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进程中的传统治理资源活化与现代治理文化的结合

第一篇：农村社区进程中的传统治理资源活化与现代治理文化的结合

农村社区进程中的传统治理资源活化与现代治理文化的结

合

【摘要】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的建设比较吸取注重现代性要素的特点，但对传统治理资源如何活化和参与农村社区治理与建设的思考及措施相对不足，从而导致农村社区建设未能够和村民行为有机契合，进而未能建立农村社区与土地、生命、日常生活与交往方式的连接，而这个方面恰恰是农村社区最根本和最紧要的东西。因此，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传统治理资源如何活化以及如何参与农村社区治理与建设，并试图以德清的乡贤参事会制度和组织进行分析，提出可行的策略与改进的路径，这对于我国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传统治理资源；活化；德清；乡贤参事会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农村社区建设的复杂性在于其既要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又要被传统基层社会延续性所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农村社区治理的嬗变一直都吸引着一众学者的关注和目光。

（一）“社区”概念的提出

“社区”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定义的，他认为人类生活划分为以大城市为特征的“社会”和以乡村为特征的“共同体”，意思是代表某种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在我国，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第一位研究传统农村社区的教授，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他通过调查认为传统农村社区是“熟人社会”并且在对其特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的农村社会是封闭的和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治理”概念的提出

最早对“治理”这一概念做出界定的是在1995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报告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部门或私人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管理公共事务的所有方式和机制的总和，也是一种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三）本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农村社区建设的复杂性在于既有现代性的影响，又有传统基层社会的延续性影响。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在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较为注重现代性要素的植入，如仿照城市社区建立农村社区组织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运用现代社会工作理念，等等，但对传统治理资源如何活化和参与农村社区治理与建设的思考及措施相对不足，从而导致农村社区建设难以植入到村民内心，进而未能建立农村社区与土地、生命、日常生活与交往方式的连接，而这恰是农村社区之根和独特性。而从治理的维度看，未能尊重传统、活化传统的外部植入性治理会产生治理的“断裂”，因为治理体现为历史的过程。为此，本研究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传统治理资源如何活化和参与农村社区治理与建设。在这一方面，既有的研究主要有：

一是对农村参与性社区治理资源及类型的研究。由于我国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是以“村治为轴、社区为辅”的模式，由此其治理的主体主要由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三驾马车”构成，之后又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而社区服务中心或组织的建立主要是功能性组织，担负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功能。如果把治理资源按照主导与参与进行区分，那么“三驾马车”结构即为主导型治理资源，而除此之外则为参与性治理资源。而对参与性治理资源，古典社会学时期的滕尼斯（1999）、涂尔干（2000）强调了传统农村社区中既有的信仰、价值体系和习惯对村落共同体的构建作用。费孝通（2007；2009）在转译社区概念及其终其一生的研究，关注了现代性背景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农村社区发展的问题。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具体的农村社区治理资源和载体，如White（1993；1996）、Frolic（1997）、何包钢（2003）、林聚任（2005）、陈建胜（2010）等强调了市民社会的自组织性、人际关系、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的作用；王铭铭（1996）强调了宗族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复兴与治理功能，艾瑞森伯格与肯波（1940）强调了邻里关系对乡村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

二是农村社区传统治理资源与现代社区治理的衔接机制研究。中国台湾学者林瑞穗等（1996）以台湾经验，分析了村里组织与社区组织的衔接机制。李培林（2004）认为传统村落终结是必然趋势，但农民的再组织化是能够产生新型社区的意义。毛丹（2010）提出了城乡衔接的方式推动农村社区转型，并指出这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意图和规制。曹海林（2009）借用治理理论强调了国家、农村社会各种力量的多中心治理与合作机制。徐勇（2013）认为民间组织的参与是农村社区治理是衔接的重要资源。毛丹、陈建胜（2014）、项继权（2015）等人提出以社区重构中的组织及其职能设置来解决村治与社区治理之间的衔接关系。而从各国实践来看，如德国强调乡镇咨询委员会制度的政治功能，而没有政治意义上的社区组织，只是配以各种服务性的社会组织或社区社会组织，且功能单一；英国、葡萄牙等过亦如此，强调民众参与和政府沟通功能。

综上来看，第一种类型的研究主要解决了不同类型的传统治理资源和方式问题，而且侧重于既已存在的资源，如社会资本、人际关系、宗族、老人协会等，但对于他们如何活化及其现代性适应及其更为重要的参与等方面则涉及较少，而只是强调了它自身的功能；第二种类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对于我们此课题的研究起了很好的提醒和启示功能，但缺乏微观的细致分析，以至于对这一问题还没有做到解剖性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因素，本研究认为农村社区建设中传统治理资源的活化与参与是值得细致研究的，需要分析它活化、参与的背景、原因、过程及其效果，特别是费孝通所说的如果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这是文化自觉的问题。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它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我国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的结构、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要分析村级组织与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与功能设置，同时分析其它参与性组织与资源的种类与现状。二是基于社区治理现代化背景和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转型趋势是什么，即到底走向城乡一元的社区治理制度，还是强调城乡衔接，抑或其它类型，它规制了我们传统治理资源发挥功能的领域、范围及其作用。

（二）传统治理资源的活化与参与机制

本部分将以德清“先贤参事会”制度，分析其活化背景、组织载体、参与过程、参与效果，指出以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更进一步而言，这种传统治理资源是否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与融合机制需要深度的分析和研讨。对于这一组织或制度运行来说，要特别注意其动员机制、活化与参与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四个层面。

所谓乡贤参事会是一种新型农村社会组织，由浙江省德清县首创，旨在通过激活乡贤资源，发挥乡村精英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是以参与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及开展帮扶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地域性、非营利性的基层社会组织。

1、乡贤参事会的动员和活化参与机制

（1）规范完善，引导健康发展。2014年9月出台《德清县培育发展乡贤参事会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实施方案（试行）》，明确发展乡贤参事会的意义、原则、内容、培育措施等，并制定章程范本。旨在通过激活乡贤资源，充分利用“本土、外出、外来”三类乡村精英的优势，发挥乡贤参事会辅助作用，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2）试点先行，以点带面铺开。2014年10月，雷甸镇洋北村率先成立乡贤参事会，并组建4支乡贤服务队，以“只要乡亲需要，服务队就在”为宗旨陆续开展各类活动。在洋北村乡贤参事会的辐射作用下，各个乡镇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各乡贤参事会积极推动实施村规民约、弘扬传承传统文化、组织慈善公益活动。

（3）健全机制，激发履职活力。创新登记管理制度，降低准入门槛，目前已实现直接登记7家。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乡贤参事会活动开展正常的，县财政给予每家一次性补助1-3万元。开展社会组织年检和规范化等级评估，进一步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

2、乡贤参事会的主要成效

德清县培育发展乡贤参事会工作开展以来，基层反响热烈，普遍认为这是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有益实践。在德清县加快推进城乡融合的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着力构建法治、德治、自治“三治一体”的社会治理新模式的背景下，广泛培育发展乡贤参事会，打通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有效衔接，将公共服务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与乡土文化的延续、公序良俗的形成有机结合，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1）凝聚智慧力量，助推经济发展。乡贤参事会以当前农村工作为重点，利用自身特殊影响力全力助推家乡建设。洛舍镇东衡村在整治废弃矿山后，需要填土复耕，但村民担心外面运来的渣土可能会有安全问题，东衡村村委就向参事会“问计”，该村19名乡贤建议在填埋场附近挖塘养鱼，用鱼的存活率来解开村民的疑惑。此举不仅使填土复耕工作进展顺利，还为村里增加10多万元收入。

（2）弘扬传统文化，推进乡风文明。乡贤参事会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乡贤树碑立传，在全国首创农村“和美乡风馆”，以“和美”为馆藏主线，把村史、村落文化及古今乡贤的事迹，以各种“榜”的形式陈列在馆内，促使群众进一步熟知本村的历史与文化，激发热爱家乡、传承先贤优良美德的热情。

（3）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乡贤参事会发挥了乡贤在凝心聚力方面的独特作用，推动落实村规民约，协助调解邻里纠纷，架起了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也为矛盾冲突提供缓冲地带，参事会“聚人心、促和谐”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三）传统治理资源的活化与参与机制的拓展方向与发展路径

就这一制度而言，如何破除“强者的联盟”的引诱及其保障公共利益是极为核心的议题，同时其本身的制度、规范和流程建设亦极为必要，这涉及到“先贤参事会”内部治理架构及其与农村社区治理结构这一外部治理结构的关系。就此而言，它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当前这一制度面临的内部治理结构规划化的问题；二是与社区治理结构深度融合的问题。由此，才能提出拓展的方向和发展的路径。

三、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不仅是个文化自觉的问题，也关乎到治理理论中对治理过程的阐释，即治理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为此，本研究将深度分析乡贤参事会这一制度和组织载体是如何复活传统治理资源的，它与现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衔接点在什么地方，进而探讨这一制度背后的文化基础和文化内涵，在理论上与费老的“文化自觉”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也将与治理理论进行对话，深度解析这一过程的结构-功能要素，特别是对“嵌入性”的治理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实践意义上而言，当前我国、我省及其地方的农村社区治理实践目前较为注重现代性要素的植入，认为社区是现代的、外来的，由此缺乏与地方自治传统的衔接与整合，导致农村社区建设仅仅注重物质要素和公共服务下沉，即福利化社区和路径依赖，进一步而言则是对社区治理之根的漠视。而放眼全球，一般而言，凡是农村社区治理较好的地方，如日本、英国、德国、美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均极为重视传统与现代治理资源的契合，为此，在下一步的农村社区建设中如何发挥传统的治理资源，并加以活化从而深度介入社区治理，将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根基”和内在生命感。因此，本研究试图以德清的乡贤参事会制度和组织进行分析，提出可行的策略与改进的路径，这对于我国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裴迪南德滕尼斯.《社区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年第1版，第340页.[2]费孝通《.乡七中丨生育制度》.北京人学出版社，1998.[3]聂平平.《公共管理：背景、理念及其理论边界》.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4]刘畅.农村社会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57.[5]赵勤，周良才.《社区管理》[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6―8.[6]史柏年.社区治理[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人学出版社，2004：18―20.[7]徐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江汉论坛》2007年第4期.[8]《论我国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建立与完善》.《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第119期.[9]《公民社会与农村社区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10]项继权.论我国农村社区的范围与边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7）：7―8.[11]http：//baike.baidu.com/link？url=8bvVPcnsNjbnv7mhVNnR6zpPzffn7RjecvVcExLipZGnghB4zqEVNJhO3pVAAPhYpHFb18a66CjPbeEeJnuJXr96ZaRi9QVzMTvXUrJnGBHy_WA5xMEbVOF0jCyhA7oH.作者简介

张莉莉（1991―），女，汉，河南省驻马店市，研究生，浙江财经大学，社会保障专业。

第二篇：中研究性学习国农村固体废弃物污染与治理

中国农村固体废弃物污染与治理

课题组组长：唐琛杰

课题组组员：陈建杰，梁超旅，林翠平，陈丽烨，陈凤姬

指导老师：班主任 陈志强

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为了调查农村地区的固体废弃物污染情况，而进一步制定出治理农村的办法和法规，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好准备！

课题的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小组讨论，实地考察采访

研究成果：、提高全体学生对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我们合理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区及我校重视环保工作，并逐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以培养同学们关心社会、关心环保的高尚情操，创造优美的乡村环境

正文

中国农村固体废弃物污染与治理

 案例说明：环境问题，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但谈论的多，研究的少。想

办法解决的更少。本课题小组的成员，结合研究性学习课程，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本地郊区农村固体垃圾的排放与环境问题上，既切合实际，也好操作。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查阅资料、访问村民、拍摄照片、栽种作物、设计图纸、做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农村固体垃圾的处理方法

 第一、填埋：

主要是由村民自己挖坑用土掩埋或是由乡镇政府组织专人利用天然

凹地填埋，当凹地被垃圾填平后，再从其他地方运土将其覆盖。由于本区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原因，不能形成卫生填埋的方法。即固体垃圾压缩后，分三层填埋再覆盖泥土。这种填埋方法，投资太大，在现阶段经济不发达的毕节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本市郊区的垃圾填埋纯粹的就是入坑覆土式

填埋。这种填埋方法，最大隐患就是凹地露天敞置。垃圾腐蚀后发出臭味。蚊蝇成群，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容易引发传染病

 第二、焚烧：

是农村处理垃圾常用的方法，多是村民自己进行焚烧的。特别是废弃

农作物桔杆。收获过后，农村村民有时就直接将桔杆聚集成堆，点火焚烧。焚烧后的残留物又可成为未来的肥料。但由于本区生产技术水平达不到“无害化”处理的标准，这种焚烧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焚烧产生的大量气体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等飘散到大气中，会破坏大气层，形成温室效应、酸雨等，造成二次污染。即污染物由固体转化为气体。

 第三、回收、存放、丢弃：

回收与存放是相结合的。农村居民对一些生活垃圾的处理，有25%

采取的是先储存于室内，有用的回收，无用的丢弃。但这部分居民所占比率很低。另外，牲畜粪便和一些易腐烂的废弃物（如秸杆）村民的处理方法多是储存在牲畜圈里发酵做肥料使用。这是很好的处理方法，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且无污染。

针对城郊农村的现状，我们认为处理农村垃圾应分类进行。不同垃圾用不同方法处理。

第一，对于生活垃圾一般可采用回收方式。如：煤灰可进行堆肥还田。 第二，填埋存在一定的隐患，但在科学技术暂不发达的地区也不失为一种

很好的处理办法。垃圾由垃圾池运到凹地后，可以用土填埋。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垃圾暴露于空气中，还可以在填埋的地方整平复耕，要想再进一步解决现行填埋方式的弊端，只能等以后科学进一下发展时才能做得更好了。

 第三，对于废弃农作物秸秆，可给牲畜垫圈造肥再施肥还田，也可以送入

专门的秸杆加工厂，加工成秸杆粉，本市现已大力发展秸杆的综合利用，效果明显，使秸秆的利用率达到既经济又环保的效果。还可以在本区推广沼气池。那么，很多的有机废弃物都可以作为沼气的原料，不但废物利用，还可以节省资源。

 除此以外，加大对农村居民环保意识的教育也是刻不容缓的。只有提高了

村民的认识，环保工作才能做到实处，才不会徒劳无功。

研究性学习收获和感想



1、提高全体学生对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我们

合理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区及我校重视环保工作，并逐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以培养同学们关心社会、关心环保的高尚情操，创造优美的城市环境。

2、掌握研究性学习的一般程序，学习收集整理信息、调查和实验报告等

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社会实践的交往能力，调查研究能力。



3、激发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社会责任感，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实践的意识，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

第三篇：关于加大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环境污染监管及治理的力度的提案

关于加大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环境污染监管及治理的力

度的提案

摘要：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案第0420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案 由:关于加大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环境污染监管及治理的力度的提案 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由主办单位环境保护部会同农业部办理 提 案 人：张玲

主 题 词：环境保护,农村 提案形式：个人提案 内 容：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有从城区向农村扩散的趋势。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与城区系统、严密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相比，农村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几乎是一片空白。农村环境保护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农村环境污染不仅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会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治理农村环境污染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地区科学发展、提高社会整体的生态文明水平、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农村水环境污染十分突出。目前水环境污染问题十分突出。在农村，几乎所有生活污水、多数工业废水以及农村个体经营户如饮食摊档、个体豆腐作坊、畜禽加工作坊等在加工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入纳污水体，另外农村诸如“垃圾往水里倒，牲畜死了往水里扔”等陋习十分普遍，造成农村河道水质严重恶化。大部分河涌淤泥累积，污染严重，部分河段已达到劣Ⅴ类以下，发黑发臭，不仅不能饮用，不能用于养殖、灌溉，还严重影响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对人民健康构成极大威胁。农村水污染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群众反映非常强烈。

二、集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大量生活污染。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开始大量向集镇转移，但集镇环保基础设施和监管还难以跟上。目前大部分城镇建成的生活污水处理厂有限，基本限于收集处理城区生活污水，覆盖农村的集污管网在发达地区未铺设完成，在西部地区几乎未考虑这个问题；即使有些镇建有垃圾处理厂，在村一级也逐步实施垃圾收运制度，但相当一部分村民更习惯于贪图方便，将塑料袋、快餐盒、废旧电池，甚至变质过期药品、有毒有害物质等垃圾随意丢弃；镇级设有基层环保所，但人手不多，监管力不从心。

三、农村工业化产生的工业污染。农村工业化相当一部分是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而且，随着城市环境保护力度的增大，不少污染型企业从城市转移到郊区或农村，某些地方政府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也不惜引进污染转嫁型企业。乡镇企业一般资金、技术力量薄弱，不愿意建设或购买环保设施；有的虽有治污设施，但长期闲置，废水不经处理，直排入河；有的企业甚至私设排口，偷排现象严重；还有不少锅炉、窑炉烟尘超标严重。

四、农业生产现代化造成各类污染。不少地方水稻每年化肥超量施用，一些有害物质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池塘，造成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农药作为工业产品本身就是污染环境的有害物质，大部分进入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

建议：

“十二五”期间应该充分引入市场机制，采取“点上治理、面上规划”的农村环境治理战略，统筹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一、加强领导和组织。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认真分析农村环保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由环保部门牵头，成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协调各方工作。省、市、区环保部门应专人专职负责农村环保工作，加强乡镇环保机构和人员配置、培训工作，切实履行好职责。

二、建章立制，强化监督和管理。一是对严重影响生态资源、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坚决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强化对农村工业项目的监督检查，实行环保管理属地负责制、监督检查责任制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终身负责制”，严防污染向农村转移。二是落实环保目标责任制，真正做到行政一把手对管辖范围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乡镇企业法人对本企业影响范围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三是要加强宣传，设置环保投诉举报热线、信箱等，发动群众和村民自发监督。

三、制定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切实做好覆盖全市农村的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逐步实现人居环境和生产环境的分离。

四、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首先，要扩大公共财政向农村环境保护的投入幅度，应优先建立完善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系统、切实建立覆盖所有镇村的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系统，以及对河涌进行清淤和综合整治。其次，根据“工业反哺农业”有关精神研究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根据“谁污染、谁付费，谁收益、谁负担，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不断拓宽投资渠道，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集体和个人多渠道融资机制，保证稳定有效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投入。

五、倡导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关部门要制订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和部门实行标准化生产和管理，建议将农业标准化的内容纳入科技进步奖范围，对实施农业标准化成绩显著的乡镇、部门和个人给予奖励。同时，有关部门应充分认识生态农业的公益性，在税收、信贷和产品标识等方面制定更优惠的专项扶持政策，降低生态农业改造过程中的生产成本，提高生态农业产品的经济效益。

六、以创建为抓手，全面推进农村生态建设。以创建文明镇村等为抓手，以转变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为核心，全面推进农村生态建设，着力提高农村环境质量，构建生态优美、和谐稳定的新农村。多渠道加强农村环保宣传教育，利用社会新闻媒体、手机短信、环保知识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并编撰一些环保知识宣传手册分发到各家各户，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加强农村环保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提高公益意识、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革除陋习，倡导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

来源：中国政协网

第四篇：网络游戏中的传统与现代――《仙剑奇侠传》的文化解读.

2009年第3期 总第101期 新闻大学

JOURNALISM QUARTERLY 文化研究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代表。伯明翰学派惯于把文化看作是一个表征的战场:意义通过编码被植入文化现象和文本之中,从而赋予具体的能指表象以意义。早期的文化研究正是旨在通过对表征过程以及符号背后的真实含义的解读来揭示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在斯图亚特•霍尔看来:“表征是通过语言产生意义。”(斯图亚特•霍尔,2003而文化便是一套共享表征概念和观点的集合体,而语言和文化文本都是这一表征系统的中介。具体的文化文本可以为我们研究一种文化体系提供具体的意指范本,而大众文化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正是这样的文化范本。

一、研究对象及文献回顾

本文以国产角色扮演游戏(又称RPG游戏《仙剑奇侠传》(之四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

网络游戏中的传统与现代——《仙剑奇侠传》的文化解读

[作者简介] 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社会博士,项目组成员 李耘耕(组长,南京大学06级新闻系本科生 陈晰,南京大学06级广告系本科生 王凌霄,南京大学06级广告系本科生 钟方亮,南京大学06级广告系本科生

[基金项目] 本文为杜骏飞教授指导的“2008年南京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实践计划”国家级项目“从国产角色扮演游戏看传统文化在青 少年中传播方式”部分成果,发表时有删节。

【摘 要】本文以代表性的国产角色扮演类游戏《仙剑奇侠传》为研究对象,结合内容分析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采用文化研究的视角对游戏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作文化解读。研究表明:从宏观的思想语境上,游戏设计者能够设置思想议程,使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始终处于特定的文化情景之中;但从具体的诉求方式来看,游戏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传播元素、稳定与僭越的政治伦理观念却是相互交织的;这种矛盾与妥协的含混面貌恰恰使得玩家可以藉此达成对意义掌控权的僭越。研究者认为,这种多元-分权的文化景观,正是网络游戏时代大众文化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关键词】《仙剑奇侠传》;文化研究;传统;现代;文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媒介与文化研究·杜骏飞 李耘耕 陈 晰 王凌霄 钟方亮(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定量的统计和定性的分析,考察大众文化文本是如何对文化符号进行编码设置,使其成为意义表征的中介。《仙剑奇侠传》游戏系列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个人电脑在中国方兴未艾,作为一款国产的单机游戏,《仙剑奇侠传》系列游戏曾经在中国带起一股“仙剑”的风潮,时至今日,《仙剑奇侠传》系列游戏已发行五部,改编电视剧两部,仙剑已经成为出生在80年代的青少年们的共同记忆。在《仙剑奇侠传》系列游戏中,《仙剑奇侠传四》因其发行时间最晚,在继承前作的基础上完善了游戏的世界观及文化内涵,并借鉴了大量新的文化元素,这是我们选择其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原因。

《仙剑奇侠传四》的主要情节如下:山野少年云天河,父母早亡,不谙世事,结识盗墓少女韩菱纱,柳家千金韩菱纱,琼华弟子慕容紫英,后在琼华派偶遇天河父母的故

人玄霄。为助玄霄破冰,四人结伴冒险,随着冒险的深入。四人身世慢慢解开。而玄霄早已心魔深种,利用四人执意飞升,屠戮妖界。天河等人前去阻止,九天玄女携天帝之命出现,惩罚了玄霄。琼华派坠往大地,天河为保山下生灵,拼尽全力击毁了下坠山体。

学术界既往对于《仙剑奇侠传》的研究多着眼于《仙剑奇侠传》的文化传承和受众的问题,牛景丽和于丹在《<仙剑奇侠传>的文化传承》一文中指出,《仙剑奇侠传》延续并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剑仙文化,借用侠,道,仙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表达了中国文化中对绝对自由的追求。(牛景丽,于丹,2007除了对传统文化主要精神内核的传承之外,梅仕士在《民间文化元素在电脑游戏创作中的运用》中详细分析了电脑游戏对于民间传统文化元素的借鉴,并以另一款西方的角色扮演游戏《暗黑破坏神》为例指出了其游戏角色的文化原型。(梅仕士,2007而田丽丽分析了《仙剑奇侠传》的受众心理,她认为仙剑奇侠传的受众多为青少年,他们具有娱乐,猎奇和怀旧的普遍心理。(田丽丽,2006。本文的讨论承继了相关文化批评的讨论,意在对游戏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交织的面貌及其文化、传播效用作深度解读及分析。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本研究共分两方面,第一方面采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仙剑奇侠传四》对白中出现的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类别、频率等指标化统计,以考察传统文化元素在游戏中的呈现。第二方面借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思想工具对游戏进行文本分析,考察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文化元素在游戏中的结合方式,最后辅以对游戏玩家的访谈来说明玩家对游戏的体认方式和游戏解读空间的营造方式。相比于之前的研究,本项研究不但关注游戏是如何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关注游戏是如何利用传统文化的元素建构自身的结构,并适当考察玩家在解读游戏结构的过程中产生多元认同的原因。藉着以上探讨,论文将进而分析大众文化文本中文化符号的消费意义。

1.内容分析部分的样本抽取

在内容分析部分,考虑到分析的方便,我们选取游戏中的剧情对白作为分析样本,把其中传统文化的元素抽取出来,共制作样本卡154张,样本卡包含以下内容:元素编号,元素主体,游戏中出现情境,原出处。

2.内容分析部分的编码标准

研究者把每一个样本卡当作一个分析单位,根据内容分析的编码表进行编码操作,编码指标包括:元素出现的剧情阶段,元素类别,元素畸变,元素出现频率,元素(角色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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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元素的统计与分析 1.传统文化作为游戏背景呈现

在游戏中,传统文化的元素是融合在游戏发展的剧情中、为丰富人物性格和游戏剧情的发展服务的。以“道”这一元素为例,《仙剑奇侠传四》剧情的展开同时也是游戏角色对天道与人道之间思考的展开,在游戏结局中,九天玄女提出了“天道恒大”的观念,而主角却相反地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天”。尽管这是对“人道”的通俗表达,但也的确涉及到了道家文化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而整个游戏的剧情展开也与这两种观念的博弈不无相关。在推动剧情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它又是如何呈现的?这是我们认为值得探讨的首要问题。

图1:游戏中传统文化元素出现剧情阶段的统计(%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支线剧情中出现的频率最多,占总数的35.7%(55个。在故事主线中,由于其所需涵盖的各种推动剧情、情感连接的要素挤占了文化诉求的篇幅,诸多文化元素只能作为一个背景式的部分穿插其中,但是我们发现,其出现频率仍然较高——贯穿整个游戏的元素占总数的21.4%。虽然,在结局阶段,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出现频率最低(只占总数的2.6%,但是其作用却仍然是关键

性的,例如:在终局时,九天玄女与玄霄关于道家思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辩论,即将游戏情节推向高潮。

另一方面,在支线剧情中,由于情节无需主线那般紧凑,故对话就可以出现较为详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游戏起因时,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频率较高(占总数的20.1%,这也从一方面验证了上表的一个推断:(1在游戏的主线叙事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大多用以充当故事背景和设定情境。这样的背景设定是为架构游戏的宏观思想理念而服务的。(2但在微观层面的剧情设置中,相反,传统观念成为了被僭越和反叛的对象,这一点, 我们将在后文另有论述。1.哲学与宗教观念成为传统文化主体在对游戏文本编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传统哲学与宗教元素在各种文化元素类型中居于首位,而这其中传统哲学宗教思想占了大部分。也就

是说,在抽出的样本中,传统文化中

元素所属的文化类别比例(%中国传统政法及经济制度(形态 3.2中国传统哲学与宗教

22.7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诗词,音乐等

8.4中国民间神话传说

14.3中国传统特色器物(武器,用具等 4.5中国古地史,场所名 13.6中国传统礼俗,观念 10.4中国古天文历法 2.6成语典故与俗语 3.9历史人物及事件 12.3其他

3.9Total 100.0表1:关于游戏中传统文化元素所属类别的统计(n=154 127 哲学与宗教思想成为了主导仙剑系列的主要文化元素。

如表1所示,在《仙剑奇侠传四》游戏剧情对白中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类别多达十种以上,较为全面地涉及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其中,中国传统哲学和宗教元素在游戏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占据了总数的22.7%之多,而其中绝大部分均为道教的思想。其次是中国民间神话传说,占14.3%,而中国古地史名及场所名、历史人物及事件分别占有13.6%和12.3%,二者总和达到40种之多。

图2:各类别传统文化元素出现频次交叉统计图

各类型的传统文化元素的在游戏中的出现频次,同样也显示出一些与类别分布相似的特性。出现的频次较低(5次以下的元素所占比例最大。其中,仍然可以明显看出传统哲学宗教方面的元素所占比例最大。在出现频次较高的元素当中,这一类型的元素同样数量最多,古地史、场所名和神话传说次之。(如图2由此可见,在游戏

中出现的中国传统哲学宗教元素中,一部分出现频次较低,但所占比重较大,而另一部分虽然所占比重较小,但是在游戏中出现的频次都在10次以上。这说明一方面,哲学宗教元素在游戏中分布数量较多,另一方面,其重复的次数也较多,这为玩家感知这些元素所蕴含的观念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表2:游戏情节中几个类型的传统元素所处对白出自人物的统计[1](单位:个 由表2可以看出,传统哲学宗教元素中三分之一以上的部分是由主角在对话中阐述的,这其中大部分又是传统哲学宗教思想。而由于该游戏为角色扮演类游戏,玩家在游戏中接触最多的文字材料便是人物的对话,主角之间的对话又占有绝对位置,因此,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会有较长的时间和较高的频率接触游戏中出现的传统哲学和宗教思想。另外,群体人物对于此类元素的陈述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该类型元素在群体人物对话中出现频率较低,但是分布量却仅次于主角。不难看出:他们虽然不是游戏情节的关键人物,却也在传递游戏情节信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对白出自人物 元素类型

主角配角群体人物合计传统哲学与宗教

13111135民间神话传说 134522古地史,场所名 121821历史人物及事件 521219传统礼俗观念 55616总计482342113 表3:游戏情节中几个类型的传统元素所处游戏阶段的统计(单位:个 游戏阶段

元素类型游戏起因游戏发展游戏转折游戏结局支线剧情贯穿剧情合计 传统哲学与宗教506391235 民间神话传说34804322 古地史,场所名420051021 历史人物及事件211014119 传统礼俗观念63103316 总计20101633529113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最主要的几个类别的元素中,出现于支线剧情的占据了大部分。其中,历史人物事件的数量比较显著(14个。《仙剑奇侠传四》并没有清楚地交代时代背景,意味着主线情节只会较少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贯穿整个游戏的一些元素,主要是两类。一类属于构建游戏世界、还原传统观念社会而使用的,在元素类别中属于传统哲学与宗教,比如命定论、轮回说法、望舒羲和、道教的思想等。传统哲学和宗教元素在直接展示游戏中人物观念的方面起着从头至尾的连贯作用,既保证了情节的合理发展,又使得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始终处于游戏设计的思想情景之中。

以上分析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在整个游戏中,大量出现的,由主角对话进行多次重复的传统哲学宗教元素成为了传统文化元素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此当中,哲学宗教思想占据了相当的部分。就游戏剧情来说,虚构的成分是整个游戏文本的基础,传统文化元素对建构一个作为背景出现的文化结构功不可没。

2.元素的畸变: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由于适应游戏氛围以及时代局限等的需要,《仙剑奇侠传四》中出现了部分中国传统元素的畸变[2],其数量共32处,占总数的20.8%,如其中“不教而杀谓之过”,实际为“不教而杀谓之虐”,显而易见,这是由于游戏制作者为求对话通俗易懂而自主改编的。而同时,《仙剑奇侠传四》中也有疏漏错误之处。如其中一引用词“木下有鬼”经查无考,实际用词为“木鬼为槐”。

进一步分析后可以看出,发生畸变的元素主要集中于传统哲学与宗教(9个、传统文学艺术(8个、民间神话传说以及成语典故等方面,集中于前两者。传统文学艺术因素在游戏对话中出现的不是很多,但是在总共出现的13个元素中有6个都发生了畸变(如表-3,主要原因在于创作者有意将古诗词等进行改编,以符合游戏剧情和人物情感表达的需要。

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这种对于传统元素的改编,不论是部分地还是全部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多样的文本解读的可能性,尤其是对于思想和观念性的内容,玩家对其的解读会呈现得更加复杂和多样。由此,游戏文本更成为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多义的、能够自主选择的文本。而其中通过传统文化元素塑造和在此条件下形成的种种观念也必然成为玩家或者受众最容易产生解读差异的部分。

四、文本分析

1.稳定与僭越的二元对立与融合

在仙剑的游戏设定中,每一个系列游戏的故事展开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二元框架。在《仙剑奇侠传四》中,这样一套二元对立的结构是由关于宿命和人为的核心对立彰显的。“这种用隐喻的方法将结构上的差异至于看似自然的具体差异来理解

抽象概念的过程,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过程。他称之为具体的逻辑(the logic of concrete。”(约翰·费

斯克，2008）如果依据这样的逻辑，《仙剑奇侠传四》中所蕴含的自然/文化的结构对立链可以 简单表示如下： 图4：游戏《仙剑奇侠传四》中的二元结构示意图 仙剑奇侠传构建的虚拟世界建立在中国传统的盘古开天地的传说之上，关于盘古最早的记 载见于三国时徐整著的《三五历纪》。其后，梁任昉撰的《述异记》称盘古身体化为天地各物。在仙剑的世界观中，盘古被赋予了世界始祖的身份。伏羲，神农，女娲在故事里被赋予造物主的 角色，在仙剑系列的游戏中，所有出场角色的身份都与这样的三个造物主不无关系，而由这三个 上古大神衍生出来的便是仙剑的世界观，即神、魔、仙、妖、人、兽、鬼六大种族组成的六界。《仙剑奇侠传》中六界的设定可由下图看出： 在仙剑的世界观中，不同的种族之分都 图5：关于仙剑世界中六界关系的示意图 产生于神兽人三种基本种族体系。而之后的六 界更像是对种族的分层，不同的种族划定各自 的生活区域，彼此区隔，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世 界结构。然而在种族的分层中却隐含着阶级定 位，在《仙剑奇侠传四》的结尾，正是九天玄 女的介入成为了玄霄罪孽的最终宣判者，而主 角云天河的生命也是由于神龙之息的缘故而得 以不绝。在六界的分层之中，隐含了对不同种 族的道德判断，神族自然是至高至善的存在，而蜕变自兽的妖自然是恶的存在，至于人，那 便可善可恶，至善便可成仙，成为靠近神的存 在。至恶就成了魔，成为与妖同流的种族。至 于鬼便是三种种族死亡后最终的归宿，成鬼后 的无论神魔，凭前生的善恶功过再入轮回赋予 新的身份。中国传统的阶级结构划分尽管有经 济元素的参与，但世袭却始终是最高统治层延 续的唯一方式，而其统治的合法性却来源于 道德信条，“孟子说：„国君好仁，天下无 敌‟。又：„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千 言万语，总之是归到这一意思：负责治道的政 治领袖，必须具备道德的条件。”（韦政通，2008）也就是说：道德判断始终是阶级划分的合法 性依据。2.文化结构的稳定性 六界和种族的相对稳定是整个仙剑世界保持稳

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人可以通过修仙的方 式合法晋升，而蜀山和昆仑山分别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修仙的绝佳之地。这样的在流 129 动是稳定格局下的阶级转化渠道。位于底层的的人或兽都可以通过修炼提高自己的地位。这样的 合法流动无损阶级之间的平衡和稳定。世界结构的归属不由经济力量或是政治身份决定，而是决 定于天命和前世报应，这样仙剑世界中各角色的从属便有了命定的味道，唯一改变自身身份的可 能途径便是修炼，一旦成功，便可晋升一层，突破阶层限制，于是乎这样的社会结构便非常类似 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结构，而修炼也像科举一样成为个人突破社会限制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为了了解玩家对于这中隐含结构的认知程度，我们运用滚雪球的非概率抽样，对十五位《仙 剑奇侠传四》的青少年玩家做了深度访谈，玩家对游戏中隐含的文化结构的体认具有高度的一致 性。在我们进行的十五例访谈中，共有十三例认为神界是高度稳定的，只有两例认为神魔之间是 可以相互转化的。而且所有的访谈者在对六界的描绘中，都把神看作地位至高并且实力最强的存 在。尽管在其他五界中具有相对的流动性，比如人仙，妖魔之间的相互转化。一位女性玩家C在 解释各种族间道德与地位的相互关系时有以下一段有趣描述，她在排序中把魔排在了地位的最底 层： “在仙剑世界中，地位最高的是神，不太出现，也不太会现身，通常是在人物的对话中 提及，由此可见，神总是高高在上，统治一切。人，受尽命运摆布，不屈不挠，折腾来折腾 去，最后还是抵不过命运。妖和魔的地位都不高，通常被鄙视或是排斥。” 这样的排序建立在她对于道德标准的关注上，可见，道德的隐含先在是维持仙剑世界稳定性 的基础。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依靠道德伦理和世袭划分的阶级观念是仙剑世界观中的难以 被超越的结构，尽管在具体的剧情上永远设置了僭越的可能，但是从传播效果看，传统观念在这 里并没有得到挑战。3.《仙剑奇侠传》文化结构的 僭 越 可 能 性 每一部仙剑剧情的展开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稳定结构背景下展开，但是有趣的是，对于剧情 来说，僭越先在的道德与种族的对应关系永远是每部游戏可以体认到的核心价值。在《仙剑奇侠 传四》中，由于玄霄成仙心切，屠戮妖界获取力量，从而成就了主角云天河与相继认识盗墓为业 的韩菱纱，遗落人间的妖界公主柳梦璃，同为修仙的琼华弟子的的寻仙之旅。在这一个剧情设置 中，玄霄希望成仙，却步步成魔，梦璃为妖，却与人产生

了感情，韩菱纱一心救人，却还是逃不 出宿命，紫英以除妖为己任，却目睹了人的恶性与妖的爱善。这些剧情的要素都是对于原有稳定 结构和善恶判断的质疑。这其中，蕴含在大的文化结构中最核心的质疑便是对善恶标准的质疑。在这里，有这样一套对立于传统的观念，地位高低并非道德合法性的依据，同理，阶层的先验划 分与善恶之间并没有相应契合关系。在我们的访谈中，玩家H这样表述： “个人认为，在仙剑世界中，六道可以轮回，生死可以超越，但宿命却很难改变，神界 看起来高高在上，却也有欺世盗名的虚伪之徒，魔界看起来无恶不作，却也不乏真情真性 者。种族只是一个标签而已，不同的种族只是他们不同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造成的，没有 必然的东西，只要他们之间存在共同的信念、理想或感受，他们就可以成为朋友，成为恋 人。不过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感情是被两界其他人所难以理解的。” 可以看出受访者H在对于《仙剑奇侠传》世界中种族与善恶关系的体认中，明确质疑了善恶 的先在判断，H在解读的过程中很关注推动游戏发展的僭越力量，对于种族与道德判断的不相一 致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尽管其在最后提到这种超越的情感可能会为原有的稳定结构所不容。对 抗固有的稳定结构对于大众来说是具有快感的，费斯克在其《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提到冒犯式 的快感反转的是日常生活中权力关系，上层阶级通过隐形的话语来形塑下层的意识形态认同。而 [3] 大众文化提供的是我们对于日常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反转关系。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仙 剑奇侠传》系列游戏的快感来自与对于意义的解读，这样的解读尽管是受制于情感上的感同身 受，但又的确是隐含在游戏之中的对阶级关系的超越，这样的超越反映在对于种族上便是对于游 戏中所提供的情节进行了普遍化的僭越解读。道德确定性被消解，代之以对于稳定关系的反叛。这一点在受访者对于仙剑四结局的认同感上便可以看出。130 4.结局：调和对立观念 在仙剑四的终局中，魔性已成的玄霄不顾天河等人的劝阻，执意飞升，在一场鏖战之后，天河被击败。就在玄霄以为修仙已成之时。九天玄女下凡，对玄霄实行了“天惩”。在游戏结构 上，这样的结局设计或可看作对于传统结构的回归，尽管在微观的剧情层面，我们看到了僭越的 [4] 现代合理性，但在终局中，僭越又再一次被收编 在传统的结构中，这一段收编普遍被玩家看作 是败笔，玩家D在解读的过程中试图给这样的结局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其

实玄霄如果没有被这个奇怪的九天玄女阻止，他可以成功。也就可以印证他那句 “我命由我不由天”，可是，或许正是这样，游戏想告诉我们的事，世界上，也许真的有许 多事，是你怎样努力都做不到的吧……” 在这个解读中，其实包含了对宿命问题的讨论，在游戏文本中，天命决定人命或是“我命由 [5] 我不由天” 的观念对峙是在文化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对峙的动力来自玄霄和天河等人观念上的 对立。然而仔细分析发现，尽管玄霄最后步入魔道，但并非完全是命运捉弄，玄霄的至情在其对 夙玉的感情中便一览无余，即便在最后时刻，他依然被天河的真挚所感，帮助天河射落琼华。而 反观天河，尽管其不相信宿命，但其身边的挚友却总是被宿命所累，菱纱家族，梦璃身份，这些 都是摆脱不掉的宿命。这种对峙和僭越的相互渗透实际上已经模糊了游戏结构中界限，模糊界限 成为了构造解读空间的策略。结尾动画中，天河射落了坠落的琼华，而百年之后，在青鸾峰顶，梦璃见到了百年之后头发 花白的紫英，此时菱纱已逝，画面定格在保留青春的天河与梦璃相见的一刹那，对传统结构固守 和反叛已然模糊了界限。

五、研究结论：精神意义还是商业意义 在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探讨中，美国传播学者费斯克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探讨了大众文化 文本中所可能出现的结构空间，其主旨是：在意义空间中，大众主动地建构其属于自己一套的对 抗性解码。在费斯克的语境中，他显然把大众文化文本看作蕴含单一或主导意义符码的产物，这 一思路因循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生产路径的阐发。然而另一方面，费斯克发现了蕴含在 意义文本当中二元对立的结构，在主导意义的另一端，对抗符码便出现了可供利用的意义空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费斯克令我们看到了受众主动进行对抗解码的可能。费斯克认为：一个文 本要成为大众文化，它必须同时包含宰制的力量，以及反驳那些宰制性力量的机会。回顾仙剑文 本，我们确实发现了受众多元解码的空间，在对于《仙剑奇侠传四》的结局解码中，我们分明看 到受众主动建构的意义的可能性，那便是对游戏稳定结构的僭越。但问题在于，这样的解码是否 一定对抗了主导意义，主导意义在哪里？ 回顾本研究及游戏文本的整个过程，我们发现大众文化新的权力结构成为不得不探讨的问 题。所谓的主导意义和对抗的文化意义，在这一主题下被模糊了界限。意义引导已不再是目的，开启玩家的解读才是。在这里，大众文化实现了文化编码的策略：模糊二元界限。在这当中，传 统

文化扮演了二元框架的一端、但也绝不固定，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两者价值几无高下优劣的预 判，而是任凭受众各取所需。在仙剑的系列游戏中，宏观的世界结构，依循了传统中国社会中阶 层划分的合理性依据。而剧情的展开却以现代观念的介入，以图对于传统结构的颠覆和僭越；但 最终，却又以二者的相互调和而结束。在这里，模糊的二元界限敞开怀抱，欢迎任何可能的多义 解读；在解读行为开始的一霎那，大众文化的目的已经达成。这便是该文本中所呈现的大众文化 进行意义生产和传播的策略。明白了传统文化在大众文化文本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传播方式，我们还需要商榷一下费斯克 关于大众文化的观点。既然，如费斯克所言，大众文化的文本结构中存在可供对抗解码的意义空 131 间，而这个空间藉由传统文化的两种传播方式清晰可辨，似乎，大众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民主便 应该水到渠成。然而在本研究中，对于仙剑文本的意义分析使我们发现，主导意识形态的消失是 大众在解读文本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尽管在游戏文本中，可供解读的对立意义都有相对的表征符 码，但我们却完全找不到决定偏向的引导话语。对于任何一种解码的可能来说，只要玩家能够自 圆其说，就没有对抗与顺从的问题。意义的空间陷阱用于操控我们的方式在于结构性引导，大众文化提供的意义空间并非单一 地针对某一特定解读者，而是通过投影式的连锁解读产生绵延效应，是意义在空间和时间内得到 延展，成为永无止境的流行链。这个流行链也并非有某一特定的大众文化商品制造，而是以同样 投影的方式一件又一件商品通过模式化的拟真，生产出一系列的解读空间。于是形成一条“文 本——空间——解读——收编——新的文本……”的循环链，解读者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中，不过 是遵循了解码规则的参与者。“所有个体都可能被要求对它进行解码，就是说，通过对信息的解 码自动依附那种它在其中被编码的编码规则。”（鲍德里亚，2000）而当我们通过以上的分析再来反观《仙剑奇侠传》的游戏文本时，一方面，从宏观的思想语 境上，我们看到了游戏设计者设置思想议程的力量——它使得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始终处于传统与 现代交织的思想情景之中；另一方面，从微观的意义传受上，我们却看到了文化效用上的意外： 尽管网络游戏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单纯为了传承、更多的是被蒙上了一层商业消费中上利益至上的 阴影，但是，当传统文化的元素被载入大众文化的文本空间之时，对于受众玩家来说，对意

义的 消费本身即成为了目的；尽管生产者意不在此，但玩家依然可以体验一次自觉而有选择的精神历 程。究其原因，无非三者：后现代主义式的文化分散与消解；网络时代多元主义的哲学协商；市 场最大化的商业理念的驱动。不管前因如何，后果却业已注定：网络游戏里的文化交织是以矛盾与妥协的含混面貌出现 的，而玩家的角色扮演则是藉此含混达成了对意义掌控权的僭越。仙剑隐没，奇侠飞升，人鬼殊 途，道法非常。我们以为，《仙剑奇侠传》中这种“多元-分权”的文化景观，或许正可以被看 作是网络世界互动模式中的大众文化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注释： [1]在《仙剑奇侠传四》中，主角专指玩家可以操控的四个人物：云天河，韩菱纱，柳梦璃和慕容紫英，配角指除主角外影响剧情发展 的人物角色，如玄霄等，群体人物即通常不直接影响剧情发展的人物。NPC（Non-player-controlled Character，非玩家控制角 色）中的一种。他们大多散布于游戏世界的城镇、乡村之中，身份为居民、商贩等，位置固定，充当背景。玩家控制的角色可以与 其发生对话，从其处购买游戏中需要的装备道具或领取与主线无关的支线任务。与此类群体人物的对话不会直接展开情节，但对话 内容可能与情节有关，是对游戏情境的一种补充。[2]本文中所谓的畸变是指：游戏中传统文化元素与我们在编码过程中所查找到的原文或是流传较广的释义有较大出入。[3]此段论述见于费斯克著《理解大众文化》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第4章 [4]所谓收编，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解释为一种遏制对抗意义的方式：“它允许持异议者与抗议者有一定的自由，这自由 足以让他们相对而言感到满意，却又不足以威胁到他们所抗议的体制本身的稳定性，所以他有能力对付那些对抗性的力量。”（费 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第18页）。[5]参见《仙剑奇侠传四》剧情对白。参考文献： [1]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 2003 第16页 [2]牛景丽，于丹《<仙剑奇侠传>的文化传承》《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梅仕士《民间文化元素在电脑游戏创作中的运用》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毕业论文 [4]田丽丽《电视连续剧<仙剑奇侠传>的受众分析》《声屏世界》2006年第9期 [5]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第98页 [6]韦政通著《中国文化概

论》吉林出版集团2008第211页 [7]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第93页 132

第五篇：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文化的变迁与重构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文化的变迁与重构

发布时间：2014-4-6信息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农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推进农村文化的科学转型和深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处于剧烈变迁和更新重构状态之中:一方面，农村文化与现代化、城市文化全面对接融合;另一方面，农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不断丧失、恢复与发展，农村文化的内涵和建设路径在这一深刻转型中不断发生变化，其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亟须重新梳理和清晰界定。只有考察并分析这些现状，才能把握问题实质，科学推进农村文化建设顺利进行。

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有农村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现代化。而要实现农村现代化，必须关注农村文化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农村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一方面，中国农村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认识等在现代化建设中被不断冲击和重构;另一方面，城市文化也以现代文化的名义不断向农村呈显自己的力量，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整个农村文化处于复杂的、不断转换的动态局面中。不对这种动态局面和复杂现状进行清晰的梳理和深刻把握，就难以科学地推进农村文化建设。

一、农村文化内涵和建设路径发生深刻变化

中国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伴随农村经济转型，文化建设日益凸显。但农村文化特别是农村文化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经济建设相比究竟有何特殊规律?这两个基本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相反，随着时代和农村自身的发展变化，这两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含义成倍放大，出现“文化泛化”趋势，如何把握文化及农村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个艰巨任务;另一方面，以前或在城市文化建设中行之有效的建设思路和方法在农村遇到了新的问题，亟须转换思路和创新方法。在现阶段农村文化建设中，对农村文化的界定过于宽泛，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化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确定性，“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大体属于精神文明(或曰狭义文化)范畴，约指文治教化的总和，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应对(‘人文’与‘天文’的对称)，与无教化的质朴和野蛮形成反照(‘文’与‘质’相对，‘文’与‘野’相对)”。也就是说，文化总是本质地表现为特定的精神内涵，首先属于精神范畴。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提出农村文化建设，必然有着新的含义和内容。我们认为，现时段的农村文化至少应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具有浓厚历史特点、打下了深厚农耕烙印的，与工业文化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相对应的文化，明确这一点是为了强调农村文化的历史积淀性和独特性，避免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简单地用工业文化替代农村文化;第二层含义是精神心理层面的深层次积淀，指农村人口在农村生活中创造形成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思维方式、审美情感、心理情感、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的总和，明确这一点是为了强调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把文化与其他事物相对分开;第三层含义是显在的物质，包括文化硬件，文化载体等。

显然，农村文化的核心和关键是第二层面，或者说现时段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第二层面，这就是引导和改造农村文化，满足农民的精神需要，为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提供新的精神文化。只有认识和重视第二层面，才能抓住农村文化的根本，把农村文化建设推向深入。当然这主要针对经济已经发展的中国农村，对于经济封闭落后的农村，文化建设本身一定会也应该融入经济建设，也就是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是一致的。从历史和现实经验来看，只有当经济相对发达之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在现时中国，不分各个农村的现实状况，简单地用文化建设代替经济建设，而不去做更为根本的发展经济工作，显然是本末倒置。但在经济已经相对发达的农村，不把文化相对独立出来进行思考和建设，对文化建设来说，同样是本末倒置。

厘清农村文化的内涵，特别是厘清农村文化的核心内容，才能准确把握农村文化建设的路径，如果农村文化核心内容不确定，建设必然会盲目和离题。“综观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其发动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大多从不同的角度把它当作一种‘工具’去充分运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便是其标志性口号。”由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文化建设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建设和文化硬件建设，也不能把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文化产业，用经济效益衡量文化价值，特别是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建设的思路和方法从事文化建设。既然是文化建设，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使文化这条主线相对明晰，让其他建设围绕、承载、融入文化建设。现阶段，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把握农村文化的核心部分，即农村文化的精神心理层面。一方面要满足农民的精神心理需要，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解决农民的心灵关怀和精神家园问题;另一方面要营造农村的文化氛围，赋予农村新的人文风尚和人文素养，解决农村相对缺乏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支撑问题。总之，应从文化的核心层面思考农村文化建设、从文化的维度思考农村文化建设、用建设文化的方法和思路从事农村文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偏差。

二、农村文化与现代化、城市文化的全面对接融合现阶段，中国农村文化最为显著和典型的特征是农村文化与现代化、城市文化的对接融合。一方面，现代化和城市文化以不可遏制的力量在中国广大农村扩展开来，几乎把农村的一切事物都打上了自身的烙印;另一方面，广大农村两千多年来的封闭状态被彻底、全面打破。中国农村与城市和现代化第一次全方位、多层面深入对接融合。一般来说，对接融合是双向互动的，即现代化和城市文化影响、改铸农村文化，农村文化也影响现代化和城市化。但长期以来，农村多是被动的，城市不但在地缘上不断挤压农村的生存空间，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不断挤压农村文化的生存空间。

这种对接融合除了经济社会自身发展进程和文化本身体现和缓的特征之外，更多的是带有强制性，体现冲突的特征。这种强制性，或是规律的强制性，即一种现代文化、先进文化改铸落后文化的必然性;或是人为的强制性，即简单地用城市文化代替农村文化。这种强制性一方面推动农村向现代化迈进，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农村和城市的同质化。

这种状况是长时间以来我们相对忽视农村的历史和现状所导致的。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生产力一方面受到战争的巨大破坏，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先进生产方式的冲击，中国农村在近代始终得不到深刻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落后状态并没有根本改变，而市场经济的深入扩展，又直接渗入和冲击着农村经济。客观地说，这种渗入和冲击，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并没有足够重视，以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文化的变迁与重构于当我们再回过头来关注农村的时候，有些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农业是所有经济形态中较为薄弱的经济形态，它对市场经济的抗压能力较弱。这种弱势对抗，直接导致农村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扩展中被严重挤压，丧失对话地位和发言权。同时，武断地用城市化建设代替、等同于现代化建设，直接导致农村建设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更严重的是，我们提出的城乡一体化，被简单地认为是用城市代替农村，这直接导致了两个方面的严重问题:一是完全忽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忽视农村存在和发展的相对独特性，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村这一关键主体却长期缺位，或丧失发言权;二是对城市文化全盘接收，认为这些文化天生就比农村文化好，简单地用建设城市的方式建设农村，这直接导致农村完全割断文化传统，使农民的思想陷入混乱和迷惘的状态之中。同时，主体和发言权的缺失，使得每一次文化更新都多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或以落后的形式在农村传播开来。

当然，认识和把握农村文化与现代化、城市文化的全面对接融合这一现实，不是用田园式的情感抵制这一必然趋势。特别是对于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对接融合，无论是以和缓还是冲突的形式出现，都将以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深入扩展。“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那种强行完整保留农村文化的企图和行为，必然会以牺牲农村的历史进步和现代化发展为代价，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但我们应避免农村文化在与现代化、城市化全面对接融合的进程中，农村的对话地位和发言权被严重削弱以致丧失的局面。只有重视并尊重农村的对话地位和发言权，才能真正实现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互动互进，把现代化和城市文化在农村的深入扩展变为农村文化发展、壮大和更好存在的有利因素和契机，从而真正实现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整体推进。只有兼顾和重视城市和农村双方，才能科学地找到双方的冲突点和融合点，避免人为强制性的出现，从而尊重农村文化建设进程中农村这一主体，真正推动农村文化的历史进步和现代化发展。

三、农村传统文化的丧失、恢复与发展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扩展进程中，几乎所有农村传统文化都受到剧烈冲击，农村传统文化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在乡土文化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区域特色逐渐被全球化所带来的现代性侵入的前提下，在以经济利益和物质消费为主流价值导向的文化不断冲击农村社会的现状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乡土文化面临存在和认同的危机，近年来大量的乡土文化形式灭绝或正在灭绝就说明了这种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的乡土气息正在一点点流失，新生代农民也逐渐丧失了对农村传统文化的认同，特别是城市的急遽扩张和新生代农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使农村传统文化缺乏内生力量，得不到内在更新。如果中国城市化进程仍然以扩展土地为导向，农民仍然向城市

单向流动，农村生产方式仍然得不到根本转型，中国农村传统文化持续式微、甚至丧失的局面将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但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无论现代化和城市文化怎样在农村扩展，一个基本的前提和基础是农村文化的历史存在，也就是说，现代化和城市化只能在农村文化已经历史客观存在的现实和条件下扩展和创造。从文化自身发展的维度来看，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文化是在古代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村文化已经历史地积淀在民族性格之中，成为中国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显然不是在短期内就能被割断的。并且，中国农村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进中，已经逐渐与农村环境和农业实践相对剥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村的消逝和农业的根本转型并不必然带来农村文化的消逝和彻底变更。农村文化已经具备了独立发展的逻辑和文化自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农村传统文化与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转型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特别是一些积极的、健康的农村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农村环境和农业实践范畴而存在，具有时空上的普适性。同时，农村文化逐渐脱离农村环境和农业实践，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化形态，具有独立的演绎、演进机制，并能够通过这些演绎、演进机制实现自我更新和发展;二是随着农业实践的变革和农村文化自身的反思，农村文化越来越具有清晰的危机意识和发展更新意识，在与其他文化交流、碰撞中，农村传统文化不但发现了自身，并清醒意识到决不能以丧失自身的方式融入现代化或城市文化。农村文化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和自觉，内在地推进农村文化自觉调整和自我反思，从而实现自我更新，生发出新的文化形态或形式。

当然，农村传统文化在新时期以新的形式取得恢复和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长期存在的农村生产方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农业生产方式必然以相异于工业、服务业等生产方式而长期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因此，农业这一生产方式的长期存在，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村文化会持续存在，同时，农业的不可替代性及其深刻转型，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村文化不会被城市文化彻底取代，农村文化一定会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而不断变迁和发展。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逐渐丧失，又在这一浪潮中顽强恢复和发展，这种状况看似矛盾，但却是当前农村文化的真实体现，同时也是农村文化变革规律的客观要求。一方面，现代化和城市化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8 ]，因此，现代化和城市文化必然会以不可抑制的力量在农村深入扩展，对农村文化怀旧式的田园幻想以及把农村建设成古典庄园的幻想在历史车轮面前必然破灭;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性以及农村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农村文化的长期存在和不可替代性，以及农村文化的自我调整更新能力，因此，企图割断农村传统文化，在农村复制城市，既是有害的，也是不可能的。只有认识并遵循农村文化和现代化、城市化的变革发展规律，才能避免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简单武断做法，才能克服农村文化发展进程中守旧的和乌托邦式的思想，从而真正实现农村文化与现代化的有机融合，推进农村文化的更新发展和现代转型。作者：胡丰顺 杨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