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云与张维迎论战看经济与企业管理

第一篇：从马云与张维迎论战看经济与企业管理

从马云与张维迎论战看经济与企业管理

论题1：关于企业家和经济学家

假如企业家要去听经济学家，这些企业家一半已经死掉了。中国真正优秀的经济学家没有多少，我的看法，经济学家首先是个数学家，他对数学的模式很有兴趣；其次，经济学家对昨天的数据有兴趣，而企业家是对未来有兴趣，所以你让一个对昨天有兴趣的人去判断未来，这是悲哀。——马云

如果一个企业家因为听经济学家的话死掉了，那说明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预测未来，无论听谁的话，真正的企业家都必须有自己的判断。——张维迎

论题2：关于商学院对人才培养

这么多年来，十大经济人物评了很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从像您这样的MBA或者EMBA的学校里教出来的? ——马云

有没有商学院，中国的企业肯定和今天不一样，中国的经济也肯定和今天不一样。刚刚获奖的李宁就是在光华读过EMBA的学生，而李宁公司过去几年的成长都与其在光华的学习分不开。——张维迎

学校和企业的关系实质就是理论与实践。学校教授知识，企业创造实践；知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对于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来说，知识更为贴近企业实践，因此，对知识的重视程度日益显得重要。从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来看，就像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讲的，企业的成长经历了：“胆子”、“路子”和“脑子”三个阶段。纵观现在的企业可以发现，如果说十来年前，经营管理的知识在企业管理中还是比较新鲜稀奇的话，今天的大部分中高层企业管理人员，其经营管理知识水平的提升之快令人惊讶。企业要做大，现在包括以后，越来越多的要向书本要知识，向学校学理论，方能更好的把握经济发展大势，避免“误打误撞”产生的重大风险。

经济学研究的范围非常大，令人无法一言概之。从宏观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经济学领域的细分程度已经让出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家也变得不可能，哪一位经济学家都不敢称自己在这所有的经济学细分领域中

全部称霸。所以，不同经济学家的不同专业意见对企业的发展提供不同的坐标和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个别经济学家面对利益的诱惑使专业理论成为个人牟利的工具，或为博得眼球而语不惊人死不休，或有形形色色的背后影子的影响，这都不可避免的造成大众对经济学家的印象的失分，以至于变为“砖家”。从企业来讲，现在已经很难有哪一家企业不去关心经济大势，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收到经济学家的理论影响，要说不受现在的经济学家的羁绊尚有可能，但又不可避免的“成为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凯恩斯语）。可见，经济理论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之深！这从各个企业家，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培养接班人和团队，都无一例外的送到商学院去深造，就可见一斑。

诚然，商学院不能培养出企业家等人才来，就像文学院不能培养出文学家来是一样的。企业家需要具备天赋或一定的基因，并且需要具备一定的机遇、环境等条件，方可能成长为企业家。而企业中的各级管理人才，要说是没有接受过直接或间接的经济管理知识的培训，不能说没有，但现在肯定不是多数，并且以后肯定越来越少。在这方面，学院和企业，对于理论和实践，或是技能与人才，或许是个悖论，但实质是一脉相承的。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技能可以学习，人才需要培养”。

博客原文：http://blog.sina.com.cn/u/3037289801

第二篇：从企业管理看人治与法制

在以往的华人社会，家族企业通常是“任人唯亲”，家长式管治，目标是将家族事业代代相传；综观国家政治方面，亦自古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圣贤明君身上。由此可窥见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治”观念根深柢固。

随着世界经济大同，东方传统与西方理念正面交锋，中国人希望藉提高道德修养带来廉洁善政，管治以人为本，法中有情；西方社会则对人性比较悲观，首先假设人是自私及损人利己的，故以法制衡，违法必究。孰优孰劣？各执一词。

但观乎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腾飞，道德观念却每况愈下，道德重整又谈何容易，相信法治精神将越来越受重视。曾经盛极一时的“科龙”企业1993年已在香港上市，其创业老总潘宁谈及香港与内地经营环境差别时说：“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时间可用于市场和业务，回到内地，你非应酬不可”，一言道破中国“人治”状况对经济发展的掣肘，同时更证明香港健全法制之可贵。

“法治”在辞渊中解释为：“以法律为治国依据，如立宪制度称法治，对人治言。”中国近代史上虽多次立宪，但法治观念仍未深入人心，值得中国人反省深思。

在企业管治中，习惯“人治”的中国企业常常碍于人情，难以赏罚分明，发生过失亦不愿承担，不敢面对现实，甚至拖延隐瞒，导致恶化。反观西方企业作风现实，一旦发现对公司不利，大刀阔斧解决，看似毫无人情味，实乃企业生存之道，正如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物竞天择”、“汰弱留强”，看似残忍，实质上却有效推动了社会进步。

近代社会发展惊人，各行各业对人才的专业要求越来越高，家族公司若想跟上时代潮流，必须在体制上确立 “法治”而非“人治”，才能吸引优秀人才为公司效力，以现代化管理模式，确保公司屹立不倒。李嘉诚先生能成为华人首富绝非侥幸，端赖其高瞻远瞩，以高薪广聘专才，知人善任，集中外管理模式之优点，建立优秀的人才团队，使家族公司成功迈向国际知名大企业。

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营商中的人脉关系固然重要，但终将会被专业知识所取代，希望法治能在中国早日实现。

第三篇：信息与信用(上) (张维迎)

2002年6月25日 信息与信用（上）（张维迎）

主讲人简介张维迎教授

1、学习工作简历及科研经历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西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年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88年牛津大学进修；1992年牛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牛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8月-1997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教授；1997年9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1998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1999年开始任学院副院长。

2、学术及社会兼职：兼任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的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及国家体改委企业改革咨询委员，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科专家评审组委员。

3、近年来国外访问讲学经历：1996年4月-6月，1997年2月-7月，1998年6月-9月，香港城市大学讲学；1997年12月，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一周；1998年2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两周；1998年12月，韩国国立汉城大学讲学；

4、获得荣誉：1990年-1993年，世界银行奖学金（三年）；1992年-1994年，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奖学金（二年）；1992年-1994年，伦敦经济学院Lionel Robbins 纪念奖学金（面向全英大学的最高奖学金，每次仅授一名；二年）；1992年，牛津大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the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1997年，《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获得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特等奖（仅一名）；1998年，《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获得国家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信息与信用（上）

信用是社会交换的基本问题，社会作为组织最基本的特征是交换，交换的进行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信任又与当事人的信用有关。人的一生都处在信任的关系当中。以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为例，父母是债权人，子女是债务人，不孝之子就是破坏了信任关系的子女。日常生活中的礼尚往来也是如此。在一个商业社会当中信用更是无所不在，几乎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都会涉及到信用问题。

所谓信用是指能够被有限接受的一种交换的中介。信用是由于交换才出现，在你发出信用的时候，交换并没有结束，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信用还要被收回。

信用的核心主要是信息问题，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就不会存在不讲信用的问题，如果信息不充分，欺骗行为不能被观察到，信用就可能成为大问题。现代社会识别别人很难，那么我们如何比较容易地对别人做出区分，重要的一点是组织，包括宗教团体、非正式中介还有企业；第二就是赢利性的信息提供商；第三是政府和新闻媒体，这些机构在社会上的信用特别重要，尤其是前两类。那么加入一个团体就可以获得信用，这里任何个人做了违背信用的事都会对整个群体的信用有损害，这样就是群体有积极性去惩罚这样的人，因而这种信用才能维持下来，这也是组织的很重要的功能。

对于企业来说，名号和品牌的重要性就在于，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品牌是可信的，一旦其中有人骗人了，大家就会说这个品牌骗人了，这样就很容易了，个人的信息就不那么重要了，成了企业内部的问题。所以在现代社会保护品牌非常重要，否则这个社会就没有信用。在中国，信用的建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西方国家里信息在信用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有人有积极性关心企业的信用，也就是知识产权的问题，需要所有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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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张维迎：好政策与坏政策

张维迎：中国坏政策泛滥缘于政府官员无知和自私

“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于2011年2月15日-17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下面是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年会上的演讲。

张维迎：我要讲的题目是“好政策与坏政策”。刘主席是制定政策的，我绝对不是针对刘主席，因为刘主席制定的政策大部分是好政策，但是现实中确实有很多坏政策。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个政策，如果一个政策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是效果总是不好的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标准评判。

在这方面我想我们普通人跟经济学家之间可能有很多的分歧。普通人，我们评价政策是基于政策的目标，也就是目的是善的还是恶的，比如说我们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说是好的，要普遍提高工资，大家说好，我们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大家会说好政策，要增加就业机会也是好政策，提高全民社会福利也是好政策，保护弱势群体也是好政策，控制物价、房价都是好政策。那经济学家怎么评价政策？经济学家评价政策时，首先我们承认政策的社会价值本身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它唯一的发言权跟普通人一样，就是作为一个单个的人。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策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我们说一个政策是坏的，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喜欢这个政策的结果，而是它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比如说最低工资和限制雇工自由的政策，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政策不好，因为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失业，其实是对年轻人的最不利。我们说高税收政策不好，是因为抑制了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阻碍了经济发展。我们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美国、中国，过去两年用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不好，是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最后一定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我们说计划经济不好不是说目标不善，而是说它根本不具有可行性。经济学评价政策的第二个标准是什么，我达到同样的目标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比如说北京市控制汽车为例现在用摇号。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三个标准，企业家的决策一定基于对消费者的支付决策的预期，这样来看我们说政府搞的产业政策比如说不好，为什么？因为不是鼓励企业家怎么理解消费者，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来制定投资，而是鼓励企业家根据政府的偏好来决定投资，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为什么政策的目标非常善良，但是政策结果很不理想而且不一致，而且用经济学的话来讲，是不满足激励，因为社会当中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己的信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都在利用政策，而不是在执行政策，而很多的政策制定者是被动的，只要是这个就会按他的意图去做。我们以最低工资为例，最低工资想保护低收入的劳动者，但是企业可以执行最低工资但是仍然可以减少雇员，就是并不能强制我雇多少人，我原来可能雇一千人现在只能雇五百人，实际上是损害了最低收入阶层，总的结果是自由放任的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事权政策应该是最好的政策。

我举个例子，任何一个政策如果限制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因为经济的增长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如果政策对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行抑制一定不是好政策。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特别是不允许自由进入，那么它也不是一个好政策。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讲的思想逻辑，我们每个人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但是前提是有竞争，如果没有竞争你自己幸福就不需要别人幸福。竞争对思想逻辑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竞争。所以国有企业，大量的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耗费价值，所以赚的很多利润是来自财政的补贴，或者经济上讲的消费者剩余。

我们诱导企业家寻租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产业政策我们要多谈一点，我们很多人包括美国人、海外的人都羡慕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中国产业政策成功并不多，产业政策前提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明白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个假设完全不成立。产业政策经常变成了寻租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利用产业政策分配资金，企业家怎么跟政府搞好关系，怎么编制可行的方案然后获得政府的补贴。任何增加政府控制能力的政策，包括财政的能力、资源的能力、土地能力等等，其实都不是好的政策，我们用行政的手段控制价格包括房价，都不是好政策，因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坏的政策总是在泛滥？我想大致两个原因，一个是基于无知或者坏知识的政策，比如计划经济的政策，我们追求计划经济的目标很高尚，但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一个经济究竟怎么运作。这个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政治家、政府官员通常不太喜欢经济学，我指的是真正的经济学。第二个坏的政策是基于利益的坏政策，也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导致的坏政策。企业它的问题出在哪？问题是按照市场的规则你追求个人利益但是必须要为别人创造价值。我讲的利益的坏政策就是这些政策导致的后果不是为别人创造价值获得收益，而是通过把别人的收入拿到自己的手里，所以是坏政策。现实中我们知道基于无知和利益的政策是互补关系的，很多情况下既得利益总是批着很强的理论外衣。举个例子包括计划生育，我们现在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难？一个是担心中国人口多了怎么办，再一个计划生育队伍本身是既得利益。

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的理论，现在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中国现在“十二五”制定的理论依据很多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式。政府花的钱越多GDP增加的越快，我们本来创造GDP为了消费，但是现在为了GDP而创造消费。投资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我们现在是为了增加需求。贸易本来是为了提高全世界的幸福水平，使得大家在更好的分工下所有国家都得到好处，现在贸易变成了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提高GDP，所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在这里找到了理论依据。

我们看一下利益驱动在哪？首先我们看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两个原因，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政府大把的花钱，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的目标，因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大家知道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现在只考虑这一届政府的利益，所以凯恩斯主义为他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企业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很多企业家自己犯了错以后他不愿意忍受痛快，希望政府多发票子。刘主席放出信贷，企业家一定喜欢。经济学家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普通大众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普通大众不喜欢市场不喜欢竞争，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市场是失败的，所以有人来帮助他们纠正市场的失败。

由此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未来，未来我们看十年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理念，因为我们政策是根据理念制定的，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我们的未来就会很好，否则像前两年或者目前的情况，我们对市场越来越多怀疑，对企业家精神越来越多的不信任，那么我们前途不会好。或者简单的说我们能不能靠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知道改革前十年，八十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就是我们相信了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出自各个部门自我利益的保护而制定的政策。那么如果这个情况不能得到扭转，那么未来我们不能太乐观，为什么？大家看一下既得利益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很多既得利益一般都打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衣，既得利益可以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很深的基础，我们一打着民族主义的基础，我们理念就不需要了，其实背后掩盖起来的是利益。这样我们很多老百姓就变成既得利益者的人质。真理由此就变得非常脆弱。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机会讲亚当斯密的话，其实亚当斯密讲的非常好。我刚才讲八十年代我们很多有理念的干部，但是那时候比赛谁在干事儿。但是现在比赛谁在不干事儿，因为越不干事儿越安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我们未来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机出现之后才会发生，当然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也许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

谢谢大家！

第五篇：从马云看创业者素质

从马云看创业者素质

——08计统 张琪 15420082201861

在中国，有一位像比尔·盖茨似的人物，他是《福布斯》创刊50多年来成为封面人物的首位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担任阿里巴巴的主席及CEO，软银、雅虎中国等诸多知名公司的董事。他的长相极有特色，语录也在年轻人中广为流传。他是英语科班出身，却从事着相隔甚远的电子商务行业，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创业成功者。这个传奇人物在中国有着响亮的名字——马云。我认为，从马云身上，能够看出一下几点创业者应当具备的素质。创业意识——马云1988年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任英文及国际贸易讲师，并在那里一待就是七年。他的创业意识应该是很早就萌发出来了，他自己曾说，在任教期间，深圳开发、海南开发等很多机会摆在眼前，却因为对母校校长的一个五年承诺一直未能实现创业。我认为，这种对承诺的坚守正是一个人诚信的表现，这在他的创业过程中必然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知识结构——马云本科及硕士的专业都是外语，可以说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在语言、翻译方面。这或许也是他1992年第一次创业，就选择成立海博翻译社的缘故。1995年，马云作为翻译首次访问美国，参观了西雅图一个朋友的网络公司，亲眼见识了互联网的神奇，并且首次接触到了因特网。回国后，马云开设了制作主页的公司“海博网路”。后来，他又创办了“中国黄页”。1999年，创办了阿里巴巴网站，开始了他的电子商务之旅。电子计算机、网络，这些虽然都与马云的外语专业相隔甚远，但不得不说，是马云的外语技能为他打开了一扇与世界沟通的大门。倘若不是他优秀的翻译才华，也不会有这一段经历，更不会有他日后的广阔天地。当然，互联网并非马云所长，也是他创业过程中的一大知识缺憾，所幸的是，马云善于运用他的管理才华，去聘用擅长互联网的人才，来弥补这个缺憾。能力结构——前面说过，马云曾因为遵守承诺而放弃了很多机会，这是诚信的最好表现，这也是创业者甚至所有企业家最重要的品质。马云不喜欢把自己称之为商人，因为商人往往是重利轻义的代名词，而企业家则更多地体现了一个创业者的综合素质和品德。马云没有把钱当作唯一的追求，他认为事业好了钱自然会来，所以他始终追求的是事业上的成功。马云年少时很有正义感，曾经被电视台录过节目，拥有一大群重感情的朋友，这些都为他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阿里巴巴曾经遭遇过SARS危机，他在第一时间保持了镇定，将员工的健康摆在第一位，并让员工在保障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在家中继续进行网站的运作工作。危机公关、与媒体交涉等等应急做法，考验出了马云的智慧，更让阿里巴巴的员工团体更加坚强凝聚。马云对B2B业务等专业知识不甚了解，但是他却能良好地运作如此庞大的互联网公司，其秘诀就在于作为管理者的用人智慧。他说，外行可以领到内行，但是要尊重内行。领导者要有胸怀、眼光和实力。其中胸怀就是能广纳贤才、善用人才，永远相信下面的人比自己强，永远把自己只当做水泥，用来聚集这些人才，让他们的才华得到充分地施展。马云对待下属，既从不挖人，也从不留人。这是对员工充分地信任、给予自由，不施以诱惑，不强迫，这样才能营造出自由平等的工作氛围。

企业家的责任——马云成功后，在承担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方面做得也是备受赞赏。他时常到世界各地的大学去演讲，讲述他自己的创业经历和领悟，激励全世界的青年人去创造自己的梦想。他常说：“如果我马云能够创业成功，那么我相信中国80%的年轻人都能创业成功。” 2008年10月31日，阿里巴巴有限公司和杭州师范大学合作共建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马云任董事会董事长，这是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为中国有梦想的青年人赠送的一个礼物。马云的语录被年轻人广泛追捧，就是因为他的传奇经历、他的精神力量，全都感染着涌动着创业激情的年轻人，指引着他们向成功的方向，勇敢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