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代农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生命代价

第一篇：中国两代农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生命代价

中国两代农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生命代价

张晓冰

近一个时期以来，全球最大的电子专业加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其身份为农民的青年员工接连跳楼自杀的悲剧，使我这个脱离农村实际工作基层已有七八年的乡镇干部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农村累累发生的农民负担恶性案件，即农民服农药自杀的惨境，着实感到震惊与恐惧。无论当时也好，现在也好，如果一种自杀行为偶然发生，我们可以归结为自杀者自身的原因，而当这种自杀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应该认真地寻找外在的原因，尽快出台措施来挽救年轻的生命。我千思万想，不得其解，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自杀一度成为普遍现象的人群总是农民群体？中国的社会转型难道要用两代农民的生命做代价？

一、中国社会的转型其实质是农民群体的转型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即使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至今仍然没有改变。农业人口仍然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尽管我们在三十年中实行“县改市”，在统计上减少了农业或农村人口，但实质上以农村居住的农民（尽管在全中国的城市里流动），仍然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是通过社会转型实现的。而社会转型的实现，是靠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群体的转型实现的。什么是社会转型？我的理解，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封闭式社会向开放式社会转变；城乡分割向城乡一体化转变；经济发展的地缘性向全球化转变。按照郑杭生教授的概括，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性走向现代化，到更加现代化和更新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性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①就农民个体而言，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他们可以离开土地，走出乡村，流入城市，但他们却不能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和地位。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他们比其他的社会阶层或群体作出的贡献更多，徐勇教授从三个方面作了概括：一是经济的增长，二是政治的稳定，三是制度的创新。②但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成本也是巨大的，比如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官场腐败蔓延，弱势群体扩大等。而更大的成本则是中国两代农民的流血和流泪！农民负担的沉重，造成了上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恶性案件频发；跨国公司低价格购买农民工的劳动，造成年轻一代农民的不断自杀！中国两代农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申张自己的权益时尽然采取这样的途径！

二、废除农业税制是阻止农民负担恶性案件频发的治本之策 应该说，中国农村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1980---1985年是农民获得利益最多的时期。这个时期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长期以来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没有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农村税费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而改革农业税制，促进农民收入保持持续增长。从1986年城市改革开始，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开始由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变为负担过重的形式，以至到90年代初期，农民负担发展到农民难以承受的地步，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尽管如此，农民负担仍然有增无减，各地开始出现基层干部在收取农民负担的过程中与农民发生争执成为普遍，笔者称之为“征收与反征收”现象③，许多农民便在这个过程中服毒自杀。为制止这种恶性案件的不断发展，记得当时中央每年都要开几次全国范围内减轻农民负担的电视电话会，从中央开到乡镇，通报恶性案件，处理基层干部，安排减负工作。处理的人员不仅有乡镇直接责任人，还有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等，有的追究到县一级领导干部，包括县委书记和县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后期。有学者指出，当时的农村税费改革，依然是减减增增，没有跳出“黄宗羲定律”。④农业税制才是农村问题的万恶之源。2005年，中央决定废除现行农业税制，取消一切面向农民的各种收费，同时提高和稳定大综农产品（粮、棉、油）价格，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才得以基本解决，因为负担过重而引发农民自杀案件频发的势头才得以制止。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农民服毒自杀这类恶性案件累累发生，才使决策者下定决心，采取治本之策，坚决废除农业税制。因为在废除农业税制的前夕，笔者还看到拥有话语权的我国官厅学者的观点：中国在短期内不能废除农业税。⑤

三、新生代农民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80后、90后这一代农民，与上一代相比，他们年轻，他们有知识，有些打工者甚至是大学毕业。在富士康第8跳死亡的卢新华以及同在富士康打工的同学，就是湘潭大学机电系的毕业生。他们在城市里的现代化大工厂，他们对前途有着比他们的父辈更加美好的的憧憬。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却打碎了他们的美梦。在富士康庞大的工厂里，哪里是他们生存的空间？《东方早报》记者李克诚是这样描述的：一间约30平方米的空间，分上下两铺，简单的凉席，再加上一床自购的被褥，这就是一个富士康基层普工的窝。富士康员工的宿舍一般住8人，面积稍大的住10到12人。他们来自天南地北，虽然同住一间宿舍，虽然同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可自己的室友是谁，多数人并不清楚。这里的公共文体设施几乎无可挑剔，有运动场、篮球场、娱乐室等，银行ATM机、餐饮店等商业配套设施也较齐全。然而，富士康基层一线工人却对这些文体设施并不关心。有些入职一年多的员工甚至不知道园区还有游泳池。一线员工每天被“束缚”在机器旁，天亮一睁眼就要起床、上班，加完班后回到宿舍倒头就睡，“精神整天绷得很紧”，根本没时间去顾及这些文体设施。情侣的拥抱是在监控摄像的镜头之下。⑥如果说，富士康青年员工的悲剧与工厂管理、环境有关，那么，淅江台州3名新生代相约服毒自杀，其中两人死亡⑦。凤凰卫视吕宁思披露：从2007年到2010年月2月，富士康深圳以外的工厂已经发生9宗员工自杀，直到今年4月，深圳富士康跳楼潮的出现，才引起资方和官方的关注。⑧也许，还有很多这样新生代自杀的案件我们不知道。《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值得我们深思：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的“三低”与“三多”。“三低”是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根据调查，2009年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中，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仅占42.8%。而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高达74%。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调查，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12.2%、3.9%和2.3%。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农民工以近乎“裸奔”的方式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工作生活。最近几个月，多个省份相继提高了最低工资线。但总体来讲，考虑到各种福利待遇的匮乏，农民工收入水平仍然偏低。2009年外出农民工平均月工资1417元，比2008年增加了77元。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只能拿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据统计，月工资在800元以下的农民工约有7.3%，800~1200元的占31.5%。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带给农民工无穷烦恼的“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在一些高危行业和污染企业，职业安全卫生问题突出，农民工工伤、职业病多发，有的甚至得不到及时救治。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加班现象非常突出。调查结果显示,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时。其中,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占89.8%。而即使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仍有很多对策让农民工多加班，比如通过写主动加班保证书等。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近年来迅速增加，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较他们的父辈，更加不愿意“忍了算了”，而是利用法律为自己。2009年劳动调解仲裁机构共处理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案件约60万件。各地共办理涉及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23.5万件。《第一财经日报》继续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人”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中，农民工注定是特别的一群——他们游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既不完全属于城市，也不完全属于农村。而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这一特点更加鲜明。户籍、就业、福利和保障，还有别人看待他们的眼光，这给他们贴上了一个无形的标签：农民工——当了工人的农民，但依然是个农民。在北京一家企业打工多年的小陆说起就有些激愤，“我最烦人家叫我农民工。我就是个工人，干活领工资，跟他们一样，为什么非得加上个农民？” 新生代农民工的奋斗和迷惘正好嵌在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巨额财富以各种形式分配到不同人群。而在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底层群体，成为反应较为强烈的一群。⑨

四、体面与尊严：中国农民用生命的呼唤

面对富士康员工的跳楼惨剧，许多专家学者都开出了不少药方，郭台铭甚至请来五台山的和尚做法事，真可谓病急乱投医！富士康的悲剧，绝不仅仅是一个个案，而是一种现象，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信号，未来若干年内这种现象也许还要蔓延。这绝非耸人听闻。中国出现这样规模庞大、人口如此密集的现代化大工厂，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新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富士康模式”⑩，即利用亚洲区域内，特别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极低的边际效益争夺世界市场。富士康在中国的崛起，并且成为全球制造业代工之王，正是在中国这种低地价、低工价、低成本中发展的成功案例。第二，中国的农民劳动力有一个庞大取之不尽的供方市场。正是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成就了富士康。但“富士康模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富士康模式没有给劳动者提供体面的劳动的尊严的生活！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别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对自已这种低收入低品质的生活抱着极大的不满和怨恨，对富人阶层的生活甚至是充满了仇恨！这种情绪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当前富士康的悲剧已经蔓延到本田中国工厂，并且形成了罢工风潮。而且，低价购买农民工劳动的行为已经被当前各国政府和企业所不唾弃、所不齿。富士康的大客户如苹果、戴尔、惠普等跨国公司已经表明态度，要评估富士康的悲剧环境。温加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胡总书记在“2008经济全球化与工会”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说：“让各国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怎样来实现劳动者体面的劳动和有尊严的生活，是决策者们面对的重大问题。要对富士康悲剧进行认真的评估和研究，政府应该根据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针对具体的事件制定新的政策，让“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畸形市场，去挽救中国新一代工人的生命！我相信，上一代农民用服毒死换来了中国几千年农业税的废除，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十三跳”的悲剧，一定能够换来体面的劳动和尊严的生活。2010、6、于武汉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注释

①郑杭生 《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转型理论》（见《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②徐勇《田野与政治》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③张晓冰《征收与反征收》（《改革内参》2002年第21期）

④秦晖 《税费改革、村民自治与强干弱支、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选择》（2002年5月29日《世纪中国网》）。

⑤唐仁键 《对农村税费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9期）、《国外农业税收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10期）。孙东升《论农业税的取消》（《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3期）。

⑥2010年5月26日《东方早报》。⑦新华网 2010年5月21日。⑧、⑩凤凰卫视 2010年5月28日 ⑨2010年老5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

第二篇：在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提高农民选举积极性的对策

在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提高农民选举积极性的对策

摘要：人大制度研究表明，目前农民对人大代表的选举积极性还很低，导致农民选举积极性低的重要原因是农村人大代表不能尽职地履行其职责。因此，首先要完善各种制度以促使农村人大代表履行职责，体现人大代表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才能提高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前言：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代表选举理论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创造出来的新型民主政治制度，对于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并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力，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意义极为重大。但目前农民对人大代表的选举积极性还很低，阻碍了个国家基层民主化的发展。

一、提高农民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积极性的意义

根据选举法的规定，我国目前只有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虽然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并不直接享有国家权力，而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作为基层国家机关，县级人大和乡镇人大是与农村选民联系最密切的权力机关，是农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最直接的方式。人大的组成主体是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因此，县级人大代表和乡镇人大代表的选举，是农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第一步。农民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积极性，是一个国家基层民主化程度的指示灯，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因此，探寻影响农村选民选举积极性的因素，消除负面因素、强化正面因素，对于提高选举质量、实现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民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积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的现状 1.人民代表大会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较低

我国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地方，基层人大也是当地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政府都应该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而现实生活中，许多农民认为党委的权力最大，甚至能够说出“党领导一切”还有一些农民认为政府最大，甚至有些人认为村委会最大。

2.人大代表未能成为农民解决困难的途径

根据农村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的农民遇到问题时会找村委会来解决问题，村委会是村民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通过亲戚、朋友等找关系解决困难是村民的另一重要途径；很少有人通过人大代表来反映问题、解决困难。农民认为党委和政府（包括村委会，因为调查中笔者发现，村民们普遍认为村委会是政府的最基层组织）的权力大，也即找他们能够起作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在遇到困难或问题时他们的第一选择是找村委会，而在热大代表选举时，他们常持这样的观点“选举只是形式，谁当选早就定好了”。

三、基层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缺失导致农民选举积极性的降低

人大代表一个最基本的职责就是倾听选民意见、反映选民心声、替选民表达利益诉求，这就要求人大代表经常地深入群众，了解选民的实际情况、发现选民的困难与意愿。但是，一些代表对自己的职责不清楚，甚至搞不清楚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区别，实际上，这就是代表意识淡薄、政治素养、文化素养、以及代表的职务素养偏低的表现，这些现象在许多代表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他们不会联系群众，不会调查研究，不会审议发言，不会提建议意见，成了‘几不’代表，丧失了‘代表’的意义，人大代表脱离了群众，也就脱离了实际生活，老百姓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广大农民群众自然也就对“人大代表”开始淡漠，选举积极性也会大大降低。

四、提高农民对人大代表选举的积极性对策 1.向选民报告自己参加人代会的情况

每年在参加完该级人大会议后，人大代表都应在1 个月内向自己选区的选民报告自己参加会议的情况，并向他们传达该级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具体制度设计可同建议一中的述职报告制度联系起来。参加完人代会后及时向选民报告自己参加会议的情况，可以使选民全面、深入地了解当地政府前一年的工作情况和下一年的工作计划，以监督政府工作，并根据这些信息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这样，人大代表就成了选民了解当地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的

“信息库”，其价值得到体现，与选民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也随之建立。

2、建立固定的群众接访日或“人大代表日”。

每年确定一天为“人大代表日”，代表可以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专门接待群众，听取选民意见。当然，也可以由人大常委会或主席团组织，实行统一的代表活动日。现在这些做法在山东、江苏等地都已有例可循。通过这种工作方式，一方面能够使人大代表深入群众，听取选民意见；另一方面能够让选民感觉到人大代表一直在为选民利益而工作，是有用的，而不是“摆设”。这都能促使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利益相关性的建立，进而提高选民的选举积极性。

3、建立人大代表公示制度。

每届人大代表当选后，必须向该选区所有选民公开自己的代表身份以及联系方式。北京建国门地区人大代表在建国门办事处、选区、选举单位建立了25 个人大代表集体公示牌，公布了27 名区人大代表的照片、联系地址和电话，同时，还制发了代表联系卡700 多个。这一做法能够让选民知道谁是人大代表，并能方便地联系到人大代表，也使得人大代表因时刻处于选民的监督之下而必须履行代表职责，从而让人大代表的功能得以发挥、价值得以实现。这一做法值得借鉴与推广。

五、参考文献

1、崔金鹏.农民选举积极性与农村人大代表职责履行关系研究——基于莒南县大店镇五龙官庄村的调查分析[J].人大研究, 2010,(08), pp.4-13

2、任媛.论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与公民政治参与[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09,(06), pp.13-15

3、郭玺.我国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完善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 2011

4、张朝阳.对完善中国县乡级人大代表选举程序的几点思考[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02), pp.30-32

5、代珊.公民参与人大代表选举中的问题与应对思路[J].知识经济, 2012,(19), pp.73

第三篇：充分发挥创新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创新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关心有关中国创新的一个问题：中国会领导还是会追随世界创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部分时间都是领先世界的。正如历史学家李约瑟在其著作中描述的那样，中国科学技术文明在很多领域都是富有建树的。

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就远远落后，只是近些年才追赶上来。现在变革发生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前景复杂。中国历来都擅长借鉴他国技术，作为一个“快速的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在某些领域，中国依然走在了技术知识的前沿，中国人公开发表的研究数量的增长是惊人的。现在，中国依然高度依赖世界其他国家的创新驱动，并处在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但其自身研发能力也在迅速发展。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25%的研发人员，许多中国跨国企业在研发费用的支出和研发结果方面名列前茅。

一份来自英国内塔斯创新基金会的新报告，试图解释中国未来的研究能力和创新领导力问题。它采用了最新的学术分析方法，并与来自中国和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创新型企业领导者、专家学者等进行访谈。

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归纳总结中国的创新路径，但研究结果大多不令人满意，因为这些研究依然依赖于各种关系的分析，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国内事务与全球事务的关系，基础设施硬件与文化伦理的关系，本土人员创造力与海归的企业家精神的关系。

吸收创新技术

然而，内塔斯的报告显示，中国独特的创新路径正在显现。中国能够成功地将自我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与外国知识技术结合起来。

由此，中国制造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把航天员送进了太空，并研发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一度被批评为模仿西方同业巨头的科技公司——如腾讯和百度等，也日益得到认可。这些例子表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讲的“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并不是一个从进口创新到自我创新的直接路径，而是一个相对模糊的中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其他各国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是互相融合的。

把中国刻画成为一个吸收型国家，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研究和创新条件，已经达到了能够有效吸收和利用国外理念、观点的阶段。中国的学习和模仿能力越来越强。中国企业能够迅速吸收创新理念与技术，并加入自己的创新和价值观，成功实现二次创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非常关键的。

在此过程中，如何吸收和重新理解来自外部的创新理念至为关键。在吸收一些经典研发成果时，创新更多地体现为内塔斯所谓的“隐藏创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一些创新并不能用传统研发指标衡量，如流程、组织模式、技能开发等方面的创新。但这些创新包含了对收获这些创新支出收益至关重要的补充性投资。例如，英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公司的研发支出只占全部创新投资的13%。

传统创新指标的局限

目前，中国每天在创新上的花费大约是50万美元。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每天接收的专利申请，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数据显示，中国的科技研发仍在快速增长，且各行业的产出都在普遍增长。例如生物材料行业，过去15年的行业产出增长了15倍。中国在大多数行业领域的影响力低于世界水平，但在某些行业，如工程学和数学等，影响力已接近世界水平，在农业领域的影响力更在世界水平之上。

因此，在评价中国的创新优势和劣势时，要采取一个审慎的态度。可以理解的是，中国领导人可能非常郁闷，因为中国的专利数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中国的创新能力并没有大幅提升。

创新政策

创新政策不能简单照搬他国经验，在其他发达国家获得成功的创新政策，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因此，政策制定者除了不断创新创新方法外，别无选择。那些机敏的、能够快速学习的政策制定者，就会是成功的政策制定者。

最近，内塔斯与曼彻斯特创新研究所对创新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虽然对创新政策评估制度实行多年，但因创新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们对创新政策中究竟哪一点有效，知之甚少。

至少，能使政策制定者快速、有效支持创新的政策，应该得

以推行。未来创新政策和项目应该基于以下几点：1）更好的数据；2）更有效的实验；3）应该承认判断的重要性。

更好的数据

除了成果产出量和研发支出等传统衡量指标，要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获取及时信息仍然是不可能的。新的分析技术，能让政策制定者获取更为及时的数据，追踪一些“隐形”部门，更合理地衡量初创企业的进步。这些企业的变化通常很快，难以通过传统系统记录。

更有效的实验

许多创新政策能够通过实验得到更好的评估，例如随机控制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他们尝试新的创新政策，并提前预期其成败。从190多个智能城市项目，到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中国是知识创新的大实验场。

判断的重要性

数据和实验是有用的工具，但是它们的作用有限。内塔斯研

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验。第一，创新系统是复杂的，最好使用定性分析。第二，创新政策最重要的是执行，如何执行往往比执行内容更为重要（作为对比，例如税收政策，超过一定能力之外，政策本身比执行更为重要）。

这意味着，判断创新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复杂的政策干预，最好通过精细化的案例研究评估，而不是通过定量分析。所以，保证利用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员和管理得当的机构执行创新政策，有时会比制度设计本身更为重要。

世界各国都在开发支持创新的政策方式，以驱动经济增长，解决社会问题，并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创新与国际合作带来的机遇。（完）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4月刊（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第四篇：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理论贡献的主要方面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理论贡献的主要方面。

答案：（P194）第一，论述了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思想；（2分）第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2分）第三，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2分）

第五篇：试论资本运作在中国电信业做大做强过程中的作用

试论资本运作在中国电信业做大做强过程中的作用

一、中国电信企业的资本运作已经取得重要成果

2004年上半年，中国电信业的用户已经突破6亿，规模居世界第一位，超过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总和。从企业角度分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中国联通的用户规模分别在固定通信和移动通信领域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中国互联网用户达8700万，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中国电信业尚不够强盛。本文认为衡量是否成为电信强国的标准主要是：

（1）经营规模（用户数量），这个条件中国电信业已经具备；

（2）销售额；

（3）盈利能力（盈利总量和盈利水平）；

（4）在世界通信网中的地位（是否处于中心枢纽的位置）；

（5）是否拥有世界级的电信企业；

（6）人力资源和劳动效率（人均水平）；

（7）技术装备水平；

（8）服务模式与业务创新能力；

（9）战略制定和实施能力；

（10）电信企业的资产状况和资本运作能力。中国电信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4）、（8）和（10）。中国电信业在战略制定和实施能力、业务创新能力、市场应变能力、资本运作能力方面的差距还是明显的。中国各电信企业已经形成巨大的规模和实力，中国移动的企业综合竞争力在中国大陆的所有企业中位居第一位。2003年，中国移动销售收入在世界电信企业中居第16位，中国电信的销售收入居第17位。而在利润方面二者则分别居第六位和第14位。由于这些成就是在中国电信市场尚未真正开放的背景下取得的，上述成绩还不足以反映企业的实际竞争力。能否经受全球化的考验，是企业强大的又一个标志。2005年以后，中国电信企业将经受真正的考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们都惊呼“狼来了”！但是，却很少有人疾呼“中国龙”要出去！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国际化的企业才是真正强大的企业。这也是上述电信强国条件在国际经营中的体现。

那么，如何才能使正在迅速做大的中国电信业真正强大起来呢？资本运作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本文将围绕着资本运作尤其是企业上市，分析中国电信业做大做强的途径。目前，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对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各运营企业的整体收购，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内地所有31个省市区经营电信业务的海外上市公司。中国电信上市公司也完成了对湖北等10省电信网络的收购。中国联通在内地除了贵州省之外，其余30个省份的运营企业均已上市。中国网通则刚刚在香港和纽约成功上市。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电信企业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欧洲电信企业在2000年用于购并的资金达2750亿美元。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英国的沃达丰通过资本运作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电信企业。香港李泽楷的盈动（盈科数码动力）兼并香港电讯是另一个成功的案例。

电信运营企业上市已经影响到电信市场的竞争格局。中国移动的上市开创了电信业走向资本市场的新局面，丰富的回报树立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光辉形象。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联通的上市，使其竞争力得到实质性的提高，真正具备了与中国移动竞争的实力，真正成为世界级的电信运营商。中国联通的上市将作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案例载入史册。中国联通的上市不仅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且为实现移动通信领域的有效竞争创造了条件。中国联通上市成功主要是选择了正确的时机，在股市和电信业同时处于繁荣期的背景下上市，实现了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在10年间，中国联通以13.4亿元人民币起步，1998年净资产达到23亿元，2004年，发展到拥有843亿元净资产、2129亿元总资产的巨型企业。其中国家注入140亿元，其余则来自上市融资和企业经营利润。但是中国电信上市的时机却正好是世界股市和电信业均处于衰退期的背景下，企业价值被严重低估。所以中国网通的上市时机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在电信业的前景变得模糊的情况下，中国网通IPO（首次上市）的难度很大。因此，中国网通IPO的成功一方面表明世界对中国市场前景看好；另一方面表明中国企业的资本运作能力的提高。中国网通2003年对亚环电信的收购也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资本运营对于通信企业的实力消长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着中国的基础电信运营商都成为上市公司之后，企业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不再是国有独资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是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企业间的竞争肯定会更加激烈，政府出面协调企业间关系的情况将减少，企业之间的相互适应、自我调整等自组织形式将成为主要形式。企业之间的合作将是真正出

于自愿，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

二、上市融资的经济分析

上市是企业的融资方式之一，但是上市并不是融资的唯一渠道。融资也不是上市的唯一目的，甚至不是上市的首要目的！仅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上市融资的成本不是最低的。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融资方式是很多的。其中主要有：企业金融信托、信贷、债券、项目融资、证券发行与上市、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工具、资产证券化等。在这些融资方式中，成本最低的是发行企业债券、项目融资和资产证券化。尤其是在市场上处于领先或垄断地位的特大型企业，利用自己的无形资产发行低息企业债券的效益是最高的，成本是最低的。上市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增发股票，就要与新股东按比例平分利润。而从理论上讲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因此，一般来说，借债的成本总是比发行股票低。按照现代会计制度，利息作为财务成本可以在成本中列支，可以免去所得税负担。在发行股票时，预计的收益率必须高于银行利息率，否则股票不可能卖出去。发行股票的优势在于，企业可以将其无形资产和企业发展的前景提前预支成现金，尽快投入当前的生产运营，扩大经营规模。每一种融资方式都有其特殊的优势，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

对于我国的电信企业来说，上市首先不是为了融资。由于我国的电信企业经济效益比较好，而且信誉卓著，资金的来源是非常广泛的，完全可以从中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融资。上市最根本的目的是推进我国的电信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上市不仅推动了国内电信企业的改革，也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与国际接轨创造了条件。上市有利于改善产权结构，有利于减少甚至杜绝政府的不必要的干预，完善企业的内外部监督机制，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吸引长期投资，尤其是战略投资者的加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发扬企业家精神，有利于增强员工的社会责任感等。世界上重要的企业一般都是上市公司，股市成为巨大的企业之间的竞技场。

上市是企业融通外部资金的一种可行性选择，但是上市和下市都应该是企业可以考虑的一种选择。如果企业准备上市的项目前景确实比较好，但是靠内部融资发展不起来，靠银行贷款也不足以满足扩张的资金需求，风险也比较大，需要外部投资者参与共担风险，可以考虑上市，通过出让股权换取资金。这时企业应该考虑的是能否卖出一个好价钱，也就是现有股东和经理人对企业价值的判断和外部市场对企业价值的判断之间的差异大小。如果值得就上市，不值得就不上市。已经上市的企业，如果企业内在价值确实很大而在资本市场上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股票价格偏低，应该选择下市或者回购部分股票。一个企业在股市上回购本企业的股票是对自身有信心的体现。反之，不顾小股东的利益，在股市上不断配股则是大股东及其代表缺乏企业家精神的一种体现！有实力的股东或者经理人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帮助下，进行杠杆收购、管理层收购等，实行“股转债”也是一种选择。

企业产权结构的改变有新股东参与利润分配的一面。但是由于企业的产权结构发生变化，有利于克服国有独资企业的固有缺陷，使企业真正自主经营，产权边界更加清晰，得到健康发展和效益提高，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将做得更好。国有独资企业经常存在的缺陷有所有者缺位，预算软约束，官僚主义盛行等。上市之后，上述弊端将得到有效的克服。在这里，要特别指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能从绝对意义去理解。很多情况下，国有资产的减少只要被用来满足社会公众利益，而不是流入少数人的腰包就是正常的。例如不收费的公路、桥梁和排水系统要不断由税收予以补偿。收费的社会基础设施中许多项目也是需要国家补贴的，邮政和地铁往往需要国家补贴。电信业的普遍服务也经常会带来亏损。因此，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只是一种中间性目标，最终目标应该是生态保护、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企业的产权改革不仅仅是上市与否的问题，还有比例结构问题。如果国有股比例过大，企业即使上市，其运行仍将与国有独资企业没有多大差别。甚至可能产生内部人控制现象，只考虑经理人和员工的利益，忽视非国有股东的利益。因此，适时适度降低国有股比重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国有股究竟应该占多大比重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由于国情不同，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的基础电信运营商的股权结构应该是国家控股。如果非国有股比重不断上升，国有股不能保证控股时，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国有股的特殊权利，以保证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也就是设立“黄金股”。

电信企业上市之后，如果有余力，参与资本市场，进行资本经营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形式。中国的几大运营商实力雄厚，信誉卓著，参与资本经营是充分发挥企业价值和潜力的途径之一。进行资本经营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近年来，李嘉诚的和黄公司以资本经营的方式参与各国的电信业重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资借鉴。同时不能忘记，基础电信运营商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经营者，应该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上市以后，股份公司就要强调股东的利益。而上述二者不可能永远是一致的。例如作为国有独资企业，有时可以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企业的利益。作为上市公司在处理类似的问题时就要慎之又慎，考虑的更周全一些。但是，对国家和社会负责，这一点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三、上市对于企业制度创新的深远影响

上市仅仅是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步。从一种旧体制过渡到一种新体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首先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要处理好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总经理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党委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人的转变。我们的现代化事业需要一大批合格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管理者用列宁的话说是“国家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承担国家委托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所享受的待遇是为了保证他们更好地履行其职责。最典型的如供给制，等级工资同样起这一作用。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个人的利益。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管理者如何转变成真正的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人是将自己的职业精神和道德、知识和能力以及实际贡献去与企业所有者进行交换，换得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事业成就。

同样重要的是商业文化的更新和进步。当代中国的企业文化、商业文化在企业的经营理念方面（中国当代企业的普遍现象）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状态。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安土重迁的小农意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官商思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期以邻为壑、唯利是图的私人业主的思想以及高水平的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现代企业家思想并存。甚至对于一个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个人来说，也往往同时存有上述各种意识，每个人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其头脑中哪一种思想占上风。任何企业都有在其独特的发展背景下形成的特有的企业文化，无论我们是否对它进行总结和概括。但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还很短，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时间还很短，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绝大多数企业不可能形成成熟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环境的企业文化。

企业上市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企业实现良性循环，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因为，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参与股市，增资配股可以使企业的无形资产迅速地转化为直接的有形资产和现实的生产力。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相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电信业是超前发展的，中国电信业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在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背景下，中国的消费者已经享受到了远高于与中国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所能提供的通信服务。从用户角度讲，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都是世界级的大企业。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中国通信企业尤其是中国移动集团的盈利总额已经居世界前列。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在国有独资企业制度的背景下实现的。上市之后，企业的发展除了国家和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之外，又增加了股东的积极性。同时又增加了社会上各种监督部门和媒体带来的压力，使企业行为更加规范。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将发生根本的变化。经理层的选择范围将更加广泛，可以吸收社会上的精英加盟电信企业。可以吸收国际国内的战略投资者，提高电信企业的战略决策水平。可以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弊端，可以减少过去国有独资企业所承担的一些本来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义务，大大减轻企业的负担。因此，上市公司应该比国有独资企业更适应现代化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上市公司可以更方便地去开拓国际市场，更有效地迎接国内通信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