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刘贵祥《关于涉外商事审判机制与法律适用的几个问题》20111027

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刘贵祥《关于涉外商事审判机制与法律适用的几个问题》20111027

关于涉外商事审判机制与法律适用的几个问题

提交时间： 2011-10-11 17:03:21 作者：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刘贵祥

【编者按】2011年8月下旬召开了全国涉外商事审判工作庭长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刘贵祥同志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就会议期间反映的几个与涉外商事审判机制及法律适用有关的问题，进行了解答。现将这部分内容节选出来，供大家在工作、学习中参考。本文标题由编者拟定，并对个别文字进行了调整。

（一）关于涉外商事审判集中管辖

各高院对涉外商事审判集中管辖提出了较多问题，主要包括：第一，集中管辖制度的存废问题。海南会议已经明确，集中管辖权可以扩大到所有的中级人民法院，但是否扩大由各高院根据情况自行决定，只需到最高法院备案即可。对基层法院的涉外商事审判管辖权，原则上仍需最高法院审批，只是近期审批的条件比以前较宽松些。目前，最高法院尚无取消集中管辖制度的考虑。第二、关于违反集中管辖规定是否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问题。从通知规定看，集中管辖是强制性的，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如在一审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似不应以程序违法作为发回重审的依据。第三，关于涉外商事案件的界定问题。海南会议已予以明确，这里需特别强调一点，除传统的民事案件和知识产权案件外，均属商事案件。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不是判断的标准，一些法院对凡是当事人中有一个自然人的就不按涉外商事案件立案欠妥当。此外，信用证案件、独立保函案件、有涉外因素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外国民事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均应属集中管辖范围。第四，关于协议管辖问题。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时，必须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案件的管辖。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不得协议选择没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管辖，否则该协议应认定无效。同时，对于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不具有涉外涉港澳台因素的国内商事纠纷案件，如果因为追加当事人而使得案件具有涉外涉港澳台因素，应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确认案件的管辖权，如果已经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不享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必须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明年经进一步调研和征求意见，将对原通知进行修改，对大家反映的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二）关于涉外送达

涉外送达目前确实成为影响涉外审判效率的突出因素，在各高院的总结材料中反映最多的也是这一问题。大家都认为目前法律规定的送达方式、送达规则使涉外案件久拖不决，比如公告期过长、其他送达方式不能与公告同步进行等均影响办案效率，有的当事人利用送达规则故意拖延诉讼，使权利人的利益不能得到及时保护。针对这些问题，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亦试图有所突破，但囿于法律规定，效果不太明显。目前正在修改民诉法，我们已采取措施争取在送达问题方面有较大改进，比如将公告期缩短为两个月，进一步拓展送达方式等。但是，在民诉法修改之前，我们还是要严格按照现有规定执行，否则，往往成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重要理由，不得不指令再审，反而使诉讼周期更加漫长，欲速则不达。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尽可能的提高送达效率，建议一审法院对能够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让其当庭确认送达地址，并认可邮寄送达方式，这会给二审节省送达时间创造条件。此外，有的法院向外国公司在国内的子公司送达，如果以这种方式送达到了外国公司，不应属程序违法。此外，前面我已经提到，对涉外送达，许多法院还有模糊不清的认识，掌握的尺度不一，我们可以通过在调研基础上编制专门送达手册的办法予以解决。

有的高级人民法院反映的域外送达的文书格式问题，经向最高人民法院外事局了解，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对依《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海牙送达公约）向公约成员国境内当事人的文书送达，不需要使用统一的委托书格式，由司法部统一填写请求书后发往缔约国的中央机关；其二，对于通过外交途径送达的文书，外事局有统一的委托函格式，各省、市、自治区主管法院外事工作的部门（如外事办公室）都有备案，如有需要，可以向本地的外事主管部门提出要求。

对于返回的送达材料的翻译问题。无论域外送达成功与否，返回的送达证明书都没有中文译本。因为这些证明书涉及多国语言，我院外事局不能一一进行翻译，需要审理案件的法院自行翻译。一般情况下，涉外商事审判人员文化素质都比较高，这一点应当比较容易做到。

对于云南等地提出的边境地区的境外送达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进行调研工作。因为国际司法合作的开展需要假以时日，故应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和双方边民往来的便利条件，灵活采用多种方式通知当事人参加诉讼。在这方面，广西高院积累了一些经验，可资参考。

（三）关于对境外当事人的强制措施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时，如果确有必要对外国当事人或者港澳台地区当事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应当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87）公发16号《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办理。人民法院采取限制当事人出境措施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1、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时，轻易不要采取限制当事人出境的措施。如认为确有必要采取限制当事人出境措施的，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被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人只能是在我国有未了结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二）当事人有逃避诉讼或者逃避履行法定义务的可能；

（三）不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可能造成案件难以审理或者无法执行。有些人民法院对不是案件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今后工作中应予以注意，应严格把握适用的条件。

2、在需要限制当事人出境时，应尽量选择采取扣留当事人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出入境证件的方式，避免采取在边防口岸阻止当事人出境的措施。

3、如果确需采取在边防口岸阻止当事人出境的措施，人民法院应协调好与有关边防检查机关的关系，特别是在人民法院决定解除限制出境措施后，必须及时通知相关的公安机关。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必须遵守本法。”因此，如果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的当事人存在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章的规定，可以依法对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四）证据的公证认证问题

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必须提交有关身份的证明。作为当事人的自然人提交的用以证明其身份情况的护照、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出入境证件，无需再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但作为当事人的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的公司、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提交的用以证明其身份情况的在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注册登记机关注册登记的证明，必须办理相关的公证认证手续。

从现在的司法实践看，存在一种情况即当事人系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公司，但其将主要营业地设在了香港，亦在香港的公司注册登记机关依法办理了海外公司的登记。该公司在人民法院参加诉讼时，如果提交了香港公司注册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的证明，并在香港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对该证明的证明力，人民法院可予以确认。如果该公司提交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登记机关进行注册登记的证明，但其在香港办理的公证认证手续，对该证明的证明力，人民法院不应予以确认。对该问题所应把握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提交的注册登记证明是哪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机关出具的，必须在出具证明的该机关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办理公证认证手续。

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身份证明之外的其他证据，无论是否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人民法院均应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并根据质证情况结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对其证明力作出认定。对方当事人仅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拒绝质证或者否认该证据证明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方当事人拒绝质证的，人民法院应向其释明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

（五）关于案外人提起再审申请的条件

按照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案外人提起再审申请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其对生效判决确认的标的物存在权利争议，如果案外人不通过再审程序没有其他救济途径。对此应注意三点：一是生效判决没有直接对标的物的权利归属作出认定，只是在执行程序中将标的物作为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执行，案外人可以通过执行异议之诉或另行起诉予以救济，而不能提起再审申请；二是对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如果案外人认为具备合同法规定的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情形，应当亦可以申请再审。因为，其不能通过撤销权诉讼得到救济。这当是民诉法与司法解释关于案外人提起再审申请的规定的例外情形。最高法院民四庭目前正在审理两起这样的案件，拟裁判后作为指导性案例向有关部门推荐。但是，在案外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时，如果调解书的效力仅约束参与调解的案件当事人，不涉及案外人与案件一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调解书客观上并不产生损害案外人撤销权的后果。此时的案外人与一方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通过另行提起诉讼解决，案外人无权对调解书申请再审。对此情形，大家可以参照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四期所刊载的2010民申字第1276号一案；三是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确认的债权转让，受让人不具有申请再审的主体资格。司法实践中出现一类特殊类型的债权转让，即诉讼当事人向案外人转让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债权。此时受让人是否因成为新的债权人而享有申请再审权？案外人申请再审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二是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且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债权的受让人不符合上述再审申请人的条件，其提出的再审申请应予驳回。

谈到调解，有法院提出，在涉外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请求人民法院制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是否准许？我们认为，应当准许。因为，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可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0条规定：“涉外民事诉讼中，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应当制发调解书。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以依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送达当事人。”这是针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可以遵照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关于“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并非针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这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矛盾。至于司法解释与有关司法文件对涉外调解与非涉外调解作出不同规定的原因，在于有的外国法院或我国不同法域的法院对我国法院制作的调解书的效力不能像判决书一样予以认可，如果不以判决书的形式制作法律文书，难以得到执行。因此，涉外审判中的调解要适应这种客观现实。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可在裁判文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对当事人通过调解协议处分其民事权利内容进行表述，并对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或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作出认定后，依据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进行判决。考虑到目前台湾地区法院并不认可大陆人民法院作出的调解书，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时亦可以参照上述原则办理。

（六）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纠纷

2010年8月16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是近年来最高法院颁布的一项重要司法解释，实施一年来各方面反响都不错，但是在适用中也存在一些理解性错误，借此机会再说明几点：其一，因未经审批而被认定为不生效的合同，关于报批义务的约定及相关条款应是有效的，具有可履行性。即便合同中未明确约定报批义务，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的默示条款，亦可认定当事人具有该义务。一方当事人请求履行报批义务的，应予支持；义务人不履行报批义务，应承担的是一种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因此合同中关于相应的责任条款的约定亦是有效的。比如，关于不履行报批义务双倍返回定金、赔偿一定损失的约定同样具有可履行性。当然，如果合同约定的系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的违约条款则另当别论。在这一点上，该司法解释是对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的进一步发展，并不存在法理上的冲突。其二，对隐名投资者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司法解释确认隐名投资者的股东地位，在设定的条件上确显苛刻。要在诉讼中征得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有一定难度，且操作起来不够顺畅。但这系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正在与商务部就隐名投资确认股东地位问题、股权转让诉讼情形下的报批问题进行调研协调，拟联合下发通知，以畅通相关渠道，确保司法解释有关功能的充分发挥。其三，对经行政审批的协议的补充协议的效力，原则上要考量补充协议的内容是否系对已审批协议的实质性变更，亦即是否属于行政部门必须审批的事项，属于应认定未生效，不属于则不影响合同效力。比如，补充协议针对价格条款、付款方式、付款条件等作了另行约定，不应认定不生效。实践中，存在经审批的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虚伪意思表示的情形，当然应认定无效。而补充协议虽属真实意思表示，但未经审批，可依当事人的请求判令义务人履行报批义务。实践中还存在的黑白合同问题，关键是要看经审批的合同是否系真实意思表示，是否规避法律规定，如果未报批的所谓黑合同仅是当事人的商业安排而无涉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等因素，不应一律持否定态度。

（七）关于担保合同纠纷

与担保有关的涉外纠纷目前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的是历史性问题，有的是对金融政策的把握问题，有的是立法漏洞的问题，有的是对法律理解不一问题。就大家所反映的几个主要方面谈些意见。

一是金融不良债权对外转让中涉及的对外担保的效力问题。对该问题，本来在海南会议上已明确了基本尺度，在2010年7月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外资处置不良债权案件涉及对外担保合同效力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5号）。依据该《通知》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外国投资者出售或转让不良资产，由于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对该类担保的审查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不适用《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关于对外担保的批准和登记的规定，如果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依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外资处置不良资产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第六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知了原债权债务合同的担保人，外国投资者或其代理人在办理不良资产转让备案登记时提交的材料中注明了担保的具体情况，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管理部审核后办理不良资产备案登记的，人民法院不应以转让未经担保人同意或者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为由认定担保合同无效。

此外，另根据法发[2005]6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二条的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贷款的，担保债权同时转让，无须征得担保人的同意，担保人仍应在原担保范围内对受让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认真领会通知精神，严格遵照执行。

至于有的高院反映，外国公司从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不良资产，可能带来的诸如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一系列问题，可依照最高法院2009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资产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办。该纪要基本上是针对金融不良资产转让中存在的问题而制定的应对措施，基本精神对涉外因素的不良资产转让同样是适用的。

二是独立保函问题。首先，具有涉外因素的独立保函，不应依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否认其独立性，可以认可其独立性。对于没有涉外因素的独立担保，其效力认定原则上还是要坚持以往的司法态度，即关于独立性的约定无效，但不因此影响具有从属性的担保效力。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广泛开展独立保函业务，非涉外因素的独立保函占一定比例，司法实践应密切关注这种经济现象的变化，适时调整裁判思路。但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予以解决，不宜随便改弦易辙。

其次，对外担保须经外汇管理部门审批的管理制度没有发生变化，故对外担保未经审批应认定无效的司法态度亦没有改变。应当注意的是，在当事人约定对外担保适用外国法或我国其他法域的法律时，过去我们在裁判中往往以当事人的约定违反我国公共政策或系法律规避为由而适用中国法律，并认定担保无效，对此裁判理由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后，给我们处理类似情况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即该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依据该规定，可以排除当事人关于准据法的约定的适用，而直接适用我国的外汇管理条例的规定，认定担保无效。但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向国外当事人出具的大量独立保函，据了解并没有逐笔申报审批，在效力认定上是否应区别于一般的对外担保？我们认为，应当有所区别。区别的依据是什么？目前我国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外担保的行政监管，采取额度制，只要在外汇管理部门确定的担保限额内对外提供担保，无需逐笔报外汇管理部门审批或备案。因此，对该情形的对外担保的效力，虽未经审批或备案，亦不应认定无效。

第三，目前一些法院陆续受理了一些涉外独立保函案件，一些基础合同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止付独立保函项下款项的申请。对这类案件的处理确实没有法律或司法解释可资依据。那么，如何掌握独立保函止付的条件呢？在见索即付保函项下，担保人仅对受益人（债权人）提呈的索赔文件进行形式审查，而没有义务对基础合同的实际履行进行审查，这无疑增加了受益人进行不当索赔的可能性。根据各国的司法实践，受益人的不当索赔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受益人提呈的据以索赔的文件不合格；二是受益人提供的据以索赔的文件虽然合格，但证据显示，基础合同违反公共秩序，受益人系明显欺诈或滥用权利。就第一种情形而言，只要索赔函件与保函设定的条件或单证要求不存在不符点，即应付款。即使存在不符点，债权人亦可修改后再次提出，银行不得拒绝。只要是在保函确定的期限内，受益人可以多次修改提呈的索赔文件，直至符合保函要求。因此，实践中由于不符点问题拒付的情形极少发生；第二种情形，是适用独立保函欺诈例外规则的一般条件。法院是否支持债务人的止付申请，乃至终止支付，均应依此为判断标准。由于独立保函独立于基础合同关系，是独立保函的基本属性，且独立保函欺诈例外规则十分抽象，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应慎重适用。如果债务人提供了债权人欺诈或滥用权利的初步证据，且一旦支付保函项下款项债务人不能或难以实现返回请求权，则应当支持债务人提出的带有财产保全性质的止付请求。至于是否终止支付，则需要债务人提供相应的充分、明确的证据，并经实体审理予以裁判。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以参照《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付信用证公约》第十九条列举的情形，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是否存在独立保函欺诈。债权人索赔时，基础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并未得到最终的确认，对此举证并让法院予以确信是比较困难的。在这一点上的难度甚至超过信用证欺诈的认定。信用证欺诈，主要是没有基础交易而伪造单据，但独立保函项下的单据则比较简单，甚至不需要单据。因此，法院对欺诈的判断离不开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及效力认定。

三是关于担保期间及诉讼时效问题。处理担保案件的法律依据确实比较庞杂，从我们所审理的一些申请再审案件看，一些法院适用法律比较混乱，原因是对担保法有关司法解释的历史变化、制定的历史背景不甚了解，对一些条款的理解错误。因此，需澄清几点：第一，要注意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演变。在担保法实施前发生的担保行为，原则上要适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据该规定第11条，保证期间相当于主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即二年。后来，为解决我国不良金融资产转让问题，最高法院2002年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担保法生效前发生保证行为的保证期间问题的通知》（144号通知），规定担保法实施前发生的担保行为，如果在债权人没有向担保人主张权利且主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人可以在2002年8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六个月的期间内主张权利。之所以发该通知，是由于长期来各方面对1994年司法解释第11条关于保证期间规定理解不一，大量的不良金融债权可能脱保，再给债权人最后六个月的期限。因此，对保证期间的认定，要考虑司法政策的变化，以正确适用；第二，对担保法实施之后的担保行为，担保法，特别是担保法司法解释关于保证期间的规定是比较明确的，只是应注意，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如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则保证期间则转化为保证的诉讼时效，按照诉讼时效原理认定保证债权的胜诉权是否丧失；第三，物权法颁布后，关于抵押权的存续期间的规定有所变化，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条规定的是主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两年内行使抵押权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而物权法第202条则规定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对此变化亦应引起注意，在物权法实施后发生的抵押权，应适用物权法之规定；第四，对于合同无效情况下缔约过失责任的诉讼时效如何起算，目前争议很大，有主张自终审判决确认合同无效之日起算的，有主张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的，各法院判决尺度严重不一，而最高法院至今没有作出规定。我们通过一个2010民四终字第11号案确定了这样一个思路：保证期间是被保证人行使权利唯一可预期的合理期限，其在保证期间不行使权利，将产生丧失权利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担保合同无效，保证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亦不复存在。

（八）关于信用证纠纷

近年来信用证纠纷案件数量有下降的趋势。从审判实践看，各级法院执行司法解释的情况较好，一是能严格坚持信用证独立性原则，认定信用证关系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不因为基础交易发生纠纷而裁定止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二是能准确界定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范围，信用证欺诈情形的举证责任由信用证止付申请人承担，严格规范信用证止付的条件和程序。但是，近期一些法院在审理信用证纠纷时，对信用证司法解释的理解还存在一些分歧。

一是关于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是否应以认定信用证欺诈成立为条件的。根据信用证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可以在诉讼前和诉讼中向人民法院申请裁定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究其根本，这是一种财产保全措施，信用证司法解释第十一、十二、十三条等条文的规定也正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做出的规定。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同时满足五项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止付裁定，其中之一就是有证据证明存在信用证欺诈，这些条件设定得较为严格，主要是由于在信用证项下存在欺诈的情况下通过司法干预信用证项下的付款本身就是一种例外情形，应予严格掌握，不能滥用，否则将损害信用证制度本身。然而，在诉讼前和诉讼过程中，在财产保全阶段就要求当事人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并由人民法院认定构成信用证欺诈是不现实的，只有经过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实体审理才能最终认定信用证欺诈是否成立，并根据该认定结果最终确定是否应当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也就是说，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条件之一虽然是要有证据证明存在信用证欺诈，但这种证据要求是初步的、适当的，而不是充分的。

二是关于实践中如何把握认定信用证项下构成善意议付的标准。根据信用证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信用证项下款项已经被善意议付的情况下，即使存在信用证欺诈的情形，人民法院也不能再裁定中止支付或者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即信用证欺诈例外的例外。这里“善意”议付的认定标准即是要判断议付行是否构成“善意第三人”，与我国民法上判断善意第三人的标准是一致的。具体而言，是指议付行对没有基础交易、伪造单据等欺诈行为不知道或应当不知道。

（九）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标准基本趋于定型化，但是在标的物风险负担、出卖人瑕疵担保义务、检验期间、违约金与定金及赔偿损失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各级法院仍存在认识上的差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集各国合同法、国际贸易法律以及商业惯例之大成、以其精巧的制度设计，合理分担权利和责任，保障商业交易的公平和效率。对公约判例进行汇总研究，并与我国相关国内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对审判实践大有裨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转发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公约加入国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货物买卖合同如不另做法律选择，则合同规定事项将自动适用公约的有关规定，发生纠纷或诉讼亦依据公约处理。在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处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的实践中，最常见的问题是卖方提供的货物质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公约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对于买卖合同缺乏关于货物质量具体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对出卖人的瑕疵担保义务提出了四项具体要求，即除当事人另有协议外，货物应当：（1）适用于同一规格货物通常使用的目的；（2）订立合同时买方曾明示或默示通知买方的任何特定目的，除非情况表明买方并不依赖卖方的技能和判断力，或者这种依赖对他是不合理的；（3）质量与卖方向买方提供的货物样品或样式相同；（4）以通用方式进行装箱或包装，如无通用方式，按照足以保全和保护货物的方式装箱或包装。相较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的规定，公约更强调卖方对所出售的货物应满足当事人对货物基本的期待和要求。在相关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如果当事人没有证据证明货物不能满足其使用目的的原因是由于货物质量存在瑕疵而造成的，在安装调试过程中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卖方提供的货物质量符合合同约定。

再如公约在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分别规定买方的检验义务和异议通知义务、第四十二条规定卖方对货物涉及知识产权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第四十六条规定替代履行的具体条件、第五十条规定减价的计算方法等，判断违约的标准更趋明确化，违约救济的方式更趋多样化。

（十）关于仲裁的司法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发布《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知》，建立了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内部报告制度，凡否定涉外仲裁协议效力、撤销或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必须报经本辖区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并最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方可作出裁定。2010年共审结仲裁司法审查请示案件32件，核准比例为50%,表明内部报告制度对于减少各地法院可能出现的法律适用错误，确保涉外仲裁司法监督权的正确行使，起到了安全质检阀的作用。从各高院及有关请示案例反映的情况看，有几点需要予以注意：

1、关于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根据该条规定，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时，当事人约定了仲裁协议的准据法的，首先应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这是仲裁协议的契约性所决定的，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现。但要注意仲裁协议准据法和主合同准据法的区别。仲裁协议无论是单独订立的协议，或是主合同的一项条款，均独立于合同存在，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适用于解决合同争议的准据法，并不是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协议准据法，不能用来确定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

其次，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但约定了仲裁机构或仲裁地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的规定不完全一致，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1）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或仲裁地法律由当事人还是法院选择，选择适用时有何酌情考量因素？（2）是否仍有适用法院地法的余地？

关于第一个问题，仲裁机构所在地或仲裁地法的选择适用是第二顺序的适用原则，仅在当事人不能就仲裁协议准据法达成一致意见时才予以适用,因此应当由法院直接选择。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来看，仲裁机构所在地与仲裁地分离的现象十分常见。仲裁地是与仲裁协议有最密切联系的地点，适用仲裁地法判断仲裁协议的效力以及决定仲裁应适用的程序法，为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及实践所普遍认同。如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与仲裁机构所在地不同，例如约定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仲裁应在瑞士苏黎世进行，法院可以优先选择适用仲裁地法。

关于第二个问题。《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没有明确排除法院地法的适用，也没有规定在当事人既没有约定仲裁协议准据法也没有明确约定仲裁机构和仲裁地时，如何确定仲裁协议效力应适用的准据法。基于仲裁协议程序性契约的属性，适用法院地法作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关于法院地法的适用规定，在实践中作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的补充适用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和《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适用关系，今后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予以规定。

2、仲裁与财产保全的关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以及《仲裁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措施,应当由仲裁机构将当事人的保全申请提交给人民法院，且《仲裁法》未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前申请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受理仲裁前的财产保全申请没有法律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规定了对于当事人有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在申请仲裁前可以向被保全的财产所在地海事法院申请海事请求保全的程序，因此海事仲裁应依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按《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办理。商事仲裁仍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执行。

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后，是否适用财产保全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依照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按照互惠原则办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属于国际司法协助的范畴，《民事诉讼法》未就该类案件规定财产保全程序，因此人民法院受理该类案件后采取财产保全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3、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之间的关系。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核心问题。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是指一国法院对外国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庭）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裁决予以认可，使其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司法行为。承认是外国仲裁裁决在法院地国取得执行力的必经程序。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是指在承认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使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取得执行力的仲裁裁决得以实施的司法行为。当事人可以只申请法院地国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效力，而不申请执行。

4、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中仲裁协议与股东代表诉讼的关系。中外合资和合作经营企业经常在设立公司时通过合营合同的仲裁条款约定股东之间的争议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对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是否构成限制?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源于公司的权利,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是主张公司的实体权益, 公司不是合营合同仲裁条款的当事人,诉争事项也并非股东之间的权益争议,因此股东代表诉讼不应受合营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另一方面，我国没有仲裁第三人制度，公司不是仲裁条款当事人，不能参加到合营合同争议的仲裁程序中去。一般情形下，仲裁庭对合营合同争议作出仲裁裁决,并不影响股东代表公司对另一股东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但是如果股东代表诉讼的诉讼标的，即讼争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仲裁事项完全相同，则法院可以依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对在后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不予受理。比较典型的例如股东依据合营合同对未出资股东的出资责任申请仲裁，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并对守约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此时仲裁裁决股东履行出资义务，而出资义务履行的对象必然是公司。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具有同等约束力，股东对这一既决事项不能代表公司对未出资股东再次提起以出资权利义务关系为诉讼标的的股东代表诉讼，否则就构成重复起诉。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中国海事局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 中国海事局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中国海事局 《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案件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

法民四(2006）第l号

各海事局、各海事法院、海事法院所在地的各高级人民法院：为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和海事案件审理，加强海事局与海事法院之间的工作协调与配合，共同维护海上交通运输安全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中国海事局经研究，制定以下工作指导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海事调查与海事诉讼

(一)海事局作为国家海上安全监督管理主管机关，对海上交通事故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审理因海上交通事故提起的诉讼案件。海事局、海事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为查处海上交通事故，审理海事案件，应当相互配合、互相协商，提供工作方便，提高工作效率和执法、司法水平。

(二)中国海事局、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对于突发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海上交通事故，应当建立海事调查与海事诉讼协调机制，协助海事局和海事法院妥善处理事故和纠纷。当地海事局与海事法院、有关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沟通信息，对重大海上交通事故和重大海事案件，相互通报事故处理结果和案件裁决结果。

(三)海事局应协助海事法院查询案件审理中涉及的船舶国籍、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船舶租赁的登记和变更情况。

(四)海事法院因审理海事案件需要到海事局调查收集证据时，应派两名法官并应出示工作证件及协助调查通知书，海事局应提供事故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其他与海上交通事故有关的证据材料。海事法院收集的证据原件不能提取的，可以复制，由海事局签章确认。海上交通事故当事人在海事局事故调查中签字确认的调查材料，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和理由，海事法院可以作为证据采信。

(五)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可以作为海事法院在案件审理中的诉讼证据，除非有充分事实证据和理由足以推翻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

(六)海事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诉讼当事人对海事局的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有疑义的，海事法院可以要求海事局对当事人提出的相关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七)海事法院在受理船舶碰撞案件中，为查明案件事实，经当事人申请，或者海事法院认为案件审理需要，在出具协助调查通知书后，可以向海事局调取船舶航行记录的信息资料。

(八)中国海事局及其所属机构与外国海事调查机关联合调查的证据材料，不属于海事局向海事法院提供的证据范畴。

(九)海上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船舶拒绝接受海事调查或者诉讼中拒

绝承认发生碰撞事故，受害船舶当事人有证据证明逃逸船舶当事人持有证据可以证明事故发生的相关事实，逃逸船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海事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结合证明案件事实的有关证据，可以作出逃逸船舶妨碍举证的不利推定。

二、船舶扣押与船舶拍卖

(一)海事法院裁定扣押船舶，应向海事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海事局提供协助。海事局根据裁定书载明的事项依照法律规定提供协助。协助执行中发生的有关费用，由海事局与海事法院结算。

(二)海事法院请求海事局协助不予办理船舶所有权变更、船舶转让等手续，或者对已经拍卖、变卖船舶的需要办理变更手续，应当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和有关裁判文书。

(三)被扣押船舶应当配备足够的在船值班的适任船员，保证船舶的安全。海事局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被扣押船舶可以采取强制措施配备船员，或者责令被扣押船舶移泊。涉及被扣押船舶的安全监管、船舶动向等有关事项，海事局与海事法院应当互相通报信息，给予必要的工作配合。

(四)为方便工作，海事法院请求海事局分支机构协助执行扣押船舶 的，海事局分支机构向上级海事局报告后，协助办理船舶扣押手续。

(五)海事法院作出船舶拍卖裁定后，应当及时通知协助扣押船舶的 海事局。船舶拍卖公告发布后，海事局可以通知已公告拍卖船舶的登记抵押权人在海事法院办理海事债权登记。

（六）海事局、海事法院应当加强对被扣押船舶逃逸查处的合作，及时通报相关信息。海事局协助海事法院对逃逸船舶的追查。海事局、海事法院应当对逃逸船舶和事件当事人依法予以处罚。

三、防污管理与污染索赔

船舶油污事故发生后，海事局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参加清污作业的费用，油污责任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海事法院在审理清污费用赔偿案件中，应当对此予以充分考虑。

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第三篇：XX年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述职报告

XX年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述职报

告

XX，本人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和指导下，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我院的工作特点，通过庭里干警的共同努力和各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圆满的完成了审判及其他各项工作任务，现将一年来学习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认真学习党的政治理论和法律业务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

为了更好的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我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始终把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素养摆在自身建设的首要位置，除积极参加院里组织的各种学习教育活动及培训以外，还根据自身的实际，坚持学习工作互相促进，以学习促进工作，以工作促进学习，做到学以致用。同时还认真钻研新的法律法规和司法理论。探究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解决审判工作出现的疑难复杂案件。积极面对和参与法院系统的司法改革工作，不断提高自身的审判能力。

二、认真审理好各类民商事案件，积极维护辖区社会稳定

在新的形势下，人民法院所担负的民商事审判任务的责 任重大，为了能够积极稳妥的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在工作中，我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热情的服务态度，认真审理每一起民商事案件，注重对当事人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在庭审过程中，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最大限度的调动合议庭组成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细心听取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辩解，真正落实“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原则。

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在工作中努力改进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改善服务态度。一件案件的审理，对法官来讲，只不过是他每天工作的一部分，但对当事人来讲，可能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一件难事。所，我们在对每件案件的审理上都严格把握案件的质量关，注重从程序到实体每个环节的审判。一年来，我带领全庭同志一手抓办案进度，一手抓办案质量，把每件案件的审理，都看作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乎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看待，经常加班加点，全力保证所有案件都在审限期内审结。

XX年截止目前，民四庭共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375件，审结305件，结案率82.4%，收结案与上一基本持平。我本人收案184件，结案160件，结案率为86.96%。在所审结的案件中，判决60件，调解41件，撤诉33件，移送2件，裁定驳回起诉13件，调撤率为46.25%。审限内结案率为100%，公开审判率为100%。在所审结的案件中，适用简 易程序审结129件，普通程序审结20件，简易程序适用率为87.76%，涉诉信访案件为零。

三、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全力做好司法审判工作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深深的体会到，人民法院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这不仅是宪法和法律确定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具体要求，也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根本保证。今年，为了进一步提高民事审判工作质效，我们主动联系人大代表，听取人大代表对我院的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让人大代表及时掌握了解我院民事审判的动，努力提高办案质量。通过上述举措，自己深深的体会到，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不但有利于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案的自觉性，而且有利于规范自己的审判行为，纠正和预防工作中出现的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的各种问，通过监督才能不断提高执法水平，维护司法公，确保我们的审判不偏离方向。

四、廉洁自律，树立自身良好形象

审判庭的庭长他起着承上启下、上传下达的作用，“一岗双责”。何谓“一岗双责”的职责，庭长既要抓好业务工作，也要以同等的注意力抓好队伍建设，带好队伍。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审判行业曾经存在的吃、拿、卡、要和冷、横、硬、推、拖等热点问题，我们组织全庭同志，认真学习贯彻 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的“四条禁令”、“八个不准”、“六个严禁”以及法官法规定的法官不准有的“十三种行为”。在具体工作中，自己率先垂范，带头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时刻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清廉自律，警钟长鸣。经常开展学习教育，正确对待名利、权利，坚定信念，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审判职权，不吃拿卡要，不以案谋私，不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全庭工作人员无任何违纪违法行为发生。无信访、零投诉，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和严肃。

五、存在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回顾近一年来的工作，虽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当事人的期盼还相差甚远。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继续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对十九大精神的学习，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规范我们的工作学习。提高本人的司法水平和驾驭审判工作的能力，努力适应日益复杂和不断出现新问题新类型的审判环境，努力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二是进一步提高案件质量，所有的案件严格按审判规程进行操作，大胆探索新时期民事审判工作的新特点。强化创新意识和为民意识，及时与上级法院及其他庭室进行沟通、尽量避免差错案件的发生。三是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用自身的良好形象和更加出色的工作成绩回报组织对我的培养和信任，站好最后一班岗。

第四篇：当前商事审判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

当前商事审判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

◇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奚晓明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商事纠纷案件中也有所体现。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相关民商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颁布和修改也在持续进行，商事审判领域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出现。下面，我仅就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反映较多的法律适用问题，谈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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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担保物权的实现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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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审查问题。人民法院对于担保物权实现案件的审查，在性质上，属于“形式审查”，主要审查担保物权实现的条件是否成就，包括担保物权是否有效成立、主债务履行期是否届满、担保物权的实现是否受到限制等。经审查后发现存在民事权益争议的，应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并告知其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被申请人提出异议且提供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进行综合判断。如果被申请人仅笼统提出或表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异议，以防止被申请人滥用异议权。被申请人提出合理异议，经审查成立的，可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并告知申请人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在审查中，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进行听证的，可依职权启动听证程序，通知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到庭接受询问。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属于特别程序，不适用调解，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审查过程中自愿和解，可由申请人提出撤回申请，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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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担保权利并存的问题。人保和物保并存的担保权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应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但应注意审查当事人对物保和人保的实现顺序有无特别约定，如果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符的，应裁定驳回申请。对于同一财产上设有多个担保物权的，如登记在先的担保物权尚未实现，后顺位的担保物权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支持，但应当以保障先顺位的担保物权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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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因立法较为原则，实践中遇到问题在所难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我们鼓励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避免对该类案件不予受理或拒绝受理的情形发生，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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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企业间借贷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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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借款合同效力。近年来，各地法院对民间借贷的问题反映比较突出。但严格说，民间借贷并不是法律概念。对“民间借贷”这一概念的范围，司法部门与行政监管部门的理解并不一致。按照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的规定，此类案件是指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纠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而金融监管部门所掌握的标准是，凡商业银行金融借贷以外的借款合同纠纷均属于民间借贷。其中，既包括自然人之间的生活消费性借贷，也包括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就企业间的借贷而言，既包括具备金融从业资质的小贷公司、典当公司等非银行机构与企业间的借贷，也包括不具备金融从业资质的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在商事审判中，对于企业间借贷，应当区别认定不同借贷行为的性质与效力。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但实际经营放贷业务、以放贷收益作为企业主要利润来源的，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在无效后果的处理上，因借贷双方对此均有过错，借款人不应当据此获得额外收益。根据公平原则，借款人在返还借款本金的同时，应当参照当地的同期同类贷款平均利率的标准，同时返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如提供资金的一方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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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利息保护的标准及偿还顺序。借贷双方对借款期限内的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约定的利率不得超过借贷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借贷双方对支付利息的约定不明的，可以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或者当地同期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水平确定。借贷双方对本金与利息的偿还顺序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计算。借贷双方既约定了逾期还款的违约金，又约定了逾期利率的，借款人可以同时主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但总额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限。借款人向小额贷款公司、典当公司借款，在合同约定的利息之外，同时约定了其他合理费用的，应予保护，但总额一般也应以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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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今后央行可能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在此背景下，我们以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利率保护上限的司法政策，也将做出调整。鉴于各地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较多，这里是否可以考虑以当地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同期同类贷款的平均利率作为四倍的参照值，可进一步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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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公司法中的法人人格否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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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适用条件。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应予强调的是，法人人格独立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人格否认是公司制度的例外。因此，要从严掌握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在程序上，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当以当事人主张为前提，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适用。在实体上，须同时具备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避免因滥用该制度而动摇法人人格独立原则的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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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人格混同的认定与举证责任的分配。股东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业务混同、人事混同、住所混同情形的，可以认定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对上述事实，应当由公司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但一人公司除外。公司债权人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但因公司经营情况的证据由公司掌握而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进一步证明是否存在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举证责任由公司或股东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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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法人人格的逆向否认与横向否认。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对象仅限于公司股东。但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公司与股东人格不分，由此导致股东的债权人要求公司对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以及因关联公司之间人格不分，导致公司债权人要求该公司的关联公司也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对于这些案件，能否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存有争议。在学理上，因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进而由股东为公司之债负连带责任的模式，被称为法人人格的顺向否认。股东的债权人诉请公司对其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以及公司的债权人诉请该公司的关联公司对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则被称为法人人格的逆向否认或横向否认。严格地说，只有顺向否认的模式才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的条件，但逆向否认或横向否认是否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可在今后审判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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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破产案件管理人的分类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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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破产法制度下，破产管理人的指定原则上采取随机方式。但实践表明，完全随机地在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并非均有利于破产案件的审理。从审判实践需要出发，有必要探索对管理人的分类管理制度。具体而言，在随机指定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专业能力、职业操守、勤勉程度、履职情况等考核指标，确定管理人的等级；与此相对应，可以根据案件复杂程度和标的额的大小，将破产案件分为重大复杂破产案件、普通破产案件、小额破产案件等类别，据此确定不同管理人的不同办案资质。这样既能使职业能力尚不能满足破产管理工作需要的管理人通过办理一些案情简单、财产较少的小额破产案件来积累经验，同时也对办理重大复杂破产案件的管理人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还要建立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综合管理人队伍的专业性和流动性等因素，对管理人实行晋级和降级管理。从已有的地方法院实践看，管理人的分级管理有利于促进管理人队伍的专业化，有利于改进和完善管理人队伍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有利于提高管理人制度的运行效能，值得推广。◇

◇

◇

（本文选自奚晓明在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处理民间借贷纠纷应破除“身份主义”和“公章崇拜论” 当前，在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一些司法裁判人员基于“法人代表即代表法人”、“公章即证明法人”这种简单的逻辑定式，把法人代表或单位负责人在外个人举债（有的加盖公章）等民事行为一律视为职务行为，而对债权的合法与否、正当与否不加考察，更不考察其举债资金是否进入正规财务账户、是否实际用于法人或单位事项，进而把那些本该由个人承担的债务、或者是否实际发生的债务认定为法人和单位债务。

“身份主义”和“公章崇拜论”保护的不当债权不外乎这些表现形式：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个人名义借款，一些法官仅仅因为借款人是单位负责人就将偿债义务判定“转嫁”于单位；借据虽有公司公章和法人代表签字，但借款没有任何入账证明，借款是否实际发生或进入他人账户都没有查清，法官即简单认定为单位债务；项目部经理不当举债甚至虚假举债，法官仅凭“项目部公章”判决由公司为其买单，而免除项目经理个人偿债义务；借款虽然进入项目部账户，但随后即转出至个人账户，并未实际用于项目，而法官仍然判定借款本息由公司偿还；项目部负责人采取虚列的材料款和民工工资的形式套取公司款项，法官仅凭清单上加盖的公章而判定由公司支付。

一、反思：债权保护为何异化

债权受保护，当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司法理念和价值取向。但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介入和保护的债权应当是合法债权、正当债权。一段时期以来，受片面保护债权的价值理念影响，一些司法裁判者奉行“身份主义”或“公章崇拜论”，导致一些个人债务、虚设债务轻易“转嫁”于法人和单位，以法律的名义和国家强制力介入并保护了一些不当债权、不慎债权、瑕疵债权、有争议债权，甚至非法债权、虚假债权，从而损害了国家、集体和他人以及真正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某些领域对国家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家庭伦理秩序、公序良俗和单位财经制度、金融管理制度产生了一定冲击，甚至为一些人稀释财产、侵占财产、逃废债务、非法集资、诈骗、洗钱、黑幕交易等违法犯罪提供了方便，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律正当程序在这里异化为不法利益甚至违法犯罪的工具和“帮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化？

1.价值取向偏差：债权保护过于优于其他权益保护

当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一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极其强烈的价值理念就是保护债权！不可否认，保护债权，当然应该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价值，这主要基于市场交易安全的考虑。但是，取向一种价值的同时，切不可忽视其他价值的考量与平衡。任何一种优先保护权益都是有前提和基本准则的。就保护债权而言，不能简单为了市场交易秩序的安全而冲击社会整体秩序的安定和诚信根基，不能侵害无辜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能为了保护债权而将履债义务任意转嫁于当初没有参与债的订立的其他不知情人，包括不知情或没有实际得到借款的法人或单位。相反，债权安全、交易安全与秩序要让位于社会整体秩序的安定和诚信价值取向。因为债权安全还受市场制约，风险规则是任何经济行为的普适性规则。

2.逻辑误区：“身份主义”、“公章崇拜论”成就虚假、不当债权的法律保护

在一些法官眼里，只要查明了借款人的法人代表或项目经理身份的真实性，或者只要看见了“公章”，就如同发现了“铁证”，就可以放心地认定某笔债务为单位债务。一些法官处理这类纠纷，往往把审查重点放在借款人“身份真伪”和“公章真伪”的甄别上，而不去实际考察债务资金的来龙去脉和实际用途。公章的真或假，就能证明债务的真或假么？即使加盖的公章真实无疑，如果资金没有进入单位正规账户，没有实际用于单位事项，这样的债务能证明是单位债务么？

因此，无论是建筑施工领域的项目经理，还是法人代表或单位负责人，判定他们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判定他们的举债是个人债务还是单位债务，重要的不是看其身份和公章，关键是要看其行为是否真正为了单位事项、资金是否真正进入单位监管的正规账户、是否实际用于单位事项。决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行为，不能仅因为条据上盖有公章或者法定代表人有签字就简单地认定为职务行为或法人债务。

二、正本归源：债权保护的正当路径

1.法律保护的债权仅限于合法债权、正当债权

获得法律保护的债权应当为合法债权、正当债权。对于夫妻一方串通他人虚列债务的，夫妻一方名义举债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项目经理与人串通虚列债务或者恶意举债企图利用表见代理权损害公司利益的，法人代表并非基于法人的意志且利益指向亦非法人而举的债等，都不是正当债务，自然不属于法律优先保护的范畴。

有人会提出质疑：那些有争议的债权为什么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呢？因为举债是一种市场行为。市场有风险，举债同样有风险。风险规则适用一切市场行为，举债亦不能例外。其次，法律和国家强制力只能介入和保护正当债权、合法债权。但这种介入和保护也是有限的，法律和法院不能充当任何债权的“保险公司”。在市场风险规则和有限保护前提下，法律必须区分正当债权和非正当债权，将正当债权纳入司法保护范畴，而非正当债权、有争议债权、瑕疵债权主要靠市场调节，法律不必强制介入。

2.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谁立据谁还钱”与“谁使用谁还钱”

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合同的权利享受者和义务的履行者必须是合同订立和履行的当事人。具体到借贷合同，则应坚持“谁立据谁还钱”这一最为简单也是最为根本、最为可靠、最合常理的原则。强调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或者“谁立据谁还钱”原则，既可保证交易安全与便利，也可防止签字双方为他人设置不当负担。因此，法人代表、单位负责人以及项目经理如果不是严格的代理行为，也不符合严格意义的表见代理，同样只能由个人承担债务。但如何确定合同相对人，不能唯公章是举，要综合实际签字人、资金的实际掌控者和使用者、资金的实际流向和使用情况、有理由相信的代理权或表见代理权等因素，确定合同当事人是个人还是法人或单位，是项目经理还是建筑公司。

合同相对性原则，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相对，还必须考察实质上的“相对”，即“谁使用谁还钱”。也就是说，即使借款协议、借据都是由公司、单位签署，但如果借款没有进入公司、单位正规账户，没有实际用于公司、单位事项，那就不能认定为公司或单位债务，只能认定为个人债务，即由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承担偿还义务。对公司或单位有过错的，可判定个人和单位共同承担偿债义务，但也决不能轻易免除个人责任。

（本文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院长）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答记者问

适应新形势新常态统一裁判理念规则

践行司法为民促进社会和谐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

纪要》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罗书臻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以下简称《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值此《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公布之际，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的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第八次全国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对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请您谈谈这次会议确定的民事审判工作主要任务和出台《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的意义。

答：2015年12月23日至2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专门作出重要批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规划建议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对于人民法院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常态，更加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会议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民事审判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按照“五位一体”总体部署，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服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发展”理念，坚持依法保护产权、尊重契约自由、依法平等保护、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倡导诚实守信以及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相统一“六个原则”，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会议针对 “十三五”规划建议的新形势、新常态，就民事审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达成广泛共识，形成《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共计八个部分、36条，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2次会议讨论通过。《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的出台和施行，必将有力地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各类民事案件，妥善保障各类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有效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问：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人民群众关注度高，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请问《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其中哪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总结？ 答：审理好婚姻家庭案件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正能量，促进家风建设，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二）、（三），有效地指导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但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针对当前婚姻家庭纠纷中比较常见的未成年人保护和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等问题进行了规范。

和谐稳定的婚姻家庭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判的重要内容，以前的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涉及较少，这次《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明确提出，在审理婚姻家庭案件中，应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比如，在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中，对于实施家庭暴力的父母一方，建议不判给其抚养权。再比如探望权的问题，探望权的适当行使对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人格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提出，探望权的行使要根据未成年子女的年龄、智力和认知水平，在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和尊重其意愿的前提下行使。

近年来，家庭财产数量日益增多、种类也日趋多样化，《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实践中较为疑难的有关夫妻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形成的保险价值和保险利益分配等问题进行了明确。

问：侵权案件的审理涉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关于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请您谈谈《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哪些问题进行了规范？

答：审理好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对于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提出，要总结和运用以往审理侵权案件所积累下来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探索新形势下侵权案件的审理规律，更加强调裁判标准和裁判尺度的统一。《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社会保险制度与侵权责任的关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

对于社会保险和侵权责任的关系，一般认为，社会保险是一种社会性风险分担机制，是对受害人的一种基本社会保障，没有分散侵权人侵权责任的功能，而侵权责任是行为人因自己侵害他人权益所应承担的责任，两者在立法目的、价值取向、保护范围、适用条件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基于此种认识，《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第9条明确“被侵权人有权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不因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而减轻或者免除。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和四十二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工伤保险基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险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或者其他保险待遇。”

对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审理该类案件的总体思路和理念是：通过司法审判引导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举证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为此，《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对患者和医疗机构各自的举证范围和举证责任提出了比较具体可行的意见。

问：近年来，房地产不管是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层面还是在人民群众家庭财产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请问《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该类纠纷都有哪些意见？

答：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审判是民事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理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对于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一贯强调，坚持以依法维护各方当事人权益，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作为审理此类案件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大家知道，在房地产领域，存在土地出让、合作开发和房屋买卖、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的一、二、三级市场，从公权力干预的程度上看，是依次减弱的，因此，在对合同效力的把握上，也要依次放宽。为此，《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第13条、第14条分别明确，“当事人仅以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未达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条件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当事人仅以转让抵押房地产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针对近年来以房抵债类纠纷显著增加的实际，《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区分各类情况，分别提出具体明确的处理意见，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实践中的模糊认识，对于指导该类纠纷的审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问：产权保护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指标，我们注意到，《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也专门规定了物权纠纷案件的审理，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意见。

答：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加强产权保护，根本之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民事审判工作中，妥善审理好物权纠纷案件，是保护产权最直接的体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起草的物权法司法解释今年公布实施后，社会反响良好，并且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但由于物权法理论性强，与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联系紧密，有很多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一时难以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审判实践中比较集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初步的处理意见，当然，这些意见尚需审判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在“关于物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一节对农村房屋买卖、违法建筑相关纠纷、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对于农村房屋买卖纠纷，由于国家目前正在对宅基地制度改革进行试点，政策性特别强，总的原则是区分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要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依法保护，非试点地区仍要保持原来政策的连续性。对于涉及违法建筑的纠纷，《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的指导思想是合理确定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边界，对于当事人请求确认违法建筑权利归属和内容的，不予受理，由行政部门解决；但是，违法建筑致人损害的，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制度也是保护产权的重要内容。针对实践中认识比较混乱的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根据相关政策规定，确定了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要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以及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认定相关权利主体。要以当事人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重要考量因素，慎重认定其权利主体资格的丧失，注重依法保护妇女、儿童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合法权益。” 问：请您谈谈《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提出了哪些意见？

答：妥善审理好劳动争议案件，对于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多次提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要坚持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企业生存发展并重的理念。《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依然贯彻了这一理念。

比如，《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第29条关于“末位淘汰”等形式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规则是优胜劣汰。面对激烈竞争，不少企业想方设法采用各种管理手段，力争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处于不败之地。“末位淘汰”与解除劳动合同之间不能等同，解除劳动合同必须要依法进行，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看，我国法律没有允许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可见企业管理考核中的末位员工被“淘汰”，缺乏法律依据。此外，《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还对劳动争议诉裁审衔接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规范，便于劳动合同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

问：建设工程案件专业性很强，请您谈谈《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这类案件的审理有什么新的思路？

答：据统计，全国每年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虽然数量不大，但因其专业性、复杂性特点，历来是民事审判工作的难点。建设工程案件审理的专业化是目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也应该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建设工程领域的强制性标准比较多，这是保证建筑工程质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所必须的。针对目前建筑市场招投标实际情况，《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明确提出，要依法维护中标合同的法律效力，对违反招投标法规定，变更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的约定，不予保护。

承包人停（窝）工损失赔偿问题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的难点，《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专门对此进行了明确。《合同法》规定了三种造成工程停（窝）工的情形，司法实践中，符合三种法定情形造成工程停（窝）工的情况较多，但是，判决由发包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例并不多，保护停（窝）工受损方合法权益力度不够。法律适用难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计算停（窝）工损失数额以及如何认定停（窝）工损失与过错方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方面，特别是窝工造成生产效率低速运转损失的计算难度较大。为此，《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第32条对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今后，我们还要不断积累审判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相关裁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