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典型就业歧视案例剖析[共五篇]

第一篇：十大典型就业歧视案例剖析

十大典型就业歧视案例剖析

案例1 歧视条款：“试用期无薪水、不上社会保险”

【案例】应届高校毕业生去非正规单位、小型私营企业就业，双方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单位常以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为由，提出“试用期一年、试用期内无薪水、不上社会保险”这样的歧视条款。毕业生为保住工作常选择忍气吞声。从而使自己的劳动得不到相应的补偿。

【评析】《劳动法》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对于试用期的具体期限确定，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合同期限在六个月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十五日；合同期限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三十日；合同期限在一年以上两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六十日。且试用期内不能无薪，单位必须为员工购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此外，试用期期间，职工可随时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该条款如果写入了劳动合同即属无效。招聘时单位提出此要求的，劳动者应该据理力争。案例2 “本职位限X性”

【案例】“本职位限男性（女性）”，这是各种招聘会，尤其是应届高校毕业生招聘会上最常见的霸王条款。从政府机关的宣传文员职位，到企业的技术支持职位，都“仅限男性”。在某招聘会上，某基层文化馆的“行政人员”也“仅限男生”，而该单位的解释仅仅是“单位女孩太多了，领导想调节一下”。

【评析】《劳动法》第13条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所以，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其他都属性别歧视，有违宪法精神，并违反和《妇女权益保护法》有关条款。用人单位不按照规定，擅自以„岗位不适合女性‟为由拒绝招收女职工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

《劳动部关于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1.矿山井下作业； 2.森林业伐木、归楞及流放作业； 3.《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第IV级体力劳动度的企业；4．建筑业脚手架的组装和拆除作业，以及电力、电信行业的高处架线作业；5．连续负重（指每小时负重次数在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20公斤，间断负重每次负重超过25公斤的作业。这个规定是基于女职工的生理特点，为了保护女职工的身心健康而制定的。

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2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同时增加了新的条款，第54条规定：“妇女组织对于受害妇女进行诉讼需要帮助的，应当给予支持。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妇女组织对侵害特定妇女群体利益的行为，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揭露、批评，并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案例3 “不准结婚”、“X年禁止生育” 【案例】程先生与经女士都在广西南宁市工作，去年领了结婚证，但却迟迟不敢办婚礼。原因很简单：按单位内部规定，夫妻俩不能同在一个单位，婚事让单位知道了，夫妻中的一人就必须离开单位。为了求职、保“饭碗”，南宁不少已婚人士成了“隐婚一族”。

另有一公司招“综合办文秘”，小王前往面视，企业面视负责人要求小王承诺三年内不生育，否则不予签订劳动合同；履行合同期间怀孕的，要与之解除劳动合同并须赔偿企业招聘费用。小王虽然不情愿，但是想到找工作的艰辛，就违心答应了。一年后，小王怀孕了，企业对小王说我们按照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吧，先把企业损失赔偿上。

【评析】企业这样做违反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侵犯了公民的结婚自由权和生育权。这一条款即使写入劳动合同，也是无效条款。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第23条增加了一项新规定：“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第27条：“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求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 案例4 “身体状况与姓氏歧视”

【案例】这方面的歧视可谓是五花八门，包括身高、相貌、体型、残疾和血型等方面，如有的企业招聘时要求“五官端正”，有的要求“容貌气质佳”，这让很多长相一般的求职者徒增自卑感；一家公司不惜重金聘请销售总监和国内、国际市场销售经理，聘用条件之竟然是血型为Ｏ型或Ｂ型。一位老板有意招聘一个女孩当营业员，一听女孩姓裴，便马上改变了主意，因为“裴”与“赔”谐音，不吉利。另一老板有意招聘一男生当客户服务主管，但得知他姓“贾”时，立马不再谈聘任之事，理由是：姓“贾”会让人怀疑公司的信誉。

身高歧视：“身高X米以上”

2004年12月，广东省廉江公开招考英语老师，规定“女性150厘米以上，男性身高160厘米以上”，一名笔试和面试总成绩排第六的女教师因为身高差了２厘米而被拒绝录用。

2003年在湖南益阳市公务员考试中，25岁的男青年樊四平考试综合成绩第一名却被淘汰。樊四平1977年出生于益阳市赫山区樊家庙乡一个农民家庭，2000年7月从湖南农业大学毕业。本以为公务员考试可以改变命运，不料2003年8月9日的体检中，各方面合格的他身高被测出一个“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三位的数据———1.595米，离1.60米的标准差0.005米。仅仅因为这0.005米，樊四平最终被淘汰出局。相貌歧视：张静无奈整容

张静，天津市南开区人，1993年初中未毕业出来谋生。因相貌较丑，10年求职上千次无一成功。全家四口人有四个残疾证。除去每月400元左右医药费，全家只能靠几百元维持生活，每天只吃一餐中饭，尚有1万元债务无法还清。2003年7月张静求助媒体，希望得到一份工作以养家糊口。随后，天津市一家养老院接收她为编外人员。2003年9月她在天津市一家医院接受首次面部整容手术。此后，张静陆续接受了几次免费整容手术，包括改善眉毛、除皱、鼻尖整形等。

【评析】企业认为形象好的员工工作绩效一定比相对差的高，而事实上除了一些特殊行业外，形象与工作绩效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根据姓氏决定录取与否，更是咄咄怪事。对于广东廉江对教师的身高歧视，有媒体感慨：“身高只有１５８厘米的鲁迅先生再世，也没资格在廉江当教师。”而益阳市人事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务员身高标准是湖南省人事厅、卫生厅联合制定的，差5毫米也不能破格！媒体报道后，公众议论纷纷：公务员选拔是选人才还是选身材？ 除了特殊职业对身高有确实需求，其他都属群体歧视。现实中的这诸多争执，呼唤着国家法律法规给与一个公正的解释和规定。案例5 大中电器“减肥令”违了法

【案例】北京大中电器公司曾发出一道“减肥令”：自2004年5月1日开始，身体过胖者将要受到处罚，第一个月“带薪调整”，第二个月发一半的奖金，第三个月扣发全部奖金，第四个月仍不达标将劝离工作岗位。据该公司董事长助理王延星解释，目前体重已成为影响工作效率的一个因素，为了让员工更好地为顾客服务，同时也从关心员工身体健康角度考虑，才制定了“减肥令”。在大中电器上班的小勤抱怨，自公司下达“减肥令”后，她和几个“胖姐妹”都开始控制食量，现在连肉都不敢轻易吃了。据了解，“过胖者”的标准是按照一个公式计算的：身高（厘米）减去１００，所得到的公斤数就是正常的体重。如果员工超出标准体重的２５%，就属于“过胖者”。

【评析】员工体重对销售行业并无明显影响，将其与奖金挂钩甚至劝离肥胖员工，有人身歧视的意味。该规定和《劳动法》等有关法规是相违背的，公司员工可以到劳动部门投诉。

案例6 有无男友竟成女大学生新“求职壁垒”?

【案例】重庆交通学院为该校约4000名毕业生举办了双选会。有意思的是，用人单位有特意招聘无恋爱史的女生。“我们得向学生讲清楚，条件合适并且没有男朋友，可以考虑接收。如果有了男朋友，选择单位还是选择男朋友，那得由学生自己决定。”一家用人单位现场负责人这样说。

【评析】真是怪事！有男朋友则求职无门，无男朋友才网开一面，设下这道门坎，局外人看着蹊跷，企业则是另有算计。原来这些企业来招聘会上设摊，主要的目的不是选才，而是为自家单位的人才挑选媳妇儿。因为这些单位中一些男性人才至今仍是单身，为了不让其远走高飞，于是单位就将招聘会当成了婚介所，要选一批单身女性回去做拴住男性人才的桩头儿。

企业称自己在职场上选媳妇儿乃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颇有些理直气壮的样子。企业此举是个馊主意。且不讲男性人才至今仍是单身，有无其单身的道理？要是他们本身就不想谈婚论嫁，那么你企业就是将他们埋在女人堆里，也未必有什么用。至于留住人才，靠的是海阔鱼跃、天高鸟飞的良好创业环境。倘若环境不行，那么纵然前后左右皆是丽人，除了一见美眉就迈不动腿的登徒子，谁也该走照样走。企业怎么会想出这种馊主意，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我们不能不问的是，现在一些企业到底把女大学生当成了什么？

案例7 残疾人歧视：曾利雄不妥协

【案例】曾利雄是一位天生左手残缺的长沙妹子，1997年她通过考试被广州市残疾者英语培训中心录取，最终拿到大学英语六级证书。她“像健全人一样”去人才市场应聘求职，一家港资服装企业的老板在招聘现场测试了她的英语水平后决定录用，然而第二天，偶然间知悉了她左手残缺的老板娘坚决不肯聘用她了。几经辗转终于有一家物流公司决定接受她，但到公司后仅一个月，在同事的歧视与排挤下又只得憾然离职。2002年底，曾利雄黯然回到长沙。经长沙市残联引荐，曾利雄进了一家电视机厂，但在轻视与排挤之下，两个月后她悄然退出。

【评析】“在遭拒的理由中，听到最多的是„安排你就业可能影响公司形象‟。”曾利雄说。“尽管我已经习惯被拒绝，有形无形的就业歧视甚至让我喘不过气，但越是受挫，我越想与它„较劲‟！”曾利雄近几年屡屡遭遇就业歧视，却从未放弃。作为一个残疾人，曾利雄最大的渴望是能拥有与健全人平等的机遇。“我不知道，求职路何时是尽头。” 案例8 “户籍、地域与方言歧视歧视”

【案例】北京明文规定一些行业限制使用外地人员，1996年3月28日北京市劳动局颁布的第2号通告里，清楚地规定了1996年外地人员在京务工的范围，在204个工种中允许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行业只有12个。户籍歧视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农民工的歧视。一些大中城市设置的行业和工种限制，硬性规定企业单位不得使用农民工，而且农民进城务工要办暂住证、健康证等五大证，要交就业登记费、审核费等各种费，少一证就挨罚。

“河南人勿进”，一些用人单位明确贴出告示，拒绝河南人。部分企业在招聘中要求应聘者必须会讲当地的方言，如粤语、闽南语、宁波话、上海话等。

【评析】户籍歧视涉及我们国家现行的户口的管理制度和一些地方行政规定，许多地方政府把外来劳动力看作是城镇职工的竞争对手，从而制定了一系列排斥和歧视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限定外地人在当地就业的工种，利用户籍等条件限制外地人融入本地，因此企业有时也无可奈何。户籍歧视的另一个原因企业认为外地员工不稳定，容易流动。这对于我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就业市场是非常不利的，也是对公民平等就业权的侵犯。对于地域歧视，企业的的理由有四：一是本地人的民情风俗、言语习惯比较接近，利于开展工作，不必探亲，如果是外地人则每年要有一定的探亲假，以及报销探亲路费等问题；二是本地员工稳定性强，避免人员频繁流动；三是地区信用的影响；四是如果不懂方言，怎么与只懂方言的客户或其他员工交流呢？企业的理由也是似是而非的。现在的就业大军早就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是走是留取决于就业环境，发展前景。企业如此固守一隅，目光短视，只会害人害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案例9 “经历歧视” 【案例】主要是刑释解教人员常因前科失去就业竞争机会。据上海市监狱局最近统计，豫园街道1998至2002年间刑释解教人员有305人。在305人中就业只有66人，而占78.4%的刑释解教人员处于无业和就业不稳定状态，不少还是隐性就业。网上调查： “如果你是刑释人员，你现在的状态是？”选择“失业”的占六成以上；在“如果无法就业，你会怎么生活”一项中，表示“或许会采取不正当手段”的占六成，而另有二至三成要“靠家人、朋友接济”。不少在网上参加调查的刑释人员表示，就业的最大困难是“受人歧视”，约占61%。企业认为招聘了刑释解教人员，他们再犯罪风险比较大。企业不是福利机构，没有义务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没有人愿意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境遇。

【评析】能否正常回归社会，与监狱改造环境、帮教制度、大众接受心理有密切关系。现在很多人对监狱的了解，多是来自港片或美国电影，一说到坐过牢，就很容易将他们跟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联系在一起。人们对刑释人员存有偏见，社会对他们很排斥。这就像“标签理论”，一旦进去后，就被贴上了标签。标签过多，导致总有一部分人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加之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自身也有心理障碍。一旦得不到亲人的关爱，得不到社会的接纳，找不到一个倾诉的地方，又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很容易心理扭曲而导致重新犯罪。有一个统计表明，二进宫的人有50％是在适应期间再犯罪的。对待刑释人员，社会不接纳，只会积累更多的危险因素。

案例10 恐慌性歧视：全国首例乙肝歧视案

【案例】2003年6月30日，芜湖市人事局在芜湖境内组织实施了公务员招录考试。张先著报芜湖县委办公室经济管理职位，并在近百名竞争者中综合成绩排位第一名。按程序他被通知参加体检，被指定的铜陵市人民医院诊断为乙肝“小三阳”，医院结论 “不合格”。在随后的解放军86医院复检中，结论还是“不合格”。9月25日，芜湖市人事局以“两对半检测”不合格为由宣布“不予录取”他。

10月18日，张先著向安徽省人事厅提请行政复议；10月28日，安徽省人事厅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理由：“体检不合格的结论是由主检医生和体检医院作出的，不是芜湖市人事局做出的行政行为。”11月10日，张先著向新芜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诉讼理由：“人事部门歧视乙肝患者。”3天后，张先著接到了立案通知书。

在庭审中，张先著及其律师提出，张先著所谋求的芜湖县委办公室经济管理的职位，这个职位与乙肝没有联系。除了1984年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中规定乙肝患者不能输血之外，其余法律都没有对乙肝患者所从事的职业有限制。医院没有权利对一个人做出不符合公务员体检标准的具有强制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芜湖市依据安徽省人事厅1999年做出的《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行)》，将7种乙肝患者排斥在公务员行列外，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规定。【评析】我国约有1.2亿人属于乙肝感染者，他们在就业和生活中屡遭歧视的现象并不鲜见。严格地说，在这起全国首例乙肝歧视案中，人事局侵犯的不是乙肝患者的劳动就业权，而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乙肝歧视案的社会意义比官司本身的输赢更具有意义。

这起“乙肝歧视案”展现了公民的维权观念渐趋理性化。乙肝歧视案的诉求从“我到底是不是乙肝小三阳”，转成了“我是小三阳，但我就是要报考公务员”。这样个人的权益，就和全国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宪法权利联系了起来；是《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而不是芜湖人事局在歧视乙肝人群。不是拒绝原告的行为构成了歧视，而是拒绝的理由和规则构成了歧视。

“乙肝歧视”的源头在哪里？一方面是公众懵懂且滞后的认识，谁都不想和它们沾上边，属于恐慌性歧视。“公众对肝炎的认识还处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医学水平”，而上世纪80年代末，即使是专家，对肝炎的认识也十分肤浅。另一方面，有关法律、制度明显滞后。1989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1991年12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实施隔离措施未免过于严厉。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早已将法律远远甩在了身后，而法律又使1.2亿以上的乙肝病原携带者成了另类群体。

现实的案例告诉人们，在公民平等权问题上，劳动和行政关系的主体之间出现了某种紧张的对立。旁观的人们即使是用朴素的正义观念都已可以看出就业困境现象中的不合理性，而现行的法律制度更应当也必须做出某种程度的响应。这才是我们应该引起足够警醒和关注的关键和核心问题。

第二篇：典型案例剖析

在5月份安全生产工作例会上的

典型案例发言

（市煤炭工业局局长 郝德彪）

尊敬的刘市长、各位领导：

根据会议安排，现将我局安全执法情况汇报如下：

一、执法总体情况

今年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安全执法年，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定，我局制定了详细的安全生产执法年活动方案，并通过动员大会，对安全生产执法年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提出了“四个一律”和“五个一批”执法要求，明确要求对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要认真查处和严厉打击，尤其是对存在的问题，必须要严格按照责任倒查机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执法年活动开展以来，我局5个执法检查组，共出动检查人员221人次，检查煤矿企业41矿次，查出各类问题533条，其中，查处重大隐患4条，违法违规行为7条，责令停产整顿煤矿7座，停产停工工作面1个，累计罚款总额为488万。通过这一阶段的执法检查，推进了我市煤矿安全执法年活动的有序开展，煤矿企业安全责任意识明显增强，安全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安全生产态势明显好转。

二、执法典型案例

2018年4月21、22日，市煤炭局利用两天的时间，对山西霍州煤电集团李雅庄矿进行了“四不两直”执法检查，经过井上下、软硬件的全方位排查，共查出隐患35条，其中，重大隐患2条（甲烷传感器、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调校执行标准不符合AQ标准要求，备用甲烷传感器无调校记录、2-611综采面监控系统采用异地断电，断电执行时间大于2秒，不可靠），检查组根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国务院446号令）要求，责令霍州煤电集团李雅庄矿立即停产整顿，并处罚款100万元。

三、典型案例剖析

通过此次突击执法检查，暴露出李雅庄矿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暴露出在职工的安全责任意识上“悬了空”。存在一些经验主义和侥幸心理，在生产过程中忽视井下复杂环境，轻视隐患可能造成大事故，对一些规程明确要求的内容，内心很清楚，但在自身惰性、任务指标和“老煤炭”经验主义、思想的支配下，走捷径、抄近道，比如说李雅庄矿不按规程规定串联通风，只想着出不来事故，而忽视规定要求，没有真正将安全责任意识牢记于心、付诸于行。

二是暴露出在法规政策把握上“脱了轨”。近年来，国家、省、市出台了一系列煤矿安全生产的法规、政策、规章制度，煤矿理应认真学习、研究，吃透内容、认真遵守、严格落实，但是通过这次执法检查，充分暴露了李雅庄矿在法规、政策的把握上不认真、不准确、不牢固，存在明显差距，在日常的安全管理过程中，与国家、省、市对煤炭领域的相关要求“脱了轨”。

三是暴露出在制度和措施落实上“打了折”。李雅庄矿在安全管理过程中没有严格按制度管理人员，没有严格按设计指导生产，没有严格按措施保障安全，比如说，此次检查过程中，发现井下有在岗工人不按制度要求持证上岗、证不离身，尤其是在探放水方面，仍然存在不按设计和措施施工的情形，设计、措施的落实不到位，上下两张皮。

四是暴露出在安全现场管理上“滑了坡”，煤矿井下现场点多面广战线长、安全管理难度大，因此现场管理是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从此次执法检查结果看，90%的问题都出在现场作业和施工质量管理上，有规定不遵守、有标准不执行，比如说通风设施质量不达标，现场管理混乱，施工标准不高，还存在顾此失彼的现象，重点抓住了顶板、瓦斯、防治水的管理，而忽视了井下监控系统、煤尘和防灭火的管理。

五是暴露出在职工教育培训上“走了样”。安全管理最基础的是管人，人员素质是决定生产安全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检查发现，李雅庄矿对职工的教育培训还是存在不重视、走过程、留于形式、应付检查的现象，造成了培训没有针对性、没有指导性、没有侧重点，培训教育成效不明显。比如说市里执行的“双预控”管理和“三会”安全员，我们在检查过程中，随机抽查一线工人和安全员，结果是都不清楚，甚至个别工人根本没有听说过。再比如询问职工自身岗位的安全风险时，也是答非所问，这充分暴露了李雅庄矿在职工教育培训上“走了样”。

六是暴露出在安全标准化管理上“掉了队”。李雅庄矿是通过国家一级安全标准化验收的矿井，但是验收之后，标准化管理严重滑坡，标准化工作没有常态化，本质安全型矿井意识十分淡薄，也充分说明了五大集团下放矿井在安全标准化日常管理和动态达标上不够重视。目前，全市已通过国家局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28座，其中原地方监管矿井19座，占总数的68%，五大集团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9座，只占32%，这其中还包括霍州煤电集团本部2座矿井，如果只看兼并重组矿井数量，原地方和五大集团下放矿井比为73%对27%，相差数倍。从这组数据上来看，五大集团下放矿井在安全管理方面还存在不重视、推进缓、管理差等问题，这也是造成“掉队”的主要原因。以上暴露出的这些突出问题，不仅仅是在李雅庄一座煤矿上出现，其他五大集团下放矿井也存在类似问题，映显出我们大集团没有将自身优势与安全管理有效糅合，思想上飘然，管理上疏忽，行为上松懈，上层管理人员重生产、轻安全的思想还未彻底根除，经验主义、冒险主义、侥幸心理依然存在。目前，执法年活动正在扎实有序开展，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执法检查和惩处力度，真正让煤矿企业从思想上紧绷安全之弦，从管理上紧靠安全重点，从业务上紧贴安全标准，规范安全生产行为，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达到不敢犯、不会犯、不能犯的目的。市煤炭局将继续牢记使命，尽职履责，扎实做好煤矿安全监管工作，保障我市经济和社会安全稳定健康发展。

2018年5月31日

第三篇：食品药品十大典型案例

食品药品十大典型案例

2014年03月28日 发布

3月2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13年查处的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中案情复杂、涉案金额较高、社会影响恶劣、具有警示作用的“食品药品十大典型案例”。

2013年，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坚持民生导向，始终将打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开展了保健食品打“四非”、药品“两打两建”、“打四黑除四害”、“打击食品犯罪保卫餐桌安全”等一系列专项行动，强力打击整治各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突出违法犯罪，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全年各地侦破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4.3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万余名，有效防范了系统性风险发生，有力维护了百姓饮食用药安全。

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特定阶段，受违法犯罪的暴利驱使，滋生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的因素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特别是随着近年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持续不断的打击，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新动向。主要表现在：一是长链条跨区域案件明显增多。从原料的生产销售到有毒有害食品和假劣药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各环节，由作坊式生产向跨区域化、集团化、规模化生产发展，制售网络遍及城乡各地，各环节异地分散，发现查证成本高。二是利用互联网进行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呈上升势头。随着物流行业、互联网的日益发达，网上销售假劣食品药品犯罪明显增多，扩散性、欺骗性更强，消费者更容易受骗。三是犯罪手法升级、活动愈加隐蔽。如制售、使用瘦肉精犯罪，以在饲料中添加瘦肉精为主要手段的“瘦肉精”犯罪生产源头基本打掉、主要销售网络基本摧毁后，犯罪分子变换手法，又先后出现在屠宰环节给生猪注射瘦肉精、在兽药中添加瘦肉精等违法犯罪现象，发现查处难度加大。

针对近年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形势、特点，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始终绷紧保卫人民群众食品药品安全这根弦，紧密配合，大力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共同建立了线索共享、案件移送、协同查处、联合督办、共同发布信息等一系列工作机制。针对一些传统重点领域犯罪根治难度大、多反复、易反弹的特点，坚持行政主管部门源头治理、日常监管与公安机关重拳打击双管齐下，积极推动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从根本上防范、遏制有毒有害食品和假劣药品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经过各部门持续不断的打击整治，近年来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仍多发易发，治理难度加大，新的问题还不断出现，打击整治任务仍然繁重艰巨。2014年，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和公安部将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立法工作，致力于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并对食品药品违法实施最严厉的惩处措施；进一步完善行刑衔接机制，保持打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高压态势。公安部已部署开展“打击食品药品犯罪深化年”活动。

在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持下，全国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保持食品药品领域法治诚信的良好市场秩序，共同维护好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附：食品药品十大典型案例

河南民权“5.24”特大病死肉案。2013年9月，在公安部统一协调指挥下，河南、云南等地公安机关成功侦破特大生产、销售病死肉系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05名，查扣病死牛马肉80余吨，摧毁一跨7省区犯罪网络，查明2008年以来云南昭通、曲靖等地犯罪嫌疑人从当地农户收购病死、死因不明的牛、马、驴，屠宰加工、贩运到省内外农贸市场、熟食摊点等，案值9000余万元。

湖北武汉闵某某等生猪非法注射沙丁胺醇案。2013年6月，湖北武汉公安机关侦破一起特大给生猪注射沙丁胺醇案，一举打掉以闵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端掉6个“黑窝点”，查获有毒有害生猪525头及注射器、沙丁胺醇药水等作案工具，抓获涉案人员38人。经查，2012年下半年以来，闵某某犯罪团伙在武汉城乡结合部控制6个屠宰点屠宰生猪，并向生猪注射沙丁胺醇。该犯罪团伙直接经营其中一个窝点，并负责向另外5个无证屠宰点供应生猪，销售“沙丁胺醇”注射剂，按每头猪40元的标准收取“保护费”，案值3000余万元。

陕西西安李某等涉嫌生产、销售假牛肉案。2013年9月，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配合下，陕西省西安市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特大生产、销售假牛肉案，抓获嫌疑人45名，捣毁“黑窝点”6个，当场收缴成品、半成品假牛肉17.5吨，案值6000余万元。

山东枣庄盖某等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2013年6月，根据当地监管部门移送线索，山东省枣庄市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8人，现场查获未经检疫牛肉制品54吨，查明盖某等人通过非法渠道经由香港购入未经检疫的巴西牛肉制品，再通过物流公司运输至山东等多地，案值1400余万元。

辽宁本溪徐某等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保健食品、药品案。2013年3月，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配合下，辽宁省本溪市公安机关成功侦破徐某等生产、销售伪劣保健食品、药品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52名，缴获生产设备2套、原材料胶囊200余万板、包装物60余万套、生物降压素牌双参胶囊等20种伪劣保健食品、药品20余万盒，捣毁生产、加工、储存、销售黑窝点11处，案值2000余万元。

江苏沛县蒋某等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保健食品案。2013年5月，根据群众举报，江苏沛县公安机关联合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破获一起特大生产、销售伪劣深海鱼油案，打掉 “黑工厂”6家，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查扣假劣鱼油胶囊180万粒，查明犯罪嫌疑人蒋某从山东、江苏多家公司利用废弃深海鱼油下脚料生产伪劣鱼油250余吨，案值近1亿元。

广西柳州“5.17”生产、销售假药案。2013年5月，公安部会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统一协调指挥广西、安徽等地公安机关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成功破获一特大生产、销售假劣人血白蛋白、人用狂犬疫苗等假药系列案，捣毁生产、销售假药黑窝点4处，抓获犯罪嫌疑人18名，案值2000余万元。

广东深圳“7.29”系列生产、销售假药案。2013年7月29日，根据前期主动梳理排查的线索，广东深圳公安机关、药监部门联合行动，捣毁销售假药窝点8个，破获案件6起，刑事拘留14人，缴获“易瑞沙”等抗癌类假药8600余盒，查明犯罪嫌疑人通过QQ视频通话的方式低价购入高价售出，通过物流寄递渠道销售假药，案值1600余万元。

湖南隆回孙某等涉嫌生产、销售假药案。2013年5月，根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案件，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成功破获孙某等生产、销售假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4名，查缴假药生产线2条、制假设备6台，缴获假药6000余瓶及各类假药商标、包装盒2.8万余套，查明该团伙2007年以来生产加工“骨刺风湿宁胶囊”等假药销售至湖南、湖北、广东等16个省市区，案值1000余万元。

浙江丽水周某等涉嫌生产、销售假劣创可贴案。2013年2月，浙江省丽水市公安机关会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成功侦破周某等涉嫌生产、销售假劣创可贴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捣毁生产、销售假劣创可贴的“黑窝点”2个，查明销售假劣云南白药牌、邦迪牌、恒健牌创可贴7700余万片，案值1600余万元。

第四篇：高院十大典型案例

张某某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9月9日，被告人张某某在泌阳县官庄镇楼房村前楼房的水泥路上，见女童范某某（2011年3月10日出生）无人看管，遂心生歹意，将被害人范某某抱至该村东南方向石桥村的一块玉米地中，用手抠摸范某某的的下体，造成范某某下身流血。后因范某某哭喊，张某某怕事情败露，决意将范某某杀害，其用双手掐住范某某的脖子，直至其以为范某某已死亡，之后逃离现场。次日早晨，已苏醒的范某某被附近村民发现。经法医鉴定：范某某身体所受损伤构成重伤。

（二）裁判结果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猥亵儿童致人重伤，之后又故意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张某某在对被害人范某某实施猥亵后，怕其罪行败露，遂对被害人实施杀害行为，因意志外的原因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故其犯故意杀人罪属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综合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主观恶性，法院对张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二罪并罚，处以死缓并限制减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了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张某某在该案发生前曾两次因盗窃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五年。其前两次的监狱服刑改造并未给其带来真诚悔过的结果。反而加剧了其心理阴暗面的发展和灵魂深处思想的扭曲，对年仅二岁半的留守幼女痛下黑手。该案所暴露出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愈发严重，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大力关注。应建立符合各地实际的留守儿童保护制度，比如留守老人保护队、留守妇女保护儿童联防队、村（社区）保护儿童治安联防队等,构建儿童安全全覆盖网络。同时，加大对侵害儿童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打掉侵害儿童安全的黑手。

许某某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因李瑞峰（另案处理）与前女友邓某某（生于1998年7月29日）产生感情上的矛盾，李瑞峰与其朋友徐树浩（另案处理）预谋后，联系崔奎（另案处理）到新安县。2014年3月14日，李瑞峰将邓某某带到崔奎及许某某二人所住的新安县新城德美宾馆205房间内，谎称外出有事，将邓某某交给在场的崔奎、许某某，后崔奎将邓某某按到床上并持刀威胁，由许某某将邓某某下身衣服脱掉，崔奎将邓某某上身衣服脱掉，由许某某强行与邓某某发生了性关系。案发后，被告人许某某等四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12万元，取得谅解。

（二）裁判结果

新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某伙同他人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本案属共同犯罪，许某某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大，应认定为主犯，但在作案时未满十八岁，系未成年人，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许某某在庭审中自愿认罪，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依法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许某某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被告人未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

（三）典型意义

被告人许某某案发时不满18周岁，在外打工期间沉迷于网络，受某些不良网络文化影响并在他人的怂恿下犯罪，男女关系方面的意识非常淡薄，在已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因磨不开面子听从他人教唆导致本案发生。从犯罪原因角度分析，这是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其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缺乏正确的教育引导，导致人格发育的不健全，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李某某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期间，被告人李某某利用糖果等物品诱骗本村幼女时某甲（生于2008年6月23日）、时某乙（生于2007年9月12日）到其家中，多次与时某甲发生性关系，一次与时某乙发生关系。

（二）裁判结果

镇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采取诱骗的手段，多次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被告人李某某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本案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5）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农村留守儿童被性侵案件。性侵行为发生时，两受害儿童的父母均在外地打工，受害人随爷爷奶奶生活，平时在学校上学。由于经济原因，她们不像城市孩子一样有很多的玩具和小吃，往往禁不住诱惑，而且对性的保护意识较差，一旦遇到坏人的小恩小惠诱惑，根本无法识别而上当受骗。被告人李某某系光棍多年的成年人，生活寂寞，女孩们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不能尽到监护责任，使其有机可乘。司法机关对于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采取特别、优先的保护原则，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从严惩处。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司法解释正是基于此及时出台的。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八年，体现了司法解释的本意。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中心支公司与段某某等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月24日，付某某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与沿新县至田铺乡公路由北向南李某某驾驶的豫S91622号中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豫S91622号客车乘坐人段某某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新县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付某某负主要责任，李某某负次要责任，段某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当日段某某即被送往新县人民医院治疗，共花费9649.58元。出院诊断为：左侧第2-5肋骨多发骨折、左侧血气胸，医嘱住院期间禁止母乳喂养，并陪护两人。肇事车辆豫S91622号中型普通客车实际车主为李某某，该车挂靠长安公司从事客运经营，并在保险公司投保每人责任限额20万元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

（二）裁判结果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肇事客车实际车主为李某某，该车挂靠新县长安客运公司，并在人寿财保信阳公司投保有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因段某某提起的案由是客运合同之诉，段某某与李某某、新县长安客运公司之间属客运合同关系，新县长安客运公司和人寿财保信阳公司之间属保险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段某某的损失应由李某某和新县长安客运公司连带赔偿。李某某和新县长安客运公司连带赔偿了段某某的损失后，可行使追偿权。段某某因交通事故导致无法哺乳，有医嘱证明段某某住院期间禁止母乳喂养孩子，故酌定赔偿原告奶粉费3000元。

（三）典型意义

在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中，将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是承运人的义务，乘客在运输过程中非因乘客自身原因造成人身损害的，承运人应当对旅客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正在哺乳期的女性乘客遭遇交通事故后医嘱禁止母乳喂养的，禁止母乳喂养期间的“奶粉费”，是否属于旅客运输合同之诉中的人身损害的范畴？我们认为，禁止母乳喂养从结果上看虽然实际损害的是哺乳期的婴儿，但是交通事故对女性乘客造成的人身损害，是不能进行母乳喂养的原因。不能母乳喂养的损害，不仅是对哺乳期婴儿的损害，也是对女性乘客自身的人身损害，属于乘客人身损害的范围。禁止母乳喂养期间的“奶粉费”是乘客实际发生的损失，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角度出发，对此应予以支持。

李某诉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

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1999年11月18日，原告李某与被告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的居民曾某某登记结婚，婚后其户口迁入被告处，且从2005年起在被告处分有责任田。2011年9月8日，原告与曾某某登记离婚，离婚后原告的户口一直在被告处，其在被告处分的责任田一直未调整。2012年被告村民组的土地被征用，经该组集体讨论决定该组村民每人分得土地补偿款31000元，但被告以原告已与本组村民曾某某离婚为由，未将该款分配与原告。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虽然于2011年与被告村民曾某某离婚，但原告自1999年结婚后其户口一直在被告处，且在被告村民组分有田地，故原告在被告确定分配征地补偿费方案时具有被告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土地补偿款的请求应予支持，依法判决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向原告李某支付土地补偿款31000元。

（三）典型意义

土地是我国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最为关切的一项基本权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论男女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这样规定的目的也在于保证离婚或者丧偶的妇女能够拥有一份承包地，并应当对该承包土地被征用后的安置补助费享有分配权。本案中原告虽与被告村民解除婚姻关系，但其户口未迁出，且在被告处有承包地，属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作为离异女应依法平等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

李某某诉张某某、常某不当得利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常忠于2012年11月11日与张作明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经认定张作明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2013年1月，常忠的妻子张某某、婚生女常某作为甲方和作为乙方的张作明家属约定，张作明方赔偿张某某、常某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等所有费用共计80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金为40万元。张作明方现按照约定已将八十万元赔偿款全部支付给二被告。经原告李某某的监护人李某与被告张某某的委托代理人常霞共同委托，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2年11月21日作出鉴定意见书，显示常忠、李某是李某某的亲生父母亲。现李某某起诉要求返还赔偿金。

（二）裁判结果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某某系常忠的非婚生女，在常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后，其与常忠的妻子张某某、婚生女常某对张作明赔偿常忠的死亡赔偿金均享有同等的赔偿请求权。张作明方与张某某、常某达成的赔偿协议中约定的张作明方赔偿的死亡赔偿金40万元，二被告在赔偿协议达成前根据司法鉴定机构所做的亲权鉴定应当知道原告系常忠的非婚生女，就应该将张作明方赔偿张某某、常某方的死亡赔偿金中原告应得的份额支付给原告，但数额应为40万元的三分之一。关于张作明方赔偿二被告的精神抚慰金，是张作明方与二被告自愿协商的结果，并非法定的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且因张作明与张某某、常某明确约定了分别支付给张某某和常霞的数额，故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原告该部分款项，理由不成立。依法判令张某某、常某将原告李某某应得的133333.33元死亡赔偿金支付原告李某某。

（三）典型意义

我国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本案通过“亲子鉴定”的方式确认生父，给本案的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依法确认了非婚生子女的生母和生父后，才能确保非婚生子女享受到生父母双方的抚养教育及完整的亲情，以及基于身份而产生的其他权利。本案依法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保护了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

周某某诉张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3年5月1日，原告周某某与被告张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一子。2013年7月10日，张某提起与周某某离婚之诉，经法院主持调解离婚，调解书的内容为：“

一、张某与周某某双方自愿离婚；„ „

三、张某一次性给付周某某人民币38000元；„ „

六、其他未尽事宜，双方互不再追究”。而在2013年5月28日，张某与案外人宋某在长垣县宏力医院生育一女，取名张某某。周某某称离婚后才发现此事，现起诉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3万元。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某在与原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行为，并生育一女，导致离婚，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离婚调解书的内容，没有原告周某某明确放弃过错损害赔偿的意思表示，同时无法确认双方已就过错损害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因此，原告周某某在离婚后向被告张某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应该支持，遂判令被告张某给付原告周某某精神损害赔偿人民币15000元。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被告行为是对婚姻和整个家庭的背叛，而且给女方带来了深重的伤害，拆散了本应正常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对年幼的子女更是严重的伤害。因此，在离婚后发现被告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出轨行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体现了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司法精神。

申某某诉李某某等名誉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月14日，被告李某某(女)、舒某某(女)、李某(女)约原告申某某(女)外出，将其带到火车站西广场地下停车场内，三被告对申某某进行殴打，并让申某某跪在地上，强迫申某某掀起上衣，舒某某用手机对申某某进行拍照，并由李某某配以文字上传至舒某某的QQ空间，该网帖被网友转发，后申某某法定代理人到派出所报案，因双方均系未成年人，派出所未予立案。申某某认为被告行为构成侵权，诉于法院。另查明，现舒某某QQ空间所发与原告相关的信息已被删除。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本案三被告使用侮辱性语言，将申某某跪地及露出上半身的照片配以文字在网络上发布，构成对申某某名誉权的侵害，申某某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慰抚金，应予支持，三被告李某某、舒某某、李某均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故赔礼道歉责任应由该三被告自行承担。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慰抚金15万元，要求过高，酌定支持其请求2万元，该民事赔偿责任由李某某、舒某某、李某的法定代理人承担。案件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所涉当事人均系在校学生，因为该案的发生，申某某屡次转学，李某某、舒某某、李某也均无法在原校正常学习，对各方均造成较大影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要恰当处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问题，正确引导未成年人妥善处理矛盾，避免使用过激方式解决问题。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但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承担责任方式，也应由其自行承担。

岳某某诉曹某某离婚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岳某某与曹某某经人介绍于1999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二子。婚后双方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夫妻感情破裂。岳某某要求与曹某某离婚，曹某某认可夫妻感情破裂，同意离婚。双方就子女抚养和部分共同财产的分配达成了一致意见。曹某某系农村家庭主妇，下地干活、照顾一家老小，没有工作及固定的经济收入。

（二）裁判结果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岳某某与曹某某感情破裂，应准许离婚。曹某某作为家庭妇女，对家庭付出较多，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离婚后将导致生活困难，根据婚姻法有关规定，判决岳某某给付曹某某经济帮助两万元。

（三）典型意义

在婚姻关系中，女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她们出于照顾家庭的考虑，往往以牺牲自己的工作甚至事业为代价；另一方面，在出现婚姻纠纷时，女方往往由于没有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导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充分查明案件事实，对于确实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女方应判决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使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本案中，考虑到曹某某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抚育子女、照顾老人，付出较多，对家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离婚后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还要抚养孩子，经济压力比较大，因此判决岳某某给付曹某某经济帮助两万元。

胡某某诉被告陕县民政局、第三人张某某张某某、王某撤销婚姻登记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胡某某(女)与自幼被送养他人的第三人王某系姐妹关系。胡某某2002年起外出务工，一直未与家人联系。王某准备与张某某结婚，但因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依法不能办理婚姻登记，便携带胡某某的户口簿和由其家人补办的胡某某的身份证等，用胡某某之名到陕县民政局申请办理结婚登记。陕县民政局在审查了有关材料，并询问了其结婚意愿后，按照有关规定为其办理了结婚登记。胡某某2010年12月初回家得知此事后，便与王某、张某某共同到陕县民政局要求撤销该结婚证未果，胡某某遂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撤销被告陕县民政局为第三人张某某、王某颁发的结婚证。

（二）裁判结果

陕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与张某某明知未达法定婚龄，不符合结婚条件，却向陕县民政局提供虚假材料，用他人名义办理登记，该行为属于无效行为，作为其结果的婚姻登记证当然也应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判决确认被告陕县民政局颁发的陕结010701149号结婚证书无效。

（三）典型意义

法院依法确认假冒他人身份获取的结婚证无效，保护了被假冒身份的妇女的合法权益。冒用他人身份获取的婚姻登记，不仅破坏了国家对婚姻的行政管理秩序，侵犯了婚姻登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严重侵害被冒用人的合法权益，导致被冒用人无法行使婚姻自由的权利，必须对这类婚姻的效力加以彻底否定，才能恢复被假冒身份者的正常生活秩序。

第五篇：十大典型工伤案例

十大典型工伤案例

十大典型工伤案例当前，工伤案件直线攀升，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工伤保险条例》虽然颁布时间不长，但依然有许多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地方。由于工伤内涵的界定不清、工伤保险待遇的性质不明、民事侵权赔偿与工伤待遇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分歧，“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机动车”等概念的内涵也不十分清晰。这决定了工伤行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必然成为行政审判所面临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

本报将分两期刊登从全省法院2004年以来审理的700余件工伤行政案件中筛选出的十几起典型案例，集中反映《工伤保险条例》法律适用过程中的疑难现状。以通过分析典型行政案件，总结适用法律的规律，摸索有关工伤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

1、超龄农民工受伤能否算工伤？

【提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应聘于用人单位，由于其不具备主体资格，与用人单位不能构成《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工作中受伤亦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只能按照雇佣关系直接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责任。

【案情】原告季明花生于1957年2月21日。2007年4月9日，原告在第三人涟水某棉纺织厂工作时受伤，原告右手截肢。2007年5月下旬，原告向涟水县劳保局申请工伤认定。劳保局以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申请复议。涟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维持被告涟水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涟水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在发生事故受伤时，已超过50周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原告已不符合劳动者就业的法定年龄，其受伤不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等劳动法律规范来调整。

一审宣判后，季明花不服，向淮安中院提起上诉。淮安中院经审理认为：劳动关系基于劳动合同所产生，在双方未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其主要实体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关系即可确认为事实劳动关系。《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女工人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苏劳社医［2005］6号）第七条规定：离、退休仍在工作的人员，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范围。案中，上诉人季明花已超过50周岁，属于应退休人员，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其受伤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调整，其在务工中遭受的伤害，可依照其他法律规定予以处理。

2、挂靠货车司机受伤找谁赔？

【提示】挂靠车辆受聘驾驶员运输货物至目的地后，辅助收货方完成卸货过程中，受到伤害。在雇主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应认定受聘驾驶员与挂靠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案情】自2003年11月1日起，任光将其资产苏BE-2833的货车挂靠金山公司经营。同时聘用李世富为该车驾驶员，并由其向李世富支付工资。李世富于2006年8月2日驾驶苏BE-2833货车，前往无锡送货。到达目的地后，李世富帮助客户卸货时砸伤左小腿。李世富就该事故向江阴市劳保局要求工伤认定。劳保局受理后，依照工伤认定程序向金山公司发出了《工伤认定举证责任通知书》，但金山公司未在规定的15日举证期限内提出异议，亦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被告于2006年9月28日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于10月19日将该决定书分别邮寄送达李世富及金山公司。金山公司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机关作出了维持劳动社保局的工伤认定决定。金山公司不服，向江阴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江阴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法规及规章中均明确规定了职工与用人单位对工伤认定的主张不一致时，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原告接到被告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按法定的期限和要求提供其认为不构成工伤的证据和观点，但原告始终未能提出任何异议和证据材料，因此，原告应对自己未能举证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法院又认为：李世富与金山公司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从任光与金山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看，金山公司成为该车法律上的车主和营运主体。李世富以公司驾驶员名义承担运输任务，且任光是自然人无用工主体资格，任光聘用李世富的行为可视为公司行为，因此，李世富与公司之间构成了事实劳动关系。

法院还认为，因运输工作具有流动特性，其运输货物的目的地是工作的组成部分，因此，符合单位以外的相关区域的特性，因而被告认定李世富受伤的地点属于工作场所亦无不当。法院判决维持社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3、夜班打瞌睡恰遇安全事故是否算工伤？

【提示】劳动者在夜班的工作操作休息间隙坐在门边打瞌睡，因同事操作行为引发安全事故而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认定工伤的条件，应该认定为工伤。

【案情】李恩暄是金莲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莲公司）造纸一车间的造纸工，于2006年10月20日0时至8时上夜班。凌晨5时45分左右，纸辊架上原有的半成品纸辊突然坍塌，砸向正坐在车间内门边休息打瞌睡的李恩暄，李躲闪不及，造成右脚踝骨骨折的事故。金莲公司向金湖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金湖劳保局作出了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工伤认定的情形。因此，不属于因工受伤。后原告李恩暄不服向淮安市劳保局提起行政复议，淮安市劳保局作出维持金湖劳动局的认定的决定。为此，原告于2007年2月5日向金湖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被告劳动局辩称，原告虽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但当时原告打瞌睡，而没有直接从事工作，非因工作原因而受伤，不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条件。

【审判】

金湖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是在其当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整个过程中受伤，其夜班工作期间，因生理原因打瞌睡违反劳动纪律，并不是排除其工作原因受伤的法律依据；其次，第三人金莲公司存在着生产上的不安全隐患是导致原告受伤的内在原因，工作场所中纸辊坍塌才是导致原告受伤的直接原因。故应认定原告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伤，应当认定为工伤，据此，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程序合法，但适用法规错误，应予以撤销。

4、无照驾车上下班遇车祸是否算工伤？

【提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摩托车，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应当认定为工伤。

【案情】吴翠红是原告南京格威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威公司)聘用的职工，2006年5月13日17时50分许，吴无驾驶证驾驶无牌轻便摩托车下班途中，与一辆正三轮摩托车相撞致伤，其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吴翠红申请工伤认定，江宁区劳保局认定吴翠红为因工负伤。原告格威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南京市劳保局维持了工伤认定结论。后原告向江宁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南京市江宁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吴翠红无驾驶证驾驶无牌轻便摩托车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被告江宁区劳保局对此作出的工伤认定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关于第三人吴翠红发生交通事故，公安机关是依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作出的责任认定，尚不能认为是公安机关的有关法律文书认定吴翠红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故该案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关于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故原告认为第三人吴翠红无驾驶证驾驶无牌轻便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不得认定为工伤的主张不符合上述规定，不予支持。

5、工作中突发疾病怎么认定工伤？

【提示】工伤认定案中存有不少疑难案件，本案就是如何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突发疾病”视同工伤条款的疑难案件。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对于造成死亡的疾病种类、起因均未作限制，但是认定职工是否属于在工作时间、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却仍然是本案的审查难点。本案中，对于原告之子高祥广是否属于工作中突发疾病存在争议，法院倾向于认定引发其死亡的疾病是在工作中突发的。

【案情】高祥广自2005年4月19日起开始在苏州市沧浪区祈福汤馆打工。2005年7月30日，高祥广的正常下班时间为21时，当晚19时30分左右，高祥广因咽喉痛向其领班请假去医院看病，19时40分左右高某离开汤馆。20时左右，因朋友生日，高祥广至朋友家送了个红包，坐了大约10分钟后离去。当晚21时20分，高祥广至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向医生陈述其“已咽痛2天”，诊治过程中，由于病情突然加重，于7月31日0时05分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检验，高祥广死因为急性喉炎、喉头水肿窒息，呼吸衰竭而猝死。高祥广死亡后，其父高启春向被告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报工伤。社保局作出高祥广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之规定，不认定工伤。原告高启春对此不服，向省劳保厅申请行政复议。省厅维持了苏州市社保局作出的不算工伤的认定决定。原告高启春仍不服，向苏州市沧浪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的工伤认定。

【审判】苏州沧浪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案主要争议于对该条的理解。从该条规定来看，其对“突发疾病”的疾病类型、疾病是否与工作原因有关、是否是固有疾病等均未作限制性规定，故不能排除职工原有或已有疾病在工作岗位、工作时间突发适用该条规定的情形。同时，每个人对于疾病突发的身体反映与忍受力并不相同，高祥广在请假后至朋友家送红包以及自行去医院的行为，不能否定其疾病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的事实。且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高祥广至医院就诊的确系请假时发作的病情，确也因该病医治无效在48小时之内死亡。被告作出的不认定工伤的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有误，应予撤销。祈福汤馆不服一审判决，向苏州市中院提起上诉。在二审过程中，原告高启春与第三人祈福汤馆庭外达成协议，上诉人祈福汤馆申请撤回了上诉。

6、上下班途中肇事身亡算不算工伤？

【提示】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正确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中规定的“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的”含义，是认定此案情形是否属于工伤的前提。

【案情】2004年4月8日，原告镇江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新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与韦庆国签订了社区辅警员聘用协议，协议期满后，双方未续订，但韦庆国仍在“保安公司”从事原工作。

2005年4月13日22时45分许，韦庆国驾驶无牌号二轮摩托车上班，途中与同方向郑小牛所骑的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致郑小牛当场受伤。事发后，韦庆国驾车往单位方向逃离事故现场时，又与路右侧水泥电线杆发生剧烈碰撞，韦庆国当场死亡。对上述两起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分别作出认定，韦庆国对两起事故负全部责任。

2005年5月9日，保安公司就韦庆国的死亡，向镇江劳保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劳保局受理后，根据韦庆国是在上班途中发生车祸后，离事故现场途中再次发生车祸死亡的事实，作出认定韦庆国为因工死亡的决定。原告对此不服，申请复议，镇江市政府维持了劳动部门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仍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原告以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中第（一）项“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劳保局”认定韦庆国工伤错误，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工伤认定决定。

镇江市润州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据此，对职工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而认定为工伤的前提条件是职工必须在上下班途中。而韦庆国系驾车上班途中与他人所骑的自行车发生碰撞致他人受伤后驾车逃离事故现场，途中又撞上水泥电线杆导致自身死亡。故韦庆国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不能认定是在上班途中。判决：撤销劳保局工伤认定决定。

7、上班第二天就受伤算不算工伤？

【提示】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即使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不影响其申请工伤认定的权利，并且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时间的长短。

【案情】

付凤涛于2003年12月10日，经人介绍认识了江都市某钢结构有限公司负责日常工作的丁桂林（系原告法定代表人丁克震的父亲），从而到原告处工作。哪知第二天下午，付凤涛在用钻机给钢板打眼时左臂不慎绞入钻机，造成左臂受伤。江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付凤涛为工伤。原告不服，提起行政复议。江都市政府作出维持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仍不服，起诉至江都法院。

【审判】

江都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付凤涛与原告江都市某钢结构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虽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3年12月10日，付凤涛经介绍到该公司工作，公司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的经理丁桂林未明确表示反对意见。而且双方当天已经就工资标准和工作内容进行了磋商明确，付凤涛当日亦在原告厂里从事了原告安排的相关工作。2003年12月11日，付凤涛依照原告的要求投入工作，可以认定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已经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事故发生当天，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在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付凤涛的情形完全符合工伤认定的要求。

一审判决后，原告精诚钢结构公司不服，向扬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扬州中院审理认为：付凤涛与原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上班前换工作服时暴亡算不算工伤？

【提示】

职工进入厂区后，在职工宿舍（车间更衣室）内更换工作服，准备上岗工作，属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应视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此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应视同工伤。

【案情】

2007年4月5日5时许，原告邳州某水泥有限公司粉碎车间职工张元亮到公司上班，该车间上班时间为6时。5时50分左右，张元亮在公司宿舍（车间更衣室）换工作服准备上岗时，突发疾病昏倒在地，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经诊断为脑出血、脑疝。邳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审核认为，张元亮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作出认定张元亮为视同工伤。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邳州市政府作出维持工伤认定决定。公司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

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该职工发病是否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邳州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元亮所在岗位每天6点左右上班，张元亮到公司后换衣服准备上岗的时间应视为工作时间。张元亮换工作服虽是在职工宿舍，但是为上岗工作而做准备，宿舍是其平时上岗前的更衣场所，应视同“工作岗位”范围，不能将其狭隘地理解为正在工作的岗位。作出维持被告邳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决定书》。

一审宣判后，水泥公司不服，向徐州中院提出上诉。徐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主张张元亮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不应认定为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提前上班“串岗”受伤算不算工伤？

【提示】

职工提前上班，用人单位没有严格的上下班制度，且工资制度是按件计酬的，应认定职工提前上班是属于合理的工作时间。职工“串岗”劳动受伤，但不属于法定的不予认定工伤情形的，应认定是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伤害。

【案情】

2007年4月18日6时40分左右，蒋怀珍在宝应县一木器厂操作滚胶机时，因操作不慎将左手卷入滚胶机中，导致其左手受伤。且蒋怀珍在用人单位受伤时，用人单位未领取营业执照。宝应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遂依据规定，判定蒋怀珍不作为工伤认定对象，但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情形认定为工伤。

原告木器厂诉称，2007年3月，蒋怀珍的工资为按件计酬，其工种是排版工。2007年4月18日，她不按厂里规定的7时来上班，而是提前到厂。因其违反操作规程，充当滚胶工，不慎将左手卷入机器之中受伤。由于蒋怀珍属私自提前上班，且“串岗”造成，因此不应当认定其受伤是在工作时间内所造成。请求法院撤销工伤判定结论。

【审判】

宝应法院认为，本案中，蒋怀珍受到事故伤害时，虽然发生在原告规定的上班时间之前，但因蒋怀珍的工资是按件计酬，且发生事故伤害时，与蒋怀珍均处于工作状态的还有其他职工。因此，应认定蒋怀珍的工作是在工作时间内所从事的工作。至于原告诉称蒋怀珍是“串岗”劳动，并不影响蒋怀珍是因工作原因而造成的事故伤害的定性。由于蒋怀珍受到事故伤害时，原告尚无营业执照。因此，被告判定蒋怀珍不作为工伤认定对象，但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情形是正确的。

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向扬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扬州中院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下班后买晚餐途中突发意外死亡算不算工伤呢？

【提示】

“上下班途中”法律虽无明确的规定，一般理解为职工在合理的时间与路线上离开用人单位回到家中或离开家回到用人单位的过程，如果中途去了其他地方办理其他事务，而该事务与其工作或回家有必然联系，则该过程也应认定为上下班途中。劳动者下班后购晚餐，是解决生活所必需，可认定为“下班途中的合理路线”，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认为工伤。

【案情】

原告蔡璐丹系启东市某医院急诊科护士。2007年1月15日，蔡璐丹下班后未在医院食堂用餐，自医院北侧栅栏口出去购买麻辣烫后，返回租住地时，被一无号牌的轿车撞倒受伤，送医院后于当日死亡。

2007年4月16日，其亲属向启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蔡璐丹购买晚餐的路线不是下班的合理的路线，故认定蔡璐丹死亡不属工伤。原告不服该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启东市政府作出了维持决定。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死者母亲陆圣娥诉称，其女儿蔡璐丹下班后购晚餐回宿舍，其下班线路合理，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应当认定为工伤，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认定决定书，依法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被告启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辩称，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不在其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的合理路线内。被告依法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维持。

【审判】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蔡璐丹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是否属于下班经过的合理路线。启东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上下班途中”应理解为职工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的合理路线。本案中，医院北侧栅栏出口距蔡璐丹居住的出租屋仅数十米，但上下班线路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该段路程。职工有自由选择是否在食堂就餐的权力。蔡璐丹下班后未直接回到住处，而是到距住处数百米外的四川麻辣烫店购买麻辣烫，以外卖作为晚餐，系解决生活之需要，符合常情，随后其即返回住处，这一连续的过程可以视为下班途中，应当认定为工伤，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11、涉嫌醉酒受伤算不算工伤？

【提示】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如需适用醉酒伤亡不认定工伤的排除规定，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醉酒的事实。

【案情】

罗会玉系江苏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的门卫。2006年11月21日晚，罗会玉在工作时间不慎受伤，住院治疗，诊断为重型颅脑外伤，左颞、枕部硬膜外出血，左颞枕骨骨折，脑疝晚期，颅底骨折。灌南县劳保局对照《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375号）第十四条第（一）项，认定为工伤。原告公司以罗会玉当晚不在工作时间，并在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情况下饮酒过量致事故发生不应认定为工伤为由，向连云港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复议。市局经审查维持了县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2008年3月11日，原告向本灌南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罗会玉受伤未在工作时间及受伤是喝醉酒所导致为由，请求撤销县劳保局的工伤认定决定。

【审判】

本案是一起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案件，其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罗会玉受伤是否在工作时间，是否属于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以及“醉酒”的认定？

法院认为，罗会玉在2006年11月21日晚值夜班。原告诉称其因醉酒及有高血压等疾病导致受伤，因原告未在举证期限内举证，也未能在庭审中提供足够证据证实罗会玉醉酒的事实。因此法院认为，罗会玉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受伤，至于受伤原因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未能在被告限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遂判决维持被告灌南县劳保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12、电动三轮车肇事算不算工伤？

【提示】

在对交通事故中肇事电瓶三轮车的定性问题存有争议的情况下，根据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鉴定书进行判断，认定电瓶三轮车属于机动车，本案在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机动车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中的工伤情形。

【案情】

2006年12月17日凌晨2时40分许，某注塑制模有限公司员工王祥在下班途中骑电动自行车被一无牌电瓶三轮车撞伤，后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王祥为工伤。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苏州市政府作出维持认定决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公司诉称，电动自行车系非机动车，与工伤认定决定书所载王祥受机动车事故伤害明显不符，因此被告认定该起事故为工伤显属不当，依法应予撤销。

【审判】

苏州市沧浪区法院经审理认为，王祥系原告单位职工，在下班途中被电瓶三轮车撞伤，经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鉴定，该电瓶三轮车属机动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被告据此认定王祥为工伤并无不当。原告认为王祥系被非机动车撞伤，但原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告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难以支持。

不服一审判决，原告上诉至苏州中院。法院经审理认为，王祥发生交通事故后，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吴中大队在处理该起事故过程中，委托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对肇事车辆进行鉴定。认定肇事车辆为机动车，其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鉴定书真实有效，被上诉人依此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对该份鉴定结论有效性提出质疑没有依据，一审程序并不违法。上诉人认为肇事车辆为非机动车，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采纳。综上，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

13、早退回家路遇车祸能否算工伤？

【提示】

现实生活中，职工提前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事件时有发生，职工在法定的工作时间内提前离厂回家，是否应认定为工伤，审理此类有判断余地的边缘性案件时，原则上应从宽勿严。且职工提前下班是属于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应由所在单位给予相应的违纪处理，不能因为职工有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就拒绝认定为工伤。

【案情】

2005年12月2日18时30分左右，家纺公司员工蒋亚兰骑电瓶车回家途中，与一货车相撞，经抢救无效死亡。2006年6月初，蒋亚兰之夫任信春向被告大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蒋亚兰被撞的时间和路线图均能证明其是在下班途中发生的事故，遂认定蒋亚兰为工伤。家纺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大丰市政府经复议，作出维持大丰劳保局对蒋亚兰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仍不服，于是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家纺公司诉称，蒋亚兰下班时间应为18时，但其17时之前就离开单位，蒋亚兰从单位到家仅需20分钟，而事故发生的时间是18时30分，蒋亚兰早退时间距事故时间相隔90分钟，故蒋亚兰并非是在下班的合理时间内受到的伤害，而是早退办私事后回家途中受到的伤害。

【审判】

大丰法院审理认为，关于蒋亚兰事故当天的下班时间是17时前还是18时的问题，应当认定蒋亚兰系在合理的下班时间下班。理由是：

一、原告认为蒋亚兰是17时前下班的，并提供车间主任胡萍和小组长束正兰的情况反映及考勤表加以证实，但原告在诉状中称蒋亚兰从单位到家仅需20分钟的路程，因此，原告称是蒋亚兰提前下班后去办了私事，才于18时30分致事故的发生，但其又未能提供蒋亚兰办私事的证据，不能证实蒋亚兰办私事的情况，因此，原告诉称的蒋亚兰离厂时间与事故时间矛盾，其提供的证据与诉称不能印证。

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蒋亚兰是17时前下班的。原告为证明蒋亚兰的下班时间共提供了胡萍、束正兰的情况反映及考勤表三份证据，胡萍的情况反映称：蒋亚兰是下午约5时离厂的；而束正兰仅称：蒋亚兰未到下班时间提前离厂；考勤表记载蒋亚兰系早退。故该三份证明材料并不能证明蒋亚兰是17时前下班的。由此，认定蒋亚兰是17时前下班的证据不充分。

三、被告的证据与原告的诉称相印证。被告认为蒋亚兰是正常时间下班，同时提供了与蒋亚兰同班次的两名职工的调查笔录，证实蒋亚兰18时10分左右下班，而事故时间是18时30分左右，与原告诉称的蒋亚兰从单位到家有20分钟的路程的时间吻合。综上，应当认定蒋亚兰系在合理时间内下班。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蒋亚兰系下班回家途中，被机动车撞伤致死，应认定为工伤。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上诉。

14、算不算工伤，谁来举证？

【提示】

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当用人单位所举的证据并不能完全否定职工受伤与工作无关时，法院应根据《劳动法》等法律原则和精神，作出对职工有利的判断。

【案情】

戴登富系沭阳县路事达公路仪器有限公司（下称路事达公司）职工。2004年7月20日晚约9时30分，戴登富在车间手拿钢筋在车床边工作时突然倒地受伤，经医院诊断为珠网膜下腔出血、颈部C5－6锥体压缩性骨折、顶枕部头皮下血肿，现已残疾。戴登富当天使用过的车床线路事发后被路事达公司更换。2004年9月，戴登富亲属向沭阳劳动保障局申请对其作工伤认定。经委托诊断分析，戴登富珠网膜下腔出血系旧病复发所致，据此，沭阳劳保局作出不认定戴登富工伤的决定。戴的亲属不服，申请复议，并主张戴登富是因车床漏电遭受电击致伤，应被认定为工伤。宿迁劳动保障局作出维持沭阳劳动保障局作出的不认定戴登富为工伤的决定；戴登富加班时发病造成残疾，应比照工伤待遇执行。路事达公司对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诉讼。

【审判】

宿迁市宿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戴登富使用的车床事发后已被维修，戴登富是否因车床漏电遭受电击的原始证据灭失，其责任在路事达公司，且路事达公司亦无证据证明戴登富不是因工作而受伤的。戴登富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工作过程中受伤，应当认定为工伤。路事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宿迁中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如认为职工不是工伤的，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路事达公司所提供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戴登富系自然旧病复发致伤，且路事达公司规定职工每日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不能排除戴登富系超时劳动诱发疾病倒地致伤的可能。路事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宿迁中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