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论

第一篇：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论

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论

谭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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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儿童诗发展已历50多年，这期间，时代思潮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得儿童诗创作经历了三个艺术转变的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诗人和作品。但当代儿童诗的发展也面临着受诗歌界排斥、儿童文学界冷落等现实困难。本文还论述了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儿童诗 发展 现实难题 精神对话

从上个世纪五四时期至今，中国儿童诗的发展已历近百年，这百年的道路，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儿童诗在社会的艰难跋涉中书写了自己的辉煌。就当代儿童诗而言，虽然社会形态的急蘧变革和文化的快速转向，使它曾经迷茫和困惑，但其丰厚的积淀和诗人们真诚的姿态却是文学史、诗歌史无法抹杀的。

一、当代儿童诗发展轨迹的思考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儿童诗发展已历50多年，这期间，时代思潮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得儿童诗创作经历了三个艺术转变的阶段：

（一）集体主义——群体代言人的儿童诗。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经济是公有制模式，公有制模式下，劳动和收获是在国营机制和集体机制下发生的群体行为，个人是在集体的力量中现实价值，或者说，个人的创造必须得到集体的承认才具有合法性或合理性。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社会文化的发展也遵循着整齐化一的秩序，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就文学而言，在单一指向的文化语境下，其话语方式自然是单一维度的，作家的心态也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的文化妥协与调和。以成人文学为例，50年代和60年代的小说创作就是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而确定方向和主题的，如《创业史》、《艳阳天》等，就是一根红线串起了特定时代的主题；而58年的“民歌运动”和文革中的“样板戏”更是一个标准模式。这种创作由于强调“阶级的对立”，使得作品的社会群体意识过于强烈，而作家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被遮被，被隐藏，或被有意地压抑，于是小说、戏剧中人物形象类型化，诗歌的中心意象都是“红色意象”或“暖色意象”。儿童诗作为以儿童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文学样式，也无法走出成人社会政治功利的怪圈，50年代和60年代虽然涌现了叶圣陶的具有唯美意味的《小小的船儿》、艾青的具有浓郁抒情气息的《春姑娘》、柯岩的充满儿童情趣的《小兵的故事》、《小迷糊阿姨》、金波的优美的《回声》、圣野的童真的《欢迎小雨点》、刘饶民的童话色彩的《大海的歌》、任溶溶的表现儿童生活智慧的《爸爸的老师》等等优秀的具有纯美学意义上的儿童诗。但儿童诗创作的主体是和成人文学一样配合时代的需要，与现实革命和建设密切合作的，于是表现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力量的伟大、对时代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歌颂等就成了儿童诗的基本主题。从审美语符来看，此时期的儿童诗的语言基本是采用明朗甚至是直白的儿童生活语言，其意象多是单纯的，意境也比较轻快；从抒情范式上来看，此时期的儿童诗强烈地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一般是直接表达诗人对人、事、物的歌颂和赞美之情。如郭沫若的《新中国的儿童》第一节就是直接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我们”的自豪感：“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少年的先锋队，/团结起来继承着革命的英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该诗的第二节是直接表达抒情主体对毛泽东的赞美、敬慕之情和抒情主体的决心：“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要从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进跟着共产党。”袁鹰的儿童诗名篇《时光老人的礼物》也是“颂歌式”的，虽然用的是第二人称，但突出的还是抒情主体对“你”（时光老人）的赞美。还有田地的《祖国的春天》、魏巍的《红领巾水库的孩子们》、梁上泉的《从北京唱到边疆》、闻捷的《河西走廊少年歌》等也是颂歌式的，诗人们以狂飙突进式的气势，急切地表达着自己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主流信念的坚贞。这些儿童诗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儿童的精神风貌，但由于作者有意隐藏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情感，而表现出与社会情感的强烈一致性，因此无形中充当了“群体代言人”的角色，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文化思潮的更新，这些儿童诗渐渐失去了读者的留恋，失去了审美的意义，而仅仅保留了文学史、诗歌史的价值。

（二）个体主义——个性化多元化的儿童诗。个体主义经济时代应该从1978年开始算起，到80年代，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到1980年的时候，中国各地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方式，尽管国家计划依然起的是主导作用，但农村单干的耕作方式和商业个体户在中小城市（包括村镇）的大量出现，使整个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就是个体可以发挥自我的优势，发挥自我的个性，个体可以根据自我的需要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个体可以享受个体精神自由释放的快乐。于是，文学发生了质的飞跃，众声一致的局面被打破，作家诗人们审视生活的方式和角度发生了变化，作品抒情主人公不再只是超越自我的“大我”或者“超我”的身份，而是具有个性色彩的“真我”。“真我”的出现意味着儿童诗回归了诗的本体，也意味着儿童诗回到了艺术的正道。即诗人们具有了明确的文体意识，认识到了儿童诗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或一个体式，它有着自己的艺术的质的规定性，而且这种质的规定性与诗人的艺术修养、美学追求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当我们审视80年代的儿童诗时，便可发现，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作都极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从挖掘题材方面，还是建构意象方面，甚至是对意境的探寻方面，都显示出诗人独到的儿童观和诗歌观。笔者在一篇论文里专门论述过这一时期的儿童诗，文中就指出：“这一时期，儿童诗同样遵循着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的创作原则，同时儿童诗从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心理差异与接受机制出发，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与陈规俗套，或展开天马行空的奇特想象，或刻画少儿青春活力，瑰丽梦幻，或表现新时期多姿多彩的儿童生活，或表现儿童对生活独特的感受。这时期的儿童诗，使人们感受到了时代的变革给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带来的变革，使人们感受到了儿童诗正朝着新的审美角度开拓的勇气。这时期的儿童诗，为90年代儿童诗走向完全多元化格局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诗人们有了个性化的创作追求，于是，80年代的儿童诗界涌现出了金波的《春的消息》、《在我和你之间》、高洪波的诗《我想》、《鹅鹅鹅》、樊发稼的《小娃娃的歌》、望安的《嘀哩嘀哩》、邱易东的《哭泣的蘑菇》、薛卫民的《快乐的小动物》、徐鲁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刘丙钧的《妈妈的爱》、白冰的《写给云》、王宜振的《夏天的苹果梦》等优秀的抒情诗，涌现出了田地的《我爱我的祖国》、尹世霖的《船长》等优秀的少儿朗诵诗，圣野的《春娃娃》、傅天琳的《森林童话》、鲁兵的《小猪奴尼》、金本的《山间的小溪》、《给你一粒种籽》、东达的《一只海龟和一个傍晚》、李华的《小鸟喳喳》等优秀的童话诗，黄庆云的《摇篮》、张继楼的《采“星星”》等优秀的儿歌和低幼诗。就抒情范式而言，这些作品除了颂歌式以外，还有倾诉式、对话式、问询式、邀唤式、独白式等等，诗歌主体的情感不再是直露的，而是隐藏的、曲婉的、甚至是朦胧的、神秘的。

（三）市场经济——边缘化的儿童诗。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模式转向了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第一要意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制约生产，也就是说，市场销售价值和利润是衡量生产是否成功或者有意义的主要标杆。市场经济给人最大的影响是观念的更新，就文学而言，它直接影响了作家和诗人对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或精神向度，即作品是“为何而写”。过去作家诗人们思考得最多的是“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是形而上的问题的思考，作家首先想到的是责任感、历史感和良知，他们的自我定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未来一代人精神的塑造者”，他们对创作的动机更为关注，至于对创作的结果和功效则思之甚少。可当下的作家诗人们则对创作的结果和利益极度关注，他们的题材的选取、形式的选择都服务于出版商的要求和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差不多是艺术围绕市场转，而不是艺术为艺术的精神世界而存在。这种讲究实利的思维，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来说，一个显在的影响是创作基本上跟着出版走，而出版则是“策略第一，艺术第二”，即根据市场行情而设计选题，设计内容，然后作家诗人在策划者的授意下或在编辑意图范围内运行自己的才情和艺术良知，这样显然使作家诗人的创作有了明确的针对性，使作家诗人们能走经济致富的捷径，但个体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却并未因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充分自由，反而得以制约和弱化。于是，儿童诗在90年代，一方面形成了创作的多元化态势，由于诗人们文化定位的差异，他们所选择的语符和题材就各不一样，持精英立场的人文主义写作者就固守着优美语言的城垣，而持市场写作立场的就跟着刊物的定位和出版商的选题来操作语言，至于那些自由主义写作者，则完全依照自己的感觉来构造语言王国。

当然，90年代儿童诗虽然是多声部的，但这与90年代成人新诗的景观是有区别的，成人新诗在众语喧哗中几乎找不出主流的声音，由于没有“英雄”，也就几乎没有精品，因此，其文学意义在于形式，而不决定于内涵。而儿童诗虽然在商业化语境中，面临边缘化的尴尬，且诗人们或分化或放弃或逃离，但其创作的主流是人文主义的，即没有放弃对崇高品质的追求。如这一时期金波的“少儿十四行”、高洪波的幽默叙事诗、邱易东和王宜振的少年抒情诗等则立图突破传统的单纯语符，而使儿童诗更加具有现代诗的气息。有人说，90年代中国诗歌变成了市场经济的牺牲品，这话说得有点过分，但不无道理。市场机制的一切必将到来，这是时代挡不住的脚步，但文学毕竟不是一般的工厂和公司的产品，其物化形态虽然可以通过市场流通并且获得更广泛的接受和检验，但市场不是文学作品艺术高低的价值显示器和唯一标杆。文学是一个自足性的系统，有其内在的规则，如果外部环境强烈干预其生产和接受的话，它可能就会偏离艺术的轨道而滑入世俗的泥潭。从这一方面看来，90年代的儿童诗其实处境是非常尴尬的，艺术与市场的相生相克的矛盾关系，使得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无奈的命题。这就是90年代儿童诗之所以看似热闹，实则寂寞孤单且面临被放逐的原因，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儿童诗是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必备品，可人们偏偏又要将其置于无奈的境地。

二、当代儿童诗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

中国现代儿童诗发展之开端时颇受人重视，五四时期的诗人作家中相当一部分就尝试并发表过一些优秀的儿童诗，如胡适的《蝴蝶》、周作人的《慈姑的盆》、朱自清的《小草》、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汪静之的《我们想》（拟儿歌）、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俞平伯的《忆》、胡怀琛的《小人国》、《大人国》、冰心的《纸船》、叶圣陶的《萤火虫》等。还有30年代后蒲风的《春天》、安娥的《卖报歌》、柯蓝的《小盲女》、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歌唱》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篇章。五四时期评论家们也非常重视儿童文学和儿童诗，一些报纸的副刊经常会登载一些短评，当时的语文教材也选用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诗，如1932年《小学国语课程标准》规定第一、第二学年的阅读，规定为 “生活故事、童话、自然故事、笑话等的欣赏表演”、“儿歌、杂歌、谜语的欣赏吟咏和表演”。后来“遵照修正课程标准编辑”、“民国26年12月教育部审定的”、由沈百英、赵景源、沈秉廉编校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初小第一册》中，编者编写的课文，均为歌谣体，浅白生动，童趣盎然，其中的不少篇章，按今天的标准衡量，就是上乘的幼儿诗。50年代和60年代政府非常重视儿童文学，于是许多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作家和诗人也纷纷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作，因此涌现了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邵燕祥的《八月的营火》、贺敬之的《风筝》等儿童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49到90年代之间儿童文学作品极少进入语文课本，而且文学史论著作几乎不提儿童文学创作，更谈不上提及儿童诗了，好像百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成就压根儿不存在似的。官方报刊一般不刊用儿童文学作品，只是到了六一儿童节时才应景性地刊登一点儿童文学的评论和作品（就是这样的版面，儿童诗也几乎没有）。因此，现实的问题是，儿童诗面临着发展的极大困难。具体来说，以下三点是儿童诗面临的最大难题：

（一）话语权的“失落者”：被拒斥于文学史新诗史门外。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儿童诗本来属于新诗，可新诗实际上成了“成人诗”，儿童诗则被排除新诗之外，而且儿童诗诗人们也似乎习惯了这种格局，他们不了解新诗（成人诗），他们的创作基本上不借鉴新诗，而是在狭小的“儿童诗”的空间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于是新诗与儿童诗事实上成了两个阵容，而且这两个阵容的前者似是“强者”，它把持着诗歌的话语权，新诗作者和评论家则自然率先进入文学史和诗歌史，而儿童诗诗人则被排斥在文学史、诗歌史之外。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定势，使得儿童诗和新诗（成人诗）的读者也发生了分化，即儿童读儿童诗，或儿童诗的读者只能是儿童；而成人读新诗，新诗的读者也只有那些成人（当然，新诗在当下已成了极少数成人阅读的东西，甚至许多新诗只有写诗的人自己在自娱自乐）。这种被拒斥于新诗话语之外的状态，无形中会削弱儿童诗的社会影响，缩小儿童诗的读者层，而且会切断儿童诗进入主流话语圈的通道，是不利于儿童诗发展的。

（二）痛苦的“蒙冤者”：被新诗连带而遭受社会排斥。儿童诗发展受到阻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新诗对读者的拒绝或者说读者对新诗的失望和抛弃。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诗界开展的“民歌运动”和政治抒情诗的风行，实际上都是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诗性的抛弃和对读者的疏离。而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诗创作，特别是90年代的先锋诗（新潮诗或第三代诗）完全是对汉语语言的玩弄，一些诗人盲目模仿西方的诗歌形式，使中国诗歌的音乐美、建筑美和意境美的传统置若罔闻，于是新诗成了“内容苍白”“形式怪异”的读不懂的诗，或无法卒读的诗。这实际上无形中造就了成人读者对诗歌的“成见”，这成见使得他们对现代的诗歌（那怕是真的好诗）产生了一种阅读前的拒斥心理。这种心理自然传染到了对儿童诗的看法，影响了对儿童诗的选择。因为儿童诗甚至整个儿童文学的生存某种意义上不是由儿童来决定的，而是由成人来决定的，如果成人世界否定了儿童文学和儿童诗，那么儿童文学和儿童诗就会被逼进死亡的胡同。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儿童是最需要儿童诗和儿童文学的，可儿童一般是从成人（家长和老师）那儿获得儿童诗和儿童文学其它体裁作品的阅读权的。

（三）自家人白眼下的“零余者”：来自儿童文学界的轻视。儿童诗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儿童文学界自家的白眼。这决不是对儿童文学界的污蔑，事实上，儿童文学界，特别是90年代以来，对儿童诗的忽视或者主动放弃是有目共睹的。第一，儿童诗在儿童报刊杂志由过去的真正的受重视者，变成了配角。儿童诗一般是作为点缀品出现的。一些儿童报刊根本就不发表儿童诗，即使这家刊物的主编和编辑原来就是儿童诗诗人。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儿童诗会占据版面，减少读者量。有的少儿报刊杂志不刊儿童诗，是因为编辑对诗歌不感兴趣或者本身不创作儿童诗。目前，国内纯儿童文学综合刊物只有三家：北京的《儿童文学》、江苏的《少年文艺》和上海的《少年文艺》。这三家中，《儿童文学》给儿童诗的版面最多，平均达十三、四个页码，既刊成人的创作，也用少儿的习作；上海《少年文艺》一般每期给儿童诗三、四个页码；江苏《少年文艺》过去一般儿童诗占一个页码（16开）。上海的《中国儿童文学》（原为《儿童文学选刊》）由于发行量太小，基本上是赠送几位名家，且极少关注儿童诗，所以几乎不成气候。可见刊发儿童诗的阵地显然是不够的，好在陕西的《少年月刊》、山东的《红蕾》、广东的《少先队员》等少儿综合刊物还给儿童诗较大的版面，不然，诗人们的创作只能是发表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了。第二，儿童文学评论家们几乎不关注儿童诗。50年代柯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束沛德先生及时精到的评论的鼓舞，80年代儿童诗的繁荣也包含了樊发稼等人的热心评介，可到了90年代和近二、三年，评论家们似乎再无兴趣给儿童诗深情的一瞥，包括几所有儿童文学研究机构和学位点的高校的儿童文学教授们，也很少对儿童诗的创作与发展进行关注，他们的目光投向的是少年小说、童话等具有“市场效应”的文体，投向的是热闹的现象。有的所谓“专家”一篇像样的论文也做不出来，只会为出版商买的版面做点书评，拿了红包，哪怕书再烂，也吹得像朵花。而且可怕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非常轻视儿童诗，甚至有的人根本就无力解读儿童诗。儿童诗毕竟是最高的语言艺术，它本身就对鉴赏者评论家们提出了美学挑战，但一个对儿童诗失去解读能力的批评家，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至少是一个素质不全面的批评家。第三、儿童读物出版界的轻视。当前儿童图书出版界完全控制了儿童文学的创作，无论儿童小说作家，还是童话作家，都挖空心思为着出版商“做”书，儿童诗的创作都被其牵制，商业化机制使得儿童诗倍受挤压，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和童话有许多丛书系列涌现，儿童诗结集出版的却很少，只有湖北少儿社、晨光出版社、海天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了三、四套诗丛，而且这有限的几套诗中有的还要求作者包销。单本出版的除了几位处于儿童文学权威地位的诗人外，其他的中青年诗人的作品只能束之高阁。

三、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方向

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肯定要解决以上问题，如果儿童面临的现实困难得不到解决，其发展就无从谈起。在解决以上几个问题的前提下，我觉得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应该朝以下三个方向发展：

（一）走向中国文化。走向中国文化就是走向中国特色，走向儿童诗真正的民族性，走向东方美学。具体地说，走向中国文化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儿童诗要体现汉语魅力。儿童诗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汉语语言艺术的一员，它不是英语诗，也不是俄语诗，更不是德语诗、法语诗，它的植根于汉语文化，体现的是汉语文化的魅力。而体现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儿童诗歌创作要具有中国儿童的思维，儿童思维世界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考察，即是原始的思维世界，它具有文化的共通性，也就是说，全世界各民族的儿童都具有这种思维的共同性，但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儿童对外部生活的认识是有区别的，他们观察世界，打量成人的途径是有区别的，黑种人孩子的认知与白种人孩子的认知、黄种人孩子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他们生活在异质文化中，体会到的文化氛围是不一样的，因此其心理世界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儿童诗要体现这种差异性，如果儿童诗不体现这种差异性，就难以得到本民族的孩子的认可，也难以得到其他民族孩子的兴趣。因为文化的差异性，虽然有时可能成为隔膜的理由，但它却是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

（二）儿童诗要表现中国美学。中国儿童诗是诞生于中国这片具有典型的、浓郁的儒家文化的土地上的植物，它所根植的所依赖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美学观念，因此中国的儿童诗不可能像英国的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之歌》那样具有苏格兰文化的底蕴和基督教文化色彩，不可能像瑞典诗人马丁松的《夜》那样具有北欧神秘文化的影子，也不可能像苏联的马尔夏克的《小熊学礼貌》、马雅可夫斯基的《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等诗那样具有苏联形式主义文学的背景。同样，中国的儿童诗不可能像印度的泰戈尔的儿童诗那样具有印度教的神秘主义色彩。20世纪中国儿童诗走向了艺术化的道路，21世纪的中国儿童诗要走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儿童诗的道路。

（三）走向精神对话。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方向之一是走向精神对话，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的教育观和儿童观的影响，儿童文学和儿童诗曾被当作教育的工具和政治意识的传声筒之一，因此过去儿童诗不过是成人的一种倾诉，是成人的自言自说，或者成人想当然式的抒情，因此儿童诗的儿童本位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儿童诗要受到儿童的欢迎，受到社会的认可，首先，走向与儿童的精神对话。走向与儿童的对话，就是一种儿童本位立场，即诗人要以儿童的视角去审视生活，去关注儿童的内心世界，然后用适合儿童接受的语言表现出儿童的精神世界，使儿童诗在儿童的内心引起情感的共鸣的和声，荡起美丽的涟漪。其

二、新世纪的儿童诗要走向与成人的精神对话。儿童诗与成人的精神对话，即儿童诗不但要坚持儿童本位，还要审视成人世界，儿童的生活与成长离不开成人世界的建构，一个美好的成人社会对于儿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儿童诗有观照和促进成人世界的义务和可能。此外，儿童诗有可能打通儿童与成人的审美疆域，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共的审美空间。使儿童诗不但适合儿童而且适合成人，成为成人和孩子共同的精神栖息地。其三，新世纪中国儿童诗还应当走向与世界的精神对话。纵观中外优秀的儿童诗，能够在全世界受到欢迎的，都是能唤起各民族儿童的审美愉悦的篇章，而且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认知，来审视自然和人生的，如果中国儿童诗不能走向与世纪的精神对话，那么中国儿童诗就会成为狭小天地里的小花小草，就不可能绽放出夺目的光华，展示宏大的美学空间。

（四）走向素质教育。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第三个走向是走向素质教育，即儿童诗的创作与素质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儿童诗完全可以在素质教育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优势。首先，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为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搭建了便利桥梁。新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出台，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要实现小学语文教材的儿童化，如2000年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对各学段阅读都有具体的建议。其中的第一学段（1－2年级），学生的阅读文类被明确指定为“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这意味着儿童诗至少在小学低年级段已成为学生阅读的主要内容，也意味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反复探索，儿童诗和整个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突出价值重新被认定，儿童诗和其它儿童文学文体作为小学语文优势教育资源的地位得到了恢复。事实上，正如青年学者陈晖所说的：“在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之间，存在目标、原则、理念、方法的全面契合，而这种契合建立在两者共同的儿童本位立场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在作为小学语文课程资源方面，儿童文学具有天然的，来自自身的优势。”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发挥了其本来的优势，也体现了其真正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其次，中小学学生美育的呼唤给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当前教育面临的一个大的课题和新的理念，就是如何对中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如何让少年儿童在德、智、美、体、老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成为健康向上的社会最有用的人。对中小学生进行美学的主要载体是文艺作品，而文艺作品中，儿童诗有具有情感性强、语言精炼、想象力丰富、意境高雅的特点，因此它对于培养当代少年儿童的全面素质也是颇有价值的。而且儿童诗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也非常容易为广大少年儿童所接受，假如这样的诗作能更多地出现在中小学校校园里的话，无疑会丰富广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还能让他们在接受儿童诗带来快乐的同时，接受审美教育和艺术的熏陶，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他们的心灵，塑造他们高尚的人格。

四、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发展的呼唤

前已述及中国儿童诗面临的现实难题和新世纪的发展方向，但要发展，我以为必须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除了儿童诗诗人增强自身的艺术修养，不断努力创新以外，还应该给儿童诗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对儿童文学界之外的机构或者人士无法指望，因此我觉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以下两个儿童文学内部的问题，在此予以呼唤，希望能引起儿童文学界有识之士的重视：

（一）给儿童诗更多的理论重视。近二、三年儿童文学界一心一意创作儿童诗且数量和质量都达到高的水平的诗人不到十，且年轻诗人仅有三、五人，应该珍惜他们的创作，儿童文学机构要组织力量对他们的创作在理论上加以研究，在媒体上加以宣传，让更多的青年诗人了解儿童诗，从而向他们学习，向他们借鉴；同时，让更多的少年儿童了解儿童诗，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多传诵儿童诗，从而让优美动听的儿童诗的旋律响彻中小学校的校园。王泉根教授几年前在给四川一位少年诗人的诗集的序言中就曾呼吁过要重视儿童诗歌，他认为应该让朗诵诗、科学诗等占领校园，“素质教育需要诗。”《儿童诗》丛刊主编黄亦波先生曾撰文呼吁“儿童诗要从娃娃抓起”。他还认为：“聪明的孩子爱诗，爱诗的孩子聪明”。但光靠他们的一点呼吁是不够的，还需要真正的理论重视。

（二）给儿童诗的发展更多的空间。当今时代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新时代，但在“拜金主义”的驱动下，有人却为了赢利目的而大量炮制和传播粗俗文化。如流行歌坛有唱不完的风花雪月，相声小品有演不完的无病呻吟，影视剧有道不完的无聊无味；有的报刊杂志也爆炒明星私生活的秘闻丑闻，如此等等，对少年儿童的精神品质的弱化是不可低估的。而少年儿童特别是城市少年儿童，他们崇拜流行歌手追求时尚，大多被电视机、游戏机、电脑网络的强烈的音响效果、电光画面和虚拟的世界所吸引，课外阅读也只看卡通（特别是一些思想内容不健康的日本卡通）、小人书和网络文学读本等，对儿童诗等文学作品兴趣不大，阅读朗诵得很少，再加上许多学校和家长对孩子缺少艺术的引导，因此也使得儿童诗的读者大大丧失。希望报刊杂志能多给儿童诗一点空间一点版面，希望教育界的人士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师多给学生推荐和介绍一些儿童诗，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和实业界人士能大力扶持儿童文学与扶持儿童诗，希望儿童文学界不要只重视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的儿童小说和童话等问题的发表、出版和宣传。

儿童诗不可能直接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但它却能起到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作用，它是当代少年儿童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可以说，儿童诗不仅仅是诗，它还是属于大众的，属于人民的，属于祖国的未来一代的营养品。我真诚呼唤新世纪会有更多优秀的儿童诗出现，呼唤有更多的执著于儿童诗创作的年轻诗人出现。假如我们的儿童文学界有一大批执著努力的诗人的话，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将会再次迎来极大的艺术繁荣。

第二篇：论毛泽东思想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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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思想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在许多方面以其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体系。它紧紧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相关联的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结合新的实践，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地从中汲取理论营养和智慧力量，在新时期看来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有利于加强我们党的建设。

现如今，全国共有八千多万中共党员。在党员队伍不断壮大的前提下，加强我们党的建设成为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站并逐渐富了起来，但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贪污腐败、假公济私等现象也出现在我们的党员队伍中；许多党员都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有些党员甚至和群众划清界限，背离人民群众，这不仅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感情，也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我们党的名声。这些党员的所做作为，正与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背道而驰。值此之际，正是我们深入学习毛泽东“让党内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资本主义”等思想的重要时期。只有让广大党员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保持我们党在执政之路上走的稳走的远，也才能最终带领这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之上。

其次，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有利于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如今看来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处理好我们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党派间的关系，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我们才能顺利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才能使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到来。

再次，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有利于指导我们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为党沿着中国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今天看来，毛泽东思想仍对我们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意道路有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只有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出中国自己的特色脚印。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勋永垂千古，他的伟大精神、伟大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对于推进我们党伟大的事业，对于提高个人的理沦水平、工作能力，对于当代中国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应始终坚持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入学习，坚持走好我们党在执政之路上的每一步。

第三篇：论当代中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

论当代中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

摘要：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下，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成为其主要职能，也是民主党派权力的体现。参政议政形式多种多样，参政形式有担任政府职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而议政形式则有对社会诸多问题的提案、议论、意见与建议。关键词：当代中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

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是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其主要作用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协调关系、自我教育。

一、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形式

（一）虽然从1957年之后，民主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逐渐减少在政府部门的任职，但在政府部门被安排在副职已成为一种惯例，这也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一种象征和标志。

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重点在涉及行政执法监督、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专业技术性强的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1]这表现了执政党将民主党派担任国家和政府职务的惯例将其制度化。让我们来看一下统计数字。截至2000年底，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和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中有非中共领导人士19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城市的政府领导班子已经全部配备了党外领导干部，占全国58%的374个地市、州、盟)人民政府中有党外副市(州、盟、区)长、副专员；全国2/3 的县级政府班子安排了党外人士；全国担任县(处)级以上政府及司法机关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达到9000 余名。[2]民主党派在地方政府的任职多以出生于上个世纪50 年代的人为主,也有少数是20 世纪60 年代出生的,是中生代和新生代的结合，体现了新老交融的特点，而且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正是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经验丰富、老练成熟的时候；从教育和学术背景看，一般都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有不少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有一部分人还是博导,属于学者型官员,这与民主党派属于知识分子性质的政党是相适应的。[3]另外，八个民主党派基本都有涵盖在地方政府职位中，而九三学社及民盟则占较大比例，这与其党派的政治势力相关联，其职位则由多种因素决定。从分管的工作来看，多数以科技、文化、卫生、教育为主。这跟他们的工作经历和教育背景有很大关系，更关键的是，这表现他们在政府工作中处于相对边缘状态，无法进入核心决策层。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派在政府实职部门工作仅为少数，在中央政府28个部门中只有8个部门有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正副职，不到1/3。尽管如此，2007年4月27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决定，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汽车专家万钢为科学技术部部长，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非中共党部长，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次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府部委正职，从副职到正职这短短半步的前进，却迈出了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步，并且，民主党派

任正职对于“党领导一切”产生深刻的影响。民主党派如何协调行政首长和党委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除了政府工作部门外，被选举为人民代表去参加代表大会也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机构。民主党派在各级人大代表都有一定席位2003 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共有17.7 万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7 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0 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41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委员462人；市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57 人，市级人大常委会委员2084 人。他们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参与宪法、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参与选举、决定和罢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参与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反映人民意愿，提出议案和质询案，参与视察和执法检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4]

而自第六届人大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全国人大代表总数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大体维持在15%、16%左右，但其在全国人大常委中的比例和在副委员长中的比例约在50%左右，所占比重很大，因而将在人大的议事和表决中能占据主导地位。

（三）相对人大而言，参加政协成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主要场所。除第四、五届因政局动荡，党外人士在政协中作用有所削弱外，在其他各届全国政协中，党外人士均占绝对的优势。正如《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所说的那样：“民主党派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界别。在人民政协的组织构成中，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级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和政协领导成员中占有较大比例，在政协各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和委员中，在政协机关中，均占有一定数量。如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时，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协委员的有1343 人，占委员总数的60%；担任政协常委的有195人，占常委总数的65.2%；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有13人，占副主席总数的54.2%。在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协中，共有33.6 万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协委员。”[4]民主党派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以本党派名义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进行讨论，开展视察、提出提案、举报、反映社情民意以及参与调查和检查活动，在人民政协中各党派之间的活动属于党际之间的协商，“从人民政协来讲，实行的主要是协商民主，这种民主形式的优点是能够在选举前和选举后保证各界别的政协委员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表达意见。”[5]

二、民主党派的议政形式

民主党派除了参政职能外，还有议政职能。也就是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各种问题进行调研、发表议论并提出意见与建议。其中提案工作成为民主党派议政的一个重要手段，提案围绕国家和社会发展大局，侧重于各大政方针政策及重大民生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各提案因其党派成员组成显出鲜明的党派特色。如近十几年来，农工民主党中央提出的提案共有2002 份，内容主要涉及食品安全、医药卫生以及人们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关于整顿市场管理”等提案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优秀提案；致公党中央自1990 年到2006 年在全国政协大会提案160 余件，内容包括“国企创新、海底矿产资源开发、新农村建设、西部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这些提案质量较高，社会效果较好；台盟则依靠自身优势，在涉及台湾问题上发挥作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提案，为对台统战工作和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做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工作。[3]另外，一些民主党还形成了一个提

案制度。“民进中央建立了参政议政课题申报、提案形成和成果奖励等三项机制，其核心是《民进中央提案形成机制》。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介绍，这是民进中央提案工作始终按计划有序有效开展的重要保证，以此实现了一季度研究制订方案；二季度全面开展调研；三季度成果转化提案； 四季度征求意见改进提案工作流程。民进中央还要求民进地方组织把形成提案作为申报立项课题的预期目标，并纳入本地重点调研计划。民进中央还明确将八个专门委员会定性为„参政议政工作第一线上的基本单位‟，积极支持专委会独立承担参政议政课题，自主开展实地调查研究，以促使专委会成为提案工作骨干和提案来源重要渠道。民进中央还高度重视和发挥各级组织参政议政专职干部生力军的重要作用，有效整合力量，相互协作联动，力促资源共享、利益共享、成果共享，实现民进全会提案工作一盘棋的目标。”[5]

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在现有政党制度下的权力分享和实践过程，也是其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民主党派在党派合作中逐渐形成体制，更好地实现其政治实践。也为国家民主政治作出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万钢任部长标志民主党派参政走向成熟

[EB/OL].(2007-05-31)[2010-09-12].[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EB/OL].(2005-02-18）[2010-09-15].[3]吴锦旗.论权力分享和运作机制下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陕西行政学院报.2010年11月第24卷第4期

[4]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EB/OL].(2007-11-15)[2010-09-12].[5]李君如.认真履行时代赋予政协委员的历史使命[DB/OL].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2006-03-10）[2010-09-15]

第四篇：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发展

学号：

120101423

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发展

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专业：视觉传达艺术设计 学号：121304115

姓名：杨东宇

联系方式：***

指导老师：胡志远

2014年5月13日

摘要：党的领导是推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根本力量，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通过分析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性，得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及其与当代中国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党的建设 当代中国 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艰辛探索的道路;中国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努力奋斗取得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做两件事，一是领导，二是执政。领导强调引导、带领，侧重思想、政策、路线和行为层面，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提出正确的政策并使它获得有效执行；执政则强调遵守、执行，侧重体制与制度层面，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依法通过国家机构。以法律和政策的手段，统治和管理国家生活。

建设党就是为了促进国家发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针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具体说，党的建设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用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规范全党，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首要目标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终极目标在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也就是，要以党的成熟，促进国家的进步。

政党是推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根本力量，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同样也肩负这样的历史使命。这也决定了它对中国特色的党建的根本需求。

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命运的缔造者。党的理想就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尊严，这是党的先进性体现。先进性是党执政的法理基础，是人民选择党、拥护党的根本原因。党的执政使命决定了党要以自己的先进性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执政党，党通过体制内、外两种方式实现对国家的领导，也就是对政府的领导。体制内领导就是通过党员直接掌控权力，并在政府机构内建立党组织的实现领导；体制外领导就是行使对政府主要干部的组织人事权，采取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集体决策体制来实现。通过这两种方式，党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决策权，在宪法的规定下，对国家各项事业进行全面领导。党的执政使命，决定了党必须要以自身的党

性，来确保国家机器的公平性和正义性。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根本要求就是，执政党的建设和其所领导的事业的有机统一。这是被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的客观事实。在根本上，我们党只能依靠党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党规党法，等等，才能赋予我们党特有的先进性。这个根本需求不解决，党的事业就永远不会成功。

党的执政任务就是发展：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我党执政兴国的首要任务。发展进程不会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党要克服两道难关，守住两道底线。

第一道难关是发展的不确定性。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抛弃并举的过程。不可控因素很多。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要从传统走向现代，人口多，资源匮乏，起点很低，既不能墨守成规，报残守缺，又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第二道难关是人的有限理性。社会在发展，实践在深入，人不可能知晓一切，掌控一切。党的先进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要提升自己的先进性，首先要改善自己，提高自己。学好本领。在发展难关面前，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赋予我们党以适宜的治国智慧和方法。

第一道底线是职责底线。国家建设的根本就是制度体系的成长与成熟，要求党要为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成长的创造空间，使国家机器与党和社会的发展相平衡。第二道底线是利益底线。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就要求党要为人民服务。党要坚守这一根本宗旨，首先要改善自己，提高自己，学好本领。在众多诱惑面前。只有切实把握社会主义“人民大于天”，才能使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

两道难关，两道底线，联防联守，要与发展要求相适应。这个直接需求不解决，党的事业就永远不会前进。党只能适应发展要求，加强自身建设。党的自身建设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赋予国家发展一个有全新的起点，把中国共产党打造成日益成熟的执政党。这是两笔巨大的资产，对国家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和指导作用。

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焦灼状态，一些国家和政府往往束手无策，国家发展也是举步维艰。中国共产党不同，我们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用加强党的建设来盘活发展全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关注国家的发展问题，相继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执政党，怎么建设执政党”、“什么是发展，怎么发展”等历史课题，并针对各个时期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党总能在国家发展的重要关头，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积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各项工作。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挽救和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没有党的建设的开展，党的事业就不会取得成功；没有党建体系的创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难以展开，党的事业就难以前进。

比如，“文化大革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党中央恢复党建的特色，并不断推进党建科学化：在党的建设的基本方式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加快发展的新路子；在党的指导思想上。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吸取教训，提早布局，及时加强党的建设，凝聚全党力量，带领全国人民，用自身的先进性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以此为基调的党建。为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也为国家发展打好了战略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指出，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因为我们有成熟的党建体系和模式。纵观党执政的历史，我们能深切地体会到：党建就是一个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党的基本经验上升为党的政治路线，转化成党的基本理论，发展为党的政治纲领，去指导新的实践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经过自身建设，戒除革命思维，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戒除投机思维、短视思维。从不太成熟转变为日渐成熟的执政党。

随着自身建设的加强，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境界。比如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邓小平指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体制的两种优势，促进中国发展。正是因为有了党的建设，党才有了这样的优势，才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和执行力，在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的进程中始终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国家才有了这样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稳步高速发展；党的领导才起到根本的作用，才能统领、监督执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确保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林尚立，天津人民出版社。

《领导之友》 2011年07期，郝建国。

第五篇：论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文化

论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文化

摘要：中国教育是这样的模式，教者苦教，学者死学，死教死学死知识。现在的大学生正面临着突出的问题：懒惰、不爱自己动手、能力不足等等，这也是导致大学生就业严峻的关键因素，因此不得不拷问中国的大学教育，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教育，且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应该如何思考。

关键字：懒惰，能力，大学教育，文化，思维方式。

选题依据：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已经经历了高考、考研两道门槛，顺利的考入了自己理想的院校。在别人眼中，我是一名优秀天之骄子，但是从我内心讲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这并不是我理想的轨迹，这和我以前的那些憧憬完全相悖，我开始有了一种蔑视大学生的心理。对于外在的这种教育制度我无法改变，因为中国的这种教育制度已延续多年，可是面对现在大学生缺乏实践能力，就业形势严峻，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及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一定的努力，我要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让自己过得更加轻松快乐一点。

引言

中国教育的根本价值[1]，就是给国家提供具有崇高信仰、道德高尚、诚实守法、技艺精湛、博学多才、多专多能的人才，培养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培养合格公民，为国、为家、为社会创造科学知识和物质财富，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民族兴旺，促进人的发展，推动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

在21世纪的今天，教育水平已经是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最重要依据。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面有着极为紧密和深刻的本质联系，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着关键性的影响。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培养规模和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并且在社会需求多样化的今天，高等教育要走多样化的道路。社会需要多层次、多方面的人才，因此中国大学教育制度应该进一步改善，以解决中国严峻的就业现象，形成我们独特的教育文化[2]。

（1）当代大学教育的现状

随便从网上搜索，都可以看到很多搞笑又令人隐隐作痛的事例，譬如大学宿舍的懒虫们不愿意耽误自己打游戏、看电影的时间通过绳子来调取食物，或者花着高额的钱叫外卖，我们的大学生究竟懒到何种的程度，连吃饭都不愿意，那么对于自己的需要动脑动手的学习可想而知；一个女大学生四年八进考场，只为了上大学，考试费用高达三万，可是当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后，忘记了当初的理想；曾经有位自比“范进”高考状元，因为校园盗窃十余起被捕，而他的作案动机却称是为了释放释放学习压力。

试问：当前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高等教育的学位证书与能力的不相称，学习能力与道德的不相匹配，自身能力与升学的不相称，等等的社会与教育的问题，我们该进行何种的反思与应对？

到底什么样的大学教育文化制度才是我们中国真正适应的文化教育体制，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国人去思考。我们所谓的高等大学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对社会对国家带来的美好前景是不是将来会成为天方夜谭。以前有一位政治老师曾总结一句话：“中国人得诺贝尔奖的条件：要么政治上反对共产党，要么文学上揭露中国黑暗，要么科学上纯粹的没有国界”。我们中国现有的教育制度是不是真的就培养不出真正的适应时代的人才，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青年动力。当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种种现象，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将逐渐的不再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尤其是在这个21世纪的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以其无比的穿透力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知识的爆炸性的增长，以及知识获取的平等性将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契机。但是我们的教育模式似乎还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以适应这个时代，可以说我们教育的步伐已经根本跟不上社会的发展的脚步了。

我感觉教育的模式的转变是在互联网的出现做为分割点[3]，互联网出现以前和互联网出现以后。互联网出现以前指的是每个人的获取信息有限的前提下，我们知识的获取是靠的是高等的大学教育（大部分），故依照我们现有的教育方式进行教育，其中的弊端还不是太明显，而且社会发展速度的还不太快，故社会比较的认同大学的教育水平（虽然有的不合时宜，但确实最好的选择人才的方式）。而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后，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以及获取的专业信息已略显不足与滞后，而且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教学模式的发展，但是外界的社会发展却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获取知识的途径呈现出多样化，每天的获取的信息量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无论是身在清华，还是身在一个专科院校，只要你知道你想获取什么样的知识，那么我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的找到相应的知识。那就是意味着，学校的等级优劣将来不再会显的那么的重要，关键是个人的见识与思考问题的能力。而且社会的观点更加的开放全面，将来将渐渐的不再很关注那些学历的问题，而是一种能力。故，我们的教育方式迫切的需要改变，而且要从本质上改变。

大学到底需要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文化，才是真正的教育文化？大学生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化熏陶，难道就是那些所谓的大学中的文化知识的教育吗？ 大学的专业知识交给我们的太少了，况且大学的专业知识也不再能够胜任当前社会的发展的需求，学习知识的陈旧，以及更新的速度缓慢。现在的各种社会现象让老师得以觉悟需要一段时间，老师在闲谈中传授给学生又需要一段的时间，而学生能够理解与体验又需要一段时间。如果老师依然抱着陈旧的知识—30-40年前的专业知识作为重中之重来教授，那么社会的脱节就成为必然。

在当前的教育中，我们仍然继承着上个世纪的知识，依靠着记忆的功能来熟知这些的知识，并决然的执行着一个教育的通用的法则（记忆产高成绩-成绩升名校）。这个法则的背后产生的是一辈又一辈的记忆机器，我们的个人的独立的判断能力，决策能力仿佛就得不到锻炼。故，面临社会问题，我们要么就是创新，开拓新的想法，要么就是依赖，原有的思想。

（2）中国大学教育体制的发展趋势

我们的教育体制该怎么走，我们的教育如何与社会接轨、国际接轨，让大学生，研究生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宅男宅女，只会谈论社会的表面的信息，却不深入的追究其中的原因。当代的教育的结果不会再出现“毕业等于失业”的怪象，新的育教体制育出来的是高文凭的创新人才，而不再是一堆的迷茫和懒散的人。那样中国的教育投资才会得到真正的回报。

我认为，大学的教育更要注重的是人文的教育以及一种思维方式的教育[4]，以及信息的时效的抓取,。

人文的教育在于教给学生养成更高的做人的品质，一种节操, 一种德学的修养。思维方式的教育是解决一切事物问题的一种哲学。像李敖大师，毛泽东，邓小平等等人物都是深谙哲学思想，所以能够将生活看透，将事物处理的清晰。而我们每天的喊着十八大，还让同学们写什么十八大的感悟等等的政治的表面的现象的分析结果，除了一堆的吹捧外，几乎没有什么深层次的分析，更别说是让我们去决策一件事了。仿佛前面有人提到大多数的是剩男剩女的问题，其实这正是我们的教育文化让我们产生的是更多的依赖，女朋友希望依赖男朋友，自己不用怎么辛苦的做事情，就依赖这种的关系就可以坐享其成，而男朋友又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的事情，就产生了剩女。剩男又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不能拥有自己的爱情，就产生了剩男。这其中的最本质：就是我们的文化教育还不能够更加的合理化。信息的时效抓取，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搜集到相应的资料，快速的熟悉环境的变化，其实就是培养我们像变色龙一样能够迅速的根据环境的变化快速的做出反应。写论文也是如此，拟定题目，然后通过各种的方式，在网络，图书馆等等各种的渠道抓取信息，提取信息，对信息进行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思想，提高我们写作的能力。

我们的教育体制培养的是具有创新，有能力，有思想，有作为的人。应该破除一些教育的条条框框，应本着有能者居之的教育模式进行教育，而非考试的机器[5]。

同时，我们选拔人才的制度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不再让我们的成绩决定我们的深造学习的机会，而是人才尽其能，使人才各进所用，让同学们有更多的选择权，且为我们选择的方向创造机会。其实，当代中国教育体制不适应优秀特别的人发展。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为什么中国做科研最好的学生会去转行”,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科研好的，是在一方面比较的突出，但是中国的教育是所谓的通俗的教育，人的全面的发展。全面的记忆。不能考上如愿的院校，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开始新的道路。这就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与时间的消耗。这样导致的局面就是：能够考上的尽量出国，考不上的不得不改变其方向，为生活奔波。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的大学生教育文化是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只有改变中国教育的这种现状，才能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虽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但只要给予希望，中国的教育的未来是一片光明的。

参考文献

[1] 陈向明.对通识教育有关概念的辨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3）

[2] 杨叔子.现代高等教育：绿色，科学，人文[J].高等教育研究，2002，（2）

[3] 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1983.[4] 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