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孟浩然诗歌风格的比较

第一篇：杜甫、孟浩然诗歌风格的比较

论文 关键词：杜甫 孟浩然

政治 入仕 诗歌

论文摘要：杜甫、孟浩然同是盛唐时期的两位著名的诗人，由于相似的不幸的人生经历，具有极其相似的诗歌风格，是满怀豪情的盛唐颂歌，是政治理想与心胸抱负的抒怀，是对仕途失意的失落与对社会的批判的表达，是游赏遣兴与闲适的生活的再现，是真挚的乡情、友情、亲情等真性情的流露，是隐居生活的闲适与闲适当中透露出来的壮志难酬的情怀的抒发，是浓郁的羁旅愁情的表白，是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交织的悲哀，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主导下的不同抉择的倾情陈述。但是，同中有异，表现为：杜甫的名门，孟浩然的清贫；杜甫的真情，孟浩然的狭义；杜甫的现实的深刻揭露，孟浩然的超脱现实的清静无为；杜甫的忧国忧民的真情流露，孟浩然的感慨身世的壮志未酬；杜甫的心中有国民的集体主义情怀而产生入仕与归隐的矛盾，孟浩然的出生贫贱，担忧物质基础的个人主义情怀而产生入仕与归隐的矛盾；杜甫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浩然以道家思想为主导。

一、不幸的人生经历

1.首先杜甫、孟浩然出生就不同，杜甫出生官宦而孟浩然出生贫寒，杜甫远祖是名将，祖父又是初唐诗人，可谓是书香门第，杜甫从小就有延续“家族兴旺”的责任感，孟浩然终身布衣，经历以隐逸和漫游为主，他的目标不是延续“家族兴旺”，而是振兴家庭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

2.杜甫的时代是712年—770年，是横跨“安史之乱”的，他一生的奔波相当艰辛，不仅屡次落第而归，而且还要东奔西走，到处逃难奔波，在他的一生中，对社会的现实的认识极其深刻，充满批判，但批判之中又由“恨”转“爱”，其“忧国忧民”的情思贯穿整个时代，绵绵不绝。孟浩然没有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浩劫，他的一生没有杜甫那样的大起大落和惊心动魄，却和杜甫一样有着不幸的仕途经历，都为着心中的理想而不停奋斗，但始终落得怀才不遇的境地。这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而是盛世背后的黑暗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在黑暗的官场面前，他们选择了逃避，选择了归隐，但由于主客观的不同处境，入仕与归隐的内心矛盾又冲击着他们，使他们意欲超然却无法忘怀，壮志未酬之志跃然诗中，充满了阵阵愁情。阵阵愁情加速了他们的衰老和病情，孟浩然之死：“时新病起，相见甚欢，浪情宴谑，食鲜动疾而终”①杜甫之死：病死于舟中，他的绝命诗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二、满怀豪情的盛唐颂歌

1.杜甫与孟浩然在初期兼有满怀豪情的盛唐诗歌。杜甫有《饮中八仙歌》，其对才俊之士充满了景仰，特别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者的豪放不羁，才俊的显赫才气，显示出盛唐气象。孟浩然的《登安阳城楼》写江城春日才子群公的闲情逸致、城郭绿洲的开阔景致、美丽动人的神话色彩，三者融为一体，尽显盛唐之音。

2.不过，孟浩然的诗歌当中除了描写盛唐气象的豪迈情怀之外，还有杜甫诗歌中所没有的侠义精神，孟浩然的《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有“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展示了少年任侠的作风，创造了生动鲜明的洛阳游侠形象。

三、政治理想与心胸抱负

1.杜甫、孟浩然在出生盛唐的时代背景之下，都充满了心胸抱负和入仕的欲望，富有远大的政治理想。虽然他们一再的落地而归，但心中的信念让他们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理想跃然诗中，充满豪情。杜甫的《望岳》是最能体现他远大理想和心胸抱负的诗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将全诗推向高潮，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势，充满了傲视群雄，自命不凡的高度自信精神。

2.与杜甫的《望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前四句写洞庭湖浩渺宏阔、涵容天地、巨浪排空，景象雄壮，气势磅礴。“蒸”字、“撼”字富有强烈的夸张色彩，景中注入远大抱负和胸襟，后四句表达希求汲引之意，自然 含蓄态度中肯。

四、仕途失意的失落与对社会的批判

1.杜甫、孟浩然都是空有一身抱负却落得两手空空，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艰难的入仕之路和百般无奈的落第而归，使他们开始对当权者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开始对仕途产生怀疑，进而进行了大胆地揭露和批判。

2.杜甫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到《乐游园歌》，再到《丽人行》，其批判的力量也在加强，反抗的情绪也在升温。《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最含蓄的批判，它的主旨也只是入仕的迫切心情，但从“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可以看出杜甫的愤愤不平之情，《乐游园歌》写出了歌舞升平中感受到的深刻的社会危机，而《丽人行》则直面得讽刺了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和奢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通过劝人回避来反衬出杨家的不可一世。

3.孟浩然从《田园作》到《京还留别新丰诸友》，再到《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其批判的力度也在加强，反抗的情绪也在升温。《田园作》也只是入仕的迫切心情，但诗中也开始感叹朝端无亲故，揭露当时朝廷用人唯亲的腐败现实，到《京还留别新丰诸友》开始怀疑入仕济世的人生道路，再到《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的与黑暗腐败官场决绝的态度。4.孟浩然的态度很明确，要与官场决绝，所以他选择归隐，而杜甫不会也不愿意决绝，他要继续争取为国效力。但我们知道，不管是杜甫还是孟浩然，他们实际上都不会愿意决绝的。他们的入仕与归隐的矛盾至始至终没有调和。杜甫的批判直指唐王朝，揭露封建制度本身的黑暗，揭露王公贵族的荒淫的奢侈并暗示它所潜伏的危机。孟浩然虽然也直接批判当时朝廷的腐败，但更多是针对它用人唯亲政策上面的腐败，并不像杜甫那样全面揭露，可以说，杜甫的批判和揭露是深层次的，并且随着他深入社会现实的了解而更加深刻地揭露出来，孟浩然的批判和揭露是浅层次的，他却没有像杜甫那样去了解社会现实，他主张的是超脱现实、清静无为这一点是不同的。

五、游赏遣兴与闲适的生活

杜甫、孟浩然，在早年都有着对美好生活得向往和享受，不论是野外郊游还是与友人同饮，都充满了欢快的情调。孟浩然的《游凤林寺西岭》和杜甫的《题张氏隐居二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壶酒朋情洽，琴歌野兴闲。莫愁归路暝，招月伴人还。”和“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都写出了同友人畅饮至深夜而归的欢快心情。

六、真挚的乡情、友情、亲情，富有真性情

1.杜甫和孟浩然都是性情中人，都极富真性情，他们的诗歌当中充满了乡情、友情和亲情。杜甫的诗歌以友情为主，抒发对友人的思念和同情，《春日忆李白》写出了对李白的怀念之情，表达了杜甫与李白之间的深厚友谊，《天末怀李白》则写李白被流放而抒发的不平，表达了对奸佞小人、社会现实的愤慨以及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和思念之情。杜甫的乡情、亲情诗以《月夜》为代表，诗人借月抒情，深刻表现对亲人的思念，揭示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2.孟浩然的乡情、友情、亲情诗就更多了，有对妻子思念的乡情、亲情、同时也是爱情诗的《他乡七夕》，而爱情诗恰恰是杜甫所没有的。也有怀念友人的友情诗，以《秋登万山寄张五》为例，和杜甫的《天末怀李白》相似的是孟浩然的《送袁十岭南寻弟》，表达了对友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怀念，读来感人肺腑。

3.孟浩然的真性情诗是很多，但是，却没有杜甫的同情士卒的百姓的诗歌，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其诗歌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是孟浩然所缺少的情感。

七、隐居生活得闲适与闲适当中透露出来的壮志难酬的情怀

1.仕途的失意和黑暗腐败的唐王朝使杜甫、孟浩然对仕途产生了怀疑，从而选择了逃避现实，超脱现实，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孟浩然的隐逸诗很多，大多反映出隐居生活的闲适，有《北涧浮舟》，全篇洋溢着诗人赞美襄阳山水、乐在故乡隐居的思想感情，还有《过故人庄》中的浓郁的乡村风味和淳真的人情美，杜甫的隐逸诗开始于760年成都草堂落成后，杜甫弃官华州，寓居成都草堂，开始了短暂的隐居生活，这一时期生活相对安定，诗人心情相对愉悦。以《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为代表，“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通过写自由自在的戏蝶舞和娇莺啼，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生活图景，传达出轻松愉快的隐逸之情。2.但是，不论杜甫还是孟浩然，他们在隐居生活的闲适中却仍然没有忘掉自己的政治抱负，始终有着壮志未酬的情怀。杜甫的《野望》写诗人寄野望而抒其家国之恨，感叹自己不能为国效劳。“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这两句言诗人感时而思报国，读来感人肺腑。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辛大》写夏夜水亭纳凉和对友人的怀念。前四句写诗人隐居生活得闲适之趣，后四句在怀友中流露出他的孤独与寂寞，特别是“恨无知音赏”暗示壮志难酬的悲哀。

第二篇：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比较

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比较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中国文学史》）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中国文学史》)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

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 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音韵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

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李白与杜甫诗歌风格的比较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李白和杜甫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的历史，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朝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感情热烈，气势宏大，想像丰富，语言清新，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比如，蜀道雄奇险峻，难以表述，李白却能以变幻莫测的笔法，在《蜀道难》中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用“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神话传说，写出了历史上蜀道不可逾越之险阻；写黄鹤不得飞过、猿猱愁于攀援，映衬出人在其上行走难上加难；摹写神情、动作（“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险危之状如在眼前；借景抒情(“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使人闻声失色，烘托了蜀道之难；运用夸张（“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极言山峰之高，绝壁之险，渲染了惊险的气氛。李白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的又是积极入世的。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的追求是执着的。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终身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和格律严谨、情感内敛、沉郁顿挫、充满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兵车行》为历代所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艺术上寓情于叙事，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诗体上，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言七绝，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

第三篇：浅论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推荐）

浅论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

——沉郁顿挫

一、杜甫的身世及其坎坷的人生境遇

唐王朝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昌盛的朝代，在经历过几百年风光华丽后，终于在风雨飘摇中，渐趋步入沉堙没落的局面，也许时势会呼唤和造就英才，在那么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便涌现出了一个心怀祖国，关心民生疾苦，有着远大理想抱负而又命运坎坷的伟大诗人——杜甫。杜甫用他那敏锐的眼光，从特定的视觉角度关注国家命运、人民命运和社会命运，用他那无限的热情和悲悯的情怀以及饱含深情的细腻笔触描写出一幅幅壮阔而又深沉的社会生活画卷。终其一生，杜甫能紧扣生活急速变化的时代脉搏，以其坎坷的人生阅历，高度精湛的诗艺技巧，系满腔热情于国于民，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诗歌思想内容，凝重深沉的感情境界，百转千回的表达方式，谨严铿锵的格律音韵于一炉的“沉郁顿挫”的鲜明艺术风格，既而登上了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颠峰，并成为世人尊崇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诗圣。

杜甫从小出身于儒学世家，有着深厚的儒学正统教养，少时他便接受了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思想，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上早早地就萌生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念想，但现实与理想往往差距很大，残酷的社会现实，最终无情地揉碎了他的人生梦想。天宝六载的考试，在奸相李林甫的全权操纵下，最终以“野无遗贤”为名拉上了可耻的帷幕。时代埋没了一个从小便致力于为国为民服务的圣贤君子，致使满怀远大抱负的杜甫蒙羞受辱，落拓于长安，并从此过上了极其困顿的潦倒生活。可正所谓祸不单行吧！几年后“安史之乱”爆发，诗人颠沛流离，饱经乱离之苦，险贼长安，亲眼目睹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亡国景象，深深地体味到了沧海桑田的巨变给人民心灵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从此，诗人转徒流宕，漂泊西南，终于穷愁客死于他乡。

杜甫虽是一介布衣，但却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和社会的最前沿，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关注人民的生存状态，并满含血泪地去歌吟社会、颂唱人生。从他那流淌的文字，我们可以感知到一个时代的苦难，也能触摸到一个本应儒弱者的良知和勇气。

二、沉郁顿挫这一风格的基本确立及其特征 “沉郁顿挫”是杜甫对自己创作主导风格的一种描述，其《进雕贼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是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尔后，当他经历了战争离乱，饱尝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在诗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沧情怀。于是，他的诗歌创作日趋成熟，至此，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用“沉郁顿挫”几字来概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沉郁顿挫”表面上是情感的深沉郁结，主要表现为节奏的抑扬起伏和盘曲转折，但它不光涉及诗歌的外在结构，还涉及到诗歌的内部结构，且其内部结构沉重的充实感，以及外在结构上有控制的骚动感和弹性。其中，“沉郁”是指文章思想内容和内涵的深沉蕴藉，“顿挫”是指声调抑扬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闷忧郁的意思，是指作者情感的郁结，借助一种欲言又止，然不言不吐不快的有节奏、有韵律的表达方式加以渲泄和吐露，从而有了杜诗忧愤深广，潜气内转，抑扬顿挫和格律严谨的特点。

三、“沉郁顿挫”这一风格在杜诗中的具体表现

1、情感内容方面的表现：（1）、广阔而深入地描写了苦难的社会生活

杜甫出身世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儒学世家，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正统的儒学家教，从小便教化和儒染了他稚嫩的心灵，让杜甫的心田中扎根下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优秀品质，他怀着悲愤沉重的心情，用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描绘出了当时那个动荡不安、万方多难的社会生活现状。

“安史之乱”爆发，给原本根基动荡的唐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也给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无比巨大的灾难。诗人站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高度，心怀关心民生疾苦的民本思想，为国家和人民痛心，他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注着社会的变化，并用沉重的心情，记录了这一社会灾难。

《三吏》、《三别》是这期间一组最具代表性的反映唐代内乱真实情况的乐府诗。据历史史料记载，乾元二年，唐军九节度使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由于肃宗对郭子仪用兵心存戒虑，未设统一指挥，致使唐军群龙无首，从而导致邺城之战以唐军大败而结束。杜诗中有诗句：“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军，南奔襄阳，诸节度使各自溃归本镇，士兵所过之处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便记录了当时这一历史事件。但真实情况远不止与此，事实上，由于邺城兵败，唐军兵力锐减，必须迅速补充兵员，于是，肃宗使开始了毫无节制和章法的征兵活动。于是士卒和官兵到处抓丁拿人，无论男女老幼，但凡有用得上的人便成了应征的对象，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完全笼罩在阴云密布之中，百姓日夜闭门，足不敢出户，人心惶惶，整个社会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扰民害民现象。而这时的杜甫，刚好由洛阳回华州住所，耳闻目睹了邺城惨败后，人民落难的痛苦情状。因而，他用高度提炼的手法，十分概括地反映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这组诗歌有写地方官吏点征中男的《新安吏》，有写妇人深夜被抓的《石壕吏》，有写新婚男子被抓的《新婚别》，有写老者投戎从军又无奈激昂情怀的《垂老别》，有写第二次被征入伍的士卒可悲、凄凉身世的《无家别》。可以这么说，杜甫是从多方位、多角度地，广阔而深入地反映了战争的灾难，朴实而悲痛的语言中传达着那个**年代的时代悲剧。在平凡朴实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史诗般的力量。

（2）、入情入理地描写了深刻的人生体验 同许多有志之士一样，在青春年少时期，杜甫曾有过 鲲鹏展翅般远大的社会理想。他想跻身官场，用自己的人生，用自己毕生的才华，服务于那个让他为之振奋和骄傲的时代。但现实给他当头一棒，由于当时权奸当道，忌能妒贤，排斥能者，帝王又昏庸无道，不识贤良，以致于他空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能识，却为社会所不容，致使英雄折腰，虎落平原遭犬欺。在多苦多难的五味人生中，杜甫体味到了太多太多的人间辛酸。

困居长安是杜甫最屈辱的时期。由于奸相李林甫主持了那场滑稽而又丑态的考试，杜甫被排斥在贤者之外，开始了他悲苦坎坷的生活。他在贫苦落魄中失望，在失望中倾诉了自己屈辱而又无奈的生活：“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和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书左丞相二十二韵》）空有一身才学的诗人，在偌大一个京城却找不到一个安生之处，而只能低三下四，毫无人格尊严地追随那些有钱有势者的身后，受尽他们的嘲笑和冷落，将人世间最难以下咽的悲凉、辛酸并同无声息的泪水吞入郁闷的腹中。这既是诗人对自我委曲求全生活的写照，也是对唐王朝压抑人才、抛弃人才的血泪控诉。旅食京华的生活让杜甫真正地了解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也让他真正看透了上层社会的势力，他在《贫交行》写道：“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太多的冷遇让诗人深深地理解了世间的人情冷暖，他的心为之而流血，他多么希望现实中有“管鲍交”的现象再生再现，贫不相弃，富而相携。然而，当时的社会，世风日下，世人将这一淳朴的风气弃之如敝履！那种冷酷的社会现象多么地令诗人心痛啊！

诗人的一生，也是彻头彻尾地受尽了贫穷的折磨，受尽了战乱给自己带来的生离死别的痛苦，在《自京赴奉先县咏五百字》中，诗人写到自己家境贫寒，以至于幼子饿死的惨状：“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嚎啕，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犹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至夭折。”诗人冒着风雪回家想与家人团聚，用那其乐融融的气氛温暖那冰冷已久的内心。没想到，一到家，刚进家门，目睹的第一幕便是爱子夭折。诗人欲哭无泪，欲嚎无声，体味到了在当时社会中为人父母的艰难。

（3）、诚挚由衷地抒发了对国家、人民的热爱。杜甫是儒家学士中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天生就具有文人士大夫应该具备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对国家对人民，他有宽广而仁慈的胸怀。在他的诗歌中，全身心地，诚挚由衷地表达了他对国家对人民的真情至爱。他为唐王朝拥有开元盛世而欢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他为国破山河碎而伤悲：“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当唐王朝军队失利时，他万分痛心：“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对雪》）而当他闻听唐王朝军队胜利收复失地时，他也欢欣鼓舞：“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关头，他还登上岳阳楼，依然惆怅悲歌：“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他热爱人民，经常推已及人，为人民的生命忧叹，真切地反映出一种时代加在无辜者身上的人生悲剧，其诗歌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凉气氛。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生常免租税，各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因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戌卒。”诗人设身处地地为人民着想，自己是免租税，免兵役的人家，日子都过得如此悲苦，那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有多么艰难呢？其情形可想而知，真是忧比天高，推已及人，忧已更忧人。这是文人墨客何等宽广的胸襟和对人民何等博大深厚的热爱。

2、诗歌体制方面的表现（1）、情感节奏抑扬顿挫

杜甫有个快乐、天真而无比幸福的童年时代；青年时期颇有几个傲气，裘马轻狂；可步入中年之后，生活上的不顺心，人生事业上的挫折，让这位原本心高气傲的诗人变得沉郁起来，残酷的现实，挫败了他仁途进取的锐气，生活上的重负磨平了他锋芒并露的棱角，生活中的他能拾起的更多是无穷的伤感和无尽来的失落；临近晚年其作品更是充满感伤的情绪。可他是一个极具骨气的人，郁结在心中的烦闷，沉郁于心头的悲慨涌至口边，将要一吐为快时，往往他又强忍咽了回去，如此回环往复，使情感受的流程变得深沉浑厚起来，流露于笔端的情感是抑扬顿挫的，往往给人一种波澜老成的感觉。试看其《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东口流眼诞。恨不移封向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怀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诗题以“八”字牵合着不同形态的盛唐酒仙，形成一组生机荡漾，意志淋漓和各具千秋的群雕相，各有身份，各具形态，各具风采。诗中八人的篇幅参差有致，似乎疏散不拘格式，实则于自由挥洒处别具匠心。酒的因素不仅渗透于人物的醉态描幕中，而且别具一格地渗透于诗的结构形式之中。写醉似醉，是之为神，是诗歌与作者与社会之间外在共振的机制，而这种参差有致的诗歌形式就是杜诗“顿挫”的表现。

再如：《北征》第一段：“淮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赐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悲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因密勿，车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自从长安被攻破之后，杜甫思家念亲之心，与日俱增，可被墨敕放回后，为什么反而有“苍茫”之感？此时的杜甫，既有感君之恩，又伤家亡国破，可又为什么会“怵惕难辞”呢？观其全段，前有十几韵的郁屈诗句，然未曾点明作者心中最大的念想，直至结联“回首风翔县，旌旗晓明灭。”才如当流巨石，激起波澜，点明诗人破贼收京的重大国策主题。文辞含蓄深沉，这也是“顿挫”。

又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诗歌以“万方”作为登临的背景，拓出远势，将整个多灾难的时代拉到眼前。在此万方多难的时刻，流落他乡的杜甫，愁思满腹，登上此楼，虽有繁花触目，作者却无心留恋于此，眼前壮美的景象，未能让他赏心悦目，而更令他黯然伤心，凭楼远眺，驰骋遐想，天高地远，古今往来，形成一个壮美而阔大的境界。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美景包容着古往今来的社会变化，谈人间世事，又借助于自然界的景物措写，情景、人事相互渗透，互相包容，将自然景物的描写、国家灾难、个人的情思浑然地深为一体，语壮境阔，气势浩大，感慨深沉遥远，令人读之心胸荡漾，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2）、格律工于严谨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得力于早年家庭教育和父辈们对其的教化儒染和作者自身对诗歌创作的致力追求，但其“沉郁顿挫”的风格，主要是十年困居长安期间形成的，而是能体现此一特定风格的是他晚年漂泊西南的诗歌创作。在其近体诗中，杜甫把律诗的诗材范围扩大到几乎与古体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尤其以写景抒情的诗特别多，这些诗格律严谨、对仗工整，并且浑融流转、情韵优美。如在《春夜喜雨》中，作者用传神之笔，把人们历经久旱，盼望已久的春雨，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得柔和细润，滋润万物，悄然无息。如此精细的描写，使难状之景，如在眼前，让人们难以感知、触摸到的情境显得那么的真切入的微，令人如入其境。而诗人对五律的把握，已到了炉火纯青、运用自如的程度，不但韵律精细，而且诗境浑成而多变化，有些诗意境由壮阔忽转为凄凉，也有的诗气象由巍峨忽而转为情景细致婉约。做到了千诗千面，不拘一格。如《旅夜书怀》，诗歌开始勾勒出极其壮阔高时的空间，形象十分鲜明，在读者的眼前展示了一幅无垠宽广的境界，可至此，作者把笔锋一转，由星垂野阔想到宇宙的永恒，由月影江流想到时间的流逝，在如此广阔无垠的空间中，细草、危墙更是显得得极其渺 小孤独。由此可见，诗人在本诗中，不仅以竟境高朗壮阔取胜，更在于取景昭应人事的匠心独运之妙。从而烘托出一个独立于天地之间的飘零无依的凄冷形象。

其次，格律严谨的风格还表现在七律方面。杜甫的七律诗境界始大，感慨始深，无论描写物象，还是抒发性情，皆能脱离旧臼，在短短的篇幅之中，含有思飘云物，律惊鬼神的壮观景象。磅礴飞动的气势，深厚的感情和精严的诗律融合无间，风格沉雄悲壮，慷慨激昂。如《登高》写登高所见江上秋色，抒写晚年到处漂泊，艰难潦倒的处境和无限悲凉的心情。全诗以精心结构的形式，稹密工致的声律和凝练飞动的意象，展示出阔大高远的境界。在一种回旋流荡的旋律中烘托出独立于秋气中的诗人贫病交加而狐独寂寞的形象。前人赞此诗，“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有建甑走坂之势！”

全诗八句皆对，而一气贯注，悲惨而不消沉，是拔山扛鼎式的悲歌，诗歌写得一气盘旋，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被后人评古右今七律第一。

杜甫将广阔的社会生活全面引到律诗里来，形成律诗强劲的生命力。格律严谨而多变化，声调拗峭，笔黑质实。过多议论，改变了唐诗绝句那种蕴藉含蓄的清丽格调，创立了一种与其沉郁顿挫风格一致的律诗新风格。让诗形式的律动与诗人内在生命的律动同步合柏，由此焕发出诗意来。

四、杜甫“沉郁顿挫”这一风格的形成原因 发现杜甫诗歌主导风格，并逐步将其形成定试论的，可能首推清代诗论家袁枝了。他在《随园诗话》中指出：“人必先有悱恻芬芳之怀，而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朋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而不一往情深耶？„„”随后，朱彝尊、陈廷焯等人也曾论及，虽然他们这些论述多半是诗话成的，缺乏一定的条理和系统，但由于这个概念首先由杜甫自己提出，且大体上确实能代表杜甫大多数作品的风格特证，因而“沉郁顿挫”作为杜诗的艺术风格逐渐为人们熟知和接受，并且成为今天文学史上人们对杜诗主导风格的定论了。可杜诗这一主导风格又是如何形成呢？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崇高的社会理想：

艺术来源于生活、丰富的生活体验让杜甫的诗歌内容丰富、包孕万象，而崇高的社会理想引导作者，将他创作的作品为社会为人生服务。

早年受到的封建正统思想教育和家庭诗学的熏陶，使得他“七龄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开元十九年，杜甫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长期的漫游使诗人感到祖国河山的壮美，开阔了他的视野，陶冶了作者的情操，激发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诗人对泰山的歌颂，也是诗人对自己的鞭策和自许。天宝五年，杜甫踌躇满志，有志于“致君舜上，再使风俗淳”，怀着“达则兼善天下”的理想再度入京，第二年参加所谓的“有一艺，谐彀下”的制举，在“野无遗贤”的称赞声中，杜甫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受挫折。如果说开元二十三年考场的败北，杜甫不介意的话，那么这一次截然不同了，这次杜甫非但抱负不得施展，生活也开始落拓，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悲辛生活。诗人天真的幻想破灭了，冷酷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直面人生，正视现实。适过纷繁的社会现象，诗人看到了上层统治者的腐败和广大人民的悲幸。安史之乱起，诗人和广大人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任左拾遗期间，为谏议政事竟险致死，诗人更加加深了对现实的认识。漂泊西南，诗人变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农夫。但诗人始终没有忘记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仍然希望“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为国效力至死还，愁看直北是长安。”（《小寒食舟中作》）杜甫的一生中，人生仕途是坎坷的。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疾病缠身，穷愁潦倒、奔波衣食、但仍意弥坚，失志不移。这些所有的一切，磨砺了杜甫，同时也成就了杜甫，因此，丰富的社会人生和救国救民的崇高强烈愿望是形成杜甫“沉郁顿挫”风格的原因之一。

2、多灾多难的社会背景：

杜甫生于全盛时期的唐王朝，却成长、成熟于唐朝帝国由盛而哀的急剧转变时期，他的一生既经历了繁荣昌盛的“开元盛世”，也经历了“流血川原丹”的安史之乱，并看到了安史之乱后唐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贩落景象。可以这么说，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形成和他所处在的那个乱世息息相关。杜诗紧扣时代脉搏，同情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兴衰，由此铸就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鲜明风格。

杜甫的一生始终关注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人民的苦难，也有深刻的感受：“靡靡愈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北征》）；希望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戌》）；对待被逼上反路的叛贼：“不可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一千二百年以前，一个曾侍候过皇帝的人，对待人民的态度竟能如此平等。在多年饥寒交迫的生活的体验中，诗人加深了对人民的同情，一想到人民的痛苦，诗人便忘怀了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戌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却发出了这样的宏愿：“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始终敢于直面现实，讽谕时事，对统治阶级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痛加诛伐。如《兵车行》谴责最高统治者热衷于开边扩土，致使人民流血破产；《丽人行》以华美的词藻描摹杨氏姐妹的豪华衣食和骄傲神态，看似赞赏，实乃讽刺。

诗人的一生都抱着爱国的血诚。“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的热爱；“独使至尊社稷，诸君如何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地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诗人的一片爱国至诚，是诗人的终身信条。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3、语言有准确性是优良的风格的基础

杜甫并不像他同时代的众多诗人那样，只把写诗作为炫示文才，猎取功名的手段，或者陶治性情，以及应酬交际之用，而是自觉地把诗歌当作“史笔”来写，“文章本是吾家事”，一直到晚年，仍是“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他的目标很高，对自己的要求也就非常严格，务求达到“毫发无遗恨”（《敬赠郑谏议》）的境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是这样宣布的，也是这样做的，“新诗必罢自长吟”（《解闷》），他经常改诗。因此杜诗语言精要凝练，准确生动。如被前代人称道的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个字中就含九层可悲的意思；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值秋风萧瑟，四可悲；重九佳节，无有可乐，只有登高，五可悲；独自去登，六可悲；扶病去登，七可悲；病又如此之多，八可悲；年过半百，事事无成九可悲。真是包含无限艰辛，凄泪横流。何其凝练！再如《春望》诗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个“溅”字，可谓点睛之笔，这泪流得何其多，时间何其长，心情何其惨痛！象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俯拾皆是，不可胜数。努力使语句准确、凝练、生动，这也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原因。

总之，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强烈地表现了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已任的怀抱和心声，在诗歌艺术上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地。这种风格，是诗人愁苦潦倒的阅历，忧愤抑郁的思想性格，万方多难的时代以及宏博精深的艺术修养各种因素的统一，使诗人达到现实主义顶峰，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四篇：浅谈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的差异

浅谈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的差异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话：作为一个读书人，如果要学习写文章，就看韩愈和柳宗元，学完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如果学历史，就学司马迁的《史记》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学完你可以去当政客；如果学宋词，就跟苏东坡和辛弃疾学，学好了可以干掉方文山和林夕；如果学写唐诗，一定是学李白和杜甫。这段话是否过于夸张，我不予置评，但是对于最后一句话，我是完全同意。

如果把唐诗比作一座让人抬头仰望的山，那么山的顶峰一定是李白和杜甫。而作为在唐诗领域中最为出色的两个诗人，其诗歌却是风格迥异。

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他的诗风豪放飘逸洒脱，正如他的人一样。他出生于盛唐时期，但因不满那政治的黑暗，弃官从文。他没有杜甫的沉郁，有的是一分潇洒，一份自由。李白向往的是游仙问道的生活，所以才有《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佳作。“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样美妙的景色可能只有李白才能写出吧。同时李白是社会的一员，他也关心现实生活，痛斥战争，同情百姓。但毕竟李白的黄金创作期是国家最强盛的时候，到处莺歌燕舞，他写他看到的东西，大部分就是花、酒、剑、歌、月，洒脱无极限。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实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有人这么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而杜甫是衔接盛唐和中唐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创作风格也是别具一格的，当然，这和他的身世遭遇也是分不开的。杜甫生长在一个奉儒守素的家庭之中。同许多唐代诗人一样，他怀着巨大抱负的心思，一心要为国家尽力。但到了公元746年，他参加一次李林甫设好骗局的考试，落第之后不久，又回长安，数度希求汲引，但都落空。十载长安，历尽辛酸。但同时，他看到了民生疾苦，时刻关心国家安危。安史之乱后，他几经周折，当官，被贬。最后开始了他晚年飘泊西南的生活，并最终病死于穷困潦倒之中，十分凄凉。我觉得，使杜甫形成其独特的创作风格显然是同他的身世遭遇息息相关的。杜诗的不同风格，与其不同时期不同境遇，或同一时期不同心境似有关系。当他生活坎坷，颠沛流离之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诗歌往往表现为沉郁顿挫。当他的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成都草堂的一段时间，就有不少这类作品。

如果说李白是从天上降临人间的“诗仙”，杜甫则是从地上经过修炼而升起的“诗圣”。李白的诗具有火热的激情，有超凡的气势和豪迈的精神，更关注理想和未来，更具创新性。杜甫的诗沉郁顿挫，情感内敛，曲折迂回，更关注现实和民生，更具继承性。李白代表着青春，张扬个性，抒发自我，有一种勃发之气。杜甫代表着暮年，老成持重，千锤百炼，有一种人工的锻造之美。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那“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的杜甫，即使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心酸低贱生活中，依然不失他那济世苍生的梦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真正的贵族大家心态，贫贱不改其志，自己的安危生存置之度外，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依然是民众，比他更不幸的人。每每念起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吟哦时，令人发背沾衣，惭愧不已，敬仰之极。有谁能了解他“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远大志向呢？自我心目中，杜甫先生不仅是精瘦清癯的老者形象，他更是无可拘牵的理想主义者！从这点而言，老杜的沉郁之外更有飞扬的一面，节操高洁才是他的本色。

李白和杜甫虽然有着很多差异，却有着深厚的友谊。因为在他们两人的心中同时也有许多共性的东西。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爱，爱人民，爱山水，爱才，爱酒，爱诗。他们都一生钟情于、献身于真善美。于是，李白和杜甫成为了唐诗史中优势互补的榜样、求同存异的楷模。

第五篇：论杜甫诗歌的沉郁风格

论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

摘要

杜甫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着诗人的人格魅力。杜诗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饱含爱国情怀和忧国忧民的精神。沉郁顿挫的杜诗反映了唐代由盛到衰的历史，诗人用诗书写着当时社会的苦难，还有自己悲苦的命运。这种沉郁的风格体现着诗人伟大的情怀，感人的精神，诗人的形象因此更为高大。

关键词：沉郁顿挫性格命运意象忧国忧民

引言

杜甫一生可谓坎坷不平，颠沛流离，饱经苦难，写诗一千四百多首，杜诗肯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人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本文拟探论这一独特风格与他性格命运的关系，以及这种风格在其意象上的体现。

一杜诗沉郁的艺术风格与他性格命运的关系

“沉郁顿挫”是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自述创作甘苦之语，自宋严羽之后成为杜诗艺术风格定评。它包括以下几层涵义：

（一）它表现了杜诗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生活体验的真切丰富感情的饱满有力；

（二）它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积累、酝酿、涌化、触发的过程；

（三）它以深厚完整的意境，锤炼精确的语言，铿锵浏亮的音调，顿挫变化的节奏表现出来。陈廷焯云：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薛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谈，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①

俗语说：“深人无浅语”，杜甫那些平淡简易绵丽精确，淡泊闲静、风流蕴藉的作品也和其他诗人不同。

如其早年所写《饮中八仙歌》虽然描写的是盛唐时期一些狂放不羁的著名酒徒的风流韵事，但诗人冷静的观察和同情充溢于字里行间。再如他在成都草堂所作《漫成二道》、《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洒亭》诸多风格恬淡的山水田园诗，也和陶渊明、王维、谢灵运等山水田园派代表诗人不同，诗中总隐藏着忧时济世的深厚情怀，而非淡然超脱。而这种沉郁风格的形成和杜甫的性格、命运有一定的关系。

1.1胸怀天下、才华横溢，而仕途坎坷是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基本原因。

杜甫可以说是志向高远，但屡试不第，报国无门。杜甫有着显赫的家世，其祖父杜审言，以五言诗著称，是五言诗的奠定者之一。其父杜闲曾任县令、司马等职，是世代仕宦之家。杜甫出生在开元六年，是唐朝进入全盛时期的开始。他七岁能作诗，九岁能临摹虞世南的书法，诗文在十四五岁时已经小有名气。现存杜诗中最早的一首诗《望岳》，字里行间洋溢着杜甫出众的才华和蓬勃的朝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出磅礴的气势强烈的自信、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清代浦起龙认为杜诗“当以是为首”。并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读杜心解》)

可就是这样一个“神童”才子，仕途上却很是失意。开元23年（公元735年）每一次参加进士考试，他名落孙山。后又满腔报国热情到长安应试，仍不第，生活也陷入困顿，甚至食不果腹，用他自己的话说“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 1 安史之乱爆发，盛唐转衰，杜甫的命运也更加不幸。据《旧唐书、杜甫传》十五载，初录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杜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拜右拾遗。房为布衣时，与甫善，时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是年十月，兵败于陈清斜，明年春，罢相。甫上流言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供薪采，儿女饿殍数人。”之后年过半百的杜甫颠沛流离，过着近似乞丐的流浪生活。最终客死他乡。

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受尽苦难的杜甫看到了百姓更深的苦难，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三吏三别”真实地描写了衰败的唐朝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深重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

1.2生活的磨难使诗人更能深入体验社会现实，从而促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

但是无论遭受怎样的苦难，杜甫的理想始终坚定不移，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身处贫境，仰人鼻息却时刻抒发着自己的爱国情怀，忧国忧民。

说到这儿应该提一下诗人唯一的一首一挥而就的诗作：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洋溢出来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这首诗作于安史这乱平定时。可是这种喜悦让人感到心酸，能深深感到诗人为国事日夜忧虑的心情，如此高尚的爱国情怀是本诗打动人的真正原因。

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予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民，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正是诗人忧国忧民的精神体现。

饱受忧患，家仇国难，满腹才华报国无门，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深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没饭不忘君的杜甫，在苦难中逐渐形成了沉

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新唐书杜甫传》有这样一句“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木忘君，人怜其忠云。”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一直渗透在杜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高》“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十分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以景色引出任教心绪，与“感时花濺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登高》也是更为典范。杨伦称赞此诗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洒杯。

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面对苍茫大地，一个满腔报国热忱的诗人悲从中来。一身才华无处施展，一生屡逢磨难，如今已是人到暮年，却还要漂泊他乡，更令人可怜的是又多病缠身，可敬的是潦倒不堪的诗人仍在为国忧愁，一个份时的伟大形象浮现在世人面前。诗人没有任何刻意，是他伟大的爱国情怀，忧国忧民的精神无形中成就了沉郁顿挫的风格，这种风格承载着杜甫不屈不挠的坚持，忠贞不渝的理想，感人的精神境界。

从《望岳》的年少抱负，到《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的喜悦自以为国家安定后能一展抱负，却落得《登高》中描写的潦倒新亭浊洒杯“的晚年境遇。诗人一

2生的坎坷催人泪下，一生的严谨做文却没有换来生前的荣华。但一生的不幸没有改变他深沉的爱国热情，用他的笔写下了国难家愁。”沉郁顿挫”是杜诗的风格，也是他的人格。明代田艺蘅《香宇诗谈》说道：“诗类其为人，太白做人飘逸，所以诗飘逸；子美作人沉着所以诗沉着。”

二杜诗沉郁风格在其意象上的体现

意象是寓有作家主观情思、想象、思想、美学趣味等重新处理过的感觉，来自诗人对客观事物朝廷“万取一收”的筛选与熔炼。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古今中外的诗人、学者对意象的创造及审美作用很看重。明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主张“意象应曰合，意象在曰离。”指出意与象的契合与否的艺术效果；钱钟书则强调了诗与意象的相因关系：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②美国诗人庞德认为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而韦勒克沃伦在《文学原理》里则说成是“各种根本不同观念的联合”。因此诗人往往善于塑造特定意象来含蓄抒发自己的情感。同一民族、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往往创造出带有自己民族文化背景的特定意象，因此如“月亮”、“菊花”、“雪”、“杨柳”、“杜鹃”等。正所谓“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流沙河语）。

杜甫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是这么做的！杜甫一生创作实践中，推陈出新，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意象群。这些意象，渗透着诗人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感，带有深厚沉郁色彩。杜甫一生抱有“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时时流露凌跨世俗的强烈愿望。杜甫这种雄壮的抱负，高尚的人格，博大的胸怀，在创作上推崇气势磅礴之作，追求深沉阳刚之美。

2.1杜诗倾向于深沉阔大物象，表现出独特的沉郁顿挫风格。

杜诗笔下的自然景物，则是极为雄壮阔远的高山百泽、长空大川，比如“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江河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等诗句。伟大的人格魅力。在杜甫的咏物诗中，多歌水、马、鹰、雕、鹘等一类大雄猛的动物。先看诗人笔下的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生死；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这首诗“词语矫健豪纵，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眼前”（杜诗镜铨），借马之神清骨峻、昂藏不凡的意象，言已之壮志雄心，充分体现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诗人也以鹰自比，比如“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表现自己险恶务尽再千升平的情怀。这种精神和气概，至老而弥盛，如《瘦马行》、《病马》、《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等诗无不表现出杜甫老当益壮，死而后矣的形象。《义鹘行》里虽扶弱见刚勇，但诗人前期物象中所体

现出的“万里可横行”“那种目空一切的精神，因艰难时世，壮志未酬而变为“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豪迈之中多了一些悲壮底色，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里则发为英雄末路的浩叹了。这些诗都将主体感情注入客体之中，诗人之情与客观之事物有机契合，使其意向更加深沉，内蕴更加深广。正如黄彻所云：“盖其致远壮心，未甘伏枥；疾恶刚肠，尤思排击。”（《碧溪诗话》卷二）至此，诗人的致远雄心和疾恶刚肠所体现出的忠君爱国，必然升华为对人民命运深切关注的仁民爱物。前者所体现的英雄情节与后者所体现的人道情怀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2.2杜诗用病弱悲苦的意象来体现沉郁顿挫风格。

病树、病桔、枯楠、枯棕、古塞、秋云、暮砧、残炬„„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落日、寒月等等；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成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理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等，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意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诚如叶燮所说：“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与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原诗》卷二）总之，杜甫一生不管穷与达、安与危，都始终充满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抱着以自己的生命去殉所热爱所从事的事业的坚定信念，“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其气至大至刚，其情至悲至痛；而其独具个性的诗歌意象，融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思为一体，寄慨遥深，使真实壮阔的时代生活画面罩上了凝重深沉的忧郁色彩和悲剧气氛，感情豪壮悲怆，笔触苍老遒劲，鲜明地形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2.3杜诗的沉郁风格还表现出对微小柔弱的或被摧残遗忘的物象的歌咏与关注。

《孤雁》：“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里云。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亦纷纷。”这首诗就视觉言，“望断矣而飞不止，似犹见其群而逐之者”；就听觉言，“哀多矣而鸣不绝，以更闻其群而呼之者”。③战乱频仍，人民漂泊流离，诗人同情悲切之心流露无遗。全篇皆以审美主体对客体的观照立言，客观物象鲜明地打上诗人主观感情之烙印，构成特色独具的意象，诗歌意蕴内藏，思想容量极大。他如《鹦鹉》寓失羁栖之感；《鸥》则羡其闲适自得；《猿》则奇其智能全生；《麂》慨乱世之危；《鸡》表殊乡之俗；《黄鱼》悯长大难容；《白小》伤细微不免等，都在对小生命的观照中，形

象地展现着作者的精神世界。爱憎分明，至情至性，真是“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杜甫诗歌意象生成的或“喷薄而出”“壮丽高朗”④的阳刚之美，或“透彻温醇”“情韵缠绵”（同前）的阴柔之美，只不过是其诗歌风格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⑤杜甫诗歌在其独特的诗歌意象中把家愁国恨交织起来，深刻地表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这正是“沉郁顿挫”的精神实质。

结论

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中表现着诗人高度的爱国精神，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也在中国史上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从杜甫诗歌中，我们能领会到“诗出于人”的道理，好诗是优秀的人格创造的。我为我国文学史上有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而感到由衷的自豪。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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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页.② 钱钟书.《钱钟书论学文选》.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522页.③ 蒲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出版社.1978年版第235页.④ 方东树.《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⑤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