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鲁迅骂人

第一篇：我看鲁迅骂人

我看鲁迅“骂”人

鲁迅一生“骂”过许多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只要打开《鲁迅全集》就会发现被他指名道姓“骂”过的人，有百人上下；与其论战的重要人物也有二三十人——可谓洋洋大观。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也真算得上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了。而且这许多被他“骂”的人都不是寻常之辈——用被鲁迅“骂”过的徐志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你们没有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听„„没有我们不成，信不信？”可鲁迅就“不信”，就要骂他个狗血淋头，露出他们麒麟皮下的马脚来。其代价当然是落了个“善骂”的恶名：早在三十年代被鲁迅骂过的“绅士”梁实秋就在《不满现状又怎么样呢？》一文中雄赳赳地攻击过鲁迅：“有一种人总是一味地不满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而到了世纪末，又有没被鲁迅骂过的“痞子”王朔在《我看鲁迅》一文中气昂昂地指责鲁迅：“鲁迅这个人，在太多的人和事情上看不清，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跟小人过不去。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对象有多大的格局，你的作品就呈现多大的格局。”可谓一脉相传滔滔不绝。我自己也曾问过一个出国念博士的工科学生对鲁迅的看法。他眼一翻：“鲁迅么„„不就会骂人么？”

其实，我们只要研究一下鲁迅“骂”的都是些什么人以及他是怎么“骂”他们的，我们也许就会发现他“骂”人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或者简直就不叫骂。鲁迅自己就曾说过：“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吧（《集外集拾遗通讯〈复吕蕴儒〉》）。”

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鲁迅“骂”的人几乎全是文化界名人——在《答杨村人的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就报上风传自己准备出一本《五讲三嘘集》对杨村人、梁实秋、张若谷“嘘”上几声告诉杨村人：“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先生为伍，我看排起来倒也并不怎么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差一点，连做一‘嘘’的材料都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可见不是任何人都能为鲁迅开口“骂”（“嘘”）的——郁达夫就建议鲁迅不要去骂那些仗着自己被你“骂”过而身价大涨的人。我们不妨来看一看鲁迅骂的都是些什么人：有胡适、林雨堂、徐志摩、陈源、李四光、成仿吾、梁实秋、周作人、顾颉刚、沈从文、施成蛰、朱光潜、徐懋庸等等，这些人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可圈可点的名人。于是问题便是：为什么鲁迅只骂文人，而不去骂“武人”——比如当时的军阀？记得当年就有人对鲁迅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当年提这问题的人别有用心，所以鲁迅的回答也针锋相对：我所以不骂“武人”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在我身上实现你们借刀杀人之计。不过，站在今天客观理性的角度看，鲁迅当年所以揪住文人不放，可能是因为如下原因：首先武人不足以论——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就明确地表示自己从不跟当时的所谓“政治家”（也就是“军阀”、“武人”）对话。有一个笑话讲：甲乙两人就三加二等于四还是等于五发生争执，最后大打出手一同去见县官。县官听到两造申诉后竟下令差役打那个主张三加二等于五的乙的扳子——理由是：一个公然主张三加二等于四的家伙，你还有心跟他争论是非，你这不自己犯贱发痴么？不打你打谁？我想，鲁迅所以不“骂”军阀就是因为自己不愿做那笑话中的乙——军阀不值一骂，对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是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而鲁迅“骂”文人，就是因为他们是“智识阶级”讲道理，有理性，是中国较有希望的一个阶层——所以才对他们大“骂”特“骂”！孔子说过：“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很显然，在鲁迅心目中，政治家或军阀者流都是些“不可言者”，所以鲁迅不愿“失言”而“不与之言”；而知识分子则无论有怎样的缺点，都属于“可与言”者，所以鲁迅不愿“失人”而“与之言”——哪怕是以“骂”的方式“与之言”。费希特在《论学者使命》一文中指出：“基督教创始人对他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人都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从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在痛“骂”这些知识分子时，拥有的也一定是这样的情怀——哪怕是他在很厉害地骂梁实秋之时：在梁实秋别有用心指责与他发生论争的进步文人是“╳╳党”、“拿卢布”之后，鲁迅并没有以牙还牙地讲梁实秋是“拿金镑”什么的而仍然心平气和地写到“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捕得非常起劲，那么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到‘恩惠’或‘金磅’，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着急穷罢了”——还是将对梁实秋的批评限制在“文艺批评”范围之内而没有像对方一样大作引伸暗示。便是痛骂对方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也还是因为希望梁实秋能确如他自己所言，做一个“非出卖劳动便无法维持生计”的劳动者——对这一点，王富仁先生有很好的分析：“鲁迅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因为他知道梁实秋是不愿做资本家的真走狗的，但他又确实用了真走狗的论调来攻击左翼作家‘拿卢布’。如果他没有以这样的论调以济自己论辩之穷，鲁迅的‘骂’也就无所依据，毫无攻击力；如果梁实秋真的愿意当这样一个真走狗，鲁迅也就不能这样骂了——那样，就等于鲁迅为他找了一个真正的主子（见《呓语集》88页）。”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鲁迅“骂”过的傅东华才会这么说：“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拼命！谁要把鲁迅先生的哲学解释成唯恨哲学，我就永远痛恨那个人（见《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导言》）。”

其次，我们还应该注意鲁迅“骂”人的方式。正是因为鲁迅“骂”知识分子是期之也高，所以责之也深的缘故，所以，他在“骂”他们时总是极有分寸。这分寸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严格限制批评范围，从不越界批评——更不像梁实秋那样借助政治势力打压对方进行威胁——这一点，王得后、钱理群在《〈鲁迅杂文全编〉前言》中有过这样的比较分析：“历史的记载就是这样：人们攻击鲁迅的，是‘学匪’，‘学棍’，‘赤色作家’，‘汉奸’，‘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明说是同志也还是‘右倾’，‘危害联合战线’，‘助长恶劣倾向’，都是含着杀机，可以遭到通缉，撤职，逮捕，监禁乃至杀头的诬陷和谣言。而鲁迅的反击，给论敌定的大多止于‘正人君子’，‘绅士’，‘叭儿狗’，‘资本家的乏走狗’，‘鹰犬’，‘洋场恶少’，‘才子┽流氓’，无一有生命危险，就是直斥为‘帮凶’，也分明和他们的主子划出分明的界限。”换句话说，鲁迅“骂”人是严格遵循论辩原则，以人为善的。第二，正因为是与人为善，所以鲁迅的“骂”也是针对一时一事——所谓“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而不是全盘否定一棒打死。比如他对胡适，就只挖苦讽刺了他的某些言行；对陈源，着重揭露他替军阀为虎作伥的一面；对杨荫榆，也是紧紧围绕“女师大风潮”；对徐志摩也不过讽刺他的诗；对梁实秋也仅就文学的阶级性问题论列是非等等，这种“骂”法因为具体明确针对性强，所以被“骂”者也因此容易明白理解从而改正。也就是因为鲁迅“骂”人都是以人为善的原因，所以许多被鲁迅“骂”过的人，后来都成了有成就有贡献的人才：比如李四光、朱光潜、沈从文、成仿吾、徐懋庸甚至胡适、林雨堂、梁实秋、施成蛰、顾颉刚等等。这应该也是鲁迅当年“骂”他们的希望——希望他们进步上进，成为真正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智识阶级”。可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现在竟有人因为鲁迅当年骂的人后来大都有了进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认为鲁迅“骂”他们骂错了——照这些人的逻辑，一经鲁迅骂过的人就该永远坏下去才无损鲁迅形象！这显然搞拧了鲁迅“骂”人的动机：他所以大“骂”特“骂”一些知识分子，其目的不是为了为渊驱鱼，把知识分子都赶到坏人那边去，而是为了他们改掉臭毛病，成为真正的“社会良知”。如果他后来真的变好了，成了于人民大众有用之材，那正好实现了鲁迅当初“骂”他的目的，也正证明了鲁迅的伟大，怎么能把这作为鲁迅骂错了的证据呢？这岂不是吃药治好了病，马上回过头来说这药吃错了么？

清代诗人郑板桥曾说过：“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鲁迅的“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这种“入木三分”的“精骂”——这就是我对鲁迅“骂”人的总体评价。

第二篇：我看鲁迅

我看鲁迅

鲁迅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我的眼中的鲁迅只是一个“不平凡”的平凡人。他不是伟人，亦有喜怒哀乐，亦有向命运低头的时候；他曾经不再相信爱情，却和他的学生许广平堕入爱河；他不屑于与贪污的官员同流合污，却为了生计迟迟没有把官职辞掉；他曾经为新文化运动呐喊助威过，却在残酷的现实中陷入彷徨中。敏感的鲁迅在生活中怀疑着，亦在怀疑中前进着

《狂人日记》那是一个揭露“吃人”的故事。凡是新文化运动的青年无不认识鲁迅先生，无不被他的思想所深深地感悟着。《狂人日记》，还有《药》那令人喘不过气的结局，还有《阿Q正传》结尾中对阿Q的同情等等，原本想理直气壮地讲出积极的、符合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但是说到最后鲁迅不禁在文字中露出自己的怀疑。再加上他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令呐喊走向了彷徨，在鲁迅的小说集《彷徨》，印象最深的是《在酒楼上》还有《孤独者》《死》等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悲哀和他的怀疑。我们彷佛可以看到鲁迅的自我挣扎，他对别人的不信任，对社会的不信任。

第三篇：论述题 我看鲁迅

基调低沉，外冷内热，是鲁迅杂文的抒情风格的重要特点。

读鲁迅杂文，让我们看到的尽是黑暗，使我们很容易感受到那种悲郁的气氛。基调低沉成为鲁迅杂文的抒情风格的重要特点之一。从鲁迅的个性特点来看，他不可能激昂高歌，他只是压制着内心的激情低声地向人们诉说内心的哀痛：“可是我实在是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哪里能有什么言语？„„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记念刘和珍君》）这就是鲁迅对牺牲者最沉痛的哀悼！这也恰是人悲痛之极的表现。

鲁迅对人民深沉的感情来自于他深沉的思想。鲁迅骨子里充满着对自己祖国、民族的深沉的爱，这种爱使他仔细地观察和思考着生活，但他所面对的是怎样残酷的现实生活呀：“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宅，而砲灰资格的诸君，却总在恭维杀人者。”（《拿破仑与隋那》）“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热风·即大见小》）鲁迅生活在沉闷黑暗的时代里，这种沉闷、黑暗迫使鲁迅去观察、思考、探索，使鲁迅“记得一切深广的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没有冷静的观察，没有深沉的思想，哪来深沉的感情？！

鲁迅不是没有激情，而是激情被冷酷的现实生活深深地压抑着。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写到：“„„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使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得。”虽然，他的感情的喷泉被沉沉得压抑着，我们也不难看出作者的激昂之情像深埋在地底即将爆发的火山。由于对同志、对民族的感情太深了，要忘却这些热血青年，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多么深沉的爱啊！但这爱的声调又是那么的低沉！

鲁迅杂文抒情基调低沉，但并不使人沉沦；虽然有着许多忧愤、哀痛，但仍有着巨大的鼓舞人们奋进的力量。这是一种久被压抑的呼喊的基调。我们知道，鲁迅是一位坚定的反帝反封建战士，他的杂文是他的战斗武器，是匕首和投枪，因而它他的杂文的抒情是战斗的抒情，他的哀痛是战士的哀痛。我们读《记念刘和珍君》就是这种感受：“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悲痛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战斗者的激情也洋溢在字里行间。哀痛吗？是的，这哀痛使人说不出话来。然而，人们会在痛定思痛之后振奋起来，埋葬同胞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

外冷内热，是鲁迅杂文抒情风格的又一特征。鲁迅的杂文，表面上虽然显得很冷峻，但在字里行间，我们感到的却是火一般的热烈情绪：“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无声的中国》中这段话看起来十分平静，中只是冷静地对那些所谓“保存‘国粹’”的鼓吹者的激烈抨击。我们再看《无花的蔷薇之二》：“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问、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这段抒情文字，娓娓道来，可谓冷冰冰的了。然而鲁迅的愤怒之情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被遮掩在一层冷峻色彩下面。在这里，作者对段祺瑞政府的暴行进行了愤怒的谴责，对那些被反动派虐杀的青年学生表示了热爱和崇敬——他把他对同志的爱化成了对敌人刻骨的恨。

鲁迅杂文的冷峻是他的热情地升华，是特定条件下的最热烈的感情的表现。郭沫若先生说得好：“鲁迅的冷，应该理解为不见火焰的白热，他是压制着他的高度的热情，而不使它流露在外面。他的冷是炙手的冷，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冷。”鲁迅将他炽烈的热情蕴含在冷峻之中，用“冷酷文章”来表达“热烈情绪”。鲁迅的散文诗《火的冰》中有这样一句诗：“拿了便要火烫一样的冰手。”这正是鲁迅杂文抒情风格的形象写照。

鲁迅“以赤烈心作冷静语，含慈母泪写沉痛书”，⑤真是表面上冷若冰霜，骨子里却热烈如火！

基调低沉，外冷内热的杂文的抒情风格是鲁迅人格和人生经历的反映

作品的风格从来就是和作家的个性密切相关的。《文心雕龙·体性》说：“才性异区，文辞繁诡。”说明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形成作品风格的差异。布封曾说：“风格就是人本身。”更直截了当地说明风格和人的关系。我们知道，作家的创作个性是由他的气质、修养、社会经历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因此，探讨一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原因，最根本的在于探讨作家的个性气质、修养、社会经历等诸方面。

鲁迅杂文的基调低沉、外冷内热的抒情风格的形成也是由鲁迅的创作个性决定的，而他的个性又是由他的社会经历决定的。鲁迅思想家的气质是由他屡遭挫折的生活经历及他所受到的教育决定的。“他的一条条短短的杂感里闪耀着他的丰富的学识，深湛的修养和缜密的观察。”

鲁迅的创作个性，可以概括为：革命家的热情与思想家的冷静观察、缜密思考相结合的多变的艺术辩证法。这种艺术辩证法在杂文里表现为基调低沉而又能引人向上，冷峻蕴含着热情的抒情风格。

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他在贫困中渡过了少年时代。十三岁时，家道中衰，祖父下狱，父亲病重，他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中，受尽了人家的白眼，看够了周围的奸诈。这对少年鲁迅刺激很大，使他从小就萌生了蔑视和痛恨封建社会的意识。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出世人的真面目„„” ⑦这便是他的早期杂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朴素的阶级爱憎了。因为他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身受其苦，也就恨得彻底。青年鲁迅，走出了家庭，到南京上学，以后就逐渐接触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他那满腔的热血便燃烧起来。然而，现实的黑暗又使他不得不把这种改革社会的热情压制在心底。也就是说，黑暗的现实使得他在火一样的热情上面罩上了一层冷峻的外衣，反映到他的创作里就是基调低沉、外冷内热的抒情风格

一方面，鲁迅从一个进化论者成长为阶级论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论者，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使他认识到革命应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牺牲，于是他就自觉地把那一腔热血用来冷静地观察社会生活。另一方面，鲁迅一生尊重科学，他像一位高明的医生，科学地解剖社会，试图挖掘出社会事物中美与丑的本质根源所在，从而开出治疗这“病”的良方。即使他内心的热情像火一样热烈，人们看到的却只是医生脸上冷峻的不慌不忙地神色。他是自觉地用理智把激情包裹起来了。

鲁迅杂文的外冷内热的抒情风格正如他这个外表冷静内心炽烈的人一样，给人的感觉是“冷得发烫”。鲁迅很严肃，平时不大露笑脸，给人的印象是“沉默不多言，冷峻少接交的一个学者” ⑧，“他严厉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皎皎焉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⑨然而，他并不完全是个冷血动物，他有着内藏的极热烈的感情。正如许寿裳先生所说：“鲁迅的头脑虽极冷静，而赤血极热烈，意志极坚强”，他的人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冷静和热烈都彻底。”⑩文如其人。鲁迅性格上的这些特质都反映在他的杂文创作中，使他的杂文简洁、深邃，具有冷峻包裹热烈的抒情风格。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单一的。鲁迅杂文的抒情风格的形成原因也是及其复杂的，此处只论其根本点。、鲁迅杂文的抒情风格并不是单一的。布封说：“一个作家绝不能有一颗印章，在不同的作品上都盖上同一印章，这就暴露了天才的贫乏。”鲁迅“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喜露哀乐皆成文章。”基调低沉，外冷内热只是鲁迅杂文抒情风格的最基本的特点。

冰，总会被熊胸燃烧的“地火”熔化的。透过冷峻的冰层，我们会看到燃烧着的感情的烈火，听到鲁迅被压抑的呼喊，我们又会感到鼓舞，感到一种奋进的力量。

鲁迅是一贯主张文艺是“为人生”的，直到1933年，他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仍然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在鲁迅那里，文学始终只是一种工具，是启蒙的工具，是改变国民精神的工具，是有助于使劳苦人民脱离苦难的工具。鲁迅的特点是明确了目标，就绝无反顾。不了解鲁迅从事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就不可能了解《呐喊》和《彷徨》，就不可能感到、听到《呐喊》中的激昂和《彷徨》中的愤懑。

也许“为人生”这—提法过于抽象，这就需要我们把它放在鲁迅思想的整体中，联系他的具体作品来考

察。“为人生”更具体地体现在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改变国民的精神中，或者换一个说法，体现在他于各种场合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中。改造国民性，它的基本立足点必然是群众，是群众的精神状态、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循着这—条线索，我以为就能把握住了《呐喊》的基本内容。鲁迅并不是抽象地来议论所谓的国民性的，他往往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来观照群众的思想。鲁迅看来，在五四以前的中国的历史进

程中，只有辛亥革命，才称得上是“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所以在《呐喊》中，他用来作为背景最多的也就是围绕着辛亥革命的这一历史阶段。

在《药》中，鲁迅写了辛女革命的先驱者夏瑜的牺牲。夏瑜是为使劳苦大众，包括老栓和小栓这种城市贫民，“收获许多幸福”的真正的革命者。他是为革命牺牲的，也是为群众牺牲的。但他为之牺牲的群众却不理解他，老栓反把他牺牲后洒下的鲜血沾了馒头，当作超度他苦难生活的一线希望。茶馆中的茶客不理解革命，不理解夏瑜，甚至夏瑜的母亲也不理解自己的儿子，她不能理直气壮地面对现实，正统观念已经压得她抬不起头来。鲁迅用夏大妈以为是夏瑜显灵的红白花圈，和并不按她的意愿飞到夏瑜坟上去的乌鸦，于群众不觉悟的悲凉、沉重的氛围中，稍稍使人舒了一口气。

在《呐喊》中的群众往往不能正确理解、评价和对待一切与己切身有关的重大政治事件。鲁迅把这—切归结为长期的封建统治的结果，群众所背负的沉重的历史负担，这就是他提出改变国民精神的历史依据。

但是不能认为改造国民性就是鲁迅所追求的“为人生”的目的本身。“为人生”，“改良这人生”，所谓“人生”就是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他所追求的目的是使劳苦大众都能摆脱贫困、受压迫的处境。这个目的同改造国民性之间的联系在于：在鲁迅看来，任何改革，无论在改革前，改革中，改革后，都需要有相应的思想基础；否则，在改革前就会出现象《药》中的情景，在革命中会出现阿Q似的革命党，在改革后就会有种种“**”，而闰土似的农民仍然会受着“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困扰，“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

如果把鲁迅的思想改革当作游离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制度改革之外的一种孤立的存在，那就大大缩小了《呐喊》的思想意义。辛亥革命作为历史背景在《呐喊》中占有突出地位，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是总结了辛亥革命实质上失败的教训，不仅只是客观上的总结，而是，他自觉地思考的结果。当然鲁迅并不否定革命，他在《药》中歌颂了夏瑜(这在他的作品中是少见的)；他称颂孙中山先生“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他只是指出了一切革命都应有相应的思想基础，它的落脚点仍在于改革本身，因为只有实际的改革，才能使劳苦大众摆脱悲惨处境。

改造国民精神，还包含着这样的含义，改革是群众的真正利益所在，因而也是群众自己的事情，他批判精神胜利法，正是立足于鼓动阿Q面对现实起而反抗。

经历了“五四”高潮，鲁迅写作了《彷徨》，他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翻开《彷徨》的扉页，我们可以看见他录自《离骚》的这几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彷徨”和“求索”是说明一个意思的两个方面，也表达了“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的意思。

“仿徨”是由于经过了“五四”的高潮，《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鲁迅失去了同气相求的鼓舞者，而“求索”则表达了鲁迅由于失去了战友而引起的对前途的忧虑和追求新的战斗的渴望。

应该说鲁迅这时的“彷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他于1906年弃医从文，想要依靠文艺的力量来改变国民精神的时候，他曾经是满怀信心的。但是当他经历了所要创办的刊物《新生》的流产，《域外小说集》的出版计划的失败，特别是当辛亥革命的果实遭到了篡夺以后，他就已经在无比的寂寞中感到个人的无力而陷于彷徨的境地。但是这一次他一方面是又一次感受到了改变国民精神的客观任务的艰巨和参予改变的主观

力量的薄弱，他是比前一次有了强烈的投入新的战斗的渴望，也就是更偏重于“求索”，有了更多的积极意义。因此，在《彷徨》中，鲁迅对曾经是首先觉悟者的知识分子的描写是最可注意的了。它们阐释着《彷徨》的总的主题。

《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则曾在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的斗争中取得有限的成功而一度停顿下来，以至在黑暗势力的出其不意的袭击中束手无策，导致悲剧。鲁迅怀着同情而又悲愤的心情，揭示了他们的思想弱点，无可奈何地面对着这个现实。

一些过去的战斗者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提出的问题是，新的战友应该是怎样的，新的战友又在哪里呢？这种心情就使《彷徨》中出现的“我”有了不同于《呐喊》的色彩。在《彷徨》中已经没有了《呐喊》里《狂人日记》中狂人这样的“我”——一往无前的战斗者。也没有像《故乡》中那样的“我”，他虽然对前途不能确切地加以把握，但对未来仍采取着一种积极的态度：“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呐喊》虽然也有曾是改革者，而后来则因对国事的失望而一味发着牢骚的N先生，但中间的“我”不但“不很愿意听”他的牢骚，而且仍然是一个有所作为而被N先生嘲讽的“理想家”。而《彷徨》中的“我”却没有这种鲜明的倾向。《祝福》中的“我”，则已到了为求得自己的心安理得，而在祥林嫂所提出的尖锐问题面前采取了圆滑应付的态度。这大概也就是《彷徨》的战斗意气却冷了不少的客观反映。但《彷徨》中也有像涓生那样的“我”，虽然他一度误入迷途，但是他终于迷途知返，要“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虽然这“第一步”还只不过是总结他过往的失错。但这也反映了鲁迅的渴求新的战友的积极的一面。

如前所述，战斗的意气冷了不少，我们只能在战友的消沉而愈觉任务的艰巨上来理解。至于鲁迅自己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追求，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爱憎，因此《彷徨》与《呐喊》仍有着大量的思想内容的一致性：对封建卫道者都保持着揭露的锋芒，对劳苦大众仍都倾注着炽热的感情。

总的说来，为改变国民的精神，由于《呐喊》写于“五四”的高潮，鲁迅的写作必然着眼于现实的战斗，因而作品也就更多地体现了这一主张的外在的表现，显示了它本身的实际内涵和积极意义；而《彷徨》则写于《新青年》的团体分化以后，鲁迅正慨叹于“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自选集>自序》)，而不得不去寻求新的战友，自然而着重于对改革者本身作内在的探索。为贯彻自己的主张，这只是间接的任务。但是为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前进，为了有所突破，这也是必要的，这也许是鲁迅为贯彻自己的主张所作的更深沉的追求。

第四篇：我看鲁迅的药

我看鲁迅的《药》

对于鲁迅，总有种既陌生而又熟悉的感觉。第一次结识他源自课本，随着课堂上老师一次次滔滔不绝的描述越来越熟悉。然而他的文章读完后总让人有说不出来的感觉。“也许是我们未经历那个时代、也许是我们思考的不够。那些作品对于我竟有些生涩难懂。”那时的我想。

再一次捧起他的书，深深感受到了他的呐喊。了解一个人才能更好的了解他的作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成为他作品最好的概括。

《药》主要描写华老栓为了患痨病的儿子花尽积蓄去买“馒头”，而“馒头”独特的来历--那正是革命者夏瑜，用鲜血浇灌的人血馒头。以及由此在店里展开的一系列对话。

“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初读这篇文章时便被这一幕震撼到了。那到底是多么荒唐的一个故事，竟有人会傻傻相信沾有鲜血的馒头能治病。看着文章上描写的周围人群随意附和，不知不觉竟有些痛恨、厌恶起来。慢慢的了解下去，一遍遍仔细阅读，看到了另一个革命者不屈的故事，那是与底层不幸愚昧者截然相反的一种人，一种新的人生态度。他们在抗争，却得不到谅解与尊重；他们只会大声谈喧哗，却完全不明白自己才是最大的愚蠢者。

瞧，无知的人们！那个迷信、落后、没有同情心的老头。当夏瑜处决，他根本不想知道是谁，而是一心落在馒头上，他把孩子生的希

望完全寄托在了人血馒头上。那多么愚昧，最后换来的是孩子的去世。茶店内还生存着各样无知麻木的人们：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康大树、一个二十多岁的人。他们无不用言语、行动反映着当时国民的劣根性。最可笑的是花白胡子，他喜欢奉承讨好人，逢人就说吉祥话，喜欢打听新鲜事，好奇心使他放下了尊严。年纪如此之大还要喊华老栓大叔，看着他们滑稽可笑的“表演”有些许同情。

看，夏瑜的悲哀！他为祖国奋斗却被族人告发；在狱中宣传革命却遭来毒打；在刑场上，是众人的冷眼旁观；在店内，被人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牺牲时鲜血被当“药”吃；就连母亲都为他羞愧，不愿当人面上坟。种种的不解，陪伴他的只有坟顶一圈红白的花。千千万万革命者的无奈悲剧。

我想那不仅仅是麻木人们的悲哀，更是整个社会的不幸。那是对无知者深深地讽刺。文章的最后：只剩下两位失去爱子的母亲，在周围死寂一般的坟场上，无限的伤痛。

药是最苦最良的药。它苦的令人无可奈何、哑口无言，它苦的让人由希望到绝望；药是文中沾有革命者鲜血的馒头，是治愈痨病的偏方；药是精神食粮，能唤醒沉睡中的人们、拯救他们的灵魂、医治他们的精神。

鲁迅用他那独特的笔触语言，带我看到了另一个真实的社会。他用他的一支笔，将当时整个社会浓缩到简短的文字中，字里行间投射出残酷的现实生活，发人深省。

汉语111班30号

竹芳

第五篇：我看教材删减鲁迅文章现状（模版）

我看教材删减鲁迅文章现状

教师教育学院 07021415 胡燕尔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作为中国文坛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文章感染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鲁迅选入中小学的文章也多达20篇以上，堪称被教科书引用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然而近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删减了部分鲁迅作品，其作品《药》和《为了忘却的纪念》不见了，只保留其《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这一调整引发读者广泛争论。甚至还有称鲁迅将退出小学语文教材，这也遭来了不少质疑和批评，甚至上升到了国家灵魂的角度。有人直言“鲁迅作品是鸡肋”，更激怒一些热爱鲁迅作品的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教育界都在议论此事。然而依我看来。鲁迅作品在教材中明显减少，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大可以平常心待之。

首先，从课程目标的确定来看，学习者的需要是确定课程目标的依据之一，而课程的价值在于促进学习者的身心发展，因此，应当很好地研究学生的兴趣、认知发展和个性形成的特点，明确学生发展的要求来确定课程内容。时下，由于鲁迅作品过多，而且太难，学生普遍都讨厌读鲁迅的作品，对于鲁迅的认识也大都从教材开始的，不是出于兴趣，而是出于应试，这大大有悖于原本的课程目标。减少一些难度大的鲁迅作品，留下那些通俗易读的，这对于重新培养学生的兴趣是可行的。

其次，课程目标的第二大依据便是当代社会生活的需求。强调学校课程要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关于语文教材的选编思想，《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是这样规定的：“选文要具有时代性和典范性，富有文化内涵，文质兼美，丰富多彩，难易适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知识眼界。”也就是说，教材选编应将时代元素、难度适当以及符合学生审美需要放在首位。目前学生普遍认为鲁迅的不少选进教材的文章学起来太难，不喜欢鲁迅的作品。在这样的前提下，教材中减少鲁迅的作品正是学生意愿的体现。就连鲁迅先生生前自己也曾说过：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假如一开始就接触那些革命性的文章，很可能引起现在孩子的反感。部分学生对鲁迅感到疏远，主要是因为时代的隔膜，鲁迅先生所面对的是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他需要同种种黑暗势力作斗争，而今天的时代则较为宽松和谐。因此，学生可能无法体会先生作品中的价值。

再次，学科的发展又是确定课程目标另一方面的主要依据，过多的选用鲁迅的教材对于语文这门学科的发展不利，而且让其越来越远离其本位。第一、从语言的角度来说，鲁迅的作品并非范本。由于时代原因，鲁迅作品的语言多是半文半白，与现代汉语明白不同，从现代汉语的语法角度看，鲁迅先生很多作品存在着病句、使用异体字的问题。中学教材大量选入鲁迅先生的作品，至少对推广普通话和规范使用现代汉语，是不利的。第二、从内容上说，鲁迅先生的作品相对过时和落伍，不适合当代人的思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人文危机，应该说大大超越了鲁迅当时的状况，鲁迅所表达的情绪，对于今天学生来说，已经显得有些小儿科了。比如《一件小事》，体现了鲁迅先生的自我批判精神，但同样的事放在今天，解决方案会有根本不同，今天学生无法理解《一件小事》中所体现出来的警察、车夫和乘客之间的那种语境。第三、鲁迅创作的情感，在今天看，显得有些不够真实。一方面，鲁迅先生的作品所反映的问题已显得不那么尖锐了，另一方面，像大多数传统作家一样，鲁迅笔下的生离死别显得太美好，这和今天人们的体验背道而驰，给人以不够真实之感。因此，减少鲁迅作品，自然也会增加一些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这对于语文的多元化、时代化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正处于一个知识激增的时代，现有的学科门类达几千门之多，但学生用来学习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严格而精心地选择课程内容是非常重要的。而课程内容的选择大体体现四个原则，即注重基础性、贴近社会生活、尊重学生经验以及强化价值观和道德教育。在我看来，大篇幅地将鲁迅文章选入教材中的初衷是想从小学生开始去感受鲁迅、亲近鲁迅，提升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结，加强国民教育，然而过多与过难的内容使得学生不仅失去了这一兴趣，仅仅是为了考试而学习，失去了课程内容原本的学科目标。其实，我们并不一定要从教材中去强加以规定，培养学生的这一情感的方式很多，况且三篇或者五篇的选入差别并不能说明些什么，只要该教材内容更贴近生活，使其成为学生喜爱的“学本”，那么我们的最终目标也就达到了。

因此，在我看来，鲁迅作品成鸡肋，其实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相反，还是一件好事。这是语文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