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日集装箱班轮航线年终总结2011年中日贸易形势2011

第一篇：2011年中日集装箱班轮航线年终总结2011年中日贸易形势2011

2011年中日集装箱班轮航线年终总结

一、2011年中日贸易形势

2011年中日两国贸易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形势的影响，但由于中日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刚性需求的带动，2011年中日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依然保持增长的趋势。预计2011年中日进出口贸易总额将突破3000亿美元，达到3400亿美元，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6.5％，其中出口预计将达到1467亿美元，增幅23.3％，进口预计将达到1933亿美元，增幅11.8％。

2011年中国对日出口商品中，纺织类产品等基本保持稳定，高附加值通讯产品、家电类产品、食品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受日本东北部大地震的影响，防灾、抗灾、和建筑材料等需求量大幅度上升。中国自日本进口中，受地震影响，汽车、及相关产品、有色金属等制品进口量出现下降，日本对华不动产投资规模在缩小，但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的带动下，半导体制造设备、机床、生产线等产品的进口量明显上升。

二、2011年中日集装箱班轮航线市场形势分析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11年全球航运业形势严峻。中日集装箱班轮航线以及船东均承受着巨大的经营压力。2011年中日集装箱班轮航线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东行出口市场整体箱量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 2011年中日集装箱班轮航线东行市场整体箱量将继续保持增长，预计较2010年同期增长5%。主要受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中日两国贸易中刚性需求的影响。二是日本国内部分产业受日本东北部大地震的影响，对中国进口需求的增长。三是日本国内家用电器类产品的更新换代所带来的需求。四是泰国洪灾使部分产品转到中国国内生产。

2、西行进口市场整体箱量出现回落，航线不平衡的矛盾更为突出

受日本东北部大地震以及次生灾害的影响，2季度开始，中日航线西行箱量出现明显的下滑，特别是汽车产业及部分高端技术产业及工业设备的关键部件。另一方面，日元汇率的持续升值直接影响到日本对华出口贸易，特别是废纸以及其他生产原料。中日航线西行整体箱量的下滑使中日航线进出口不平衡的矛盾越发突出。进出口箱量比预计将低于一比二。

3、集装箱班轮航线各项经营成本持续上升。

2011年集装箱班轮航线部分主要成本继续呈上升的趋势，主要是占经营成本约三分之一的燃油成本的持续上升。预计2011年国际市场燃油价格的上涨将超过30%。同时，由于燃油价格的上涨，港口费用也在面临逐步上升的趋势。另外，东西行箱量不平衡的加剧使船东的空箱调运成本压力剧增。

4、中日集装箱班轮航线运力依旧出现增长

虽然经营压力巨大，但2011年中日集装箱班轮航线运力依旧保持增长的趋势。一方面是部分现有航线经营船东增加了其中日航线的运力投入，另一方面部分外资班轮公司在逐步尝试进入中日航线。由此，中日航线运力和箱量的供求矛盾也在日趋突出。

5、中日集装箱班轮航线市场运价波动加剧

2010年中日航线整体市场运价水平较为平稳，但2011年由于运力的持续增加，中日航线相对平稳的市场运价格局被打破。各口岸中日航线市场运价出现不同幅度的波动。同时运价波动的振幅也在不断加大，全年平均运价水平较去年有所下降。

6、恶劣气候对中日航线的影响加剧

2011年恶劣气候对中日航线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中日航线的各条航路正处台风习惯路径上，今年数次台风直接袭击国内港口或者通过国内沿海，影响范围较去年有所扩大。二是寒潮大风对班轮航线安全造成了影响。三是部分港口持续的大雾造成长时间的封港。

三、中日集装箱班轮航线存在的问题

1、中日航线运力和货量的供求矛盾严重

由于今年部分船东对中日航线运力投入的力度加大，使中日航线运力过剩的矛盾更为突出。中日航线整体舱位利用率处于75%－85%左右。运力的持续增长和市场大量富裕舱位的存在直接造成了市场运价的波动。同时船东结构的日趋复杂是协调和沟通的难度加大。

2、中日航线运价市场的稳定

交通部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运价备案制度对稳定航线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运力供求矛盾的问题，市场上各种不规范的操作依然不时出现。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加大监控的规范的力度，中日海上运输委员会

2011年12月16日

第二篇：中远集运、中海集运与中国外运合作经营中日集装箱航线

中远集运、中海集运与中国外运合作经营中日集装箱航线

2014年5月，在我国航运界极具影响力的3家国际集装箱运输公司?D?D分别隶属于中远集运、中海集运和中国外运的泛亚航运、浦海航运和中外运集运宣布，将在中国?D日本集装箱运输市场上开展合作。

5月6日，三方共同签署《泛亚航运、浦海航运与中外运集运中日航线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自2014年5月上旬起，三方将本着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精神，在华北、华东地区的重要港口至日本关东/关西/九州航线上，以共同投船并互换舱位的形式实施合作经营。三方整合各自的中日航线资源，拓宽航线覆盖面，增加班期密度，提高船期稳定性，共同提升航线服务水平，以满足日本航线客户不断精益化、多元化的服务需求。此外，三方将通过此次合作，积极营造中日航线更加健康、理想的市场氛围，进一步实现船公司和货主价值的共同提升。

此次三方合作标志着中远集运、中海集运和中国外运3家航运、物流央企在中日集装箱航线上深化合作的开端。未来三方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加优质、便捷、诚信的服务，并为促进中日贸易和航运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篇：集装箱班轮公司航线应急调整方案研究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是国际贸易货物运输最为重要的方式，集装箱运输是海上货物运输中比较先进的现代化运输方式的一种。尽管现代意义上的集装箱运输仅有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但集装箱运输已遍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世界货物运输集装箱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集装箱运输方式已成为国际贸易的最优运输方式之一。

集装箱运输市场受着诸多突发因素的影响，如世界政治经济和贸易环境的变化、政策法规的改变、港口码头的建设、自然灾害的侵袭等等，这些因素给班轮运输企业的生产经营增加了风险和困难。为了减少这些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大班轮公司主要的做法是合理安排船舶和航线，尽量使有限的船舶运力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船舶与航线网络的优化配置就成为航运界最关注的问题。

对于任何一家开辟并经营集装箱班轮航线的船公司而言，每条航线的经营效果都直接关系到公司的效益。而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形势、市场环境、企业经营战略、竞争对手情况等各方面因素的不断变化，班轮公司必须对航线进行适时的调整与优化，不断保持航线的竞争力，以谋求最大的经营效益。

本文重点讨论了集装箱班轮运输的特点，对集装箱班轮航线的设计因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着重讨论了在面临突发状况导致航线部分损毁的情况下，班轮公司采取的应对方案。提出根据事故引发的后果的严重性，在既有航线的基础上对港口挂靠顺序进行调整，从而承揽更多的货量，保证航运公司的收益状况。

文章通过建立成本-收益模型，将影响航线收益的航期、航次运费收入和航次成本分别考虑在内，并利用微粒群算法对其进行解答。在微粒群算法中定义换位算子，对算法进行简化，提高运算效率，并引入算例对结果进行验证

对于航线优化的问题，以往的大多数文献都是采用理论分析得出解决方案，本文采取建模定量分析，使得航线优化问题的结论更加真实有效。同时，由于优化背景是针对突发事故采取的应急方案，对航运公司在面对航线事故尤其是港口损毁时需采取的解决方案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四篇：卒中日总结

卒中日总结

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作为全国防治脑卒中的基地医院，结合脑防委“预防为主，宣教先行”的策略，在世界脑卒中日来临之际，我院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现总结如下：

1.联合石嘴山日报于2015-10-30和2015-11-06刊登“脑卒中防治知识问答”的内容，题目为《冬季脑卒中高发早知早防早治》，为卒中的宣传提供载体，提高社区居民对本来陌生的脑卒中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见解，增强和提高广大群众预防脑卒中的意识，早期发现并控制危险因素，远离脑卒中。

2.为了让社区居民更加清楚的了解脑卒中，更好的防治脑卒中，由我神经内科牵头，于2015-10-28联合工人街社区,指派我院神经内科张梦洁住院医师为社区居民举办脑卒中防治知识的健康讲座，近50人前来参加，讲座完毕后广大居民与医师互动，解答居民对卒中的各种疑惑与问题，社区居民们也纷纷表示此次活动让大家受益匪浅。

3.于2015-10-26我院举办了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国防治中风宣传月”培训班。由我院神经内科陈正强主任开讲，题目为《缺血性卒中诊断步骤》，并邀请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成江主任为我们讲解《脑卒中的二级预防》，我院广大医务人员、社区医务工作者近百人前来参会。

4.组织中老年人加强锻炼、改善体质，如学习太极拳、太极扇等。在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对面体育广场举办太极拳和太极扇的表演，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与锻炼方式。

第五篇：关于中日近代棉纺织品贸易的考察

在跨入近代社会的时候，中国与日本几乎处于相同的困难境地。国门被迫打开，西方物美价廉的商品铺天盖地而来，社会旧有的经济秩序和基础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面临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附庸的危险。当清朝政府开始兴办洋务，对现有经济制度进行有限改革的时候，在日本，倒幕废藩后成立的明治政府，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开始了闻名于世的“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得两国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逐渐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并最终发展成为军国主义，而中国则慢慢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日两国近代社会不同的发展历程，在同时期双方的商品贸易中，特别是作为主要交易商品的棉织品贸易中，有着充分和清晰的反映。对中日近代棉织品贸易的研究与考察，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其贸易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而且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增加对两国近代社会不同发展道路的认识与理解。本文论述内容的时间下限为“九·一八”事变前。“九·一八”事变后，中日贸易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中日近代商品贸易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处于发展停滞状态。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对中日贸易采取了限制压缩政策。铜，是当时两国间最大宗的交易商品。清朝政府鼓励中国商人从日本输入铜，以供国内鼓铸货币之需。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铜从日本输往中国。“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日本］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第47页。）为了阻止铜的大量外流，日本幕府政府于十八世纪初颁布命令，限制来日中国商船数量及每只中国商船贸易额。而且，这种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力度也越来越大。准许赴日中国商船的数额，颁布该政策之初的元禄元年(1688)为每年70艘，到宽政二年(1791)缩减到每年10艘。每只商船的额定贸易数量从最初的钱6,000贯，降到2,740贯。（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1页。）另外，幕府还严格限制日本商人前往中国从事商业活动。就这一时期贸易的特点而言，多是进行原料和土特产品的交易。从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为绢丝织物、毛织物、书籍、书画、土布、骨董、文具、茶叶、磁器、漆器、宝石、药品、扇子等。中国商船带回的日本货物主要是铜、大米、漆、漆器、咸鱼、乾鱼、海菜等。双方的棉织品贸易在其中只占微乎其微的比重。中国运往日本市场出售的土布数量非常有限，有许多清朝商人将白布带往日本，只是为了在长崎进行漂染，然后再携回中国出卖。而日本政府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棉布、棉纱以及棉花列为禁止出口商品，不许人们卖给中国商人。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贸易开始得到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的记载，中国进口的日本商品值，从1872年起，年均在200万两以上。而在以往的10年间，多数年份不足200万两。1876年，突破300万两。1885年以后的4年内，每年进口额均在500万两以上。1889到1893年间，每年都在600至700万两之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值，从1869年到1886年，大多数年份基本在100万两以上、200万两以下徘徊。1887年开始出现大幅度增长。当年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价值为211万海关两，以后逐年攀升，1893年达到933万两。6年间，增长342%。（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0页。）[!--empirenews.page--]但是，两国间的棉纺织品贸易在较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发生大的改观。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棉纺织企业才拭探着向中国出口产品。1889年，日本棉纺业向中国的厦门和上海分别送去了机制棉纱的样品。据日本纺织联合会统计，1890年，首次向中国出口棉纱31捆，价值2,000日元。1891年，输出108捆。这也是日本在近代首次向国外输出棉纱。（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104-105页；［日］大江志乃夫：《日本的产业革命》，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238页；［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26页。）类似的记载在稍晚的时候，也在中国海关反映出来。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其提供的1893年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中写到：“我注意到海关统计表上第一次出现了日本棉纱。”1893年，上海进口日本棉纱2,909英担。当年，上海还“进口了日本制造的棉布和棉绉布，数量达到142,000匹。”（注：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0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日本开始从中国大量输入棉花，这也是该时期中国出口日本商品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日棉织品贸易的驻足不前，与当时两国的棉纺织生产能力及其国内市场状况密切相关。当时中国的棉织品市场正在受到来自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商品的猛烈冲击，西方物美价廉的机制棉纱、棉布，大量涌入中国广大的城镇和乡村，逐渐排挤和取代当地生产的土纱、土布。而其时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尚未成长起来。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相似。自1854年日本在美国炮舰威逼下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后，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又被迫相继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普鲁士、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国门大开。外国廉价商品蜂拥而入，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秩序。“明治维新”开始时及其后的较长时期内，这种状况仍在持续，甚至更为严重。就棉织品市场而言，英国商品的进口量呈直线上升状态。据写于明治七年(1874)的日本《澳国博览会见闻录》记载，明治元年(1868)英国向日本输出了价值128万日元的棉纱和190余万元的棉布。到明治三年(1870)，英国棉纱输出值为285万日元，棉布为274万日元。增幅分别为123%和44%。从明治元年(1868)到十年(1878)，日本每年进口的棉织品数量均占当年进口商品总量的30-40%。（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90-91页。）其后，棉织品输入量逐年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到八十年代末，棉纱进口量达到最高峰，1888年为158,132捆。（注：明治元年（1868年）为12,196捆。参见［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页。）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作为“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明治政府在农业中推行地税改革的同时，在工业领域实行了著名的“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政策在棉纺织业具体表现为不断地兴建新式工厂，引进外国先进的机械化生产设备和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扩大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最终目标是要将外国棉纱驱逐出日本市场。[!--empirenews.page--]日本近代化的机械纺织工厂始建于“明治维新”前的1867年。该年，萨摩藩从英国购买1,848纱锭的纺织设备，聘请6名英国技师，在鹿儿岛创设了鹿儿岛纺织所。其后又在泉州设立了具有2,000锭生产能力的纺织分厂，该厂于1870年竣工投产。1872年，东京棉商鹿岛万平又在东京郊外创建了纺织工厂——鹿岛纺织所，生产能力为576纱锭。这三家建立最早的近代纺织工厂在日本被称为纺织业三始祖。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加速机械纺织的发展，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动用政府资金，大量引进外国先进设备。1878年，从英国购买了2套2,000锭的纺织机器，分别在爱知县和广岛建立了机械纺织工厂。1879年，又从政府“创业资金”中出资，进口英国2,000锭纺织机器10套，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售卖给私人企业家，货款分十年还清。由于这一政策，在1882年至1885年间，在全国各地相[1][2][3][4]下一页 继有9家机械纺织工厂开工。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实行了为私人企业家垫付进口纺纱机械价款的措施，扶植民间纺织业的发展，因此又有6家纺织工厂建成投产。1883年，日本近代第一家大规模股份制棉纺织企业——大阪纺织会社成立。该企业与以往建立的工厂相比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其一，规模大，生产能力为10,500纱锭。其二，建厂资金采取向全社会以股份形式募集的办法筹措。其三，机械动力改变以往单纯依靠水力的做法，改用蒸气机。其四，纺织原料棉花不再依赖国内，主要从中国、印度进口。其五，工人劳动实行昼夜两班交替制。大阪纺织会社的成立，使日本棉纺织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迈进了一大步。从1887年到1890年，日本国内又相继成立了东京、钟渊、尾张、尼崎等四家类似于大阪纺织会社的棉纺织企业，生产规模均在10,000锭以上。（注：参见［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第14-16页；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页。）由此，日本的机械棉纺织生产能力迅速增加。1870年时，日本全国共有纱锭5,648锭，1880年为13,148锭，到1890年则猛增为358,184锭，与1880年相比，增长26倍多。机制棉纱的产量也随之大幅增长。1870年，日本棉纱产量为1,500捆，1880年为3,246捆，1890年为104,839捆。1890年比1880年产量增加31倍。（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22页。）上述日本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虽然还不能够直接促成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的改变，但是它已经为迅速扩大对华出口奠定了物质基础。八十年代末日本开始向中国出口棉纱和棉布，以及日本国内市场外国棉纱输入的减少，都是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将要发生变化的先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在短短的几年里，中日棉纺织品贸易迅猛增长。请看下表： 1895～1899年日本对中国输出棉纱数量统计 单位：捆[!--empirenews.page--]

189

51896

1897

1898

1899棉纱输出量 6,383

33,794

94,606

161,748 359,900注：1.资料来源：清朝海关统计，参见［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2.1捆＝300斤。据上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一年，日本对中国棉纱的输出立刻增长了4.3倍。第二年，在1896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1.8倍。1899年的棉纱输入量比1895年增长了55倍，平均每年增长近14倍。这样迅猛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中是极其罕见的。同期，日本棉布对中国的输出也在增加，但增长幅度远小于棉纱的输出。

1894～1900年日本对中国输出棉布价值统计 单位：日元

1894

1896

1898

1900棉布输出量 384,000 565,000

554,000

888,000注：本表引用数据来源于［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7页。1900年的棉布对华输出值仅比1894年增加1.3倍。棉布与棉纱输出状况的巨大反差，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棉纺织生产的水平。棉布生产能力的薄弱与技术水平的低下，制约了对中国的棉布输出。从日本对华贸易的总体情况看，甲午战争后，各种输出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也是棉纺织品，由此引起了中日商品贸易总体结构的变化。在中日贸易处于以原料及农副产品交易为主要内容时期，煤，是日本运往中国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在双方贸易中占有显要地位，因此将其列入下表，以作为棉纺织品贸易变化的比较和参照。

棉织品、煤在日本对华商品输出中所占比重统计 单位：％商品名称

1891898

1903

1908

1913棉布

3.3

2.0

4.3

7.3

13.4棉丝

0.2

31.2

31.8

18.3

31.8煤炭

8.6

16.9

14.7

13.6

5.1总计

12.1

50.1

50.8

39.2

50.3注：资料来源，［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第113页。上表记录的是1893年到1913年日本输入中国的棉布、棉丝、煤炭分别在日本全部来华商品中所占的百分比数。从中可以看到，甲午战后的1898年，棉布进口比重有所下降，由3.3%下降为2.0%，煤炭几乎翻了一番，而棉纱的进口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1893年只占日本来华商品0.2%的微不足道的市场份额，一跃成为中日贸易中最重要的日本商品，占日本来华商品额的31.2%，提高30个百分点，增长155倍。与煤炭相比，1893年棉纱在日本来华商品所占比重仅是煤炭的1/43，而到1898年则是煤炭的近2倍。棉纺织品和煤炭在来华日本商品中所占比重也随之增加，由1893年的12.1%增为50.1%，占了一半，而在全部输入中国的日本商品中，有1/3是棉纺织品。值得注意的是，在1898年日本向海外市场输出的全部棉纺织品中，有94.1%的棉纱和45.7%的棉布被运往了中国。（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第113页。）[!--empirenews.page--]上表还反映了1898年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概括讲有三个方面，第一，棉纺织品在中日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除1908年前后有所减少外，其余时间仍在增加。第二，棉布在日本商品中的比重稳步增长，而同时期棉纱却徘徊不前。棉布在来华日本棉纺织品中的比重上升。第三，煤炭的比重不断减少，棉纺织品的比重不断增

加。它反映了日本对华输出中，原料、农副产品地位下降，工业制品逐渐唱主角的发展趋势。甲午战争后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新的纺织厂大量出现，而原有的纺织工厂则在昼夜加班生产的同时，忙于增添设备，扩充生产能力。1894年时，日本全国共有棉纺织企业45个，到1899年，发展到78个，5年间，新增企业33个，增幅73%。与此同时，纱锭由530,074个增加为1,189,929个，增加1.24倍；织布机由420台增加为2,869台，增加5.8倍；棉纱的年产量，由292,400捆增长为757,315捆，增长1.59倍。（注：［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2、23页。）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棉纺织品数量出现大幅萎缩。以棉纱为例，1899年中国进口日纱359,900捆，1900年骤减为157,177捆，减少56%。（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日本国内生产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步入短暂的萧条期，工厂开工不足，产品积压；在中国市场方面，日本产品遇到了原有其它厂商的强烈抵抗和竞争。正如我们上面讲到的，日本棉织品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进入中国，其时中国棉纺织品市场基本被英国、美国、印度、中国的产品所占领。这其中，中国产品竞争力最弱，市场份额最小，无法与其他外国产品抗衡。作为日本棉纺织品中的主流产品——棉纱，其中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国和印度。请看下表：

1894～1896年英、印、日对中国输出棉纱数量统计 单位：捆年代

英国

印度

日本1894

22,650

353,447

10,368189

518,669

352,349

6,3831896

19,378

487,122

33,794总计

60,697

1,192,918

上一页[1][2][3][4]下一页 50,545注：资料来源，［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第172页。在1894年到1896年的3年中，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棉纱总量最小。对日本威胁最大的应属印度棉纱。英国棉纱在中国市场虽以其品质好质量高著称，但其价格也相对昂贵，因此销路受到限制，上表中已有所反映，市场份额在减少。印度棉纱虽然在产品质量上不能称为上乘，但其价格上的优势极大，不仅远低于英国棉纱和日本棉纱，甚至还低于中国当地工厂生产的中国棉纱，可以说在中国市场上是价格最低廉的棉纱制品。下面是当时上海市场棉纱价格的统计： [!--empirenews.page--] 1899～1904年上海市场中、印、日棉纱价格统计 单位：两/包年代

中国纱(14支)

印度纱（16支）

日本纱（16支）1899

68.40

62.65

66.001900

72.50

70.50

73.601901

78.00

74.00

81.50190

283.10

82.65

88.001903

90.20

87.00

91.501904

92.40

88.00

94.10注：资料来源，汪敬虞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4页。这一时期中国市场的棉纱价格总体上都在上涨，但日本的棉纱价格涨幅最大。据上表，从1899年到1904年，中国棉纱价格上升了35%，印度棉纱为40%，而日本棉纱上升了43%。印度棉纱比日本棉纱的市场价格一般低7%左右，始终保持着其价格优势。日本要想在中国不断扩大棉纱市场，就必须战胜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印度，而战胜印度，就必须缩小日本棉纱与印度棉纱的价格差距。为此日本棉纺织厂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更新生产技术，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减少工人工资，降低原料成本，用更便宜的印度棉花替代中国棉花等等。从中国海关的统计看，这些努力收到了很大效果。1897～1916年海关所载印、日棉纱进口平均价格 单位：海关两/担

1897～1901

1902～1906

1907～1911

1912～1916印度

20.0

424.56

25.96

25.88日本

21.73

24.93

25.07

25.07注：资料来源，徐雪筠等译编：

《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93)——〈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据上表，1897年到1901年，进口日本棉纱的平均价格要比印度棉纱高出8.4%，而到1907年以后，从日本进口棉纱的平均价格反而低于印度棉纱3.4%。另外，日本厂商还采取各种手段，在中国进行促销，吸引当地商人为其推销商品；在产品质量和包装上做文章，想方设法争取顾客，抢占市场。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05年前后湖南湘潭棉纱市场的变化情况：“湘潭的棉纱，从前湖北制品及上海制品居多数，印度制品次之，至于日本制品，则寥若晨星。据说，从两三年前起，日本纱忽然在这里得到销路，竟以一泻千里之势，驱逐并代替了汉口、上海和印度制品，独占了湘潭市场。同时，其他棉纱已不留踪影。其原因，据湘潭人云，是因为日本纱有光泽，斤两比其他棉纱每包多十数斤，所以人们爱用日本纱。本地人织制土布所用的洋纱，大多使用日本纱。”（注：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10页，1984年（未刊稿）。）利用一切有利可图的政治事件，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渗透，这也是日本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排挤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之一。1905年以后，借助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日本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东北市场。就棉纱而言，1907年日本的输入品价值仅为62.8万日元，到1914年上升为608.1万日元，增加868%。同期中国其他地区市场均未出现过高的涨幅，汉口日纱输入量基本持平，上海增长69%。（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ウァ书房1980年版，第121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东北的棉纺织品市场基本被日本产品所控制。（注：据日本“大阪新闻”报道，“满洲的外国贸易正在进展，特别是棉货进口方面。目前每年输入约有市布30,000匹，粗布100,000匹，粗斜纹布30,000匹，细斜纹布20,000匹，棉纱50,000件，棉布（窄面的）200,000匹。其中，日本供给的几乎占80%。”见汪敬虞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二辑，第1161-1162页。）[!--empirenews.page--]正是通过对产品的不断改进和积极的市场竞争，日本棉纱对中国的输出开始走出低谷，输出量增加，市场扩大。进入20世纪10年代，日本与印度在中国棉织品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12年，中国进口的日本棉纱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印度，达到920,589担，印度为627,832担。1913年，日本棉纱的进口进一步增长，达到1,272,983担，印度只有656,649担，是印度输华棉纱的近2倍（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成为中国市场上棉纱第一供应大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的欧洲各国社会经济很快转入战时状态，开足马力生产各类军需品，为战争服务而无暇顾及远东市场。整个战争期间，输往中国的商品大量减少，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据海关统计，到1918年战争结束，英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比战前的1913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降幅近40%；德国对中国的贸易几乎等于零；英、德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下降了6个百分点，降幅为61%。（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这种对外贸易地域结构的变化在棉纺织品市场也鲜明地反映出来。试以本色棉布的进口为例。1913～1918年中国进口英、美本色棉布数量统计 单位：1,000匹国别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英国

11,705 10,472

7,591

5,453

4,397

2,634美国

2,281

1,040

637

413

100注：资料来源，［日］井村薰雄：《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口》，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99-100页。转引自《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页。英国对中国输出本色棉布的数量，在战争结束时的1918年降到了最低点——263万匹，仅为战前的1/5。美国减少得就更多，输出量最少的年份是1917年，只有71,000匹，仅为1913年对华输出量的3%，1918年略有回升。当时英、美两国同中国棉纺织品贸易的整体情况基本与本色棉布的情形相类似。上述变化对中国棉纺织品市场造成极大冲击。“

（一）船只缺乏，致货不能畅行；

（二）货价大贵，致华人改用中国货。即如布匹一项，今华人多改穿土布，以其价廉也。”（注：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市场上棉纺织品货物的紧缺及价格高腾，为日本商品的大量输入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并由此改变了整个棉纺织品贸易格局。“至欧战前棉纱之输入，则日本与印度相伯仲。布匹输入，英为第一，日本次之，美去其二国甚远。及欧战起，英国棉货来数既减，印度棉纱以多供本国织布之用，输入之额，亦逊战前，日本棉货遂一跃而居首位。”（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15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棉纺织品市场的上述变化，也为中华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契机。欧美棉纺织品输入的大量减少，在很大程度[!--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下一页 上减轻了外国资本对中华民族纺织业长期形成的重压，而市场商品的骤减及价格的腾升，又极大地改变了其困难的经营环境，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兴建棉纺织厂，扩大生产能力的欲望。这一时期（包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时间），中华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次新的高潮，全国纺织厂及机器设备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请看下表： 1913～1922年中华民族棉纺织工业纺纱厂及设备数量统计年代

纺纱厂数

纱锭数（枚）

织布机数（台）1913

503,852

2,3161914

21503,102,56619122

519,996

2,9661916

578,240

3,4561917

576,552

3,8601918

669,608

4,2601919

715,324

4,0101920

842,894

4,5401921

1,238,882

6,6751922

1,632,074

7,817注：资料来源，丁昶贤：“中国近代机器棉纺工业设备、资本、产量、产值的统计和估量”，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3页。据上表，在10年间，中华民族纺织工业纺纱厂的数量增加了200%，纱锭数量增加224%，织布机增加了237%，均增长了2倍以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增长速度，棉纺织品的产量也随之大增。这里应该注意，中华民族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规模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其生产技术水平仍然与欧美诸国及日本存在着较为悬殊的差距。中国的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棉纺织品中，在棉纱方面，以生产20支以下的中粗纱为主；在棉布方面，主要生产品质较低的粗布。在高级棉织品领域，其生产能力仍然非常薄弱。这种状况在中国棉纺织品的对外贸易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以天津和东北的棉布市场为例。从下表中可以看到，在天津和东北市场，外国粗布的输入，不论是日本还是英国或美国的产品，其数量普遍都在减少，而其中日本减少得最多，减幅分别为85%和73%。同期，中国产粗布却大幅度增加，两个市场分别增加了700%和1544%，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绫木棉布的生产技术要求也相对较低，属粗布范畴，因此其市场情况也与粗布相类似。但在细绫棉布领域，情况正相反。外国产品输入增加，其中虽然英国和美国总体处于减少状态，但外国产品的总量在增长，天津增长了10%，东北增长了178%；而中国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几乎没有变化，天津的增长为0，东北虽有所增加，但其数量与外国输入品相比，微乎其微，只有1/350。随着中国粗纺能力的增强，外国产品正在该领域失去往昔的优势。[!--empirenews.page--] 1914年、1922年天津、东北市场部分棉布输入量统计

（单位：1,000码）

粗布

绫木棉布

细绫棉布

天津

东北

天津

东北

天津

东北

中国 2280 3080 1880

360

0

0

日本 37000 126680 54680 17360

880

58001914年 英国 2000 1200

5400

14360

美国 14840 7440 2640 2320

240

0

中国 18320 47560 15040 5200

0

160

日本 5560 34320 3840 12960 6240

516801922年 英国 1640 360 0

920

4240

美国 6360 3200 440

600 0

80注：资料来源，［日］桑原哲也：《企业国际化史之分析——战前日本纺织企业的中国投资》，森山书店1990年版，第181、182页。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棉纺织品市场发生的上述变化，日本很快调整了其生产和销售战略。在生产方面，削减粗纱、粗布的产量，扩大细纱、细布的生产。以棉纱的生产为例。

1909年、1923年日本部分品种棉纱生产量百分比统计 单位：％年代

16支纱

40支纱 42支纱1909

28.8

1.7

3.51923 12.6

5.0

5.3注：资料来源，［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第252页。16支粗纱的生产在日本棉纱生产中所占比重大幅减少，而40支以上细纱的生产比重则在不断增加。在销售方面，将过去主要面向中国的粗布输出，转而向印度及经孟买输往中亚细亚；与此同时，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增大细纱、细布的供给。1914年日本输往中国的细绫等细布约为0.27亿码，1919年时达到2.98亿码，5年间增加了10倍多。（注：［日］桑原哲也：《企业国际化史的分析——战前日本纺织企业的中国投资》，森山书店1990年版，第223页。）正是由于采取了以市场为核心的灵活的生产和销售政策，使得日本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遇到当地产品激烈竞争的时候，能够继续保持其输入不断增长和扩大的趋势。20世纪2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危机，世界经济进入萧条时期，全球贸易总量下降。中日贸易也因此受到影响，由于日本国内生产的不景气，以及中国市场的需求不振，交易减少。但是，中日棉纺织品市场并没有间断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发展走势，继续按照自身规律进行着内部商品结构的调整。在整个20年代，中华民族棉纺织工业在艰难的环境中举步向前，不断扩大生产，粗纺加工能力进一步增强，致使外国“低廉商品（如本色粗市布和洋标布）的进口减少，棉纱进口量的下降更为惊人，从年均大约2,000,000担减少到500,000担以下”，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已基本“成为一个棉纱出口国”（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页。）。就日本对中国的棉纺织品输出而言，棉纱的输出数量继续减少，从1920年的188,302捆，降到1930年的13,672捆，减少93%。棉布的输出在战后有一定增长，1918年输出价值为10，888万日元，1928年时增加到17,357万日元，增长59%。（注：［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6、27页。）在中国棉纺织品市场上，日本产品的输入仍然领先于其他各国。[!--empirenews.page--]综上所述，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改革过程中，通过大力推行“殖产兴业”等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政策，使其近代棉纺织工业取得飞速发展，在逐步夺回被外国产品占领的国内市场的同时，开始积极准备向中国进行输出。甲午战争后，凭借日本在中国获得的政治、经济权益，输入中国的棉纺织品数量猛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借机排挤英国、印度，而成为中国市场棉纺织品的最大输入国。同期，中国由于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尝试与改革的失败，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在前进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始终受到西方的重压。20世纪10年代，中华民族工业遇到难得的发展机遇，粗纺生产能力得到不断增强，产品市场份额也随之不断扩大，但是直到20年代末，在中日棉纺织品贸易中，中国仍未能摆脱作为日本棉纺织品倾销市场的被动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