路，帮助70 户贫困户脱贫、建起安居房，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 2000 年的不足 1000 元到现在的 6.5万元，这样的村干部，威信自然高，群众必然支持。村干部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勤劳致富作为第一要务，结合本地实际，选准一条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领农民致富的路子，做创业致富的“带头人”。要带头学习农村实用技术，应用和推广科学技术，提高群众致富能力。

三是要勤政爱民，做群众的“贴心人”。“上管天文，下管地理，中间还管生老病死”，是对农村干部纷繁复杂工作的形象概括。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的变革，客观上增加了农村工作的难度。“有吃有穿不靠你”，这是山区群众的普遍心理，在这种环境里，如果当村干部的不是带着一份责任和感情去做工作，工作难于开展。其实老百姓是很纯朴的也是很现实的。只要村干部多与群众交心，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群众一定会把你当作亲人来看，许多需要农民群众共同支持和落实的事情也就可以顺顺当当得到解决。

四是要廉洁奉公，做经济上的“清白人”。在广大农村，中央惠农政策多，热心乡贤支持多，各级政府的扶持明显增多，村级涉及经济的机会大大增强。但是在山区农村往往是管理跟不上，一些党性不强、私心较重的村干部乘机“捞一把”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引发诸多矛盾，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这样的村干部不但未尽发展一方、稳定一方的职责，而且往往是麻烦制造者、民怨制造者。纵观五华县近年来村委会换届不能按时完成村选任务的“问题村”，大多数是财务不公开、村账管理混乱的村。因此，村干部一定要树立廉政意识，做经济上的“清白人”。要干净干事，带头严格执行村务公开、经济公开制度，把群众“要我公开”变为“我要公开”，对村里的各项开支要坚持集体讨论、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完善经济往来审批手续，确保每一次开支清清楚楚，给自己一个清白，还群众一个明白，村民自然就拥护你。

第五篇：村干部

是由党员、群众选出来的，是村的领导者、带头人。“火车开得快，全靠车头带”，一条村能否管理得好，能否搞得好全靠村干部。

第一，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

第二，班子要团结，社会要稳定。

第三，要严格依法办事。

第四,要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第五，全村建设要一盘棋。

中共晋城市委政研室课题组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整个肌体中最基本的细胞，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其建设状况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巩固，关系着整个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我党的执政基础，使之更好地适应新的执政环境和发展需要，成为我们必须重视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8月20日到9月6日，市委政研室和市党建研究会的有关同志，围绕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状况，深入全市6个县（市、区）的15个乡镇、近50个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共接触县直相关领导、涉农部门人员近百人，乡镇干部以及县派驻乡镇单位涉农人员近250人，村两委班子成员、农村党员、乡村企业干部、群众近五百人。发放晋城市农村基层党建调查问卷一千多份（共20题，每题4个答案，单项选择），召开座谈会36个。通过对参加座谈会同志们交流反映情况的收集整理，对回收调查问卷的梳理分析结果，当前我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总体上看是好的，在思想、组织、作风、制度以及反腐倡廉等各个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与此同时，调查显示以及参加座谈会的基层同志们的反映也表明，当前我市基层党组织建设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较严重和激烈。

一、基层民主建设

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是发展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的颁布实施、村务公开、民主理财、村帐乡管，特别是村委换届中民主直选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调查显示，70%的人认为目前优化支、村两委班子结构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公平竞选”（下派县乡干部、选派大学生村官、提高待遇）。这说明民主法制建设已经深入人心，基层干部群众的民主政治意识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座谈中相当部分同志对当前的基层民主建设也反映了一些意见：一是选举时间三年一次较短。从工作上看，第一年了解情况，第二年准备发展，第三年就要应付下一届选举；从群众的民主意识程度看，很容易受家族、婚亲、人情、小恩小惠、瞎承诺甚至宗教、黑恶势力的影响，往往在选举中不能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邻里关系划片分派，部分家庭父子、夫妻意见相左，三年刚刚平静，下一轮回又将开始；二是单纯注重选举程序，当选干部整体素质无法保证。由于选举竞争越来越激烈，顺利完成选举任务已成为乡（镇）、村两级的头等大事，也是乡（镇）、村两级最头疼、最不容易完成、最容易产生矛盾、最容易承担责任的任务。只要没有违反选举程序，乡（镇）、村两级干部就没有直接责任，至于谁能在选举中胜出，胜出的人选能否胜任，因《选举法》和责任两方面的考虑，议论的很多，但基本无人愿意涉及；三是在第八届换届前，干部连选连任比例小，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影响。在调查的乡镇中，能够连选连任两届以上支部书记的比例基本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能够连选连任两届以上的村委主任的比例只占到三分之一左右，这样的干部更替速度，再好的培养方法也无济于事，再好的政策也得不到有效贯彻，再好的发展思路也得不到有效实施，再好的条件环境也得不到有效利用，白白浪费了大好机遇和大量资源。改革开放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凡是发展好或比较好的村的支、村两委，特别是支部书记，基本上都是连选连任，长期执政。

针对以上情况，一是加强党对基层换届的全过程领导;二是加快对基层民主建设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三是制定候选人资格认定和审查标准，在原来已有规定条件的基础上，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应在担任过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担任支、村两委委员、乡（镇）、村企业厂矿领导人员以及乡（镇）机关工作一定届数和年限的人员中产生，同时应对候选人的年龄、学历、财产、人品、健康状况等基本条件进行限制。例如，对违反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但未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部分人的鉴定等；四是加强对村级团、妇、武装等人员的选拔、配备和培养，作为村级主干后备干部储备；五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四个提倡” 的精神，逐步扩大“一肩挑”比例；六是做好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严格选举程序，加强监督，严肃惩处，有效遏制贿选；七是对优秀基层干部各级党组织要有明确的态度，要旗帜鲜明地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大力宣传其工作政绩，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保证他们连选连任；八是改革和完善农村基层组织领导班子选举办法。调查显示，各地基层党组织基本上都是优秀、中等、差等各占三分之一，每次轮换最差的三分之一支部应该比较合理，既能有效保证好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又能达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目的。

二、班子和队伍建设

调查中，大多数人认为，改革开放30年是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30年，同时也是我市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的30年。各级基层党组织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从问卷结果看，在回答“您对您所了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是否满意”一题时，92%的人选择

了“满意”和“较满意”（不满意、不清楚），有59%的人认为，他所了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带领村民致力科学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全部、三分之二、二分之一、三分之一），还有85%的人对我市“农村发展党员新机制”作出了比较肯定的评价（好、较好、一般、不清楚）。这充分表明我市近几年加强基层班子建设的思路是正确的，措施是得力的，成效是显著的。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正视不足。许多同志反映基层尤其是贫困偏远地区人才匮乏，两委主干人才选择困难。有这样一首描写农村人才流向的歌谣，一类人才考试升学出国，二类人才入伍当兵提干，三类人才买卖经商发财，四类人才出外打工挣钱，五类人才违法犯罪蹲监，剩下的老弱病残、聋哑傻憨种地守屋看家。虽然带有片面性，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目前部分农村的真实人才现状。此外，党员队伍管理急需加强等也成为此次调查过程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方面。在对当前提高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主要途径是什么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54%的人的选择是加强党员队伍管理，39%的人的选择是配备好支部书记（加快新党员的吸纳、严惩违纪党员）。

针对以上情况，一是着力拓宽基层党组织干部来源，注重从致富能手、退伍军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中培养选拔基层干部；二是积极探索村党支部书记跨村任职；三是广泛开展党员设岗定位、依岗承诺、创先争优等活动；四是加大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力度，继续探索和完善我市基层创新的发展党员新模式；五是关心爱护党员，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增强党组织的亲和力；六是推广、普及、规范和落实五项制度，努力形成“三级”联创活动的社会合力；七是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集中群众智慧，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建设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能够创造实实在在业绩的基层干部党员队伍。

三、教育培训工作

近年来，我市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精神，坚持围绕发展、着眼长远抓好农村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制定培训计划，组织集中轮训，积极开展学历教育，狠抓农村适用技术人才培训，投重资、下大力气进行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平台建设，全市农村基层干部整体文化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整体文化程度明显提高，整体综合素质明显提升，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但与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群众的需求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在对您所了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主要通过哪种方式组织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调查中，百分之五十的人的选择是以会代训，百分之三十六的人选择的是举办培训班，只有百分之十的人的选择是电教手段（印发教育资料），这说明现代远程教育培训设备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对当前最需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开展哪方面的教育培训的调查中，百分之四十三的人的选择是政策法规培训，百分之二十九的人选择的是文化

知识培训，只有各百分之十四的人的选择是理论学习和市场经济知识。对村级调查答卷人员的学历统计显示，高中及高中（包括农业系统办的函授中专毕业人员）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百分之二十六。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选举制度确实存在不足，二是当选干部整体文化素质低下，三是农村领导人才匮乏，四是领导发展的能力还不是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第一需求。

针对以上情况，一是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和质量；二是加快普及高中教育；三是健全农村成人教育网络体系；四是充分有效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设备和阵地，真正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五是组织优秀两委主干循环讲演，现身说法，增加基层党组织的实战能力；六是弄懂、弄清、弄准基层干部的真实需求，完善教育培训体制机制，创新教育培训形式，使教育培训做到有的放矢，切实提高基层干部党员的整体素质。

四、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党的作风状况如何，关系着党的形象，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加强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面向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建市以来，我市各级基层党组织牢记党的宗旨，继承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率先垂范、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取得了经济社会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在对您所了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否帮助和关心群众解决困难的调查中，96%的人选择了“经常”和“有时”（没有、不清楚）； 在对您所了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廉政工作是否满意的调查中，92%的人选择的是“满意”和“较满意”（不满意、不清楚），这充分表明我市各级基层党组织的作风是过硬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是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作出的新概括、提出的新要求。从总体上来说，我市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的作风建设基本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在一些基层干部党员的作风上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损害着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些问题群众的反映还非常强烈。参加座谈会的相当部分同志反映，农村党员充分行使党内民主的权利受到一定影响，在对当前农村党员是否能够充分行使党内民主权利一题的调查中，64%的人选择了“能”或“部分能”，其中只有4%的人选择了“能”（不能、不清楚）。那么当前影响农村党员充分行使党内民主权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调查显示，45%的人选择的是党员思想消极，35%的人选择了领导独断（规定不清、不清楚）。此外，群众利益不时受到侵扰伤害，部分干部党员思想消极、不思进取，部分主干民主意识差、有的甚至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等也不同程度有所反映。党内民主政治建设任重而道远。

针对以上情况，一是加强对党内法律法规的组织学习和宣传；二是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树立理想信念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弘扬求真务实、公道正派、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保持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三是改进党员教育管理，增强党员意识，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证党员按照党章规定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四是以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为核心，全面推进基层党务、政务、村务、财务公开，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作风；五是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参与、监督作用，让群众参与涉及切身利益的事务决策，营造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和谐环境；六是围绕党的基层政策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切实纠正损害基层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损害基层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

毛泽东从1925年起以主要精力研究和领导农民运动，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论文，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最终走向胜利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始终把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任务，不断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在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对搞好“三农”工作、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决议和决定。

五、坚持创新反腐倡廉教育机制和树立农村基层干部良好形象相结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同广大群众最接近、最密切，农村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农村基层干部思想好、作风正、工作实，对于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推动农业和农村社会健康发展，能够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要教育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真学习掌握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带头执行政策，严格按政策办事；教育干部增强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严格依纪依法办事，尊重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善于运用民主的方式和法律的手段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教育干部时刻牢记“两个务必”，始终坚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以思想教育、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加大对优秀农村基层干部的宣传力度，激发党员积极向上的内在动力，努力树立农村基层干部的良好形象。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村级配套组织建设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各村党组织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村级配套组织建设的领导和指导。村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切实负起组织实施工作，认真做好相关工作。各驻村指导员要切实担负起责任，帮助村两委会选好配强配套组织组成人员。

2、严格程序，规范操作。各村党组织要严格按照配套组织组成人员的任职条件和选配程序，规范操作、严格把关。要保持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对表现好、群众公认的人员调整面不宜过大。要坚持村两委会成员交叉兼职，力求少聘多兼。

3、强化培训，提高素质。镇将结合村干部培训，有计划地抓好村配套组织成员的上岗培训和思想作风建设。各村要结合实际，切实加强对村配套组织成员的培训教育，增强村配套组织成员的责任感和和使命感，密切村“两委会”和各配套组织的关系，形成工作合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4、完善制度，促进发展。各村党组织在抓好村级配套组织建设的同时，要抓好制度建设，修订完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健全村级组织工作规则，完善村务公开、党务公开、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理顺村级各类组织的相互关系。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因地制宜，制订好新农村建设三年规划，选准经济发展的路子，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实践证明，切实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以村民委员会为主体，以共青团、妇代会、民兵和治安调解组织等为辅的村级配套组织建设，有利于巩固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有利于增强村级整体功能，有利于整合新农村的中坚力量，有利于构建农村的和谐与稳定，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村级报帐员调整，敏感性强，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工作，请各村两委要引起足够重视，要做好老报帐员的思想动员工作，倾听群众意见，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选出村民普遍满意的“内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