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大博士官场生态论文
北大博士挂职调查基层官场
披露县乡政治生态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1年10月26日04:20 中国青年报
冯军旗论文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中部某农业县挂职两年，写出25万字的博士论文，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里。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红白喜事，任村支书的父亲都是村民们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他便常常跟着父亲看《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在一次作文考试里，三年级的冯军旗还因为使用了“蒸蒸日上”这样的词，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从那时开始，冯军旗便渐渐产生了对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书店阅读领袖人物传记，一本518页厚的《江泽民传》，“两个下午就能读完”。读研究生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硕士论文选题是“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家仆世界”。
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叙旧闲聊。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刘新成无意中提及，自己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基层中国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北山市的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后来他听说，中县愿意接纳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帮县里“搞个关于信访问题的调研，并给一些对策”。
导师郑也夫也给了学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对几位评审老师说：“对不起各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冯同学要写什么。”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
“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睁大眼睛多观察，在实践中发现事实，发现论文主题。”临行前，郑也夫再三交代。
车到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冯军旗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春雨贵如油，这是为了迎接贵人啊！”副部长快步接过冯军旗手中的行李，并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乡，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总穿着从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我就是在尴尬中一点点融入官场的。”冯军旗自嘲道。
进入圈子后，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倒是大多乐于陪这位“从北京来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
“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事实上，中央曾明确规定：“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并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县的官场中，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县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冯军旗抱怨：“你看我发表文章都自己出钱，没有课题经费，电话费不报销，也没有专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有活动开会就派车来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
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一旦被提拔为副处级甚至处级干部，便意味着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是中县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还集中在县直机关，比如商业局的财政就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
冯军旗担任县长助理时，协助分管的部门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机常提醒他：“冯县长，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实权的部门！”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在论文中，冯军旗根据县领导们的简历归纳出了一套“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径是“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简单说，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周而复始，最终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冯军旗总结道，“打个比方，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在中县，管这叫做“没干成”。
而在受访的一些干部看来，只有能干到县委书记，“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
“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
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
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
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
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腐败研究。
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
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这让冯军旗想起已经退休的老父亲。年少时，做村支书的父亲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常事，有时为了帮村民挑粪要走上十几里路。
而在如今的中县，一到晚上，村干部会回镇上的家，乡镇干部会回县城的家，而县领导则回北山市的家，“中县成了空城”。
中县曾出过一任“官声不好”的县委书记。他离任后不久，民间便盛传其已去世。后来这位前书记特意回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2009年春节前夕，冯军旗在县政府值班，连续4天县政府大门都被上访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官民之间的距离的确在变远，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员任免机制不无关系。”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他。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个县高歌猛进的发展。去年，一家五星级酒店刚刚完成盛大的奠基仪式。不远处的一座电影城也已经开张营业，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奥斯卡。
冯军旗错过了这些盛况。2010年5月，由于导师临时组织同门论文交流研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县的干部们辞行，便匆匆赶回北大。而按照这里的传统，送别挂职官员时，干部们通常要分列两排，让挂职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
回京后，冯军旗带着在中县完成的博士论文参加了毕业答辩。
“作为中县干部曾经的一员，我确实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但歌功颂德不是学术研究，于现实无补，于改革无益。希望中县的干部们能理解我的研究。”冯军旗这样表示。
在打印版的论文扉页上，只写着一句话：“献给中县干部。”
此时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印着烫金大字的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实际上，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如果是组织部，也许我就去了。”
如今，冯军旗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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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北大博士卧底官场解政治家族
北大博士卧底官场解政治家族 来源：中国青年报
导读：北大博士生冯军旗卧底中国中部某县官场两年，写论文解读“政治家族”。
冯军旗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冯军旗论文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里。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红白喜事，任村支书的父亲都是村民们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他便常常跟着父亲看《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在一次作文考试里，三年级的冯军旗还因为使用了“蒸蒸日上”这样的词，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从那时开始，冯军旗便渐渐产生了对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书店阅读领袖人物传记，一本518页厚的《江泽民传》，“两个下午就能读完”。读研究生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硕士论文选题是“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家仆世界”。
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叙旧闲聊。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刘新成无意中提及，自己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基层中国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北山市的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后来他听说，中县愿意接纳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帮县里“搞个关于信访问题的调研，并给一些对策”。
导师郑也夫也给了学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对几位评审老师说：“对不起各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冯同学要写什么。”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
“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睁大眼睛多观察，在实践中发现事实，发现论文主题。”临行前，郑也夫再三交代。
车到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冯军旗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春雨贵如油，这是为了迎接贵人啊！”副部长快步接过冯军旗手中的行李，并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乡，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总穿着从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我就是在尴尬中一点点融入官场的。”冯军旗自嘲道。
进入圈子后，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倒是大多乐于陪这位“从北京来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
“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事实上，中央曾明确规定：“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并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县的官场中，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县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冯军旗抱怨：“你看我发表文章都自己出钱，没有课题经费，电话费不报销，也没有专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有活动开会就派车来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
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一旦被提拔为副处级甚至处级干部，便意味着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是中县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还集中在县直机关，比如商业局的财政就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
冯军旗担任县长助理时，协助分管的部门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机常提醒他：“冯县长，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实权的部门！”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在论文中，冯军旗根据县领导们的简历归纳出了一套“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径是“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简单说，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周而复始，最终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冯军旗总结道，“打个比方，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在中县，管这叫做“没干成”。
而在受访的一些干部看来，只有能干到县委书记，“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
“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
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
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
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腐败研究。
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
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这让冯军旗想起已经退休的老父亲。年少时，做村支书的父亲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常事，有时为了帮村民挑粪要走上十几里路。
而在如今的中县，一到晚上，村干部会回镇上的家，乡镇干部会回县城的家，而县领导则回北山市的家，“中县成了空城”。
中县曾出过一任“官声不好”的县委书记。他离任后不久，民间便盛传其已去世。后来这位前书记特意回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2009年春节前夕，冯军旗在县政府值班，连续4天县政府大门都被上访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官民之间的距离的确在变远，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员任免机制不无关系。”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他。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个县高歌猛进的发展。去年，一家五星级酒店刚刚完成盛大的奠基仪式。不远处的一座电影城也已经开张营业，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奥斯卡。
冯军旗错过了这些盛况。2010年5月，由于导师临时组织同门论文交流研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县的干部们辞行，便匆匆赶回北大。而按照这里的传统，送别挂职官员时，干部们通常要分列两排，让挂职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
回京后，冯军旗带着在中县完成的博士论文参加了毕业答辩。
“作为中县干部曾经的一员，我确实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但歌功颂德不是学术研究，于现实无补，于改革无益。希望中县的干部们能理解我的研究。”冯军旗这样表示。
在打印版的论文扉页上，只写着一句话：“献给中县干部。”
此时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印着烫金大字的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实际上，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如果是组织部，也许我就去了。”
如今，冯军旗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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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净化官场政治生态
净化官场政治生态 2013-04-01 第03版：思想理论 作者：邱炜煌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4167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面对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中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受到了污染，需要对症下药，及时治理，构建风清气正、政通人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净化政治生态，先得找到政治生态受污染的根源，以便对症下药。笔者以为，当下的政治生态，应根治以下“常见病”：
一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的潜规则。干部群众普遍认为买官卖官是最大的腐败，“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暂缓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已成为一些地方干部升迁的潜规则，民主推荐、组织考察、集体研究等有时不过是玩程序、走过场。在这种潜规则支配下，卖官者权力寻租，甚至明码标价，买官者投其所好，钱贿、色贿、雅贿无奇不有，于是“带病在岗”、“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现象司空见惯，而不跑不送者的政治发展空间因为这种“不正当竞争”而被大大压缩。所以中组部曾对买官卖官问题进行专项整治，提出让卖官者身败名裂，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二是“拼搏不如拼爹”的特权现象。“我爸是李刚”，一语道破了当今拼爹的社会病，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领导干部“明里暗里为子女亲属升官发财奔走的，以权枉法的，不乏其人”，这是封建社会“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腐朽思想的沉渣泛起，与党的宗旨背道而驰。任其发展，我们社会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我们的事业就不能生机勃勃。现在“官二代”现象比较突出，有的领导干部钻政策空子曲线调动亲属进公务员队伍，有的另辟蹊径通过“党外路线”安排子女进班子。人们呼唤焦裕禄、杨善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严格要求子女亲属，不搞任何特权。
三是“能力不如关系”的关系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质资源稀缺，加之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升学、就业、考公务员、评职称、提拔、买房子、打官司、出国等等，都要拉关系走后门，于是乎经营关系进“圈子”现象盛行。大到帮派小到“老乡圈”、“同学圈”、“麻将圈”，形成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有关系走遍天下，无关系寸步难行。这种“无人不求人、人人都被求”的“中国式求人”往往挑战法律尊严、政府公信力、社会公平和市场规则，必然导致权钱交易、人身依附。
四是“琢磨事不如琢磨人”的投机钻营。常言道：“君子做事，小人„做人‟。”这里所谓的“做人”是指琢磨、算计人，拉关系。品行正派的人把精力用在事业上，心术不正的人则把心思用在投机钻营上，现实生活中会做人比会做事跑火，“琢磨事不如琢磨人”成了一些人的金科玉律。琢磨领导，了解他的喜怒哀乐，投其所好；琢磨对手，掌握他的弱点软肋，攻其不备；琢磨派系，打听谁是谁的人，谁听谁的话，四处讨好，八面玲珑；琢磨自己，无视缺点，放大优点，心生浮躁，盲目攀比，“两年不提拔、心里有想法，三年不挪动、就想去活动”，甚至提拔的位子还没坐热，便又想着上台阶。如果让“只琢磨人不琢磨事”的投机钻营者得利，那老实人就必然吃亏，“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涌流”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五是“干的不如看的”的论资排辈。时下一些地方存在五花八门的“机关病”：止步不前的“恋旧病”、敷衍扯皮的“推诿病”、萎靡不振的“懒惰病”、麻木不仁的“冷漠病”、华而不实的“漂浮病”、只说不做的“空谈病”。沾染了这些“病”的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习惯于当看客、评论员，对干事的说三道
四、品头论足，甚至横挑鼻子竖挑眼。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人竟然还很“吃香”，仕途顺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为论资排辈，年轻人再吃苦再有成绩也得往后靠；二为求全责备，苛求探索者，挑剔实干家，只许成功，不许失误，使干事者不但流汗还流泪；三为迁就落后，正所谓“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会闹的孩子有奶喝，一些地方和单位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违心推荐“会来事的”，只求尽快“送瘟神”。我们的事业需要实干家，只有鼓励探索，宽容失败，不让干事者吃亏，才能真正形成实干兴邦的良好氛围。
六是“做事不如作秀”的形式主义。对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说着容易做到难，就是因为“做事不如作秀”在作怪：一为浮夸“秀数字”。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俨然“皇帝的新装”，上下心知肚明，左右互相攀比，以至层层作假，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尤其在GDP统计上弄虚作假，地方汇总数据与统计局核算的全国数据差距较大。二为浮华“秀工程”。有的地方患政绩饥渴症，不顾经济条件和发展实际，不惜举债集资，甚至挪用救灾款，竞相建设“大广场”、“大市场”、“大公园”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自己积累升迁资本。有的地方“打造典型”，把所谓的“农业示范园”、“农民别墅群”、“现代养牛场”等集中“秀”到公路边，以期上级领导“一目了然”，却往往因为“布景”、“道具”穿帮，或“群众演员”配合不当，弄巧成拙，丑态百出。三为浮躁“秀形象”。一些领导干部还不满足于“政绩”突出，还要想方设法“策划”、“包装”自己，展示“个人魅力”。官员作秀，实质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七是“摆平就是水平”的伪稳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然而什么才是我们需要的稳定观？ 基层干部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稳定就是搞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一些同志把它作为领导学说的真谛。领导干部需要关心同志、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并提高协调能力和沟通艺术，但不能搞无原则的妥协、无法纪的放纵和有失政府公信力的迁就。然而现实中“人民币解决人民问题”、“封口费摆平媒体”等现象司空见惯。只要能够摆平，捂住盖子，不被曝光，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摆不平，矛盾爆发，家丑外扬，上级感冒，轻则影响自己形象，重则危及政治生命。所以“功夫在诗外”，只要能够“摆平”，成本可以不计，原则可以放弃，法纪可以靠边，政府自然缺乏应有的威信。必须走出“摆平就是水平”的误区，强化是非观念，运用法治思维，维护公平正义。上级机关要关心基层、主持公道，正确对待媒体批评，依法治理“告恶状”现象，为基层干部坚持原则、大胆工作创造宽松的环境。
八是“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由于存在片面“以票取人”问题，一些干部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处世哲学，把“圆滑”视为成熟，把“世故”当成稳重，滋长庸俗的坏风气。一则放弃积极的思想斗争，“批评上级放礼炮，批评同级放哑炮，批评下级放空炮”，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愿“拉拉袖子提个醒”，即使提点意见也是隔靴搔痒，不能触及灵魂，否则会被认为不团结、不成熟。二则讨巧卖乖，通过不正当手段联络感情，增加选票。对上级拍好，百般献媚，投其所好；对下级哄好，不讲原则，护着顺着；对同级敷衍好，称兄道弟，拉拉扯扯。三则回避矛盾，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着走，尤其是对那些会告状的恶人、会办事的能人、有交情的自己人，更是无度宽容，甚至姑息养奸。“好人主义”吃香，批评与自我批评难以开展，必然导致党内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功能退化。因此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感叹：“我多年没有听过批评的声音了，要是平时能对我多批评几句，兴许今日不至于落得这般下场。” 九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经济学有一个著名定律叫“劣币驱逐良币”，说的是成色不良的铸币与成色优良的铸币在市场上一样流通，人们往往将“良币”收藏起来，久而久之良币会逐渐退出流通，而市面上流通的都是成色不良的劣币——劣币把良币赶出了市场。这一定律也存在于一些政治生态不良的地方和单位。有的同志坚持原则，嫉恶如仇，成为我行我素者的绊脚石，往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正所谓“你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你出局”；有的同志独善其身，不进“圈子”，领导层没有力挺的“靠山”，同事中没有帮腔的“哥们”，民主推荐时往往得票不多；有的同志埋头苦干，不混不赌，非但不能成为榜样，反倒成为被挖苦嘲讽的“另类”；有的注重学习，学有所成，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往往不被重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优胜劣汰，是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如果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政治生态，那干部队伍中的“优者”也会被逼成“劣者”。
十是“不怕犯事只怕„出事‟”的地方保护主义。“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是中央领导同志对领导干部全面成长提出的要求，精辟到位。但一些同志对“不出事”存在误读，把它局限于被双规、受查处。其实，“不出事”就是用党的纯洁性要求对照自己、检点自己、令行禁止、把握底线。一些地方只怕“出事”不怕犯事，势必助长违法犯罪的侥幸心理，导致攻守同盟的抱团现象，产生有案不查的地方保护主义，形成滋长腐败的“政治生态”。因此不能为了优化所谓的“投资环境”而对严重违法违纪问题隐瞒不报、压案不查；不能为了维护所谓的“地方声誉”，降低处罚标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和谐稳定”，执纪主体不作为，处罚标准不统一，使“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成为一句套话。
净化政治生态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首先要强化领导干部的荣辱观。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教育，弘扬正气，鞭挞落后，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正确价值取向，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权力，平心处事，诚心待人，倾心尽责，为民服务。净化政治生态要从我做起，不能坐而论道，坐等别人改变面貌。
其次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政治生态建设既需要思想引导更需要制度监督，要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决策机制、选人用人机制、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机制和领导干部监督管理机制等，使各项工作在制度框架内阳光操作、规范运行。
再次要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净化政治生态，选人用人是关键。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支持改革者，鼓励创业者，批评空谈者，追究诬告者，宽容失误者，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科学把握“群众公认”，防止片面“以票取人”；落实干部监督制度，坚决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进行斗争，依法依纪打击拉票贿选风，显示净化政治生态的坚定决心。
最后要抓住契机全面转变干部作风。当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令”，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奢靡浪费之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要以此为契机，标本兼治，不断巩固和扩大胜利成果。
第五篇：北大医学部博士招生细则2014[定稿]
北京大学医学部2014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
细则
一.报名对象：
1.参加北京大学医学部组织的 “申请－考核制”方式招生的考生；
2.已被北京大学医学部接收为本科起点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本校及外校应届本科毕业生；
其中:第1类考生本第一次登陆系统，应首先注册当自己的网报用户帐号（不要使用往年注册的帐号登录）；
第2类考生须使用北京大学研招办下发的用户帐号和口令直接登录。请勿自行注册。登录系统后，请先修改口令。
外国来华留学人士请按《北京大学医学部招收外国来华留学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中的相关规定提交报名申请。细则请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院－招生网－招生简章栏目中查阅。
港澳台侨人士请按《北京大学医学部从香港、澳门、台湾人士中招收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中的相关规定提交报名申请。细则请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院－招生网－招生简章栏目中查阅。
二.报名时间
“申请－考核制”考生自2013年11月01日12:00至12月25日12:00，全天受理。“直博生”自2013年12月01日09:00至12月20日12:00，全天受理。
三.报名程序
1.报考者须符合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医学部《2014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及《2014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中规定的报考条件。
2.提交报考信息
登录北大招生网报名，网址如下：http://graschool.bjmu.edu.cn/yjsyweb/index.aspx
(1)申请注册：仅限2014招生第一次进入本系统时使用。包括用户名（即使用本系统的名称）和口令等。注册成功与否系统都将给出提示。如注册失败，可能是用户名与他人的相同，或本人以前曾以相同用户名注册过，请另行注册。
(2)报名登录：
直博生：使用接收函中给定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其他考生：使用招生当年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3)录入信息：按系统提示如实录入个人信息项，录入完毕请“提交”确认。
根据教育部规定，非现役军人考生的有效身份证件为“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考生应如实填写相关信息项。
获得“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资格的考生请在备注栏内注明“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并将加盖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主管部门公章的《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资格确认表》，在2014年1月底前寄（送）达医学部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4)浏览信息：浏览已提交的个人报考信息。如作内容修改，请点击“修改”。
(5)修改信息：修改除“报考院系所”以外的信息项，修改后请“提交”确认。
3.网上交费
(1)收费标准：
“申请－审核制”考生、直博生：200元/人；
(2)交费方式：通过本系统提供的链接，依托首信易支付进行网上交费。支付前请登录首信易支付网站，点击右上角“帮助”，”仔细阅读《新手必读》等提示信息。
4.直博生打印报名表
请在上传照片审核通过后打印，并填写表中的“教学及科研情况简介”、“工作学习经历”、“家庭主要成员”和“考生自述”等栏目，签署本人姓名后，在2014年1月底前寄（送）医学部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5.“申请-考核制”考生打印报名表、及提交其他报名材料
请在上传照片审核通过后打印，并填写表中的“教学及科研情况简介”、“工作学习经历”、“家庭主要成员”和“考生自述”等栏目，签署本人姓名后，打印报名表，按照报考学院细则中的要求，将报名表和其他材料按时寄至报考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
6.“申请－审核制”考生请在报名前查看“2014年推荐免试研究生拟接收名单”中录取类被为“直博”的考生名单，参照此名单和2014年博士招生目录进行报考。已拟招收直博生的专业及研究方向不能报考。如考生报考了已招推免生的研究方向，资格审查时将自动将考生的报考志愿调整为相同或相近的专业及研究方向。
7.退出登录：完成本系统各项操作后，请点击“退出登录”。
四.上传个人电子照片
全部考生（包括 “申请－考核制”考生、直博生）在提交个人报考信息、网上支付报考费并生成报名号后，均需按《北京大学博士生报名上传个人电子照片注意事项说明》的要求上传个人电子照片。
五.其他说明
1.网报提交的个人信息必须准确、真实；
2.请事先仔细确认自己的报考资格，如果因为不符合报考条件或考生个人行为造成不能参加考试，报考费不予退还。
3.如果出现因网络拥挤，造成报名过程出现异常，可以等候网络畅通以后再
进行。
4.如网上支付出现问题，请与首信易支付联系。
客服电话 010-82652626 分机号码：6613/6576/6829每日9：00-17：30010-59321108 全天24小时
电子邮箱 cs@payeasenet.com 一个工作日内回复
5.北大医学部研招办咨询电话： 010-82802338；010-82802337。
六.审查学历和学位证书原件、领取准考证
报考医学部的所有“申请-审核制”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持本人有效证件（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及学历和学位证书原件（非应届硕士生）或研究生证（应届硕士生），到报考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进行审查，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请注意查看北医研究生院网上通知及学院通知。
英语水平不符合基本要求，需要参加医学部组织的统一英语考试的考生，领取准考证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请注意查看北医研究生院网上通知。
注意：考生参加统一考试时必须携带准考证和本人有效证件（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附件：
1、北京大学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个人陈述
2、北京大学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专家推荐信
3、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报名交费须知
4、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报名上传照片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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