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

第一篇：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

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

2005年11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举行了新版《鲁迅全集》首发式。这是《鲁迅全集》第五种版本。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前后五种版本的情况。

第一种是1938年上海复社出版的二十卷本。复社是郑振铎、胡愈之这些文化人自己集资办起的一家小出版社，资金不多，要出版这样大的一部书很吃力。正好不久前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畅销书，赚了一笔钱。另一个办法，是由蔡元培、宋庆龄出面，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订户。普及本每部定价才八元，而纪念本却是五十元（甲种）、一百元（乙种），集资不少，这书才得以印成。

这书署名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实际是由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定出方案，具体编校工作，是谢澹如、唐弢、柯灵等人做的。

这部《全集》，收入了鲁迅自己编印的全部著译的单行本。他最后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及其“二集”，编成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印行，这次也编入《全集》第六卷。这一卷中还有《且介亭杂文末编》，是他1936年的文集，由许广平编定的。

在编辑意图上，本版《全集》还是尽量求全。散见于报刊上而未经作者编入单行本的文字，收集起来编为《集外集拾遗》收入第七卷，译文编为《译丛补》收入第十六卷。

鲁迅辑校的古籍，已出版的《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还有早年木刻印行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加上曾经想要付印而没有成功的《嵇康集》和《古小说钩沉》，都收入了本版全集中。他所辑校的古籍当然远不止这五种。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就有六大函四十九册六十二种。从这些手稿中可以看出，鲁迅所做的工作多少不一，有些不过是抄录，当时不都收入《全集》是适当的。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将这些另行整理为四厚册出版了。

这部《全集》没有收入书信。这些散在收信人手中的书信，征集不易。直到1946年，许广平才将已征集到的855封书信编为《鲁迅书简》一书出版。

这部《全集》也没有将完好保存在许广平手中的鲁迅日记编入。这就造成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日寇占领上海期间，许广平一度被捕，抄家时这部日记也被抄走，发还的时候就少了1922年这一本。

除了缺少书信、日记这两大块之外，其他内容也并不完全，以致后来唐弢编了《鲁迅全集补遗》及其“续编”。

编印这部《全集》时，人手少，时间紧，工作不够细致，编校工作中错误不少。后来孙用写了《鲁迅全集校勘记》和《鲁迅全集正误表》这两本专著。

万事起头难。这是《鲁迅全集》的第一个版本，尽管错误缺点不少，但它在收集和传布鲁迅著作方面的巨大贡献是不能抹煞的。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这是鲁迅作品最权威的版本。这个版本在上海先后印过四次，1948年在大连解放区光华书店还根据这个版本翻印了一次。

1956年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冯雪峰的主持之下开始出版《鲁迅全集》十卷本。这年10月，出版了第一、二两卷，其余各卷陆续出版发行，到1958年才出齐。由冯雪峰为首的“鲁迅著作编刊社”主持其事。后来编刊社由上海迁北京，成了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主要成员有孙用、林辰、杨霁云、王士菁等人。比起1938年版的二十卷本来，这个十卷本的不同之处是，一、只收著作，不收翻译和辑校的古籍；

二、增加了注释，成了第一个有注释的《鲁迅全集》；

三、将书信编入了《全集》。至于日记，虽然没有编入《全集》，却也采用跟《全集》相同的装帧版式同时出版，配套发行。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对正在运作的《鲁迅全集》十卷本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了党籍。读者只要拿“反右”之后出版的七、八、九、十各卷跟以前的几卷比一比，一眼就可以看出工作马虎草率多了。比如《集外集》附录《〈奔流〉编校后记》十二篇，十卷本只作了12条注，分别注明本篇见于某月某日出版的某期《奔流》，涉及内容的实质性注释是一条也没有。而在后来1981年版的十六卷本和2005年版的十八卷本中，这一部分的注释都是174条，近一万七千字。

“反右派斗争”还改变了十卷本的编辑方案。原来已在第一卷上的“出版说明”中宣布，要“收入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的。冯雪峰被打倒之后，周扬就趁机将鲁迅那许多批评了他、批评了“国防文学”口号的书信全部抽下。在第九卷的“出版说明”中，说是对鲁迅的信件“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就这样，在当时已经收集到的1165封信中只编入334封，还不到百分之三十。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清算周扬，这件事成了指控他的罪行之一。

鲁迅的那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是批评周扬、批评“国防文学”口号的，却不能抽掉，于是就在注释上做文章，强调是冯雪峰“执笔拟稿”，说他“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就用这种手法，既否定了鲁迅的这篇文章，又由已划为“右派分子”的冯雪峰来承担责任。

注释方面所受到的影响，还可以举《我的种痘》一篇为例。文中提到丁玲，注释就说：“当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盛传她在南京遇害，还没有知道她已变节。”其实，早在延安时期，1940年10月4日由陈云、李富春签署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审查结论中就已肯定：“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这时她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批判右派分子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不顾这一审查结论，又说她已变节，十卷本的注释就这样写了。

十卷本所受政治的影响还不只这些。例如《南腔北调集》中的那篇《〈竖琴〉前记》，其中说到当年在苏联一度颇为活跃的“同路人文学”，十卷本就删掉了“托洛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这就把鲁迅的文章改得与事实不符了。因为“同路人”这个提法，最初是托洛茨基提出来的，他的《文学与革命》第二章的题目就是“革命的文学同路人”。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这部符合周扬意图的十卷本又受到批判了，不能重印。为了印制一种可以送给国宾的礼品，决定重印一批1938年版的二十卷本。不同的是：第一，改用简体字排印；第二，对于书中原来所收《王道诗话》等十二篇瞿秋白写的杂文，加了一条“新注”，说明这些篇是瞿秋白“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包括鲁迅的某些观点”，“经过鲁迅的修改”，以表明让它们继续保留在《鲁迅全集》中的理由，免得被姚文元辈下令抽去。对于这一版，应该提到的是：它是由敬业而细心的孙用负责校对的，在各版《鲁迅全集》中，这是校对最精的一版。

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参加过十卷本编辑工作的老专家孙用和林辰又参加了十六卷本的工作，他们的意见深得同事们的尊重。做具体编注工作的，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王仰晨、李文兵、陈早春、张伯海、何启治、王永昌等人，还从外地借调了许多人员，例如蒋锡金、郭豫适、陈子善、包子衍、王自立、马蹄疾、应锦襄、陈琼芝和朱正等人。1980年最热闹的时候，社内及社外共有三十多人同时工作。

比起十卷本来，这一版的编校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一是书信、日记全部收入。二是没有删改鲁迅原文的事了。三是注释增加了许多，好些过去注不出来的都注出来了。四是校勘更精。有些文章，在过去二十卷本和十卷本中都有漏排的字句，本版据最初发表的报刊或作者手稿补足了，也校改了旧版的一些错字。这方面的工作，孙用做得最多。我也做了一点。在当时看来，这个版本是做到尽可能地好了。它荣获国家图书奖的荣誉奖，可说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在它出版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是鲁迅著作最流行的版本，常销不衰。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资料不断出现，学术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觉得十六卷本应该作必要的修订。十来年前，学术界就提出了编印新版《鲁迅全集》的问题。2001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开始《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具体负责，约请了社外十多名专家分卷进行，经过四年多时间终于成书。

这部2005年出版的十八卷本是以1981年版十六卷本为基础的。比较起来，进步有三个方面：一是内容增加了。例如十六卷本只收了《两地书》，却以避免重复为理由，不收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而不考虑这些原信在编入《两地书》之时曾作了不少修改，这些修改之处正是重要的研究资料。本版将这些原信收入，就弥补了旧版的一个缺憾。本版还增补了《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约十万字，也是极可贵的材料。其他增补的佚文佚信，例如2003年才在苏联移交中国的档案中发现的鲁迅1936年7月17日致杨之华的信，就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

二是原著文本的校勘。据统计，这次修订，据原刊和手稿校勘改正的，包括标点在内达一千多处。这里举两处我自己做的例子，都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面。一是《弄堂生意古今谈》，文中提到《昭明文选》一书，在以前的历次印本里都误作《晚明文选》，这一版我据原刊及手稿改正了。同书《“题未定”草

（六）》中有一段引张岱《景清刺》的引文，是描写景清刺杀燕王即明成祖未遂的场景的。历来的印本中都有“跃而询”、“王且询”这样两句，无法同上下文相衔接。在行刺的现场，要“询”问什么呢？1981年我据手稿影印件校勘，发觉不是“询”字是“讠句”字，即“诟”的异体字，骂的意思。“跃而讠句”即跳起来骂的意思，这一句讲得通了。至于“王且讠句”一句，还是讲不通的。“王”应该是指燕王了，而上文却是说景清的，不是说燕王。这一回我细看了一种更清楚的手稿影印件，才发现历来被误认为“王”字的原来是“立”字，“立且讠句”，站起来骂，这就可解了。

三是注释的修改增删。据统计，对十六卷本的注释，作了一千多处较大的修改。注释改善的例子，这里也举两则。《译文序跋集》中《〈一天的工作〉后记》中提到绥拉菲摩维支早年曾在《亚佐夫海边报》发表作品。对于这张报纸，十六卷本的注释只有八个字：“亚佐夫海，即亚速海”。等于是没有作注。十八卷本改注为：“即《亚速海沿岸边疆报》，1891年至1919年在罗斯托夫出版。”这就符合注报刊名的体例了。如果更准确一点，写作《亚速海沿岸边疆区报》更好些，因为“边疆区”是一级行政区划建制，这个区字不宜省去。至于出版地点，在“罗斯托夫”之前必须加上“顿河畔”三字，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城市，省写了这三个字，真就“谬以千公里”了。

再举一例。《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一文中，提到林长民。十六卷本注释中，除了生卒年和籍贯之外，只注了两个字：“政客”。十八卷本改注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总长、福建大学校长等职。”就不再是单纯的咒骂，而有一点实际内容，态度也客观了。

说到十八卷本的成就，不能不遗憾地承认：它远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水平。二十几年间，学术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指出1981年版校注方面的错误和不足。按说，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应该得到十八卷本编者的重视，不应该重复十六卷本中那些已经被指出了的错误。可惜的是，十六卷本的许多错误继续保留在十八卷本之中。为节省篇幅计，这里只举一例。《三闲集·头》一文，是为了反驳梁实秋对卢骚的攻击而写的。梁实秋说：“卢骚个人不道德的行为，已然成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对于这篇之末的“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这两句，十六卷本的注释者以为“儿童”是泛指，“造”指造就，注文即举卢骚的教育小说《爱弥儿》，说他“提倡儿童身心的自由发展，批判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教育制度”，作者被迫逃往瑞士英国等地。注文中完全没有回应梁实秋说的“卢骚个人不道德的行为”。在1995年7月号的《鲁迅研究月刊》上，朱西昌著文指出这条注错了。据卢骚的传记，他曾将他同旅馆女仆瓦瑟所生的三个男孩送往孤儿院寄养，有人即借此事对他大加攻击，连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也有梁实秋为此骂他。所谓”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指的就是这件事。而十八卷本对此注不加改正，还是照抄十六卷本原来的误注，就未免太令人遗憾了。假如出版者把已经有人指出的错误逐一改正，那么这书必定有一很大的进步。

第二篇：持咒功德略说

海涛法师《持咒功德略说》

护眼色:绿 橙 棕 黑 字体:粗体 大 中 小 作者:海涛法师 发布时间:2010-8-18 0:21:06 繁體版

1.密咒的真言念诵，主要在藉佛咒与十方诸佛如来本心达到感应得到加持。佛所传的佛咒，就是佛的真实语、真言、秘密之心，以咒来通应佛心，现起身心庄严。我念佛咒，我即是佛，佛我身语意交融不二，圆满一切佛性功德。

2.诸佛如来菩萨，金刚护法，都有一或多密咒之心，此心咒有如无线电的频率，在相互沟通时的密码，这个频率调对了，就能相通，通达佛心，菩提心量，觉佛菩萨之修行功德。

3.《大幻化网总说光明藏论》中解释密咒时云：「梵语幔达，译为救识或救意之义，立名密咒，即是识为智慧，救为方便故，此二双运者，或此安乐速时能救护意识者，总之是一种殊胜方便名为密咒。」

4.各个仪轨中都有不同的降魔咒、驱魔咒、止魔咒等，密法中还有诸佛菩萨变化成金刚橛、马头金刚、大威德金刚等愤怒本尊护持行者。即使没有很高的等持，仅仅是作观想、念心咒，依凭心咒的巨大加持力也能遣除邪魔的挠乱。

5.佛在显宗中也讲述了密咒不可思议的功德││《首楞严经》云：「若不持咒而坐道场，令其身心，远诸魔事，无有处事。」又云：「若未能诵，写於禅堂或戴身、一切诸魔所不能动。」因此欲成就者，持咒无疑十分重要。《观音密藏经》云：「若有受持神咒者，凡有所作，必得成就，唯必深信，不得生疑。」《光明经》云：「十地菩萨，尚以咒护持，何况凡夫？」

6.《大幻化网总说光明藏论》中介绍了密咒具有四种成立的特点，即法界本性、有法自性、如来加持、无欺无碍之能力，故不能意译，无垢光尊者也说密咒不能翻译。（《密宗断惑论》索达吉堪布 著）

7.有些圣者曾发下一些不共的宏誓，愿称其名者得到福乐，例如阿弥陀佛便发了这一种大愿。故此，称念弥陀名号的人特别能得到加持。

8.在一般情况下，持咒与持名是同样效用的。如果我们得到了某部本尊法的灌顶，受持了此本尊的真言，则宜主修这句真言。在这情况下，在从师处受持学得的咒句有著歷代祖师的殊胜加持，变得具有特别的力量与意义，所以比较容易达到成就。

9.在某些经中，佛陀开示弟子持某本尊咒的利益及方法，在这些情况下，持咒及依照传承仪轨去修诵是最有效的修持。在另一些经中，佛陀开示弟子称念某本尊的洪名，故此，称念佛名便有特别的意义了。

10.持咒的时候，如果能依据最准确的梵文咒音诵持，自然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不能的话，只要能依自己师长的教授发音而至心诵持，则也是可以的。在准确发音及信心这二者之间抉择，信心绝对是较发音正确来得更为重要。修持的人，不论是修咒或持号，如果对师长的教授及修持的法门有所怀疑，则不易得到什么成就。

11.诺那**曾说：念佛或持咒，均有无量不可思议功德。众生从无量劫来身、口、意所作之业障，就有如一件很污秽之衣服。念佛持咒或供养礼拜忏悔等事，是用肥皂或石硷洗净衣上之污垢一样，只要天天勤洗，自能洗净。故念佛持咒之功德，就是洗净身、口、意之三业。久而久之，三业清净，便自成佛。

12.诸佛密咒均具足无量无边功德，十方诸佛皆从陀罗尼所生；若无真言，终不能成无上正觉。诸佛密法，为佛佛相传之秘密心印，其功德唯佛得知，非因位菩萨所可解证。真言境界，因地菩萨尚非其境，凡夫安能知其功德之大小？兹将诸佛密咒功德，约略言之如下：

一、或书写咒语置於佛像中、塔中、铃杵中，或书於幢上、堂殿上、门户上、素纸竹帛墙壁上、木板上，凡有众生得目睹者，或身手触著咒语者，或在咒语之影中过者，或咒语上所积尘土被风刮落於身上者，均得消灭无量罪业，将来均得成佛。

二、或书咒语於帽内，戴於头上；或书咒佩於身上及衣中；或书於幡上，风吹幡动，其幡所指方向与被风所吹众生；或书於鐘、鼓、铃、鐸、螺、鈸等出声物上；或有人诵咒闻其声音者，一切 众生均得消灭无量罪业，将来均得成佛。

三、或书写咒语置於山上、水中；或在江河沐浴时诵咒；或天雨时仰空诵咒；或台风时风中诵咒；或对太阳诵咒；或对火光诵咒；或诵咒超度亡人，一切地水空众生，凡得沾法味者，均消灭无量罪业，将来均得成佛。四、一切众生纵有五无间罪之罪、诸佛不 忏之业，一沾真言法味，罪业悉皆消灭，来世生诸佛国，何况亲持诵者？且诵咒之人所出言语，或善或恶，一切天龙八部闻之，均为清净法音。至於诵咒者如求子，求寿，求福，求财，求避免地水火风空等一切灾厄，求菩提，以及一切所求，无不如愿；一切灾难，无不消灭。唯在行者深信诚求，不得於密咒功德生疑心，为最要紧。

13.诸佛的真言咒语具有不可思议力量。如来即是以自性功德加持世间文字、声音，使成真言也。譬如，以咒语加持力书写梵字於纸上，即可產生殊胜妙用，如：消灾、解厄、镇宅等作用。

14.每一个咒语其实都是佛菩萨的语音，即所谓的梵音，如同《普门品》所言：「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佛菩萨因为身心全部清净，所以发出的音声也是清净之音，如果我们不断地重复这些清净之音，则我们的身心也会随之而清净。

15.持咒除了能让身心清净外，最重要的是，咒语是「正念」，持咒能停止妄念。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不论持咒、持名、静坐、观想等，其实都是以正念相续，一念代替万念，目的都是不要与妄念相应。故不断地持咒，就是不断地离开妄念，只要离开妄念，就离开了有为生灭。

16.一切陀罗尼法门，是正念相续的修持，只要择一而行，都能够到达止息妄念的境界；皆可以了生死、出三界。

第三篇：略说明代《四游记》

略说明代《四游记》

明代有一种《四游记》，是明代四种小说的合集，大抵叙道佛两教一类的鬼怪故事，作者为三人，刊刻于何年不知，何人编定也不知。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里讲，“惟观刻本之状，当在明代耳。”

其第一种叫《东游记》，又称《上洞八仙传》或《八仙出处东游记传》，二卷五十六回，题“兰江吴元泰著”，叙传说中的铁拐李一类“八仙”得道故事。

其第二种叫《南游记》，又名《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四卷十八回，题“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编”。鲁迅说：“象斗为明末书贾，《三国志演义》刻本上，尚见其名。”此铺叙民间传说中的华光救母故事。

其第三种称《北游记》，又叫《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四卷二十四回，也是余象斗编，记真武大帝降妖故事。

其第四种称《西游记》，又叫《西游记传》，四卷四十一回，题“齐云杨志和编，天水赵景真校”，叙孙悟空得道，唐太宗入冥，玄奘应诏求经，途中遇难，终达西土而得经东归故事。因此，过去一般多认此是吴承恩百回删节本（代表者如今新《辞海》）；但也有少数人至今仍坚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的观点，即杨志和四十一回本《西游记》是吴承恩创作百回本《西游记》所依据的蓝本或蓝本之一。鲁迅先生是这样看待杨志和《西游记》与吴承恩《西游记》的关系的：

又有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全书次第与杨志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前七回为孙悟空得道至被降故事，当杨本之前几回，第八回记释迦造经之事，与佛经言阿难结集不合；第九回记玄奘父母遇难及玄奘复仇之事，亦非事实，杨本皆无有，吴所加也。第十至十二回即魏徵斩龙至玄奘应诏西行之事，当杨本之十至十三回；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则俱记入竺途中遇难之事，九者究也，物极于九，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难；而一百回以东返成真终。惟杨志和本虽大体已立，而文词荒率，仅能成书；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于《四游记》中亦采《华光传》及《真武传》„„

这里提请读者注意：在鲁迅看来，吴承恩《西游记》不仅采借了杨志和《西游记》，而且还采了余象斗的《南游记》及《北游记》呢！

此外，再顺便谈一下与上述《四游记》中的《东游记》同名的另一种《东游记》。据刘勇强在《奇特的精神漫游》一书的介绍，这是一部不大引人注目的作品，全称《新编扫魅敦伦东度记》，也是百回本，是在《西游记》的影响启发下出现的。这部也称为《东游记》的书，在前十八回叙不如密多尊者在南印度、东印度普度群迷的故事，十九回至一百回叙印度出家的王子达摩老祖率徒弟三人，自南印度经东印度，沿途伏妖灭怪、阐扬佛教、普度众生的故事。达摩老祖还独自来到中国，演化世情，在善功圆满后重返印度。小说塑造了酒、色、财、气、贪、嗔、痴、欺心、反目、懒惰等一大批情魔、意魔的形象，表现了魔从心生，境随魔变，魔由情化的精彩场面。它是伦理化与寓言化的结合，通过神魔演世情，展示出封建社会一幕幕家庭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劝善惩恶的思想很突出。有人甚至还讲，《东游记》叙述的诡怪变幻，不下于《西游记》呢！

第四篇：略说长江三大古文化区

略说长江三大古文化区

博宝艺术网http://news.artxun.com2008-03-24 19:01:54 长江

横贯于中国南部的长江, 其作为“世界河流之王”不仅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优势, 而且还拥有无以伦比的人文资源优势。它仅在古代文化遗产方面所呈现出的泱泱气度与落落风貌, 在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化大体系中就足以令人叹羡。

一、长江三大文化区的物质遗产

从历史区域上看, 长江文化可以分为巴蜀文化区、楚文化区及吴越文化区三大区域, 它们分别是长江上游、中游及下游的古代文化。它们之中, 当然还可作细致的划分, 如巴蜀文化区亦可再分为滇文化区、黔文化(夜郎文化)区等, 它们与四川盆地(包括盆周地区)内的巴蜀文化间的关系在新、旧石器时代或各有起源, 后来即互有影响、互为补充, 共同发展, 至春秋战国间则最终为巴蜀文化所涵盖。虽然, 由于地域的辽阔, 其彼此间的差别不可能完全消融, 但共同的特点则是明显的, 主要的。这犹如春秋战国之际四川盆地内的巴蜀文化尽管又可以按巴文化、蜀文化独立看待, 但由于交融点、共同点太多而终被研究者以巴蜀文化笼而统之的道理一样。这个道理, 已被从云南到贵州中经川西平原直至川东岭谷的考古发掘资料所大体证实。

同理, 在吴越文化(或称扬越文化)区内, 尽管可以再分为赣文化区、徐淮文化区、闽台文化区、岭南文化区, 甚至于吴文化区、越文化区, 但至春秋战国时期则尽可以以吴越文化区去大体概括。

至于楚文化(或称荆楚文化)区, 因为两湖文化同出一源, 自古一体, 所以一直被研究者视为一个比较单纯而独放异彩的独立文化区域。

长江文化代表了南中国文化, 是古代中国南方民族和移居、生活于南方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万里长江沿线亦是中华民族的一条生命线和发展线。长江流域早在几百万年前便分布着若干个人类发源点与生长点, 最早有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其化石出土于重庆巫山县)、距今170 万年的元谋人(出土于云南省元谋县)———两者代表着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最早的直立人。此外在长江流域还发现有距今六七十万年的郧县人(出土于湖北省郧县)、郧西人(出土于湖北郧西县), 距今20 万年的长阳人(出土于湖北长阳县)、丽江人(出土于云南省丽江县)、和县人(出土于安徽省和县), 距今5～1 万年的资阳人(出土于四川省资阳市)、汉阳人(出土于湖北省武汉市)。至于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的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在重庆市巫山县大溪口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的大溪文化遗址、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发现的距今五千余年的凌家滩文化遗址、在成都平原发现的距今四五千年的古城址群(新津龙马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在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发现的距今四五千年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发现的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 则分别代表了巴蜀文化区(大溪文化遗址—成都平原古城址群)、楚文化区(屈家岭文化遗址)、吴越文化区(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先民所创造的古文明。它们主要以发达的稻作文明(以河姆渡文明为代表)与渔耕文明

(以大溪文化为代表)为载体。

迨及商周时, 三个文化区所创造出的青铜文明亦震惊中外, 如巴蜀文化区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以大型青铜立人像为代表)、成都金沙文明(以太阳神鸟金箔饰为代表), 楚文化区的战国青铜文明(以湖北随州曾侯乙编钟为代表), 吴越文化区的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文明。长江自古多水患。几千年来长江先民则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 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水利文明。这方面堪称优秀典范的是创立于战国末(约在公元前276～前251 年)而至今不衰的四川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1949年灌溉农田228万亩, 到1996 年扩大至1100多万亩)、创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三十三年(公元前221～前214 年)的广西兴安灵渠(史禄兴修, 以沟通湘、漓二水, 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其斗门为船闸的先导, 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创立于吴王夫差时期的沟通江淮的邗沟(完成于公元前486 年, 为南北大运河的开端)。这三处水利工程的科学意义与首创精神为世所公认至今还光照后人。此外, 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 荆州刺史桓温令陈遵自江陵灵溪沿城修筑江堤, 称“金堤”, 是为荆江大堤的最早堤段。《新唐书·地理志》还记载有唐一代, 在西起成都、东至常州的长江沿线23 州38 县里, 共修建有堤堰33 条、沟渠28 条、河5条、陂湖18 处、水门4 座。

二、长江三大文化区的精神遗产

物质文明以外, 长江流域先民创造的精神文明也是彪炳显赫, 如巴蜀文化区西汉文翁首创中国第一所地方公立学校———文翁石室,“学徒鳞萃, 蜀学比于齐鲁”, 此后,“天下郡、国皆立文学。”降至宋代, 巴蜀地区拥有“举天下郡国所无有的”成都府学和藏书量居全国书院之冠的蒲江鹤山书院, 入清以后更有享誉全国的长江上游两大学术中心兼两大图书馆的成都锦江书院与重庆渝州书院……两千多年间诗书琅琅、温柔敦厚的巴蜀水土, 孕育出李冰、落下闳、张思训、秦九韶等大科学家, 孕育出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苏洵、苏辙、杨慎、张船山等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 孕育出谯周、陈寿、常璩、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大历史学家, 孕育出魏晋南北朝巴蜀地方史与两宋当代史这古代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孕育出东汉张陵的道教, 宋代张行成、张、魏了翁的理学……

再如楚文化区, 也经历了两个高潮期。先在春秋战国之际。诚如楚文化史专家张正明先生总结的那样, 其时楚地“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异常突出, 哲学行于前, 文学殿于后, 这是一个从老子经庄子到屈子, 东方的智慧之星一个接一个升起的伟大时代!”第二个高潮期在两宋之际。作为对这一高潮到来的铺垫则是开宝九年(公元976 年)知潭州朱洞在岳麓山抱黄洞(今湖南善化西)所创岳麓山书院。以后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胡安国父子讲学南岳,“率开湖湘之学统”, 奠定了湖湘文化的基础。乾道元年(1165 年), 蜀人张主持岳麓书院, 对湖湘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绍熙五年(1194 年), 朱熹知潭州, 亲自讲学于岳麓书院, 时学者达千余人。至此所谓“湖湘学统”成为一时之盛而为全国学术界所钦羡。湖湘学者中的周敦颐(今湖南道县人), 后来被奉为理学的开山祖师。他在《太极图·易说》等著作里提出的哲学范畴, 如无极、太极、理、气、心、性、命等以及立诚、主静学说, 均是后来理学家所共同探讨的问题。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两兄弟, 便是周敦颐的学生。

至于吴越文化区, 在宋明时期则以赣文化为盛。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和陆九渊, 就都是江西人。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 继承并发展了从周敦颐到二程的唯心主义体系, 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学识渊博, 对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等许多学科都作过研究, 写下《四书集

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诗集传》、《通鉴纲目》等大量著作。与朱熹齐名的陆九渊, 主张“心即理”, 其思想体系被称为心学, 后来为明代王守仁(浙江余姚人)所继承和发展,成为陆王学派。陆九渊的兄长陆九韶、陆九龄亦学问渊博, 同陆九渊一样颇有著述, 时人并称为“三陆”。陆九渊与朱熹在理学见解上不同(陆九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 朱熹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通信论难, 曾于淳熙二年(1175 年)在鹅湖寺(在今江西上饶市)举行了一次盛况空前的哲学辩论会, 史称“鹅湖之会”。“一时学士大夫雷动风从, 如在洙泗, 天下并称之曰: 朱陆。”宋明时期, 赣文化区内俊彦辈出,灿若群星, 除朱陆以外, 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杨万里、李觏、乐史、刘恕、刘、徐梦莘、洪适、马端临、文天祥、吴澄、虞集、揭斯、宋应星、汤显祖等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戏剧家、科学家, 从而形成赣文化中的“儒雅风格”。

吴越文化的核心区域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苏南、皖南和浙江省。其精神文明部分也是在元明清时期达至鼎盛, 时有“东南财赋地, 江浙人文薮”之誉。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里还说:“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实近代人文渊薮, 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 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

三、长江三大文化区的交融、和合千万年以来, 长江孕育了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 而又通过长江为纽带, 把三个文化区连成一气, 形成具有长江流域特色的长江文化。从另一方面来看, 三个文化区也正是由于得利于长江的串联、沟通, 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与和合。这特别表现在相邻的两个文化区域内, 如巴蜀文化与楚文化的相互交汇与融合。而这种相互间的交汇与融合则在远古时期便已开始了。仅以考古文化中的大溪文化为例, 其被认为是巴文化的主要源头。而它虽以重庆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 但分布范围却东起今鄂中南, 西至重庆直辖市东部, 北达汉水中游沿岸, 南抵洞庭湖北岸, 但“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而被认为是楚文化主要源头的屈家岭文化, 则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 但其西部范围也延伸至三峡。由于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在部分地区(主要在三峡地区)的互相重合, 且“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 陶器有承袭、演变的因素”, 所以考古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屈家岭文化“是直接继承大溪文化发展来的。”

徐中舒先生曾就古代黑陶遗物陶、陶豆出土地址分布的情形分析说, 早在“金石并用的时代”,“至迟在殷商的末期, 四川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其主要道路应是沿江西上的。如忠县的黑陶与湖北宜昌、京山、天门等处出土的黑陶,在地域上就是紧密联系的”。联系到扬雄《蜀王本纪》里关于“荆人鳖令死, 其尸流亡, 随江水上至成都, 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 ……以其国禅之”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里关于“江州以东, 滨江山险, 其人半楚, 精敏轻疾”的记载, 宋玉《对楚王问》里关于“客有歌于郢中者, 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的记载, 可以相信, 自远古时陆九渊(选自明万历刻本《三才图会》)代起, 巴蜀地域就是当时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一个交汇地与中转站。

至于巴蜀文化与吴越文化交汇、融合的例子,在考古文化上也时有发现。其中著名一例, 就是成都金沙商周遗址所出土的两件大玉琮。其一为琥珀色, 其二为翡翠绿。它们的造型风格竟与浙江良渚遗址所出大玉琮完全一致, 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至两三千年前, 古蜀人就与古越人有着相互交流与沟通。

由西向东奔腾于南中国的万里长江, 早在远古时期就已把流域内的三大文化区域紧密地联系起来, 成为文化和合的一个早期典范。

“和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既是一个哲学命题, 又是一种道德准则。这是一种讲和平、和谐, 讲融合、合作的哲学与文化。“和合”落实在实践上, 就是讲求包容, 以宽广和平敦厚的胸怀去对待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万物。所谓“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这个意思。“和合”精神无疑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范畴, 它是居住于古代中国广阔大地上的先民所共同创造与发展起来的。这其中, 自然也包括长江流域先民的贡献。而也正是基于“和合”的精神、“和合圆融”的思想, 基于“厚德载物”的原则, 长江流域先民才会在地区往来、文化交流中以虚怀若谷、怀柔远人的姿态去敞开心扉, 海纳百川, 从而不断地吐故纳新, 集思广益, 以此不断地充实自己, 改造自己, 发展自己。

第五篇：略说森林公安行政处罚权问题

略说森林公安行政处罚权问题

森林公安机关在办理涉林行政案件时，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森林公安机关究竟可以办理哪些治安案件和林业行政处罚案件？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象铁路、航空等治安案件那样，专门规定涉林治安案件的种类？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偷砍他人林木、故意毁坏种苗或林木、失火烧毁森林或林木之类的行政处罚案件，是作为治安案件办理还是作为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办理？如此等等。要弄清以上问题，我们必须追根溯源地来分析森林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问题。

一、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分别来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其本身没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

森林公安机关为什么没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这是由森林公安自身性质决定的。森林公安机关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领导之下的机构，其没有资格象Ⅰ级行政主管部门那样参与国家行政处罚权的分配。这就好比说，国家行政处罚权就象一个大蛋糕，如何分配和“食用”呢？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各行业行政处罚权分配不重不漏。国家通过对行政机关职能的划分，将行政处罚权这块“蛋糕”一一分配切好，这一块是林业的，那一块是公安的，再那一块是工商的，如此等等，每一块之间必须尽量清楚明白，既不能互相交叉，又不能留下漏洞。交叉了，就会相互抢吃，或相互推让；漏点了，就会搁在那儿无人动筷。当然，理论如此，但事实上还是有交叉或漏洞的。二是行业内行政处罚权归口集中统一。国家将某一方面的行政处罚权分配给某一行业后，一般会按层级授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行使。如林业行政处罚权，国家授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行使。在同一层级同一行政区域，国家原则上是不会象分配各行业行政处罚权那样，再对某一行业的行政处罚权进行“二次分配”，从而造成某一行业执法主体林立。以林业行政处罚权为例，国家在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后，一般情况下不会再将这些行政处罚权一一分配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各内设机构和下属机构，即国家不会从法律层面上规定森林公安行使哪些林业行政处罚权，林政稽查队行使哪些林业行政处罚权，木材检查站行使哪些林业行政处罚权，野生动植物保护站行使哪些林业行政处罚权，以此类推。行业内行政处罚权的分配与行使，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自己的事情，或直接行使，或法律授权行使，或通过委托执法等形式行使。这些法律授权或受委托执法的机构虽然形式上看起来在独立行使行政处罚权，甚至是可以依照法律规定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处罚权，但实质上这些行政处罚权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或者通俗地说，他们在国家行政处罚权分配名册上，没有“户头”，“户主”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国家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有时也会就行使某一行政处罚权作出一些操作层面的规定，不过这些操作性规定并不会改变国家行政处罚权分配的“版图”。

对以上观点，也许有人会立即反驳。《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林区设立的森林公安机关，负责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保护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在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授权的范围内，代行本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国家林业局关于授权森林公安机关代行行政处罚权的决定》（1998年6月26日国家林业局令第1号发布）和《国家林业局关于森林公安机关查处林业行政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林安发〔2001〕146号）也都分别规定森林公安机关可以查处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怎么说法律没有规定森林公安机关独立行政处罚权呢？但如果认真分析以上法律和文件，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两个关键词：授权和代行。这就是说，森林公安的林业行政处罚权来源于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只是在其授权下代行其行政处罚权而已。即使是这样的规定，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越俎代疱”，规定了本不该由法律规范的事项。

那么，法律规定公安派出所治安处罚权又作何解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这不是明明规定了公安派出所的行政处罚权吗？怎么说只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才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呢？在此，我们应注意这样两点：第一，治安管理处罚的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是“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而不是“应当”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这就是说，公安派出所的这一行政处罚权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并不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公安派出所的这一行政处罚权仍然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范畴之列，公安派出所对这一行政处罚权的行使并不排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该行政处罚权的行使，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将公安派出所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进行“分权”。第二，治安管理处罚的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并不是对治安处罚权“种类”的规定，而是对“幅度”的规定。国家分配给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无论什么种类，都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而不属于公安派出所，公安派出所没有独立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之外的行政处罚权。法律规定公安派出所可以在一定“幅度”内行使治安处罚权，只是基于操作方便，简化审批程序而已。从本质上说，公安派出所行使的这一治安处罚权，从国家行政处罚权分配的“户头”来看，仍然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而不是法律的“额外赋予”或“另外生成”。

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治安处罚权又来源何处呢？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公通字〔2006〕12号）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森林公安机关对其管辖的治安案件，可以依法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公安部《关于森林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法〔2008〕18号）规定：“有关森林公安机关与地方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管辖分工，可以由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这是否说明森林公安机关有独立的治安处罚权呢？答案是否定的。以上文件规定恰好说明，森林公安行使的治安处罚权，实际上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根据森林公安职能和案件管辖分工而分配的，其本身并不存在独立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之外的治安处罚权。与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林业行政处罚权来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一样，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治安处罚权来源于其另一个主管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二、森林公安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应当分清案件性质，分别按照林业行政处罚权与治安处罚权的不同特点依法行事。

有人认为，既然森林公安机关既可以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又可以行使治安处罚权，那么，在处理涉林行政处罚案件时，森林公安机关就有选择行政处罚权的权利，譬如可以对故意毁坏林木的违法当事人给予治安处罚。这显然是有违法律精神和原则的。应该说，森林公安机关所行使的林业行政处罚权与治安处罚权其实是互不相干的，只不过由同一种执法机构行使而已。按照国家分配行政处罚权的原则，此二者之间应当是或者说最佳状态是矛盾关系，互不包容，互不交叉。如果国家把某种行政处罚权分配给林业部门成为林业行政处罚权，那么就不会再将这种林业行政处罚权规定为治安处罚权，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什么没有专门规定涉林治安案件的缘故。有的人错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专门规定涉林治安案件，是林业部门和森林公安机关没有努力争取的原因；恰好相反，避免把林业行政处罚权变为治安处罚权才正是法律需要做到的，否则会造成国家行政处罚权分配不清以及执行不统一。

也许有人仍然大惑不解，既然国家设立有森林公安机关，为什么不将林业行政处罚权划出一部分，作为治安处罚权交给森林公安机关行使呢？这就是一个“源”和“流”的问题。国家行政处罚权是“源”，而执行机构是“流”，只有设立了行政处罚权，才会有相应的执行机构；而不可能先预设一个执行机构，然后再专门为这个执行机构设立行政处罚权。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不会因为有森林公安机关存在，就将某些林业行政处罚权变更为涉林治安处罚权，以此显示和强化森林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权。如此，岂不是削足适履？

虽然森林公安机关可以行使两种不同性质的行政处罚权，但这绝不意味着森林公安机关就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行事，将林业行政处罚权和治安处罚权混用。这就好比说，两名老师分别发给我们毛笔和画笔，但并不是我们有了这两支笔后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而必须是书法课上用毛笔，美术课上用画笔，如果颠倒过来，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此，森林公安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必须先分清案件性质，然后依法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或者治安处罚权。是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就不能给予治安处罚，是治安案件就不能给予林业行政处罚，二者必须严格区分开来。

在执法实践中，森林公安机关如何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与治安处罚权呢？从执法情况来看，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治安处罚权，除了执法权限以外，一般没有太大问题；但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林业行政执法权存在较多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执法人员的身份问题。在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时，森林公安机关执法人员的身份是人民警察还是其他？有人认为，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的执法人员，本身就是人民警察，难道此身份还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问题。森林公安机关在行使治安处罚权时，行使的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其执法人员出示的是人民警察证，所以其执法人员身份是人民警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森林公安机关在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时，行使的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其执法人员出示的是林业行政执法证，所以其执法人员身份与林业部门其他执法机构的执法人员身份一样，是林业行政执法人员，而不是人民警察。如果有人硬说以人民警察身份也可以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的话，那么有两点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规定的。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的人民警察十四项职责，没有一项职责是人民警察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的，这说明如果以人民警察身份出现，就不能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二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有关规定，人民警察在执法时可以依照职权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并无此项职权，也就是说人民警察身份与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存在着矛盾。第二，执法手段问题。有人认为，既然森林公安机关也是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执法理所当然应该使用公安执法手段。这个逻辑推理看似合理，实则是靠不住的。在这个逻辑推理中，大前提“森林公安机关是公安机关”没错，但小前提“公安机关执法使用公安执法手段”是个假命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就行政处罚案件而言，公安机关只有办理公安行政处罚案件才可以使用公安执法手段，办理其他案件，如森林公安机关办理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就不能使用公安执法手段。所以，在小前提错误的情况下，其结论“森林公安机关执法应该使用公安执法手段”也就存在谬误。

为什么会产生森林公安机关执法有时不能使用公安执法手段的情况？这是由森林公安双重管理体制决定的。由于双重领导的原因，森林公安机关既是公安机构，也是林业机构。在行使治安处罚权时，森林公安机关是公安机构；在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时，森林公安机关是林业机构，此时与其公安职能无关。如果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也可以使用公安执法手段，则会造成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的各执法机构之间不平等和不统一，这显然有违法律精神和原则。其实，森林公安机关在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时，只需把握一个原则即可：即其他林业行政执法机构有什么样的权力，森林公安机关就有什么样的权力，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可以对四类林业行政处罚案件以自己名义作出林业行政处罚决定外，再无其他任何特权。

三、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林业行政处罚权和治安处罚权有时出现竞合情形，具体实践时应依照法律适用原则来处理。

如前面所述，国家分配各行业行政处罚权时，原则上应不重不漏，但实际上并不可能做到，这也就产生了大量竞合情形。就森林公安机关执法实践而言，林业行政处罚与治安处罚的竞合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也是处理时最难把握的。此类竞合主要有三种情形：

第一，包含关系。即治安处罚的行为在内涵与外延上包含林业行政处罚的行为。如治安案件的伪造、变造、买卖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案，买卖、使用伪造、变造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案与林业行政处罚案件的非法买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件、批准出口文件、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买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件、批准出口文件、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没收违法买卖的证件、文件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买卖证件、文件的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

（一）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

“

（二）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

对于以上竞合情形，我们可以把买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件、批准出口文件、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看作是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特别情形。对这种包含关系的竞合情形，我们可以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将买卖有关林业证件、文件的行为以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处理。

第二，交叉关系。即治安处罚的行为与林业行政处罚的行为在内涵与外延上相互交叉。如治安案件的盗窃案与盗伐林木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盗伐株数十倍的树木，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以盗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于这种交叉关系的竞合情形，我们仍然可以把盗伐林木的“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部分看作是盗窃的特别情形，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将偷树行为（盗窃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的零星林木除外）以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处理。

第三，矛盾关系。即治安处罚的行为与林业行政处罚的行为在内涵与外延上既不相互包容，又不相互交叉。与前两种竞合情形有所区别的是：这种竞合情形不是调整关系的竞合，而只是调整对象所指物的竞合。对这种竞合情形的处理，在执法实践中存在着较大争议。如治安案件的故意损毁财物案与林业行政处罚案件的违法开垦、采石、采砂、采土、采种、采脂等毁坏林木案，毁林采种或者违法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过度修枝等毁坏林木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开垦、采石、采砂、采土、采种、采脂和其他活动，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该条第二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在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此类竞合情形如何处理呢？我们不妨举例说明。2008年3月15日，某县长岭镇大畈村村民李某以同村村民张某承包栽植的意杨影响自家庄稼采光为由，将张某2006年2月栽植的意杨砍断9株，价值270元。对于本案的处理，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应作为故意损毁财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给予李某治安处罚；二是认为应作为故意毁坏林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给予李某林业行政处罚； 三是认为以上两种处理意见都合法、都可行。

单从具体法律规定的角度而言，以上三种意见的确可以各自找出法律依据，谁能说林木是财物而不是森林资源，或是森林资源而不是财物？那么是不是应如以上第三种意见所言，两种处罚都可以呢？如此，法律的统一性、严肃性何在？公平、公正如何体现？也许有人会说，可以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将本案作为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来处理。但是，森林法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特别法吗？或是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故意毁坏森林、林木，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故意损毁财物的特别情形？不是的。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故意毁坏森林、林木的处罚，强调的是对故意毁坏森林资源的处罚，而不是对故意损坏财物的处罚，此时着眼的是森林、林木的资源属性，而不是财物属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却是对故意损毁财物的处罚，而与森林资源无关。

那么，对此类案件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还得从立法本意来分析，从治安案件来说，故意损毁财物的对象是一般财物，并非确指森林、林木；从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来说，“故意毁坏森林、林木”的对象是特指森林、林木。也就是说，就故意毁坏（损毁）森林、林木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要明确具体，具有专门性特征。当法律对某一行为进行专门规范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其规定的相应行政处罚权就是国家确定分配的，亦即对故意毁坏（损毁）森林、林木的行政处罚权，国家是分配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而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因此，在出现故意毁坏森林、林木案件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将此类案件作为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处理，而不宜作为治安案件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林业局《关于森林公安机关办理森林刑事、治安和林业行政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鄂林公〔2004〕388号）所规定的森林公安机关治安和林业行政处罚权，是森林公安机关的两个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将其行政处罚权委托或授权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森林公安机关实质上并无独立的治安和林业行政处罚权，只不过在操作层面相对独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