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谈诗经的现实精神
浅谈《诗经》的现实精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有305篇，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很多诗歌都体现了现实精神。有研究者认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这里我就浅谈一下《诗经》的现实精神。
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所写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风俗，人民生活的形象画卷。诗经的现实精神可谓处处皆有，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的尤其突出。
《诗经》富有现实主义精神，首推《国风》中的两周民歌，其次是《小雅》、《大雅》中的文人讽喻诗。它们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和批判现实；在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文风朴素，语言简洁，比兴巧妙，人物形象真实、自然而生动，生活画面亲切感人等。《诗经》在内容和艺术上的主要特征，也就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主要特征，继《诗经》之后，两汉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诗歌，唐、宋、元、明、清文学，都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作品。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千载辗转，脍灸人口之风情歌语仍散发出一股幽情馥郁的芳香。千古绝唱《诗经》首篇《关睢》章就渗透着人性最本真的渴望，以睢鸠和鸣比兴，引出一位温文尔雅的姑娘正是青年梦寐以求的佳偶。尔后，诗人反复以荇菜为喻，弹奏出一首君子朝思暮恋淑女的浪漫痴情曲。全诗以一种唯美的艺术情调渗透于朴实的现实主义诗风，这也是《诗经》的总体风格。《芣苢·周南》以重章叠句，反复吟唱写出了妇女采摘芣苢的情状，反映她们在劳动中的欢愉之情。两首周南民歌都以最本真朴实的手笔再现了两种不同场景，反映了不同的现实，然而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所包含的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所写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精神，而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再现生活，并通过对生活真实的、具体的、形象的描写，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诗经》中还有很多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如反映古老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七月》。全诗长而有序、层次井然。作品按季节时月的变化来安排篇章结构，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
《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在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态度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是对自己生活现实的再现反映。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力，使诗人能够把握社会生活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提示和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和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的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不懈追求。《诗经》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奴隶制周王朝，是我国第一部诗集，它以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无比生动的历史画卷，反映了我国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复杂的社会面貌。其中表现的“饮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更是开后世现实主义诗风的先河而《诗经》的现实主义特色首先体现在其丰富多彩的内容上，它以海纳百川之势吸纳几乎所有能印入眼帘，纳入耳窗的自然万物，可以说是一本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涉及的草有麦、黍、稷、麻，木有桃、李、柏、桑，兽有马、牛、羊、狐，鸟有睢鸠、黄鸟、喜鹊、鸱鸮等等，飞禽，走兽，虫鱼可谓样样俱全。而《诗经》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的创作源于人民的所见所闻，这不仅丰实了文章的内容，增强了可读性，更以浓厚的生活气息描叙了当时纯朴的风貌，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的内容的确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刘操南在《诗经探索》中将其按题材和内容划分为五类：
1、情歌婚姻诗
2、劳动歌诗，3、卫国战争诗，4、政治讽刺诗；
5、史诗和祭祀诗。由此可见《诗经》内容包罗万象，汇集了生活的点点滴滴。其中尤以描写两性生活的诗章居多，譬如在《国风》一百六十篇诗中，就有超过一半是关于爱情与婚姻的，充分彰显了人性最原始真实的一面，反映出奴隶制社会感情生活现实。其中既有君子思慕、少女怀春，也有薄情断肠、怨妇悲秋。悲欢恋情，如激弦回荡，尤幽曲和鸣，掩盖犹觉余音颤袅，其点缀的是香闺围笼的暧昧，描绘的是泪眼婆娑的唯美。
诗三百余篇，其中描写自由爱情的经典之作实在举不胜数。《蒹葭》就是一首谴绻缠绵的爱情小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多么优美的珠玉之声，它以一种虚实相生的手法朦胧地表达了诗人对伊人的苦苦追寻和深深思慕，委婉动人的格调杼写的是凄迷的孤独与幽远的浪漫。《静女》则是一首幽默逗趣的情诗。幽会之期，女子悄悄躲起来，急得男子搔首徘徊，而待她出来，赠予男方“红笛儿”和“茅荑”之时，他简直喜出望外。小诗营造出一种欢乐气氛，将情人幽会描绘得活灵活现。《子衿》则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丝丝情语细腻地刻画了一个热恋中的少女苦等情人不来那种焦急惆怅的心情。
从这些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没有封建社会那么多教条束缚，有一定的爱情自同，而婚姻又是与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那个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社会，人们会把相当一部分精神寄托在感情生活上，进而以诗言志传情，表达人们对爱情的合理追求与美好祈愿。然而，随着阶级意识的发展，“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类的金科玉律开始逐渐形成，于是自由爱情与礼教法制的予盾由然而生，使得很多这种追求与祈愿都会遭到无情的扼杀。“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爱情自由更是弥足珍贵。可在那个等级观念日浓的社会，爱情自由也无可避免地逐渐被礼教法制所打压，为金钱权势所侵蚀。一双双情侣被强行拆散，一对对鸳鸯沉溺于痛苦的海洋！
《将仲子》就现了这一转变：“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此诗描写了女子害怕父母亲长的多言而不敢热爱仲子，同时内心却充满摆脱礼制束缚的强列愿望，矛盾而饱受煎熬。当然，也有不少情侣敢于起来反抗，如《柏舟》中女子就发出“之死矢靡它”的誓死捍卫真挚爱情的宣言。然而当礼教舆论家长制铺天盖地压下来时，又有多少真正的爱情能拥有这份幸运，在禁锢中突围，于迫害中重生？ 而尤其深受其害的是当时的女性，皆因父系社会的周王朝在形成封建教条这一过程中自然也少不了“男尊女卑”这一产物。譬如《氓》中的妇女就受尽社会的多重蹂躏与伤害，诗中野蛮虚伪的“氓”与善良勤劳的“女”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重男轻女”等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
这些表达两性间哀乐之情的诗歌流露出人性最真实的情感，可以说是《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分，然这也并不能覆盖生活的百态千姿。《诗经》的博大海量还涵盖了人民的远征之苦，劳役之怨，国难“黍离”之悲，羁旅怀乡之思，而爱国主义的战争诗与颂扬生活的劳动歌，以及不满黑暗政权官僚的政治讽刺诗，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精彩多面的内容，配以种种绘声绘色的写实手法的调味，使得《诗经》如一盘百味俱全的盛餐，在文学长桌上香远溢芳，无愧乎中国几千年现实主义艺术的源头。
《诗经》中也有一些战争诗，如秦风中的《无衣》写了战士们同仇敌忾，共御外辱，是一首斗志昂扬，情绪乐观的战争诗。而《小雅·采薇》则是出征玁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诗中充满了对侵犯者的愤怒，对久战不归的厌倦。《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即写了一位妇女由于思念远戍的丈夫而痛苦不堪。从这几首战争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周末的社会**，战争频繁，人民生活痛苦的事实，是对现实的真实描写，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中还有一些宴飨诗和怨刺诗。产生于西周初期的宴飨诗，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宴饮中的仪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直接反映了周代礼乐之盛。如《鄘风·相鼠》赞美了贵族阶层谦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击失徳违礼之辈不如禽兽。西周中叶至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出现了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雨无正》。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这些政治讽刺诗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时事状况，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以其创作题材的广泛，向我们展示了西周至春秋中叶丰富复杂的生活。从祭祀诗中，我们看到了周族祖先艰苦创业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我们看到了辛勤劳作的农奴及其艰难困苦的生活；从政治讽刺诗中，我们看到了那些关心时政的爱国人士；从宴饮诗中，我们看到了周族的礼仪制度；从战争诗中我们看到了仆仆风尘的战士；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族社会各种各样的风俗民情。《诗经》可谓是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抒情诗，它立足于社会现实，几乎处处透着现实精神，它的博大精深还需要我们不断挖掘。
第二篇：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影响
《诗经》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影响
在华夏文明灿烂的诗河里，有一个最重要的源头——《诗经》，它所展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光芒在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化历程中有着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永放光芒。孔子曾对《诗经》多次做出很高评价，“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何为！”由此可见《诗经》的现实意义中的实用功利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是孔子关于诗的社会作用作出的比较系统的理论表达，以及指出的诗的政治功利性。我们这里表述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仅是指《诗经》的政治教化和社会功利性，还指《诗经》直面现实的艺术特色和《诗经》中表现的情感抒发。它对后世政治、文学创作、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影响深远而重大。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全书主要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订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诗经》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历史上有著名的“献诗”、“采诗”、“删诗”之说。《国语·周语上》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汉书·艺文志》中也有采诗之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 由此可见，《诗经》的形成是有统治阶级的大规模参与的，这当中也必然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在对巫史文化的改造完成以后，统治阶级创造了旨在维护宗法社会秩序和强化宗法观念的正统诗歌，即《诗经》中的祭颂诗和怨刺诗。祭颂诗是配合祭祀祖先、耕种藉田、丰收后的报祭礼，对先王列祖、社稷自然表示崇高敬意，并祈求保佑的诗歌。在这类诗中，统治阶级往往把现实政治的需要托之祖先和神的旨意，通过塑造古典膜拜，达到控制现实的目的。而怨刺诗无论赞颂还是刺怨，都建筑在宗法伦理原则的基石之上。中国很早便有“诗言志”的传统，在诗中加入个人政治情感而间接影响政治的苗头便由此出现，后世一些政治讽咏诗多少都有其影响的痕迹在里面。从两汉乐府诗歌，到汉代的《古诗十九首》，到司马迁的《史记》，到唐初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到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杜甫，再到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无一不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诗经》面对现实，在一些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类诗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的情诗，如《周南·关雎》中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以一种大胆浪漫的形式表现出来，贴近现实，抒发心中的喜爱之情；又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的诗，如《周南·桃夭》中对将出嫁女子的祝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汝坟》中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思念和丈夫归家后的欣喜，寥寥几句便将现实生活的场景和心理刻画的栩栩如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 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鲂鱼赬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说的就是纯正，因为纯正，才铸就了《诗经》爱情题材的核心：自由和专一。而这散发着自由和专一的爱情信仰，在几千年后的历史中依然经久不衰，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诗经》中的自由之爱远远胜过现代人的情爱。一方面，从社会环境来看，先秦时代，男女在恋爱、婚姻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特别是下层社会，男女恋爱和婚姻自由的程度就更大一些。在一定的季节和场合，少男少女可以公开聚集、自寻佳偶。另一方面，《诗经》中的爱情往往是简单的、真挚的。纯粹的爱，没有任何杂质，也没有功利，爱就是爱，爱我所爱，无怨无悔。那时的人不会考虑什么地位、名分、金钱或者社会舆论的谴责等等。虽然他们懂得要遵循礼教大防，但为了得到真爱，他们可以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勇敢的拒绝无理的要求，反抗强制的安排，去和自己的爱人私会见面，甚至会结伴私奔，去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真正的幸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千古传诵的佳句，早已成为少男少女第一次对爱情的懵懂体会。“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是恋爱人的典型心态。“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含蓄地表达了古人对于某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的追求。而“淡彼两髦，实为我特，之死矢靡它”则生动地展现了一名坚贞不屈的女子誓死捍卫自己爱情的决心。“虽速我狱，亦不女从”，则是一位女性对逼她从婚的贵人的斩钉截铁的答复。古时的社会生活在《诗经》里缓缓展开如一副活色生香的画卷，自由奔放开明的风俗气 息扑面而来，这种从细微处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的写法在后世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的追求自由，奔放热情的诗句更是得到广泛摘取和流传，在后世文学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诗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乐府诗中的这首诗写一个女子指天发誓，要与情人终身相守的决心。用五种反常的自然现象作假设，表明自己爱一个人至死不渝的决心，爱之深厚浓烈，让人为之震撼，这与《诗经》中的爱情观和描写手法是不谋而合的。三国时期曹操的诗歌不仅在形式上借鉴《诗经》四言形式和比兴用法，化句为用，如《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便引用了《诗经·郑风·子衿》，曹操的四言在汉末诗坛上令人耳目一新，除了因为其内容上的深刻新警，还因为其体现了《诗经》直面现实的创作精神的体现。如《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到了唐朝，诗歌发展到了顶峰，《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唐代诗歌的影响更是表现在多个方面，其诗被称为“诗史”的大诗人杜甫便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描绘了大唐帝国由盛到衰的历史真实写照，“三吏”、“三别”深刻表现了下层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而田园诗歌、边塞诗、讽刺诗等也无一不受《诗经》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影响。到了现在社会，《诗经》的影响力依然在文学创作方面发挥着作用。金庸是大家熟知的文学大家，他自幼饱读中国传统古典诗词，创作也饱 受其影响。在金庸的小说里，随处可见他对古典诗词的大量运用。举个例子，相信大家对金庸的经典爱情之作《神雕侠侣》一定都不陌生。小说里有一个穿青衫、吹碧箫、温婉恬淡的女子叫程英，她曾救过杨过，并在一茅屋里帮助杨过养伤，那个时候，程英曾在月夜吹曲：“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段话便出自《诗经》中的《卫风·淇奥》。
总而言之，《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泛的，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统治者和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礼仪、习俗等。既有对农业生活的关心，对宗族国家的热爱，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喜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这些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这些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抒情诗，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永远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命力、最伟大的艺术。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李天道·古代文论与美学研究·商务印刷馆 【3】 傅斯年·诗经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刘毓庆、贾培俊、张儒·《诗经》百家别考解·山西古籍出版社
【5】 曹丽敏 王艳玲 杜振庭·品味《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7（2）
【6】 章可敦· 《诗经》—中国古典现实主义之滥觞 ·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9（2）
第三篇：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内容提要...1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2 绪论...2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2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5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8 总结...11 注释：...12 参考文献...13
内容提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远古文化 农业生产 宗族伦理 宗国精神 以人为本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绪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时只不过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经历，歌颂希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对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产生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古代和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度，“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②希腊人通过这两部史诗来对海外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来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
可是，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他们躲开了戎狄的侵扰，选择了豳这块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周人歌颂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样是因为他们再次躲开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饴”的周原，并且领导他们驱除了外患；周人歌颂武王，是因为武王革除了残暴的君主纣王之命。一句话，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颂，道德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决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首先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表现。如《周颂·载芟》。
他们津津乐道于农业的丰收，在宗教仪式上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从春天的垦荒一直写到秋天的收获。他们在祭坛上献上最好的粮食贡品以娱乐祖先和神灵，乞求神灵明年带给他们更好的收成；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上纺织着生活理想的花环，描绘着事业兴旺发达的图画。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这里有在外的游子征夫的思乡之曲，如《击鼓》、《式微》、《扬之水》、《陟岵》、《鸨羽》、《匪风》、《东山》、《破斧》、《小雅·四牡》、《采薇》、《出车》；也有家乡的妻子思念在外的征人，如《卷耳》、《汝坟》、《草虫》等等。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像《唐风·鸨羽》写远行在外在征人久役不归，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田园的荒芜，想到父母的无人奉养，并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苍天，这不是农业民族所培养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情感吗？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微采微，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火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知我哀”。更有甚者，甚至在他们出征离家的那天，就已经带关满腹的哀怨与眷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回乡时仍然有着不尽的忧愁，“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植根于农业文化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蕴，在这些诗句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③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掌握着人的命运。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④。古希腊人在公元前12世纪初远征特洛伊城，和特洛伊人进行了十年战争，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所写的正是这个“英雄时代”的故事。故事反映的是人的历史，可是有荷马史诗中，战争的起源却因为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蒂三个争夺那个由专管争吵的女神厄进而斯丢下的“引起争执的金苹果”而起。在古希腊戏剧中，像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他本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你权制之间的斗争”，⑤但是，故事却以“命运“和“神的判决”的方式来实现其最终结局。总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文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更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在周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黄帝、颛顼、尧、舜、禹、成汤、周文等传说中的“明君圣王”都发迹于“天命”的眷顾，但“天命”眷顾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获得的。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除了《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这两首诗在写到商周祖先降生时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即使在《诗经》中保存下来的商代颂诗里，“天命”所以垂顾商人，如《长发》诗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这百样的好运归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商的中兴则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士和伊尹的帮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长发》）。《周颂》、《大雅》中描写周人受命于天的发迹过程，就是自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的过程。如《皇矣》诗中所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反之，当宗周面临崩溃之时，尽管上天垂下了日食、地震等凶象，诗人仍不上战战兢兢祷告上天，而照样认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对国家的兴亡从人事上寻找最终的原因，并且把它诉诸诗的创作，这是周人以人为本的哲学、政治思想在文学中的最鲜明体现。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如果说，在中国的原始诗歌中，像伊耆氏的《蜡辞》乃至甲骨卜辞中的乞雨词，还带有鲜明的宗教意味的话，那么到了周代，这种原始宗教神学观念已经被周人的实践理性精神逐步取代。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如《周颂·访落》一诗，《毛诗序》云“嗣王谋于庙也”。朱熹《诗集传》曰：“成王既朝于庙，因作此诗，以道延访群臣之意。言我将谋于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在《周颂·敬之》一诗中，则直写群臣如何在庙中劝戒嗣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了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心情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心理传统。它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周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它使《诗经》带有亲切的生活感，使诗成为描写世俗生活最好的艺术，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观等各种世俗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它让人看到，周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既没有幻想错综的神怪故事，也没有张皇幽渺的浪漫色彩的平凡人间世界。那农夫们身着狐裘的逍遥神态，武士们袒裼暴虎的矫健雄姿，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世间，看到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并不是神创造的生活之美，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一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
“现实主义”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1796年）这篇论文里。在这里，席勒是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对立提出的。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它又特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面对现实的创作，又被人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⑥。而地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由此他们认为《诗经·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但我们这里借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
首先，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周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根据四时节令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国家。这使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从而摆脱了自然泛神论观念的束缚，以更实际的态度来看生活。现存《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遗书。《史记·夏本纪》中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不管这话是否则可靠，但《夏小正》无疑是产生极早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这篇文章按十二月的夏历顺序，详细记载了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的相应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对时令气候的比较科学的观察与认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古老的反映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七月》，最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这里没有对自然万物的丝毫神化，也没有任何的虚妄与怪诞。全诗从夏历七月初大火星开始西移的天象说起，一一叙述每一个节令农夫们的生产与生活，细备而周详。它说明，正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培养了周人的务实精神，使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不需依赖超自然的神灵的可以把握的生活。《毛诗序》曰：“《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诗序》把《七月》看成是周公的创作不符合事实，前面我们也有论述。实际上这首诗的创作远比这早，它的原形可能是豳地农奴的歌谣。但我们也不能排公曾用此诗来教诲成王的说法。《尚书·无逸》也是周公告诫成王的文献，开篇即言“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之小人之依。”是周初统治者即从艰苦的农事生活中看到“王业之艰难”，而并不把“王业”看成是上天恩赐、唾手可得的东西。面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记述和描绘，从而引导和教育他们对现实采取正确的认识态度，树立起直面对现实的生活观念。
《诗经》是面向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为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观念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使诗人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深刻的提示与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有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量。
其次，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中国很早就有“诗言志”的传统，把诗歌看作表达诗人思想情志的主要艺术形式，这也使抒情诗很早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使中国成为抒情诗的国度。按黑格尔的话说，抒情诗和史诗不同，“正式史诗只能出现于原始时代，而抒情诗却在民族发展的任何阶段中都可以出现。”⑦但是在古希腊，抒情诗却远不及史诗等诗体发达。以至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部名著里所讨论的“诗”，也仅止史诗、悲剧、喜剧和酒神颂而已。而中国却正相反，史诗相对不发达，抒情诗却得到高度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多个方面，但诗言志的民族传统观念和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却无疑会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把自己的情感投射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平凡生活事件做出善恶判断，从而表现出他们对策少爱憎和喜怒哀乐之情，达到文学表现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这一角度上讲，抒情诗的产生和史诗不同，更需要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诗心的启悟，需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因为同样按照黑格尔的话说，虽然抒情诗可以产生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时代，但它和史诗仍有着很大差别，“如果正式史诗的繁荣时代是在民族情况大体上还未发展到称为散文性现实情况的时代，而最适宜于抒情诗的却是生活情况秩序大体上已经固定了的时代。……正是由于抒情诗要求打开心胸的凝聚幽禁状态而去容纳多种多样的情感和进行更广阔的考察，而且自在一种已经用散文方式安排成的世界里还要对诗的内心生活具有自觉性，抒情诗也愈需要一种用力得来的艺术修养。这种修养既是一种优点，同时也是主体的自然资禀经过锻炼和完善化的结果。”⑧尽管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抒情诗和《诗经》中所包含的民间诗歌还是不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诗经》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只产生民间诗歌的时代。十五《国风》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经是下层贵族的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创作，而《大雅》《小雅》中的绝大部分抒情诗都是各级贵族的有目的的创作，他们都已经属于黑格尔所说的“最卓越的抒情诗人”，他们的创作，已经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周代就处于很高阶段，周代诗人已经是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诗人，他们已经在个体的抒情诗来表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以自己敏感的诗心，把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农业产生的关心，对宗族国家的热爱，也有对敌对人的仇恨和对封建恶政的憎恶；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愉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有对世族风情的欣赏，也有参与劳动的快乐等等。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各样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在2500年前就产生如此众多的抒情诗作，表现如此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已经不是以一、二部史诗的方式，而是以全民族的抒情诗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来表现历史的内容的。他们正是以直面现实的抒情诗创作态度，不但描述了周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情感表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他们不但以抒情诗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且还表现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观念以及其文化品格与才具；他们不但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现实的抒情诗作，而且还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同时，他们党政军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抒情诗，是最有生命力、最伟大的艺术。
总结
以上，我们从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等三个方面对《诗歌》的文化精神做了概括。其实，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远不止此。《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注释：
1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595页。
2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3选自胡晓明《传统诗歌与农业社会》
4选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页。
5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页。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595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9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4如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1983年版235页，游国恩等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1963年版，第48页。
5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版，第191页。本文关键词：不悔 诗经
第四篇：诗经
我读国学
1、诗经·豳风·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豣，献豣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阻。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七月》是西周初年豳地（在今陕西栒邑县、邠县一带）的奴隶所做的诗歌。可能是因诗长，年代久远，有某些错简的地方，但基本次序还是清楚的。全诗八章，每章各十一句，基本上是按季节的先后，逐年逐月地来写男女奴隶们的劳动和生活的。这首诗按时序叙事，很象是一首农历诗，类似后世民歌中的四季调或十二月歌。但由于它所叙述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奴隶们一年到头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食的悲惨境遇，所以应把它看作是反剥削反压迫的诗篇。
第一章总括全诗，从岁寒写到春耕开始。七月火星向下降行，八月将裁制冬衣的工作交给妇女们去做，以备御冬。十一月天气寒冷了，北风刮在物体上，发出觱发的声响。十二月寒风“栗烈”，是一年最冷的时刻。而我们这些奴隶没有御寒的衣服，真不知如何过冬。好不容易熬到寒冬过去了，正月里我们开始修理农具。二月里举足下田，开始耕种。壮夫们在田里干着重活，女人和小孩们则承担着送饭的任务。看着我们这样卖力的劳动，那些奴隶主派来的农官感到很高兴。
第二章，写妇女们的采桑劳动。春天来了，开始暖和了，黄莺儿欢快地歌唱着。妇女们挎着深筐子，沿着桑间的小路，去采摘饲蚕用的嫩桑叶。春天昼长，妇女们辛勤地工作了很久，硕果累累，采了很多的桑叶。可是，妇女们突然悲伤起来了，因为她们看见贵族公子正朝这边走来，害怕被掳去而遭凌辱。末句反映了当时贵族蛮横的真实情况。
第三章，写妇女们的蚕桑纺织之事，并指出这是为贵族阶级做衣裳用的。蚕月即三月，三月开始修剪桑枝，拿起斧子，砍去那些远扬的枝条，然后攀枝再采摘些柔嫩的桑叶。七月伯劳鸟咕咕地叫着，仿佛在告诉人们后半年开始了，于是，八月里妇女们就动手纺织了。纺织品染着不同的颜色，有黑红色的，有黄色的，而最鲜亮的是朱红色的。可惜这些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贵族公子作衣裳用的。
第四章，写农事既毕，奴隶们还是为统治者猎取野兽。四月里远志结子了，五月里蝉儿鸣唱着。八月里作物开始收成，十月树木纷纷落叶。十一月开始出外射猎，以取狐貉皮来给公子做冬衣。十二月声势更浩大，集合起众人继续田猎。射得的猎物，小兽归奴隶们所有，大兽得献给统治者。
第五章，写一年将尽，奴隶们为自己收拾屋子准备过冬。五月里蝗虫动股起飞，六月里纺织娘鼓翅发声。蟋蟀由野入檐，由檐入户，由户入床下，鸣声愈来愈近，而天也愈来愈冷了。这时把屋里所有的空隙都堵好，然后用烟熏老鼠，把它赶出屋里；再把朝北的窗子堵上，把门缝用泥涂上，以防寒冷的北风。感叹我们和老婆孩子，往往农忙时就露宿在场上，到了冬日，天寒事毕，才正式回到房屋里来。
第六章，写奴隶们除农业外，还得从事各种副业劳动，以供统治者享用。同时，七月里还得采摘瓜类，八月里收取葫芦，九月里拾取芝麻，把这些都交给统治者。农奴们不够吃，只得用柴火煮些苦菜来养活自己。
第七章，写奴隶们农事完毕，还要为统治者修盖房屋。九月里修好打粮场，十月里纳粮入仓库。不论是先熟的作物，还是后熟的作物，是谷类，还是麻类，都得聚集起来送进贵族的仓库。收完庄稼之后，就去为贵族们修理住宅。白天去割茅草，晚上用此来搓绳子。等到替贵族们把住宅修好了，奴隶们又快到了春播的时候了。
第八章，写一年辛苦之后，还要大办酒宴，为统治者庆贺祝寿。十二月去凿冰，正月里藏入冰窖，以供来年夏天统治者消暑之用。等到农事已毕，打谷场已清扫干净，就大杀羔羊，大办酒宴，还得举着酒杯，登上公堂，高呼统治者万寿无疆。
《七月》这首长诗，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图画。男女奴隶们一年到头无休止的劳动，结果都被贵族们剥夺得一干二净。读着这悲歌式的诗篇，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位被压迫的老年奴隶，面对面地向人们叙说着自己的生活境况，倾诉着血泪斑斑的历史。他对于自家和邻居们年复一年繁重劳动，苦难生活，倾诉得那么周全，那么悲切，虽然不敢流露出强烈的愤懑感情，但在倾诉中不时地夹杂着怨叹和悲哀，用活生生的事实来揭露奴隶主的罪恶和残酷。这些奴隶们虽然暂时慑于奴隶主的淫威，精神呈现出麻木状态，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怒吼起来，把积压在胸中的愤懑象火山似的喷泄出来。
此诗语言朴实无华，完全是用铺叙的手法写成的。
全篇围绕着一个“苦”字，按照季节的先后，从年初写到年终，从种田养蚕写到打猎凿冰，反映了一年四季多层次的工作面和高强度的劳动。
语词凄切清苦，仿佛是在哭吟着一部沉重的历史。但值得我们熟加体味的是，这首诗的哀哀诉苦的同时，也表现了一定的清醒的阶级意识。“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献豣于公”，“上入执宫功”等，都表现了奴隶们对贵族不劳而食、蛮横霸道的疑惑和暗恨。在表现阶级压迫时，诗篇还采用了对比的描写来昭示，比如：奴隶们在辛勤劳动，而“田畯至喜”，苦与乐的对比；奴隶们无衣无褐，却在为“公子裳”，“为公子裘”，冷与暖的对比；“言私其豵，献豣于公，”少与多的对比等，这种描写，是在有意识地揭示阶级压迫的不平等。
另外，诗篇善于抓住各种物候的特征，来表现节令的演变，使全诗充满了自然风光和强烈的乡土气秘。特别是第五章：“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用昆虫的鸣叫和蟋蟀的避寒迁徙，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季节变迁的过程。这几句没有一个“寒”字，但却让我们感受到天气在一天天地变冷，以至于寒气逼人了。这种手法在《七月》中应用得很普遍，再如：“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用风声的愈演愈烈来显示季候的愈加寒冷，也很形象生动。
2、采葛
《采葛》，出自诗经。本篇由于只是表现一种急切的相思情绪而没有具体内容，所以旧说随意性很大，如《毛诗序》以为是“惧谗”，所谓“一日不见于君，忧惧于谗矣”;朱熹《诗集传》则斥为“淫奔”之诗，说“采葛所以为絺绤，盖淫奔者托以行也，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实际上，此事表达了友人间真挚的思念。《诗经》是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成为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
【诗词概述】
年代:【先秦】 作者:【诗经】 体裁:【诗歌】 类别:【恋情诗】
【诗词原文】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词注释】
①葛:一种蔓生植物，块根可食，茎可制纤维。②萧:植物名。蒿的一种，即青蒿。有香气，古时用于祭祀。③三秋:通常一秋为一年，后又有专指秋三月的用法。这里三秋长于三月，短于三年，义同三季，九个月。④艾:植物名，菊科植物，可制艾绒灸病。题解:情人相思之词。一说朋友相念。
【诗词译文】
那个采葛的人儿啊。一日不见他，好像三个整月长啊。那个采蒿的人儿啊。一日不见他，好像三个秋季长啊。那个采艾的人儿啊。一日不见他，好像三个周年长啊。【诗词赏析】
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吴懋清《毛诗复古录》则以为采葛(萧、艾)比喻平时蓄养人才，“临时方获其用，若求之太急……一日则如三月之久”;牟庭《诗切》又说是“刺人娶妻……而徒溺其色，一日不见，则思之如三月之久”;姚际恒、方玉润、吴闿生却一致认为是怀友忆远之诗，方氏申述云:“夫良友情亲如夫妇，一朝远别，不胜相思，此正交情深厚处，故有三月、三秋、三岁之感也!”(《诗经原始》)近人则多主恋歌说。就诗论诗，视为怀念情人之作为妥。闻一多指出“采集皆女子事，此所怀者女，则怀之者男”(《风诗类钞》)。译文取闻说作男词。
热恋中情人无不希望朝夕厮守，耳鬓相磨，分离对他们是极大的痛苦，所谓“乐哉新相知，忧哉生别离”，即使是短暂的分别，在他或她的感觉中也似乎时光很漫长，以至于难以忍耐。本诗三章正是抓住这一人人都能理解的最普通而又最折磨人的情感，反覆吟诵，重叠中只换了几个字，就把怀念情人愈来愈强烈的情感生动地展现出来了，仿佛能触摸到诗人激烈跳动的脉搏，听到他那发自心底的呼唤。全诗既没有卿卿我我一类爱的呓语，更无具体的爱的内容叙述，只是直露地表白自己思念的情绪，然而却能拨动千古之下读者的心弦，并将这一情感浓缩为“一日三秋”的成语，审美价值永不消退，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其艺术感染力的奥妙在哪里?拙作《风诗含蓄美论析》曾剖析本诗“妙在语言悖理”，意思说:从科学时间概念衡量，三个月、三个季节、三个年头怎能与“一日”等同呢?当是悖理的，然而从诗抒情看却是合理的艺术夸张，合理在热恋中情人对时间的心理体验，一日之别，逐渐在他或她的心理上延长为三月、三秋、三岁，这种对自然时间的心理错觉，真实地映照出他们如胶似漆、难分难舍的恋情。这一悖理的“心理时间”由于融进了他们无以复加的恋情，所以看似痴语、疯话，却能妙达离人心曲，唤起不同时代读者的情感共鸣。
第五篇：诗经
《诗经》婚恋诗中的男性形象
在《诗经》中，反映婚恋爱情生活的诗作占有很大的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的篇章。
《诗经》中的情诗，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吐露了情人们各种各样的心理。有的描写青年男女无嫌无猜、尽情享受爱情的欢乐；有的反映幽期密约的兴奋和不安；有的是一见钟情的喜悦；有的是两相未通的苦闷；有相爱过程中的波折，也有刻骨相思之后忽然见面的高兴，也有失恋痛苦与爱情受到摧残的不幸。
在《诗经》中，男性身上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功利性与实用性使他们缺少成为审美艺术作品抒情性形的先天条件。男性形象往往要通过抒情女主人公细密敏锐的心理路线展现出来，或者是作为陪衬被动地展现女性形象而仅仅成为一条线索，男性形象仿佛是女性用柔密的线条精细织出，特别是征夫形象，始终是与家庭、妻子密切相连的。
《诗经》中男性形象的类型也比较多样，从婚恋的诗篇中，我们看到了多彩的人生，如要对男性形象进行分析概括，则有以下几个类型。
第一，追求恋人的男子形象。作为追求恋人的艺术形象，男性多作为一种抒情主体而存在，主要是为展现女性之美与追求之苦。《诗经》的头一篇《周南.关雎》就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周南.关雎》中的男性形象是可爱的幻想家。诗中主人公深深爱慕者一位在河边采摘荇菜的姑娘，作者采用了比兴的手法:在清浅的河上，看到水鸟雌雄依偎，希望有佳偶，由水鸟兴起求淑女的愿望。男主人公对“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辗转反侧”，可谓坐卧难眠，其思慕之切可见一斑，但他却并未有非分之想，只是愿“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体现了淳朴而又高尚的情怀，一个可亲可爱的理想主义者跃然纸上。
另一首《邶风.静女》也与《周南.关雎》有异曲同工之妙，用“直陈其事”的写法，描写一对青年男女约期幽会的生动情景。全篇出自男子的口吻，描写静女与情人相见并送情人以信物的爱情诗。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踟蹰”。情人既来，并以彤管、茅荑相赠，他珍惜玩摩，爱不释手，并不是这礼物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美人所赠。《邶风.静女》诗虽短，但格调明朗轻快，男青年的忠厚淳朴，他对静女所持的炽热感情，在这首优美的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周南.汉广》中的男性却是忧郁失望的，他的求偶没有成功，他面对佳人而少追求的勇气。诗中主人公一边砍樵，一边唱到，这首诗用了个美丽的传说，作者把他爱慕的女子比作汉水神女，来形容她的美好而又难于追求，故而“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水永矣，不可方思”。但即便如此，多情的樵夫还是执着于他的爱情。《秦风.兼葭》中的男子也是失望忧郁的。兼葭长，露为霜，美人隔着秋水在那一方。相思无限，想象如见。故而“逆徊从之道且长，涕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虽然情绪低落，但淳淳的真情依然让人感到。
第二，负心薄幸，始乱终弃的负心汉形象。这类男子的形象主要通过弃妇诗中女子的控诉而刻画出来的。《邶风.谷风》这首诗里的女主人公诉说她辛辛苦苦帮男人经营生计，但到生活好转了，而其丈夫却变心了，另有所娶，竟将其赶走。因此她悲痛地说：“不我能畜，反以我为仇。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这形象刻画出了一个忘恩负义的粗暴的男人形象。
《卫风.氓》也是一首通过妇女的诉说揭露出一个死新厌旧的男子形象，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她首先叙说那个男子如何带着笑嘻嘻的面孔来追求她：“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结婚后女的辛勤劳动，帮助他改善了生活，于是那笑嘻嘻的面孔也变了：“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她愤怒地斥责那个没良心的“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邶风.日月》也是通过女子遭遗弃后的叙述：“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日居月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日居月诸，出自东方，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抒情女子的丈夫冷酷无情，经常虐待妻子，她受尽辛酸，心肝欲碎，只得向天地呼告，向父母讲说，哭诉哀怨，以表愁肠。以此控诉男子的无情无义。
《召南.江有汜》中，主人公是位被遗弃的姑娘，她爱过的人另有新欢，且已婚配。她怨艾悲愤难抑，便冲口而出：“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处。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以此揭露了男子的薄情。
第三，民间普通夫妇生活的男性形象。《诗经》中也有夫唱妇随、夫妻恩爱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男子大多数是老实忠厚的。《郑风.女曰鸡鸣》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首诗通过了夫妻二人起床前的对话，表现出家庭的和美生活。“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配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配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配以报之。”妻也温存夫也知心，蜜语甜言质朴真实，这如果是对恋人的取宠并不稀罕，但对夜夜同床共枕的妻子能有如此的体贴与感戴，实可为千古家训了。这是《诗经》中难得的让人感佩的男性形象，是一个懂得善待家人、品味生活的男性形象。
第四，征夫的形象。《诗经》中也有很多作品是描述服役在外的丈夫思念妻子和家人的，这些作品主要是通过丈夫思念妻子或是妻子思念丈夫，而把征夫的形象刻画出来的。《邶风.击鼓》中表达的是战士久戍在外，对妻子家人怀念不已，恐怕不能白头偕老的深厚感情。“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这是一个足以让人为之深深感动与难过的男性形象，那如泣如诉的话语，就像是在心中流淌的泪水，在眼角滚动的鲜血，这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与生命情怀令人流泪，令人沉思。这是一个刻画得较为丰满且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征夫形象。
《卫风.伯兮》中，丈夫出征了，妻子赞美他是个英雄，但又想念得头痛。这首诗作通过妻子对丈夫的怀念：“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瑗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悔。”这样，通过妻子的叙述，一个有情有义的征夫形象就被刻画出来了。
第五，荒淫无耻、强娶强聘的男子形象。《召南.行露》中的强横男子，采取强硬手段要聘娶有夫之妇。通过女子的控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其男子丑陋嘴脸遭到控诉与批驳，其粗暴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以上对《诗经》中的男性形象作了简要分析，他们既是历史时代的产物，生存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具有那个时代的特殊性，同时又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具有古今一脉共通的思维与情感。
《诗经》中婚恋作品坦率地讴歌了男女思慕爱恋的种种情怀，展现了时人对理想男性的审美要求，即容貌俊美，英武强健，面对爱主动积极，深情痴情，具有一定的攻击性和情欲，这些男性形象充满原始的生命力和阳刚之气以及野性之美，是力与美的完美结合，对中国文学男性形象塑造起着一定的模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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