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论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如何去何建立互信

第一篇：张维迎 论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如何去何建立互信

张维迎 论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如何去何建立互信？

企业家应该是造时钟的人而非报时的人。企业要持续成长，就需要由企业家控制的企业转换成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而这一切的基础，源于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相互信任。

如何建立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这样两个基本的命题。

第一个命题，企业由企业家创立，但是企业的成长和持续发展则依赖于企业的职业化管理队伍的形成。企业家创办企业，可能靠某一个特别的想法，一种灵感，或者发明了某种产品和技术，或者发现了一个市场缝隙，抓住机会创办企业，获得成功。企业家在创办企业的时候不一定都有宏伟规划，大部分企业家在开始创业时是“见机行事”，或者说是机会主义者。企业的持续成长与创业不同，任何一个企业要成长壮大，成为一个有持久竞争力的存在体，就要由一个随机性的机会主义的创造变成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性的规划的创造，就需要由企业家控制的企业变成职业化管理的企业。优秀企业一定活得比企业家本人的寿命长，企业家应该是造时钟的人而不是报时的人。

第二个命题，职业化管理队伍形成的关键是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信任不是单方面的信任。不仅仅是企业家信任职业经理人，而且职业经理人也要信任企业家。没有前一个信任，企业家不会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管理；同样，没有后一个信任，职业经理人也不会为企业家效力。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信任在很大程度决定着企业的发展速度和企业的规模。因为信任的积累是一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企业的发展速度不可能过快。过快增长的企业往往也是风险最大、最容易垮下来的企业。真正制约企业扩展速度的是“融入”（企业内部人的融合），而不是融资。人的融合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相互之间信任建立的过程，这是实现1+1>2的关键。信任是一种默契，是对他人行为的一种预期，有了这种默契和预期，合作才有可能。

职业化管理的内涵

究竟什么是职业化的管理？

第一，所谓职业化的管理就是靠法治而不是靠人治，即企业内部是法治组织而非人治组织。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最重要的是对统治者和政府的约束。同样，在一个职业化管理的企业，最重要的是对老板的约束。如果对老板本身没有约束，职业经理人就不会信任老板，这个企业就不会真正形成职业化的管理。只有老板自己受到约束，按照规则办事，别人才会对你有信任，职业化的管理才能建立起来。第二，职业化的管理是要靠程序和规则来管理企业，而非兴趣、感情。企业最重要的日常事务应该程序化、规则化，对事不对人。如果什么事情都因人而异，就不可能有职业化的管理。

第三，在职业化管理的企业，一个人是靠能力和品德取得你的岗位，而不是靠出身和关系。

第四，职业经理人是靠出售知识和服务得到报酬，而不是靠出售产品得到报酬。套用法律的概念，职业经理人承担的是“过失责任”，而企业家承担的是“剩余责任”。

从上面的这几个定义来看，尽管听起来抽象，但是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职业化的管理和家族企业并非不相容。如果家族控制的企业是按法治原则去经营、管理，那么也可以称得上是职业化的管理，但是在家族企业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职业化管理的历史

职业化的管理实际上始于中国。当然，这是在政府领域，而非企业界。中国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职业化管理，如果没有官僚的职业化管理，中国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是非常有意思，当时国家之间的竞争跟现在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很多相似之处。那时国家观念不是很重，有才能的人，哪个国家用他，让他发挥才能，他就为哪个国家服务。这点很像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哪个企业欣赏他，让他有用武之地，就为哪个企业服务。商鞅本是卫国人，但一直找不到扩展才华的舞台，游历了卫国、魏国，直到秦国才得到重用。他帮助秦孝公变法，使秦国变得强大，为最后灭六国奠定了基础。

家族管理与职业化管理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新问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面临两个选择——实行诸侯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诸侯分封制其实就是家族管理，郡县制就是职业化管理。郡县制的官员全部是由中央统一派送而且在“市场”上挑选，不是根据先天身份来继承。分封制则是每个诸侯国都有一整套管理系统，子承父业，同时诸侯统治者也是皇帝的宗亲。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了廷尉李斯的意见，实行了郡县制，把全国划分成36个郡，一千多个县。除了皇帝外，所有的官位在全国挑选，然后派遣上岗，都没有继承性，这就是职业化的管理。但是，尽管实行了郡县制，秦国在秦始皇死后不久就灭亡了。后来刘邦统一了国家，建立了汉朝，也面临着和秦始皇同样的问题：究竟是实施家族管理（分封制）还是职业化管理（郡县制）？刘邦汲取秦朝教训，实行家族管理的分封制，但到了汉景帝的时候却出现了“七国叛乱”。参加者都是自家人，其中有五人就是汉景帝的堂兄弟，另有堂叔和堂兄弟各一人，皆在五服之内。七国叛乱被平息之后，西汉就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基本统一实现了郡县制，又开始了政府的职业化的管理，并一直被沿用下去。

从博弈的角度来谈建立

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

首先来探讨一下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博弈。企业家可以信任职业经理人，也可以不信任：（1）如果不信任，双方就没有合作的可能，博弈结束，每个人都得到零。（2）如果企业家信任职业经理人，把企业交给他。如果经理人诚实，每个人得到5个单位的报酬；如果经理人不诚实，他得到10个单位的收益，但企业家亏了5个单位。

现在问：企业家应该不应该信赖职业经理人？如果博弈只进行一次，企业家就知道一旦信任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的最后选择一定是欺骗，因为欺骗所得的10大于诚实得到的5。企业家知道不信任职业经理人，得到的是零；如果信任职业经理人，就要亏5，所以他的最优的选择是不信任。这本来可以是一个双赢的博弈，互相信任，每人得到5，是一个帕累托最优；但由于信任建立不起来，每人得到零，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那么，怎么才能建立信任呢？

一、合同约束

双方事前签合同，如果你骗了我，由法院惩罚你。比如说，职业经理人因为骗企业主多赚了5，但企业主把之告到法院，法院会罚职业经理人10或8。预期到惩罚大于欺骗所得，职业经理人就不会选择欺骗，企业主也就会信任他。但在现实中，即使双方都知道欺骗行为的发生，但是到了法院面前，施骗者不认错，受骗的一方很难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被骗。法律判决是要讲究证据的，没有证据无法判案。由于证据获得的困难，如果要靠合同维持这种信任的话，会非常困难，所以信任的建立一定需要其他的约束。

二、感情约束

感情机制也就是偏好的内在化，如果你的效用函数中包含他人利益，那就把别人的利益内在化为自己的利益。有了这种偏好，就可能不会骗对方。如果职业经理人对企业家的感情系数超过0.5，他就不会骗企业家。因为如果超过0.5，欺骗使企业家亏了5，同时感情系数也会转移到经理人头上，对于经理人来说就等于亏了2.5.经理人最后所得就不是10，而是7.5。反之，经理人诚实的话，企业家赚了5，对他来说相当于赚了2.5，自己赚了5，加起来也是7.5，这样他就不会骗企业家了。所以，感情因素对信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

三、信誉约束

信誉机制源于重复博弈，重复博弈中人们更多考虑的是合作的长期收益，而非一次性好处。在前面的例子中，可以算出来如果重复博弈的可能性超过0.5，即使没有法律的制裁，也没有感情因素的存在，经理人也不会欺骗企业家，企业家也会信任经理人。当然，长期的交往本身又会增进相互之间的感情，所以重复博弈从信誉和感情两个方面有助于信任的建立。信誉的建立依赖于惩罚——如果你这次骗我，那我下次就不跟你合作了。因为不愿失去未来合作的机会，所以双方会有积极性建立一个合作的信誉。就会形成这样的情况：企业家先信任职业经理人，把企业交给经理人。当经理人骗了企业家，企业家发现后把他开除，其他企业也不愿意雇这样的人当经理，所以经理人必须考虑自己的名声。但是如果惩罚对惩罚者本身的损害太大，惩罚就是不可信的。投鼠忌器在企业内部很多环节都会发生，导致惩罚不可信，所以对方就不会太注重信誉。

建立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所需要的内外环境

一、内部制度

企业内部要强调有分工。如果一个人控制内部资源的话，一次性不守信、不合作的诱惑就非常大；如果多人控制资源，每个人只是控制其中一部分的话，不合作的经济刺激就会大大地降低。同时在激励机制和股权安排上，企业家应在股权和激励方面使职业经理人利益和企业利益统一起来，使职业经理人不背叛。怎样使企业即使出现了叛将，也不出现叛军，也就是说职业经理人跑了，但他下面的员工不跟着他跑？如果企业家控制董事会，董事会任命职业经理人，之后的总经理、部门经理都由经理人任命。如果经理人非常优秀，行政效率就会非常高。但这样任命的后果是，一切完全由经理人控制，面临很大的风险。如果经理人背叛，企业家对企业可能就完全失去了控制。西方企业制度的建立，一定在某些方面做特别的设计，比如行政系统由CEO控制，但审计一定直接隶属于董事会，不允许CEO决定。实际上就是怎么解决行政效率与监督效率的矛盾。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可以通过不同系统的设置来找到平衡，而非用一个系统体制解决问题。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自主权与信任之间既有互补，也有冲突。一方面，对经理人越信任，给他的权就越大；另一方面，经理人权力越大，企业家就越不信任经理人。自由裁量权需要一个恰当的度，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办法管理；如果给得太大，又会有风险。50年代时IBM雇来的总裁，连签字的权力都没有，因为企业家不信任他，过了一年获得信任之后，才获得权力。

企业内部还要处理好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关系。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正式的规则，是没有办法发展的；但过分依赖于正式规则也会引起更多的不信任。如果什么事都要查条文，别人都会觉得你在怀疑他，所以怎么把握正式规则的作用范围是非常重要的。打个比方，正式的规则就像盖大楼的钢筋，非正式规则就像混凝土、水泥这些东西，缺少任何一样大楼都盖不起来；大楼盖得越高，钢筋就越重要。如果只盖一个鸡窝，没必要用钢筋，用水泥抹抹就行了，但是盖高层的大楼对钢筋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水泥标号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了，这是两者相互间正的关系。在企业最初的时候，非正式规则或许就能满足合作的需要，因为大家每天都在见面，互相间信任度很高。但企业一旦变大，正式的规则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最重要的是法律环境，特别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如果社会的法律制度对私有产权没有一个明确的有效的保护的话，要建立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是不可能的。如果职业经理人盗窃了企业的财产，包括知识资产，受不到应有的法律惩罚，那企业家就不可能真正信任他。信任一个人是因为知道他如果不按预期的行为去做，就会受到足够的惩罚。企业家如果不能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就只能借助于非法的手段保护自己，这就要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当然，仅有法律是不够的，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政府执行的自由度太大，导致企业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现代社会中中介机构不仅提供信息，而且对建立企业家与经理人之间的信任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老板怎么敢信任职业经理人？有了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有自己的职业操守、行为准则，企业家就可以放心地把经营权交给经理人。在授权范围内，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去干，我一年下来查你一次就是了。如何建立经理人市场？经理人市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理人市场为经理人讲信誉提供了激励：如果他表现好，市场价码就会高，会有更多的企业来挖他，所以他才愿意表现好。如果他没地方去，干吗还要表现好，但另一方面，如果经理人的流动过分频繁，就会出现一些背叛现有企业的行为，使得经理人更不值得信任。我建议企业领导人在招聘一个新人的时候，无论他的层次有多高，首先问他为什么要到你这儿来？他为什么要离开现有的岗位？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有些人是专门靠跳槽来不断地使自己得到提升的，这些人不应有市场

第二篇：张维迎+中国企业家的能力被扭曲

张维迎 中国企业家的能力被扭曲 20100801

《意见中国－－网易经济 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张维 迎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也是中国争 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如今，他以心平气和心态宣讲市场经济。

2009年二月，张维迎在亚布力会议上提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但是，2009年全世界却都在救市。一年多过去，张维迎如何看全球大救市？如何 看他埋葬凯恩斯主义的理想？

张维迎教授于近日来到网易演播室，畅谈了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张维 迎谈到他的新书《市场的逻辑》。他希望《市场的逻辑》至少能够引起人们对流行的经济学谬误的怀疑与思考。在访谈中，张维迎对中国经济形势、收入问题、腐败 问题、房价问题、经济学信念问题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见解。他特别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对市场这么执着。

在访谈的下半场，张维迎指出，腐败的根源是权力。张维迎说：“如果一个政府部门拥有的权力特别大的话，你监督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难，那么这个权力它 就可以用于寻租，肥自己，损害大众。”“政府去做事带来的负面问题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好处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张维迎认为，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利润，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责任的回报。但是政府干预使得企业家的行为发生扭曲。企业家不再把心思放在创新和创造利润 上，而是放在和官员搞好关系上。“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干预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资源，只要你控制资源，就有人来„捣鼓‟你，有人动这个心思，这样就 使得企业家的能力、配置发生了错误。”张维迎告诫企业家：“也许你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期帮你的忙的，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 张维迎认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为市场经济辩护。他说：“当你是经济学家的时候，责任是这个，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有好多经济学家不去承担这个 责任。”他认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和逻辑一致性、坚持说真话，不搞机会主义。“你的理论不彻底，不透彻，可能贻误了这个社会，而不 是帮助了这个社会。”

《意见中国》特别说明：由于张维迎教授访谈时间长达2小时，谈到很多重要观点，故特以上、下两期呈现。

以下为下期访谈实录：

权力与干预导致腐败

网易财经：从经济学上看，腐败的根源在哪儿？

张维迎：权力。农民没法儿腐败，不是农民觉悟高，是他没有权，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一个政府部门拥有的权 力特别大的话，你监督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难，那么这个权力它就可以用于寻租，肥自己，损害大众。所以凡是有权力过大的地方一定是腐败得更严重。

如果我们调查一下中国各个部门，我们用一个概念叫含金量，一个权力的含金量有多大。“含金量”大的机构腐败一定最严重。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好多交通 局出问题，为啥呢？现在高速公路的建设投资太大，如果没有这些公路建设，那么这个部门就腐败不起来。

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看起来好像是挺好的，实际上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腐败。像我在书里面有一章谈到的就是关于《反垄断法》的忧虑。反垄 断大家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看看郭京毅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反垄断法》的好多东西变成来执行这种政策、法律的人的谋私的手段了。

好比一个生产铅笔的人、生产打火机的人，他的资产也可能很大。我知道中国有一个生产假发的企业也做得很大，国际市场上让它占了百分之几十了，你去反 垄断它干吗？好多的政策也许出现的初衷是好的，所谓改进效率，促进公平啊，但是最后本身一定会变成腐败的根源。而腐败本身又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不仅是不 公平，是不公正，这个正义比一般讲的公平更重要。现在我们有一些廉租房，或者是平价房之类的，不也是变成腐败的一种了吗？现在查出来好多地方的官员利用所谓平价房拿到土地，然后给自己盖豪宅。就是 说，这些你是防不胜防的。从这一点上说，政府去做事带来的负面问题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好处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政府干预扭曲了企业家的行为

网易财经：您以往常常为企业家呼吁，为此还遭到很多的辱骂和攻击，这两年您认为企业家的处境有什么变化？你还会 继续为他们疾呼吗？

张维迎：其实我们需要呼吁的是建立一个公平的、让每一个人都发挥才能的环境。应该说这两年我们有一些方面是恶化 的，特别是有一些国有部门，借着它拥有的垄断权力挤压民营企业，包括强迫收购。你就只能卖给我，如果不卖给我，我一定搞死你。因为它控制着行业，有垄断的 位置，就是这个路我把持着路口，你不交钱就不能过。像这次山西的煤炭整顿事件，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中国市场化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挫折。

我们尤其要看到，如果政府不遵守基本的协议，怎么让老百姓遵守？在这种强买强卖，名义上说是有补偿，实际上是不补偿，这个问题的后果非常非常严重。这样下去的话，大家看现在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人更多了，形成了一次新的移民浪潮。移民就是买一个保险，不是说他就不回来了，而是万一出事儿了，他可以有一个 地方躲起来。我觉得这些首先反映出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发展是不太好的。如果我们这些企业家能够把心思都好好运用于创新、用于市场的推广、用于研发，肯 定比把心思、时间都花在出国办手续、去探亲这些事情上要好吧。

网易财经：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企业家也希望政府救市，他们希望自己也被拯救，对这些企业家您想对他们说什么？

张维迎：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市场的法则就是你想得到好处，就要做事，创造出价值来。政府拿出公共资源以后，好多企业家的行为就扭曲了，扭曲到什么程度？本来他应该去创造价值，可是他现在去分配价值了。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做好，让消费者更喜 欢，然后获得利润，而是想办法把政府搞定，获得利润。这就是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干预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资源，只要你控制资源，就有人来“捣鼓” 你，有人动这个心思，这样就使得企业家的能力、配置发生了错误。

我的告诫就是：也许你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期帮你的忙的，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

所以我说企业家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有时候经受不起短期的诱惑，但是记住：决定你真正的长期生存的，还是你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不是你分配价值的能力。

网易财经：您曾经说过“企业家的责任就是追求利润”，很多人对这个观点很排斥，在这里您能再阐述一下这个观点 吗？

张维迎：其实如果大家看我的书的话，应该更明晰一些。好多人可能没有完全理解透这句话。当我们设计这个利润的时 候，本身就是要一个责任制度的。谁有能力赚钱？只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人，才有能力赚钱，这是我讲的最本质的东西。

一个成功的牛奶公司要赚钱，要为多少人承担责任？首先我们看，奶农、奶站，甚至前面的饲料，你都要承担责任，你的内部员工、销售渠道，任何一个环节 出问题都可能毁掉你。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才能赚多大的钱。你的企业做得越大，意味着你的责任越大。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我们利润这个制度是 人创造的，不是天生的，我们为什么创造它？我们把每个人的责任都分清楚。

我们让一部分人免除责任。老板给雇员买保险，你只要好好干，市场风险不要你承担，我承担。然后我们在宏观的角度来看，利润就变成了衡量这个企业—— 我说的是大部分的情况——衡量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完成了这个责任。你亏损，连基本的工人工资都付不了，那你尽到什么责任了？你不可能尽到责任。你连资本的 资源价格、地租、利息都付不起，这就是你浪费了社会资源。只有你把所有这些都付了以后，剩下的东西，那你剩的越多，说明你比别人干得越好，创造价值越大。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条件。比如我们还有垄断企业，它赚钱多也不等于它一定贡献大。赚钱多意味着它从消费者那儿拿的、剥削的多。

再回到我在书里一开始讲的，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幸福，你自己就没法儿幸福。一个企业不 能让消费者感到满意，你就不可能卖出去东西，那你有什么利润可言？一个老板，如果不能让员工满意，那这个老板也是当不长久的，企业也是不可能做好的。

现代经济当中，只有一个机构可以达到不需要让别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哪个机构呢？就是政府部门。为什么？你看企业要获得收益是用价格，政府获得 收益是用税收，税收是强制性的。任何一个东西一旦强制以后就没有必要让别人幸福了。

这又回到最根基的问题，就是自由。市场的这些运行都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计划体制不仅是不让别人幸福，而且反倒是让任何人追求自己有幸福，只有把别 人搞得很惨，只有让别人感到不幸福，自己才能感到幸福。这就是很糟糕的体制。

坚持市场信念不怕被攻击

网易财经：去年全球都在救市的时候，在中国只有您和许小年等少数的经济学家反对救市。如果有人问：“难道说 全世界那么多政府和经济学家都错了，就你们几个人对？”您会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

张维迎：我想人们的决策其实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知识，另一个是利益。在倡导救市的凯恩斯主义里面，这两个因素 都有，一部分人是属于知识问题，因为他们不明白道理，另一部分人是因为利益。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因为谁能拿到政府救市的钱，谁就能得到好处。所以那个 时候中央分钱，各地派高级官员——副省长、计委主任都来，等在门口要钱。大家就像抢东西一样，都不想落后。

我们看到的声音一定会是赞成的多，因为反对的人不发出声音的，赞成的人因为的利益太大，他就会发出这个声音来。

网易财经：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有人给您10亿元，您也未必会写一本反市场的书，您对市场的信念为 什么这么执着？

张维迎：这个人呢……人们总是追求幸福，有的人认为有钱就是幸福，有些人觉得有名就是幸福，有些人觉得有权就是 幸福，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太一样。但是我想人还有一点，就是人们追求一种对知识的渴求。人类的好奇心和他对真理的追求也是人一个很大的满足。

我想很多科学家并不富有，他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就是一种实现感。当我们觉得自己能够认识世界的复杂现象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愉快。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网易财经：您说过经济学家的责任是捍卫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经济学者，他们并不捍卫市场经济，他们还为政 府干预唱赞歌，但是他们得到了很大的利益，还得到了老百姓的赞同与赞誉，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原则吗？

张维迎：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刚才已经说了，其实我都很理解每个人的处境，各人有各人的追求，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偏 好去强迫人家。我只是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我觉得这样快乐，这样幸福，这样愉快，那我就这样去行为。

网易财经：但是您说的是经济学家的责任，而不是您个人的责任。

张维迎：是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好多的角色。作为经济学家就是你的一个职业角色，但你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啊。当你 是经济学家的时候，责任是这个，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有好多经济学家不去承担这个责任。

网易财经：只是您个人认同这种责任？

张维迎：那当然了。

网易财经：您自己为什么非要给自己加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责任？又没有谁要赋予您这个责任。张维迎：你怎么能说我吃力不讨好，你凭什么概念说我吃力就不讨好？我觉得挺好，所以这就是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

网易财经：因为您遭到很多攻击嘛。

张维迎：攻击……不一定。你也可以这样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宁可让人攻击，也不愿意说那些自己认为不对 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偏好。我们如果说什么话都是按照有多少人同意的角度来说，这就没有科学了。

网易财经：您有没有觉得由于您这么坚决、彻底的反对政府干预，使得您在官员或者经济学圈中在渐渐的被边缘化，有 没有这种感觉？

张维迎：没有。而且你应该相信，人们会越来越认识到，坚持市场体制、继续改革的重要性的。尤其是作为学者来讲，必须要看得更长远一点。知识的竞争、思想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我们每人都想整天站在舞台的中央，你是演不好戏的。演戏的人一定要有好多的准备，所 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学术也是这样的。你老想站在舞台的中央，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网易财经：您的新书《市场逻辑》，您对它说服更多的人有多大的信心？

张维迎：我相信这个说服有时候不一定是完全的。好比你原来坚持一种观点，我能说服得你对自己原来的信仰半信半 疑，这也是一种说服。这本书如果对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大家熟视无睹、认为理所当然的，其实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东西，能够重新反思它，这样我就很满足了。网易财经：如果这次政府救市彻底失败，您觉得人们真的会回到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上吗？

张维迎：有可能，但还不一定。因为掌握资源的人的任何一个失败都可以说成是别人的失败，不是自己的失败。所以这 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完全透明的、公平的竞争。就像我们一个单位一样。单位有权的人，别人有成绩了他都揽在自己身上，有错误了他都说是别人的。外界的人不知道 啊。当然内部的人可能知道。所以只有一部分人能闹明白，大部分的人都闹不明白。我在书里讲了，其实好多我们现在认为市场上的这些问题，本身其实是政府给它 捣鼓出来的，就像“卖拐”一样。经济学者不能奉行机会主义

网易财经：您是在牛津读的博士，但是这个学校并不是很彻底的支持市场，在您回国以后，国内的经济学圈里面绝大多 数的人也是或多或少的支持这样那样的政府干预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您却变成了一个很彻底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是您自己的什么特点使你能够跳出这种环境的 影响？

张维迎：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猜想可能我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严格的逻辑推理。尤其我们对人有一些基本的假设，然 后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去分析，我们能够把问题看得更透一点。我不太愿意在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浅尝辄止，闹一个大体上明白点。这种“半夹生饭”的理论，经常使 你像墙头草一样，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经受起时间、历史的考验。网易财经：您曾经写过一篇很深情地回忆母亲的文章，能谈谈母亲对您的影响吗？

张维迎：我母亲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做人的影响，她从小告诉我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也是一个案例教育。她遇到好多别人的事情或者自己的事情，但是她终身都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难得。我母亲也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她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 口碑，我想在这一点上对我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大。

网易财经：在您经济学的学术生涯中，受谁的影响最大？

张维迎：其实人的一生当中会受到好多好多人的影响。我现在回忆一下，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政治课老师送给我一 本书就是《政治经济学》。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未来会学经济学。我上了大学以后，我西北大学的老师何炼成教授，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给学生充分 自由和鼓励学生创新的老师。我在他的指导下读研究生，在4年的大学本科里，他给我们上经济学，首先他鼓励你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了，不需要同意他的观点，不 需要同意书上的观点，这些对我影响很大。

再接下来对我影响大的就是茅于轼教授。我 在1982年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我对市场的一些理念、理论，好多东西都是通过跟他的交流从他那儿学的。另外他对我影响很大的一点还包括做人的责任心，这个 坦率来讲我们今天是做不到他那一点的。这是现在我也感到很惭愧的。他那样的人物可以为我们做好多小的事情，而我们有时候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在努力 去做。我在牛津，去见我的导师，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他的办公室也是很乱的。那时候他还没有获诺贝尔奖，但是大家就认为他名气很大。他每天，甚至在我们学 员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讨论一些学术性的问题。我想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非常需要克服的就是浮躁，包括我们学理论，经常急功近利，我想马上拿到一个东 西，就去运用它，然后为社会创造多少价值，这个时候急功近利恰恰是要不得的。你的理论不彻底，不透彻，可能贻误了这个社会，而不是帮助了这个社会。你看我们好多从西方引进的所谓理论、主义，最后都变成这样的了。就是你没有吃透它，究尽它的逻辑、它的背景，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来生硬的运用 到中国，我们吃了太多的苦头。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真的还是应该把好多理论搞透彻。在理论方面不能太实用主义。政策方面可以实用主义，理 论方面绝对不能实用主义，太实用主义以后，一定会遭到报应、报复的。

还有一些东西，我最近在我们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其实是我在讲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相信对我们做人会有一些启示，同时 对我们理解理论也有一些启示。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杏树，从小这个杏树一开始开花我就开始等着吃杏，每天放学以后老去摘着吃。在 我的印象当中我们家的杏一直是苦的，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杏还没有熟的时候我就把它吃光了。我上大学之后，第一年回去，我母亲端上来一盆杏。我说怎么 这么好吃，谁家的杏？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杏。我母亲说这就是我们自家杏树的杏。哦，我才闹明白，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我的着急使得这个杏从来没有熟透 我就把它吃了，所以在我的脑子里它从来都是酸的，因为我没有等到这个时机。

我想我们做人、做理论，也是这样的。包括市场，好多时候，我们没有等到这个时间，没有让它真正的发挥作用，我们中间就把它掐死了。

网易财经：您最钦佩大陆哪位经济学家？

张维迎：当然我还是觉得茅于轼教授真的是最让我敬佩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从他那儿学到好多东西。他其实作为一个学 者的品德，让我高山仰止，这些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敬佩的。而且到现在为止，他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学习，还在不断地提升自己。

我们还有好多老前辈，其实我在这儿不想点名，就是因为挂一漏万的事儿总是免不了，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特别要理解，在不同年代里面，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 人的功能，它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代初，那一些人探讨的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常识了，但是没有这些人的探讨，当时又冲不过这 个思想的禁锢，改革就很难起步。包括按劳分配问题的探讨，现在这对大家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四人帮”在文革期间说大家要实行共产 主义、按需分配是先进的，按劳分配一定产生资产阶级，所以对按劳分配这样一个问题的探讨，都会对中国的进步发生很大的影响。而那个时候的厉以宁教授对股份 制的探讨，现在大家也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儿了。我们现在不仅是股份制，还有上市公司，已经谈公司治理结构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相当了不起。

有一些人可能擅长理论研究，还有一些人擅长把这些理论的东西变成一种政策，这也很重要。社会需要沟通。当年的领导人之所以接受了一开始是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后来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有多少经济学家的功劳？有时候就是为了编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对中国影响很大。你现在回过头来从历史上来看，我 们这个国家毛病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大量的资源、精力、时间花费在编说法上。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编说法了，我们就可以很直白的表达自己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可 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来用于创造。

网易财经：您认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张维迎：这是个太大的题目，但是我想经济学家和每一个科学家的品质都一样，追求真就是最重要的东 西。在科学上是不能打折扣的，在思想的表达上也是不应该打折扣的。所以搞科学、搞

经济学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没有勇气的人我想你就不要做这个事了。如果做 了这个事儿可能反倒会贻害别人。

网易财经：经济学家最恶劣的品质是什么？

张维迎：最恶劣的品质就是机会主义，不再认真地追求真的东西，不再按照科学的精神表达意见，而是讨好别人，哗众 取宠，这个我觉得很糟糕。

第三篇：读张维迎《造就真正的企业家》有感

读张维迎《造就真正的企业家》有感

小河

所有制的问题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一个热点的话题。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看起来很敏感，但是在1989年前的讨论却是难得的自由。今天来读张维迎的这篇文章，可以感觉到那个年代行文的一些特点——不重数理严密的推导，但是说理清晰，论证有力，而且结合事实，语言活泼生动，这点是现在的学术论文所不能做到的。或许其中的原因是张维迎为兴趣而学术，而如今“皆为稻粱谋”。

虽然讨论的都是今天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诸如市场看不见的手、企业家精神，但是在那个思想交错的年代却是一个启蒙的炮响。我越来越觉得解放思想这句话岂是说说就能做到的呢？张维迎自己在《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一文中也说：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我们好些同志，包括我自己，在感情上也无法接受。这种感情上的折磨无法避免，我们要做好准备。看到别人富了，难免叫人眼红。如果我们做好准备，接受起来也轻松一些，毫无准备就会痛苦一些、无法忍受。

有些人至今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整天松松散散的过日子，毫无节奏。他这样想：与其远离家乡干事业，不如全家团圆拜祖先；与其吃饱喝足听音乐，不如饿着肚皮唱山；与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如你给我送礼我给你请客。变革发生以后这些人的观念就跟不上了，痛苦由此而来。正因为面临这样的痛苦，我们的理论界、新闻界才会有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怀念过去、崇尚过去，认为我们搞大规模的改革还不如回到过去那种大家都穷的日子，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多美啊！你看过去的社会道德多高尚啊？现在呢？人人都在讲金钱，这还得了？有些小说家已经开始描写这样的个体户了——人富了，良心却坏了，等等。另一种人可能给大家设计一个新的乌托邦，就像旧的乌托邦一样。”

张维迎的这番话，并不是在鼓吹金钱至上论，他也不认为金钱可以代替道德。张的话，对今天我们社会依旧存在的一种复古倾向声声震耳。

话说回来，《造就真正的企业家》就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国有制度下不可能产生具有现代意义的企业家和产权制度。

我的理解，所谓一个均衡的产权制度的基本特征特征就是，谁承担全部的风险，就要得到全部的收益。当风险和收益不对等时，这样的产权制度必然在宏观上是无法平衡的。

八十年代经济界的普遍关心问题是：怎样在不改变国有制的情况下激发企业活力，使企业能够盈利，并注重长期发展的效益。人们先后提出了厂长承包，经理人等等方案。而张维迎的回答是：国有制度下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是不可能建立的。

委托——代理是现代股份制的基本特征。职业经理人接受股东的委托管理企业，经理人（职业企业家）要对股东负责，他的个人收益与企业经营成果的好坏相挂钩。股东通过董事会和股票市场对经理人进行监督。

有人质疑这种委托代理机制不利于所有权的落实，老实说张维迎对这点的反驳不甚有力。他回答了委托代理在性质上可以起到保护所有权的作用，然而这一制度并不必然使得所有权得到保护。现代企业面临的经理层与股东的矛盾、大股东与小股东的矛盾都表明，委托代理制度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法律不健全等原因依然存在所有权的保护问题。

然张维迎对于国有制下现代企业制度不可能建立之原因论证很有力。

究其根本，股份制企业所有者对经理层的监管的前提是，所有者必须对自己的利益有重大关切，并且有相应的监管手段。国有制度下，名字上财产的所有人是全体人民，但实际操纵者是政府或者直接说就是政府官员。

财产权利是委托代理的前提，有人拿日本公司股权比例较低的例子说股份比例越低效益越好，所以财产所有权不重要，这个结论明显是荒谬的。广义上，股权人，债权人都是公司的控制人，而且发债银行也是由股东控制的。

保护所有者权力关键在于对代理人行为的约束。张维迎提出：委托的每一层级都会削减约束力。最终对经理人的约束=初始关心值*委托层级*每一层约束力的削减系数。

在官僚中培养经理人或者“引进”经理人的根本毛病就是，经理人并不对财产的实际所有人“全体人民”负责，而且由于全体人民的基数太大，导致每个人对国有财产的初始关心值并不高。于是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地方越小、层次越少的国有企业经理人改革在所有权的保证上就更成功，乡镇企业对职工权利的落实比央企对全体人民的负责度要高。（虽然最后乡镇企业在竞争中败于民营企业。）

于是有人就提出这样一种方法：按照经理人的经营成果对经理人进行考核，给与相应的升迁机会或者经济利益。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1，经理人的任命是由官员任命的，如果经理人经营不佳，官员是否要承担责任。如此向上追溯，是要追溯到国家主席辞职么？由此看，自负盈亏、权责统一的企业和层层对上负责的政府管理天然不能协调。

2，实施中对于效益的考察指标也是单一的。我们说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不准确的，企业追求的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利润，而不是最大的利润。除了钱，企业也追求名誉、关系等等。单一以利润为考察方式与经济原理相悖，会导致很多问题：如，经济衰退时削减产能是经济选择，但是为了追求利润，可能就会扩大产能造成积压。如，快马上项目，把成本留在后期。学过企业管理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像这样辗转腾挪的手段是很多的。往往，最需要政府投资的项目因为没有利润而缺乏投资，这与“政府应该投资公共事业”的理论相悖。

3，在经营中，没有手段监督官僚经理人可以完成任务。官官相护的现象成为常态。官僚经理人只是以企业为跳板，谋求在仕途上的晋升。这让我想起了TED上李世默的一个演讲，他将中国特色的政府——事业单位——国企三位一体的晋升体制视为选拔官员的一大优势，理由是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在各个行业都经过锻炼，他们的素质比西方的职业官僚素质更高。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竟觉得李世默说的颇有道理，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还有人提出了让知识分子帮助监督经理层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可以为了“名誉”做到公正。明朝二百七十年也就一个海瑞，新中国七十年能有几个海瑞呢？知识分子和企业没有半毛钱的利益关系，对知识分子的监督也没有什么手段和标准，搞到最后结果可想而知。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推行也有大约20年了，结果都说明张维迎的预见是对的。

所以，国企若不改变产权制度，则现代股份制度必然失败。国有企业只有关停并转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即使有，经理层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

前文已说，制约经理层需要董事会的约束和资本市场的用脚投票。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只有加大对经理层的直接约束，也就是官员加大对经理层的直接管理，这样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即使今天资本市场规模已经很大，但是制约国有企业经理层依然不能通过这条路。

何况是对当时上百万家的国企呢？

我不由得想起来如今政府改革国企的思路：做大做强央企和国有企业混改。

做大做强央企是为了集中资源，减少管理的难度和层级，简言之，就是通过官僚管理的精细化来弥补天生的智力缺陷。国有企业混改，试图通过引进民营资本和更加复杂的股权结构来制约国有资本。

然而我依然对此感到悲观。近期以来，一系列的宣传片如《大国重器》，都似乎说明央企改革的成功。但是我注意到，这些央企的实力背后是垄断对全社会的效率损失，而且就其利润率来说，也远远低于民企和外企，更不用说最后又有多少红利可以上缴国家，上缴国家的又有多少用之于民呢？

就混改来说，如果经理层依然由官僚经理人构成并由国有资本控股，那么基本情况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如果由民营控股，这似乎是政策所不允许的，民营控股的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么？最近的一个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杭绍台铁路的51%股份由复兴集团控股，然而复星集团真的“控股”了这条铁路吗？我对此是高度怀疑的。即使国有资本占少数，就这部分的资本来说，依然存在委托代理的问题，甚至可能加上国有资产代理人与多数股东合流损害国有资产的事情。

张维迎的背后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反对一切不必要的国有产权。我可以推测：他是支持私有化的。张维迎至今依然被视为最具有市场精神的经济学家。

在绝大多数人认为市场能管好的由市场管，管不好的由政府管的时候，张维迎已经在说：市场管不好的也不一定要让政府管，政府走开，政府不是万能的。

第四篇：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演讲

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演讲：没有邓小平保护吴英了——转来源： 戚泽明·Issac的日志

我们知道最近一个很有影响的案子，就是吴英案。她向11位亲友集资7亿资金，被判处死刑，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会发生吗？现在肯定不会，但是过去也会。好比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一次性就杀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的唯一罪状是因为他们进口了棉纺织品，制造了棉纺织品，而这违反了当时的财政部长Colbert的产业政策。由此看来我们离市场经济有多远？至少有三百年。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

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就如同生命一样，不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我们就难受，就像不让我们吃饭、喝水、不让我们上厕所一样。对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侵害他人的权利。

自由，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的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所以在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自由的合作才能够完成交易。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为他人创造财富，才能自己获得收入，只有让他人幸福自己才能够幸福，这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而且只有自由才有竞争，只有有了竞争我们才有了创新，而只有有了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含义。如果一个人拥护市场而不赞成自由，我觉得他是矛盾的。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强制另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在没有自由的时候也有争斗。没有自由，就只有斗争，计划经济下我们有好多的斗争，但是没有竞争。斗争是毁灭财富的，只有竞争才是创造财富的。

我必须强调一点，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它是rights，不是特权。所谓权利就是理通天下，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而特权，它是凡事对人，一部分拥有，另一部分没有。权利是不可任意剥夺的，但是特权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都有所谓的自由，那个是特权，不是权利，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它，但部分的奴隶享受不到。

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好比你进入什么样的产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包括制造业、金融，甚至你成立基金会，成立大学，这其实都应该是每一个公民应该自由享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现阶段这些仍然都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比如你要创办一个企业，你有好多审批的程序，只有一部分人最后能够成功，另一部分则成功不了。特别是我们的产业政策，使得我们在歧视着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去创业，有关系的人可以得到审批进入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人进不了。

我们最近看到决定拿出150亿支持微小企业，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公民有自由成立经营机构的权利，我们需要政府拿出这150亿吗？我想是不需要的。这150亿最后到了谁的手里，最后也是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权利。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人创办非盈利机构，是没有自由的。比如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基本上都是政府和政府附属部门，不是你想干好事儿就可以干好事儿，因为你得不到批准，这个好事儿也就没有办法干。

我这里讲的不是说任何一种行业组织不需要有最低的、必要的一些门槛进入。任何的限制都是非人格化的，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人是一视同仁的。不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出身，你所在的单位，都应该是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国家所有这些限制都不是一视同仁的，是人格化的，仍然是有特权。一个经营机构，如果你认识吴晓灵，认识刘明康，你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大地提高，所以这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

我特别强调一点，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探索真正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科学的进步，才能够有技术的进步。我们拥有思想市场，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垄断地位。

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这个国家不能有国教，这个国家不能有任何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言论，我们的出版，仍然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如果你要办一个出版社，你要办一个杂志，你要得到批准，这是很难的，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就我所知，过去十多年里面，我们的新闻出版署不再扩大任何期刊号，所以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没有办法进行，更不要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成立好多的自由的学术团体。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第二个市场的基础是什么？是产权。产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权，它是对我们自由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们老百姓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产权也是我们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秩序，就是由于我们大家相互尊重产权。如果不信，我们看一下，如果一个超市里面，谁都可以进去乱拿东西的话，那么这个超市马上就会混乱。

产权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只有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必须通过为他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看不到一个社会在不尊重产权的情况下，可以有很好的道德。我们国家目前道德的衰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尊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财产。

产权也是我们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没有产权，没有企业考虑长远，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坑蒙拐骗，我们市场上买的大量的东西就没法被信任。产权也是我们创新的基础，因为只有企业家，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他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我要强调无形资产的产权同样的重要，像我们国家目前对有形资产的保护现在还好一点，对无形资产的保护是最糟糕的。

这都不是新的理论。一个重实际的神学家威利姆，他就讲过这样的话，私有产权是一项先于主权的法律权利，统治者不可篡夺被自己统治的财产，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13世纪罗马的大主教Giles就讲过，权力机构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人的人身和产权安全，让每一个公民和诚实的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财物。

对政府产权保护一个重要的限制约束，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我们不可能真正受到很好的产权保护。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岑科研究员说过一句话，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任意地征税。还要强调一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的一种严重侵害。第三个基础，谈一下企业家。企业家是市场当中的灵魂，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企业家，可能有交换，有物的交换，也有简单的产品交换，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非常的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在我们人口当中，这种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他们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够有效地发挥出来，在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创新的速度，决定着我们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

过去200年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在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取得。中国过去30年也是由于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我们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所以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允许谷歌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网民，而不是谷歌公司本身。如果一个社会自由不足，产权得不到保护，特权盛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企业家的活动就可能被导致寻租，而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被称为企业家的人都是在创造财富。在一个特权盛行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强盗性的企业家，他们在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既得利益化。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成功者，某些成功者可能就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维护这种制度，而不是推动这种制度的变革。

我总结一下，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地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们改革的路还很漫长。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强盗的逻辑，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逐步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创业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的发展。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当中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仍然是特权大于权利。

所以我们最后回到吴英案。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我们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

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吴英案，就是11个给她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吴英在被捕之后，她的财产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这本身也是对财产权的不尊重。

吴英案也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恶法，它和当年投机倒把罪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人民银行有一个概念，叫做体外循环，凡是不归人民银行管的都叫做体外循环，都要打击。现在我们有进步，不再打击体外循环了，但是非法集资的概念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它可以扣在任何人的头上。

社会会有欺诈，我们用欺诈罪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用一个非法。法律本身不需要用非法这个概念，法律本身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写清楚就可以了。

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地关注吴英案，因为吴英的死刑是中国改革的倒退。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

第五篇：张维迎：好政策与坏政策

张维迎：中国坏政策泛滥缘于政府官员无知和自私

“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于2011年2月15日-17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下面是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年会上的演讲。

张维迎：我要讲的题目是“好政策与坏政策”。刘主席是制定政策的，我绝对不是针对刘主席，因为刘主席制定的政策大部分是好政策，但是现实中确实有很多坏政策。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个政策，如果一个政策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是效果总是不好的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标准评判。

在这方面我想我们普通人跟经济学家之间可能有很多的分歧。普通人，我们评价政策是基于政策的目标，也就是目的是善的还是恶的，比如说我们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说是好的，要普遍提高工资，大家说好，我们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大家会说好政策，要增加就业机会也是好政策，提高全民社会福利也是好政策，保护弱势群体也是好政策，控制物价、房价都是好政策。那经济学家怎么评价政策？经济学家评价政策时，首先我们承认政策的社会价值本身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它唯一的发言权跟普通人一样，就是作为一个单个的人。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策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我们说一个政策是坏的，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喜欢这个政策的结果，而是它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比如说最低工资和限制雇工自由的政策，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政策不好，因为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失业，其实是对年轻人的最不利。我们说高税收政策不好，是因为抑制了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阻碍了经济发展。我们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美国、中国，过去两年用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不好，是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最后一定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我们说计划经济不好不是说目标不善，而是说它根本不具有可行性。经济学评价政策的第二个标准是什么，我达到同样的目标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比如说北京市控制汽车为例现在用摇号。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三个标准，企业家的决策一定基于对消费者的支付决策的预期，这样来看我们说政府搞的产业政策比如说不好，为什么？因为不是鼓励企业家怎么理解消费者，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来制定投资，而是鼓励企业家根据政府的偏好来决定投资，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为什么政策的目标非常善良，但是政策结果很不理想而且不一致，而且用经济学的话来讲，是不满足激励，因为社会当中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己的信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都在利用政策，而不是在执行政策，而很多的政策制定者是被动的，只要是这个就会按他的意图去做。我们以最低工资为例，最低工资想保护低收入的劳动者，但是企业可以执行最低工资但是仍然可以减少雇员，就是并不能强制我雇多少人，我原来可能雇一千人现在只能雇五百人，实际上是损害了最低收入阶层，总的结果是自由放任的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事权政策应该是最好的政策。

我举个例子，任何一个政策如果限制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因为经济的增长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如果政策对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行抑制一定不是好政策。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特别是不允许自由进入，那么它也不是一个好政策。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讲的思想逻辑，我们每个人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但是前提是有竞争，如果没有竞争你自己幸福就不需要别人幸福。竞争对思想逻辑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竞争。所以国有企业，大量的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耗费价值，所以赚的很多利润是来自财政的补贴，或者经济上讲的消费者剩余。

我们诱导企业家寻租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产业政策我们要多谈一点，我们很多人包括美国人、海外的人都羡慕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中国产业政策成功并不多，产业政策前提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明白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个假设完全不成立。产业政策经常变成了寻租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利用产业政策分配资金，企业家怎么跟政府搞好关系，怎么编制可行的方案然后获得政府的补贴。任何增加政府控制能力的政策，包括财政的能力、资源的能力、土地能力等等，其实都不是好的政策，我们用行政的手段控制价格包括房价，都不是好政策，因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坏的政策总是在泛滥？我想大致两个原因，一个是基于无知或者坏知识的政策，比如计划经济的政策，我们追求计划经济的目标很高尚，但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一个经济究竟怎么运作。这个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政治家、政府官员通常不太喜欢经济学，我指的是真正的经济学。第二个坏的政策是基于利益的坏政策，也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导致的坏政策。企业它的问题出在哪？问题是按照市场的规则你追求个人利益但是必须要为别人创造价值。我讲的利益的坏政策就是这些政策导致的后果不是为别人创造价值获得收益，而是通过把别人的收入拿到自己的手里，所以是坏政策。现实中我们知道基于无知和利益的政策是互补关系的，很多情况下既得利益总是批着很强的理论外衣。举个例子包括计划生育，我们现在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难？一个是担心中国人口多了怎么办，再一个计划生育队伍本身是既得利益。

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的理论，现在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中国现在“十二五”制定的理论依据很多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式。政府花的钱越多GDP增加的越快，我们本来创造GDP为了消费，但是现在为了GDP而创造消费。投资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我们现在是为了增加需求。贸易本来是为了提高全世界的幸福水平，使得大家在更好的分工下所有国家都得到好处，现在贸易变成了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提高GDP，所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在这里找到了理论依据。

我们看一下利益驱动在哪？首先我们看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两个原因，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政府大把的花钱，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的目标，因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大家知道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现在只考虑这一届政府的利益，所以凯恩斯主义为他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企业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很多企业家自己犯了错以后他不愿意忍受痛快，希望政府多发票子。刘主席放出信贷，企业家一定喜欢。经济学家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普通大众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普通大众不喜欢市场不喜欢竞争，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市场是失败的，所以有人来帮助他们纠正市场的失败。

由此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未来，未来我们看十年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理念，因为我们政策是根据理念制定的，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我们的未来就会很好，否则像前两年或者目前的情况，我们对市场越来越多怀疑，对企业家精神越来越多的不信任，那么我们前途不会好。或者简单的说我们能不能靠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知道改革前十年，八十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就是我们相信了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出自各个部门自我利益的保护而制定的政策。那么如果这个情况不能得到扭转，那么未来我们不能太乐观，为什么？大家看一下既得利益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很多既得利益一般都打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衣，既得利益可以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很深的基础，我们一打着民族主义的基础，我们理念就不需要了，其实背后掩盖起来的是利益。这样我们很多老百姓就变成既得利益者的人质。真理由此就变得非常脆弱。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机会讲亚当斯密的话，其实亚当斯密讲的非常好。我刚才讲八十年代我们很多有理念的干部，但是那时候比赛谁在干事儿。但是现在比赛谁在不干事儿，因为越不干事儿越安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我们未来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机出现之后才会发生，当然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也许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