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孔子教育思想与教育的四大支柱
孔子教育思想与教育的四大支柱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为了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
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即孔子所说的:“若藏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由于“不欲”含有“克己”之意,按“克己复礼为仁”的说法,“不欲”含有可达仁之意,故可解释为“仁”。可见培养具有上述弘道与行道志向与德才的君子或志士就是孔子教育的培养目标。
关于教育的作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视其社会作用,也重视其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大学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齐家、治国),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有些学者认为,儒家教育思想是只考虑教育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个人的发展,甚至是压抑个性的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儒家教育思想很重视个人的发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儒家促进个人发展的理论基础。但儒家的个人发展不是只强调“自我”而不管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而是“己欲利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以完善人格为目标、和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思想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
关于教育的对象,可用孔子的一句名言“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来概括,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狄夷都可以接受教育。这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豺狼”的时代,孔子能对教育对象有如此认识,并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这无疑表明孔子有极大的革命勇气与魄力。
孔子为达到上述培养目标而确定的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周公制作礼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数教的内容[1]。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的,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六艺中的“书”,有的学者认为只包括识字而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许多人认为孔子只讲伦理道德,忽视自然科学,这完全是误解。由王炳照、阎国华教授主编于94年6月出版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一卷)中,已列举了大量有关孔子亲身向弟子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包括气象、天文、历法、动植物、地理和古生物等内容)的事例,其中有些事例还来自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所提供的资料。《国语·鲁语下》也有不少这类事例的记载。所以认为孔子重文轻理,或只教伦理道德而不教自然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儒家轻视自然科学是汉儒和宋儒们所为,是违背孔子教育思想的。在这点上必须将孔子代表的先秦儒家和以后的汉儒、宋儒划清界限。
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他的这一思想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和发展,并以孔子名义总结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其中‘博学’、‘审问’属于‘学’的过程,‘慎思’、‘明辨’是‘思’的过程,‘笃行’则是‘习’和‘行’的过程。这五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过程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教学过程阶段论,对我国古代教学曾起过重大的影响。”[2]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
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孔子晚年,皓首穷经改编出的“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以后被荀子尊称“六经”,除“乐”经亡佚失传以外,其余五经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教材。
可见,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是孔子在以下几方面对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所作出的贡献:
第一是关于道德教育。
孔子的道德教育有以下两个鲜明特色:
一是狠抓德育的根本。如上所述,在德、智、体、美诸育中,德育被放在首要地位加以强调。那么道德教育本身,有没有基础,要不要基础,这还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他的成功之道正是发现并加强了德育的‘基础教育’,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1]。“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德育的根本是要“教会学生做人”这一思想,指出,要作一个真正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必须具备完美的人格。实施德育的过程就是塑造和完善人格的过程。孟子认为,有无人格是区别人兽的标志,丧失人格就要沦为禽兽。所以造就人格是德育的根本任务。孟子关于人格内涵的论述,有些虽已不完全适合今天的情况,但是孟子所提倡的人格标准,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3]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一切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都受到这个人格标准的影响”[4]。把完善人格作为做人的目标并把造就理想人格作为德育的根本任务--孔孟的这一光辉思想不仅至今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来说真可谓“切中时弊”。
二是重视方法与途径。孔子的道德教育不仅注意抓根本,即有明确的道德教育目标--造就理想人格,而且还给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如上所述,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要培养具有最大的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也只有这种人才有可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这就是具有最理想、最完善人格的人。但是这样的崇高目标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就能达到的,必须有适当的培养途径和方法才能逐渐完善人格的塑造,达到最终的目标。“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其具体实施步骤则是:孝、悌、忠、信,即先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始培养仁爱之心(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德育的最起码要求),然后向纵、横两个方向逐步扩展:纵向扩展是指,在对父母尽孝的基础上,进一步上推则要求对长辈、对上级领导乃至国家领导人都要尊重和敬爱;对国家则要尽“忠”。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要勇于为国捐躯;而在和平时期则要对自己所承担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事业或是与人民大众利益有关的工作忠于职守,尽心尽责。向下推则要求对子女要“慈”(父慈才能子孝),对下级也要象对子女一样关怀、爱护、帮助┄┄。横向扩展是指,在对兄弟友爱(“悌”)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左右推即对平辈也要讲友爱,对朋友要态度真诚讲求信用。这就是“由近及远”逐步做到孝、悌、忠、信的要求(也就是不同层次的“践仁”要求)。当这几步都已做到以后,再进一步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道德修养(即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的修养),这样,就不难在上述基础上把仁爱之心进一步扩展到全社会,达到“泛爱众”的要求。可见,孔子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与途径非常清楚、明确:其方法就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具体途径与步骤则如下图所示:
“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践仁途径
由图可见,“孝悌”是孔子道德的中心与出发点,而泛爱众则是其最终目标与归宿。显然,这样的道德教育方法、途径由于步骤清楚、明确,所以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再加上每一步都是按照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顺序,既体现了由易到难的原则,也使人觉得合情合理,符合人之常情,愿意这样去做。因而便于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去躬行践履,不会使人产生“说教”或“灌输”的生硬感觉。
反观我们多年来对中小学生的道德教育是怎么进行的呢?文革以前的五、六十年代是讲“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改革开放以后是“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些道德教育目标都很正确、也很具体,可是收效并不大,原因在哪里呢?“五爱”中的每一爱都很重要,都是德育的根本,德育的中心,结果多中心等于没中心。加上又未能提出可以被中小学生躬行践履的具体途径与方法,于是就使这些正确的道德目标仅仅成为动听的口号,难以落实到人们的行动上。“五讲、四美、三热爱”也有类似的弊病。这种状况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教育领导部门的重视,加上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只重智育忽视德育的现象日趋严重,德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更无人过问了。
第二是关于教育心理。
搞教育的人不重视心理研究,搞心理学的人不重视教育实践--在目前国内教育界和心理学界这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一种偏向。但是在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在当时还没有心理学这门科学,人们对心理现象还毫无认识的情况下,孔子却能敏锐地观察出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的种种心理活动,并对这些心理活动作出深刻分析,然后在教学过程中加以灵活运用,从而取得良好效果。孔子对教育心理的贡献不仅在中国古代教育家中绝无仅有,在世界的古代教育家中也极为罕见。
下面我们仅列举几个主要方面,对孔子的教育心理学造诣之深就可见一斑:
关于学习动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说明孔子认识到求学需先立志,即先解决动机问题,才能使学习有内在驱动力,不致半途而废。关于学习的三种不同心理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说明孔子已认识到学习的内驱力不仅与动机有关,还与意志和情感有关,并且按内驱力大小把学习的心理境界分成三个层次:想学、好学、乐学。其中“乐学”是最高层次,可以产生最大的内驱力。孔子的这一发现是对教育心理学的莫大贡献。
对问题解决过程中两种关键心理状态的分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孔子发现“愤”和“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必然要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关于这个问题在下面一节中将详加分析),并指出,学生处于这两种状态的时刻就是教师进行启发式教学的最佳时机。
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的关系--“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指出,每个人先天的禀赋是很相近的,但是每个人的习性(习惯和性格)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于每个人后天学习成效有很大差异的缘故。这句话等于宣告教育不仅对人的知识与能力的培养起关键作用,而且对人的心理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心理特点施教--孔子指出,人的智力有智、愚、中之分,人的性格有鲁、喭之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而且每个人的才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例如有的适合文学,有的适合从政,有的适合军事,有的适合商贾┅┅)因此教学中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心理特点因人而异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第三是关于教学方法。
孔子实在不愧为伟大的教育家,其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之高超至今难以有人能望其项背。
以著名的“启发式教学法”为例,许多人都以为这是苏格拉底的首创。这对于言必称希腊的西方学者来说是不足为怪的,在我们中国也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尤其是在计算机教育界),这就未免“数典忘祖”。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学,而且“启发”式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而不是苏格拉底)所创造。孔子比苏格拉底大82岁,孔子逝世后10年,苏才出生[5]。所以孔子才是真正的当之无愧的“启发式教学”创始人。除此以外,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法,其内涵也要比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更为丰富、更为深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法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法作一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皆是苏问,欧答)[6][7]:
问:虚伪应归于哪一类?
答:应归入非正义类。
问:偷盗、欺骗、奴役等应归入哪一类?
答:非正义类。
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哪些极大地损害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
答:不能。
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骗了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
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骗朋友。
苏格拉底: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骗自己士兵说援军马上就到,从而鼓舞起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
答:应算是正义的。
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骗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下去了,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
答:应属于正义类。
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走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
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
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骗吗?
欧谛德谟: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的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他只有八个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按宋代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8]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9]。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不仅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顺序出现两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是两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则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的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引向深入,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去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矛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由以上分析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教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虽然也能使学生印象深刻,但是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即涉及高级认知能力的场合,恐怕对问题难以理解得很深入。而孔子的启发式则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在教学中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的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所以我们的结论应当是:孔子才是世界上启发式教学的真正创始人。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八个字是关于启发式教学的高度概括,也是最科学、最天才的概括。
再以“因材施教”方法而论,孔子更是独树一帜,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中无人能与之相比。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总之,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孔子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经常分析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他认为:“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理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即“中行”)的三种不同性格[10]。
孔子不仅能做到因人施教,还能因时间、地点、环境的不同而施教,《论语》中关于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除此以外,更令人惊叹的是孔子还能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的不同特点而施教(参看上面关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部分),真可谓变化无穷。尽管“因材施教”这一概念并非孔子本人提出,而是宋代朱熹在总结孔子教学方法时归纳出来的[2][8],但是从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看,他确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家。
第四是关于教学思想与教学理论。
近、现代的教学思想可谓流派纷呈,种类繁多,但是若从本质上区分,那就只有两大派:一派是以“学生”为中心,另一派是以“教师”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思想的代表是建构主义理论,它既是一种学习理论又是一种教学理论,是目前国际上在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理论。尤其是在西方,随着多媒体和Internet 应用的普及,建构主义思想已逐渐在学校教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建构主义的核心是强调学生是认知过程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教师灌输的对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不难看出,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思想和孔子提出的启发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是何等相似乃尔。可是迄今为止,在国际上提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理论时,一般只追朔到杜威(因为他在1900年发表的《学校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要让儿童成为教育的中心,即“儿童中心”论)和皮亚杰(因为他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所从事的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为建构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学基础)。杜威和皮亚杰是近现代卓越的教育心理学家,他们确实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教学理论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通过上述不可辩驳的事实和科学的分析,不是已经充分证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的真正源头应当追朔到孔子吗?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教学思想与教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完全抹杀孔子所做出的贡献难道是公平的吗?
再看以“教师”为中心。这一派的理论由于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所以种类很多。目前公认最有代表性的是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正是由于有奥苏贝尔理论的有力支持,才使得这一派在当前以学生为中心浪潮的强大冲击下岿然不动,仍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学校教学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是要求教师能够在当前所教的新概念、新知识与学生的原有认知结构(即学生大脑中长期形成的知识与经验系统)之间帮助学生建立起某种联系。如果能够建立这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学生的“接受式学习”(即教师的“讲解式”或“传递式”教学)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机械的(即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的意义)。换句话说,能否让学生建立起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是达到有意义学习的关键,也是奥苏贝尔理论的核心。事实上这个“核心”在孔子的教学思想中也早有体现,《论语》中有两段话可以为此佐证:
一是“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告诉你过去可以推知未来。这里的“往”表示过去的知识、经历,即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旧”知;“来者”指未来的事情也包括尚未了解的事物,也就是“新”知。所以这句话就是阐明“新”知与“旧”知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要了解、掌握“新”知应该将它和“旧”知联系起来。
二是“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段话今人一般翻译为[11]:“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我没有知识。有一个乡下人来问我,我一无所知,我就从他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头尾去探求,然后尽力替他解释清楚。”宋代朱熹的注释则是[8]:“孔子谦言自己无知识。但其告人,虽於至愚不敢不尽耳。叩,发动也;两端,犹言两头,言始终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我觉得这两种翻译都未能完全表达孔子的原意。关键是对“叩其两端”如何理解,前一种翻译只把“两端”看作是“头尾”,未免太机械、太简单化了。朱熹不愧是大学问家,他能从矛盾对立的普遍性去看待“两端”,认为应从“始终、本末、上下、精粗”总之可以从事物的任何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去理解(“无所不尽”)。这比今人的翻译含义要广、要深,但是其针对性似乎不太强。综合今人和古人的上述两种解释我们可以认为,“叩其两端”既指从问题的来龙去脉(始终、本末)去分析,也包含将事物的正反两面以及新知和旧知两端联系起来的意思,这样可能更符合孔子的原意。结合前一段“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含义,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并不是穿凿附会。
由此可见,当代两大教学思想流派均可从孔子教学思想中找到根源。
除了以上关于道德教育、教育心理、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贡献以外,孔子还难能可贵地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24],并且身体力行。他现身说法地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没有年龄阶段的限制。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不仅成为千百年来鼓舞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的光辉榜样,而且在当代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信息时代最有价值、最受欢迎也最富于创造性的教育思想--终身教育思想。孔子尽管没有提出终身教育这一科学概念,孔子在2500年前所理解的终身学习内涵也不可能象现在的终身教育那样全面、丰富而深刻,但是他的言论和他一生的实践,应该说是初步体现了这种思想的。因此,我们认为,孔子应该是世界上最早体现终身教育思想的教育家。
二、教育的四大支柱
1.四大支柱的基本内容
教育的四大支柱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的核心内容[12]。该报告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根据现代社会面对的矛盾和未来教育面临的挑战,经过15名来自各国的权威专家3年多的研究而提出的。报告的内容涵盖了未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个方面,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提出了迎接挑战的对策,其观点之新颖、深刻被专家们称为是“里程碑性的教育文献”[12],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关心教育事业的人所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该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的新构想,认为要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学习能力来重新设计、重新组织。这四种学习能力是[12]:
学会认知(learning to know)--目的是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即掌握认知的手段,而不在于知识本身。
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使学生具有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包括如何对待困难、解决冲突、组织管理和承担风险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学会共同生活(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使学生学会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从而消除彼此间的隔阂、偏见与敌对情绪,和周围人群友好相处,并且从小就要培养学生具有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与计划而团结合作的精神。
学会生存(learning to be)--为适应社会的迅速变革与发展,应使学生学会掌握自己命运所需的基本能力,即思考、判断、想象、表达、情绪控制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既是个人为完善自身的个性所需要的,也是作为社会成员发挥自主性和首创精神进行革新与创造的保证。
由于“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认为上述四个方面学习能力的培养,对于塑造年青一代的品德与能力素质和解决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其报告中就把这四种学习能力的培养称之为“教育的四大支柱”。
2.四大支柱的主要特征
如前所述,教育的四大支柱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交报告中的核心内容。该“报告”除序言外,分“前景”、“原则”和“方针”等三部分。第一部分(前景)分析了目前全球面临的问题及未来的前景。这些问题是:人口压力愈来愈大,男女不平等,妇女文盲率居高不下,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民主参与意识弱,失业率上升,毒品、走私、贩卖人口、恐怖主义等犯罪活动猖獗,世界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穷国与富国之间差距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材大量流失,民族之间、宗教团体之间矛盾加深,核威慑与军备竞赛并未因冷战结束而消失,单纯追求提高生产率的经济增长模式已导致可耕地和可饮用水日益减少,森林被大批砍伐,海洋变成巨大的垃圾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关于未来情景,“报告”为人们描述的是: 随着民族之间、各宗教团体之间和国与国之间各种潜在紧张关系的加深和其他社会矛盾的激化,暴力与冲突随时有爆发的可能,未来是“危险重重”的世界; 随着环境污染,不可再生的资源愈来愈短缺,未来将是人类生存条件受到愈来愈严重威胁的世界;
随着多媒体与Internet等新信息技术的普及,未来将是信息化的世界--纵横交错的传播网和人机交互技术,使人们能在全球范围内,不受时空限制方便地进行对话、讨论、交流信息与知识,从而为教育革新创造了条件。
只知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只会记忆与背诵前人经验的知识型人材。第三种前景则要求教育应能满足这样的矛盾要求:一方面教育要有效地传授越来越多的、与新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知识、新技能,这是造就未来人材的基础;另方面教育又要使人们具有判断力以免被瞬息万变的信息海洋淹没。如何迎接这些挑战呢?
在第二部分(原则)中提出了两条原则性的对策:第一条对策就是“教育的四大支柱”,即教育要围绕培养年青一代具有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来重新安排;第二条对策是要实施终身教育,即把四种学习能力的培养贯彻到一个人从童年到生命终止的一生中去,贯彻到社会各行各业的所有人群中去。
第三部分(方针)是具体落实四大支柱的各项方针政策。“报告”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师的地位与作用、教师培训、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如何从政策、管理和财政等方面给教育以支持,以及如何促进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对有关的方针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所提交报告的核心内容就是“教育的四大支柱”。它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为解决全球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危机从教育角度提出的基本对策。由于该“报告”对目前全球面临的问题作了较深刻的分析,“四大支柱”本身又有比较丰富的内涵和较坚实的教育科学理论基础,加上该委员会有很高的权威性(委员会主席是法国的雅克·德洛尔,他是前欧洲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多位担任过国家教育部长或是总统的教育顾问),所以该“报告”在1996年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并受到教育界很高的评价。
如前所述,“四大支柱”是指能支持现代人在信息时代有效地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四种最基本的学习能力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与他人一起生活)、学会生存。但是这四种能力并非平行并列的,其中有一种是作为基础来强调的能力,这就是“学会共同生活”,其余三种能力则是学会共同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正如“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在该报告的“序言”中所指出的[12]:
“生活的传统范畴发生深刻变化之后,迫使我们要更好地了解他人,更好地了解世界的迫切需要。人们有相互了解、和平交流以及和睦相处的需要,这几方面正是我们的世界最为缺少的。
采取这种立场之后,委员会进一步强调了它作为教育基础而提出并阐明了的四大支柱之一,即通过增进对他人及其历史、传统和精神价值的了解,学会共同生活。„„
委员会渴望一种能树立这种新精神和为其奠定基础的教育。委员会并没有因此而忽略教育的另外三个支柱,它们可以说是学会共同生活的基本因素。”
可见,四大支柱并非平行并列而是一个基础与三个因素的关系。在三个基本因素(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中,第二种因素是指学会在一定的环境中为完成某种任务所需的工作能力;第三种因素是指学会适应社会迅速变化与发展所需的应变能力,即自我生存所需的能力;只有第一种因素才与获取知识有关,而且这里强调的是要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即掌握认知事物的手段与方法,而不是系统化的知识本身。由此可见,教育的四大支柱与传统的学校教育相比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⑴“四大支柱”强调以“学会共同生活”作为教育的基础,前已指出,学会共同生活就是要学会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要与周围人群友好相处,并从小培养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的精神。众所周知,“人与人相处之道“是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所以,这里涉及的是伦理道德教育,目的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强调要把“学会共同生活”作为教育的基础,就是强调要把“问题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基础。这正是当前全球学校教育所普遍忽视的--片面强调智育,单纯追求考试分数,是当前各国基础教育的通病。我国在高考指挥棒指引下,长期受应试教育影响,在这方面走得更远,问题尤为严重。本文第一章所述,父母因孩子考试差几分而虐杀亲生儿女的惨剧正是这种教育的恶果。
⑵“四大支柱”对于智育不仅强调知识的学习而且强调实际能力的掌握。传统学校教育在“智育第一”前提下,强调的只是书本知识、理论知识,而对实际工作能力与适应能力的培养不予重视。“四大支柱”则把这些能力的培养,放在“学会共同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之一来加以强调。而且不仅要求学会做事(能在不同环境下胜任、愉快地工作),还要求学会生存(具有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的应变能力)。
⑶“四大支柱”对于知识的学习,强调的是让学生掌握认知的手段、方法,即学会如何学习,而不是系统化的知识本身。由于信息时代知识急剧增长(形象化的说法是“知识爆炸”),若是象传统学校教育那样只强调对系统知识本身的学习与掌握,那么学到的知识大部分会很快过时,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让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学习方法,才能在进入社会以后,通过自学继续学到工作中所需的各种新知识、新技能。
正是由于“四大支柱”具有强调德育为基础、重视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学会认知等三大特征,所以能较好地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与传统教育相比,更显示出其革命意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刚一提出就受到国际教育界的普遍重视与欢迎。
三、孔子教育思想与教育四大支柱的比较
将教育四大支柱的主要特征与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相比较,不难看出,在以下几个方面二者有很大的相似性:
(1)都是以德育为基础。四大支柱是以学会共同生活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如上所述,“学会共同生活”就是要学会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与周围人群友好相处,并从小培养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的精神。目的是要在全社会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孔子的德育则是以“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对大众博爱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具体实施方法则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实施步骤则是“孝、悌、忠、信”。由于“推己及人”的意思就是要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孝、悌、忠、信”就是要求把对自己亲人的爱心逐渐扩展到周围人群,从而建立起亲密的人际关系。可见,不论是从德育的地位、目标、内容乃至实施的方法与途径,教育四大支柱和孔子教育思想都基本相同,如果二者还有差异的话,那就是孔子的德育目标(“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比“学会共同生活”的要求高得多。另外,孔子实施德育的方法、途径也比四大支柱更为具体、明确,即有更好的可操作性。
(2)如上所述,四大支柱中的四个支柱并非平行并列关系,而是一个基础和三个基本因素的关系。一个基础是指“学会共同生活”(德育的目标与内容),三个基本因素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在孔子教育思想体系中,教育内容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德育是基础,孔子德育的根本目标和任务是学会如何做人,显然,另外三个方面(智育、体育、美育)就是达到德育目标(作一个能泛爱众的人,也就是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因素。可见,孔子教育内容的四个方面也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也是一个基础与三个基本因素的关系。换句话说,孔子教育内容中的四个方面与“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四大支柱是异曲同工并无实质性差别。如前所述,在孔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书、数”属智育范畴,而“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数学与天文知识的应用);对于教学内容的实施(教学过程)孔子则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知识学习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将知识应用于实际的过程(即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过程)。可见,孔子对于智育并非只强调书本知识、理论知识的学习,而是同时强调知识应用能力,即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显然,这与“四大支柱”不仅强调知识学习而且强调实际能力的要求不谋而合。
(3)四大支柱中的“学会认知”是很有创新的教育思想。因为它强调学习的不是系统化知识本身,而是认知能力的掌握,即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如前所述,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是非常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学习主动性的发挥,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用现代的术语表示就是认知活动。重视学生的认知活动和学习主动性就是重视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孔子所首创的“因材施教”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方法就是指导和培养学生发展认知能力的有效方法。这表明四大支柱中关于“学会认知”这一主要支柱在孔子教育思想中也有突出的体现。
(4)四大支柱还要求通过“终身教育”把四种基本学习能力的培养贯彻到一个人的一生中去,贯彻到社会各行各业的所有人群中去。如前所述,孔子教育思想体系也初步体现了终身教育的思想。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孔子所理解的终身教育,就其内涵的深度和广度而言,都不可能和今天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基于Internet的终身教育同日而语。但是在2500年前,孔子即能提出有关终身教育的初步构想并且身体力行,这在古代的中外教育家中是罕见的,令人钦佩。
第二篇: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
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
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的概念。该报告根据现代社会面对的矛盾和未来教育面临的挑战,经过15名来自各国的权威专家3年多的研究而提出来的。报告的内容涵盖了未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个方面,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提出了迎接挑战的对策,其观点之新颖,深刻被专家们称为是“里程碑性的教育文献”。该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的新构想,认为要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学习能力来重新设计,重新组织。
学会认知(learning to know)—目的是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即掌握认知的手段,而不在于知识的本身。
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使学生具有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包括如何对待困难,解决困难,组织管理和承担风险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学会共同生活(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使学生学会舍身处地去理解他人,从而消除彼此间的隔阂,偏见与敌对情绪,和周围人群友好相处,并且从小就要培养学生具有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与计划而团结合作的精神。
学会生存(learning to be live)—为适应社会的迅速变革与发展,应使学生学会掌握自己命运所需的基本能力,即思考,判断,想象,表达,情绪控制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既是个人为完善自身的个性所需要的,也是作为社会成员发挥自主性和首创精神进行革新与创造的保证。
四大支柱并非平行并列而是一个基础与三个因素的关系。在三个基本因素(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中,第二种因素是指学会在一定的环境中为完成某种任务所需的工作能力;第三种因素是指学会适应社会迅速变化与发展所需的应变能力,即自我生存所需的能力;只有第一种因素才与获取知识有关,而且这里强调的是要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即掌握认知事物的手段与方法,而不是系统化的知识本身。
其实教育的四大支柱所说的问题是,能力比知识重要,过程比结果重要,但很多很多重要的东西却被人们忽视了,目的性强功利性强后果会很严重的。
第三篇: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
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 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的概念。该报告根据现代社会面对的矛盾和未来教育面临的挑战,经过15名来自各国的权威专家3年多的研究而提出来的。报告的内容涵盖了未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个方面,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提出了迎接挑战的对策,其观点之新颖,深刻被专家们称为是“里程碑性的教育文献”。该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的新构想,认为要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学习能力来重新设计,重新组织。学会认知学会认知学会认知学会认知(learning to know)—目的是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即掌握认知的手段,而不在于知识的本身。学会做事学会做事学会做事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使学生具有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包括如何对待困难,解决困难,组织管理和承担风险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共同生活(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使学生学会舍身处地去理解他人,从而消除彼此间的隔阂,偏见与敌对情绪,和周围人群友好相处,并且从小就要培养学生具有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与计划而团结合作的精神。学会生存学会生存学会生存学会生存(learning to be live)—为适应社会的迅速变革与发展,应使学生学会掌握自己命运所需的基本能力,即思考,判断,想象,表达,情绪控制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既是个人为完善自身的个性所需要的,也是作为社会成员发挥自主性和首创精神进行革新与创造的保证。四大支柱并非平行并列而是一个基础与三个因素的关系。在三个基本因素(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中,第二种因素是指学会在一定的环境中为完成某种任务所需的工作能力;第三种因素是指学会适应社会迅速变化与发展所需的应变能力,即自我生存所需的能力;只有第一种因素才与获取知识有关,而且这里强调的是要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即掌握认知事物的手段与方法,而不是系统化的知识本身。其实教育的四大支柱所说的问题是,能力比知识重要,过程比结果重要,但很多很多重要的东西却被人们忽视了,目的性强功利性强后果会很严重的。
第四篇: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的教育思想
化学化工学院
11化学(1)班
苏萍
学号:1107030014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培养贤人七
十、弟子三千,并倡导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留下了许多有益的教育格言,成为万世师表。孔子虽然没有自己的著作传世,但由他的弟子将其言论汇集而成的《论语》一书,却可以让我们从中领略他的哲人风采,感悟他的教育思想。孔子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它的光辉思想长期以来受到人们赞同.对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调整人与人的关系,遵守公共道德观念,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它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至于孔子的政治,法律,哲学思想受全世界人的认可.孔子开创的儒家道德精神与伦理逐渐成为引领民众道德生活的道德文化理念.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在当今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和谐的指导意义.一、孔子的学生观
孔子的学生观集中体现在他承认学生的差异性和可塑性的思想。孔子认为,人的天生素质都相差不远,只是由于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人与人之间才形成差异,即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认为除了上知、下愚不可移易之外,其他人都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改变的。这说明了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人的可塑性。孔子在承认学生的差异性和可塑性的基础上,演绎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是孔子最先执行的教育方针。他自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人洁已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门弟子来自鲁、齐、宋、晋、楚、秦等国,其中有贵族子弟孟懿子,也有“贱人”仲弓;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箪食瓢饮的颜渊;有愚直的高柴,也有卤莽的子路。孔子不畏世俗,怀着极大的教育热情,“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对于那些出身低贱和家境贫寒的学生施以平等的教育,真正做到了“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忠于道”,体现了师爱的理智性和广泛性。“有教无类”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所呼唤的教育公平是最好的回答。
孔子在尊重学生志向,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育方面树立了榜样。由于他对学生了如指掌,因而能因人而教,循循善诱。孔子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的例子在《论语》一书中的记载是很多的。在《论语?先进篇》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子路和冉有都向孔子提出了“闻斯行诸”的问题,即“得到真理就马上干起来吗?”孔子的答案竟完全相反,这引起了公西华的疑问。孔子回答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意思是说,冉求平日做事,过分谨慎,所以我给他壮壮胆;仲由有两个人的胆量,勇于作为,所以我要压压他的锐气。这就是典型的因材施教、因人而教的范例。这个例子说明了孔子的教学注重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而不是无的放矢。
孔子的教育还十分注重顺应学生的性情,采用使学生“趋向鼓舞”和“中心喜悦”的积极教育方法,这就好像沾衣欲湿的杏花雨,吹面不寒的杨柳风,是一派盎然的生机,而不是冰霜肃落、生意萧索。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在成为孔门弟子以前,“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凌暴孔子”。但孔子对子路并没有采取憎恶的态度,而是“设礼稍诱”,以身立教,终于使子路折服,并穿上儒服发誓要跟孔子学习。后来,子路不仅追随孔子游说诸侯,而且成为了孔子思想的忠实信奉者和执行者,甚至在卫国宫廷内乱时还牢记孔子“君不死,冠不免”的教诲,临危系帽缨而被杀。这显然是孔子循循善诱的结果。我们深知,改变一个学生,在延迟的期待中需要老师多大的耐心和韧力。这个故事,对于我们改进后进生的教育不无启迪。
二、孔子的教学观
孔子提出了以“学—思—行”为主要内容的三环节教学法。“学而知之”是孔子进行教学的主导思想,他认为学是求知的唯一途径。孔子主张培养学生好学乐学和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他还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强调对学习不仅要有兴趣还要有乐趣。孔子要求学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在孔子的教导下,颜回“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达到了“有若无,实若虚”的境界。孔子指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说看问题不要先入为主,不要主观妄断,不要固执己见,不要惟我独尊,而要实事求是。这些都是做学问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孔子提出了学思结合的学习方法,他主张学习时要开动脑筋,因为“学而不思则罔”,当然,光思索,不读书,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思而不学则殆”。与此同时,孔子十分注重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孔子提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简称为“由博返约”。孔子主张教学中广博与专精两者是辨证的统一,他认为教学既要重视学习的广博,又要强调培养学生驾驭知识的能力。学生只要有了这种能力,就能把复杂的知识系统化,把握住知识的核心。颜回能“闻一知十”,就是他善于思考的结果。孔子还强调“学以致用”,他主张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之中。他认为学习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也就证明有所学。他的弟子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孔子“学以致用”的观点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综合实践课程的初衷如出一辙。由学而思由思而行,就是孔子所探究和总结的教学过程,这一思想对今天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孔子认为,教师指导学生学习,应当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基础,在学生没有积极的学习要求时,不要勉强灌输知识。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先让学生独立思考,在学生想不通,心中充满愤懑的时候,再去启发他;经过思考,在学生有所体会,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时候,再去点拨他;不能举一反三的学生,是没有培养前途的。这说明孔子反对注入式教学,主张关注学生主体作用的启发式教学,同时也反映了孔子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灵活的思维能力和丰富的联想能力的教学思想。
我们还不妨审视一下《论语》这部书的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基于教育意义上的启发。《论语》以孔子应答弟子及时人的提问记录为主体内容,书中把当时诸位弟子的提问及孔子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了下来。所谓论者,是指这些记录是由其中七十名高足弟子讨论编辑的。可见其间弟子和先生的教学互动对《论语》的问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论语,从字面理解,便是论者语录。如果不论,不积极展开讨论,论语从何而来?在今天看来,这种以讨论为主的“论语”式教学方法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应当成为教学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孔子在教学组织的形式上也是丰富多彩的。大体上,孔子采取了个别教学、集体教学和游历教学三种形式。孔子的教学以个别教学为主要形式。他能根据学生的不同心理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施教。例如对积极上进的颜回,则整日与之讲学,使“回也终日不违如愚”。而对自我要求不严而“昼寝”的宰予,则用“朽木不可雕”的严厉批评促使他学习。据《庄子?渔父篇》记载:“孔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这里的“杏坛”就是孔子聚徒讲学之所。可以说“杏坛设教”就是我国集体教学的雏形。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他一面进行政治游说活动,一面进行教育活动。尽管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孔子仍坚持教诲学生。在宋国被困,孔子“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在陈国断粮,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其“诲人不倦”之精神可见一斑。就孔子的教学组织形式而言,也颇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三、孔子的教师观
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史,教师既是知识的传授者又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教师的素养直接影响着教育的效果和水平。孔子提出了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孔子对教师提出的这一要求可以说是严格而合理的。孔子说他自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两句话揭示了教师工作的本质特征。为了教好学生,教师就必须学好知识。“学而不厌”表现出教师对知识的执着追求,“诲人不倦”表明了教师对学生的热爱和对教育的乐观。古今中外,凡是在教学上成绩卓著受到学生敬仰的优秀教师,没有不符合孔子这两句话的精神的。教师要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就应重视自身的学识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具有高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条件。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矣改,是吾忧也。”他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主张诲人不倦,认为这是教师高尚道德品质与崇高精神境界的体现。他认为对学生的爱和对教育高度负责的态度是诲人不倦的思想和精神基础。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孔子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这表明孔子强调教师要为学生作表率,他自己就是以身作则的典范。孔子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学生生病,他去探视;颜回病逝,他老泪纵横。孔子对学生的热爱,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与尊敬。学生对他心悦诚服,视之如日月,敬之如父母。孔子死后,“弟子皆服丧三年”,“哭各复尽哀”,“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孔子之于学生,学生之于孔子,充分说明了成功的教育首先必须是爱的教育。
五、孔子的课程观
可以说,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注重教材开发和课程改革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以“文、行、忠、信”为核心内容。在重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不忽视知识的教育。孔子精心整理、编订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作为教学用书,其教学内容涵盖了文学、道德、伦理、哲学、历史、音乐艺术等课程。孔子的课程设置及教材开发充分了表明了他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强调“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目前,我国教育正面临着课程改革的严峻挑战,借鉴孔子的课程改革和教材开发观,或许对我们的课程改革及教材开发会起到深刻独到的启迪作用。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作为我国教育的开山鼻祖和一代宗师,已化作尘埃飘散于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时空,但他作为教育家的思想光芒和执着于教育的崇高精神却永远闪烁在中国教育文化的灿烂星空,滋润着中国教育的每一寸沃土,在这片沃土上必将绽放出万紫千红,必将茁壮出参天大树。
第五篇:孔子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浅析孔子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11级英语专接本1班 白林艳 33号
摘要:孔子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创立的儒家学派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他提出的“有教无类”的口号,促进了文化教育的下移。孔子的教育思想重视对社会和人的发展的作用,他提出的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也大多数为后世所继承,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现实意义。
一、孔子简介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是研究他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二、孔子的教育思想
1、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的作用与意义的看法
孔子认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教育的作用。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不教而杀谓之弃。”后来“德治”成为儒家共同的社会政治思想。孔子在政治上是一位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通知人才从而为政治服务。他认为贤才无疑是教育的结果。春秋时期,孔子第一个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个较为科学的命题。孔子非常重视教育对个体发展的作用,认为知识和道德都需要依靠学习来培养。
2、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目的的看法
孔子的私学是学术团体,也是政治团体,他办教育的目的在于推行其政治主张。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举贤才,在教育上以培养贤才为目的。孔子对君子的品格十分重视,认为只有那些优秀、品德键能的贤才才能做官。“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比较准确地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
3、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对象的看法
孔子反对门第限制,主张“有教无类”,即不分族类、不论贫富贵贱、不问地位高低,均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有教无类”是又局限性的,它不等同于先进的普及教育思想,因为奴隶和妇女是被排斥在受教育的对象之外的。
4、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内容的看法
孔子出于培养从政人才的目的,其教育内容基本上仅限于人事的范围,主要是限于君子做人的道理(德)和从政的手段(才),具体说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技能技巧的训练三个方面。
知识教育
孔子在知识价值的取向方面,极为推崇古典知识的作用,他自己也多次谈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由此在文化知识教育的内容方面,主要局限于古代经籍的传授,具体说就是他改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书”。
技能训练
作为儒学的创始者孔子在私学中是讲文习武的。孔子重射,承袭了西周军事教育形式化的传统,在教学中存在着将军事教育从实际技能的训练转向文字概念和义理研究的倾向。
道德教育
“仁、智统一”是孔子的理想人格,而在仁、智两者之间,仁是根本、核心,智乃仁者之智。因此,在孔子的私学中,道德教育是整个教育内容的中心,也是其教育体系的根本所在。
5、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原则和方法的看法
自觉修养
孔子非常重视自我修养,认为实现自我修养就要实现立志、持志,克己、内省和改过迁善。
因材施教
孔子是第一个提倡因材施教的人。他认为了解学生是因材施教的前提。
启发诱导
孔子是启发式教学的首创者,在关于启发诱导的时间、具体方法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
学、思、行相结合学、思、行是一个人治学不可缺少的三个阶段。在学的基础上要进行思考,行时学的目的所在,也是教学过程的第三个阶段。
三、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有教无类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光辉的教育思想就是“有教无类”。即任何人,不分贵贱尊卑,都有权利接受教育,且是平等的教育。在孔子以前,贵族垄断了文化教育,平民阶级没有接受教育的可能。从而形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使教育目的只是为了统治者培养接班人,严重阻碍了文明的普及和发展。孔子创办私学,明确提出“有叫无类”思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为人类文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孔子的因材施教方法对于当今实施素质教育仍有重大意义。在很多地方,相当常时间里,教育模式采用“齐步走”的做法,追求平均分、合格率、升学率,抹杀了学生的个性差异。不能保证全体学生的素质都得到提高。另外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育评估片面,只考查学生所谓“正科”分数,高分
则优。学生的思想品行、身心素质、个性特长等一律被置之度外。于是造成了“高分低能”,个性特长被扼杀等可悲的现象。今天我们实施素质教育,就应该摒弃分数标准,吸取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从学生实际出发,注重学生的个性特点,从而实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共同培养的目的。
启发诱导,学思结合 在《论语·述而》和《论语·为正》中,孔子分别指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方法和原则就是启发诱导,学思结合。这就是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目的是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学会举一反三,教师的职责是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对学生有目的引导和及时启发,让学生在思考过程中将知识吸收升华。
参考文献:
[1]《论语》:[C]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版
[2]李泽厚:《论语今读》,[M]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
[3]刘宝楠:《论文正义》,[M]中华书局出版 2006年版
[4]杨伯峻:《 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 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