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落地的风险与规避方法

“双减”政策落地的风险与规避方法

“双减”

政策一出台，便对教育培训行业造成重大冲击，许多上市的教育培训公司股价出现断崖式暴跌，大量相关从业人员失业。

根据风险的可预期性与目标性，可将政策风险分为三类：

第一，可预期的目标内风险，即未能达到政策预期目标，政策的实施与预期目标产生偏离。

第二，可预期的目标外风险，是指由政策禁止性行为的改变，带来政策对象因规避政策采取的回避性行为而带来的风险。

这种风险并非政策目标计划内的事件，但可通过政策主体的博弈分析，对可能出现的行为有一定预期。

第三，不可预期的目标外风险，即由于政策环境内部的复杂性以及政策系统的诸多不可控因素，造成了偶然性意外风险。

（一）可预期的目标内风险：

“双减”的选择性执行与政策目标偏离“双减”

政策出台之后，浙江、山西、天津、上海等地快速响应，及时出台了减轻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的配套政策，其他地区也正在陆续在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

有研究者指出，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中会出现选择性执行的情况，即地方政府根据地方情况，对国家政策的内容进行选择性执行。

有些地方政府与民办培训机构存在一定利益联系，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执行就会变成一种流于形式的偏离执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教育飞速发展，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民办学校教育及民办校外培训行业。地方政府与民办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存在诸多的利益关系。民办教育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投入教育事业，扩大了教育供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教育经费的紧张。

此外，民办教育（包括校外培训机构）办学体制灵活、办学活力充足，可以为地方提供高质量、个性化的教育服务，进行相应的教育改革探索。

“双减”政策的选择性执行会让地方政府回避政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

“双减”

政

策的初衷。

“双减”

政策的落实需要对此类可预期的风险进行防范。

（二）可预期的目标外风险：

学科类培训泛化与学业焦虑转移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松散联结结构

一种行为的禁止常常会引发相关回避性行为，从而引发其他风险。

从

“双减”

政策的内容来看，可预期的意外风险主要有以下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学科类培训的泛化。

“双减”

政策对学校作业和校外培训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于

2021

年

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在开展校外培训时，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

（英语、日语、俄语）、物理、化学、生物按照学科类进行管理。

对涉及以上学科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内容进行的校外培训，均列入学科类进行管理。”

但在现实中，培训机构中会不会出现英语戏剧、英语演讲、生活化学等变相的非学科类培训科目，在实际上进行形式变换。

此外，超前的学科类培训、“学历军备竞赛”

或以非学科类培训的名义更为隐蔽地出现。

第二种倾向是学业焦虑转移。

近几年，校外教育培训行业飞速发展，出现了不少教育培训行业上市公司，形成教培行业的资本力量。当资本裹挟教育，教育就成为资本逐利的手段。市场不仅会迎合家长的需求，甚至还会主动开发家长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制造公众的教育焦虑。

“双减”

政策虽限制了培训机构的培训行为，但家长送孩子去培训班的需求依然旺盛。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严格打击，可能会催生一些

“私人作坊式”

“一对一”

地下的非法培训班。

（三）不可预期的目标外风险：系统内的“正常事故”、外部风险与偶然风险

政策风险中最难防范的是不可预期的目标外风险。

由于风险的成因、风险可能的损失都处于未知的状态，此类风险是政策风险管理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不可预期的目标外风险有三种：

第一种是政策设计时理性不足带来的系统风险。佩罗称其为

“正常事故”，即由于系统设计者无法完全预估多重复杂因素相互

作用下的复杂情景，系统在设计之初可能具有不可避免的可能事故。

教育政策中的系统风险是指基于有限理性设计的政策方案自身带有不可预期的政策漏洞。

第二种是由于政策系统外部环境的重大变故，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非预期的意外结果。

教育系统与社会其他子系统时刻在互动，社会大环境的重大变革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

第三种是随机偶然因素造成的政策风险。

对此，应提前预案，依据

“长期防备”的原则，尽可能地减少由政策风险带来的损失。

三、“双减”

政策实施风险的规避

可预期的风险的规避较为简单，可以通过系统设计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出台相应的风险预案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

不可预期的风险则相对复杂，为有效应对此类风险，首先，需要有较强的风险意识，有效识别可能出现的风险；

其次，需要教育政策本身的独立性，可以抵御外部风险对教育系统的伤害；

最后，还需要一种开放视野，灵活应变政策风险中的紧急状况。

（一）加强对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督导与问责

各级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并非完全背离中央的政策意图，合理的选择性执行是地方政策自主性的表现。但当地方政府与教育培训机构利益相关联时，教育培训机构仅仅是形式

上执行上级政策，很容易造成搁置、拖延或偏移的事实。

2021

年

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办发布关于建立各地落实

“双减”

情况办学通报制度和建立

“双减”

曝光台的通知，拟对各地落实情况进行半月一通报的制度，通过曝光台曝光落实不利的情况。相关主管部门加强对地方政策落实的督导，将常态督导、专项督导相结合，以督导促落实，以问责提质量，是规避政策风险、建立政策长效机制的基础。

（二）持续性地制定相关补充措施，建立完整的配套政策体系

“双减”

政策出台后，教育部迅速颁布了相关补充文件，对学科类与非学科类的培训做了划分。

政策是一项不断跟进、完善的体系化工程，重大教育政策问题不能仅仅通过一个政策文件解决所有问题，要根据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补充新的配套政策与“实施方案”，从而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

近几年，校外培训机构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下飞速发展，校外培训行业已经在全社会营造了一种“学历军备竞赛”的学业焦虑。

“双减”

政策虽限制了学科类教育培训的发展，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业已形成的学业焦虑。

为防止非学科类培训的学科化转向与地下非常培训行业的泛滥，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对校外培训行业的监管，根据政策实施的现实需求，持续不断地建立完整的配套政策体系。

此外，还应加大对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

充分规避政策风险，出台相关补充措施，成为可资借鉴的路径。

（三）严厉打击地下非法培训机构，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

“双减”

政策是阻止校外培训行业野蛮生长、不断扩张的强制性规范。

解决过重学业负担的根本出路是要破除对学业竞争的盲目信赖。

当前，广大家长在由资本裹挟的媒体与培训机构的诱导下，将孩子无休止地投入各种校外培训班，无异于一场教育领域内的“军备竞赛”。

这种情况，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家庭的教育开支与家长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过多的校外培训剥夺了儿童自由成长的时间，无益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适度的课外补习有一定的合理性，“双减”

政策反对的是由培训机构主导、资本市场裹挟的“过度教育”。

要想根本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地下非法培训行业，严查提前培训、“私人培训作坊”

等非法培训现象，另一方面要通过舆论宣传、家长学校等方式，改变家长群体的传统观念，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

（四）加强元政策研究，不断修补政策漏洞与完善政策独立性

元政策研究是

“对政策的政策研究”。系统风险、外部风险和偶然风险都具有较高的不可预期性，无法通过理性的政策设计

规避其风险，可通过对政策本身的元研究，不断修补可能的政策漏洞。

为减少外部环境变故带来的可能危害，必须加强

“双减”

政策的独立性，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附。

譬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迅速推出了线上教学、“停课不停学”

等措施，有效缓解了疫情对学校教育教学正常开展的冲击。在智慧教育时代，可通过技术赋能减少学校教育对教学空间、课程时间的依赖，形成一种具有高度独立性的新型学校教育形态，以规避可能的外部风险。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开发官方的智能应用助力

“双减”政策深入推进，让培训机构的培训与教师的作业管理置于统一的智能应用平台上备案。教育智能应用能及时更新学生的学业负担指数，给培训机构、学校教师、家长提供学生学业负担的预警指数，科学推进“双减”

政策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